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之中茶入日本

发布时间 : 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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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饮茶历史源远流长,而茶文化更是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因而历史上,中华茶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这其中就包括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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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活文化交流的影响


茶文化的社会功能

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发扬传统美德、展示文化艺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民族团结、表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经济贸易等。

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体现。茶文化具有的传统主要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谦虚礼貌、勤奋节俭和相敬互让等。

陆羽《茶经》,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

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险的真实反映。

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呤、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

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饮茶可以思源。

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火药、 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唐代陆羽《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书。中国茶文化对世界影响功能显著。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今天所处的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优胜劣汰,讲利益、讲效益。但人情较为冷漠,人际关系趋于淡漠。通过茶楼、茶艺馆品茗或茶艺,朋友聚在一起,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朋友相聚在旧式茶馆里,随意说笑,回忆人生,重新享受到生命的乐趣。

古代就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以茶代酒体现传统美德,符合今天中央倡导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要求。

以茶育人是新时期茶文化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功能。上海少儿茶艺通过自己动手,学习茶科学,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敬茶中,展现出对长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敬,对同学的敬意。

现代社会依靠高科技和信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将越来越多,生活也将更加富裕。东亚一些国家在推行工业化过程中,在吸收西方的优秀科技和工艺技术的同时,西方颓废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也侵蚀到社会,随之产生道德危机、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倾向。

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不是唯一目标,现代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需要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茶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文化因素及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茶文化是高雅文化,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乐意参加。茶文化也是大众文化,民众广为参与。茶文化覆盖全民,影响到整个社会。

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二是茶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茶文化,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付人生的挑战,香港茶楼的这个作用十分显著。

三是有利于社区文明建设。经济上去了,但文化不能落后,社会风气不能污浊,道德不能沦丧和丑恶。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传播表明,茶文化是有改变社会不正当消费活动、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四是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品尝名茶、茶具、茶点,观看茶俗茶艺,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五是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

流。上海市闸北区连续四届举办国际茶文化节,扩大了闸北区对内对外的知名度,闸北区四套班子一致决定茶文化节要一直办下去,并投资在闸北公园兴建茶文化景点,以期建成茶文化大观园。

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茶文化跨越国界,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

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在韩国召开


开幕式前,各国主要嘉宾行奉韩国茶礼。图为中国学者寇丹行韩国茶礼。

继中国河北柏林禅寺、庐山东林寺、台湾佛光山寺、福鼎资国禅寺、宁波七塔寺和杭州灵隐寺相继举办1-6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之后,2012年12月18日至21日,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在韩国曹溪寺隆重举行。

“露霭来自曹溪室,活水烹茶一味新,今将奉献呈君祥,愿垂慈悲哀纳受”。韩国古代禅师的一首偈语似乎印证了此次在首尔曹溪寺召开的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盛举。“瓯注曹溪水,叶抽智慧芽”。中国当代高僧、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倡导者净慧长老把禅茶比作是智慧的象征,更需以“曹溪水”冲泡才更有滋味。

曹溪宗、太古宗、天台宗、真觉宗为四大宗派。其中,曹溪宗是韩国佛教最大宗派,拥有二千多所寺院,僧侣一万二千多人,信徒达一千多万,大学2所,中学十八所,医院三家。历史上,中韩两国佛教同源同宗,韩国的高僧大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驻锡的南华禅寺位于曹溪河畔,因此,曹溪也就成为慧能大师和禅宗的别号。韩国曹溪宗承袭六祖慧能大师法脉,昭示了韩国曹溪宗与中国禅宗一脉相承的殊胜法缘和深厚法谊。

