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茶贡献。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佛教对茶的贡献”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在我国的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修炼时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作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
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
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
“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总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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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中国茶叶、茶树、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向全世界的。最早传入日本、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16世纪至欧洲各国并进而传到美洲大陆，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国。
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茶以人兴，人伴茶名。现在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美国被称为咖啡王国，却有大约一半人喝茶，令人称奇。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乌龙茶、绿茶等有上百种，但多是罐装的冷饮茶。这也就凸现出了美国人饮茶，讲求效率、方便，不愿为冲泡茶叶、倾倒茶渣而浪费时间和动作，他们似乎也不愿在茶杯里出现任何茶叶的痕迹。青睐于喝速溶茶，夏季来一杯冰凉的冷饮茶，顿觉心中清凉，很是舒服。
在美国，茶消耗量占第二位，仅次于咖啡。美国人与中国人饮茶不同，大多数人喜欢饮冰茶，而不是热茶。饮用时，先在冷饮茶中放冰块，或事先将冷饮茶放入冰箱冰好，闻之冷沁鼻，啜饮凉齿爽口，顿觉胸中清凉，如沐春风。遗憾的是，由于这茶以饮、以凉为主，便没有中国茶沏出的那种品味、那种温馨、那种悠闲，喝茶的情调也大打折扣。
闽南人对乌龙茶的贡献
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闽南人起了重要作用。明朝灭亡，清人入关。一些明代遗民入山隐居，或削发遁世，以消极行径来对抗清政。其时风景秀丽，且远离都市的武夷山便成了隐者、释家的向往胜地。加之山中盛产岩茶，释家以茶参禅，以茶为产;隐者品茶消闲，品茶为乐。武夷岩茶便成了山中主要农产和商品，倍受青睐。
《县志》和《山志》载：“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教徒始入修持，嗣是玉华、清源、碧石寺相继以兴，天心永乐禅寺至有释教徒一百余人。是时，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院有五十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主要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本来“茶和寺院佛教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尤为明显，因为该山中几无农田。僧人便茶为主产，以茶为生;念经参禅，以茶解困;消闲待客，赏茶为乐。这种珍品自然由僧人传到闽南家乡，很快地引来了闽南商贾前来经营岩茶。时山中茶厂大部分系闽南茶商所有，成品茶则运往闽南、潮汕及海外销售。为此，释超全《安溪茶歌》有“迩来武夷漳人制”之句。有人将制作人与发源地点、制作工艺混淆起来，大概是误解了此意。
闽南人进入武夷山，参与制作、发展乌龙茶还有另一途径。武夷茶早年往北“茶马互市”，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把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唯一口岸后，武夷茶均过分水关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时为水运重要码头)，再行包装或烘焙，载船由信江达鄱阳湖转赣江南下往广州。由于明、清时福建实行过海禁，大量福建沿海农民迁往江西之铅山、上饶。
《铅山县志》载：其处(指铅山县)向为福建人迁徒移居之地，仅明、清两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注：移民单独建村而居)，占所迁入的外省人新建村落598处的87%，其中不乏闽南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河口茶行多达48家”，“当时河口制茶技术较高，在全国茶叶行内都有一定地位。武夷茶的主要产品福建崇安县的制茶师，大多聘自河口。”据1985年《上饶县地名志》载：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是福建移民，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泉州、永春、南安、莆田等县。有的由于搞不清原籍州、县，只标明“下四府”(注：当时福建的南部的四个府)。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就有29个是闽南移民所建;高泉垦殖场25个自然村，就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以上移民时间大多在清康熙年间，迟的下抵清光绪末年，早的上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这些“下府人”之移民与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当包头、茶师。
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后裔。闽南僧人、茶商与当地山民为共同创制、发展武夷岩茶做出了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持“乌龙茶发源于闽南”观点者，则认为闽南人先迁武夷山，后转迁铅山和上饶县。这与闽南移民始迁于明代早期，早于乌龙茶工艺形成时间、且迁到铅山县和上饶县人数及居住区域大大超过武夷山天心岩茶村人数和区域的事实。另从当今天心村民的族谱及口述，都说明“下四府人”是先迁江西上饶铅山，后再移居武夷山。
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始终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浙江地处东海之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名茶甚多。西湖龙井、安吉白茶、顾渚紫笋、天目青顶、婺洲东白等等都是中国茶叶中的上等佳品。而唐代诗人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写道：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可见，茶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浙江茶叶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浙茶备受佛教推崇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人并不理解其本质，而把它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伐，中原动荡，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学思想容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理穷。佛教开始发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浙江来说，东晋时佛寺的创建就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杭州灵隐寺、玉泉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吴越国不断大兴寺庙，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苏东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说，可见当时佛寺众多，所以，后来就有佛国之称。随着佛教的盛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禅的需要
