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和死亡赛跑 茶马古道最后的背夫”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和死亡赛跑 茶马古道最后的背夫”相关知识！
在茶马古道的三条主要线路中，绵延3000多公里、持续1300多年的川藏茶马古道，被学术界誉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
川藏茶马古道四川段，雅安至康定又是其中最艰辛的一段。因为道路崎岖，这一段全部由人力运输，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职业——背夫，也称“背二哥”或“背子”“茶背子”。古道背夫，因茶而盛，因茶而衰。1954年川藏公路建成通车后，茶马古道时代宣告结束，跋涉在古道上的背夫陆续解甲归田。
“背夫这个职业消失了，但那段历史不应该被人忘记。”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陈书谦，正忙着为《茶马古道口述史》出版作准备。经过10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这部口述史对话了数十位茶马古道最后的背夫，试图通过他们去还原那段悲壮的历史。
起源:茶马互市古道唯有背夫可行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在中国藏区，这句俗语广为流传。婚嫁之事，请客送礼，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宾至客来，相待的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茶叶则作为奖品奖励优胜者。甚至到寺庙念经，也必须要熬茶布施。
在藏族同胞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他们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因为其所居之处高寒、缺氧、干燥，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凑巧的是，与藏区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均是茶乡。特别是与四川藏区接壤的雅安，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种茶区。早在公元前53年的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便开始在蒙顶山种植茶树，缔造了“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名满天下的基础。优良的品质、巨大的产量，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区位，雅安生产的茶自然便走进了藏区的千家万户。
茶叶就这样源源不断进入藏区，藏区的特产也交换后来到内地，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夫、驮队、马帮的努力下被开辟出来——茶马古道应运而生。尽管到后期，“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羊毛、皮张、药材、矿产、布匹，锦缎、五金、百货等都加入进来，但茶叶始终是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线路:雅安出发两条线路可抵康定
在川藏茶马古道上，当时还叫“打箭炉”的康定是重要的中转站。从雅安到康定这段，主要有两条线路。一路是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过荥经，在花滩分左进入凰仪，然后翻越大相岭，下山到清溪，此地古称黎州，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然后西向经宜东，翻跃2800多米的飞越岭进入泸定，再到康定。因为此路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所以称为“大路”。
另一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夹岸高山，遮天蔽日，要翻越“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山高沟深，道路险峻，气候恶劣，主要是背运货物的背夫们来往的羊肠小道，被称之为“小路”。“小路”因为骡马难行，很多地方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
由这两条路进藏的川茶，也因此分别称为“大路茶”和“小路茶”。茶叶在康定进入锅庄(类似于今天的交易市场)，售给藏商后用马驮子(马帮)驮着继续北上，经道孚、炉霍、甘孜、邓柯，过金沙江至昌都进西藏。据史料记载，在明代中期，川茶总产量的90%都销往藏区，到了清代，每年进入藏区的茶中有80%以上来自四川。
作为当时最苦的谋生方式，背夫们一般利用农闲时间，秋收以后是最集中的时节。为了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需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他们八个一群、十个一伙，在雅安的孚和、永昌恒等茶庄里领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重的18斤一包，轻的15斤一包。中等力气者背10包到12包，力气大的背15、16包，重量将近300斤。
工具:基本配置背夹子拐子脚码子
背着200多斤重的茶包，还要翻山越岭可不容易，背夫们必须要借助工具。“背着背夹子，胸吊汗刮子，手上提拐子，脚穿脚码子……”根据老背夫们的回忆，这些是当时背夫们的基本配置。背夫们就这样攀爬在崇山峻岭之间，身子弯成一张弓形，缓慢而坚定地向着远方，一步一颤向前移动。
其中，背夹子是用木条做成的架子，下方有两点支撑，上面宽敞好放东西，用绳子收紧以后，东西也不会轻易掉落。拐子，用硬的杂木做成，一般呈丁字形状，背夫们走一段路就要休息，用拐子顶在背夹子下方，承受起所背物资的重量。脚码子，铁打的防滑工具，一般绑在草鞋的底部，一种脚码子有突出的铁钉，用来走冰雪路面，一种脚码子是无钉的糙面，用来走泥泞的道路。
背夫的工具中，以上3种最为主要，还有汗刮子、扇单、管签等也很常用。汗刮子，用竹片或篾片做成，在行进过程中用来刮额头上的汗，也有不用汗刮子的人用手擦汗。扇单，用棕叶缝制而成的扇形工具，雨雪天气时用来盖住背的物资，不背东西时用来包拐子、脚码子和其他东西。管签，通常是1米多长的硬竹片，插在背夹子和背的物资之间，通过增加高度来增加背夹子的容量，放一些食物、草鞋等需要经常取用之物。
背夫以男性为主，但也有一些生活极为艰苦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家里缺少劳力，为了求生被迫参与其中，但因为力气小背得少，报酬也相对更少。除了男性背夫的工具外，有些女性背夫还会带一片笋壳，因为背夹子的取脱颇为不便，小便的时候把背夹子拄在拐子上，站立着小便并用笋壳接尿导出。用过的笋壳还不能丢，挂在背夹子上风干后下次再用。
