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过程。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川藏古茶道的形成过程”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茶叶产于南方、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区都不产叶。四川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其它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
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
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蕃市马天顺二年(1458)五年，明朝规定今后鸟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鸟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
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
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沪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茶文化精选阅读
漫谈川藏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中国与欧亚文明交流互动的传统线路和历史文化载体，从古代以来，见载于史册的有“蜀身毒道”“金牛道”“五尺道”“褒斜道”“广州通海夷道”等多种称谓。昨日，成都故事邀请了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王川老师，在故事大厅漫谈川藏茶马古道，讲述其传奇故事。
川滇等中国西南地区是茶的原产地。茶不仅在四川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饮茶风气的流行和饮茶交流的增加，茶文化也在四处散播。王川老师说，根据史料分析，茶叶传入高原牧区的方式，虽然有不少说法，如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茶叶，如上层社会的交往等等，但最让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民间的自由物质交换，将茶叶传入了高原牧区。正是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才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
在古代中国边境就一直有“茶马互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和盐一样，是官方严控的专卖品。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到了明代，茶马政策成为治边的重要手段，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才终止。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就是一条由茶叶生产集散地到销区集散地的道路。王川老师介绍说，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起源于雅安，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此外，还有一条支线，是从都江堰出发，沿岷江而上，进入甘南地区，到达青海。无论是从茶叶的生产，还是地理位置，四川在其中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北宋熙宁以后，就在四川专门设置了茶马司，将四川年产的3000万斤茶叶中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由于茶马古道，沟通了茶叶生产、茶叶消费的渠道，茶叶在四川的制造也进入到高度发展的阶段。
川藏茶马古道文化介绍
茶马古道，泛指中国古代因以茶易马、茶马互市而兴起的商贸通道，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它连接了亚洲板块最为险峻奇峭的高山峡谷，跨越了大渡河、岷江、金沙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几大水系，贯穿了川、滇、藏、甘肃、青海等省、区，通往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缅甸、老挝、越南等西亚、南亚邻国，维系并推动了沿途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交融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弘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川藏茶马古道，具有最悠久的历史，最遥远复杂的道路，最艰苦卓绝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是联结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多民族交流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是由四川通往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藏区乃至国外的重要通道。
