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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普洱茶市场的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个蒸蒸日上的大赛中。更多的资本进入到这个市场，为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波澜。2006年，李忠华的茶庄生意和所有普洱茶厂家一样蒸蒸日上。2007年普洱茶风头正盛时，李忠华的一个茶庄一天的最高销售额曾达到196万元。不过，当时他没想到普洱茶的价格会涨到那么高，同样也没想到会跌得这么惨。
杨智杰在这场混战中显得异常冷静。“以销定产成了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战略。”杨智杰说，在那个时候，原本不愿意跟他退出国有单位出来打拼的同事也下海了。到处收茶的这位老同事，找到了杨智杰这里。倚仗着与自己多年的关系，老同事提出，加价20％向杨智杰收茶，并自己拟好了合同，不由分说地主动将1000万元的货款打到了杨智杰的账户上。“我当时就劝他这其中有风险，但并不奏效。”杨智杰无奈只有七拼八凑从其他客户的货中匀出了100万的茶叶，却还背了个“不仗义”的罪名。但正是这份谨慎让杨智杰躲过了2007年普洱茶泡沫破灭的“劫难”。“当时好多赊销的企业都倒下了，最后连银行的贷款都没办法还。”在市场受重创重新洗牌的时候，杨智杰却研究决定在临沧工业园区征地20亩，新建一座年生产加工能力达1500吨的现代化普洱茶加工厂，成为了剩下来的优胜者。
市场跳水同样让王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银行贷款到期，销售锐减，让王霞度过了创办企业后的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但在困难中，王霞的企业没有停产过一天。
如今，当年风波带来的后遗症已经逐渐消散。在普洱茶市场上，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柏联集团等原本并不涉及茶产业的企业也参与了进来。“现在云南有这么多茶厂，最根本的原因是准入门槛低。而发展茶产业，政府需要有实力的企业。”王霞说，如今地方政府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地茶叶产业，最根本的是看重他们的实力，以及这些企业遍布世界的渠道。“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好原产地的保护问题，届时还是会面临很多问题。”对于自己的企业如今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王霞并没有用数据来向记者解释。“如果说大益、滇红算是云南的第一线企业的话，我们一定可以算进二线。”说这些的时候，王霞显得自信而且自豪。从我们所获取的公司资料上显示，王霞普洱茶业有限公司被连年授予“云南省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和“普洱茶产业龙头企业”。王霞也获得过普洱茶“十大企业家”称号，被视为普洱茶界的领军人物。
而戎加升家族旗下的双江勐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如今也成为了一家固定资产1.8亿元，年加工生产能力10000余吨的行业龙头企业。同样，在王霞、刘光汉、朱启忠、郑炳基等这样一批财富明星的影响下，还会有更多的财富明星出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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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的世界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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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汉时代，中国与西方就被“丝绸之路”连为一体。唐宋以来，海路取代陆路，连接起东西方;在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成为新的奢侈品。在驶往西方的商船上，瓷器是必不可少的压舱物。
喝茶要用到壶、杯等多种器具，还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器具之多，礼仪之繁，非其他任何一种饮料可比。唐宋时期，中国在瓷器制作技术上日臻完美，各种精美的细瓷为饮茶提供了物质前提。朱大可先生将茶、瓷、丝的三位一体称为“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天然的联姻。”
明清以后，随着大航海而兴起的早期全球化运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重要的一环。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指出，“在明清间出口贸易中占据第一位的丝货，尤其是生丝，到了康熙(1662~1722)末叶，或1718年，因为茶叶出口量激增，其地位却给茶叶抢夺了去，以后茶叶在海外贸易中都高居第一位。”
1517年，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从海上将中国茶叶带回欧洲，茶叶迅速取代香料，成为欧洲最热衷的“东方香草”。在整个17世纪，茶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从葡萄牙传到荷兰、英国、法国，又相继传到德国、瑞典、丹麦、俄罗斯等国。到18世纪，饮茶之风已经风靡整个欧洲。伴随着移民运动，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带入南北美洲和澳洲，中国茶叶就这样传遍了全世界。
