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茶牡丹饼和散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饼散主次的转换”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饼散主次的转换”相关知识！
在我国制茶的历史上，如上所见，在北宋以前，就有一个很长的以饼为主的发展阶段。后来饼茶的生产是什么时候、怎样衰落下来的?对此，以往的传统看法，是明初由于朱元璋诏令废团饼改贡芽茶引起的。过去笔者在有关文章中，也沿用此说，近来通过细一考证，感到这种说法，也是与历史不符的。唐朝特别是北宋年间，是我国饼茶或团茶的全盛时期，但由于其制造陷入追逐奢侈和争奇斗异的片面发展，结果愈是发展，脱离群众也愈远，最后就必然地产生了饼茶和散茶的主次转换。
这一点，以建茶的发展尤为明显。建茶在陆羽《茶经》和毛文锡《茶谱》中都未提及，说明其名声还不称著。但自南闽造腊面充贡以后，名声愈来愈大，以致入宋以后，置使督造龙团，专作贡茶之地了。建茶自北宋列作专门贡茶以后，代有所变，年有所革，花样不断翻新。如至道初，诏造石乳、的乳、白乳，原来的腊面降为下等;庆历中，建漕蔡君谟造小龙团以进，小团出，龙凤降为次等;元丰间，又造密云龙，其品又于小团之上;绍圣间，密云龙改为瑞云翔龙;大观初，徽宗尚白茶，白茶遂为第一，继造三色细芽，瑞云翔龙又降居其下;宣和庚子，福建转运使郑可简，更创银线水芽①。在北宋一代，建茶犹如《铁围山丛谈》所形容，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名益新，品益出，而旧格递降于凡劣尔!②所谓银线水芽，时人奇为旷古未闻，即将蒸熟的嫩芽，剔去外皮，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其制方寸新?，有小龙蜿蜒其上，号龙园胜雪。③造一?银线水芽工值多少?历史上未见记载，但据《锦绣万花谷》载，北苑贡茶，社前芽细如针，用御水研造，每片计工直钱四万④。银线水芽比这般贡茶当然精细得多，其值自然也高。北宋贡茶的这样糜费，也影响其他高档饼茶的效法，这也就使饼茶的发展由顶峰而转入了中落。所以，如欧阳修所说，在北宋饼茶趋向畸形发展时，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⑤，在今天的江浙和皖南一带，散茶也蓬勃发展起来。到南宋时，《文献通考》更载：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⑥不蒸而干之的散茶，也即炒青、晒青和烘青一类的茶叶，这条史料说明：大致从南宋时起，上述地区，便已从原来崇尚饼茶转变为以散为主的发展了。至元朝，文献记载更明确，散茶就不只是局部地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替代饼茶，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如《草木子》载：御茶则建宁茶山别造以贡，谓之啖山茶比之宋朝蔡京所制龙凤团，费则约矣。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①所谓叶茶，也即散茶或现在所说的茶叶。这从元朝茶叶制造的介绍中，也能看出一些情况。元朝以前，所有茶书和古籍中，要谈制茶，讲的都是饼茶的制造工艺。元朝无茶书，但从农书记载来看，关于制茶的介绍，就清楚显示出重散略饼的倾向。如王祯《农书》介绍的制茶方法，即是蒸青或烘青一类的绿茶工艺：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生则味硬，熟则味减。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
裹篛复之，以收火气。这里对散茶的制作技术讲得十分具体，而对于饼茶，则在后面其他地方一笔带过：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印作饼子制样。这在《农桑撮要》中，干脆就只提散茶而不提团饼的制法了。元朝农书中关于制茶内容的这一变化，当然也是当时社会茶叶生产重心转变的一种反映。所以，根据上述线索来看，如果说南宋初年还只是江浙一带完成了饼散的主次转换的话，那么，至南宋末年和元朝，散茶就在全国替代了饼茶的主导地位。
旧说散茶创始于明或盛于明的主要根据，还是由朱元璋罢龙团凤饼、改贡芽茶引起的。明朝初年，一仍元制，最初贡茶，也是以建宁大小龙团为主。后来，朱元璋因团饼烦冗，于是诏令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①。洪武时贡茶由饼改散的上谕，并不是什么特例，而只是当时贡制改革中的一端。
举例而言，除茶叶外，颁令停贡的还有潞州人参、太原葡萄酒和金华香米等等。这些改革，虽然事实上也未完全执行，如明甚至在清朝，很多贡茶依然还是采用特制的紧压茶类，但就其最初的愿望说，引朱元璋的原话：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②，主要还是为体恤和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从朱元璋罢龙团改贡散茶的诏谕本身，是不能引出散茶的起源或开始转为以散茶为主的这样的结论的。如果一定要把这和散茶的生产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与其称自此就转向了以散茶为主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对当时茶类早已转为以散为主的一种适应。
我们说我国茶类在元以前就完成了饼散主次的转换，但这并不否认明初贡茶的改制，对散茶特别是后来散茶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毋庸多说，散茶之被正式诏定为贡茶，必然对其工艺的更趋精细和外形、内质的较大改进，是有较大影响的。先以茶的外形来说，在元朝以前的散茶名茶，还只有芽叶的大孝厚薄之分，在明朝以后，通过不同的加工方法，就产生了片、珠、针、眉等不同外形特色的茶类。至于内质，为提高茶叶的香气，在明朝普遍采用了炒、焙方法。当时有句茶谚，叫善蒸不若善炒，善晒不如善焙①。如闻龙《茶笺》所说：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②这句话的意思，说明确一点，即各种名茶都由蒸青改成了炒青，唯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的③的一种晒青。不过，从历史的总的情况来说，除江、浙、赣还继续蒸、晒以外，一般都改蒸为炒、改晒为焙，而较鲜沿用蒸晒方法了。对于明朝易蒸为炒的改革，安徽农学院陈椽先生曾作过这样评价：①炒青的香味比蒸青好;②炒青的制作，比蒸青容易掌握;③炒青比蒸青省工省本④。这或许也是明朝茶叶的各种改制，所以能够推开的一个原因。