中国《赵州茶语》禅茶演示亮相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

本次活动由韩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韩国《茶的世界》杂志社主办,韩国茗园文化财团、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财团、韩国熟盂会以及中国《吃茶去》杂志社协办。“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得到了韩国庆尚南道河东郡、全罗南道宝城郡、长兴郡等地方政府和大韩佛教曹溪宗、韩国国立国乐院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10月18日上午,当一台庄严的韩国奉茶仪式结束后,韩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崔锡焕,大韩佛教曹溪宗宗主真际法师,曹溪寺总务院长慈乘长老,茗园文化财团理事长金宜正女士,庆尚南道河东郡守曺由幸先生,全罗南道宝城郡守郑钟亥先生,中国茶文化学者寇丹先生、陈云君先生,以及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仓泽行南教授等先后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为了加强与世界禅茶界的交流与合作,本着共同分享成功经验,共同交流学术成果,共同架构友谊桥梁,来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浙江、江西、四川等地的茶文化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此外,中国柏林禅寺、四祖寺、大慈寺、昭觉寺、寿圣禅寺、吉祥寺的方丈、监院及僧众代表也应邀出席本次会议。

在开幕式上,本次大会指定用茶礼品——由福建天湖茶业有限公司特制的“绿雪芽”福鼎白茶得到全新亮相,这是中国白茶类——以“绿雪芽”为代表的福鼎白茶第一次走进韩国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作为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发起地、世界禅茶文化发源地、禅宗“吃茶去”公案诞生地的代表,河北赵州柏林禅寺监院明影法师代表中方向韩方本次大会组委会赠送“赵州画像”一幅,以感恩中国唐代赵州禅师的法乳深恩。

参加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的中外高僧大德。

开幕式后,韩国《茶的世界》杂志总编崔锡焕、韩国名僧园山法师、建国大学名誉教授李濬,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仓泽行洋、影山纯夫,中国专家学者寇丹、陈云君、余悦、舒曼以及中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禅源寺方丈月照法师、昭觉寺方丈演法法师等,分别进行了主题基调演讲。

本次学术会议共收到中日韩三国论文45篇,堪称历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之最。与会专家学者不仅对中日韩三国禅茶文化研究发展状况进行研讨,而且就世界禅茶文化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活动这不仅仅是一次世界性禅茶文化的学术会议,它更是一个弘扬东方文化的重要活动。“面对当今烦躁不安的世界,如何能把禅茶文化作为一种“清凉剂”和“清凉风”的功能体现出来,为建立我们的祥和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与会代表一致的期盼。

第七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现场。

本次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的另一重要亮点,是中日韩三国禅茶演示交流。10月19日下午,凝聚中日韩三国茶艺精华的十六台禅茶演示节目在众人的期盼中,终于在韩国首尔著名的国立国乐院大厅闪亮登场。这是继2005年10月在河北柏林禅寺举办首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之后,第二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禅茶演示。在诸多禅茶演示节目中,唯有来自河北省茶文化学会推荐的三字禅茶艺表演队,以一台精湛的《赵州茶语》禅茶演示震撼了所有参会代表。韩国国立国乐院大厅内的观众们,为这台启悟人心、启迪心灵的《赵州茶语》响起了三次掌声。作为这台禅茶演示画龙点睛之处、最为扣人心弦的感动,是来自中国石家庄北苑小学二年级的七岁小演员马馨怡的出色表演。

禅茶演示结束后,主办方在首尔豪酒店举行了闭幕式,并正式确定了第八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于2013年10月在浙江湖州长兴寿圣寺和大唐贡茶院举行。

茶马古道: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


网资讯:“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在明清以来的交换史上,为了确保边疆安全和促进民族融合,曾经由政府直接经营着三条茶马古道,这就是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荼马古道和滇川茶马古道。这三条茶马古道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形成互相交错的庞大贸易网络,共同构成横跨北中国八省区与丝绸之路交叉并行的交通大动脉和贸易大通道,成为世界东方最著名和富有影响力的贸易古道。

特殊的自然地貌以及众多的民族分布使古老的茶马古道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仍能部分保存于我国西部。世界上海拔超过8000米以上的高峰共14座,其中有9座都在中国西藏。而世界上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脉,仅在中国西部的就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大雪山、岷山等。从西北部青藏高原连接到西南部的云贵高原,海拔虽然降下了2000多米,但依旧是山脉连片,有哀牢山、苗岭、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等。另一端,还连接着黄土高原秦岭等。青藏高原几乎是中国主要大河的发源地,如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