东方香草
事实上，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其真正的动因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冒险者并不是为了生存必需品，而是为了奢侈品，说白了就是为了发财。连接起现代世界的是亚洲的胡椒、香料、茶与鸦片，是美洲的烟草、砂糖、黄金和白银，是非洲的奴隶和钻石;所谓探险、发现、征服、贸易，等等，最终都是为了这些东西，这其中几乎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反过来，倒不乏毒品和罪恶，比如鸦片与贩奴。从道德意义上，现代化和全球化差不多是以邪恶的面孔出现的。
随着茶叶越来越成为国际硬通货，人们以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中国的茶叶，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中国茶叶被欧洲人视为不可或缺的“香草”，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一直把西方人当作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因为茶叶而卷入全球化大潮。世界离不开茶叶，远甚于离不开中国;或者说，世界可以没有中国，但不能没有茶叶。18~19世纪恰逢中国清朝的中后期，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中，茶叶税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茶叶贸易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中期，仅瓯宁一邑，茶厂就不下千家，大者百余人，小者数十人，茶工上万。崇安县在“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二百余万(两)”。
在整个18世纪的世界贸易中，茶叶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南的武夷山，而茶叶出口交易只能通过广州粤海关“十三行”进行。为了限制对外贸易，清代设立了“公行制度”，类似于前朝各代的“市舶司”。即所有进出口贸易均由官府指定的几个牙行(洋行)经营，并将其组成“公行”，也叫“十三行”，但其实并非只有13家牙行，最多时达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外商被禁止与中国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和文书均需经过公行转达。茶叶从大山深处离开枝头，被烘焙加工后装箱，然后经过水路和陆路，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地运往通商口岸。这一路上既需要木筏、小船和大船，也离不开人力搬运和长途驮运。有人计算过，从茶叶产地到广州口岸，这趟茶叶线路长达1442公里，费时50天至60天，中间要换7次船，要交4次税。一担(100斤)武夷茶，从产地到广州的运费大约为3.8两银子，对欧洲商人的售价为9两，“十三行”的行商可坐地从中获取5两，可谓是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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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失落的幸福新版《茶经》
找寻失落的幸福
谈到茶文化，近年来最为核心的一个话题便是：“中国有没有茶道？”
理清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很多人质疑茶道也好，推广茶道也好，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原点在哪里。
作为近年来茶道传播的主要线索，日本、台湾一系的路径影响甚大。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仪式感的隔膜，再加上商业社会时风浇薄，这个“茶道”让很多爱茶人产生了不适。这种不适需要有个表达的通道。
于是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也不必有茶道。有人认为中国的茶道就是“舒服”二字。也有人试图通过科学来解构茶道。还有人通过历史的梳理证明，明清乃至民国，那些文人雅士其实完全不知茶道为何物？既然如此，何来茶道的传统呢？
这些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不过和很多热衷推广茶道的贤能人士一样，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喝茶需要头上安头，搞一个茶道出来呢？
要理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剥去现代商业的烟雾；放下学术概念的架构；也不必囿于近代的历史——“传统”两个字有太多的可能性，我们何必抓住最令人沮丧的那个？
我们唯 一需要的是回到古人的情境之中，体会他们曾体会过的幸福感。看看这种幸福感，是否值得我们去探寻，去实践，仅此而已。
如果我们需要把探寻与实践这种幸福感的过程用一个名词来总结，无需新创词汇，我们可以称之为“茶道”。
