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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禅宗与茶道之渊源 | 茶文化”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禅宗与茶道之渊源 | 茶文化”相关知识！
禅宗与茶道之渊源 | 茶文化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基本上归属禅宗，源于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cy316.coM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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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不同便形成四大道流派。贵族道生发于"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道生发于"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道生发于"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道生发于"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禅宗道 僧人饮历史悠久，因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之德"生发出禅宗道。僧人种、制、饮并研制，为叶生产的发展、学的发展、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基本上归属禅宗道，源于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重。 长期喝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已成传统，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学专著《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经》主要是僧人种、制、烹、饮生活经验的总结。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其道生发于之德。佛教认为"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培植。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最早的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园。 古代多数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陆羽《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宋代，天竺出的香杯、白云列为贡。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封庙前18棵树为御。宜兴阳羡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一位和尚将此送给常州刺史李栖驾，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会督制阳羡进贡朝廷，自此阳羡点了"状元 "，身价百倍。显然，阳羡的最早培植者是增人i一屯溪站名松萝，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录》记载："徽郡向无，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武夷与齐名，属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这位县官饮此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树之上，故此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并进入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的，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带回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国之一。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1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I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的发现、培植、传播和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晋商与茶文化的渊源
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
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
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其方法是：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这种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操作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形状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齐、节省原料的效果。不过仍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洋人利用机器生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威胁。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商业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国。恰克图从雍正年间辟为国际商埠后，到道光时已有茶庄一百家左右，皆为晋商经营，其中著名的晋商商号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乾隆以来中俄茶叶贸易日盛。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达279900俄磅，合250多万斤，道光以后，贸易数额又大增。从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销往俄国的茶叶平均为8071880俄磅，合700多万斤，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威丰初年中俄茶叶贸易额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每年销给俄国的茶叶达15万箱，有900多万斤。这时，晋商对俄贸易尚保持着很大优势，具有贸易的主动权。可惜好景不常，由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天津通商权、低税率与内地采购土货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权，使俄商运茶成本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权被夺，生机顿减。尽管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衰退的过程中，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也取得过较好效果，但终究因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到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单方面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使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终。
