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中的成分。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的禅宗佛教”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的禅宗佛教”相关知识！
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WWw.cy316.Com
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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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浙江茶叶和茶文化中的影响
浙江社会科学消息，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始终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处东海之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名茶甚多。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顾渚紫笋、天目青顶、婺洲东白等等都是中国茶叶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
可见，茶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浙江茶叶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
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
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综上所述，可将浙茶的功效归纳成三方面，一是消食、止渴、却昏、少眠等，这是山茶叶木身所决定的自然药用功能；二是延年、益寿、养生等，这是在道教思想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精神功效；三是参禅、悟道，这是饮茶习俗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社会赋子它的心理功效，是需要自身去体悟的。正是由于这些外在的、内在的缘份，浙江茶叶才得以在佛教中人放异彩，并在这过程中受到佛教的渲染日益发展起来。
二、佛教推动浙茶的发展浙江茶叶品种众多，名茶层出不穷，有许多更是备受皇家青睐，成为历朝贡品。浙茶的发展态势固然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是，佛教在其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佛教寺院的兴起，为浙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汉代开始，佛教逐渐遍响中国各地。特别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寺庙，这些寺庙人多处于名山之中，如普陀山的普陀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而名山胜地，林木葱郁，泉水清澈，石雾缭绕，烟雾弥漫，湿度极人，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宋代的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谈到：“……撅土赤坟，撅植惟茶，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味殊美。”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茶树对环境的选择，认为名山谷岗，上地肥沃湿润，最适合种茶。同时，自唐以后，寺院经济日渐发达。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官僚地主的布施，寺院拥有大批的田产。据《嘉定赤城志》载，天台、临海、黄岩、仙居，宁海五县，民田总数为2628283亩，其中寺观田为135449亩，占了5%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山地通过这些田产，寺院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一方面，寺院还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开办借贷业务，谋取暴利。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僧尼的上层人士，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样能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空闲、更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茶业活动。
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一定数量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寺院经营茶园成为普遍的现象。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拥有的茶地，多由山僧人开辟，其中有名的桃花山，“离县约百一十里，山多茶田，颇肥美，半属普陀僧开垦。”，陆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杆山，同样既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寺僧们长期从事茶树种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寺院生产的茶叶多为珍品。《咸淳临交志》石：“茶，岁负见旧志载，钱糖宝石庵产者也，名宝石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也，名香林茶，上天竺自石峰产者也，名自石茶……，又宝严院垂石亭办采茶……，又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山大抵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一小缶赠送。”长兴县寺院则生产紫笋茶，“草茶极品，惟双井顾诸，亦不过各有数亩……，二顾诸在长兴县，所谓古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
此外，越洲佛寺所产的口铸茶，浙江石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径山寺僧人种制的径山茶等。这些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僧侣们还承担了焙制茶叶的下作，他们的制茶技术较高，“如杭之龙泓者，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寺僧们对茶园的精心管理和经营，使浙茶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日益提高，各类名茶相继诞生。
其次，寺僧们研究茶学，以茶为题材作诗文，也有助于浙茶的发展。历朝历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才子、诗人他们好与文人交往，品茶之余，吟诗作文，遗留了许多与茶有关的名篇佳作。唐代寺僧皎然，就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诗作，如《饮茶歌送郑容》、《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居士晟》，《顾诸行》等，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其爱茶之情，更是对顾诸茶、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动的描绘，对扩人浙茶的传播和影响有积极的作用。明朝文人诗僧游莫干山，对莫干山茶也有较多的记述。其中诗僧释圆信在一首诗中写道：“帘卷春风啼晚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低头看，看我山中吃苦茶。”对茶之深情厚感表露无遗。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对茶叶贡献最大的应属陆羽。他虽非僧人，但从小生活在寺庙，并且与僧人交往密切。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其中对茶的起源、产地，栽茶、采茶、制茶的过程，以及饮茶、品茶的历史，茶具的选用等等，都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和论述，成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朝以后被称为“茶圣”、“茶神’，此外，宋徽宗也著有《大观茶说》，分十二道工序详细论述了制茶工艺。在《茶经》、《大观茶说》等等的影响下，唐宋以后饮茶之风逐渐遍及全国茶叶不仅成了进贡、赏赐的佳品，更是文人雅士的钟爱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学士、寺庙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趋于雅化，一方面，饮茶的茶具文人化，对茶叶、茶具、茶水、饮茶环境愈益讲究，将艺术品味和审美情趣融入其中；
同时，饮茶不仅可借以修心养性，激发文思，参禅悟道，而日也是风雅聚会，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备，品茗饮茶的人文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不仅如此，茶叶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费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茶叶生产，在这种环境下，浙茶成长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发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
