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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上的“茶痴””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但能被称为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就来数数历史上的茶痴，看他们是爱茶爱到了何种地步。
第一位，当然是茶圣陆羽，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第二位，卢仝，这人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第三位，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位，宋徽宗，他写的《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五位，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其欲退隐让位，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晚年的乾隆帝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当然，历史上可称为茶痴的，何止这五位。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行动起来，掰一掰那些个痴人们吧。
茶文化精选阅读
北京历史上的茶庄
在漫长的历史上，北京市的茶庄很多，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之茶叶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当时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京人习茶叶是按两计算的，当时北京不足200万人，人均消耗量相当可观。
喝茶的人多，茶叶庄铺的生意自然兴隆红火。开茶叶铺的十之九皆为安徽人，但后来又有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产茶叶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经营茶叶。晋人卖茶叶往往与海味同卖，茶叶、海味都不产于山西，晋人卖茶叶自然不会得心应手，只能让位于南方诸省的人士了。
旧时，北京茶庄的字号很有意思，不少茶庄喜欢用店主姓名为店名，如吴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吴元泰、吴永和等等。在经营茶叶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说，即是六家大茶叶商，这六家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
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每日演日夜两场评书的，名为书茶馆;此类茶馆标榜开书不卖清茶。卖茶又卖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馆;此外还有什么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等等。
大茶馆是为头等闲人开的，民国之后那些前清遗老因没有了铁杆庄稼，无闲钱再去大茶馆添补无聊，大茶馆便一个个关门大吉或转业，让位于其它类别的茶馆。
京城茶馆中还有野茶馆，野茶馆是季节性的，秋末一一关门，春末一一来业，茶客多为踏青、郊游的人。一些野茶馆设在朝外二闸及城内什刹海等游览区内。野茶馆本小利微，开此类茶馆者，大多是以茶会友，并不想从中发财。后来，因公园里设了茶棚、茶座，此类野茶馆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历史上的普洱茶
普洱茶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种茶叶，因为茶香比较醇厚，深受人们喜爱。普洱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据史料记载，诸葛先生“平定南中，倡兴茶事”，这里的茶指的就是普洱茶，而卧龙先生的三国时期，距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了。
在唐宋时期，普洱茶的发展十分兴盛，“茶马互市”足见其盛。在明朝的时候，甚至走出了五条专门的茶马古道，这五条茶马古道为普洱茶的对外销出提供了极大便利，被誉为南方的丝绸之路，蜚声海外。而在清朝的时候，云南专门将普洱茶上贡朝廷。
关于普洱茶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在清朝乾隆年间，有茶庄将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普洱茶毛茶压饼，装好之后上京城上贡，可是因为天气不好，阴雨连绵，加之原本茶叶就没有干透，一路走来，诸多跋涉，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了京城之后，才发现原本绿中泛白的茶饼变成了褐色。
主事人见之大骇，感觉自己性命难保，硬着头皮将茶献上去，等着皇上发落。没想到的是这种茶冲泡起来，竟然有与众不同的芳香，且茶汤红润如琥珀，十分好看，饮之唇齿留香，竟深得皇上喜爱，所以此人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倒得到了皇上嘉奖。
普洱茶茶性温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好茶。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种茶的好处，喝出实实在在的健康。
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云南的藏销茶
中央电视台播映的《西藏风云》一片中有许多描绘藏民饮茶的场景。在西藏，上至活佛达赖、班禅，下至普通藏民无一例外都有饮茶的习惯。不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常来常往的友人，只要一踏进藏民家门，主人就会恭敬地端上一杯沁人心脾的酥油茶，然后才寒暄议事。
民主改革前，藏族人民以食牛、羊肉和酥油等高脂肪食物为主，而茶具有消食解腻的功能，正好迎合了藏民的饮食习惯，而且饮茶还可为身居世界屋脊的藏族同胞提神醒脑、缓解低压缺氧症和预防高原疾病。于是，藏族同胞在日常生活开支中，首先考虑到的是购置茶叶和酥油。
云南背靠青藏高原，是西藏的近邻，又盛产茶叶，滇茶以其"浓、强、鲜"著称于世，备受藏民青睐。云南藏销茶有天时地利之优，历史悠久。唐代樊绰所著《蛮书》中记载："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牙不远"。南宋《续博物志》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说明滇茶藏销历时1000多年。进藏茶叶北走丽江、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芒康到拉萨。每年销往西藏的滇茶超过2500ｔ，从清康熙到同治年间，滇茶销往西藏历时200余年，盛行不衰。
历史上藏商马帮每年来去一次，冬春到丽江向官府买得"茶引"才能通关进入普洱、思茅、佛海、下关茶区购茶。盛夏回到拉萨，往返超过5000ｋｍ，路途漫长。沿途山高谷深，气候多变，行走在崇山峻岭中的赶马人必须胆大心细，否则，一时的疏忽将导致人仰马翻，坠入万丈深渊。因此，走此路的茶商，除强悍勇顽的藏族马帮外，滇西茶商是不敢涉足的。
清咸丰五年(1855年)，云南回彝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回民首领杜文秀率众攻克滇西重镇大理，切断了藏商马帮进入普洱的咽喉要道，滇茶销藏锐减，致使进藏茶叶价格昂贵，可与黄金媲美，那时进藏的滇茶有"绿色黄金"之称。滇茶仅供西藏上层人士享用，因此，它是交换西藏贵重药材虫草、藏红花、麝香、鹿茸的硬通货。