艰辛:风餐露宿货物受损背夫要赔
尽管有工具辅助，但背着沉重的茶包，中途需要频繁的休息。一般来说，“上七下八平十一”就要打拐歇气，即上坡走70步，或下坡走80步，或平路走110步，就要停下来休息，顺便刮一下汗。此时，背夹子不离身，拄在拐子上，背夫双脚微叉，与拐子形成三角支架，略加喘气休息后，便埋头继续上路。
因为选择道路的不同，背夫们每天走的路程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负重进藏的时候，“大路”日行约30里，“小路”日行20里。以“大路”为例，从雅安到康定共约500里，以居中的汉源县宜东镇为中转站，背夫分为“长脚”和“短脚”，长脚从雅安背到康定，短脚从雅安背到宜东，或从宜东背到康定，长脚背完全程需要约20天，短脚背完全程需要约10天。
现在说起来，200斤、500里只是冰冷的数字，但那时却要背夫一步一步丈量。“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四句顺口溜，生动再现了当时艰辛，特别是冬季天冷的时候，麂子岗、泥巴山、飞越岭下雪，道路结冰后十分难走。就算穿上脚码子，也很容易滑倒、摔倒，有些背清油、白酒的，倒地后油和酒会漏出，背夫还要赔偿货物损失。
有时候，货物损失严重，背夫就算是白干了。从雅安到康定，工钱以大米来计算，与所背货物的重量相一致。比如，背200斤货物到康定，交货后得的工钱可买200斤大米。为了节约成本，也为了方便携带，背夫们出发的时候，通常只带一些玉米面，或者玉米馍馍，加上一点盐巴。沿途路上，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吃玉米馍，渴了就在路边的水沟里捧水喝。
危险:山高路险路上还有土匪兵痞
虽然一路艰辛，如能顺利抵达，也就谢天谢地了。然而，一路上常有意外发生，因为有着许多暗藏的危险。沿途高山深谷众多，崎岖的小道在山间盘旋，一边是笔直的山体，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加上山间气候复杂多变，或者头上碰到山石，或者脚下不慎一滑，都有可能一个趔趄，拐子抛向空中，人茶坠入深谷。
恶劣的自然条件，常常让背夫受伤或者生病。此时，只能在同伴的帮助下，根据偏方找些草药来吃，如果得了急病上吐下泻，还会采取烧灯花、麻绳勒手腕等土办法来治疗。病得稍微重一些后，背夹子也背不动了，便把货物交给别人背，工钱按路程远近进行分摊。还有一些伤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少背夫因此命丧黄泉。
自然之外，还有人为的威胁，沿线的高山密林中，时常会有土匪和棒客出没。为了确保道路安全，沿线官府会组织保安队，在险要的地方值守保哨。背夫队伍在过这段路之前，领头的掌拐师会先找保安队长，了解该路段的情况，并请求保安队护送。当然，请保安队也需要费用，由队伍中所有的背夫平摊。
然而在没有保安队护送的时候，甚至少数有保安队护送时，土匪就会伺机拦路抢劫。遇到土匪时，背夫只能抱头蹲下，把脸侧向一边，避免挨打丢命。在泥巴山大相岭，身上有五文钱就能保命，没钱的则会被脱光衣服，然后绑在路边的树杈上，不少背夫就因此丢了性命。除了土匪，倘若遇上兵痞，还有可能被“抓壮丁”，从此九死一生再难回家。
补给:夜宿幺店靠荤段子消除疲乏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四川的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100340担，计约1000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10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6.9万多张。川藏茶马古道上，除了“一二三，雪封山”的几个月，其他季节常年活跃着背夫队伍，淡季的时候每天两三百人，旺季的时候每天有上千人。
既然路途艰险、危险不断，甚至有可能丢了性命，是什么支撑他们走下去?“每天在路上，就盼着快点到幺店子。”在川藏茶马古道上，“大路”沿途有脚店、客店，脚店主要用来宿骡马，客店用来歇过路客，“小路”因为骡马难行，一般只有客店，而少有脚店。客店又分等级，达官贵人住官店，生意人住旅店，背夫住幺店。
其中，官店一般设在县城，相当于现在的宾馆，旅店一般设在大场镇，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幺店因地制宜设置，住宿条件最差。幺店里都是大通铺，垫上一圈破草垫，上面再扔几张烂草席，有的甚至只铺些干谷草。旺季的时候十几个人，淡季的时候几个人，就这么并排睡在地上，常年充满汗臭味，还经常会有虱子。尽管如此，但好歹有了个地方歇脚，比崎岖的荒山野岭强了不少。
尽管已经很累了，背夫们还舍不得马上就睡，开始躺在地铺上冲壳子。通常时候，故事荤腥，往往是一些男女之事，演讲者口沫横飞，听众们笑得此起彼伏，一天的疲乏也随之消散。一轮讲罢，大家纷纷睡去，不久鼾声四起，待第二天麻麻亮，又开始新一天的征途。
cy316.com延伸阅读
中国南方“最后马帮”茶马古道
湖南旅游之大众最爱评选活动投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对茶马古道有更深入的了解，记者于近日电话连线了茶马古道景区温国民主任，为游客解读中国南方最后马帮这一历史遗书。
茶马古道风景区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境内，距离益阳市区150公里。素以南方最后一支马帮和最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存著称于世，是现今尚存的年代久远的茶马古道之一，有南方最后马帮之称。马帮和茶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古道经过的好些水陆、陆陆交汇点，慢慢而自然的形成了集镇、驿站，以方便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买卖商品，住宿歇足。高城、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唐家观、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便是随茶马古道诞生、发展而来的。如今，骑马穿行在川岩江边的茶马古驿道上，清脆的马铃声在这诗情画意的山水中宛如一支动听的歌，随着山风悠悠传开，不绝于耳，真有一番山外车鸣声不绝，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景象。
温主任向记者娓娓道来，茶马古道风景区是一处融山水风光和历史文化于一体的风景区，这里保留了原生态的高山民居风光和峡谷风光，远离尘嚣，秀美独特，被称为高山之城，茶马遗风。来茶马古道，游客可以尽情体验骑马观光的乐趣，也可以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
茶马古道上的最后一个古集市
