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茶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明代收藏家项子京与墨林壶”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众多喝茶之人和爱好收藏之人喜欢紫砂壶，但对于紫砂壶的兴起与发展、风格的流变与尝试、紫砂装饰的探索与艺术、紫砂壶造型的审美与诠释等，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本文作者程龙伟，以中国五六百年紫砂文化历史为背景，以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为思想内核，以紫砂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为行文之内在纵线，涉猎茶文化、陶瓷装饰、美学艺术等诸端，呈现了紫砂文化的独特历史风貌、历代制壶名家对紫砂技艺和审美的精神追求，以及对紫砂壶艺的独特探索、思考与感悟。现连续刊登，以飨读者。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在明代的南京有个翻版，不过这回负心的是女子，痴情的却是风流才子项子京。资料记载：“项尝昵金陵一妓妇，后购沉香，制一床，备极奇巧，载之复往。妓方款洽他客，见子京慢不为礼。翌日项乃大会曲中诸女，斥妓薄怀，舁床置隙地，酒酣击碎举焚之，香闻远近，月余始息火，豪名大振。”项子京的怒焚沉香床是否挽回妓妇之心已不可考究，只这份秦淮河畔烈焰腾腾、香气弥漫的痛快已然可佩。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项子京有此韵事如此深情，必多癖。
确实，项子京收藏古人名迹、鼎彝文玩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三吴珍秘，归之如流”。尤其字画，其收藏之富、品级之高、鉴别之精，在古代收藏家中几乎无出其右者。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多次提及此人，认为“元汴鉴藏书画，甲于一时，至今论真迹者，尚以墨林印记别真伪。”
如此收藏大家何许人也？在其所著《蕉窗九录》后附有他的《本传略》：“项元汴，字子京，秀水人。初为国子生，博雅好古，善鉴别古人翰墨，不爽毫发。所藏多图书鼎彝，欣赏得意，辄临摹题咏。尤精绘事，得摩诘三昧，自号墨林山人。神宗尝赐玺书征聘，不就，时论高之。”项子京确是真正的玩家、大家。看看他周围之人便知：文嘉、文彭是其知己，仇英曾在项家为仆，董其昌曾为其家庭教师，文征明长子文寿承为其刻印，写意花鸟画宗师陈淳教其绘画……他逝世一百多年后，尚有一位忠实的精神追随者——乾隆皇帝为之倾倒。
如此重量级的收藏家刚好生在紫砂壶兴起的中、晚明时代，他和紫砂的结缘就在所难免了。根据史料可知项子京是最早一批参与并影响紫砂壶创作的文人，甚至比给予制壶大师时大彬巨大影响的陈继儒还要早些。明晚期的这批江南文人最先推崇紫砂壶并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眼光来帮助艺人们提升紫砂壶的文化品位，使其成为文房雅玩。项子京还应是第一批从艺人手中定制紫砂壶的消费者之一。但目前能见到烙下项子京印记的砂壶已极少。最为著名的有李茂林制僧帽壶，盖内有“茂林”长方印记，壶底刻有“万历丁丑子京先生索，文嘉铭”。有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的时大彬制印包方壶，壶底刻有“墨林堂大彬”五字楷书款。不过此印包壶尚有疑点：项子京卒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而时大彬则生于1573年。根据印包壶所呈现的高超工艺，再对照大彬其他早期作品来看，可以推断此壶即便为项子京卒年所定制，大彬亦不过十七岁，很难相信十七岁的时大彬就有如此刚柔并济、韵致怡人的作品呈现。
项子京定制壶中最为我欣赏的是墨林壶。此壶身桶饱满大气，圈足直颈简洁有力，盖面穹起与壶身浑然一体，钮为乳头状，挺拔而实用，长圆直圈把与短流弯嘴相呼应。整壶呈现出简劲、大气、雅致的明代典型审美风格。壶底刻铭文“煮茶亭长项氏子京墨林”。遗憾的是未见制作者刻款或印记。
茶文化精选阅读
别开生面的墨绘壶
近年来，沪上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玩壶的愈来愈多。他们或画、或写、或刻，使得紫砂壶又多了一分雅趣。
可是，不少书画家试下来，觉得画简单一点，粗一点，逸笔草草，容易讨巧，刻出来金石气十足。而如果画工笔，或者细一点，用刻刀来表现就比较难。能不能像瓷器一样，直接用釉彩直接画上去？回答是“不行”，因为墨汁画在壶上，放进炉子里高温一烧，墨汁就没了。