但是,没有人,就不会有道路的出现。在这些高山大河之间分布着众多的民族,有着各自的物质需要,他们之间的长期物质交换,才使茶马古道成为可能。在这条道路行走,既是视觉大餐,又能体验到不同的民族风情。

康藏茶马古道开通于洪武26年。该年明政府在雅州(今雅安市)、黎州(今汉源县)设茶马司,后迁往汉藏贸易中心的康定,主持入藏茶马交易。令将雅安、天全、名山、射洪、印崃五县所产茶产240万斤(明中叶后增为340万斤,清代为1100万斤),在雅安压制成茶砖,经背夫翻雪山背运至康定,然后分三路入藏。一路由康定越雅砻江至理塘、巴塘到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为入藏南路;一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再由昌都趋玉树、结古入青海,为入藏北路;另一路为经懋功达藏县趋松藩入甘南藏区。

进藏熬茶——见证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备受藏族人民的喜爱,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茶文化

藏族社会的饮茶之风,从藏传佛教寺院僧众一天的生活中也能窥见一斑。通常僧人们每日集体饮三次茶,即在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的诵经礼佛活动后,由寺院统一熬茶分给他们喝。特别是在举行法事活动的时候,僧人饮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每当举行法事仪式时,庄重肃穆的经堂内,僧人们诵读经文。待斟茶之际,众僧从自己怀里取出随身携带的茶碗放在跟前,就有专门负责司茶的年轻僧人提着茶壶给众僧斟茶。

图为司茶僧人给众僧斟茶。摄影:李元梅

寺院僧人终日坐禅和诵经,喝茶的次数很多,寺院对茶叶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而藏族群众又对僧人十分崇敬,因此,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熬茶(藏语称“芒嘉”)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逐渐形成。

这里所谓的熬茶,专指一种由信徒向藏传佛教寺院发放布施的宗教活动,一般是由信徒在佛教寺院熬茶布施,寺院僧众则为之念经祈福。

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我国各地的传播,熬茶这种宗教文化现象日渐兴盛,并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进藏熬茶,蒙藏关系的历史剪影

“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后,深入影响了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风尚达数百年之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部边疆历史研究员乌兰巴根介绍说,在共同信仰的影响下,蒙古人跨区域形成了进藏熬茶朝圣祈福的习俗。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部边疆历史研究员乌兰巴根(左一)与僧人交谈。摄影:李元梅

5年前,乌兰巴根参与的一项工作更是让他亲眼目睹了熬茶这种宗教文化现象所产生的影响。“进藏熬茶,生动展现了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画卷。”

2014年,乌兰巴根从事《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大型影印丛书文化工程中的蒙文翻译工作时,接触到了大量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元明清时期的珍贵蒙文档案。

这部分档案主要有元代八思巴字皇帝谕旨、清代皇帝诏书、敕书、上谕清代有关机构和官员文书、驻藏大臣文书、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官员文书、满蒙王公贵族及僧侣呈西藏地方首领书信,以及清代蒙古盟旗民间信札等文件。

“这批档案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满蒙王公贵族及僧侣呈西藏地方首领书信的文件。”乌兰巴根介绍说,这些书信来往详细讲述了满蒙王公贵族、官吏以及蒙古各盟旗民众赴藏熬茶祈愿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清代档案中关于这方面留存的档案很少,这批档案是弥足珍贵的。

进藏熬茶见证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繁荣景象。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中显示:清朝皇帝也经常派遣使者进藏熬茶祈福。清朝皇室主要成员亡故后的超度仪式由达赖喇嘛主持,这在清朝已成惯例。康熙帝驾崩之后,继位者雍正帝首先考虑的是“为皇考修善祈福,特遣使熬茶超度”。

图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中满蒙藏文合璧的《乾隆皇帝为皇考升遐特遣使赴藏诵经祈福并颁赏达赖喇嘛及各寺布施银两事致七世达赖喇嘛敕书》。摄影:李元梅