第三，佛教的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浙江茶叶及其文化的发展。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饮茶逐渐成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国清寺内就设有“茶堂”，并设有“茶头”，专承茶事活动。佛教寺院中的茶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此则记载实际上也说明了佛教茶道即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虽仪式繁复，但层次分明。而这种佛教茶道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俗。
当时，宋代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山僧徒、香客、施主参加的茶宴，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同时，僧人云游四方，沿途旅店投其所好，设茶饮以待，僧人一饮，过路商客也这般，久而久之，便成为沿途店舍必备之物。“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各种茶庵、茶肆、茶寮也应运而生景。景县寺观大都附茶庵，如惠泉庵、顺济庵、鲍义亭、浮卢庵等。《梦粱录》中所记杭州茶肆更是形式多样。
此外，中国佛寺实际上是公共关系场所，是商贩们做生意和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之地，每个佛教节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时机。在这些节日里，僧人们提供的饭是斋饭，饮料也自然不能是酒，而是茶了。他们还组织专门的茶汤会，《都城纪胜》石：“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在这里，饮茶成了人们沟通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有助于社会的开放和协调。总而言之，佛教的饮茶活动具有强人的社会功能，在这种功能的影响下，浙江茶叶不仅有了广阔的发展市场，更重要的是，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内涵，这正是浙江茶叶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动力。
可见，由于佛教僧众社交广泛，既与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平民阶层接触频繁，因此，其影响面非常广。他们积极参与栽茶、制茶、饮茶，更使饮茶习俗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不仅吸引了统治阶级、士大夫的参与，并且很快波及到民间。唐朝时，已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开门七件事之说，茶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浙江茶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兴盛，并在中国众多的茶叶中独具异彩大放光芒的。
三、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因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也带去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
中华茶文化向域外传播，泽被所及，首先是中国边疆及周边国家。
1、向西藏的传播西藏地区，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缺乏菜蔬，因此，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升清降浊，而茶叶正好具备这种功效。到隋唐之际，随佛教的发展，茶叶生产扩大，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唐朝之时，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另外，据唐《国史外》记载：“初常兽使西养，烹茶帐中，养人问曰：‘何为者？使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诸者，此靳门者。”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以致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
2、向朝鲜的传播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商周时代，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高句丽，结束了三国分治的局面，统一了半岛，此后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新罗人士，包括僧侣来华求学，广泛学习盛唐文化。当时，唐朝社会盛行饮茶，这些人耳濡目染，慢慢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从而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据载：“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解：计量单位，一解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由此开始种茶。之后，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天台宗、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饮茶习俗慢慢推广到了民众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传播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唐宋之际，诸多留学生、留学僧侣来华求学，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因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制茶技术，更能从精神形态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日本佛教是天台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宋明之后，天台茶就更为风行，许多茶学著作中都可见其踪影。明代许次纤《茶疏》中就记有天台茶。同时，天台山国清寺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到了唐宋，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回国时，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
据载，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行满曾做过茶头，因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国时，最澄除带经书外，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虽然最澄是否是第一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各家学者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佘良朝时日本已有了茶叶。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便命裴内、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风气，只不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嵯峨天皇时代兴起的饮茶文化，其实是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的唐风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当唐朝末期，社会混乱，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饮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两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进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带回到日本，才促进日本茶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其中，荣西禅师、明惠上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荣西禅师，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第一次“入宋朝拜天台山及育土山，带回天台山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还把茶籽传入日本。”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再度入宋，上天台山学法，回国时又带回了茶籽，然而，荣西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茶籽传入日本，而是其对日本饮茶的推广及对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荣西在华多年，受天台山寺庙茶礼影响很深，对饮茶习俗和其功效也颇有心得，故“1124年，将军实朝患病，荣西闻之，乃献茶于将军。”荣西所著的《吃茶养生记》中也大力提倡吃茶养生之道，这些都使饮茶习俗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十阶层特别是在禅院，由于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便自然而然地将佛教思想和观念融入到饮茶中去。