唐（公元682年）《村氏闻见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荣而归”就有了茶马交易之事。宋太祖用兵契丹,令置“提取茶马司”，“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清溪）、雅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史·茶法》。宋熙宁七年在雅州（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署办茶马政事。这是目前全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据《元史·茶法》：“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始行榷茶制于成都。明（公元1573年）《严茶议》：“茶之为物，西域吐番，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可见，茶马贸易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之要政”。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是以四川蒙顶山（又名蒙山）为代表的四川盆地西缘过渡地带。古代蒙山范围较宽，跨雅州、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以“蔡蒙旅平”、“西蒙山”、“天下大蒙山”传世。蒙山是我国乃至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由于雨多、雾厚、日照短，茶叶品质优良，制茶工艺也独步天下。《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严道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马，为蜀之最”。茶马互市兴于唐、盛于宋，“互市”的茶叶称“边茶”，又称“刀子茶”，“藏茶”。成都以南雅安、邛崃等地所产称“南路边茶”，成都以西灌县、崇州等地所产称“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主要通道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至旄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沪定、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南路茶道以背夫、康定锅庄和关外马帮闻名于世。《康定导游》载：“凡汉人，子女皆习背负。农闲为生，其用极简，一个背架（夹），一个背垫，一根‘丁’字拐，一双脚码子足矣。丁字拐端镶有铁锥，既可作杖，又可撑背夹换气歇息。”1899年，法国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方苏雅以其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川藏茶马古道数百张背夫照片。1939年，“中国纪录片之父”孙明经沿着古道进入康藏地区，摄制《雅安边茶》、《康人生活》记录下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厚重、悲壮、辉煌与沧桑。
“西路边茶”主要通道是从大邑、灌县经茂县、松州（松潘）、若尔盖，到西宁，进入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藏区。
茶马古道的过去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追忆和感叹，茶马古道的今天：自然、绿色、生态、健康，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古道探秘、锅庄文化、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正朝我们走来。向往神鹰吗？让我们一起翱翔。
影响四川成都的禅茶道茶
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结构层次等，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正好就是历史上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成都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历史重镇，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作为民间土壤中影响最深、涵盖面最广的佛、道信仰，也是成都地方文化众多元素中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茶仙”之称的唐人陆羽，在其著名的《茶经》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又说蜀中茶的品级，“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神农本草》中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在这些中国早期的典籍之中，凡是说到茶，都离不开巴山蜀水一带，那时候成都平原和盆地周边山区，气候温润适宜，正是中国茶的原产地之一。
陆羽所在的唐朝时期，中国疆域广阔，对外交往频繁，国都长安更是当时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的主体精神，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而西蜀成都又是大唐天子两度避乱驾临之地，所以，蜀中的茶文化也一度冠盖于全国。