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中关于熬茶祈福的敕书还有很多,从档案中也可以发现,历代清朝皇帝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安排在藏地举行,世代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王、贝勒、贝子、公、活佛、喇嘛等也都长年累月前来藏地寺院熬茶祈福。上行下效,普通民众,尤其是信仰佛教之人,也都把拉萨作为圣地。唐蕃古道香客络绎不绝,人们或朝圣熬茶,或祈福求子,或超度亡魂,或旅游观光,有的还顺便捎带一些土特产一路销售,赚取回家路费。朝圣者带旺了满蒙藏交通要道上的经济贸易、餐饮住宿,拉萨由此成为圣城。

当然,清朝皇帝将已故皇亲国戚的拜忏超度、禳灾祈福等大型佛事活动安排在藏地举行,也不仅仅为了超度亡灵,还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民生目标。政治方面,是为国道永固,安乐部众;民生方面,是为益加推广讲经修法,普度众生。所以,清帝颁发给西藏政教领袖的有关熬茶布施的敕书,都是昭告国策、安抚边民的重要档案文献。

四年磨一剑,珍贵档案呈现于世

“清代档案中关于进藏熬茶方面留存的档案较少,从这批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其中的很多细节,弥足珍贵!”乌兰巴根介绍说。

经过4年的辛勤努力,《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大型影印丛书将在今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部大型丛书选录档案共计1394件,形成近50万字的汉译文,这批国家珍贵历史档案大部分为首次公开。

图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影印书。摄影:李元梅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大量蒙满文档案能留存至今,足以证明当地对档案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视和管理措施的完善。乌兰巴根说,“这批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研究元清时期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和清代民族关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原始史料。”

同时,他认为这批整理出版的谕旨、诏书、敕书等诏令文书,都是比较稀有的原件,是元代和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有效管理的文物和文献凭证,有力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

茶史茶事茶文化


又到春茶采摘时,漫山的茶树,宛如一颗颗小星星,在云遮雾绕的山间,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即使没有饮茶,仿佛也让人尝到了新茶的甘甜和芳香。

名茶飘香万国来求

黄山之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明朝天启年间,江南黟县新任县官熊开元春游黄山,傍晚迷路,遇到一位腰挎竹篓的老和尚,便借宿寺院。长老泡茶敬客时,知县细看这茶叶色微黄,形似雀舌,身披白毫,开水冲泡下去,只见热气绕碗边一周,升腾,转圈,化作一朵白莲花,然后散成缕缕热气飘荡开来,满室清香。知县惊叹不已,问后方知此茶名为“黄山云雾”,由此与长老结下茶缘。时光辗转,后来,这个知县得以在皇帝面前重演“白莲”奇景,皇帝大悦,将知县官升几品,留在帝都。然而,这个知县却心系“云雾”,怎么也不愿意离开黄山,最终弃官为僧,传为佳话。

传说虽不可考,但这名山竞秀的土地,却积淀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对于徽茶历史,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丁以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据他介绍,关于徽茶最早文字记载见近两千年前的《桐君录》:“酉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出好茗。”汉、晋时的庐江郡辖今安庆、六安、合肥的部分地区,从那时起皖南、皖西两大茶区初步形成,奠定了后世安徽茶区的格局。东晋元帝时,有记载宣城茶叶入列贡茶,可见徽茶当时品质颇高。到了唐宋时期,歙州(今黄山市、绩溪县、婺源县)地区茶叶因量大质优,受到民间热捧。据记载,歙州所产茶品质优异,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人皆尚之”。每到新茶上市季,在往返歙州的数千里道路上,茶商络绎不绝,“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境内遍山植茶,以茶为业者达十之七八,衣食、赋役全仰仗茶叶。同一时期,宣州鸭山茶与舒州天柱茶并列,名重一时,风靡江南,远传京洛,时人谓之“名茶辈出,万国来求;名器佳泉,茶道大行”。

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徽茶借徽商席卷全国,远传海外。当时,徽州休宁松萝茶,与长兴罗岕茶、苏州虎丘茶为当时茶界“三甲”,曾引来郑板桥赞美,“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在《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贾母饮茶的描写,当时妙玉端茶给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这段描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清朝期间,六安茶已进入王侯将相家,成为当时的名品。