自释迦以来，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心无杂念，万相皆空。其姿势要求大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地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禅还要备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虫叮咬，禅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难受的是，每天花费九到十五个钟头的时间思索同一个问题带来的那种难以的沉闷乏味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就连高僧大师们也很难支撑下去，故寻找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陆羽《茶经》中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纲目》也谓其可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明朝顾元庆的《茶谱》则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浙江茶叶在这方面功效也很独特，以瓯地茶为例，《江逸志》云：瓯地茶，雁山为第一，去腥腻，除烦恼，却昏散，消积食可见，茶叶本身的性能决定了浙茶十分适合作为坐禅的用茶。
2、延世长生的需要
僧侣喜爱喝茶，除提神醒脑外，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长寿之法，其实，这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缘故。道教养生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一种物质媒介来实现。于是，茶叶成为了最合适的对象。因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昂贵，而且十分危险，茶叶却相对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茶经七之事》载云：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水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台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救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通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对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南部新书》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人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一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则故事中，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僧侣们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寿。日本的荣西禅师以《吃茶养生记》作为其著作的名称，则更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倾向。他在开篇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上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曾嗜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正因为如此，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
3、宗教仪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来，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据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自岩一裹，叶有自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言：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断，当时，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浙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自然使用与药用功能，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灵异，现象。据日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参石桥，以茶供罗汉五百十六杯，知事僧惊来告。茶八叶莲花纹，五百余杯有花纹小僧(成子本人)实知罗汉出现受人师茶供，现灵瑞也。进一步神话化了浙茶与佛教的关系。
4、茶禅一味
然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仅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禅宗讲究见心成佛，以心悟道相传。有一次大会上，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只拈花示众，众人不得其解，惟有迦叶微笑会晤，得佛陀心传。此则广泛流传的佛教故事体现的正是所谓的明心见性，强调自身的领悟。《景德传灯录》中也记载道：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所见即心成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故饮茶之所宜者十三，一无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赏鉴，十三文憧。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静心。而茶人们也希望通过饮茶，根除烦恼，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此外，茶之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又表明茶性本俭之意。茶质量尽管有高下之别，但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一些帝王推行节俭之风，特意下诏在他死后选用俭朴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吃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正好与俭相合。因而，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有的甚至认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静，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烦恼，便不是佛心了。同时，禅宗主旨的静心、自悟，也贯彻到了中国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千利休有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中国，而禅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张顿悟。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所以说，饮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总之，茶中有禅，禅中有茶，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中国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成为参禅时常用的饮料，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
苏轼评价蔡襄对推动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的贡献
蔡襄才德俊伟光明，堪传华夷。然而，遗憾的是比他晚出25年的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却在《荔枝叹》一诗中讥讽蔡襄，以贡小龙团争新买宠于皇上有失名士风度。此论并不公平，对蔡襄的形象有巨大的损害，值得一辩，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苏轼在《荔枝叹》中，借古讽今，先谴责自东汉至唐，以进贡鲜荔枝博取宫妃欢颜而不得不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害得劳动人民颠坑仆谷相枕藉，惊尘溅血流千载，进而讽刺当朝大臣丁谓(丁晋公，宋真宗时宰相)、蔡襄之贡大小团茶，钱惟演进贡牡丹，取宠于皇上。诗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苏东坡还自注曰：大小龙团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作此事耶!