没想到，在宜兴制壶高手乐丁洪那里，我们却真的看到了“墨绘壶”。那天，我们看见一把石瓢壶，上面是上海的古画临摹高手张瑞根的墨迹——一根双钩老竹，几片双钩竹叶，下面一只秋虫，仿佛正在振翅鸣叫……正想凑近细看，丁洪说：“你拿起来看吧，已经烧过了，是熟壶。”“熟壶？那墨汁为何没焼掉？”“哈哈，那是秘密。”
原来，乐丁洪在与书画家的合作过程中，常常听到书画家的议论，不禁动起了脑筋，他想，过去清朝康雍乾时期，杨季初等前辈用泥绘手法装饰紫砂壶，用的泥料有彩泥、有白泥，也有黑泥，能不能把黑泥磨细了，让画家用笔蘸了画？说试就试，乐丁洪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方。经过和张瑞根的合作，终于把别开生面的墨绘壶做成了。
紫砂收藏：壶说八道养壶经
常言道：一把壶，光润感理应由内慢慢沁润壶表，如白玉之润，如水坑印石之透，如一个人的学识经验修养从内而外感染身边的人，令人感觉舒心，故有之所谓“壶，人用久，涤拭日加，自发黯然之光”。
那么，深谙此道的河南壶友们是如何养壶的呢？且同我来瞧一瞧。
壶友香香：
一把壶只泡一种茶是有道理的，养好后有利于茶汤滋味的释放，且色泽更加匀致；淋茶汤个人认为也是有道理的，可以防止壶盖和壶身的色差，掩盖一些跳砂和明针的小缺点，但切记淋完茶汤后需用净水再淋一遍，不然容易养花。
壶友畅畅：
这次领养蚣蝮壶后发现，养花货准备一把小刷子还是必要的。如果外养最好用热水，不要淋茶汤；养壶准备两条毛巾是有必要的，湿的用来清洁，干的用来抹去茶渍避免留痕。最好用纹理细密、软糯质厚，吸水强、易干燥的茶巾，可能会贵点，但是这钱不能省，养壶茶巾很关键。
壶友兰天：
本届养壶比赛的参赛壶型中，风卷葵、高潘壶等都为老朱泥所制，朱泥色泽艳丽、纹理细腻，为不少紫砂迷们所挚爱。但唯有一点不好，朱泥壶在冬天用的时候要注意温差，尤其在北方，寒冷的室外与暖气的室内交替，更不可贸然浇沸水，必须先温壶，因为朱泥收缩比极大，热胀冷缩容易“惊裂”，所以虽为老生常谈，但还是在此提醒各位壶友小心小心再小心。
明代泡茶
明代是中国饮茶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时期。据明代黄一正《茶类?今茶名》一书记载，仅茶名就有97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太祖朱元璋从体察民情，减轻茶农负担的角度考虑，颁发了罢造龙团、改进芽茶进贡的诏令，此项举措对元代以来重散略饼的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了中国散茶技术的发展。从此形成了茶叶生产从饼茶向散茶转变、生产工艺也由繁到简的转化过程。明清两代由于散茶的发展，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除了绿茶之外还逐渐出现了红茶、乌龙茶、花茶、黑茶等茶类。从此，用沸水直接冲泡散茶的饮茶法，逐渐代替了唐代饼茶煎饮法和宋代末茶点饮法，因此，也促进了当时中国茶具的发展。
明代人饮茶注重色、香、味的完美统一。他们认为：唐宋人将团饼茶经碾末后再煎饮或宋代人的点饮法有损于茶之真味，提出了采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洁，饮茶时追求优雅和谐宁静自然的环境。如罗禀《茶解》中所述：山堂夜坐，吸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清芬满怀，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同时，对饮茶的人数也有讲究，所谓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明代茶人还十分重视泡茶用水和泉水的选择；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茶，茶只得八分耳；李梦阳《谢友送惠山泉》诗中写到：故友何方来，来自锡山谷。暑行四千里，致我泉一斛［1］。由此可见，明代茶人为求一斛好水，可以不辞辛苦，冒暑千里。而许次纾在《茶疏》提出：茶滋于水，水借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指出了想要泡制美味的茶汤，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说明了正确掌握和使用泡茶用的水、器、火，是泡好一壶（杯）茶的基本要素，是泡制美味茶汤的必要条件。
［1］斛（hu）：斛指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
明代茶税