这些年喝茶的体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幸福，从这一平方尺开始》。我不知和茶道有什么关系，但是确实有多个万缘放下的瞬间，我相信是和古人相通的：我能明白陆羽用竹䇲搅拌沸汤投入茶末时的欣喜，能体会蔡襄凝神观察茗花时的惊艳。这种心情的相通，是所谓传统延续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些，所谓“茶道”也索然无趣。
而我们顺着这条路，再前行一步，就会明白，所谓的修行，也正是引入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体验，乃至获得全然的自由。仅仅感官片刻的舒服，并未能给我们幸福的深度与力度，而茶道的修养，让我们得窥天地堂奥；逞论证悟，仅是过程中内在的巨大喜悦与生命品质的提升，也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人生境界。
从这个角度，便有了重新梳理古籍的想法，看看这里面是否有被我们所忽略的东西。在历代茶书中，无疑《茶经》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开创性的一部茶学古籍。我的梳理也自然从《茶经》开始。
重新面对这本《茶经》，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是，放下一个现代人的傲慢，而要尽量回到那个历史的瞬间。
当我真正烤炙茶饼，看着缕缕茶烟生起，我才明白“倪倪”并非是形容茶饼软嫩，而是茶梗芽受热膨胀的真实写照。而令人费解的“白红之色”并非是茶碗衬托茶汤的颜色，而是依唐时制法，茶色的一个自然变化，于是上下文之意豁然开朗。而“如漆科珠”，恰是字面意思，给小颗珠子髹漆，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引申。
除了器物要回到历史情境，更为重要的是，思维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对于现代人来说，器物与思想截然二分，而在古人那里二者实为相通。对于现代人来说，《易经》只是空泛玄学，而在陆羽那里，这些却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至于中医、丹道、方术的种种观念，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奇思妙想，对于古人来说却可能是通识。
于是我们在陆羽的鼎的设置与铭文上，在“鍑”的形制设计上，在他的“俭”与“广”的描述中，发现了更多的秘密。不仅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理念、陆羽个人的抱负，也昭示我们中国“茶道”深沉内敛、大气磅礴的内涵。而当你真正契会古人的情志，与古人会心一笑，所谓的“茶道”之争也就自然回到了原点。
我们要复兴的不是僵死的传统外壳，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古人曾体验的幸福，这种幸福对于我们似乎如此陌生，乃至不敢相信她的存在；但却暗入心髓、与我们血脉相连。其深刻的内涵与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变，完全值得我们付诸实践，哪怕作为我这样一个浅尝者，也十分确认这一点。
一些说明
关于《茶经》的版本。幸有吴觉农、周靖民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以及近年来沈冬梅、程启坤等人的梳理，在《茶经》的版本和相关史料研究方面已经没有大的障碍。本书原文以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咸淳百川学海本《茶经》为底本，同时参校其他版本。因为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大部分校改也是吴觉农先生等人已做过并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故而没有详细的列出校改的个别字以及各版本差异。大家如果需要了解更多各版本的细节，可以查阅原版文字并参考沈冬梅女士的相关文章。
关于《茶经》的成书时间，有不同的观点。根据陆羽的自传，并且对照《茶经》中产地描述与唐代的行政区划变迁，《茶经》成书应该不晚于761年。也有人根据“圣唐灭胡明年铸”以及出于对陆羽知识与能力的质疑，认为后面有所修改。这些仅仅是推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前面的观点相比缺少坚实的证据。实际上从流传的版本看，陆羽后面到过的一些地方并未有充分体现，反而让人更加确信第一种观点。
关于成书地点，根据史籍记载应该是在湖州。近年来有些学者出于其他目的和考虑，提出不同观点，过于牵强。
关于陆羽本人的生平，我在本书收录的《陆羽：从笑话到神话》有一个大概的介绍。单纯的年表可读性差一些，串起来讲一个故事会有不同。在与史料相合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这也是一个尝试，效果如何由大家来评判吧。
感受普洱茶，重遇沉淀后的自己
越陈越香，一个普洱茶众所周知不是秘密的秘密，一饼好的普洱茶，须得经过时光的沉淀。新茶，难免会比较涩或是有青草青叶的气息，只有放上几年、经过慢慢陈化，才会慢慢彰显出醇香的特质。
这一点，与人的一生是何其的相似，年轻人，在没有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总会显得不成熟、总会多几分烦躁。然而，一款经过时间沉淀的普洱茶，却可以让一个人沉淀下来。
茶室往往是伴着青竹幽兰、悠悠琴声，总之就是感觉很静谧，而人到了这样的环境中，很自然的就会把生活学习中那些烦心的事情抛开，心不自觉就静了几分。此时，再来一杯莹黄透亮的陈年生普或是明红透亮的熟普，闻着诱人的纯正香味，只想闭上眼，享受这份静谧，伴着优雅琴声细细品饮一番，哪里还有什么烦躁、哪里还装得下那些名与利?