抗战时期，民国廿八年，祖国半壁山河沦陷，东南沿海和华中资金、技术力量转移到大西南，为滇茶的发展注入了雄厚的资金和技术。1939年蒙藏委员会与云南中茶股份公司联合投资在下关建成"康藏茶厂"，生产紧压茶销往西藏，并代替货币流通。由此，滇茶在西藏的地位可见一斑。
解放后，1952年滇藏公路开始修筑，历时20多个春秋，于1973年全线通车，云南茶叶大批进入西藏，结束了藏马帮驮茶进藏的历史。过去繁荣一时的滇藏茶马古道被公路取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川藏公路和西藏民航事业的发展，如今在拉萨市场，江、浙、川、滇茶琳琅满目，不仅有传统的云南毛峰、下关沱茶，还有闻名于世的西湖龙井及四川邛崃蒙顶、重庆沱茶等，品种多达90多个。更由于藏民饮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茶代菜"的历史在逐渐消失，藏民不仅吃牛、羊肉和酥油，还能吃到新鲜蔬菜，滇茶也就逐渐失去了往昔"一枝独秀"的历史风采。
历史上的普洱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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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是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13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7饼为1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10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4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3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5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形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路。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普洱茶产销不如以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茶叶，外销马来西亚、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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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悠久的茶杯
斗笠，源于东方古国，一种遮阳蔽雨的编结帽，具体起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早在《诗经》中就有何蓑何笠的句子。至今在山村水乡仍随处可见。
采茶要头带斗笠、腰拴竹筐，遮了阳又蔽了雨，清风偶尔吹起，解下斗笠，那一刻，似乎拥有了整个自然。
茶让我寻到了另一个斗笠斗笠杯。
斗笠杯，型如蓑翁之斗笠，口部大，底足小，杯身的线条极为简雅，大开大合的线条表达着粗放淳朴的民风。式样单一，但有青瓷、彩瓷、粗陶、紫砂等丰富的材质。
斗笠碗杯源自宋代，蕴藏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底蕴，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款茶杯。持斗笠杯品茶，犹如姜尚钓于渭水，于山水间心怀天下，于平凡中窥大智之道。每逢和挚友共饮，用那盏胭脂红的斗笠杯品茶，心里多少有些感概，怎么浑身流动着道韵的茶，到了我这里却失了灵性。读了田园诗，看了山水画，我便明了，与他们相比，我还在牙牙学语，欠的太多。
田园诗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他们，诗歌里的那些主角，早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心超然物外，或是追求早已刻骨铭心，不会彷徨不安，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各自的从容自在。而我，还在为五斗米而折腰，劳筋骨，饿体肤，可天何时才将降大任于某君也?不过，我坚信，总有一天，人在草木间，是茶，而我是那人。
山水画中，凭江垂钓的渔翁，头上总是少不得一顶斗笠。因为斗笠是田园生活的缩影，宁静，安详，流露着一股自由闲适，不由让人心安，充满向往。
千百年来，精巧的斗笠杯碗也沾了斗笠的光，被古人赋予了一种逸然世外，天高云淡的道韵。甚至很多文人雅客认为用三才盖碗泡茶、斗笠杯品茶，才能充分体会茶道的韵。如今尚存的茶道流派，都对斗笠杯用情颇深。
漫谈历史上的茶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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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明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五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诱发全球茶叶贸易战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引发中英鸦片战争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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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话历史上茶与僧
古诗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我山中，茶与僧常因此相辅相成，声名与共。五代十国蜀人毛文锡所撰《茶谱》记载：昔日有僧，久病不愈。一老翁告以蒙山顶茶能祛宿疾。僧遂于山上筑室采茶，获一两余，服未竟而疾瘥。
僧侣对茶艺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除了地理因素，当然还有功利方面的原因。僧人旷日持久地坐禅，正需要某种兴奋剂的支持，而茶恰好具有提神驱眠的功效。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疲睡见茶功的诗句。加上茶树终年常青碧绿，富有生气；茶性净洁，久饮益思；助人寂静斯文，稳健开神，为佛教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与僧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北朝隋唐统一之后，在禅宗率先倡导之下，茶饰、茶贸均呈发展之势。茶圣陆羽就曾当过和尚。在他所着的堪称世界第一部茶叶科学经典着作《茶经》中，将南北朝时敦煌人单道开坐禅不畏寒暑，归之于饮茶的功力。
名山出名茶，名山多庙寺。如着名的蒙顶茶、武夷岩茶、黄山毛峰、华顶云雾、雁荡毛峰等名茶，无不出自名山寺院。山中寺院种茶，与僧人爱惜生灵不无关系，况且，茶与僧相伴成趣，每每构成一种妙不可言的诗画意境。
茶，因其自性高雅，常被用作待客之佳品，甚至奉为取代酒浆的祝天祭祀圣品。唐代名僧皎然，在其《饮茶歌》中吟道：一饮涤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他把酒贬得如此之低，把茶说得神乎其神，虽不免有偏见之嫌，却也不难看出中国茶文化之久远，以及僧与茶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