尽管晋商的茶叶贸易，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他们对于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与加工制造红茶，供应华北、西北人民饮用，并使红茶饮誉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俄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贸易，使涅而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条(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而且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对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喝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外销，使俄国与西亚、东欧国家人民之嗜茶风气与日俱增，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与东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或饮食结构，使东方文化进一步西渐(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
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运销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之茶道起源
喝茶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是原始的茶叶生产国，以种植和制作茶叶的技术而闻名。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和其他贸易渠道进行文化交流，其饮茶习俗传播到欧洲和许多其他地区。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史上的茶文化谱写了辉煌的一页。茶叶的开发和推广是中国对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
绿茶最早出现在5000年前，是中国最古老的茶类。茶的原始加工非常简单。人们要么直接从树上煮茶叶，要么将晒干的茶叶煮沸以备将来使用。虽然加工方法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的变化，但它仍然类似于它的古老祖先，因为它不发酵，只是非常轻微地被氧化。这允许茶保留更多叶子的原始味道。
传统上，有十种最着名的茶，但并非所有“十佳”名单都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典型的清单：龙井（龙井茶）;毕罗春（绿蜗牛春茶）;铁观音（铁女神茶）;黄山毛峰（黄山毛峰茶）;君山银针（君山银针茶）;祁门红茶（齐门红茶）;大红袍（大红袍茶）;刘安瓜片（刘安瓜子茶）;鑫阳毛剑（新阳毛尖茶）;太平侯奎（孙悟道茶）。
茶道，饮酒和欣赏茶可以是生活方式。中国茶道蕴含着东方哲学的智慧。此外，中国茶道反映了道教，儒家和佛教的中心思想，它是哲学与生活方式的结合。通过整套仪式制茶，赏茶，闻茶，享茶，增进友谊，培养美德，学习传统美德礼仪。仪式可以刷新思想和清晰的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精神以道教为代表。
茶道起源于中国，自南宋时期引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以来，在日本更受欢迎。到了元朝时期，中国中部的茶道已不再受到青睐。事实上，今天的茶道更能代表日本。
茶马古道是指民间国际贸易渠道，源于中国西南地区古代茶马贸易。它始于唐宋时期，在明清时期兴盛，但它的嗨日是在二战后期。
古茶马路分为四川藏线和云南藏线。它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直到它到达西亚和西非的红海沿岸。2013年3月5日，茶马古道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选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找到一个声誉良好的茶馆，您将看到如何正确地冲泡和饮用茶以体验完整的味道;您很快就会意识到中国茶文化的快乐和健康益处。
中国四大茶道之禅宗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page_break]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增人i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种植。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菜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并成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1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I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漫话茶、茶文化与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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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看过几本茶事方面的书籍，读过一些学者研究茶文化、茶道的文章。自觉茶本平常之物，甚至可纳入寻常百姓的日用(油盐酱醋茶)，但一旦论及茶、茶文化、茶道来，不是谈禅论道，就是某某如是说……令读的人也正襟危坐，似乎不如此就难以体会其中的“道”来。果真如此，悟道也就容易了。
前人有“嗜酒见天真”之语，笔者不近酒，对茶也谈不上嗜，只是闲来品品，自得其乐，自然离“天真”尚远。但毕竟有几年吃茶的经历，来客会友，亦有几分“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生活情趣。无论是闲来独品，还是高朋欢坐，品来品去，却一直没有品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来。
谈到茶文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喝茶的人多了，渐渐生出一些规矩，喝得时间久了，慢慢体会出些味来。无论是规矩还是体味，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以平民百姓为主的下层民众，本身就是高低悬殊的两个消费群体，自然也就代表着不同风格的文化审美形态。这一说法，是单纯以茶和身份(贵族、平民)这一组概念来谈茶事形成的文化品质。如果茶与参与茶事者的人文背景联系起来，茶的质味也就改变了。
作为平民茶的风俗规矩，由于平民百姓平易、豁达的品性，其规矩虽有，但不可能太多，或者说形成不了一定的程式。一切随境随性，符合先民们崇尚谦和、自足、随遇而安的哲学宗旨。人不分贵贱，茶不讲精粗，茶棚酒肆、野店村居，偶然相遇，哪怕是一杯清水、一瓯米浆，也可传达浓浓乡情，拳拳深意。这种境界不是任何形式的茶宴、茶会所能达到的。元代诗人虞集有《水仙神》一诗云：钱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从这首短短的小诗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江水、茅屋、马缨花，还有美丽的少女在倚门相望，频频叮咛“若闲时来吃茶”，以此来表达美好纯真的心意，显得朴实无华，如一掬淡淡清泉，情真意切。古茶人以“真”为贵，茶真何如味真，味真不如情真。日本茶道崇尚“静”清”寂”，“和”““在这之前是否应冠以“真”字以标境界呢?
作为贵族茶的饮用就不同了，对茶品茶具的要求以及茶会茶宴的规模、样式等也都非常讲究。根据《茶经》《大观茶论》《南窗纪谈》等历史典籍记载，唐代有名茶50余种，到了宋代，名茶则不下100种，且茶的制作工序精细完备，饮茶方式丰富有序，而茶的价格更是价高离奇。对茶具的讲究更不必说，因为国人向来有“美味不如美器”的习俗。六朝之前，对茶具的要求尚不严格，流行的酒具和茶具多为福建南朝瓷器中的托碗、托杯和五盅，后来在魏晋六朝古墓中出土的茶具酒具以青瓷为多，再后来，金银玉器为茶具也属平常。