以上讲的是明朝绿茶的发展情况，明朝散茶的另一重大发展，是创制产生了发酵和半发酵的红茶、乌龙茶这样两种新的茶类。现在大家引述的红茶、乌龙茶的最早史料，都出之于清朝福建的地方史籍，因此，有人也就称红茶和乌龙茶起源于清朝的福建。把这两种茶类定为起源福建，这是对的，但称其始于清朝，未免就有点过迟。因为如前所说，宋朝慢火养成的紫和青黑色的贡茶，不管当时是否意识，实际已带有发酵和半发酵的性质;这无疑也是福建红茶和乌龙茶的技术渊源。所以，笔者相当肯定，随着明初贡茶废饼改芽的变革，作为散茶之一的红茶、乌龙茶，也就从原来团饼中脱胎出来而形成为两种新的茶类。
由上来看，明朝洪武贡茶的改制，不能作为我国散茶起源或开始形成以散为主的根据，但是，它对于我国散茶技术和茶类的进一步发展，确实是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的。正是这种易饼为芽的改革，使明朝不但创造和保存了几乎古代所有的茶类，而且在制茶技术上，也达到了经验科学所能够达到的高度。这也是清朝茶叶生产的发展，为什么在技术和茶类上创新不多，而主要集中在商品生产发展上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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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青饼的由来
88青饼目前在坊间算是较有流通量的未来明星茶品，随着追捧的加剧，其背景与出身却渐趋迷离，概念在坊间口耳相传中日见模糊，正本清源一直是大家的心愿。当年首位经手该批茶品的香港茶商近日撰文，讲述88青饼命名及演绎的由来。随着88青饼目前在坊间受追捧程度的加剧，其背景与出身却渐趋模糊，主要分歧在以下数点：
其一、目前许多坊间的说法，认为88青由去年的普茶十杰之一白水清所命名及推广，但港人普遍认为由香港茶艺乐园馆主陈国义先生所订及所收的一批茶才称之为88青饼。以上的分歧遂引起以下更为扩散的分歧或混乱。
其二，88青所涵盖的年期跨度，坊间一般的说法认为从1989年至1992年、1993年这段期间的勐海7542皆统称为88青，而港人所认同的源于陈国义的那一批88青截止年代仅于1991年，那么其它1992、1993年的7542应否称为88青，它们是不是不恰当地被扔上了顺风车随着浪潮冲上云端呢?
其三，88青的仓存情况，随着88青年期跨度被日渐拉开，各种各样仓存状况的茶都被包括在里面，有港仓、湿仓、干仓等，而按港人早期定义的原属陈国义藏茶的88青，是仓存情况极为干净的茶品，其中的分别又该怎样理解呢?或许随着时移势易，88青的定义会因应普洱茶的热潮而被数次更新，涵盖范围也日渐宽泛，当然，带有88青印记的茶品价格同样逐浪而起，若是港人的定义在前，那么现在的情况便有点前人栽树后人凉的味道，正本清源也成为许多人的心愿。
88青饼的命名及十二载情缘1993年某天的早上，有一位来自香港联合公司代理云南普洱茶的前辈陈强先生到访九龙荔枝角我店，并递上两片我从未见过的新茶饼给我参阅。我打开一看，是从未见过的草绿色的普洱饼，便问：这是什么茶?前辈答道：这是生饼茶，放在云南仓已好几年没有人要。如合你用的可平些卖给你。随后我把茶深深地嗅了一阵子，感到气味非常特别，当时第一个感觉是该茶有一股大自然的芬芳，而且带有点蜂蜜的甜香。再深深嗅一下，顿时整个人的心田都投入在芳郊宁静恬逸的环境里，实是可爱，即时来了一个思潮，我不可以舍弃这片茶。谈及价钱，前辈说900港币一支(十二提，每提七饼)。我当时答道：好，就给我十支吧!那时陈强前辈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我问道：为什么要那么少?我反问道：那你有多少货?他说：我们放在仓里有三十多吨!我听后很不明白，反问他：三十多吨是多少货量?前辈闭目一算道：大概有三百多支茶吧。什么话!我大叫一声，三百多支，我即时傻了，心想，向阁下定十支茶，已是我新入行的初哥好大一个定单。你干什么的，难道要我全部买下来吗?我顿时头脑很混乱，内心亦非常惶恐与矛盾，又舍不得放弃该茶，思索良久后，便向陈强问道：那你可否再送两提来给我看清楚。他答应了，茶在云南厂里，明天便让厂方寄两提来给你看吧。果然十天左右陈强再送来两提茶样，我打开后即时把每一片都深深地再嗅一遍。确是同一批茶，茶面明亮草绿色泛银光，和暖而平静的结构马上反射给我内心无比的喜悦。再下来令我头痛的问题有两方面：第一，我不是真正的大茶商，只是一个小小的新派茶铺，何来有那么大的空间存放这批茶?第二，这批茶货银要好几十万港元的现金，是否值得将这巨资投放在一个有限的货种上?再者是何时才可将它卖完转换资金?真是难!难!难!稍静良思片刻，我推辞陈强说，给我几天想一想。想前想后，结果想通了。方法是，首先将整批茶定下来，然后要求厂方把这批货分三至四次，两年内全部运到香港来。最后是将茶寄存在公仓内每月付存仓的租金即可，然后开设一个晚上的茶艺课程，好让爱好优质茶的茶友学习青饼普洱。接着的问题是用什么名称把这种茶介绍给客人与晚上的同学们呢?从记忆里陈强前辈告诉我这批茶放在云南仓库已好几年了，但厂方也没有清楚告诉他确定的生产年份，我想应该差不多三五年。最后我把这批茶命名为88青饼，为了纪念我茶店开业的年期，其次是以广东人的口音8字是代表行运与发财的好兆头。第三88者亦寓意发财后可再发的意思。当然经历这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未有向任何人道出这片青饼取名的意义，个中原因其实是颇有铜臭味，难以言明。这也是我首次向网友们透露出88青饼取名的来历。(香港资深茶商、茶人陈国义)88青饼正史茶艺乐园从1988年开业起，先人一步推介并展销纯干仓晒青普洱生饼，更于1993年春从联合国际有限公司购入勐海茶厂于1988年生产的青普洱，编号7542，后人称88青饼。当时整个潮流都停顿于喝熟饼状态，至于懂生饼而又会问津的人极少。店主陈国义开设茶艺班，传授收藏纯青普洱的好处。该批早期学员算是大受益教之智者，早已得到好处，现时已晋升至大师级人物，时常在网上谈论、交流心得。回顾从1993年购入300多支纯青饼新茶(约三万饼)，以一个新入行的初哥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更被行家嘲笑此人够傻。但从开始至现时经历12年收藏期，当时从第一年卖价每片售70港币，至2004年卖价650港元一片，2005年本港与内地的统一售价是1200港币一片，升值率让人难以置信。更有趣的是，2003年SARS袭击本港时，店主由于急需现金应用救市，每片出价120港币，大量批出给资深茶界友人，竟然无人问津。不料，2004年深秋，竟然有三路人士同时高价竞争抢购该批存货，计有台湾、广州及本港的茶商，合共三百支存货一个月内被抢购一空。