寺登四方街是沙溪的灵魂和核心，是一个集寺庙，古戏台，商铺，马店，开阔的红砂石板街面，百年古树，古巷道，寨门于一身的古集市。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东南部。2001年10月11日，沙溪寺登街与古长城一起荣登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公布的值得关注的一百零一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2005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沙溪寺登四方街是秦汉时期南丝绸之路三条干线交界点上的重要集市。唐朝以来，这里又成了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冲，它以藏族地区的毛皮、麝香、鹿茸、藏红花、贝母、虫草和云南、四川的茶叶、红糖和布匹为流通对象，以马帮商队作载体，进行着汉、藏、白、彝、纳西、摩梭等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宗教、艺术交流。由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区域既完整保留了茶马古道上传统的古集市风貌，显示了独特的白族文化氛围，又体现了汉藏，东、南、西亚，中原等多种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2002年8月，剑川县人民政府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空间与景观规划研究所签订备忘录，双方投入一千两百万元人民币，共同实施沙溪寺登街一期沙溪复兴工程。瑞士方面通过瑞士发展合作署、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罗伯特威尔逊保护遗产挑战基金、美国运通公司、瑞士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国际渠道争取到资金援助，并按照国际通用的古建筑修旧如旧原则，高标准实施古建筑抢救修复。
在中央和云南省、大理州政府的支持下，剑川县多方筹集资金，完成了寺登街区自来水工程、生态停车场、供排水、街区强弱电管线入地、路灯、道路街场铺装、南北古街巷的铺装、生态卫生厕所等项目建设。此工程于二OO四年十一月二十八号竣工。
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每年颁发一次，该奖项旨在肯定非官方个人与组织在这一区域内修复和保护建筑遗产方面所作出的成功努力。二OO五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委员会共收到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三十四个项目申请，沙溪复兴一期工程在技术保护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都展示了很高的成就，从众多申请项目中脱颖而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委员会认为，寺登街集市和古戏台的修复，标志着在保护多民族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项工程将历史研究、系统的方法、外界技术支持、本土传统知识，特别是民间工艺融为一体，展示了一种综合性的遗产保护途径，该工程为大喜马拉雅横断山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
据悉，沙溪复兴工程的二期工程已正式启动，它将对兴教寺古建筑群及壁画、老马店古建筑群等建筑遗产进行修缮，同时建设博物馆、生态卫生系统、寺登街花园宾馆等项目，在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满足游客的需求，实现沙溪的可持续发展。
千年茶马古道上的人生“背”歌
四川雅安市反映当年茶马古道上人背马驮进行“茶马互市”的雕像群中，一位女性背夫艰辛前行。在千年川藏线茶马古道上，有一首悲壮的人生“背”歌鲜为人知。由于
四川雅安等产茶地进入青藏高原的道路被高耸入云的二郎山等天堑隔断，险要的山路甚至连骡马也不能通行，千百年来，由川藏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茶叶要靠人力背过层峦叠嶂来到藏区物资集散地康定。背夫往往十多人结伴而行，其中年龄大的四、五十岁，小的不过十二、三岁，甚至许多妇女也加入其中。在往返约需1个月的漫漫路程中，背夫们背着少则30、多则150公斤重的茶叶，翻越雪山、峭壁，躲避土匪，饿了就吃随身带的玉米馍馍、渴了就喝山泉雪水，晚上投宿在沿线百姓开设的、条件异常艰苦的“幺店子”……而换来的仅是勉强养家糊口的一点血汗钱。行进途中，背夫们苦中作乐，彼此照料、团结有序，一路山歌、唱不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直到解放后，随着川藏公路和二郎山隧道的开通，背夫这个职业才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千年茶马古道上的人生“背”歌(图)
这是法国人方苏雅拍摄的行进在泸定桥上的背夫(资料照片)。
在千年川藏线茶马古道上，有一首悲壮的人生背歌鲜为人知。由于四川雅安等产茶地进入青藏高原的道路被高耸入云的二郎山等天堑隔断，险要的山路甚至连骡马也不能通行，千百年来，由川藏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茶叶要靠人力背过层峦叠嶂来到藏区物资集散地康定。背夫往往十多人结伴而行，其中年龄大的四、五十岁，小的不过十二、三岁，甚至许多妇女也加入其中。
在往返约需1个月的漫漫路程中，背夫们背着少则30、多则150公斤重的茶叶，翻越雪山、峭壁，躲避土匪，饿了就吃随身带的玉米馍馍、渴了就喝山泉雪水，晚上投宿在沿线百姓开设的、条件异常艰苦的幺店子，而换来的仅是勉强养家糊口的一点血汗钱。行进途中，背夫们苦中作乐，彼此照料、团结有序，一路山歌、唱不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直到解放后，随着川藏公路和二郎山隧道的开通，背夫这个职业才消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泸定背茶到康定的照片。
四川雅安市反映当年茶马古道上人背马驮进行茶马互市的雕像群中，一位女性背夫艰辛前行。
10月19日，四川雅安市天全县甘溪坡健在的老背夫李永娴(左三)、李攀林(左二)、李忠全(左一)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回忆往昔沧桑岁月。
茶马古道的内涵和外延
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藏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它主要穿行于今滇、藏、川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的一条古代商道。他是中国藏区连接祖国内地并外延至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各民族自古以来交往、融合的走廊。