苏东坡通过《荔枝叹》犀利地揭露了帝王的骄奢淫逸，官吏的献媚买宠,并对因此而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莫大的同情，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对蔡襄的指责,却只看表象不见本质。用历史发展观加以分析,可以说身为福建转运使(专为朝廷督办贡品的官吏)的蔡襄督办贡茶、创制小龙团是合情而又合理之举,不该责之太过,对其推动茶叶生产的贡献更应充分肯定。
中的禅宗佛教
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提到茶文化，当然不能忽视佛教(主要是禅宗)对其的影响，这也是当今茶文化研究者所乐道的。“禅茶不分家”“茶禅一昧”，“吃茶去”几乎是茶人皆知。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魏晋起始，佛教便有人以道教理论来宣传佛家学说，援道入佛。禅宗更将老庄思想内容吸收并发扬，“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学说(现代学者肖疌夫语)。故老庄与禅皆为主静，道虚佛空。老子的“无为”和佛家的“般若”相契合，便成为文人学子新的理论导向和心灵追求。“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影响着文人雅士们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随唐，佛教天台宗大兴，其众多宗派大都受道教影响，非佛非道非儒或即佛即道即儒，道士讲佛法，和尚注道经，正符唐代“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唐代众多的人钟情茶，是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茶的品性相契合分不开的。
茶生于灵山峻岭，承芳露，秉清灵，禀玄幽，草木仙骨，野稀之物，与此物相伴，回归自然物我两融。独品对啜之间涤除玄鉴，学道参禅，谈玄悟真，实为老庄玄学流风遗韵。虽然儒家禅宗创造了茶的仪式，佛家把茶事更加程式化，宗教化。而执著的道士们，仍守着自然无为冲寂超然的归趣。即不十分看重茶的程式，也不探究其中的技巧。没有法则才是道教顺乎自然的最高法则。无怪乎，茶至宋代，制作龙团凤饼极尽工巧“无以加矣”。而崇俭抑奢苦己利人的全真派祖师邱长春诗曰：“虚心实腹唯求饭，待客迎宾不点茶”(点茶是宋代一种繁复的饮茶方式)。元代全真派兴起，道风流行，茶人受道家冥合万物道法自然的影响，开辟了茶人与自然融合的饮茶风气。给茶文化回归道趣重返自然趋于简约打下基础。明朱洪武下令取消龙团贡茶，以散茶冲饮，遂开千古茗饮之风至今。其子朱权便说：“茶乃天地之物，巧为制作，反失其真味，不如叶茶冲泡，能遂自然之性”。他还在所作《茶谱》中表明了以茶明志风高节清的精神。一时间，宗隐逸的茶者皆循道教“药解延年，草解忘忧”之旨，追求的是“自种瓜，自种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自在然”的玄趣。
禅宗把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形成今天代表日本国民精神的“茶道”，诚如日本著名大师学者冈仓天心所说：“佛教中，大量吸收道教教义的南宗禅，创造了用心良苦的茶的仪式……正是这个禅宗仪式终于在十五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他最后直接说到：“茶道是道教的化身”。日本茶道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又何尝不是，被称为茶“亚圣”的卢仝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碗茶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位不愿为官，一生以茶为伴的“茶痴”这样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诗录至此，两腋生风，茶通仙灵的吃茶境界已然道出。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就是因缘难解。
道教所涉茶事甚多，如唐代著名道士叶法善，在浙江松阳卯山修炼，利用卯山优质水土种茶，制成形似竹叶，色泽绿润的茶叶取名“仙茶”，因品质上佳，为唐高宗珍爱，列为贡茶。如佛教天台山乃茶禅之地，为茶叶东渡日本起过重要作用，日本茶祖荣西从天台山带回去茶种，并著《吃茶养生论》，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的道家栖要。天台山种茶起源，乃是东汉道士葛玄(葛仙公)首开植茶之风。如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武夷山天游观与道士静参谈茶事，无比钦佩，回后写道：“非到山中鲜以为颠人语也”，高度评价静参对武夷山茶特胜品第的精通。如现代道士艺术家阿炳，拉琴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他的那首《二泉映月》(人称二泉仙曲)，就是多次在二泉茶室喝茶受师父启迪，发自心灵的不朽名曲。以至后来每当他要演奏此曲前，总要喝上一盏酽酽的浓茶。道士与茶缘不一而足。
佛教与茶道
佛教和茶早在晋代结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佳茗款待擎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佛教和茶结缘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以至发展到创立茶道，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佛教的传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未，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在封建统治阶级中间流行，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等教义。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硝烟四起，人民生命涂炭，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统治阶级则可以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因而传播很快。佛教的传播者认识到，要使佛教在中国扎根必须与中国国情相揉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求生存与发展，还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东晋后期，佛教领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并直接提出"佛儒合明论"。