清末,徽茶传承创新,厚积薄发。一飞冲天的黄山毛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金的太平猴魁、风靡欧洲的祁门红茶、独树一帜的六安瓜片均创制于这一时期。1955年,中国茶叶公司评选全国十大名茶,此四样茶榜上有名,徽茶占之近半。同时,皖产名茶还有歙县老竹大方、石台雾里青、岳西翠兰等一大批,这些名茶如群星一般,闪耀在中华茶文化的璀璨天空。如今,黄山毛峰等绿茶制作技艺更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期待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更好的发展。

品味宁静修身立德

两千年时光荏苒,今天的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然根深蒂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茶又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元素——“琴棋书画剑,茶酒诗礼花”。

民俗专家宋国强说,茶最早的表述文字是“查”,意为用完餐后喝一碗茶汤,用来减除油腻、消化食物、排除毒素。后到汉代为“荼”,直到唐代,茶成了人们的日常饮料,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便把“荼”字减去一横,成为今日的“茶”了。宋国强认为,茶的兴盛与汉晋佛教传播、道教兴起有关。佛家眼里,茶是禅定、心静的必备之物;道家眼里,茶有助炼“内丹”的作用,同时也是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炼长生不老的好材料。对茶叶的这些看法和做法,已经脱离作为饮料的物态形式,始有茶文化之端倪。过去由于条件所限,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此茶有“不迁”的别称,进而被赋予从一而终、忠诚不叛的寓意。至今,在我国的不少民族中,订婚、结婚的仪式上,以茶敬客仍是一项主要仪式,这一仪式的来源大多也就是由于茶树“不迁”的特性。

对于皖产名茶,安农大茶研所丁以寿副所长如此概括:“黄山毛峰,芽尖峰芒,滋味醇甘,香气如兰;六安瓜片,去梗去芽,汤色澄明,回味悠长;太平猴魁,两叶一芽,平扁挺直,龙飞凤舞……”在丁以寿看来,中国人以茶养生、修性、联谊、示礼、怡情、育德,在一杯杯品茶中升华而成的茶文化,是融茶与自然、社会、人文、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蕴涵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次,以奉献、利人、利国、俭清和真为精神,集中继承和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诚处世的思想。

如今,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快节奏时代,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寻求一种让心灵沉静下来的慢生活,而让人静心,莫若品茗:捧着一杯香茶,让人在饮茶中品味宁静、平和,使绷紧的心弦得以松弛,倾斜的心理得以平衡。按照丁以寿的看法,这不仅是精神上的享受,还是一种修身立德的有效途径。

科学饮茶健康之道

每当新茶采摘季,不少指导人健康饮茶的书籍也应时而出,其中,“喝茶健康、健康喝茶、喝健康茶”这一新概念正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呼吁更多的人在品茶的同时,认识茶的健康价值,在科学饮茶中增进健康。

茶叶含有茶多酚、茶色素、茶氨酸和茶多糖等多种有益成分,这些成分在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防癌、降血脂、增强记忆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保健作用不胜枚举。

喝茶讲究健康科学的方法。茶有绿茶、花茶、红茶、乌龙茶等多种类,各有特色和优点,根据自己喜好,不必特别在意季节区分。从营养保健角度看,沏泡茶叶有不少讲究:除非嫩叶新茶用85度左右水,一般需用沸水沏泡,可使更多茶多酚溶于水中。在平时的饮茶中,如果我们习惯于加片柠檬片或金桔,利用维生素C可使人体对茶多酚吸收率提高多倍。

一天喝几杯茶为宜?曾有人戏称:一杯为品,两杯为饮,三杯四杯就是饮牛饮马的蠢物了。其实,习惯于饮茶的人,可以在上午下午各喝两至三杯。不仅可以喝茶水,沏泡后的茶叶也可以吃,其中富含维生素E、食物纤维等有助健康的物质。现在,随着人们对于“纯天然”食品的重视,天然的茶叶也逐渐受到人们热捧,对此,不少专家呼吁:饮茶本是“雅”事,经营者要以人为本,生产无公害的茶叶,让馥郁的茶香一直飘下去……