茶马古道以茶文化为其独特的个性在亚洲文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朝的樊绰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云南志——《蛮书》，其中第七卷《管内物产》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是唐代南诏国（748-937年）六诏以外的六节度之一，银生城即现在的云南省景东、辖区包括现今的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一带。“蒙舍”是南诏国中的六诏之一，在今云南巍山、南涧一带。由此可见，早在1200多年前，思茅、西双版纳的茶叶已运销到大理。
茶马古道运行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至广西、贵州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进一步还涉及到南亚、西南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
茶马古道的线路以现今西双版纳、思茅的勐腊、勐海、思茅、普洱、澜沧等产茶地为中心地扩散开来，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中甸、德钦、左贡、帮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以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
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瑭、巴塘、昌都、拉萨等地到达尼泊尔、印度。
古老的茶马古道和糖房村庄
关于顺下线，就是顺宁（现凤庆县）到下关的一条茶马古道，很少有人再看到保存完整的茶马古道了，当顺下线成为人们研究普洱茶的一条重要线索在书上泛谈的时候，鼠年开春，我再次来到位于滇西茶马第一镇的鲁史，在友人的带路下，踏上位于鲁史镇糖房村一段鲜为人知却保留完好的茶马古道。
1913年以前，中原文化传到滇西凤庆县，必经一条古道，即从下关到巍山，过鲁史，再经过糖房、金马、新村三个驿站，到凤庆县城。从鲁史到凤庆县县政府所在地的凤城一百多公里的山路遍布崇山峻岭间，其中一处叫黑山门的关隘更是险要。离黑山门4公里有一个叫糖房的村庄，正是顺下线上一个独特的小村庄，商客从巍山到凤城来到黑山门时天色渐晚，就不能再贸然前行了，黑山门时有盗贼出没，轻则要钱要物重则要你性命，谁还敢前行。传说中的糖房村土地贫瘠，除了石头与几棵松子树外没有其它特产，当地老百姓生活清贫，倒是这里的大麦能熬制出鲜香甜美的麦芽糖。因此，一年四季都有麦芽糖的香甜荡漾在糖房村四周，这个村就叫糖房。糖房人热情好客，每每遇上不能再继续翻越黑山门的客商，都会腾出最好的被子让你用，拿出最香甜的麦芽糖让你吃。如果客商真的有事急着要连夜过黑山门，他们就会组织起村里的男青年，点燃火把唱着粗犷的山歌把客商送出黑山门去，只为糖房村人对外来人特有的情意。
顺下线既是一条官道，当时的朝庭圣旨到边疆的思普地区，要经过这一条线，又是一条商道，普洱府起程的大马帮又要从思茅到普洱，再经过顺下线，最终到达康藏。这一条顺下线，得益于普洱茶的清香，给沿途的村庄平添了浓重的茶文化风情，让茶的清芬浸透糖房的每一间老屋，随处可见的拴马桩、锈迹斑斑的马掌、闲置不用的马驮马鞍以及还圈养着牛羊的圈房，都能说明现在有些落寞的糖房当年的繁华。当我站在马圈前，又仿佛听到当年大马帮的铃声。顺下线凤城到鲁史段的茶马古道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仍然马来人往，尽管这时已没有从巍山大理前往凤庆县城的客商马队，但沿途村落自发组织的马帮，始终承运着乡亲们衣食住行的一切，因此，这一条茶马古道随着八十年代凤鲁公路的通车才渐渐变得荒芜起来。
顺下线最完整的茶马古道在糖房村到黑山门一段，这段路仍然可以轻易读出大马帮的足迹。这段路与这个叫糖房的村子很少被提起，是因为这个村只有十多户人家吗？还是由于这个村实在贫穷，我不得而知。糖房啊，我已闻不到麦芽糖的芳香与甘甜，已见不到那些煮沸着大麦的铁锅，当然也看不到为旅客的到来在阳光下翻晒着棉被的小媳妇了。阳光直射到青石板屋顶，现出耀眼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睛，全部是石块堆砌的屋墙整齐划一地支撑着一间间上了年纪的屋，看上去有些悬。村子里很少见到孩子，村口几位老人在一棵开着花的杏子树下聊天，他们说着村背后青石板厂的效益，说着村子里过年回来的那些打工孩子的事，他们的脸上平淡得出奇，说到回村里的一位打工妹发了财，跟了一位大老板的事，他们一样显得平淡，讨生活嘛各有各的方式，老人们似乎对钱与当老板的小秘之类事不感兴趣。说到茶马古道，他们却显得有些激动，一位老人拉着我的相机，要我去看踏进几尺深的马蹄印，一位老人要我去看当年他爷爷给客商喂马的水槽，一位老人则微闭着眼问我要不要他家祖上传下的普洱茶。我们的话题就此展开了，老人们听说我是来看茶马古道的，又都相约着带我去看最值得看的那段茶马古道。
应该说保存最完整没有人为修复痕迹的茶马古道是糖房到黑山门4公里的这一段，沿途随处可见拴马桩与歇马处的痕迹，古老的原始森林让当年的茶马古道保持得完好，苔藓铺满岁月的马蹄，发白的的石块间隙，挤出不怕霜雪的小草。老人们一件件讲述着当年大马帮的故事，从老人口中，我又看到当年大马帮来来往往的画卷。现在，这些农户家仍然喂养着为数不少的骡马，因为山高坡陡，收获与播种离不开这些牲畜。只是凤鲁公路修通之后，这条茶马古道越来越老，记载着那段远去的茶马古道史。
据史书记载，清乾隆26年（1761年）顺宁知府刘靖督土民修建青龙桥于镇南金马明子山脚下的澜沧江上，这是清代顺宁第一宏伟建筑，桥的修建对顺下线的成功开劈起到了重要作用，走过澜沧江过金马翻越黑山门，就到糖房。当时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鲁史由于缺水，许多客商只好选择的与鲁史邻近的糖房作为食宿点，一来这里民风醇朴，据说基本上没有偷窃行为发生；二来这里有水可喂马，清澈的山泉源自村背后的悬崖峭壁，就是一泡鸟屎也无法屙到水里面，还有就是这里的麦芽糖非常好吃。一时间，小小的糖房村车水马龙，成为远近闻名的客站，当然，这一切都归功于青龙桥的建成。青龙桥建成后，交通进一步得到发展，促进了鲁史地方经济的繁荣。鲁史古镇门市林立，商号增加，绸缎、洋纱、棉布、盐巴等内地的产品和本地的茶叶、核桃、木耳等土特产品以此作交易的集散地。当地人把内地物资运往边疆；内地人到凤庆赶春茶会，购买茶叶后从鲁史返回故乡。昆明、大理一带茶商又将凤庆的茶叶贩卖到丽江、迪庆、西藏等地，鲁史作为茶出凤庆运向各地，同时各地的文化又通过鲁史向滇西深处发散。
主要的线路有三条：1、凤庆（顺宁）鲁史巍山下关丽江中甸西藏；2.、凤庆（顺宁）鲁史下关昆明省外；3.大理下关巍山鲁史凤庆（顺宁）镇康耿马缅甸。不论哪一条道，都得经过糖房，都得经过黑山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糖房是滇西茶马古道不能淡化的一个站点。
