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红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阿根廷的国宝茶叶：马黛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马黛茶是阿根廷的一大特产，虽然这种茶并不仅仅是阿根廷才出产，但是仍然有人说，“不喝马黛茶就不算来到了阿根廷”。马黛茶不仅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大量出口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马黛茶是一种常绿灌木叶子，生长在南美洲的一些地方，阿根廷温润潮湿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很适于这种树木生长，加之当地人有爱喝这种茶的传统，使之成为最大的马黛茶生产国。
当地人传统的喝茶方式很特别。一家人或是一堆朋友围坐在一起，一把泡有马黛茶叶的茶壶里插上一根吸管，在座的人一个挨一个地传着吸茶，边吸边聊。壶里的水快吸干的时候，再续上热开水接着吸，一直吸到聚会散了为止。
吸茶用的茶壶是重要的茶具，也是当地人们很重视的家庭用具。阿根廷人认为，使用什么样的茶壶招待客人，比喝马黛茶本身还重要，就像西方人待客讲究餐具一样。一般平民百姓使用的马黛茶壶大多是竹筒或葫芦挖空制成的，壶上不加什么装饰，吸嘴一般是金属管做的，镂空椭圆形的管头插入壶中，起到过滤茶叶的作用。而高档的茶壶则是一种艺术品，有金属模压的，有硬木雕琢的，有葫芦镶边的，也有皮革包裹的，形状千奇百怪。壶的表层刻有人物、山水、花鸟等图案，并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吸嘴则有镀银的，有的也有一些艺术性装饰。外国游客大都喜欢到手工艺品市场买个马黛茶壶带回去留个纪念。
当地人泡茶往往放入很多的茶叶，外人初喝时味道很苦，但习惯以后，会不觉得苦，而且喝起来有一股芳香、爽口之感和提神解乏之功，这一点很像是中国的苦丁茶。
在饮法上，现在喝马黛茶已不尽是大家共用一根吸管，也有像东方人那样在壶里泡好后倒在茶杯里喝的，这显然更符合现代人的卫生观念，但当地人往往会认为那样喝马黛茶，就失去了阿根廷风味。
每年4月至8月是马黛茶的收获季节，大量的马黛茶上市。马黛茶在当地还有一个传统的节日，即每年11月第二周马黛茶节，是阿根廷全国性的节日。节日里，在首都街头可以看到许多着装漂亮的少年男女向行人赠送小盒包装的马黛茶，人们举行游行、聚会、宴会、民族舞会等形式来欢度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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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乌拉圭，品味马黛茶
前些日子赴南美国家乌拉圭旅游观光，其独特的风土人情足以令人流连忘返，但最令我回味的是这个国家的茶品——马黛茶。
在首都蒙得维的亚市的几天里，不管是上餐馆就餐，还是到景点游览购买饮料，热情的乌拉圭人都会递上一大杯马黛茶，并同时做着手势，友好地鼓励你快点喝下。说实话，来自东方古国的我，起初喝这样的烈性茶的确难以适应，色泽如同酱油，苦涩味很浓，刚到嘴边，就会有一种要呛的感觉，幸好我还能很快就适应，闭上眼睛喝了两三杯后，竟也渐渐地喜欢上了。
乌拉圭马黛茶和我国的茶品相比较，决不能相提并论，两者质地味道截然不同，马黛刺激，我国茶淡雅。据导游介绍，乌拉圭人饮马黛茶是从17世纪开始的，到了今日，人们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马黛茶。在乌拉圭，无论是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室还是平民百姓的家中，招待客人都是马黛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政府官员外出公干时，若是自己驾驶车辆，总忘不了要携带一大瓶保温马黛茶，放置在小车的后备箱里，每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取出这样的热饮解解渴。当然，这样的镜头我没有看见过，但是普通百姓嗜好这种茶的镜头，我却不时地能目睹得到。在蒙得维的亚街上徜徉时，我常会看见很多戴着牛仔帽的男性市民腰际悬系着一只茶葫芦，有的甚至是把这种茶葫芦系在一杆木棍顶端，扛在肩膀上，时不时地摘下来饮上两口，这副行头不禁令人联想起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描绘林冲夜奔梁山时的造型。据悉，这种款式的茶壶，是用葫芦制作而成的，壶的外壳用牛皮精心包缝，牛皮上还刻有各种美丽的图案，做工相当考究。饮用这种茶壶里的马黛茶，是用一根专用的金属吸管来吮吸。这种金属吸管，长度约有25厘米左右，一端是圆的，插到茶壶里头，一端是扁的，便于嘴巴吸吮。这两样行头是乌拉圭人饮马黛茶的必备之物。
为了见识一下制作马黛茶的大概工艺过程，导游还特地带我到郊区一家农户家看看怎样土制马黛茶。这家农户男子亲手演示了一番，他将已采下的一种叫作马黛的木本小灌木上呈深绿色的叶子，放入灶锅中进行翻拌烘焙，然后将其捻成细末，再装入一只只小布袋里，就可以用温水冲泡制作马黛茶了，并且立刻就可以饮用，看上去很简单明了，一点不复杂。据我所知，邻国阿根廷人制作马黛茶的程序工艺要烦琐些，同时阿根廷人喜欢用沸水冲泡马黛茶，这可能与两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传统有些不同有关。