心中安静的人无疑是沉淀下来的。无所求、无所想，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但是，由于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我们烦躁的心实在太难静下来，哪怕是夜深人静时，失眠的我们内心也无法安宁;也许有的人，会选择用药物来帮助自己睡去，但是睡去的我们真的平静了吗?
然而，普洱茶有这样的功效，它就是这么神奇的让人静下来了，它不是让人睡去，而是让人愿意抛开那些烦恼，静静的去品味它、感受它;它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似乎懂得你所有的情绪，不需要你说，也不曾对你说什么，只是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你，然后让你安静下来。
人生，需要结交几个若茶一般的朋友，也需寻得几款似朋友一样的茶，在某个阴雨绵绵或是是阳光明媚的午后，细细品饮，感受它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那份静谧，也让自己在这份静谧里获得最真实的内心的平静!
香港仓储——开启普洱茶的后发酵史
香港仓储，开启了普洱茶后发酵的历史，是香港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特点以及市场需求造就了港仓。香港仓储的特性，除了一般对于湿仓基本认识高温高湿，还有相对不通风的环境，以及多年存储老茶，形成茶仓特殊的味道、微生物菌群以及其它未知的环境微变量。这些条件协同作用形成了香港仓储和港仓茶的特殊风格。而一般所谓湿仓仅仅只是单纯提高了仓储环境变量中的温度与湿度，没有其它变数，与港仓的风格会有明显的区别。
对于普洱茶仓储而言，在高温高湿且环境控制性较强即相对不通风的情况下，会产生港仓的特殊风味;而在温湿度类似但通风性相对较好，环境控制性相对一般的仓储条件下，产生港仓味道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可见通风性对于茶品仓储转化的影响。同样一饼茶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下，容易产生品饮时的锁喉感，相反在通风性较好的环境中，或是茶品占据空间相对较小的环境(茶品体积与空间体积的比例较小)中，茶品不易转化出锁喉感，但容易产生油耗味。对于仓储导致茶品锁喉感的原因，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其成因究竟是单纯环境因素的影响，抑或是特殊环境因素下微生物参与形成的特殊风格?尚有待科学研究。
回顾港仓的成因，离不开香港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以及香港大时代发展影响的投影。从清朝到民国初年，香港从一个小渔港发展成为国际化都市。在香港城市建设的草创阶段，货物存放仓储成本较低，普洱茶可选择存放的空间较多。而当香港慢慢发展成为国际港口、东方明珠之后，香港的土地亦变得寸土寸金。普洱茶在当时尚属于低附加值商品，其仓储环境也慢慢的从地上转变之地下，选择成本更为低廉的地下室仓库。香港属于花岗岩地形，坐向朝南，年平均湿度超过92%，在香港即使是自然仓储环境相比我国其它地区也是少有的潮湿。普洱茶的香港仓储的演变与形成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香港每年的4~5月会出现返潮，花岗岩地形地面发生渗水，地下室仓库即使架高货物，地面还是有液态水，整个仓储环境的湿度达到了过饱和。香港夏季气温特别高(超过35℃)，同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茶品自身的氧化反应以及微生物参与的发酵反应都会放出热量，再加上相对不通风的环境，茶仓中会格外的潮湿闷热。
在香港普洱茶存放的仓库有两种，一种是公设仓库，一种是私人设立的仓库。私人仓库在存放普洱茶时会定期进行翻仓，将仓库中的茶品的空间位置进行改换，避免由于仓库中温湿度分布不均造成茶品转化的程度不同，而公设仓库则不会帮助物主翻仓。一般在存放三年过后，茶品会被拿出退仓两年，退仓会选择在一个高温干燥(相对于湿度过饱和的环境)微通风的环境之下。退仓的时间大多选择在冬天，以利用冬天相对干燥的气候将茶品中过量的水分抽出。完成了第一个仓储循环(入仓三年，退仓两年)的茶品会第一次上市贩售，在经过一两年的销售后再入仓，完成第二个仓储循环。(不同的茶庄会有不同的细节调整)。茶品从新茶到仓储完成要经过起码十二年的时间。