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年（1665），云南北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设立茶马市场后，凤庆茶叶产品开始流入丽江。20世纪20年代，大理喜州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生产经营沱茶和藏销紧茶，并在叙府（今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瓦城设立分号。而凤庆晒青毛茶，又是永昌祥沱茶产品必不可少的原料（当时永昌祥商号所生产的沱茶有三个牌子：一个是本牌沱茶，重九两二，用明前春尖制作，双江茶占60%，凤庆茶占40%；一个是副牌沱茶，重八两二，凤庆茶占60%，勐库茶占40%；还有一个是正记牌沱茶，重八两二，同样是取勐库茶香味浓郁，凤庆茶兼备外形美观之特点制成）。因此，严子祯于1928年在凤庆专设永昌祥商号，与各路茶商竞购凤庆青毛茶。到20世纪30年代末，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20多家，其资本不一，但以严子祯开设的永昌祥一家最大，全县之茶半数以上被严子祯收购。所以，300多年来，随着茶树渐栽渐多，茶叶产量越来越高，以茶为主的各种山地商品也就以凤庆为中心，由马帮沿着顺下线倾销各地。
现在，茶叶已经成为糖房村主要经济作物，过去以木材、石头为主要经济支柱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这都得益于茶马古道历史的影响。一位大理的商人为了表达对糖房一家人的感激，承诺只要这家人栽种出茶，不论多少他都高价收购，一位顺宁（凤庆）的马哥头为了给处于贫穷的糖房人一点出路，竟然趁老板不注意，偷了些准备运往下关的茶籽给一家人种植。说起这些，几位老人一脸感激，一位老人因此自发地成为茶马古道的保护者，有人要挖古道上的石头去盖房，他认真劝说，让年轻的人到自家承包的山上去找石头。每次有游人来看古道，他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去作陪，老人家作陪没有任何报酬，私下他给村里人说，他是怕来人拿去了古道上印着马蹄的石头。
老人们带着我重走了一段茶马古道，凹下去的石头，是当年大马帮写下的传奇啊。一条新修的公路绕道远离，是村里为保存茶马古道而作出的举措，这一绕就多花了几万钱。几万元钱可以让冬天里光着脚的孩子有温暧的教室上课，可以让渐渐枯竭的水源多一处来路。村里自发成立护村队，村里没有什么可护的，就护这一段茶马古道吧，村长说，保存下这一段路也许赚不了钱，但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糖房被茶香浸染的过去。
失落的古道—茶马古道
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贵重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的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步伐缓慢地顺着之字形路线攀上西藏海拔4600米的扎尔加玛（音）垭口。如今的旅行者乘坐汽车越过这一曲折爬升的路段。
4月，四川省名山生态茶园，小心翼翼的手指采摘着当年茶树冒出的第一轮新芽，这是成色最好的茶叶。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种植茶叶便是在四川和云南湿润的丘陵地带。
在四川省的协庆寺，喇嘛们把茶混进糌粑（炒熟的青稞粉）里开饭。这里的茶要佐以盐巴和酥油，茶叶则来自买来的茶砖。
置身于四川西部的深山，我在一片竹林中砍开前路，想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小径。就在60年前，当亚洲许多地区还依靠人力和牲畜运输的时候，茶马古道仍是连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主要贸易通道。但我的一番搜索却可能是徒劳。几天前，我见到一名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背沉重茶包的老人，他跟我说，天长日久，日晒雨淋，植物蔓生，茶马古道说不定已消失殆尽了。
接着，我的斧头一挥，竹子倒下，面前出现了一条卵石铺砌的小路，只有一米来宽，弯弯曲曲地穿过竹林，路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得异常茂盛、滑溜溜的绿色苔藓。有的石头上坑坑洼洼的，坑里积着雨水，长出了野草，那是一千多年来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成千上万名背夫们，把木拐包铁的那一头支在地上歇脚所留下的痕迹。
这段残留的卵石小径只延伸了15米长，攀上几级破烂的台阶之后便再度消失无踪，被多年来的季风豪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壁陡峭又湿滑，我只能用手抓着树，免得掉到下面乱石嶙峋的溪水里。我指望走上一阵之后，能翻越雅安和康定之间高峻的马鞍山垭口。
那天夜里，我在溪流之上的高处宿营，但木头太潮，生不了火。雨水沉重地打在帐顶。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前探索了500米，直到密不透风的树丛死死地阻断了我的去路。我无奈地承认，至少在这儿，茶马古道是消失了。
事实上，原来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无影无踪了。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冲向现代化，用沥青马路飞快地抹煞着自己的过去。在这条古道被推土机摧毁或彻底磨灭之前，我要来探一探它曾经辉煌一时、而今却近乎被忘却的残存路线。
茶马古道曾经延伸将近2250公里，横越中国的腹地，从四川的产茶区雅安通往海拔3650米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最高、最险峻的一条道路，自中国翠绿的山谷地带伸出，横穿风雪肆虐的西藏高原，涉过冰冷的长江、澜沧江和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四度攀越海拔5000米的致命垭口，最终才下行至藏地的圣城。
暴风雪屡屡掩埋茶马古道的西段，滂沱大雨则蹂躏它的东段，土匪的威胁从未消停。然而在几个世纪里，这条路是重要的通商干道，即便两端的不同文化时常发生抵触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古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双方通商的欲望，不像同样具有传奇性的北方丝绸之路总叫人想起浪漫的思想、伦理、文化和创造力的交流。汉地有藏地渴望的东西：茶；藏地有中原急需的宝物：马。
如今，茶马古道仍活在像罗永福（音）这样的老人的记忆中。92岁高龄的他，眼睛总是湿润润的。我在长河坝村遇到了他。对当年运茶的背夫来说，从雅安往西走到长河坝是十日的脚程。刚到四川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运茶背夫已经没有在世的了。但在我穿越古道的残存路段时，我不光遇到了罗永福，还遇到了其他五名老背夫，全都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虽说背有些驼了，罗永福仍健壮得惊人，他带着顶黑色前进帽，身着中山装，兜里插着烟斗。1935年到1949年间，他在茶马古道上当背夫，运茶去西藏。他背的茶包总在60公斤以上，而在当时，他的体重才不过50公斤。
“太艰苦，太难走了，”罗永福说，“那碗饭可真不好吃。”
