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川藏茶马古道”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川藏茶马古道”相关知识！
茶马古道，泛指中国古代因以茶易马、茶马互市而兴起的商贸通道，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它连接了亚洲板块最为险峻奇峭的高山峡谷，跨越了大渡河、岷江、金沙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几大水系，贯穿了川、滇、藏、甘肃、青海等省、区，通往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缅甸、老挝、越南等西亚、南亚邻国，维系并推动了沿途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交融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弘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川藏茶马古道，具有最悠久的历史，最遥远复杂的道路，最艰苦卓绝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是联结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多民族交流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是由四川通往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藏区乃至国外的重要通道。
唐（公元682年）《村氏闻见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荣而归”就有了茶马交易之事。宋太祖用兵契丹,令置“提取茶马司”，“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清溪）、雅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明史·茶法》。宋熙宁七年在雅州（今名山新店）设茶马司，署办茶马政事。这是目前全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
据《元史·茶法》：“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始行榷茶制于成都。明（公元1573年）《严茶议》：“茶之为物，西域吐番，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可见，茶马贸易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之要政”。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是以四川蒙顶山（又名蒙山）为代表的四川盆地西缘过渡地带。古代蒙山范围较宽，跨雅州、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以“蔡蒙旅平”、“西蒙山”、“天下大蒙山”传世。蒙山是我国乃至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由于雨多、雾厚、日照短，茶叶品质优良，制茶工艺也独步天下。《元和郡县志》载：“蒙山在严道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马，为蜀之最”。
茶马互市兴于唐、盛于宋，“互市”的茶叶称“边茶”，又称“刀子茶”，“藏茶”。成都以南雅安、邛崃等地所产称“南路边茶”，成都以西灌县、崇州等地所产称“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主要通道从名山（蒙顶山）、雅州（雅安）、严道（荥经），翻大相岭，至旄牛县（黎州、今汉源），到沪定、打箭炉（今康定），再往理塘、昌都、拉萨，以至西亚各国。南路茶道以背夫、康定锅庄和关外马帮闻名于世。
《康定导游》载：“凡汉人，子女皆习背负。农闲为生，其用极简，一个背架（夹），一个背垫，一根‘丁’字拐，一双脚码子足矣。丁字拐端镶有铁锥，既可作杖，又可撑背夹换气歇息。”1899年，法国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方苏雅以其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川藏茶马古道数百张背夫照片。1939年，“中国纪录片之父”孙明经沿着古道进入康藏地区，摄制《雅安边茶》、《康人生活》记录下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厚重、悲壮、辉煌与沧桑。
“西路边茶”主要通道是从大邑、灌县经茂县、松州（松潘）、若尔盖，到西宁，进入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藏区。
茶马古道的过去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追忆和感叹，茶马古道的今天：自然、绿色、生态、健康，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古道探秘、锅庄文化、香格里拉、雪域高原正朝我们走来。向往神鹰吗？让我们一起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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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茶叶专卖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茶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茶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茶叶专卖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茶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茶场，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也就是说，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茶场领茶。后来，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场领取茶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茶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茶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茶引。