对于当时的港人而言，评价普洱茶品质的指标并非是茶品的仓储年份，而是茶品所达到的转化状态，只有转化到适合当地人口感与体质的茶品，方有资格成为好茶。在1995年台湾市场关注普洱茶之前香港茶业没有标识茶品年份的习惯，只是考量茶品是否达到了可饮的标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一种更为贴近茶品品质，摒弃市场炒作，更直观的体现茶品价值的标准。由此再联系近年来普洱茶风潮中的种种乱象，颇为值得玩味。
如果正确理解普洱茶“后发酵”工艺详解
所谓"后发酵"是普洱茶生产的一种工艺，即将已制成的晒青茶、青毛茶，通过人工的方法进行发酵处理，形成了色泽、品味特殊的普洱茶新品种。
"后发酵"即是将己制成的晒青茶，在符合卫生条件的仓库中渥堆，洒水，在一定温度条件下使之发酵，加速茶叶的后熟作用。这一人工的"后发酵"工艺，是在长期实践认识的基础上进成的。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山峦起伏，历史上交通闭塞，茶叶运销全靠人背马驮，从西双版纳产区运销至西藏和东南亚及香港各地，历时一年半载。普洱茶在马帮运输的长途跋涉过程中，在慢慢地发酵着，进行着生物化学和酶促氧化作用。一年半载之后卖到了消费者手中的普洱茶，已有了一种特有的陈香，为消费者所喜爱，形成习惯，并发现普洱茶原有的良好的保健作用和某些药理作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强化了。
不可否认，普洱茶之外的其它茶，在制成之后也具有自然发酵作用，但效果不明显，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茶叶原料的质地不同，大叶茶肥厚，叶肉中水分贮存丰富，易于发酵；二是普洱茶的运距长，运输时间长，发酵的时间自然长，加之在运销途中雨林地多，河谷多，高山峡谷多，经常在湿润、雨雾中运输，丰富的水气高原阳光日照的作用下，促进了发酵过程，使之由"生茶"变成了"熟茶",从而使原有的普洱茶具有了某些新的特性，达到了汤色红浓，滋味纯和，以及具有陈香特色的效果，又被人们称为陈化普洱茶或普洱熟茶。
茶饮料的版图扩张锐不可当
古语云：百姓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曲茶。可见，茶从被人类认识并利用的那天开始，就已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饮料大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茶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不仅有可口的茶食品，还有润喉的茶饮料。
茶饮料是软饮料的一种，是以茶叶的水提取液或浓缩液、速溶茶粉为原料，经加工、调配等工序制成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茶叶饮用方式。它即开即饮，不受地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深受茶叶消费者的喜爱。根据是否添加其他成分，茶饮料可分纯茶饮料和非纯茶饮料。所谓纯茶饮料，是指纯茶味的红茶水饮料、绿茶水饮料、乌龙茶水饮料；而非纯茶饮料根据所添加的成分，又可分为高糖、低糖、柠檬、牛奶茶饮料等。
茶饮料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开始进入工业化生产，并逐渐在饮料市场上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世界茶饮料以17\%的年增长速度递增，成为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发展最快的饮料，被誉为新时代饮料而风靡世界。据统计，到1996年止，日本生产罐装茶饮料的厂家达250多家，茶饮料占总饮料市场的25％，产量达356万吨以上。而到1993年，我国台湾茶饮料的消费量也已超过碳酸饮料，在总饮料市场中占33％以上，名列第一。之后的几年里，台湾茶饮料发展以5％～10％的速度发展。更有数据显示，到2000年，我国茶饮料的产量已达185万吨，在国内饮料市场中仅次于瓶装饮料和碳酸饮料，居第三位。
茶是全世界消费量第二大的饮料，仅次于水。在发达的欧美国家，近年来碳酸饮料越来越受到排挤，两乐的市场份额也持续下滑，于此同时，茶饮料的风靡度更盛，调查显示，在台湾、日本和韩国，茶饮料已经超过碳酸饮料成为市场第一大饮料品种。
茶文学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和茶有关的诗词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早期，我国诗词中涉及茶的作品主要是《娇女诗》。晋代左思的《娇女诗》描绘了两个幼女烹煮香茗的娇姿，生动活泼。
唐代是诗歌的盛世，由于唐代科举以诗取士，因此文人无不能诗。自陆羽《茶经》问世以来，饮茶之风日盛，与之相伴随的咏茶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名篇佳甸数不胜数。