明代茶税(TeataxinMingDynasty]明代茶叶税收。明代茶政基本沿承宋制，以榷茶易马为主，辅收茶税，但其法严厉。明代梁材《议茶马事宜疏》: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刘良卿题，切照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考之茶法，在大明律日:"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盖行于腹里地方者也。至于通番禁例，在太祖高皇帝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口迁化外。《明会典》凡引由;洪武初议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又各处茶课钞数。应天府江东瓜埠巡检司钞一十万贯;苏州府钞二千九百一十五贯一百五十文;常州府钞四千一百二十九贯，铜钱八千二百五十八文;镇江府钞一千六百二贯六百二十文;徽州府钞七万五百六十八贯七百五十文;广德州钞五十万三千二百八十贯九百六十文;浙江钞二千一百三十四贯二十文;河南钞一千二百八十贯;广西钞一千一百八十三锭一十五贯五百九十二文;云南银一十七两三钱一分四厘;贵州钞八十一贯三百七十一文。终明一代，茶税苛重，茶户深苦。
茶馆系列之四：明代茶馆得名与繁荣
茶馆古称茶坊、茶肆、茶舍、茶房等,直到明末才有人称“茶馆”。之前提到的“茶馆”一词，在现有的明以前的古籍资料中未出现过，研究茶馆的学者只是借此词指代有茶馆作用的场所，说明茶馆的名称最迟在明代才出现。
明代的杭州茶馆较之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城市、乡村到处可见茶馆。明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崇祯癸酉(公元1633年)，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嘉之，名其馆曰：‘露兄’。”
明代茶馆发展之快，嘉靖年间《杭州府志》有这样的记载：旬月之间开五十余所，今则大小茶坊八百所，各茶坊均有说书人，所说皆《水浒》、《三国》、《岳传》、《施公案》等等。清人范祖述在他的《杭俗遗风》中记述吴山茶室：“吴山茶室，正对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山，仰视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之中，不啻至于玻璃世界矣。”其发展之快，风气之盛，可以想见。
明代茶坊的景况，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有唯妙唯肖的描绘：
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段，只见平坦的的一条大路，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字。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菜了，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
明代茶馆的发展同样体现在数量上，出现明显超过酒馆的数量的局面。被誉为“十六世纪社会风俗史卷”的小说《金瓶梅》中，涉及到茶的多达629处，谈到茶馆的数量就可想而知。
明代茶馆最大的特点是更为雅致精纯，人们至茶馆饮茶对水、茶、器的要求较高，水讲究水质和水味，以泉水为最佳，天水次之。要求茶要明茶，十分注重茶的香气。所以出现了各种档次的茶馆，高档次的茶馆使用的茶、以及茶具都十分讲究，提供优质服务。低端的茶馆就是茶摊，仅仅几张凳子，摆于街头巷尾，摆一些粗瓷碗，被称为碗茶，而且还创造出了招牌，这也是茶馆大众化的具体表现，也是茶艺作为一门专门的特色艺术开始。
明代的茶馆应该是自嘉靖时期开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复兴。此后,茶馆迅速自江南蔓延开来,成为晚明城市商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茶馆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向前的。其原因有一下两点：
一是作为根本原因的经济，明代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相对于历朝历代的农业社会来说是高度发展的，兼之城市的发展，致使社会风气的变化，文人们逐渐改变原来不屑于商贾平民往来的想法，进入市井。文商相结合以及各行各业的相互影响，体现了融合性。而茶馆就是具备了兼容这种“融合性”的的功能，满足了“融合性”的新需求。
二是统治集团对思想领域控制的放松致使王派心学的广泛流传，间接肯定了茶馆这一文商结合的消费需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这就肯定了世俗人欲、赞扬人生享乐的潮流，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压抑的对生活享受的欲望。