与此同时，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商人向官府交纳的是茶的价格，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销售，不得在其他的州、军销售。商人在运送茶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规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由于太宗赵炅雍熙年间战乱频繁，朝廷为筹集粮草，鼓励商人入中（类似于现代的中介组织或者经纪人），于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对官府的贿赂，有的地方把茶叶的销售权低价卖给商人而从商人那里拿取好处，还有的地方把茶叶的价格压得很低且又向茶商多发茶叶而损公肥私。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使官府蒙受严重的损失。为了改变商利益博，国用日耗的状况，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赵恒就命盐铁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详审旧制，召茶商议论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茶法，茶商们十分不满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赵恒又命翰林学士李迪等人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终。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谘的主持下废止了三说法、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各采用现钱法。李谘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650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利病，茶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佑四年（1059年）仁宗赵祯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官府的低价抑卖。这对茶农来说多少有了点自由，有利于提高茶农们的积极性。在这里商人们可以直接向茶农们收购茶叶，只是要向当地官府交纳茶税、通过税等税赋。渐渐地，官府经营的茶山、茶场也逐渐地荒芜或者由临近的茶农们承租了。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茶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茶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茶场，告知茶商、茶农不得私下进行违法交易。在设有茶场的地方，茶农可以租耕，缴茶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看茶叶销售距离远近把茶引分为长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时，还明文规定茶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交清，运输途中不得再重复收税和苛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茶法，只是在实践中作了相对性的创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茶小引、兴建榷场，严格管理宋金之间的茶叶贸易，但后来因向金贩茶利润丰厚，茶商们就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于是只要茶商们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这种特殊的税金就可以到金国倒卖销售茶叶。
金以后的茶叶专卖历史上的金国位于我国的北方，史书上有金为实行茶叶专卖，禁止私贩和限制民间饮茶而厘定香茶罪赏格，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的记载。
元朝对茶叶的生产与销售也加以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只是对销售管理的更加严格，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榷茶马司，以提举茶事兼理马务。明朝则在秦、洮、河等州设专职机构负责茶务。清初在陕甘两省设茶马御史专理其事，只是清末茶引之制逐渐废止，但是西藏、陕、甘等处茶引直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征收茶类统税时才彻底废弃。
茶叶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虽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可能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官府对茶叶垄断经营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客观地说，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那种没有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相制衡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难免会恶性膨胀，最终导致了在茶叶专卖制度下极度腐化的现象。
普洱茶在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发展
从明朝开始,普洱作为云南边疆的特产直接是对传统的西藏,俄罗斯,蒙古等地区销售,到了明末,后金兴起,营养好,能耐存放的普洱茶成为清人能繁荣发展的重要食品；当清代明入中原后，清人不忘记普洱茶的功劳,普洱一跃成为名贵贡茶，到雍正年间(很巧合,1725年前后,雍正朝代也是福建铁观音诞生的年代),政府重视茶叶的税收,并先后在攸乐、易武地区组织了官方管理的督办、采造。
高档普洱青茶成为宫廷享用的贵重茶品以及馈赠外宾、从属国、边疆朝贡的珍贵礼品。中低档茶的茶马贸易达到鼎盛，不但经济上成为与康藏、四川地区互市的重要商品,在政治意义上还起到了稳定边疆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不便利，生活习惯未能广泛影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到了清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影响力加大,普洱产销达到一个高潮，大量私商字号先后涌现，商品不但在国内普及,而且能远销至东南亚。
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山河破碎,战争频繁,作为国饮的茶无论产值还是产量,一度被国外超越,国弱茶贱,为了挽救茶业，由民国政府组织公办茶叶公司(中茶的前身)，数次选国内名优茶叶参加世界各国商品博览会;普洱身影也在其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贵,四川成为大后方,云南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质的输入和存放基地而美国人援助中国军火条件就是用云南的锡和茶进行交换，由于国民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导、努力，以现代体制运作和管理的公司以及大型茶厂相继成立：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凤庆茶厂前身）成立；1940年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成立；1941年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成立等等当时的背景都为了战争需要!