中日茶文化异曲同工,又各具千秋


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道文化都是东方茶文化灿烂的瑰宝,两者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各具千秋。

“茶”字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茶在中国经历了由药用、食用到饮用的漫长发展阶段。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中国茶道比日本茶道早很多,当今世界广泛流传的种茶、制茶和饮茶习俗,都是由我国向外传播出去的。中国茶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兼收并蓄,多种思想融入其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于一体,三者之间互相补充、融合,从而形成了广博的中国茶文化。

中国的茶文化源于皇天后土以平和、温厚、持久的儒家为核心融合道家佛家等多家精神而形成的文化体系。因此,在中国,真正的茶人一般是儒生、道士与僧人,而当茶成为文化成了茶礼以后,就以各种形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了,于是老百姓也成了茶文化的承担者,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虽然,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像日本那样精细、严格的茶道,但是“以茶代酒”、“以茶交友”、“下茶礼”等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和中国的其他文化一样,讲的是“经世致用”。

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中的佛家茶道关系最为密切,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茶在唐朝由日本的僧人最澄传入日本,以后日本的茶和佛就无法分开了。当宋代流行的斗茶传入日本而且此时日本本土也能产茶了,他们就仿效这些形式来摸索自己的茶道路子,后来千休利设计了茶室,吸收中国唐宋茶器与方法,提出了以“和、敬、清、寂”为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茶人在茶室中进行反省和升华。现在日本的茶道也有了变异,他们尤其看重精巧的器具和严格程序,这些虽然都还能体现出“和”“敬”,但“清”“寂”就几乎没有了。而民间的饮茶与这种茶道大相径庭,很难说有深厚的文化渗透其中。由于日本武士和禅的密切关系,茶和武士道也有了很大的联系。日本最有名的茶人都是为武士服务的,如千休利、小堀远洲等等。

当然,日本习茶道的茶人也为其茶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茶道创始人千休利为了谨守“和、敬、清、寂”的理想信条,对其侍奉的丰臣秀吉的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做法不能接受,剖腹自杀而殉茶,这也说明了茶与武士的密切联系。

谈到茶道文化,世人皆会想到日本。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唐代,中国的茶文化通过遣唐使荣西禅师传入日本。日本经过历代人的不懈努力,吸收了禅宗的精髓,结合本民族的特色,形成了具有东方魅力、体系完整的茶文化——日本茶道。从日本茶道发展史来看,将饮茶习俗传入日本的是遣唐僧,茶文化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也是一些高僧,在日本茶道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禅宗的信奉者。因此,日本茶道艺术的思想背景为佛教,其思想的核心是“禅”。

日本茶道讲究“四则”,即“和、敬、清、寂”,这正是佛教禅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的自然融合。“敬”指敬爱之心。在茶道中,对一切事物都保持着尊敬的态度,一丝不苟地用恭敬的心情,来做好每一件事。“清”在茶道中指外物和内心的清净的状态。六根清净,就是禅道,也是茶道。“寂”即“无”,强调“本来无一物”,是熄灭了心中诸般欲火之后的宁静的、安祥的状态,这正是源于佛教“空无”观。日本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修身养性。日本茶道通过茶艺表现禅宗精神,是茶艺与精神的完美结合。

在表象层面上,中日的茶具不尽相同。据史料记载中国的茶具至少包括10种,即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等。而日本的茶具主要包括厂风炉、柄杓、盖置、水指、建水、枣(薄茶用的茶罐)、茶入(浓茶用的茶罐)、茶杓、茶筅等。

在饮茶的过程中日本人强调参禅,所以日本茶道讲究在茶中品味人生,其形式具有高度的仪式化。中国人崇尚中庸和谐、开朗友善,中国茶道文化底蕴厚重,以领悟人生意义为主,所以中国人饮茶讲究和谐、随和,不过分注重形式。