因此，饮茶在那里已不仅仅是坐禅时的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了佛教茶礼的内容。荣西在自己推广饮茶的同时，还将茶籽赠给了明惠上人。
在《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中有下列一段记载：“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问之医师，知有遣团、消食、快心之功然闻木朝不吾及，因子得其实，始植两三株，确有提神、舒气之功，遂使众僧服之。”由此推断，明惠上人在荣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了饮茶。自此，饮茶之风山上层贵族、禅僧之间逐渐普及到了民众，荣西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此外，日本茶道礼仪也源于浙江，具体地讲，是源于浙江余杭径山寺，径山寺是唐宋时浙江有名的寺院，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至1207年）宗皇帝曾御赐名为“径山兴盛万寿寺”。自宋至元，一直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仅茶叶品质极佳，饮茶之风盛行，径山茶宴更是天下茶客无不知晓。所谓茶宴，是僧徒、香客、施主共同参加的一种饮茶活动，先有住持、法师亲自调茶，而后山茶僧一一献茶给赴宴的僧客，僧客接茶后，先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之后才开始围座论经。这种充满静穆气氛的活动吸引了许多日本佛僧前来，他们回国时也将径山茶宴特有的程序礼仪带回了日本
首先仍要提到荣西禅师，在其二度赴华时，“曾被宋朝皇帝召至京城临安作除灾和求雨的祈祷，并在径山寺举行了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由此可见，荣西禅师曾亲眼目睹过径山茶礼，因而，在他推广日本饮茶习俗和著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此茶礼的影响。但真正将这种茶礼原型传到日本的是另一位僧侣南浦绍明（天应国师），他曾入宋拜径山虚堂禅师学法，回国时，“携带台子（泡茶时搁置茶道具的棚架）及七部茶典归国”。台子、茶典从物质理论两方面确定了日本的茶式以后，虽然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发展了茶道内涵，但这种茶式仍是日本茶道的基础。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一般程序礼仪是与浙江茶文化密切相关，是源于浙江的。
综上所述，浙江茶叶与佛教彼此依赖，相互推动。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而佛教僧侣种茶、制茶、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
佛教对茶的贡献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
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
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
“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总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到日本的。
佛教与茶道
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
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茶与禅宗之道
僧人饮茶历史由来已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古代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茶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佛教兴茶茶叶成为了佛教之“神物”
佛教的主要活动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忌饮酒、忌荤食素，以求解脱。要求僧人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因此，需要有一种既与佛教清规戒律相符，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乏及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而茶叶中富含各种营养成分及提神醒脑的药理功能，自然就成为了僧人们最佳的饮料。陆羽《茶经》中指出：“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对于古人而言，茶可清心、修性、去杂、益精，茶有“三德”：即坐禅通宵不眠、满腹时助于消化、轻精气，抑性欲。禅宗坐禅很讲究五调：即调食、调休息、调身、调息、调心。因此饮茶与佛教的生活形式和道德观念很吻合，故而茶叶成为了佛教之“神物”。
饮茶属于禅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茶是简单的禅”、“生活的禅”。历代茶与僧人平日生活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传说晋代名僧慧能在江西庐山东林寺时，曾以自制的佳茗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东晋高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说：“跣定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又据《晋书·艺术传》记述，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昭德寺修行时，屋内坐禅，日夜不眠，“不畏寒暑”，曾诵经40余万言，常以饮茶来提神去瞌。唐宋时期盛行佛教，寺院中饮茶之风更加剧烈。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
佛教极大地增进了茶的传播。公元729年，日本圣武天皇派高僧最澄禅师来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回日本时他带走了茶种，播撒于国台山麓，受到皇家的连连称赞，并将茶种扩大至五个县，变成了皇室贡茶。1191年，日本荣西禅师来到中国时，也带了茶籽种植于福冈等地，并尽力宣传饮茶益处。1211年，荣西禅师著有《吃茶养生记》，在其卷首开头就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人伦采之，其人长命。”据史料记载，荣西禅师曾经用茶治愈了大将军源实朝的糖尿病。从此饮茶养生在日本迅速流传起来，并慢慢地形成了独特的茶道。
参禅悟道的茶道--禅宗茶道
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中国四大茶道中的贵族茶道了，今天就来一起看看中国四大茶道中的禅宗茶道。
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其实细细想来，茶道中的文化还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就能了解完，吃透的，那毕竟是传统文化，积攒沉淀了那么多年形成的精华。
四大茶道之“禅宗茶道”(一)
四大茶道之“禅宗茶道”(一)
僧人饮历史悠久，因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之德”生发出禅宗道。僧人种、制、饮并研制，为叶生产的发展、学的发展、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基本上归属禅宗道，源于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 这足以证明“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 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苏”的饮料。 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重。
长期喝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已成传统，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佛教与中国浅论
1、佛教与茶文化传播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促进了茶文化 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客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溶为一体，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谧。叁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叁禅的前奏，叁茶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从而开辟茶文化的新途径。
2、佛教与饮茶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个刹古寺教设有“茶堂”、“茶寥”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要谈佛经，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教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祥僧早起的第一件事，从林还立下规矩，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带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