七子饼的来历
七在中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七子作为多子多福象征，在南洋已深入人心。其实七子的规制起自清代，《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3.6市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这里，清政府规定了云南藏销茶为七子茶，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
清末，由于茶叶的形制变多，如宝森茶庄出现了小五子圆茶，为了区别，人们将每七个为一筒的圆茶包装形式称为七子圆茶，但它并不是商品或商标名称。民国初期，面对茶饼重量的混乱、竞争的压力，一些地区成立茶叶商会，试图统一。如思茅茶叶商会在民国十年左右商定：每圆茶底料不得超过6两，但财大气粗又有政界背景的雷永丰号却生产每圆6两五钱每筒8圆的八子圆茶，不公平的竞争下，市场份额一时大增。
解放后，茶叶国营，云南茶叶公司所属各茶厂用中茶公司的商标生产中茶牌圆茶。其商标使用年限为1952年3月1日起至1972年2月28日止。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宣传和推广的名称，他们改圆为饼，形成了这个吉祥的名称七子饼茶。从此，中茶牌淡出，圆茶的称谓也退出舞台，成就了七子饼的紧压茶霸主地位。
七圆一筒原是清政府为了规范计量，规范生产和运输所制定的一个标准，只有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以及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才具有规范作用。一旦进入自由化市场，除了品牌价值，它所代表的质量和重量的意义也就模糊了。四禧茶、五福茶已经有了，难保今后不出现八禧、九宫之类的茶品，七子饼的大旗还能飘多久，令人担忧。
散茶兴起于朱元璋时代
元朝完全保留了宋朝以前饮用团茶、饼茶的习俗。进入明代，饮茶习俗由团茶、饼茶改为散茶。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皇帝朱元璋下诏，罢贡龙团凤饼，改为进贡御茶芽(茶芽即散茶)。从此武夷茶遂改制探春、先春等蒸青或炒青绿茶，以散茶的形式进贡朝廷。这是茶叶制作技术的一次大改革。
散茶技术的发展、流行与明太祖罢黜团茶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称帝前的所接触的基本是流行与社会底层的散茶。因此他对散茶有着天然的亲近。再者朱元璋秉性简朴，皇帝的喜好往往可以左右一个时代的风尚，散茶由此成为汉族的饮茶主流。而团饼茶这退出了汉族的饮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这固有的地位，这一格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明代著名的“茶博士”田艺衡在《煮泉小品》中曾经大胆指责唐宋时煎茶多用姜盐等调料。“皆水厄也”。意即破坏了茶水的清甘。田艺衡在书中嘉誉茶芽“盖天真自胜耳!”据他辨悉：“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佳。”由于制茶工艺的简化，大大降低了茶叶成本，推动了茶业的发展，饮茶者增多，饮茶之风迅速普及。“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张岱《陶庵梦忆》)茶室、茶馆、茶铺出现于市井街巷，从前只能由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等有闲阶层所专享的茗趣，很快地传向民间，传向庶士、平民，“飞入寻常百姓家”。
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崇安县也开始出现了茶铺。明代擅长于写散曲并有“乐王”之称的文人陈铎，曾在散曲《茶铺》中写道：“武夷和雨采春丛，嫩叶蒙茸，佳名千古重。卢仝曾称颂，七碗自清风……”人们不难想象，当年陈铎就在山间的茶铺里，一边偕友品尝武夷佳茗，一边度曲抒情。清茶七碗品啜已毕，新曲一首即随韵而发。
明代改制散茶，品茗艺术随之进步，贵人文士弃旧迎新，崇尚品饮真味;庶民农人则对旧饮团茶加以改进，雅俗共赏，新旧并存。例如宋、元时饮团茶的基本方式则传入民间，并进一步演化普及成为独具特色的擂茶。明朝刘基所撰的《多能鄙事》中，关于擂茶记述颇详：“擂茶，茶芽用汤浸软，脂(芝)麻炒熟去皮，用擂极细，入川椒末、酥、盐、油饼，再擂，如干，旋添入浸茶汤。”至今武夷山区还流传着擂茶的习俗，保留了唐、宋饮团茶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民俗价值。
朱元璋的推广，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朱元璋改革后人们更加喜欢把盏玩壶品茶，也使盏、壶的制作更加精美，使茶具成为艺术，从而推动茶艺茶道的发展。
散茶突出保留了茶叶原有的色、香、形、味，因而提高了饮茶的情趣，推动了品茗艺术的发展明代品茗艺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使品茗不仅仅只是文人、权贵们所独享的雅事，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
神奇的七子饼传说