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是调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创立的，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调合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含"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安言)力图两者相融台，调台儒家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注意调合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道的创立与佛教的渗透茶道的创立：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但"茶道"一词，很长被人们所遗忘，竟发展到日本学者曾向国人提出"中国有没有茶道？"荒谬而富讽刺的笑话。对中国茶道的创立，学术界说法下一。有引陆羽《茶经》"精行俭德"四字。有引《封氏见闻记》"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请注意，时在晚唐)有"中国明初朱权自创的茶道"等等。百花齐放，可见大家都在深入的研究，形势喜人。
陆羽，擅长种菜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对茶的功效论述甚详，对茶的品饮他侧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茶道的奠基人。但遗憾的是他在《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茶道"这个词，令人费解。
根据笔者手中资料，"茶道"一词最早是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明确提出来的，诗中云：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佛教兴茶茶叶成为了佛教之“神物”
佛教的主要活动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忌饮酒、忌荤食素，以求解脱。要求僧人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因此，需要有一种既与佛教清规戒律相符，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乏及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而茶叶中富含各种营养成分及提神醒脑的药理功能，自然就成为了僧人们最佳的饮料。陆羽《茶经》中指出：“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对于古人而言，茶可清心、修性、去杂、益精，茶有“三德”：即坐禅通宵不眠、满腹时助于消化、轻精气，抑性欲。禅宗坐禅很讲究五调：即调食、调休息、调身、调息、调心。因此饮茶与佛教的生活形式和道德观念很吻合，故而茶叶成为了佛教之“神物”。
饮茶属于禅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茶是简单的禅”、“生活的禅”。历代茶与僧人平日生活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传说晋代名僧慧能在江西庐山东林寺时，曾以自制的佳茗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东晋高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说：“跣定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又据《晋书·艺术传》记述，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昭德寺修行时，屋内坐禅，日夜不眠，“不畏寒暑”，曾诵经40余万言，常以饮茶来提神去瞌。唐宋时期盛行佛教，寺院中饮茶之风更加剧烈。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
佛教极大地增进了茶的传播。公元729年，日本圣武天皇派高僧最澄禅师来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回日本时他带走了茶种，播撒于国台山麓，受到皇家的连连称赞，并将茶种扩大至五个县，变成了皇室贡茶。1191年，日本荣西禅师来到中国时，也带了茶籽种植于福冈等地，并尽力宣传饮茶益处。1211年，荣西禅师著有《吃茶养生记》，在其卷首开头就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人伦采之，其人长命。”据史料记载，荣西禅师曾经用茶治愈了大将军源实朝的糖尿病。从此饮茶养生在日本迅速流传起来，并慢慢地形成了独特的茶道。
佛教与中国浅论
1、佛教与茶文化传播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促进了茶文化 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客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溶为一体，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谧。叁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叁禅的前奏，叁茶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从而开辟茶文化的新途径。
2、佛教与饮茶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个刹古寺教设有“茶堂”、“茶寥”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要谈佛经，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教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祥僧早起的第一件事，从林还立下规矩，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带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