他从马鞍山上走过许多个来回，我之前正是希望到达那里。冬天，大雪积了有一米深，巨石上挂着两米多长的冰柱。他说，最后一次有人穿过那个山口是1966年的事了，所以，他觉得我恐怕过不去。
但当年走那条路是怎样一番情况，我多少得以窥见一斑。新开店是背夫们从雅安到康定20天行程的第一站，在那儿我遇见了脸刮得光光的甘绍雨（音），87岁，还有胡子拉茬的李文亮（音），78岁，他们坚持要给我表演一下当年做背夫时是怎么干活的。
背深深地弯着，驮起想象中的茶包，青筋毕露的手捉住丁字形的木拐，头埋下，眼睛盯着往外斜分的脚，两位老人向我演示他们当年排成一排，步履蹒跚地顺着湿滑的卵石小道前行。照旧日的规矩，甘绍雨走了七步后停下来，把木拐往地上顿了三下。接着，两人将拐杖绕到背后，架住加了木框的驮包，用无形的竹掸子擦去额头的汗水。依他们讲，当年的背夫号子里说得很清楚，上山时七步一停，下山时八步一停，而平地走上十一步也要停，否则不可能走得长久。
运茶的背夫有男有女，一般负重70到90公斤，最壮的男人能背135公斤。背得越多，薪饷拿得也越多：回家的时候，每公斤茶值一公斤大米。背夫们衣衫褴褛，脚上穿的是草鞋，若遇到山顶的垭口积雪，就安上简陋的铁鞋钉。唯一的食物是一小包窝头，偶尔能吃上一碗豆花。
“我们路上当然有人死，”甘绍雨正色说道，眼皮半合起来，“遇上暴风雪，或者跌下山崖，小命就没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修了公路，人力运茶的历史很快结束了。新政权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将背夫从繁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那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罗永福说。分到土地后，他开始自己种稻子，“那段惨痛的日子过去了”。
传说，茶叶是在公元641年，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时候，第一次被带入西藏。西藏不论贵族还是牧民都喜欢喝茶，其中大有原因。在寒冷的天气里，茶是一种热饮，若不喝茶，便只能喝融化的雪水，牦牛奶或羊奶，要不就是青稞酒了。在寒风凛冽的高原腹地，牧民们围着牛粪火堆取暖，一碗酥油茶带着独有的咸味、些许油腻又强烈的口感，相当于一小顿饭了。
沿着茶马古道运到西藏的茶叶，有着最粗糙的形式。茶叶都是亚热带常绿灌木山茶树上长出来的，只不过，绿茶是未经发酵的嫩芽和树叶制成，而专供西藏的砖茶，直到今天都是用茶树长大了的老叶子、茎和细枝制成。各种茶中以它味道最苦、最涩。经过多道蒸晒工序之后，茶里便掺入粘稠的米汤，压进模具，再次晾干。黑色的茶砖重半公斤到三公斤，至今仍行销于整个西藏地区。
到11世纪，砖茶成了藏地的通货。宋代用它从西藏购买强健的战马，以迎战北方彪悍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的先辈。砖茶成为中原与藏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物资。
用120斤的砖茶，汉人能换回一匹马。这一兑换率是四川茶马司在1074年定下的。背夫从雅安附近的茶厂茶园跋涉到康定，一路海拔升高了2500多米。之后，茶被封装进防水的牦牛皮箱子，用骡子和牦牛的商队运到拉萨，这段行程为期3个月。
到13世纪，汉地每年要以数百万公斤茶换回25000多万匹马。可所有这些马匹都没能挽救宋朝，1279年，它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灭。
不过，以茶易马的做法却贯穿整个明朝（1368～1644），并持续到清朝（1645～1912）中期。18世纪内地对马的需求开始下跌，茶又被用来交换其他商品：高原兽皮，羊毛，黄金，白银，还有最重要的——只盛产于西藏的中药材。像罗、甘、李这些最后一代的运茶背夫，把砖茶包卸在康定之后，返程时便背的是这些商品。
正如中央皇权控制着四川的茶叶买卖，在神权统治的西藏，喇嘛们也会影响贸易。茶马古道连接着藏地的各大重要寺庙。数百年来，藏地和汉地各自的势力角逐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路线。主干路线有三条：一条始自云南南部的普洱茶之乡，一条来自北方，还有一条从东边切入西藏腹地。作为中线的后者路径最短，大部分茶叶都经它运输。
如今，古道的北线变成了柏油铺就的317国道。在拉萨附近，它跟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并行。南线变成了318国道，也是柏油路。这两条公路是今日的贸易干线，大卡车川流不息，装载着各色货物——从茶到课桌，从太阳能电池板到塑料盘子，从电脑到手机，凡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几乎所有货物都是单向流动的——向西，进藏，满足那里飞速膨胀的人口的物质需求。
古道中线的西段从未被修成公路。这段路蜿蜒穿过藏地僻远的念青唐古拉山，那里条件极其恶劣，所以几十年前就被废弃了，整个地区不向游客开放。
我已经看过了汉地残存的古道，要想在西藏达到同样目的，必须想办法进入这些封闭的深山。我打电话给妻子苏?伊巴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我要她8月份跟我在拉萨碰头。
我们的行程是从位于茶马古道西端的哲蚌寺开始的——要是骑马的话，这儿离拉萨不到一天的路程。哲蚌寺建于1416年，有一间巨大的煮茶房，七口直径两三米的铁锅架在烧柴火的硕大石灶台上。
彭措卓巴站在一口大锅旁，切下厚得像百科全书般一大块一大块的酥油，放进沸腾的茶里。“从前，这儿一度有7700名喇嘛，每天要喝两顿茶，”他说，“当时这间煮茶房里有一百多名喇嘛干活。”他套着件栗色无袖的藏袍，在寺里当掌茶师傅已经有14年了。“对西藏的喇嘛来说，茶就是生命。”
如今寺里只住着400名喇嘛，所以只用了两口小锅。“一口锅要下25块茶砖，70公斤的酥油，3公斤的盐巴。”彭措卓巴一边说，一边用一人高的木勺在锅里搅动着供200人饮用的茶。“最大那口锅的容量是这个的七倍。”
苏和我从寺里出发，前往离拉萨有五小时车程的那曲市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我们想看看令茶马古道得名的传奇马匹。赛马节要持续一周，原本是在开阔的平地上举行的，但十年前修起了一座混凝土体育场，好让官员们可以坐着观瞻。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藏族群众就挤满了看台：妇女的颧骨高高的，穿着高跟鞋，长辫子上沉甸甸地挂着白银和琥珀的饰品；男人们头戴毡皮高边帽，身着袖子长长的藏袍；孩子们光脚穿着便宜的运动鞋。小贩们叫卖辣土豆和听装的百威啤酒。刺耳的扩音器用汉语和藏语播报每一场赛事。这里弥漫着赛马盛事的氛围，只是看台边上每隔10米就站着警察，赛场周围有人列队巡逻，人群中还混着便衣。
一入赛场，马和骑手们似乎便打破了地球引力的规律。一名藏族骑手飞驰得如同失控，像杂技演员那样左右翻身下马，拾起地上的哈达。泥块高高溅起，迸入湛蓝的天空。骑手高高扬起哈达，掉转马头，迎接人群爆发的欢呼。
