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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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因作为饮料而驰名的，茶文化实质上是饮茶文化，是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茶文化的产生是在茶被用作饮用之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1）茶与宗教结缘汉魏六朝朝时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却睡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2）茶文学初兴晋宋时期的《搜神记》、《神异记》、《搜神后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便有一些关于茶的故事。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南北朝时鲍令晖撰有《香茗赋》，惜散佚不存。
（3）茶艺萌芽茶艺即饮茶艺术，是艺术性的饮茶，是饮茶生活艺术化，它包括选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程式和技艺。
杜育的《荈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有择水：“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的瓷器；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酌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匏瓢酌分茶汤。
两晋南北朝，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中华茶艺亦于西晋时萌芽。这一切说明，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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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六朝茶文化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而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
(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槚、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2度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槚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
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芥茶系》汉王栖迟茗岭(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等记载。不过，这些都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据报导，在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笥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槚的异体字;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这样一句。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其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称炰鳖烹荼，后称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足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集》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六朝时的饮茶文化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南方先后有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6个汉族政权在南京（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建都，史家称为“六朝”。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加工、饮用茶的国家，茶文化源远流长。文献记载，在西汉时，我国已开始饮茶了。东汉时期，饮茶已传到长江下游。而至六朝，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茶之“解酒消食、除烦去腻、助兴爽神”等功用的普遍认知，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江南饮茶之风广为盛行。六朝时期，士大夫崇尚清谈，茶是当时统治阶级宴席和聚会时“倍清谈”、“助诗兴”的必备饮料。《三国志·吴书》记载吴郡韦曜饮酒不过二升，为不失礼仪，吴主孙皓有时“密赐茶以当酒”。这就是成语“以茶当酒”的来历。饮茶在南方虽是常事，但对东晋早年初渡江南的北方士族来说则未必精于此道。来自琅琊的丞相王导，虽位极人臣，但由于先前在北方饮茶机会并不很多，因此在一次宴席上既分不出茶的优劣，亦不知应该热饮或冷饮，闹了不少的笑话。在新的环境影响下，侨居江南的北方士族也很快迷恋饮茶了。
《世说新语》载东晋司徒长史晋阳人王不仅自己好茶，而且每有客人造访总强令别人饮茶，以致客人每欲往访都会心惊胆战，“必云今日有水厄”。嗜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六朝时期，人们已能辨别茶的优劣，把茶分为“茶”、“”、“茗”诸品。饮茶时还流行用茶点佐茶。史载东晋大司马桓温性俭而好茶，每次酬宾的宴会，只有几盘佐茶的茶果。当时的茶点，可能是一种经过加工的蜜饯。嗜茶之士生前好饮，死后则以茶随葬。据《南齐书》载，齐武帝萧赜临终遗令的祭品中就有“茶饮”一项。所谓“茶饮”就是茶食，当然包括茶具和放置茶点的器皿在内。茶对当时人生活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饮茶的风行必然会推动茶具的大量生产和不断改善。南京是六朝古都，解放后发掘出数以千计的六朝墓葬。其中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鸡首壶，多为青釉，只有极少数黑釉，比较珍贵。鸡首壶壶嘴均塑作鸡首状，并与腹部相通，在鸡首相对的另一侧有把手自肩部连于盘口，造型颇为生动。从器形演变看，鸡首壶是从东吴、西晋时期一种特型罐发展而来。这种特型罐在肩部塑有鸡首或虎首等，但在对称的另一侧仅贴塑短尾，称为鸡头罐或虎头罐。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这种特型罐、鸡首壶就是作为储注茶汁的茶具而随葬墓中的，与盘口壶、耳杯作为酒具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信息爱茶经网提供：从东吴矮胖的虎头罐到东晋、南朝端庄挺拔的鸡首壶，从肩部贴塑短尾到肩口之间设置更加方便使用的把手，茶具演变的历程折射出六朝饮茶风尚的审美观和成熟化。透过那出土的件件精美茶具，我们仿佛看到了1500多年前那一场场飘逸着儒雅风流的茶宴，闻到那席间弥漫的清醇甘美的茶香了。
汉魏六朝时期的饮茶方式介绍
汉魏六朝时期的饮茶方式，是将茶煮成羹汤而饮。煮茶，或加冷水，或加热水，煮至沸腾，乃至百沸。
从两汉到三国，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物，饮茶仅限于王公朝士。晋以后，饮茶进人中下层社会。
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此时期，上自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中及文人士大夫、宗教徒，可谓社会各个阶层普遍饮茶。饮茶成一时风尚。
文人士大夫饮茶风气很盛。张载、左思、杜育、陆纳、谢安、桓温、刘琨、王濛、褚裒、王肃、刘镐等文人士大夫均喜饮茶。茶，作为风流雅尚而被士人广泛接受。
晋惠帝蒙难初返洛阳时，侍从以“瓦盂盛茶”供惠帝饮用，可知惠帝日常生活中应当饮茶。南朝宋人山谦之《吴兴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莽。”在温山建御茶园，茶叶专供皇室。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期，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提神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
道家清静淡泊、自然无为的思想，与茶的清和淡静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中国的饮茶始于古巴蜀，而巴蜀也是道教的诞生地。道教徒很早就接触到茶，并在实践中视茶为成道的“仙药”。道教徒炼丹服药，以求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于是茶成为道教徒的首选之药。在茶从食用、药用向饮用的转变中，道教发挥了重要作用。道教徒崇尚饮茶，其对饮茶功效的宣扬，提高了茶的地位．促进了饮茶的广泛传播和饮茶习俗的形成。
同期的佛教徒也以茶资修行，以茶待客，同时，平民阶层的饮茶也越来越普遍。
中华古茶文化
喝好茶，要有平静如水的心境、能调出茶味的好器皿和清静的环境，但如果加深对中华茶文化的了解，便能完全融入茶的天地，不是更完美吗?来到龙海，你的收获不止限于优质茶叶，还有很多很多
中华古茶文化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四、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茶文化介绍
中华古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 三国以前的启蒙。很多书籍把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一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久食，益意思”。记录了的医学价值。西汉已将的产地县命名为“陵”，即湖南的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
二、 晋代、南北朝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之兴起，有关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走入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
三、 唐代的形成。780年陆羽著《经》，是唐代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中，首创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书、诗，有《述》、《煎水记》、《采记》、《十六汤品》等。唐代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在寺院周围植树，制定礼、设堂、选头，专呈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道分宫廷道、寺院礼、文人道。
四、 宋代的兴盛。宋代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叶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社团，有^***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之士，在宫廷中设立事机关，宫廷用已分等级。仪已成礼制，赐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绘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徒，邻里要“献”、有客来，要敬“元宝”，定婚时要：“下”结婚时要“定”，同房时要“合”。民间斗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的普及。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类，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画卷》、《图》、文微明的《惠山会记》、《陆羽烹图》《图》等。类的增多，的技艺有别，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书、事、诗不计其数。
中华茶文化的传播
中国茶文化渊源流长，它随着茶饮的普及扩展，不断地浸润着人们美好的心灵。随着历史的脚步，中华茶文化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不断传播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并披泽海外，闻名于世。