东方民族全民皆好饮茶，传至西方之后，如今饮茶更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法国人认为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英国把茶视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在日本，饮茶的传统则与中国一脉相传，他们不仅视茶为“百病良药”，还将之提升到“道”的高度。现在的中国，虽然西洋饮品席卷而至，且品种花样繁多，但除了吸引小孩子那好奇的眼球外，对全民饮茶的习惯并无多大改变。究其原因，饮茶除了解渴这等功能性的实用价值外，内里还大有文章，其精神高度和文化含量，是一切外来饮品所难以企及的。
寺庙道观的茶艺茶礼就成都而言，老成都人爱坐茶馆，其嗜茶好饮之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地。无论市区乡镇、闹市野外，大小茶馆可谓比比皆是，一直到今天也长盛不衰。那里的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碗茶具、老虎灶、紫铜壶，以及茶倌跑堂时添水吆喝的特色，都形成了一套川味浓郁的茶馆文化，难怪世有“蜀土茶称圣”之说。
其实，中国茶从一诞生起，就与蜀中高邈而神奇的禅、道文化密不可分。
在唐代，蜀中禅、道盛行，这些修行之人除日常看经习教之外，最重要的修炼方式，就是长时间静坐，以期“存神静虑”、“调息入定”，一般俗称打坐。无论是禅、道两家，对静坐修行的要求，除晚上不吃任何食物之外，还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心一境，这样才可能达到身心轻安明净，最终开悟证道的目的。静坐修行最大的障碍是昏沉嗜睡，心不清明，而饮茶所特有的提神养心、换气醒脑的作用，既可以让出家人有效地保持长时间静虑存神的功夫，又可使他们晚间减轻饥饿感，增强体质。所以，当时无论是禅门还是道家的修行人，都首选上好茶叶作为其助道的饮品；日常的寺庙经济也以种茶、制茶为主。到了后来，寺庙道观形成了饮茶的定制。佛教寺庙以“请茶”、“普茶”等作为日常礼仪；而道观里则以入“茶寮”参加“神仙茶会”为礼仪。由此看来，在禅门、道家的礼数当中，吃茶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早已从它的原始功能中衍化开来，上升为一种修心养性的精神活动。
唐人饮茶，以煮茶为主，到了宋代，改唐人的煮茶法为点茶法，并在色、香、味上更加精细讲究。至南宋时，又出现泡茶法，使饮茶之习得以简化，从而由寺庙宫观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宋代饮茶技艺如同当时的其他传统艺术一样，均已达到一个高峰。这在整个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宋人一样热衷于茶的感官趣味。当时的著名茶客大多数都是著名文人大家和僧道中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门三杰、黄庭坚、梅尧臣等，以及与他们作方外之游的名僧高道。当时的情形是诗人写茶诗，书家写茶帖，画家工茶画。而普通老百姓，则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融洽社交的手段，并发展成为民间礼节。据载，北宋流行的民俗是，有人搬进新居，左邻右舍便要彼此“献茶”；邻居之间请喝茶叫“支茶”，等等。宋人对茶的热爱使茶艺有了极大的发展，甚至以“斗茶”、“茗战”这种激烈的品茶竞争方式，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
到了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冲泡法的兴起，使从唐宋沿袭下来的茶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代的紫砂壶艺的兴起，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清代则使茶馆文化更加深入民间。
成都茶馆，除了供人们闲时品茗之外，更是重要的娱乐场所和社交场合。听戏看书、纸牌麻将、赏花买彩票、谈生意做交易，诸如此类，可谓是成都市民社会生活习俗的一面镜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去成都的老茶馆，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成都人的精神状态，更不可能体会成都地方独具魅力的民间生活。
雅安边茶与川藏茶马古道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厦门仍保存古中国的茶道
厦门茶文化的精华是茶道。曾经有人认为茶道出在日本，其实，厦门仍保存古中国的茶道。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是茶艺，它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茶具、火候、环境。厦门的茶艺基本上具备这些条件。茶叶茶以新为贵，优质茶叶是茶道的基本条件之一。厦门人大多爱喝乌龙茶，它是介于不发酵茶(绿茶)与全发酵茶(红茶)之间的一类茶叶，外形色泽青褐，故称青菜。乌龙茶经冲泡后，叶片上有红有绿，汤色黄红，乌龙茶经冲泡后，口味醇厚。厦门人多爱选择安溪的铁观音。茶水泡茶对水有严格的要求，因为水有软硬之分，凡每公升水中钙、镁含量不到8毫克的称为软水，反之则称硬水。泡茶要用软水，用硬水泡茶，茶味变涩，茶香变浊，茶汤变色。明代许次经在《茶疏》中说:精茗,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过去的厦门，淡水奇缺，多取井水泡菜，而以南普陀寺五老峰的泉水、鼓浪屿的三不正井水最佳。如今多用自来水，因海堤建设，北溪引水至厦，经沉淀除污，加上煮沸，都变成软水，符合泡菜对水之要求。茶具厦门人饮乌龙茶，爱选用有加盖的陶器茶具，因其会保香和保味。最喜欢孟公壶和若深杯。孟公壶又称孟臣罐，容量仅50一100毫升，小的如早桔，大的似香瓜。