那曲赛马节弘扬的是早年藏民生活于马背上的文化遗产，这一类的庆典能延续至今的已经很少了。通过几百年的选择育种，藏人培养出一种特异的良马。这种马身高不过13.5掌（相当于1.4米左右，比大多数美国马的个头要小），四肢精悍，面孔英俊，肺部很大，适于西藏高原海拔4500米的缺氧环境。藏人把它培育出来，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冰雪皑皑的山口不知疲倦且步伐沉稳地行进。几百年前，汉人最想要的便是藏马。
而今，那曲坐落在国道317上，从前贸易路线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只要从这里再朝东南方驱车一天——近得诱人——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那是古道原先途经的地方。我被一个念头给迷住了：兴许，在深深的山谷里，还有藏族人在古道上骑着那不知疲倦的马儿呢。说不定，在西藏高原不为人知的广大腹地，古道沿途仍有贸易存在？不过，古道也有可能早就像四川境内那样没了影，被呼啸的寒风和翻卷的大雪给抹掉了。
赛马节过了一半，一个阴沉的雨天上午，苏和我钻进一辆“陆地巡洋舰”，悄悄动身去寻找藏区茶马古道而今的容颜。我们在土路上开了一整天，颠簸地翻过一个个垭口，差点滚下陡峭的山坡。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两座巨大垭口之间的嘉黎县，这里从前是茶马古道上商队的歇脚之地。我们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马匹能带我们爬上5412米高的怒岗（音）垭口，但一匹马也没找到，村民指点我们去镇子边上的一家酒吧。藏族牧民在里面喝啤酒，打台球，摇骰子打赌。听说我们要马，他们全笑了。早就没人骑马了。
出了酒吧，泥地里没看见筋肉健硕的马匹，倒见到了铁马——结实的国产摩托，打扮得和它们血肉之躯的前辈一样，盖着红蓝相间的藏族羊毛坐垫，车把手上缠着流苏。给钱的话，两名牧民小伙愿意带我们到山脚下，之后的路，我们就只能步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背包像马鞍袋那样横捆在摩托上。牧民小伙开摩托极为娴熟，跟他们的祖先在马背上没什么两样。我们磕磕绊绊骑过了泥巴足有半米深的黑色泥潭，水花飞溅地渡过了蓝汪汪的溪流，摩托的排气管在水里汩汩喷发。
沿山谷驰去，我们经过了藏族牧民的黑色帐篷。好些帐篷前都停着硕大的国产卡车或陆地巡洋舰。牧民们哪儿来的钱买车呢？肯定不是靠传统的牦牛肉和酥油生意吧。
到怒岗垭口脚下的萨楚卡牧民营寨只有30公里，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道路颠簸得把我们的脊骨都给抖散了。牧民小伙燃起了一小堆蒿草营火，吃罢牦牛肉干配酥油茶的午餐之后，苏和我徒步走向垭口。
叫我们惊喜的是，古道非常明显，就像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石路，在牧场上蜿蜒向前，途中不时点缀着几头犄角高大的黑牦牛。我们艰难地往山上走了两个小时，穿过了两处泛着蓝色微光的冰斗湖。可一过了这两座湖泊，所有的绿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石头和蓝天。半个世纪前，运茶的骡队已不再走过这山口，可古道在此前的上千年里曾受到不断的修缮。古人把大石头搬开，修起石阶，这工程至今完好。苏和我走着之字形路线上坡，顺着石头小道直上垭口。
马鞍形的怒岗垭口显然是没人走了。尚在飘动的零零落落的经幡越见稀疏，玛尼石堆上白骨森然。四下里是一片唯有了无人迹才能带来的寂静。苏眺望着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巅，它们如同天然的金字塔一般。几百年来，曾站在此地的西方人寥寥无几。我顺着苏的目光，看到存留下来的古道伸向了下一个山谷。
“你看见了吗？”她问。我看见了。在我的想象里，上百头骡子组成的商队步子沉重地向我们走来，蹄子周围扬起尘土，身躯两侧一左一右地驮着茶包，押运的藏民神色警觉，提防着埋伏在垭口的土匪。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垭口返回的时候，摩托骑手已经在等着了。我们坐上后座，开始返回，在冰蚀山谷里颠来簸去。
半路上，我们停在两顶黑色的牧民帐篷前，牦牛粪整整齐齐地码在它们周围。每顶帐篷都挂着阔大的太阳能电池板，草场上停着一辆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两辆摩托。牧民邀请我们进帐，端上了滚热的酥油茶。
帐篷里面，一位老妇正摇着转经筒默念经文，一名青年在从帐外透射进来的光柱中做饭，还有几个中年男子坐在厚厚的藏毯上。靠着比划手势和一本袖珍字典，我问他们怎么买得起那么多车。他们笑容灿烂，谈话却东拉西扯。等我们把盛得冒尖的大碗米饭就着蔬菜和牦牛肉吃个底朝天，主人拖出一只蓝色的金属箱子，开了锁，掀开盖子，示意我们过来看。里面是几百条死掉的肉虫。
“这是虫草，”主人骄傲地说。他解释说，每一条干虫子都能卖4到10美元。他上了锁的蓝色箱子里大概便装着一万美元的虫子了。虫草是一种感染了寄生真菌的幼虫，只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场。真菌最后会杀死虫子，以它的身体为养料。
每年春天，藏族牧民就在草场上游走，用一种小而弯的铲子寻找虫草。虫草的茎干露出地面不超过3厘米，略带紫色，呈牙签状，极难辨认——但这些虫子比藏民所有的牦牛加起来还值钱。
在亚洲各国的中药店里，虫草都是被当成万用灵药来卖的，据说能使年老者体健，所有的健康问题都不在话下：消炎去肿，提神化痰，就连癌症都能治。药店把它们摆在控温玻璃柜里，品质最高的每克能卖到80美元，两倍于现在的黄金价格。主人合上了他的宝箱，把它藏进帐篷的角落里。我们离开之前，他坚持要我们再多喝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乘摩托车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忆古思今，茶马古道上新旧贸易的相似之处使我感叹不已。藏族人再不骑马了，西藏城市地区的主要饮料也不再是茶了（红牛和百威随处可见）。然而，正如茶叶仍从汉地的传统产茶区运送出来，西藏高原也仍是某种珍宝——冬虫夏草——的唯一产地。鞋子和香波，电视和烤箱，也许正顺着翻新成柏油大道的古老贸易路线源源不断地向西输入，可也有一样东西被回赠到东边。今天，为了神奇的虫草，藏区之外的国人不惜高价，正像当年他们渴求那无敌的战马一样。
孙明经和茶马古道
背着“茶背子”（打捆茶包）的背夫、制造茶具的窑炉、围木成炉炼铁的场景……10月8日，记者走进雅安市博物馆，见到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数百张记录茶马古道的黑白照片，他们正筹备在明年春节期间搞一个“孙明经茶马古道照片展”。
“这些照片，是一位名叫孙明经的学者在1939年拍摄的。”馆长李炳中说，当年，年仅28岁的孙明经，行程万里，用电影胶片和照片胶卷对茶马古道进行了一次科学考察。
孙明经，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也是一位实证科学考察者。他手握电影摄影机与照相机，遍旅华夏文化历史。在34岁之前，他有过4次行程超万里的用电影与照片拍摄记录的实证考察；在36岁之前，他独立摄制了63部十分珍贵的电影与多达万余幅实证科考照片。
孙明经与四川也极有渊源。他一生中的4次超万里考察，有两次是在四川。他除了拍摄茶马古道外，还拍摄过成都、自贡井盐、乐山、峨眉山、都江堰......
