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活动。
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之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正因为茶与禅能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决非仅由其药用性质的特殊方面所决定，正如道教最旱在观念上把茶吸纳进其“自然之道”的理论系统中一样，禅门亦将茶的自然性质，作为其追求真心(本心)说的一个自然媒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中，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媒介。它的无可替代性正是禅宗能将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而大大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旱发生于药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便与禅门最基本的工夫---禅定结合在一块。而禅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连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场合也无法离开茶。
实际上，佛教禅宗不仅对我国的茶树种植与茶叶加工的制作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由于禅茶精神对整个中国茶文化的渗透与普及，人人提高了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这种境界首先体现在佛教茶文化的每一环节内。由此茶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品味也大大提高，可见禅宗的功劳之大。
的确，禅僧高士能悟得禅理、茶性之间个中之味，与其本身的修养及其美学境界有关。他们注重精神追求，淡泊物质享受和功利名份。这是他们得以保持那份清纯心境，以随时进入艺术境界的前提。因而，“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都借助事茶体悟佛性，喝进大自然的精英，换来脑清意爽生出一缕缕佛国美景。”（梁子《中国唐宋》)这是一种纯粹的美的意境。
佛教对各类“行茶仪式”的美学升华，一方面是山于茶事活动的普遍展开，场所日益增多，交流传播日益广泛，因而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又因出现了一些精益求精又热心的禅僧。此外，茶器的日益精良，也必然地推动着这一美学化的进程。那一套套顺应佛教仪轨的形式——寺院茶礼，正是适应禅僧们的集体生活而必然形成的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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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茶道发展历史文化渊源
禅宗与茶道之渊源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着《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禅宗茶道“茶之德”
中国四大茶道之禅宗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 ”，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增人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I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禅茶佛教中的 禅宗与茶道参悟的真谛
禅茶：佛教中的茶文化
林清玄在《煮雪》中写道，传说北极的人们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故事美得动人心魄，《红楼梦》中煮雪烹茶大抵也是如此吧。炉上的沸水噗噗作响，茶叶上下翻卷，便听见壶口飘荡出的词句。那是茶人酝酿了一个冬天的独白，文火一烧，就烧出了下一个春天。
饮茶的人，大多熟悉四季变迁对茶性的影响。倘若说茶是益友，那么茶器就是邻人了，品茶则是与善人交游。茶席之上，壶为主人，杯为宾客，宾主酬唱次第有序。四时茶饮，亦各有不同，春采明媚之茶，夏取静心之茶，秋日最宜淡泊之茶，冬天煮一壶温厚的老树茶，执一卷书，便可与夕阳安然相望到暮色沉沉。
明代人将在花园中品茶列为十大最煞风景的事之一，《瓶史》的作者袁宏道却说花下品茗是大雅之事。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品茶实际上是一件私人化的事吧。日本的仓则行洋在《艺道的哲学》中说，“茶道是茶至心之路”，“茶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仓则行洋的话不无道理。茶道与宗教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心灵之道。茶道这门生活艺术承载了宗教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文人僧侣创立和发展了茶道，并将茶道与佛教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心灵的宗教。
中国的茶文化诞生于“泛神论”的文明之中，因而具有宗教文化的基因。对于农耕时期的茶农来说，陆羽是他们的职业神，茶树是自然崇拜物，茶寮、茶室、茶肆在功能上近似宗教场所，茶客与茶师则仿佛宗教徒与教职人员。这样的类比或许不太恰当，但毋庸置疑的是，茶道内含了宗教文化的基因。