马黛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其咖啡因含量比咖啡和普通茶叶高出一倍以上，有着通便利尿，提神开胃的功效，使人容易亢奋。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乌拉圭人与马黛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说乌拉圭人整体足球水平之所以高超，成为世界足坛的一支劲旅，其中还有马黛茶的一份功劳呢。细细一想，其中不是没有道理，马黛茶刺激着乌拉圭人热爱足球运动的神经，给他们带来了欢乐、自豪、奋进，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好的诠释？
古代茶叶的传播路线 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向西南，传播至西藏和印度。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
茶马古道，向西南，传播至西藏和印度。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丝绸之路，向西由我国的新疆传播至中亚。
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茶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有茶的痕迹。中唐以后，中原地区的饮茶习惯向吐蕃和回纥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传播，客观上为茶叶向中亚和西亚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居住在中亚和西亚的人们应对茶叶有一定的了解。
十世纪时，蒙古商队来华从事贸易，将中国茶砖从中国经西伯利亚带至中亚以远。到元代，蒙古人远征，创建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茶叶开始在中亚饮用，并迅速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通过新疆的丝绸之路形成一条茶之路，由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把中国茶叶输往各个国家。
草原茶路，向北传播至今天的蒙古和俄罗斯广大的欧洲地区。
在西方，最早从中国输入茶叶的是俄罗斯。随着蒙古人的扩张，蒙古骑兵随身携带的茶砖引起人们的好奇。幅员辽阔的蒙古大帝国分裂后，游牧民族的饮茶习惯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固定下来。有关史料证明，俄罗斯人听闻茶的时间应于1567年。
清康熙帝在位的167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国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正式签定《恰克图条约》，恰克图被辟为国际商埠。中国的茶商出长城，经过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到达恰克图与俄商交易。中国茶叶在俄罗斯社会受到普遍欢迎，茶叶贸易日趋繁盛，并形成独特的俄罗斯饮茶文化。迄今，俄罗斯仍然是世界茶叶消费大国。
海上茶路，茶叶南传中南半岛，是以明朝郑和下西洋为肇始，开始向非洲、欧洲、美洲传播，而向东，则传播至朝鲜和日本。
茶叶向中南半岛的传播由来已久。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7次远航。所经南洋、西洋、东非国家30余国，加深了与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公元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船首航从爪哇岛运中国茶到欧洲。
据传六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遍及全朝鲜。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是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日留学僧最澄，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
茶马司最早的茶叶管理机构
纵观我国的茶叶发展历史，长期以来，茶叶的生产、贸易等均是自由进行，最早，从宋代开始，朝廷设立专管茶叶贸易的机构茶马司，到了明代，设立了更多的茶马司，专管茶叶贸易等事项。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茶叶的贸易呢？这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在我国西南等边境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日常用品。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征集并在四川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的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