相传，在一个无法考证的年代，今普洱县凤阳乡宽洪村困卢山，有一卢姓人家，家境贫寒，种茶为生。家有七子一女，长子哀牢、次子布朗、三子基诺、四子阿瓦、五子爱尼(因父母想要一个女儿，故为五子取名爱尼，意为喜欢女儿的意思)、六子拉祜(第六个仍然是儿子，则取名拉祜，拉一个姑娘来的意思)、七子无量(老人觉得儿子太多了，想女儿的愿望恐怕无望了，故将七子取名无量)、第八个生了个女儿(哈哈，太高兴了，终于是个妮子，故取名哈尼)。俗话说儿多父母苦，夫妇俩含辛茹苦将孩子们拉扯成人。穷人命贱，虽没吃没穿，但儿子们个个身体壮实，小女哈尼也长得如花似玉。看着孩子们个个乖巧，夫妇俩十分高兴，但毕竟家境贫困，山林田地甚少，收入甚微，养家糊口都十分困难，眼看七子一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怎么办呢?父母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一日，卢老汉将七子聚于家中茅堂，商议如何维持生计及儿女婚娶之策，共商议了七天都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长子哀牢说：我们去捕鱼，但河流被有钱人家所霸占;次子布朗说：去狩猎，但其父一心向善不愿杀生。三子四子说去帮工、放牧，但都不如老人所愿。因为爱茶如命的卢老汉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要七个儿子继承祖业。按老人的话说茶可解毒、益寿，为百草之首的灵药。种茶、制茶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品饮之好，更可有益百姓，造福苍生，是人生一大善事，因此仍然希望儿子们个个种茶制茶，以茶业为生。
但家庭贫困，无力购买土地山林，无法实现老人的这一愿望。卢老汉气得口吐鲜血，卧床不起，身体日渐虚弱，共在病床上躺了七七四十九天，其间水米不进，昏迷不醒，气若游丝，但就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七个儿子四处寻医问药都无济于事。第四十九天，七子无量到离家很远的原始丛林中给父亲采药，无意中发现了一棵很大的茶树，心想父亲一生爱茶，何不采点回去在老人弥留之际了却他的一点心愿呢?于是无量采了些大茶树上的鲜叶，回家后煎出茶汁，掰开父亲的嘴灌了几滴。半个时辰后，卢老汉居然一声叹息，悠悠转醒(困卢山山名由此而来，困卢山目前仍有上千亩野生栽培大茶树，据专家考证仍有栽培价值)。
醒来后，七子无量将事情原委讲给父亲听了，卢老汉顿时精神陡增，遂叫七子又煎了两碗野茶喝下去。每二天居然容光焕发，下床干活了。
受到七子无量采野茶的启发，卢老汉心想，我们现在家境贫困，又无力购置山林田地，深山老林有那么好的野茶何不叫儿子们分头去采摘回来，既能卖得好价钱，又解决了无钱购置山林土地之急呢!于是每天叫七个儿子都分头到深山采茶。从此，七兄弟每天背竹篓，带上绳索，翻山越岭到森林峡谷中采摘野生茶叶。
他们顺着澜沧江流域越走越远。日久天长，兄弟七人各自有了自己的采茶线路和地域，并就地和当地姑娘结婚、安家、生子(历史上至今都有男到女家，俗语称上门的习俗)，各据一方，并将野茶苗、茶种带回家种植，种茶为生(可以考证的四千多年前布朗人的历史文献《奔闷》一书中的《得贵腊普》，记述了布朗人的迁徙史和普洱茶的开发过程)。随着日月推移，七兄弟在各自的地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都种茶，并带动当地山民种茶，这便形成了长子哀牢山，次子布朗山，三子基诺山，四子阿佤山，五子爱尼山，六子拉祜山，七子无量山的产茶区域。后来的名字成为了少数民族的名字和山的名称(后来的六大茶山即是在七兄弟的领域之内的典型)。卢老汉夫妇及女儿哈尼留守困卢山，仍以种茶为业，老人将爱女哈尼采制的茶称为女儿茶(清，阮福《普洱茶话》：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红楼梦》中的普洱女儿茶，即名出于此。在今天的普洱县凤阳乡，困卢山的栽培型古茶树群仍保存完好，据专家考证仍有栽培价值。可见普洱县是普洱茶的发源地之一。
由于七兄弟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只有每年父母生日才回到普洱(历史上传为美谈的七子拜寿)。他们深知父母爱茶如命，都将自己采制的最好的茶用棉布小袋装好带回普洱。由于路途遥远，只有骑马，茶叶在路途中日晒夜露、受潮，东西又多，相互挤压，到了普洱打开后都挤压成饼了，但味道比刚制时候更好。由于七个儿子送的茶一个比一个的好，老人十分高兴，倍加珍惜，将每个儿子送的茶拿出一个用竹壳包扎在一起(据说竹壳无异味，透气有利茶叶陈放)存放家中，待来年或多年后，家中来了好友、上宾，拿出来招待客人。客人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后赞不绝口，问及茶之来源和名称，老人自豪地指着竹壳对客人说：这是我的七个儿子。
日久天长，七子拜寿和七子饼茶在当地传为佳话。普洱七子饼茶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响，许多茶人，茶商纷纷慕名而来，指名要卢家七子饼茶，更有许多茶坊、奸商纷纷仿效。普洱七子饼茶美名远扬，流传至今。
起初的七子饼茶，大小重量各有差异。孝顺的七个儿子在了解父亲的这一喜好后，为了让父亲便于收藏，七个儿子共同商议，将茶饼统一制成大小一样的圆形，背后一个小圆窝，重量七两五(375克，现在的七子饼茶大多为357克实际是历史变迁对数据的混淆，没有依据的)。圆形代表天上的圆月，象征合家团圆，背后中心的小圆窝，象征七兄弟共同的家，象征父母，重量为七两五，七为七兄弟，五即吾，即为七子中的我的意思，极具含义。(普洱七子饼茶的外形，大小，重量一直沿袭至今，一直成为渴望团圆，尊崇孝道的古今茶人推崇普洱七子饼茶的原因。有诗为证：山泉烹雀舌，活水煮龙团，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其中龙团、小团月即为普洱七子饼茶。
父母年岁已高，七个儿子经过商议，将父母住地由困卢山移居至普洱的西门山。西门山山清水秀，终年云雾缭绕，是修养生息的极佳的地方。卢老汉到了西门山后，仍喜种茶。由于西门山地理、气候环境和卢老汉高超的种制技艺，西门山茶被列为历代供奉京师之首茶。历代皇帝视之为异珍，称之为诸茶之首，众茶之冠(普洱西山碑考为证)。由于七个儿子所在茶山的地理位置、地貌结构、土质气候各不相同，茶树周边的植被气味影响，普洱七子饼茶的茶味各具特色，香气各有不同，有樟香、梅香(梅子香)、栗香、枣香、橙香、荷香、兰香等。有诗为证：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浩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宋，王禹诗)。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七个儿子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亦较频繁。他们时常将自己手制的上好普洱茶带回普洱，与家人分享，并与慕名而来的茶商、茶人交易。年复一年，子孙拜祖，商贸往来，一代传一代，普洱自然引来了天下客商，逐步形成了原产地和云南最大的普洱交易集散地(这便是普洱之所以成为茶叶集散地的重要人文依据)，茶马古道应运而生，各地茶商纷纷在普洱开设茶庄、茶号，普洱茶的加工制作逐步完善，普洱府极度繁荣，名扬天下。普洱七子饼茶亦因其品质上乘，有寓意(象征团圆和崇尚孝道的美德)以及便于携带和收藏在普洱茶中独树一帜，久盛不衰，更是当今茶人品饮普洱茶之首选。