日本茶道宗师千休利发展了日本的“草庵茶”，他在“禅茶一味”的基础上，将茶道还原于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千休利告诉弟子，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问及“茶道的秘诀”，千休利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温暖，炭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秘诀。千休利作为一代宗师，对于茶的体悟，竟然只是平平常常的“可口”二字。
近日，茶人之间逐渐流行“素茶席”的布置。茶席上摒弃一切庞杂之物，一切以最舒适为准，不加任何多余的器具，越简单越优雅。茶席随心性而置，省下了繁杂的器物，茶道本身回归到对茶的品味，这时候的“可口”才显得有滋有味。对于嗜茶之人来说，唯有“可口”之茶，方有“可心”之味。当茶客喝下一泡好茶而留下难忘的印象时，他会久久回味那隽永的味道，并不厌其烦地烹茗煎茶，企图一次次找回那“可口”、“可心”的感觉。
但敏锐的茶人很快会发现，每一个茶芽、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绒毛都有不同的重量和触感。即使是同一种茶叶，在烘培、发酵等方面也会有着微妙差别，泡茶时水温、时间的差异，也使每一口茶都有着决然不同的香气和色泽。于是，茶人恍然大悟，过去的“可口”已然逝去，把握手中这一杯茶的滋味，以及此时喝茶的心境，才能品出“可心”的茶之真味。
茶人将茶室视为修心的道场，可心之茶亦可“道”。正所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世俗常规的规定忘却，保持一颗不卑不亢、不矫揉造作的虚静之心。茶人怀着平常心，茶具也变得自如，一张石板、一块粗布皆可做茶席，一只残损的陶器入席亦有风骨。冬日采一枝梅花，夏日置几枚红果，安放在茶席之侧，颇有几分韵味。随手插的茶席花艺，小而不艳，清新简洁，茶香游走在枝叶的间隙，曲直疏朗间，正是一份平常之心，一份禅意茶趣。
禅宗赵州禅师常以“吃茶”棒喝求法者，以使求法者明心见性。有一位僧人到赵州拜访禅师，禅师问来访者“新近曾到此间么？”来访者回答说“曾到”，禅师回答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又问来访者，来访的这位僧人回答说“不曾到”，赵州禅师淡然如故，答一声“吃茶去”。后来，寺院的院主问禅师，“为什么曾到也说吃茶去，不曾到也说吃茶去？”赵州禅师便呼一声院主，院主答应一声，等着禅师道出个中原委。禅师缓缓答道：“吃茶去”。
禅师是禅的参悟者，他们透过一声棒喝、一杯香茗来传承心的顿悟，张扬禅的思想。在禅者的思想深处，有许多东西是难以用文字去阐述，只能依靠心与心的契入。时过境迁，赵州禅师回答“吃茶去”的刹那已经逝去，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那个情景去聆听这一声棒喝，参悟禅者的心灵智慧。大约这一声“吃茶去”便是茶人与禅者的“道”，它像一扇半开半掩的哲学的门，里面洋溢着的是生活的禅意。茶，在修身养性时融通了禅意；禅，在日用平常处淡泊自守，恰似茶性。禅与茶，正是走往心灵的方式。
中国的僧人认为茶有三德，一是在坐禅时可以提神，二是在饮食过饱时可以帮助消化，三是可以抑制欲望。茶因为有这“三德”，被认为有利于丛林修行。在丛林修持者的心目中，禅与茶本是一味功夫，茶道从禅宗而来，并以禅宗为皈依。泽庵宗彭的《茶禅同一味》中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茶室是茶人修心悟道的道场，禅茶交融，可契悟迦叶会心一笑，祖师拈花之意。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茶是最朴素的生活之道，是人人都会的禅修。一泡茶，不同的人便能泡出千百种滋味。当茶主对众落座，打开壶盖观察茶炉上水的温度，茶客的肃穆与庄严亦流溢到空气中。摆开茶具，开始温壶，从高处飞流直下的水发出动听的声响。茶则微微颤动，随着一双有故事的手安然落入壶中。几番沉浮，几番温洗，茶叶出汤，茶客闻香、品茗，茶汤周旋唇齿，自然入喉，舌底鸣泉如饮甘露。这时候，茶主与茶客的脸上，都显出无欲无求的表情来。一场茶的禅修，已然入心。
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田村珠光，是15世纪时奈良称名寺的一位僧人。每至茶会，田村正襟危坐于草庵，细细品味各种茶艺，捕捉茶道之中传来的佛法大意。终于，在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佛偈中，田村有所顿悟：“佛法存于茶汤”。
田村断言的“佛法存于茶汤”，并不是说佛法就是简单的品茶，而是要在烹茶、品茶的过程中，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怀着一味清净心，才有可能从茶中获得禅悦法喜。不仅仅是茶道，生活之中处处皆有禅意与禅境。懂得佛法或者茶道的人，应该是生活得非常愉悦轻松、自在洒脱的。“禅茶一味”的交融，使中国禅宗在走向生活化、平民化的过程中，更具有随性洒脱的风格，从而使禅宗在中国百姓中具有持久的活力。禅宗与茶道参悟的真谛，何尝不是对生命与人生的肯定呢？
禅宗与茶的渊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禅茶文化：禅宗与茶的渊源 佛教中的茶文化
茶与中国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徒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着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了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在”，赵州说：“吃茶去”。这个公案较好地反映了临济禅剿绝情识、机锋峻烈的家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诗人赵朴初十分喜爱这则公案，常将它用于作诗中。例如为河北赵县柏林寺赵州从谂和尚影像碑题诗“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此外他还作过一首五言绝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朴初曾多次将此诗写成条幅赠人或贺会，以启发人们去继承和体会古德“茶禅一味”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