明代茶馆的兴衰既是经济社会和茶文化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同时,又折射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思潮、心态的变迁。明代茶馆成为艺术活动的理想场所，南方流行的说书，北方流行的大鼓书和评书，被搬进了茶馆，由于文人的聚集，以文字的方式将茶馆的环境与文学艺术相结合，也就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南北特色文化的发展。
茶墨俱香——怀素与茶书法《苦笋帖》
茶存之于艺。我国的茶文化溯源甚早，而茶与书法艺术的结缘，更确切地说，茶何时进入书法家的创作视野，此恐难有正确答案。然迄今能见到的我国现存较早的一帧茶事书法（或谓茶书法，或谓茶书帖）是唐代怀素的佛门手札《苦笋帖》。
怀素（725—785）俗姓钱，字藏真。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怀素《自叙帖》）他刻苦学习，以蕉叶、漆盘练字，秃笔成塚。但自学了几年，却无大的进步，所作字肉多于骨，遭时人调侃云：“憨肥和尚岂能作清劲字！”（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他深感自己见识太浅，需要纵览前代书家墨宝。于是他肩挑书箱，手拄锡杖，从家乡西游到京城长安，拜见了当时的书法大师颜真卿等人；广求遗编绝简,及睹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及二张（张芝、张旭）草书，多方面分析和学习他们的书法艺术。加之遇坼壁之路，观夏云奇峰，赏女伎舞剑器，顿悟了个中三昧，心胸大为开阔，书艺猛进。其草书，诗圣李白在《草书歌行》中赞为“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宣和书谱》评其草书：“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与草圣张旭并称“颠张醉素”。
茶本菩提树，佛光悟处开。自古茶与僧侣结下不解之缘。相传晋代名僧慧远，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佳茗款待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及至唐玄宗开元（713—741）盛世，泰山灵岩寺高僧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转相仿效，逐成风俗（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此即后来所言“山僧活计茶三亩”是也。僧人打坐，讲究凝神静气，务求不寐、不发，大彻大悟，唯茶体证禅心，深饮必悟。可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韦应物诗句），“破睡见茶功”（李白句），“苦茶久食益意思”（《华佗食经》）。禅僧早起第一件事是饮茶，后礼佛，饭后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明人乐纯在开列僧人每日“清课”内容时，把“煮茗”排在第二位（《雪庵清史》）。僧人借助于茶完成佛事活动中的坐禅；茶给清静的出家生涯，增添了难得的滋味。
有趣的是，这个怀素和尚又偏偏耽于杯酒，这是佛门所禁忌的。但在怀素看来，酒耶茶耶皆为友，在其生命中同样重要，并使他在前人五彩缤纷的艺术宝库里，找到了适宜于表现自我的艺术灵感，和个性的光彩，这就是书法，尤其是书法中的草书。好一个怀素，他饮酒，“醉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陆羽《怀素别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醒后却书书不得”（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一天，他煮饮朋友送的新茶，看着流霞般的茶汤与上下翻滚的翠叶，天然清醇，香气四溢。怀素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轻轻地呷了一口茶。任清清淡淡的苦涩在舌间荡漾，继而肚腹疏香、甘甜鲜爽。“好茶，好茶！真是上等佳茗。”怀素喝着，啜着，似觉“腋下习习风生”，仿佛那细烟茶晕轻扬佛前袈裟，寺院的两声茶鼓、三杵钟声犹在耳边回荡……他完全沉醉在茶韵之中。寺院环境与茶那浸透心脾、涤荡身心的一种精神享受与审美快感，令他久久回味，挥之不去，不书不足兴尽，一件感惠徇知的惬意之作——《苦笋帖》（因帖首有“苦笋”注二字，故名）诞生了：“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尽管没有醉酒时挥毫的那种戏剧性场面,却是乘兴偕茶醉,拈得神来笔，情深味厚。