艰难时局中背负重托出身影像世家的孙明经，以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为事业目标。年轻的他被蔡元培等学界泰斗发现，成功独立拍摄了30多部“国情调查电影”，后来更承担起用电影和照片的拍摄来考察茶马古道的重任。
雅安市博物馆目前所拥有的这200多张老照片，是由孙明经的儿子孙健三提供的。已经70多岁的孙健三，是一位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的摄影师。
“那是一次在艰难时局下进行的科学考察。”孙健三介绍说，1939年，广州、长沙、武汉、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仅存经济十分落后的西部辽阔地区。抗战要继续下去，该去哪里寻找财政税源，为抗战提供经济与物资保障？
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法学家郭有守博士，深谙“救亡与税源之道”。他在抗战前方和后方都极度吃紧的情况下，把高瞻远瞩的目光投向已发展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各种川康考察团、考察队开始进行“茶税救国”考察。可在10多批西行考察不尽如人意之后，郭有守和当时全权负责抗日战争物资资源总调配的钱昌照（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共同决定，组建一个高规格，大规模的考察团对茶马古道沿途税源与资源做一次深入细致的大考察。
孙健三说，郭有守等人决定在这次考察中用电影和照片进行记录，他们选择了孙明经。
那时孙明经只有28岁，这些学界泰斗为什么会信任一位年轻人？
“我们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影像家庭。”孙健三告诉记者，他的爷爷和奶奶是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因为共同喜好摄影而结识，“爷爷孙熹圣是最早和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第一个把英文‘CINEMA’叫‘电影’的中国人。”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孙明经自小就接触照片和电影。在住家的大院子中，还有一户陆姓人家，与孙家是世交。陆家有一个大孙明经8岁的男孩陆长顺，自幼对照相“发烧”，只要出门拍照必带孙明经同行，并教孙明经使用各种相机。于是，孙明经在5岁时就有了用多种相机拍照的机会。到15岁时，孙明经已经确立一生的事业目标——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由于当时中国的大学中还没有相关的专业，他在金陵大学化工系修满学分后，再入电机系，修满学分后，再入物理系，历时7年，修满3个系学分毕业。期间还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等科。
后来，他的才华为蔡元培、郭有守等人发现。在泰斗们的引领下，孙明经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拍摄了大量教育电影、摄影作品。在参加茶马古道考察前，他已经有了独立成功拍摄30多部“国情调查电影”的经历。这一次，泰斗们再次给他一个重任——用电影和照片的拍摄来考察茶马古道。
然而，193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物资条件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国人自己连一英尺电影胶片和一卷照相胶卷也不能制造。大上海的电影人绝大部分撤到重庆后，因为没有电影胶片无法拍摄电影，仅能演出话剧，才创造了中国文化历史中辉煌的“话剧黄金时代”。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郭有守等学界泰斗们，却一次性给予孙明经16毫米电影胶片多达12000英尺，120照相胶卷多达200个！因为，在学者们看来，当时只有电影和照片才能让大后方的官员学者和广大军民都可以切实看到茶马古道上那能足以长期支撑抗战的滚滚税源与资源。
这对一个年轻学者，是何等的分量与重托？
所以，当考察团在原定考察路线半途遭遇“兵灾”，全团折返时，惟有孙明经毅然独自继续深入，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前行。最终，他完成的实际考察路程比原定路线还多了近千里。
不用马匹马帮运输的边茶从1939年6月初到12月底，孙明经餐风露宿、翻山涉水，带着几十位学界泰斗们开列出的考察课题，手握电影摄像机和照相机，进行茶马古道科学考察，行程超过万里。最终，他完成8部考察电影，拍摄2200多张照片。
行前，几十位学界泰斗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研究所得或希望研究和需要实地考察求证的问题给孙明经。比如，茶马古道上的茶从种植到贸易税收的所有环节，源头与沿途的民俗民风等等。
孙明经用了4个月的时间消化吸收这些问题，当他1939年6月从重庆出发时，已经怀揣一份详细的考察电影拍摄提纲，以及必须用拍摄来求证的内容预案。第一个让他感兴趣与好奇的问题，即是茶马古道是什么样的“道”？
考察路上，他发现这条通商贸易的茶马古道，从雅安到康定这段路上却并没有用马匹或马帮运输茶。经营雅安边茶的茶商告诉孙明经，在平路上一匹马可驮12条茶，而在雅安到打箭炉（今康定）的路上，一匹马最多却只能驮2条茶！用人则不同，这条路上一个男背夫最少可以背12条茶，多的可以背19条到20条。女背夫少的可以背7条，多的可以背10条。一个强壮的男背夫的运茶能力，一人一趟是一马一趟的10倍！
孙健三告诉记者，当时孙明经参加的是考察团中的地理组，一路上用坡度仪边走边测，最陡的一段路居然有65度，一般坡度也有20到30度。而且，雅安至打箭炉的路，一般三尺左右宽，有的路段仅两尺宽。地理组中一位武汉大学老师自备有一匹马，到了坡陡路险处，他不仅不敢骑在马背上，遇到很陡的路段，他还要费很大的力气拉马，马才能艰难地登上陡坡。“看到这样的情景，父亲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条路千百年来不用马匹运输边茶。”
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都被孙明经一一摄入镜头中。
“父亲最难忘的是背夫们的吃饭与‘方便’。”孙健三说，每天从开始起程到下一个住宿地，背夫们才能卸下“茶背子”。中途要方便时，不论男女，一律站姿进行。背夫们途中休息或进餐或饮水，仅能用一具铁头木杵支在背架下面，借此喘息。木杵长年与路面上的石头磨擦，把路上的石头表面磨出一个个圆窝窝来。“背夫们告诉父亲，辨认识别那条路是否是茶马古道，只要看看那条路上是否有很多杵窝即可。”
古道上有很多“家背子”，即丈夫妻子同为背夫，双双同行。“家背子”中，还会遇到两个家庭大小六口人一路同行相互关照——两对夫妇各带一个娃娃。男娃娃女娃娃年纪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娃娃们背上的货物，最少的仅半条边茶，多的则有五六条。
70年前的四川留影在4次万里拍摄考察中，孙明经有两次都行走在四川。他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动态和静态影像史料，更为今天如何用好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留下了思考。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如今发现的这些老照片，是经历文革劫难后幸存的，不仅有茶马古道，还有自贡井盐的留影。
原来，在考察茶马古道前，孙明经就已经在四川进行过其他考察。1938年4月，他刚刚从南京撤退到重庆，就被郭有守等人安排带着电影摄像机和照相机奔赴富顺县和荣县考察拍摄盐业生产与税源。
在自贡，孙明经呆了3个多月。他带着两部电影摄影机和一部照相机，走遍了自贡地区所有盐井，拍摄了从钻井、采卤到制盐的整个过程，拍了880张照片，以及科考调查电影《自贡井盐》。回到重庆后，他将自己记录下的镜头广泛放映和展出，生动再现了自贡井盐生产盛况和制盐生产中展示出的先进技术，增强了国人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2005年，孙明经拍摄的照片《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入选“20世纪全球华人经典作品展”并获奖。
孙明经留下的四川影像资料还有很多。他拍摄的人文风俗电影中，《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铁矿金矿》等，真实展现了当时雅安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风民俗、物产资源。他还拍摄了地理风光纪录片，有《成都到兰州》、《灌县水利》、《峨嵋山》、《川江一瞥》等。
孙健三说，抗战期间孙明经在四川生活了较长时间，在这里进行教学科研，并开创了中国电影、电视、摄影、电子计算机等高等教育学科以及创建最早的课程，因此对四川有深厚的感情。
1944年6月，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看了孙明经5年前拍摄的《西康》，当场邀请孙明经重新访问西康，放映原来的电影，再次拍摄西康。两个月后，孙明经带领电影部师生10人上路。可惜的是，孙明经此次拍摄的影片全部失踪，只留下300多张照片。
李炳中告诉记者，在2010年看到《走进西康》这本书后，知道了孙明经和他拍摄的老照片，于是辗转联系上孙健三。恰好，孙健三这些年也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愿意把这茶马古道的照片提供给雅安市博物馆，一起进行合作研究。如今，博物馆还准备根据老照片编纂系列图书，以便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
而有关自贡的老照片，孙健三也把使用权无偿捐献给了自贡市政府，根据老照片撰写的图书《遍地盐井的都市》也已经出版。
“我希望父亲留下的照片和电影资料，能为今天的历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帮助，这才是真正发挥了它们存在的价值。”孙健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