为了祭奠普洱茶的祖先，卢氏七子的后人们在普洱东门上建造了一座塔，名为东塔，塔高十八层(喻示祖宗十八代)，主塔九层，第一层喻示祖宗基业，以上七层代表七子，喻示发展，第九层代表哈尼，以上九层代表子孙后代的生息繁衍，久历不衰。该塔于文革期间被毁。近年普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按原样在原址重建，为普洱县一大奇观。东塔倒影、东塔西影，为当今普洱人所骄傲。
东塔倒影、东塔西影即每天太阳出来时，刚好从东塔处缓缓升起，东塔的影子就随太阳光倒映在西门山下的龙潭中，极为壮观。它为古老神奇的茶乡普洱增添了一道令人神往的景观，并为普洱茶文化增添了光辉一笔。
七子饼茶的来源
七子饼茶是一种茶的名称。七子饼茶，又称为圆茶，以普洱散茶为原料，经过筛、拣、高温消毒、蒸压定型等工序制作而成。七子饼茶呈圆饼形，直径21厘米，顶部微凸，中心厚2厘米，边缘比较薄，为1厘米。每饼七子饼茶重357克，以白棉纸包装，每7块饼茶用竹笋叶包装成一筒，因此被称为七子饼茶。七子饼茶属于紧压茶，外形美观，为圆饼形，酷似圆月。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下七子饼茶的来源吧。
七子饼茶的来源有三种说法：
说法1、普洱七子饼紧压茶，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时间下产生的，古老的度量是一斤有十六两，当时为了方便运输，所以才把七子饼茶紧压成型，一片的重量是七两，七片装一筒，所以得名“七子饼茶”，现代的度量折合为357克。
说法2、七子饼茶原来是从唐朝开始由边境贸易而得来的，当时交易的时候是七饼茶捆扎好外加一片过数的，另外一片是用来上税的。
说法3、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中，“七”是一个吉祥的数字，象征着多子多福、七子相聚，圆满的意思。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七子饼茶是结婚的彩礼和佳节的礼品，表示“七子”同贺。
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
普洱饼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这里所说的普洱饼茶，其旨却并非是就饼茶说饼茶，而是以饼茶作为一种类型标志，就此用来论说普洱型各种紧压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谓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实质上即指云南紧压茶和中国紧压茶的起源之谜。
那么普洱饼茶到底是发源于何处呢？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呢？某些学者断然论定，它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全然承袭了陆羽的衣钵，或说是继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团茶之衣钵。不过，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陆羽所撰的《茶经》之中，却唯独漏掉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中国饼茶并非经由陆羽之手发明的。因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还在两晋之前，我国就有饼茶闻世。它恰恰就记载在陆羽的《茶经》上。其原文是这样的：
《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叶老，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记述中，既有饼茶的采制法，又有饼茶的饮啜法。而且就饼茶的采制法来说，其时至少已然有了两种：一种是采来老叶做成的饼茶，一种是采来嫩叶做成的饼茶，两者的制法则各各不同；这就是所谓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至于叶嫩者呢，则其在饼成之后，当然就无须以米膏出之。那么，这个饼茶的采制法和饮啜法是何人记载下来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记载下来的呢，而且其所记载的则又是何地出产的饼茶呢？
先且从《广雅》说起罢《广雅》本是一部字书。而中国饼茶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准确地说，最早见之于汉文的历史记载的，就在这部字书上。《广雅》的作者张揖。张揖，乃魏国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当然乃属三国时代无疑。这就是说，早在陆羽《茶经》问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国饼茶就已然见诸史籍。再说《广雅》记载的饼茶，原文说是出自荆、巴间，所谓荆、巴间茶叶作饼之说，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那么，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