唐代大诗人杜甫，留下了“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的诗句。札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然而境遇却仍是的分坎坷，因此产生过辞官归隐的想法。这首诗歌虽然表现出了一种潇洒闲适的心境，然而细细品味仍可见作者心中隐伏着的不平。
诗仙李白一生豪放不羁，始终不得志，在诗中他的想象丰富而浪漫，而在现实中，他却是苦闷的，终日沉湎醉乡，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当他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为常饮“仙人掌茶”，虽年过八旬，却仍然颜面不老，于是写下了赞美茶的诗篇：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歌。根柯俪芳津，采跟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连接。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大诗人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期，他对茶的兴趣浓厚，一生中咏茶的诗篇数量不少。他在《食后》中写道：“食罂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食后睡起，捧瓯饮茶的情景，诗巾表达了一种无忧无乐、安闲平静的心情。
唐代咏茶最有名的是卢仝，他的诗豪放怪奇，别具一格。《饮茶歌》是他的名作，在这首诗中，他层层深入地描写了所饮七碗茶的不同感觉：“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茶圣”陆羽出身于寺院，他不但经常亲内采茶、制茶，还擅长烹茶，并因此结交了很多文士和名僧，在一起唱和中留下了许多咏茶的诗篇。
到了宋代，词这种文学形式兴起成为文人学士用来吟咏烹泉煮茗之事的载体。豪放派大词人苏轼曾作一首赞美双井茶叶和谷帘泉水的《西江月》：“尤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汤发云腴酽白，连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元代咏茶的诗词也不少。高名所作的《采茶词》最为有名，词中描写了以荼为业的山家，将佳品先呈给大守，剩下的产品卖给商人得钱换取衣食，他们终年种茶自己却难得一品。
清代乾隆皇帝，是个喜欢游玩的皇帝，他曾到杭州一带的云柄、天竺等茶区，写下很多诗句。在《观采茶作歌》中他写道：“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茶业政策之榷茶
榷茶[Teamonopoly]古代茶的专营制度。
唐大和九年(835)王涯献榷茶之利，文宗以王涯为榷茶使，命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积旧，茶叶生产、买卖悉由官府经营。初推行便天下大怨，王涯因涉他案被诛，榷茶随之中止。入宋后，由于社会经济、军事的需要，亦实施榷制。
太平兴国二年(977)，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和蕲州之蕲口设立六榷货务，并在淮南蕲、黄、庐等六州设置十三个官办茶场，尽榷其利。商人买茶，必先到榷货务交纳钱帛，由榷务发给票券(茶引)，再到指定的山场兑茶。早期行榷的除淮南外，还有荆湖、两浙和福建，后来推行到川陕和其他重要茶叶产地。元代不推行以茶易马，但沿用宋代榷制。
世祖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七年(1280)，设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茶税。明洪武初年，议定茶法、引由、征课和易马之例，榷茶制度较前更为完备。《明会典茶课》载：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日酬劳。
明代榷制订立以后较稳定，清代榷制沿袭明制，顺治七年(1650)，规定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商领引票，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经商发卖，此诏即脱胎明制。嘉庆以后，茶之外销益盛，遂罢榷改收厘金，自此榷茶渐为苛征捐税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