文人茶应该属于另一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文人也是跨度相当大的群体，有平民、达官贵人，也有僧道俗流，这里均统一使用“文人”这个称谓。在中国，茶与酒就如孪生兄弟一般，举酒高会、佳客满座固然豪情万丈，对茶浅斟细品，偶发轻吟曼曲又平添些许儒雅之气。都说文人好酒，以笔者看来，说“文人好茶”似乎更为中肯。宋徽宗赵佶就说过，“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文人茶自有文人的一番道理，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文人既是发起者又是倡导者和力行者。
谈到“茶道”，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实际上，“茶道”一词早在我国唐代就已见于各类典籍了。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的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首先提到了“茶道”，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虽然我们不清楚此诗作于何年，但皎然逝于唐顺宗永贞初年(公元805年)，故“茶道”一词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八世纪末。
日本茶道虽然学自中国，但显然与中国的茶道精神有了很大区别，且强化了茶事的形式，并将其程式化、仪式化。
笔者认同周作人先生的看法，“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说到底，茶就是茶。《五灯会元》第十七卷载有唐朝禅师青原惟信说的一段话：“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茶、茶文化、茶道，无不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风俗、审美传统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事物一旦上升至艺术的层面，就会给精神活动留下极大空间，并非一定要做出一个至高无上的“道”来。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越是具备本民族特征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普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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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茶文化的完美结合
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明张源《茶录》)这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以茶载道”，“道”寓于茗饮之中。修炼身心是茶道的第一目的。陆羽在《茶经》中倡导“精行俭德”，概括了茶道的精蕴，体现了陆羽茶道的精神。
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证明：发扬茶道精神，实践茶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育德长智、修心养性，提高精神素质的心灵养生术。茶道源于中国，它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何谓“茶道”?“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明张源《茶录》)这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以茶载道”，“道”寓于茗饮之中。修炼身心是茶道的第一目的。陆羽在《茶经》中倡导“精行俭德”，概括了茶道的精蕴，体现了陆羽茶道的精神。
陆羽把饮茶这一物质生活,导向重视入文精神及心灵升华的新境界，把人生理想和价值评判贯彻于茶事的过程。唐末刘贞亮的《茶十德》中，提出了“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发扬了陆羽的茶道精神。此后一千多年间，历代都对“唐茶道”作了补充和完善。中国茶道是以中国古代哲学精髓为指导思想，根植于华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并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追求目标。
茶文化的内涵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和中国汉文化而论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谓，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和中国的一些生活中的习惯与形式相融合，形成了各类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茶文化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中国不仅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而且，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至今仍有着丰富多样的饮茶习惯和风俗。
种茶、饮茶不等于有了茶文化，仅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还必须有文人的参与和文化的内涵。唐代陆羽所著《茶经》系统的总结了唐代以及唐以前茶叶生产，饮用的经验，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陆羽和皎然等一批文化人非常重视茶的精神享受和道德规范，讲究饮茶用具、饮茶用水和煮茶艺术，并与儒、道、佛哲学思想交融，而逐渐使人们进入他们的精神领域。在一些士大夫和文人雅士的饮茶过程中，还创作了很多茶诗，仅在《全唐诗》中，流传至今的就有百余位诗人的四百余首，从而奠定汉族茶文化的基础。
古人为了修德悟道，把茶道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容，用精炼的哲学语言概括成“五德”、“八德”乃至“十德”，使人易于理解和践行。如前贤把“清、和、俭、怡、健”五字浓缩于茶道中，以茶修德，以茶表德，陶冶人们的淡泊、博爱、谦和、善美和刚强的襟怀。概言之，中国茶道就是饮茶之道(品茗的艺术)和饮茶修道(怡情养性，熏陶德化)的统一，是茶事与文化、修养与教化的统一。
中国饮茶文化与佛教历史渊源
浅析茶与佛教文化之渊源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
从荼到茶有关茶起源的故事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武则天茶喻祸福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她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茶百戏”刘禹锡诗中的茶文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道：“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描绘了自清代以来已失传数百年的古茶道——茶百戏。禅茶一味的形成与江西禅宗茶文化