表象的不同实质源于精神层面上的差异。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于一体,内容十分丰富。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乐是中国茶道的主调。佛教对中国茶道的影响也很大。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杂念,所以喝茶既满足坐禅需要又不破坏佛教清规。其次,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中的第一谛——苦谛,视人间为无边的苦难,当参破苦谛,达到大彻大悟,便是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这与苦谛一致。所以茶一直以来深受禅僧们的喜爱。

除佛、儒两家之外,中国茶道还受道家影响。道家为求长生不老,苦炼金丹,但始终未能如愿。因茶有强身健体,长寿命之功效,于是逐渐被视为仙药。道家倡导通过饮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饮茶之人喜欢空灵虚静的饮茶环境,将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物质统一的意境,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统一的。

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

中、日茶文化的最大共同点是“和”,都强调人与自然、物的和谐和睦相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理和文化集成,从而与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中国茶品种多,茶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茶文化包含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茶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受儒、道、佛三位一体的文化综合影响;而日本茶品种单一,茶文化就是茶道,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核心为禅,强调艺术品味和精神内涵。

蓝田乡茶文化史


说到安溪,就想起铁观音,安溪之茶,深入人心。

安溪有着“乌龙茶之乡”之美誉,安溪蓝田乌龙茶却格外有名。据居住在安溪蓝田的曾、朱、罗等姓氏谱志记载,这里开发于宋,时林窈水沛,故先民们伐木垦荒,筑垄为田,名之“林田”。明代,随着士大夫景观审美风气的兴起,便有读书人(有否受唐诗启发,我们不得而知)向“林田”浇注情感,被浇注情感的“林田”自然而为“蓝田”了。类似“蓝田”这些携带情感的“地理”,不惟华夏九州,在闽南安溪,也触手可及,俯拾皆是,西坪、佛耳山、清水岩……影响之巨,可谓天长地久。

蓝田总面积99.77平方公里,这地不是独立的,她不仅与尚卿、祥华、西坪、芦田相接壤,也与天相勾连。蓝田人乐谈此道,讲的多是山川的神性,这种“神文地理”的观念,其本质上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部分,是中国人对自然景观的文化创造。不但白云亭、福顶岩、安福堂奉祀观音菩萨,进德大廊桥、后清小廊桥奉祀观音菩萨,就连农历二月十五迎花灯,也是抬着端坐观音菩萨的轿子巡游乡里,祈佑民安。而终年雨雾缭绕的朝天山,除了乌龙太子传乌龙茶的传说外,还有许多跟安溪农民起义领袖李带大有关的故事,由熟知历史的蓝田人绘声绘色讲来,令人不禁意驰心往。

公元957年或者更早的一个秋日晌午,安溪开先县令詹敦仁辞去官职,带着随从徒步走到蓝田内村古道边的这座亭子。一定是什么触动着这位前县令的心思,抑或面对家乡的徜徉云彩,如画大地,瞻宏品细,留恋山水的性情因以油然而生,詹敦仁欣然提笔赋诗一首,赞颂白云亭的秀美风光。虽然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亭,白云亭却承载着几百年来许多人无法挥去的情感,他们虔诚奉祀亭内的“岭头观音”,也钟情于林荫深处的山花芳香、丛竹含珠。明代四大书家之一的张瑞图归隐晋江故里后,曾数度游历安溪山水,在安溪留下不少墨宝,“白云自在”就是他路过岭头时纵情所书,可见当时的白云亭是如何为世人所钟爱。

蓝田乡间文化被文明传承蓝田白云亭诗书情感与地理相结合的事情,使我又联想到蓝田民俗民间文化与地理景观的种种结合,比如进德迎花灯、后清游灯龙,宝云殿祈梦,安福堂请火,朝天山乌龙太子传乌龙茶,瑞云桥上建天竺亭等等,这些多种多样的结合无疑增加了大地的文化含量。中国是大地域文明古国,神州的文化含量极为丰厚,它们如同煤炭、森林、水源一样,也是珍贵的地理财富。云从蓝田来,这云,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文化行为,其美学分量让我们拥有一份穿越古今的悠然心境。