1、茶马古道与茶文化传播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⑴茶马交易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⑵茶入吐蕃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⑶茶入回纥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的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⑷茶入西夏和辽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⑸茶入金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一瓯月露心魂醒，更迭清歌助清兴，……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2、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简述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
⑴茶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唐代时不少新罗僧人住守中国寺庙，如山东文登清宁乡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个僧人，均是新罗人。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圆仁在中国求法巡行时，曾受到不少新罗人的帮助，这些新罗人有的是做官的，有的是僧人，如新罗人李元佐在圆仁离开万年县时，曾送他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新罗的名僧真鉴国师，在一块碑文中记着如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饮的内容。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李奎报(1168-1235年)著的《南行日记》中称:“……有庵，俗称蛇包圣人之旧居。元晓曾住此地，故蛇包迁于此地。本想煮贡晓公，但无泉水，突然岸隙涌泉，其味甘如奶，故试点茶”。
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
一、吉礼时敬茶；
二、齿礼时敬茶；
三、宾礼时敬茶；
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⑵茶入日本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增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著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也为两浙海口，这些般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有进一步的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大禅师)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来由，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泉州府德化县建安窑，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户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⑶茶入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
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中国茶叶由哥萨克人伊万?彼得洛夫和歌纳计，亚里带入俄国。公元1618年，明朝政府批准与俄通商，并派使臣携茶叶数箱，作为礼物赠沙皇。
明末，俄人派骆驼商队，专程到新疆，并沿陆路到湖南采购砖茶，到安徽霍山采购六安茶等。同时，中国的茶叶由满蒙商队经陆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俄国。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沙俄因为华茶获利颇丰，于是女皇伊丽莎白亲自组织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从事茶叶采购，专供宫廷贵族使用。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采购规模渐大，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华茶始大宗输俄。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唐代——中华茶文化高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秦汉和六朝茶叶文化
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着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期，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２℃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①。
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OE舨柘怠泛和酢捌艹佘?（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②等记载。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
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据报导，在１号和３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③这样一句。
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浔钆胼保笤莆涠悸蜉保⒁郧拔?菜，后为茗。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
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浔睢绷晌洹１收卟煌庹庵挚捶ǎ?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
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①
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
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着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
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毕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着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着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
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
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因为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望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标志了。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m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m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仗m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①《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抵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
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
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①。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认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
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如果不是《宜兴县志》编纂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
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
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
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
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即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里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结。不过，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在晋以前或我国茶叶文化早期阶段上，就佛教和道教对茶叶文化的影响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些和直接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至我国，但其教义的中国化，还是后来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似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后者则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①。
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叶文化，除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某些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
如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浔钆氩琛保蛔鞑枳骺嗖私猓竺娴木叩比灰?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
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①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择器，也已颇为讲究，以至各地每个人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叶文化的脉络，已油然浮现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叶文化能可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南北朝的茶业述要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我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因为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举例来说，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①。《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当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①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这里还要指出，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虽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仭５改旰螅跛嗑筒皇溶?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②。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很难细说，不过，《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①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虽然经文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去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这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