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明朝时期，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的战马，也实行用茶易马的政策，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在秦州设立了第一个茶马司。《明史》中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这就是说，从唐宋以来，中原人就用茶来交换藏民的马匹。茶马互市政策，可以“固番人心”，又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得到好处。所以，明朝对茶马互市非常重视，也设立了专门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来保证茶马互市的实施。
通过研究宋、明朝茶马司机构的设立，我们很清楚的意识到，当时之所以设立茶马司，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贸易发展需要设立的，这个专职管理茶的机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因此，对于国家或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来说，内部机构的设立，必须根据组织发展或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设立，一个好的组织机构或部门的设立，将促进经济的繁荣，反之，对于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将使机构臃肿，增加管理难度，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对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董兴宝（作者系颐杰鸿泰狮子湖副总裁）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茶马司是最早的茶叶管理机构
纵观我国的茶叶发展历史，长期以来，茶叶的生产、贸易等均是自由进行，最早，从宋代开始，朝廷设立专管茶叶贸易的机构茶马司，到了明代，设立了更多的茶马司，专管茶叶贸易等事项。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茶叶的贸易呢？这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在我国西南等边境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日常用品。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征集并在四川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的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
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明朝时期，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的战马，也实行用茶易马的政策，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在秦州设立了第一个茶马司。《明史》中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这就是说，从唐宋以来，中原人就用茶来交换藏民的马匹。茶马互市政策，可以固番人心，又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得到好处。所以，明朝对茶马互市非常重视，也设立了专门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来保证茶马互市的实施。
通过研究宋、明朝茶马司机构的设立，我们很清楚的意识到，当时之所以设立茶马司，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贸易发展需要设立的，这个专职管理茶的机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因此，对于国家或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来说，内部机构的设立，必须根据组织发展或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设立，一个好的组织机构或部门的设立，将促进经济的繁荣，反之，对于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将使机构臃肿，增加管理难度，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对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茶马古道起因于茶叶贸易
普洱茶的名号来自地名，即过去的云南普洱府，现在的思茅地区普洱县，历来是云南茶出产和加工集散的主要地方。