依我拙见，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理当就是云南，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所有土着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则又把那些土着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即如后来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他虽在他所编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既然说是散收无采造法，但接着却又说是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试问，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银生城界诸山之茶，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蛮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广雅》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两者煞是相似呢：一则说，用椒、姜、橘子笔之；一则说，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一个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蛮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这个茶史之谜，试问，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编撰的《续博物志》（卷七）中，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云南志》更为可靠的史料罢，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散收无采造法的字样，并且代之以采无时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堪称笔力不凡也。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绰笔下的蒙舍蛮之说，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因而亦被李石删去。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盐而饮之。
前面说过，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虽说在先秦前后、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兹即引述于下。
侧面线索之一：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茶）蜜皆纳贡之。此中之巴蜀之师，据史家考证，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说，在商周时代，勐海就产茶，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引自雷平阳《普洱茶记》）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除了着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还撰着了《南中志》。这个南中，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称：平夷县有石兆津安乐水，山出荼（茶）蜜。这恰好与《巴志》所述的纳贡之茶，彼此对应起来。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这么说来，其所纳贡之茶，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而且这种贡茶，依我推断，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样，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
上古时代的云南及其茶树原生地一带，全然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神秘王国。后来随着茶叶贸易之路的开拓，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遂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频繁起来。鉴于他们的茶叶绝大部分都须行销到遥远的邻国，诸如印度、南洋一带去，行销到西藏以及大西北一带去，即使行销到中原去，同样也须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远途辗转而不已。试想，云南境内茶叶的行销，如何才能适应于上述这般的远途运输呢？唯一的良法就是生产紧压茶。于是南中的茶子，率先制成型样各异的紧压茶，诸如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砖茶，竹筒茶，则先后应运而生，远销四方，流誉海外。
而谁能断然否认，这南中之茶，压根儿就不是普洱紧压茶呢？再说，普洱紧压茶发源于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的另一个必然因素，我想，那是跟自然条件即当地高温高湿的气候有着直接关系。西双版纳和思茅一带，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少部分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个别地方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而一般绿茶，在如此气候条件之下，即在温度和湿度都相当高的情况下，很不容易贮藏，或则很快失却其自然香味，或则易于发生霉变。
诚如前面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勇敢而聪明的西双版纳人并思茅人的祖先，必是老早老早就发明了紧压茶即后发酵的青茶之制法，这样不仅便于行销远地，而且也便于日常贮藏。
普洱紧压茶的这种优异特色，很早就被南国一带的茶商和茶人所发现，因而在广州，在香港、在澳门一带，甚至更远的如在东南亚，在南洋一带，云南普洱型茶（紧压茶），竟皆历久风靡而不衰，畅销达于至少百年以上！
这里且以香港为例香港回归前夕，我曾先后两度在那里小住，走访了大大小小茶庄并茶楼和茶铺。我发现香港茶肆最是赏鉴这样一副茶联，即：
普洱铁观音松涛烹雪醒诗梦；龙井碧螺春竹院弥香荡浊尘。