小的茶杯就叫若深杯或若深瓯，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仅能容4毫升茶水，通常1个孟公壶与4个若深杯一起放在圆形茶盘中，显有艺术欣赏价值。火候与汤候茶道讲究火候与汤候。火候指煮水的火力，煮水时间的长短与汤候有关。明代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说：有水有茶，不可以无火。非无火也，失所宜也。是说品茗，必需茶、水、火三者都好，缺一不可。厦门的品茶行家烧水，既防嫩又防老。水未烧沸，谓之嫩；水开过头，谓之老。用没有烧开的水泡茶，茶叶中的水溶性物质不能尽数浸出咖啡碱、氨基酸、维生素等，茶汤不鲜美。水烧过火，使溶解于水中的气体不断排出二气化碳，同样地茶汤缺乏鲜爽味。若用回烧的开水泡茶，茶汤会有熟汤味。烧水过长，水分蒸发过多，开水中的盐类物质含量相对增加，特别是亚硝酸盐的含量的相对增加不利于健康。所以，厦门人水老不泡茶。泡菜时间不宜过长，以3一5分钟最适宜，泡得过长，茶汤内的多酚类会增加，带有苦涩味。所以，厦门人泡茶，有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之说。其实，冲泡乌龙茶两泡便弃之真有点可借，一般可冲泡三四次。环境茶道讲究品著佳境。明代文震彦曾说：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道，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窗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这叙述的是古代文人骚士追求的清寂生活。厦门人则爱闹中取静，择街边巷尾、或房前庭院、或厅堂一角，摆下茶几，数人围坐，会友聊天，洽谈生意；讲究的厅里茶几周边，置古色古香的雕花交椅，亦有现代沙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人在厅里布置了许多摆设，花瓶古玩，燃香播乐，增添雅致。万石植物园内有许多茶室，有在树荫石凳，有在寺庙庭院，随游客兴致，择席而坐，边品著边观尝自然，交谈情心，十分自得。而以太平岩寺的茶人之家最为清雅。茶人之家为王震题写，它是福建省茶叶学会、省、市茶叶进出口公司以及万石植物园合办的品茶沙龙，供应乌龙茶的各种极品，厦门名点。游客至此小憩品著，低吟摩崖诗句:洞口木棉飘堕叶，石头石笑引流泉。卷帘遥岫层层出，望海轻帆片片悬。回首厦门小八景的太平石笑，渐进佳景，其乐无穷。
滇川藏茶叶运销贸易中的马家“铸记商号”
在滇川藏茶叶运销贸易中，马铸材的铸记商号是众多马帮中较大的一支。
马铸材，云南中甸人，十五岁到康定当学徒，并无家产。师满后赶马经商，往返于中甸、丽江、下关、西藏间。八年后，1920年终于用积累的资本在噶伦堡开设了铸记商号，经营茶叶、羊毛、中药材、宝石、棉纱等商品。其中又以茶叶为大宗。
滇缅印藏新茶叶路开辟后，马铸材铸记商号经营的茶叶由每年几百包增加到两三千包。铸记累积资金达百万大洋。
马家侨居印度三代，共41年。马铸材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爱国侨领。他积极倡导教育，团结华侨创办噶伦堡中华学校，并捐款兴办丽江、中甸等地文教设施。
新中国成立后，马铸材致力祖国的统一和经济建设事业，受到人民政府的嘉勉。1960年，他遭受印度政府的无理迫害而被捕，在狱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经我国政府一再交涉主，一年后印度政府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马铸材出狱后，何香凝副委员长亲绘牡丹一幅和题书《热爱伟大祖国》相赠，国家有关部门致电慰问青壮其为爱国的楷模。1962年回国后，先后受到何香凝、陈毅、瘳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3年10月4日，马铸材不幸在昆明病逝，享年72岁。马铸材生前任噶伦堡中华学校名誉董事长，归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印度受难归国华侨委员会委员、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等职。
中国历史上的川藏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泛指中国古代因以茶易马、茶马互市而兴起的商贸通道，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它连接了亚洲板块最为险峻奇峭的高山峡谷，跨越了大渡河、岷江、金沙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几大水系，贯穿了川、滇、藏、甘肃、青海等省、区，通往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缅甸、老挝、越南等西亚、南亚邻国，维系并推动了沿途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交融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弘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川藏茶马古道，具有最悠久的历史，最遥远复杂的道路，最艰苦卓绝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是联结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多民族交流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是由四川通往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藏区乃至国外的重要通道。