《苦笋帖》绢本，纵25.1厘米，宽12厘米，字径约3.3厘米。草书，通篇“用笔婉丽，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外畴”（明·项元卞跋语）。点画粗细浓淡，结字大小正斜，线条柔中寓刚，神采飞动。而挥写时的动作犹清晰可按，如“茗”字,草头逆势起笔，取险成势；“名”字果敢铺毫，尤表示“口”的两个点，神完气足，可闻金石之声。于不经意中体现了书家功力之深厚。寥寥十四字，在钩连拗铁、简洁捷速和惊绝的笔画中，给人感受到的不仅是跳动流淌的旋律，以及非凡的气势，还译读到了书家是那么地知茶、爱茗，又是多么的需要茶（难怪有人把斯帖戏称为怀素的“乞茶帖”）。书伴茶香，怡然自得。正是：“香茶苦笋异常佳，帖中感惠留佳话。”
随着岁月流逝，怀素真迹散失殆尽。据北宋《宣和书谱》记载，当时宫廷中珍藏的怀素手迹有101件。而如今所能见的只有几件，《苦笋帖》便是其中一件。或许是因为怀素的书法作品大多挥洒在“粉壁绢裳”，时间一长不复能见，《苦笋帖》也就成了书家传世书迹中唯一的一帧茶书帖，堪称书林、茶界的一大鸿宝。此帖比起怀素的其他书作，少了些“狂诡”，增添了几分清逸与淡泊，正是“一壶得真如”。斯帖曾入宋内府，有“宣和”、“绍兴“印记。元明清以来，历经欧阳玄、项元汴、安歧等名家鉴藏。乾隆时曾入清宫，后又为永瑆、载滢等递藏。现藏上海博物馆。
“千年《苦笋帖》，草法见藏真。食肉全无相，参禅有后人。平原论钗股，长史脱冠巾。遗迹俱寥貌，唯斯独传神。”清成亲王永瑆的这首《题唐怀素〈苦笋帖〉》，首两句是说，从《苦笋帖》可以探究怀素草书笔法的真谛；颔联谈怀素的身世及其书艺对后世的影响；颈联叙怀素与颜真卿（平原）张旭（长史）之间的师承关系；最后两句是感慨怀素真迹流传之少及《苦笋帖》之可贵。整首诗反映了诗人对怀素书法艺术的仰慕及对《苦笋帖》遗墨的珍视。
《苦笋帖》，沿着历史的河床流淌了1000多年，其墨迹始终未干，至今仍在散发着墨香与茶香。
注：苦笋。苦笋是一种蔬菜。古时湘一带多有生长。笋肉色白，一般做法为炒、拌、泡。清香微苦，回口爽甜（这种口感倒与喝茶很相似），是上选的下酒菜。今广东肇庆的广宁地区还产有苦笋。
元明代茶史概述
到了元代，茶叶又返璞归真，追求简约。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著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茶书撰写的巅峰时期。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于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代的特色之一。对于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于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于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茶文化简史——明代
（1）泡茶道形成与流行
明太祖朱元璋罢贡团饼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2）茶书的大量撰述
现存明代茶书有三十五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他们是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熊明遇《罗岕茶记》、罗廪《茶解》、冯时可《茶录》、闻龙《茶笺》、屠本畯《茗笈》、夏树芳《茶董》、陈继儒《茶董补》、龙膺《蒙史》、徐勃《蔡端明别记》、徐勃《茗谭》、喻政《茶集》、喻政《茶书全集》、黄龙德《茶说》、万邦宁《茗史》、程百二《品茶要录补》、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冯可宾《岕茶笺》、邓志谟《茶酒争奇》。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嘉靖时期的茶书五种，隆庆时期一种，万历二十二种，天启、崇祯六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3）紫砂茶具勃兴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
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提梁卣等。
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迈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