以滇南普洱出产的散茶为原料，蒸压加工成便于运输的紧压茶，就是非常受藏民欢迎的云南普洱茶。藏民饮用云南普洱茶的历史久远，在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就记载着康藏地区的藏民饮用普茶，也就是现今的普洱茶。事实上茶叶贸易从唐朝就开始了，是无数商旅穿行在藏区汉地，走出了茶马古道。
现在丽江古城里还能找到曾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他们回忆说：当时运往西藏的主要是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入藏的茶叶中，就以普洱茶打出的酥油茶香醇色好，最受藏人喜欢。普洱茶经过长途贩运和更长时间的存贮后品质会愈加地好，这也是藏人偏爱普洱茶的一个原因。
由四川供往康藏地区的茶叶称为边茶。四川边茶的生产历史同样非常久远，宋代在四川雅安、名山等地设立茶马司，由官方控管茶叶进入边区的买卖，以茶换取康藏地区的良马。茶马互市对于汉地同样重要，既为官府带来税利，同时交换所得的马匹也是军务之必需。茶马互市的贸易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才逐步放开到民间。
喜爱武夷茶的崇安知县陆廷灿
大凡茶文化爱好者，都阅读过一部清代茶著《续茶经》，其编辑者就是清初在崇安县（1989年改置武夷山市）任过知县的陆廷灿。
陆廷灿，字秩昭（有的说是扶照），浙江嘉定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知崇安县，时达六年。陆为官洁身爱民，颇有廉政声名。史载他常“抱琴携鸽”有仙家风度。
陆廷灿常自言为茶圣陆羽之后，为“家传旧有经”而自豪。这位富有学识的县令，在知崇安县期间，遍览前人赞颂、载记的武夷茶诗文，因而对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广泛接触当代茶事后，他认为：“《茶经》著自桑苎翁（陆羽之号）迄今已千有余载，不独制作各异，而烹饮回异，即出产之处亦多不同。”这是自然之事，近千年中哪有不变之事。陆羽所在世之唐代时，茶多以蒸青团饼制法，品饮则多要炙、搥、碾、罗，然后煮饮。到陆廷灿清代时，大多已发展为炒青绿茶，武夷山已出现了岩茶（即乌龙茶）。由于制茶方法的大改进，茶品就不同，品茶之法也大有进步，多以冲泡品尝茶之真味为目的。
本来就“性嗜茶”的陆廷灿，在“承乏崇安，适系武夷产茶之地”后，他“究悉源流，每以茶事下询”。同时在“查阅诸书，于武夷之外每多见闻”，但是由于公务繁冗，无法静心审录。六年后，陆知县任满，便借以“多病家居”，才得以闲暇“翻阅旧稿”，并请教他人，终在雍正十二年（1734）将《续茶经》编就，刊印于世。
《续茶经》按唐陆羽《茶经》体例，分栏目为：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即茶书目录）、图十个方面，并附有历代“茶法”。清代的《四库全书》收录了此著，并予以很高评价。编者在其“全书总目提要”中写到：“自唐以来阅数百载，凡茶之产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即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一订定补辑，颇切实用。”另则，书中还辑录了一些已经亡佚的古代茶事资料。该书众采博引，内容丰富，不愧为一部研究中国茶业的珍贵文献。
该书多处辑了武夷茶事，就此略举几例。如在“一、茶之源”中摘录的《武夷茶考》写到：“苏文忠（苏轼）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此段文字说明，北宋时武夷茶已贡于朝中。又如在“三、茶之造”中，摘录了清王草堂（名复礼）的《茶说》一文写到清初武夷茶采摘、制作、干茶色泽等，这是此后至今的武夷岩茶（即乌龙茶）手工制法的最早记载。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据此可以肯定乌龙茶“至迟”在此间已经有之。中国茶界也基本公认此文所即乌龙茶制作工艺。
此外，书中还摘录了前人评说武夷山虎啸岩语儿泉、天柱三高泉、小桃源等处之泉水“纯远而逸、致韵双发”。
书中还摘录了前人载记朱熹在武夷山中植茶、采茶、煮茗、吟茶诗的文赋、诗词。
值得一提的是：陆廷灿对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的“建茶（含武夷茶）皆乔木”说法，提出异议。他说：“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此存中（沈括之字）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笔者认为陆廷灿所疑是对的，按古书所言，建州、武夷之“菜茶”原生种均为丛生，即今之灌木也。或许沈括未到建州，或许当时对乔木概念还未确定。其实按科学而言，乔木当是有明显主干，灌木则系丛生，不能单以高矮论定。
若要说《续茶经》有所欠缺，则是该书中很少有陆廷灿自己的记叙和论说，所以对当时的茶事缺乏较全面的记载，给后人考证留下一些空白点。另则《续茶经》有的摘录之文句，只有书名或文名没有作者，使今人不知是何人之作。
陆廷灿在崇安任知县六年，还与王草堂共同修撰成《武夷山九曲志》，这也是留给武夷山的珍贵遗产。
陆廷灿还在县衙后辟有花园一处，勒名“小郁林”和武夷茶诗一首。如今所题园名之石头仍在，为爱茶玩石者所欣赏。其诗云：“桑苎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岭云。醒睡功资宵判牍，清神雅助画论文。春雷催出仙岩笋，雀舌龙团取次分。”诗中流露出这位桑苎翁后裔在武夷山品茗赏景，处事作文的优雅从容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