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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编后：依托陕西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打造集种植、加工、研究及茶旅游为一体的陕西茶产业龙头中华茶院，带动陕西茶文化商业化、茶经济产业化运作速度。围绕这一龙头，积极开展茶叶种植、加工研究，提升陕茶品质，步入世界名茶行列；深入研究茯茶600年原始制作工艺，重塑泾阳茯茶品牌；凸显茶文化旅游主题，整合13朝皇家茶和佛茶、道茶等茶文化，挖掘茶文、茶歌、茶具、茶菜、茶礼、茶道、茶舞、茶史、茶服装等资源，开发皇家宫廷茶艺和佛家、道家茶艺，融入陕西特色旅游，为来陕旅游者增添一处文化观赏胜地，向世人展示陕茶文化的渊源和历史地位，努力打造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节选自《秦茶的始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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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全球的明清茶叶贸易
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建立邦交，互派使节，尤其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密切，惟双方实施“朝贡贸易”禁止私人贸易。明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特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商品多属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玳瑁、玛瑙、香料等，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
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特派郑和下西洋（今之南洋及印度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先后七次，到达的地方遍及爪哇、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更远至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茶叶、丝绸、金银等中国特产、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华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对华茶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明太祖废团茶兴散茶，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的沏饮方式在十五、十六世纪兴起并流传，为明清以来中国饮茶方式的主流。十七、十八世纪传入日本，形成沏泡法的煎茶道；十八、十九世纪传入朝鲜，经由草衣禅师等的倡导，韩国茶礼以沏泡法再度兴盛。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进入沙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华茶（先是武夷茶，后是荆湖茶），以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相继，经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以驼队经由内蒙、外蒙到恰克图交易运往莫斯科。其运输途径为:
武夷山→江西铅山河口镇→船运（信江）→（鄱阳湖）→九江→（逆长江）→武昌→（溯汉水）→樊城（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泽州（晋城）→潞安（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
一条自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中俄茶叶之路兴起，清干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繁盛，茶叶之路上的驼队，驼铃之声数里可闻。这是继丝路之后，代之兴起的国际茶叶商路，是华茶经由陆路走向东欧之路，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及提高了武夷茶的名气。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积极发展本土茶叶，由中国引进茶籽、茶苗，并于1893年聘请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在高加索，格鲁吉亚开辟茶园，设厂生产茶叶，至今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仍是欧州唯一的产茶地区。
16世纪初，葡萄牙开辟了绕过非洲的新航线，葡萄牙的殖民势力也从非洲延伸到亚洲，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住权，随后荷、英、法、美、俄等势力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殖民者以探险家、传教士名义、进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茶叶产生浓厚兴趣，学习饮茶，记录茶事见闻，十六世纪末西欧逐渐认识中国有一种奇特的饮料叫茶（发Cha音）。
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1602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并于1610年首先将茶（绿茶）运到西欧。饮茶习俗遂由荷兰传至法国、德国及英国，华茶（尤其是武夷茶）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
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12月31日经伊丽沙白女王特许成立，在东起南非好望角西至南美合恩角，含盖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岸线，有贸易垄断权及政府所授予的公权力。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专卖权，当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即由爪哇转运华茶到伦敦。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开放港口对外贸易。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直接运送华茶至英，开始中英的茶叶直接贸易。[page_break]