此联中这些些名品之茶，彼此却并非平起平坐的。在香港茶商和茶人的心目之中，首屈一指的则是云南普洱茶。无怪乎大小茶庄，则每每以云南所产的陈年七子饼茶，弦耀于市，招徕顾客。
据记载，香港在回归前后，每年销售的普洱紧压茶，竟达五六千吨！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简直就是一座南国海上的普洱茶都！
香港那里的气温比内地高，湿度尤其大，因而一般绿茶在那里极易霉变。相比之下，作过后发酵处理的七子饼茶之类紧压茶，便被香港茶商们所青睐。只因它即使稍稍受潮后，仍可及时予以晾干，或则烘焙。这就是它胜于一般绿茶的独特优异之处。
当然喽，关于云南紧压茶的起源之谜的破释，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跟我国上古茶史的探索和史前茶谱的发掘，彼此则有着直接间接的内在联系。
事有凑巧，就在这篇拙稿执笔之前没有几天，我曾就关于史前茶谱的反思一事，撰写了题为《酸蚂蚊、酸茶及其他》这篇短文。其中有两三段话，倒也与破释普洱茶的起源之谜不无关系，这里姑且引录于下：
早在万年迤远的上古时代，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随着文化进化而自然形成了他们的茶俗茶风，包括史前茶谱的流布于世，诸如生嚼之茶，石烤之茶，竹烹之茶，生晒之茶，酸渍之茶，凡斯种种，不一而足。这一切都是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留给后世的不朽文化遗产。这证明着，缔造我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主体民族，当初则本是土生土长于我国茶树王国境内，亦即繁衍生息于澜沧江两岸这一带的那些土着部族，即那些兄弟少数民族，而并非其时居于中原地带的民族，即后来的汉族.
然而，我国远古茶史之研究，以及关于史前茶谱并史前茶俗之探索，历来往往只是一味依据于《茶经》之类典籍。典籍上说是，则是；典籍上说非，则非；典籍上说有，则有；典籍上说无，则无。殊不知，这是一种迷误！诚然，在中国茶学并中国茶史方面，陆羽《茶经》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类着作。它对唐代以后中国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不过，就跟在历史上作过不同程度贡献的历史人物一样，陆羽则亦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譬如限于其时的历史条件，陆羽当年就未曾亲赴中国茶树原生地一带作过田野考察，因而在他的《茶经》中，只是泛指而言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至于我国的茶树原生地，以及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原始发祥地，究在何处呢？陆羽《茶经》中则未置一词。再如《茶经》的七之事，共引述了40余条茶事细目，包括咏茶的神话、传说、故事、轶闻而在所有这类记述中，对于云南境内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上古茶俗茶风，上古神话传说，以及史前茶谱之类，竟皆未曾说及只字。我这并非在苛求古人，非难古人，而只不过是就历史的某种实情实况，作出一种直白之表述耳。
而且更有甚者的是，当今某些作者竟还把陆羽《茶经》视为中国茶道文化的滥觞之始，发端之源。殊不知，在我国茶道文化传统之中，唐代茶道文化并非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而是属于衍生文化的性质，就跟此前诸如六朝茶道文化，两汉茶道文化，先秦茶道文化皆属衍生性质一样。而唯有中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即由我国茶树发源地一带那些土着民族原始先民们所缔造的茶叶文明，诸如民间茶俗，咏茶神话，茶树图腾，史前茶谱，等等等等，凡斯种种，那才是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
谁是中国紧压茶最早的发明者和缔造者？当然，不是神仙，不是皇帝，不是茶坛上的任何圣贤之辈，也不是任何茶道大师之辈，而是土生土长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那些胼手胝足，那些平平凡凡的原始选民！
(作者简介：凯亚，男，1930年生，江苏盐城人，中国茶道文化学术丛书主编，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人民日报社人才服务中心客座研究员，已出版茶道文化专着100多万字。)
普洱团饼茶的历史脉络
普洱茶名称的出现在明朝，明代谢肇制的《滇略》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说明，明朝期间云南紧压茶是鼎盛的。
然而，普洱茶历史上的开篇文章在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其卷三云："茶出银生成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唐朝时期，南昭国是云南的地方政权，蒙舍蛮是南昭国的主要力量，受唐王朝扶植，它们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蒙舍蛮的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也是普及的，甚至成了大唐市民们的习俗，虽然陆羽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其《茶经》里却作了重要记载。
云南利用茶叶的历史早于唐代，在三国的《七诲》里提到了"南中茶子",南中相当于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而要说到云南茶叶的重要发展，或者说普洱茶的成型，我认为是盛唐汉文化与南诏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至于说更早的关于古滇国用茶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用茶是在巴蜀，特别是巴，三国《广雅》就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的史料。古滇国、南诏与巴蜀的交往与争战，对云南茶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陆羽《茶经》里没有直接记载云南茶区，应该是与当时南诏国是地方自治政权有关，而且南诏初期，云南之地是少数民族部落割据的，后来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是时而和平共处，时而争战不断。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初级的晒青茶工艺，采摘不讲究，制造也就是最简单的日晒，在樊绰（出史南诏的唐朝使者）看来，这也是与唐朝饼茶的制茶工艺（蒸青制茶）相比而言的。