1949年新中国以后开始逐步国有化,1956年全面实现公私合营，消灭了私有企业,进入完全的国有计划经济时代。但由于管理过于政治化、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等的人为破坏，生产规模不断遭受重大破坏，仅能相对满足边区销售,谈不上什么对外创汇,普洱茶业的发展基本停顿。
到了文革末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应香港等东南亚地区茶叶客商的要求,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的技术人员攻关成功,推出了熟茶发酵技术，并在很短时间里将该技术成熟化并推向全国市场,并经由香港茶商的中介，开始了同法国长期而稳定的普洱茶贸易,先后打开日本、东南亚等市场。此时对外交易的中心在香港及广州，产品主要为新制生、熟茶品。
本世纪80年代中期，继香港经济腾飞之后台湾经济也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龙,普洱茶作为我大中华的文明之一被人怀念并受到世界广大华人的推崇,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中医认为普洱老茶具有补益气血的作用，陈年茶价值被发现,并抬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茶业、酒楼业对于香港回归后事业发展的担忧，导致陈年茶大量出仓，投入市场变现。同时台湾由于邓时海《普洱茶》一书的推波助澜，正式在文字着述上将普洱茶品茗提升到文化层面，导致商家将大量港茶贩入台湾炒作。海外市场则将文化影响扩大到韩国等亚洲国家。此时价格第二次抬升。新茶得到更大的需求，对于做旧的迫切需求，也导致了深圳、广州等大规模仓储（湿仓）的发展。此时的消费，由于老茶价格的抬升，新茶收藏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陈年茶方面是湿仓茶完全占有市场。
2000年前后大陆经济开始发达，先后在广东,北京形成消费热点区域，并带动北方市场的发展,海外则带动东南亚等地资金的大量涌入建立起许多的中小型茶厂与私人作坊，临沧，思茅、版纳等地开始有规模、有计划地推广茶叶种植，至2005年广州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市场消费的主流完全回归为收藏干仓新茶,品饮当年熟茶的正常状态了!
日前对普洱的健康和文化价值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独特的收藏魅力,正吸引上亿中国人孜孜追求!。
可见在不远的未来,国强茶旺,随着大中国元气的恢复,2030年前后，将对世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喝中国茶,喝工夫茶,喝普洱茶的潮流,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中国历史上的闽南茶叶国际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的滥觞，造就了今日闽南诸神杂居的局面。但相对于鼎盛的烟火，茶叶才是这一区域真正的信仰所在。它关乎生计命脉，衍生世风民俗，交织出宗族亲情的网络，由此打造一个氤氲的世界。不管闽南人走到哪里，闻到茶香便找到了归属。
闽南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位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写道：在中国，茶同盐一样是国王的课税品，所到之处都在贩卖，并且有苦味，注汤饮用。但茶叶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角则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宋元时期，一箱箱的茶叶经由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17世纪初，扮演海上马车夫角色的荷兰人及其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掀起了欧洲商人来福建采购茶叶的浪潮。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从哥伦布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洲贸易盛行一时：一是从非洲到美洲的奴隶贸易；二是美洲所产的金、银大量出口到欧洲、亚洲；三是致瘾性食物(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日趋旺盛的贸易。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长久不衰。
但这样的长久不衰并不属于闽南地区。事实上，该地的茶叶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福建移植到印度的红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尽管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闽茶的危机还在继续。直到如今，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仍处于弱势，面对立顿等外来者的挑战，甚至无力固守本土市场。
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ter，T.Roger)指出，中国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相比之下，印度在欧洲商人的控制下，采用大农场集中经营，各道工序均经过科学测验，产量和品质都极为可控。英国人最初还引进中国茶种，后来连中英茶树杂交的努力都放弃了。由于整体口碑的下降，闽南所产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主动权，目前主要的市场还是集中在中国的南方。
看普洱茶在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发展
从明朝开始,普洱作为云南边疆的特产直接是对传统的西藏,俄罗斯,蒙古等地区销售,到了明末,后金兴起,营养好,能耐存放的普洱茶成为清人能繁荣发展的重要食品；当清代明入中原后，清人不忘记普洱茶的功劳,普洱一跃成为名贵贡茶，到雍正年间(很巧合,1725年前后,雍正朝代也是福建铁观音诞生的年代),政府重视茶叶的税收,并先后在攸乐、易武地区组织了官方管理的督办、采造。
高档普洱青茶成为宫廷享用的贵重茶品以及馈赠外宾、从属国、边疆朝贡的珍贵礼品。中低档茶的茶马贸易达到鼎盛，不但经济上成为与康藏、四川地区互市的重要商品,在政治意义上还起到了稳定边疆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不便利，生活习惯未能广泛影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到了清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影响力加大,普洱产销达到一个高潮，大量私商字号先后涌现，商品不但在国内普及,而且能远销至东南亚。
清末到民国时期,由于山河破碎,战争频繁,作为国饮的茶无论产值还是产量,一度被国外超越,国弱茶贱,为了挽救茶业，由民国政府组织公办茶叶公司(中茶的前身)，数次选国内名优茶叶参加世界各国商品博览会;普洱身影也在其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贵,四川成为大后方,云南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质的输入和存放基地而美国人援助中国军火条件就是用云南的锡和茶进行交换，由于国民中央政府的大力倡导、努力，以现代体制运作和管理的公司以及大型茶厂相继成立：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凤庆茶厂前身）成立；1940年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成立；1941年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成立等等当时的背景都为了战争需要!