唐（公元682年）《村氏闻见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荣而归”就有了茶马交易之事。宋太祖用兵契丹,令置“提取茶马司”，“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清溪）、雅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史·茶法》。宋熙宁七年在雅州（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署办茶马政事。这是目前全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
据《元史·茶法》：“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始行榷茶制于成都。明（公元1573年）《严茶议》：“茶之为物，西域吐番，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可见，茶马贸易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之要政”。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是以四川蒙顶山（又名蒙山）为代表的四川盆地西缘过渡地带。古代蒙山范围较宽，跨雅州、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以“蔡蒙旅平”、“西蒙山”、“天下大蒙山”传世。蒙山是我国乃至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由于雨多、雾厚、日照短，茶叶品质优良，制茶工艺也独步天下。《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严道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马，为蜀之最”。
茶马互市兴于唐、盛于宋，“互市”的茶叶称“边茶”，又称“刀子茶”，“藏茶”。成都以南雅安、邛崃等地所产称“南路边茶”，成都以西灌县、崇州等地所产称“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主要通道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至旄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沪定、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南路茶道以背夫、康定锅庄和关外马帮闻名于世。
《康定导游》载：“凡汉人，子女皆习背负。农闲为生，其用极简，一个背架（夹），一个背垫，一根‘丁’字拐，一双脚码子足矣。丁字拐端镶有铁锥，既可作杖，又可撑背夹换气歇息。”1899年，法国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方苏雅以其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川藏茶马古道数百张背夫照片。1939年，“中国纪录片之父”孙明经沿着古道进入康藏地区，摄制《雅安边茶》、《康人生活》记录下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厚重、悲壮、辉煌与沧桑。
“西路边茶”主要通道是从大邑、灌县经茂县、松州（松潘）、若尔盖，到西宁，进入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藏区。
茶马古道的过去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追忆和感叹，茶马古道的今天：自然、绿色、生态、健康，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古道探秘、锅庄文化、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正朝我们走来。向往神鹰吗？让我们一起翱翔。
茶马旧道滇川藏汗青大通道
茶马旧道上的马帮，毗连着云雾晨霭森林密布的西双版纳和距离天国比来的布达拉宫。掠过1400多年的汗青灰尘，全程近4000公里的路，他们事实是怎样超过重重山峦和数条大河的艰巨险阻的？
考查与命名
1990年，6个年轻人，赶着几匹马，挎着枪支,带着锅、碗、瓢、盆、茶、睡袋、帐篷相机以及录音机之类的物什，牵着一只猎狗，抱上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从丽江出发踏上了第一次茶马旧道文化大三角的考查之路。脱离丽江之后，他们进入康巴地域喷鼻格里拉，之后从德钦，翻越梅里雪山入甲郎、碧土、昌都之后他们辗转到四川一带，历时100多天，拍摄了数万张照片,录音凌驾1000个小时，他们考查的开端结果搜集成了一本书《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在这本书里，他们把这条没有名字的旧道命名为茶马旧道，而这6小我也被称为茶马旧道六正人。他们的名字现在活泼在各类与茶马旧道相干的册本中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王晓松、徐涌涛、李林，21年后，王晓松已颠末世，木霁弘成了云南大学着名传授，陈保亚在北京大学，李旭在云南省社科院，徐涌涛是印象丽江的总经理，李林在喷鼻格里拉发改委。2011年他们在昆明再次聚首，云南大学为茶马旧道命名20周年召开了昌大的学术钻研会，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也正积极地为茶马旧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一副长长的画卷：高山、大江、旧道、雪域、骡马、茶叶、盐巴、药材、喷鼻料、糖、边销、马锅头、马脚子、藏客等等中国西部奇特的元素，以及它所抖擞出来的苍凉意想和触目惊心。茶马旧道是指以茶为流传、商业和消耗主体，以马帮为重要运输本领而形成的文化、经济走廊，茶马旧道照旧一个文化标记和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茶马旧道分歧于茶马互市，犹如茶马旧道分歧于丝绸之路一样，前者有着平易近生、平易近间的一壁，而后两者更有官方性子。在时候上，平易近间商业也远远早于官方商业，从汗青履历来看，只有平易近间商业成长到肯定程度之后，才会上升到官方商业。早在宋代，就有不少人看到官营茶马互市对市场的风险，即即是在严禁私茶通番的明代，平易近间的茶叶也是一派繁荣景象。茶马旧道正是在平易近间商业以及平易近间本钱的驱动下，才为我们保留了至今依旧可以触摸的很多遗迹。