在云南民间走访，许多少数民族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说晒青茶，他们却十分熟悉，并称之为"老黑茶",是他们"原生与本土"的重要饮料，以及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一千多年以来，积淀、传承与发扬的晒青茶工艺是普洱茶的基础。而晒青茶古老的品饮方式，目前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仍有流传，如佤族、拉祜族的烤茶、土锅茶，白族的"三道茶",纳西族德"龙虎斗茶"等。
笔者认为，南诏时由于地理与人文环境，少数民族粗陋的晒青茶工艺，交通运输不便等诸多因素影响，蒙舍蛮作为南诏政治中心的王族，他们在获得团饼茶的知识后，结合对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他们采用初制晒青毛茶，"蒸而团之"制造紧压茶的历史。
唐朝时，散茶加姜桂混合烹饮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习俗，而团饼茶的品饮则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蒙舍蛮会模仿这些时尚，制造饼茶，但由于茶山山高路远，加工运输困难，因而形成了"晒青饼茶"的加工方式，而不是唐朝的蒸青饼茶。
蒙氏的南诏国，在统一洱海地区后，在洱海之滨建太和城，设上下两关，上关为龙头关（即现在的大理古城）,下关为龙尾关（也称龙尾城，即现在的下关城）.蒙氏开创了"晒青饼茶",古永昌地区、洱海地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产茶与制茶基地，也为下关打下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后来，南诏势力扩充到银生节度，云南的四大茶区也就初步成型了。
蒙氏帝王传了十三世，共二百五十年，而后被郑氏、赵氏及杨氏篡位。接着南诏的通海（现玉溪地区通海县）节度使段思平，在滇东南三十七蛮部的支持下，讨伐杨氏成功，开创了段氏大理国时代，段氏仍然以大理为国都。据《道光云南志钞》载：大理国传了几代后，宋兴，宋太祖干德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取滇献之，宋太祖鉴于唐南诏之祸，觉得"南蛮"不易统治，才有了宋挥玉斧的典故（宋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此，段氏得以久居云南，中国竟以外域视之，不知所谓大理国矣。因而大理国就成了南诏国的延续，蒙氏的"晒青饼茶"加工方法自然得以传承。
到了元朝，元世祖平云南后，元朝派王族到云南执政，少数民族也被迫迁移，有的到了更边远所谓充满瘴气的边疆，蒙氏加工方法与习俗则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在明代，明王朝大力援助云南，云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有了广泛的交流，蒙氏"晒青紧压茶"在云南得到大普及。明朝谢肇制的《滇略》才有了"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载。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地，交通不便，消费习俗转换也没有中原地区快，明朱元璋下诏废除团饼茶兴散茶，并未影响云南的紧压茶，因而，云南紧压茶得以保留。
明朝以后，人们对普洱茶养生保健效果的逐步认识，名着《红楼梦》中就有了记述的普洱茶消食保健的功效，甚至，焖一罐普洱茶成为一种时尚；而科技着作《物理小识》、《本草纲目拾遗》等也有了相关记述。这样，普洱茶不仅没有随其它团饼茶衰落，反而在清朝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了贡茶。
以上就是普洱茶（团饼茶）继承唐朝饼茶历史，而在明清两代得以发展的历史脉络。
云南七子饼茶的来历
七子饼是普洱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形态。普洱茶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茶经茶马古道而名扬天下。普洱府早在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而得名，在官方文书中第一次使用普洱这个地名。普洱成为了当时生产、加工、集散茶叶的重要集镇，所产的蒸青、炒青、晒青团茶和散茶赢得了许多客商的青睐。到万历年间，朝廷在普洱设官府管理茶叶贸易，封疆大吏们把普洱茶区的茶叶运到北京，献到宫里，普洱茶开始得名而风靡天下。
圆如三秋皓月，香于九畹之兰。这是乾隆皇帝对七子饼的评价。普洱紧压茶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时间下诞生的。在老的度量衡一斤有十六两，当时为了运输方便。把普洱茶蒸而团之，紧压成型。因七两重一片，七片装一筒（笋壳包）。七子饼从而得名，现折合为每片357克。七子饼茶形似圆月，是云南传统出口品种，畅销港、澳和东南亚一带。过去在东南亚一带，儿女亲事非送七子饼不可。
为什么七子饼只装七张饼，而不装八张或六张呢？一种说法是七子饼茶原先是自唐代开始由边境贸易而得来的。简称茶马市，交易的时候是七张饼捆扎好外加一张饼一共八张过数的。另外那张分离的饼做什么呢？是用来上税的。还有另一种说法：一饼茶为357克，一筒七饼；357克7饼茶=2499克,约2.5公斤。一件12筒约30公斤。一匹马驮2件约60公斤，刚好可以负重前行，先人早已算好了，旧时马帮就是这样运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