1949年新中国以后开始逐步国有化,1956年全面实现公私合营，消灭了私有企业,进入完全的国有计划经济时代。但由于管理过于政治化、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等的人为破坏，生产规模不断遭受重大破坏，仅能相对满足边区销售,谈不上什么对外创汇,普洱茶业的发展基本停顿。
到了文革末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应香港等东南亚地区茶叶客商的要求,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的技术人员攻关成功,推出了熟茶发酵技术，并在很短时间里将该技术成熟化并推向全国市场,并经由香港茶商的中介，开始了同法国长期而稳定的普洱茶贸易,先后打开日本、东南亚等市场。此时对外交易的中心在香港及广州，产品主要为新制生、熟茶品。
本世纪80年代中期，继香港经济腾飞之后台湾经济也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龙,普洱茶作为我大中华的文明之一被人怀念并受到世界广大华人的推崇,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中医认为普洱老茶具有补益气血的作用，陈年茶价值被发现,并抬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茶业、酒楼业对于香港回归后事业发展的担忧，导致陈年茶大量出仓，投入市场变现。同时台湾由于邓时海《普洱茶》一书的推波助澜，正式在文字著述上将普洱茶品茗提升到文化层面，导致商家将大量港茶贩入台湾炒作。海外市场则将文化影响扩大到韩国等亚洲国家。此时价格第二次抬升。新茶得到更大的需求，对于做旧的迫切需求，也导致了深圳、广州等大规模仓储（湿仓）的发展。此时的消费，由于老茶价格的抬升，新茶收藏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陈年茶方面是湿仓茶完全占有市场。
2000年前后大陆经济开始发达，先后在广东,北京形成消费热点区域，并带动北方市场的发展,海外则带动东南亚等地资金的大量涌入建立起许多的中小型茶厂与私人作坊，临沧，思茅、版纳等地开始有规模、有计划地推广茶叶种植，至2005年广州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市场消费的主流完全回归为收藏干仓新茶,品饮当年熟茶的正常状态了!
日前对普洱的健康和文化价值的研究方兴未艾,其独特的收藏魅力,正吸引上亿中国人孜孜追求!。
可见在不远的未来,国强茶旺,随着大中国元气的恢复,2030年前后，将对世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喝中国茶,喝工夫茶,喝普洱茶的潮流,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中国历史上的中蒙俄茶叶之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不知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北方草原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乃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驼道——茶叶之路。这是一条被历史尘封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商道。这条沉寂了百年的国际商道，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撰写的《茶叶之路》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再次引起中俄蒙三国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现给今天的人们。
2009年阳春三月，柳绿花红。我国一个新学科研究会——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在呼和浩特成立。北京、山西、湖北、云南各路专家、教授云集青城，共贺这个性格别具的“学术婴儿”的诞生，共商茶叶之路研究大计。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邓九刚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关注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九刚就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茶叶之路”的文章。随后有南开大学米镇波教授所著《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美国女学者艾梅霞也出版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茶叶之路》。邓氏有关茶路的作品还有《驼帮》、《驼殇》、《驼村》、《大盛魁商号》等多部长篇小说问世，计三百多万字，且大多再版发行。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我国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记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当年中国商人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二连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
早在2000年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正式出版发行后，即在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市，掀起了茶叶之路研究热。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欧共体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与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市，因《茶叶之路》缘分，结为友好城市。2008年“茶叶之路”再版发行后，风靡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不少城市“一书难求”。台湾还专门出版繁体汉字本《茶叶之路》，以飨读者。