行走文化的古迹
茶马旧道是沿线各平易近族逾越时空的巨大缔造，除了具有很高的汗青文化代价和学术研究代价外，照旧当下西部平易近族的生存的活例证，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古迹。它贯串了整个横断山脉，超过中国西部多省区，毗连着三十多个平易近族、八千多万生齿，向北连丝绸之路，向南连瓷器之路，波及到世界更远的平易近族和地区。行走茶马旧道，可以体验当当代界上阵势最高奇特文化经济走廊。从云南起头，可以在体验发展上千年的雨林古茶园，感觉生物的多样性以及传播几百年的制茶工艺。茶马旧道上的虎跳峡，落差高达三千多米，巍峨的高黎贡山，沧桑的博南旧道，曾经是汉谣中艰巨的代名词，剑气呼呼风霜、荡气呼呼回肠并没有成为往事，而是铭刻那一起的石碑、石刻和摩崖之上，勒在无数人的心中。在唐代，茶由两条线路传入西藏。一条是北方的唐蕃旧道，沿着文成公主进藏的门路，她的身后是吐蕃与唐延绵赓续的官方商业与朝贡往来。另一条，则是从云南丽江。本日的西藏人，仍旧把丽江传入的滇茶称号为绛槚茶（Ijangjia）,意思便是纳西茶，而槚则是茶在唐期间西南一带的别称，这一称号在藏语中保留至今。西藏对茶的正视，可以从一样平常细分中看出眉目，其谚语说宁肯三日无盐，不行一日无茶，又说茶是肉，茶是血，茶是生命，同时，他们对茶的泉源有着特别很是过细的区分，不久有着种类如汉地茶、酥油茶、饮用茶、常用茶、佛事茶等等分别，还把茶的运输条件都思量进去，如半包茶、牛皮茶、针缝茶、官驮茶、竹篾茶、竹包茶等等，有爱好的人可以比力《藏汗大辞典》、《汉藏比较辞典》之类的东西书，会有更惊喜的发明，藏族人对茶之热爱，可见一样平常。上个世纪做的《藏族社会生存查询拜访》中，和尚的吃茶品茗开支占到了收入的11%以上，通俗人家也占到了8%。茶的远征，缔造出了人类汗青上最了不起的商业线路，商业带来的城镇和集市的鼓起，如今沙溪镇、鲁史古镇、丽江古城、独克宗古城、哈拉库图城、昌都、西昌等等，都是茶马商业缔造的高原明珠。另一个典范便是桥，远在唐代，就由于吐蕃神川铁桥的修通而呈现铁桥城；在西藏昌都离别有三座桥，西藏桥、云南桥和四川桥，他们离别是西藏、云南和四川马帮投资构筑的。马帮修桥是茶马旧道很典范的财产转移体例，当地住民一无需求，二无财力，故在茶马旧道上，很多桥都是往来的贩子构筑，构筑桥的同时，也构筑了古刹祈求桥永固的同时，也抚慰在路上的身躯与心灵，由于马帮群体中每每与分歧信奉之人，故常会看到庙中有分歧的神，这带来了多种信奉的神共存一庙。商业往来带来了信奉的多元，这是茶马旧道很了不起的处所。茶马旧道是平易近族迁移的走廊，它为人类探求永恒的故里供应了很多实证。只管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域茶马旧道上有浩繁的平易近族，但这些平易近族的第二说话同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流传史上罕有的实例，无疑是茶马旧道又一大孝敬。拿云南省迪庆州小中甸村来说，村平易近寻常都服从藏族习俗，通用藏语外交，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而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很多藏语词汇就来自西南官话。西藏芒康，纳西族说藏语，而当地的藏族说的却是纳西语，如许的征象在其他地域无法碰到。
茶马旧道的范畴及线路
茶马旧道范畴的规定必须起首从茶马旧道观点简直认起头，而后者又有狭义和广义。狭义的茶马旧道指的是起于本日的云南、四川等传统茶叶产区，在传统的茶叶商业中用马帮等载体运输茶叶到藏区和其他传统茶叶市场，以调换藏区的外相等产品的交通运输线。除了云南、四川、西藏三省之外，它的范畴还可进一步延长到青海、甘肃等省区。广义的茶马旧道因此云南、四川为中心的中国西南云南、四川、西藏、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及其与邻接的甘肃、陕西、宁夏省市和缅甸、印度、老挝等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的传统交通运输线路。当场理范畴而言，它不但笼罩了汗青上的蜀-身毒道、旄牛道、五尺道、进桑麋冷道、永昌道、藏彝走廊等，还包孕了之前的学者们提出的西南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门。随着唐朝之际茶叶传入藏区并成为藏平易近生存中的必需品，以茶叶为载体的藏区与茶叶产区的商贸往来日趋蓬勃，渐渐形成了从茶叶产地到藏区的茶叶商贸之路。唐代之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又以行政力量大大强化并拓展了本来由平易近间商帮踏出的门路，渐渐形成了亚洲大陆上历时最为悠长、空间漫衍最为重大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代贸易交通收集。其范畴还远不止国内的西南几省区及其四周地域，还随着商帮的辗转运输而笼罩了四周的邻国，如从云南出发的茶，又经西双版纳、普洱、腾冲等地进入到了越南、缅甸，进而辗转达到印度。从雅安出发的茶，则颠末西藏的亚东、聂拉木、吉隆等出口，进入到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乃至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这些处所也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域传统商贸往来的范畴，也是茶马旧道笼罩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