中国的茶文化如同整个的中国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神皆汇于其中，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精深、独绝的境界。而茶对佛门禅宗的重要性及二者渊源又远远超过儒道二家。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最早是作药物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茶主要用来佐餐和解渴。约在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兴起才产生了饮茶之风。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并练就出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也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由此可见，无论是饮茶风气的形成盛行，还是茶道精神的发展深化，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有了佛教茶文化，才有了中国茶文化品味的提高、境界的升华和内蕴的深化。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这中国化的过程中，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的禅宗最终取代其他各种佛教学派，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而慧能开创的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因而，后世论禅，往往把禅宗直接等同于南宗。禅宗于五代、宋初达于鼎盛，标志是五家禅的相继成立。据说禅宗初祖达摩有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五叶之中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宗以及由临济分出的杨歧、黄龙二宗皆直接诞生于江西。五叶的另外两枝云门宗和法眼宗，虽不是创建于江西，却也与江西关系密切。可以说，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因而江西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在与禅宗密切联系的茶文化中的地位也是至关重要。它的农禅制度为佛教茶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门下的历代禅师也不断丰富着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广为人知的茶禅一味(亦称禅茶一味)法语的形成和流布即与江西禅宗息息相关。本文拟就江西禅宗对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奠定、精神内涵的精化以及在日本、朝鲜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论述。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资福如宝禅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创制《百丈清规》(亦称《禅门规式》)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百丈清规》一经产生，就迅速向周边禅院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北宋真宗时，杨亿向朝廷呈进，从此《百丈清规》取得合法地位，向全国佛寺推行。原本《百丈清规》早已散佚，但其基本内容，可根据现存资料略知大要。《宋高僧传》卷10《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所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卷10《百丈规绳颂》，《敕修百丈清规》卷8所附杨亿《古清规序》等都可窥知大略。《百丈清规》在流行过程中，伴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禅寺僧众的增加，禅事活动的日益复杂，也不断增删修改。在百丈清规的基础上，寺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生产、活动、修行制度。茶事活动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茶与修行的天然联系，饮茶在禅寺中非常重要而讲究。寺院专设有茶堂，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清茶。法堂西北角设置有茶鼓，每天按时敲击以召集僧众饮茶。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便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在诸寮舍司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的，称为茶头。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丛林规则，每天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平时全寺众僧饮茶叫普茶;新住持晋山时，也有点茶、点汤的仪式，还有专以茶汤开筵的，谓之茶汤会。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佛教节日、朝廷御赐法衣、名号时，往往要举行盛大的茶宴。茶宴也有一套固定和较为讲究的仪式。仅举最为著名的径山茶宴便可窥其一斑。
径山是天目山的东北高峰，这里山峦重迭，古木参天，白云缭绕，溪水淙淙，有三千楼阁五峰岩之称;还有鼓楼、大铜钟、龙井泉等名胜古迹，可谓山明水秀茶佳。径山寺始建于唐代。宋开禧年间，宁宗皇帝曾御锡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但饮茶之风甚盛，而且每年春季，经常举行茶宴，坐谈佛经，径山茶宴有一套甚为讲究的仪式。茶宴进行时，先由主持法师亲自调茶，以表敬意，尔后由茶僧一一奉献给应邀赴宴的僧侣和宾客品饮，这便是献茶。僧客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嗅茶香，再捧碗观色，接着再是启口啧、啧、尝味，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论茶品，称赞主人品行高，茶叶好。随后的话题，当然还是颂经念佛，谈事叙谊。(陈观沧、姚国坤《茶禅一味》，见《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茶在禅院中如此重要，禅院必定重视种植茶树、采摘茶叶。《五灯会元》中记载有一首江西庐山归宗寺志芝庵主的诗云：茶芽蓖蔌初离焙，笋角狼芒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办，得闲谁管板头低。可见在唐时僧人种茶、制茶已成为寺院的一件大事了。唐宋时各大佛寺无不设有茶场，专门种茶、制茶。
自古高山出好茶，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多处于环境清幽的名山之中。我国的许多名茶最初都产于寺院。如碧螺春茶，产于江苏洞庭山碧萝峰，茶汤清澈嫩绿，原名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僧人首先制作的。福建乌龙茶则源于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生产的最佳。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生产一种野茶，经玉宗寺真公和尚加以焙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明代僧人大方所制之茶远近闻名，人称大方茶，是安徽南部屯绿茶的前身。相传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茶具紫砂陶壶也是明代江苏宜兴金沙寺的一位老僧创制的。
江西的茶叶生产尤为旺盛。分宁双井茶、瑞州黄柏茶、永修云居山茶、洪州西山的罗汉茶等等，都号称绝品。欧阳修(今江西永丰人)《归田录》卷二记述双井茶：自景(公元1024年)公元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遂为草茶第一。庐山云雾茶在唐代已经出名，白居易在喝了此茶后，以诗赞曰：匡庐云雾窟，云蒸翠茶复。春来幽香似，岩泉蕊独浓。他还在香炉峰下草堂之北开辟茶园，亲自种茶。唐末五代时的诗僧齐己，游庐山东林寺后写诗赞美庐山茶香：树影残阳寺，茶香古石楼。对江西佛教传播有开辟之功的慧远禅师在东林寺传扬佛法，建立庐山丛林，众多的僧人在他领导下既品茶也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