一部著作问世，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多见的。我们内蒙古的有识之士，从中受到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查资料、作考证、搞研讨，为重现250年前清康熙大帝与俄彼得大帝时代的商贸往事，为激活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为弘扬草原文明的丰富内涵，为大盛魁商号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为促进中俄、中蒙、中欧之间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他们和邓九刚先生一起登程，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
沐浴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光辉，在我区成立一个研究茶叶之路的专门机构，已成各界人士的共识，可谓众望所归。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社科联和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一个挂靠在自治区中华文化学院、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遂应运而生。俄罗斯国文化部、乌兰乌德市、恰克图市政府及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电函祝贺，希望研究会探索亚欧茶踪驼道，破译中俄商贾谜团，传承多元文化精髓，服务现代国际贸易。
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遍布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国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邓九刚先生再现这段历史的《茶叶之路》，既有小说家的形象、情节，又有历史学家缜密、严谨，还不乏思想家的深邃、敏锐。不愧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沙尘湮没的茶叶之路，可以和我国汉唐以来从长安出发的第一条丝绸之路，及以后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茶叶之路”是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知识宝库，是一条昭示未来国际贸易的亚欧大通衢，也是一条鲜为人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通道。
300年前，在这条商道上一批中国人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世界，表现出我们的民族开始挣脱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过程艰苦卓绝，精神启示耐人寻味。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茶叶之路”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文化遗产，努力在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隐没在中国历史书中的茶马古道
从大理分道的另一条茶马古道向西北而行，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昌都、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这是一条隐没在滇西的群山中，也隐没在中国历史书中的茶马古道。这条到就是茶马南道。
在通向西藏的过程中，沿途的高山与大河足以将世界上的任何道路埋藏，所有从这一地区穿过的道路都必须低调和谦虚，必须不示声张地顺从山的脾气江河的脾气，否则小小的一次雪崩或者小小的一次洪流，都可能将所谓的道路拦腰折断。
一两千年来，它的生命只是在一代代的茶商、赶马人、探险家、僧人艰难的行走中得以延续。与茶马古道的其它线路相比，它延伸的路径更加的艰难和隐晦，以至于除非是亲身走过，否则不会想到有人能用双脚去丈量滇西北雪山与雪山的距离。
在云南生活的诗人于坚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一辈子也看不见地平线/要看得远，就要向高处攀登/但在山峰你看见的仍然是山峰/无数更高的山峰……这其实也是当年行走在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赶马人最直观的感受。这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线路，它不像中原平坦地区的道路那样显眼，而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是这样的路却因地理环境的险恶而呈现蜘蛛网一样的布局，不同的茶叶商和赶马人走的茶马道不尽相同，没有一条显而易见的捷径，有的只能是探索，只要存在走得通的可能，都有人去尝试。
因此，这条茶马古道也就成为了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商业道路，它的复杂在于，要抵达西藏，就必须穿越亚洲大陆板块最险峻的横断山脉，必须穿越澜沧江、怒江、金沙江，这也是今天茶马古道滇藏线为什么没有一条清晰而固定线路的原因。
那么，在漫长的岁月里，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无数的人宁愿以生命为代价，一次次行走在茶马古道的滇藏线上?