我国西藏茶文化史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藏族所居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历史上素不产茶。⑴所需之茶主要通过毗邻之地供给。藏语三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发音不同,但对茶则一律呼为槚(ja)。《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舛也;啜苦咽甘,茶也。可见藏语是借用了汉语对茶的古称。

茶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吐着时期,盛唐的丰富物质文化成果,不能不对吐着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因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和亲吐蕃的直接推动,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茶文化作为中原的一种物质文化成果在这种交流中被传入吐蕃社会便十分自然。

据藏族史籍记载,茶是在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支在位时(676一704)传人吐蕃的。当时作为一种保健药物而受到赞普的喜爱。⑵唐李肇《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⑶其中,寿州、舒州在皖,顾诸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湖在湘。赞普虽拥有中原最名贵的茶、但都不晓其烹饮之法,可见当时在吐蕃社会中饮茶之习尚不普遍。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在敦煌、新疆出土的吐蕃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佐证:在大量写卷、木简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资是青稞、小麦、米、酒、牛、羊、皮张等,唯独不见有关茶的记载。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至少9世纪初以前,吐蕃人还没有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茶这时虽已输入吐蕃,但还属珍稀物品。

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这种习惯、习俗的共同需要,对于维系人生存的饮食而言,尤其如此。吐蕃不产茶,要靠内地供应,在没有形成可靠的、经常的贸易渠道之前,藏区的茶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供给;在社会上自然不可能形成饮茶的风气和习惯。综观唐蕃关系史,在初唐至中唐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虽有发展,但又经常受到战争的破坏,致使双方的联系受到很大的制约,内地的茶尚不具备大量输入藏区的客观条件,从而使藏区社会缺乏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大大活跃起来,陇、蜀、洮、氓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多处,传统的民间贸易渠道也都畅通。唐之缣(丝织品)和茶成为与吐蕃市易马和耕牛的主要商品。由于安史之乱后内地农业破坏极严重,唐朝长期依赖吐蕃地区马牛等物的输入,作为交换的茶也长期地大量地被输入吐蕃。这就使藏族社会具备了形成饮茶之习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唐自开元以后,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狭,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⑷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憎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⑸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热巴巾被杀,达磨即位后,吐蕃发生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间的僧人,无可避免地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于是在普通民众中也开始兴起饮茶的习惯,一经传播开来,便一发不可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了。

9世纪末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地方各部族与内地的交换活动趋于自由。五代及宋,正式建立茶马互市的制度,更使茶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为推动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元代起,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藏族饮茶之习由此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内地的茶文化在藏区经由王室;僧院;民间的传播推广、借鉴吸收,逐渐形成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这就是藏族茶文化。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茶文化已成为藏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富生气的一部分。

二茶在藏区最先是被当成医疗保健饮品来使用的。《汉藏史集》中记载:都松莽布支(赤都松)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神清气爽,于是命心腹大臣四处寻访这种树叶,后来在汉地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日日煮饮,身体便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由此传说可知茶之被藏族看重,最初是因为茶所具有的医疗保健作用。众所周知,藏族居于高寒、缺氧、干燥的青藏高原,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其膳食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以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正好可弥补其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⑹藏族对茶的认识首先是医疗保健作用也就十分自然了。

古代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的。成书于14世纪的《汉藏史集》专门有一章,题名《甘露之海》,详细介绍了茶的种类及其不同的疗效,将传人藏区的茶按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等的差异,分成十六种;对每种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分别作了记载,认为各种茶分别适应治流诞、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在更早的《四部医典》中,也提到茶对于治病强身的功用。可见,藏族人民对茶的医疗保健功效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不过藏族普遍嗜爱饮茶习俗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茶对人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对于常年以肉食和糌粑为主食的藏族来说,饮茶既可解腻顺食、满足生理之需,又可使人处于一种快怡舒畅的精神状态。这样,茶的确像是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人间,⑺给藏族人带来美的享受。

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很精辟地指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⑻藏族茶文化正是在满足藏人的认识需要、功利需要和审美需要的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茶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尤其悠久、丰富。由于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藏族的茶文化丰富多彩、饶有特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园地中一枝奇葩。为什么不产茶的藏区却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藏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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