回答竟然是一个“茶”字。据专家考证，这条线路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西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不但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
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王庭相的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藏区与茶区的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在藏语中，“茶”的发音是“加”，藏族古谚有云：“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为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西藏虽然是茶叶消费大区，但却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藏区和川、滇边地却又产良马。
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这条道就是茶马南道。
茶马南道分为三线，即东出老、越，南出缅、泰，西出缅、印。在这三条线中，马帮常走和运量最大的是南出缅、泰这一条，即从普洱县出发，经那柯里、思茅、车里、勐海、打洛通往缅甸的景栋。在旱季，由普洱经德化、那迁、六顺、糯扎渡口至澜沧、孟连、通往缅甸的景栋也是马帮常走之路。然而到了雨季，由于澜沧江水涨，常常导致马路不通。
李佛一先生1939年发表在《教育与科学》杂志上的文章谈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缅甸所属猛艮土司境内，尚未通行汽车，勐海每年出口的茶叶，须取道澜沧江之孟连土司地出缅。西北直运到缅属北掸邦中心锡箔上火车，由锡箔西南运经瓦城(曼德勒)，再直南经大市而达仰光，再由仰光换船三日或四日到印度加尔各达上岸。再上火车北运至西里古里。由西里古里用牛车或汽车运至葛伦堡。至此又须改用骡马运入藏。
这样的茶马商道，不要说走一遍了，就是说一遍也让人感觉到累，然而这样的路线到拉萨不过三四十天，而走茶马西道经下关、中甸入藏，顺利的话也要三四个月。因此，即使是运至西藏的茶叶，走茶马南道的也渐渐多了起来。
当年，随着勐海茶叶产销的日渐兴盛，云南南部的茶叶运输繁忙异常，据《十二版纳志》载：“每届冬晴季节，祥云、镇南、蒙化、景东等成千上万的后路马帮都向勐海集中。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出入思茅区的马帮分为前路马帮、后路马帮以及藏族马帮。从滇中、滇东南一带而来的马帮称之为前路马帮;从滇西方向而来的马帮称之为后路马帮，而从滇西北方向而来的马帮则被称为藏族马帮。
马帮以五匹驮马为“一把”，八把为一小帮，三小帮为一大帮，结队而行。每一把都有一位赶马人，而在马帮中，每帮有大锅头、二锅头，各骑马一匹。此外，马帮还有头骡一匹。头带红缨彩绸明镜，脖子上带有大小响铃，插三角彩旗，上书帮主字号，翻山越岭，过村越寨，行即有声。往往还铜锣开道，传音数里，便于马帮相互避让，气势蔚为壮观。对此，《普洱茶史话》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由佛海至缅甸景栋一道，三百余里，满山遍野，炊烟阵阵，人喊马腾，把一个边荒之地，渲染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热闹无比。”
南线的茶马道，无论哪一条线路，其中心均为思茅或者西双版纳，因此，茶马南道实际上可以算五尺道往南的延伸。
如今，在六大茶山的易武和倚邦等地，还能看见茶马古道的遗址。从茶山往外延伸的古道，曾经密布马站。而马站的设立，通常是以路程的远近来安排的，一般是六十里为一站。
在云南大地上，这些茶马古道在促进普洱茶业的发展和普洱茶区商品交易的同时，也促进了普洱茶区文化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茶马古道数千年生生不息的传递，茶也许就只能成为一种平凡的植物，默默无闻地淹没在万绿之宗的云南那浩如烟海的植物里。
对于我们栖息的大地来说，如果每一条道路都是一部史书的话，茶马古道就是这样一部写满了茶字的卷帙浩繁的史书。
这些以六大茶山为中心的茶马古道，在漫长的岁月中，源源不断地将茶输送到四面八方，滋润着无法计数的苍生。
历史上普洱茶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以唐代以后，特别是清朝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普洱通往昆明、西藏、澜沧、打洛、缅旬等地的茶马道，也是普洱物资交流、进行贸易的南方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普洱茶业的发展和普洱茶区商品交易的繁荣。在今普洱县境内，仍保留有三处较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址：一是位于同心乡那柯里村的“茶马古道”；二是位于凤阳乡民主村的“茶庵塘古道遗址”，长约2公里左右的山石古道，在一片半原始森林中盘山径仄而上。那山石上深印的马啼印，向人们诉说着昔日“以茶易马”的艰险；沿古道而上，人们可以去体味，去追寻“径仄愁回马，峰危畏如去”的意境。三是位于磨黑镇孔雀坪的“孔雀坪地古道遗址”，长约10余公里，那昔日林立的“马店”，山石古道上清晰可见的马蹄印，向人们说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的兴盛。
山间铃响马帮来，是50年代前的真实写照。在车辆如梭的今天，马帮已不再有，山林是听不到清脆的马铃响了。茶马古道显得更加寂静。但回荡动听的马铃声和赶马人的山歌依然记忆忧新：三月里来，三月三，赶着骡马进茶山，普洱茶好人人爱，驮起茶叶到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