清干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诏“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集中于厦门的英国商船全部转向广州，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及后起的美国等国商船齐集广州，广州成为华茶出口的唯一口岸。福建、江西、安徽等内地名茶（以武夷茶最负盛名），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由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运至鄱阳湖，走赣江至赣南，由挑夫运过大庾岭（南岭），至韶关转运至广州，经由洋行（行商）交易出口，船运至西欧及美洲。武夷茶由海路进入西欧，再创高峰，甚至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1685年成立粤海关，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分别征税。凡经营洋货入口和出口土货的均称为“洋行”，由于行商须经政府批准，发给行贴，具有官商性质，当时称广州既有的十三家官商为十三行，茶叶是十三行与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当时除领贴的官商外，还有未经批准的散商，遂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官商的组织“公行”，垄断茶叶的出口经营，外商购入茶，只能委托公行代购，并在公行货栈中过秤、打包、加戳，并代缴关税才能出口，直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定之时，始将公行制废除，开放自由贸易及五口通商，广州失去了茶叶唯一出口港的地位，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福州的茶叶出口值已超越广州。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失利，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其后汉口、镇江于1858年，九江于1861年，杭州于1896年相继开放，欧美列强争夺营销茶叶之重利，华茶源源输出欧洲及美洲，1886年华茶外销量高达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新高。十九世纪初，英、荷、法相继在其亚洲殖民地发展茶产业，最初也是从中国引进茶籽及制茶技工，继而大力发展及推广阿萨姆大叶种红茶而取代了华茶的地位。
美洲有英属、法属、及荷属殖民地，最早饮茶者为荷属阿姆斯特丹人民，（约在十七世纪中叶）。1690年波士顿已有领有执照的茶叶销售商。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中国及印度贸易特权的特许书，同年英国颁布茶叶法，授权英属东印度公司直接运输茶叶至美洲殖民地，每磅抽税三便士，遭殖民地人民群起反对抵制英茶输入，而于1773年12月16日发生闻名于世的波士顿茶叶事件，此举引起英国会决议封锁波士顿，不久酿成美国独立战争。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的茶叶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美国率先设计建造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1845年750吨级的彩虹号首航至中国载运茶叶等土特产，缩短茶叶海运时间，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竞相发展快速帆船，引起茶叶海上运输之竞赛，大大缩短新茶海运时间。直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气轮船才取代快速帆船由东方载运新茶之欧美。
明清乃至民初纵横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是连接滇、川、藏，以马帮运输茶、盐及土特产的古商道，是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对外经济贸易和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古驿道，对华茶的向外传播亦有着重要地位。
湖北茶史（明清）
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论宋代茶马贸易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
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
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茶马古道从辉煌走向沉寂
茶叶、瓷器、丝绸是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具声誉的三种商品，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和品质。伴随着这三类商品的输出，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境内三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早已久负盛名，而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网络庞大、路线复杂、覆盖6省区20多个民族的茶马古道，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公元1990年夏秋之交，一队马帮驮着睡袋、帐篷和干粮，挎着枪支，照相机和录音机，牵着猎狗，踏上了这条数千公里的神秘之道——茶马古道。”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于1990年开始的为期100天，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正是这次考察，开启了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也是这次考察，木霁弘等“六君子”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茶马古道的前身是不晚于汉代便已形成的以滇、藏、川境内横断山脉为中心向外扩散的马帮盐运古道。经过唐、宋、元、明的扩张与修葺，这条古道盛极一时，清代以后，茶马政策有所松弛，官营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印度取代了中国在亚洲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茶叶输出日渐衰落，茶马古道也随之萧条。民国时期，日军占领缅甸后，茶马古道成为西南后方主要的物资供应通道，马帮携带物资频繁往来，帮助战区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
宁洱县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原马帮上京城，出缅甸、老挝的必经之路。61岁的李天林在这里土生土长，家里世代以开马店为生。在他的记忆中，他家的马店在民国初期还有生意，但“差不多1954年的时候，由于有了公路，车多了，马帮少了，我家的马店在这时候就关店了。”现代运输方式的普及使得茶马古道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今，只有交通不便的少部分地区仍在使用茶马古道。
汉代至今，这条古道从喧嚣到沉寂，从繁华到没落，它曾承载着马帮的梦想与希望，写满数不清的风云变幻。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沿着这条道路，从中原走向吐蕃，从此与故土生死永隔。但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去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茶马古道的开通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封锁，为各民族提供了交往的便利。茶、盐、布匹和日用器皿与骡马、毛皮、药材等的频繁交换，使边疆与内地建立了持久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
除商品外，这条古道也成为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茶马古道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原生的古老文化元素至今仍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内地来的商人甚至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千年后的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这条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沧桑、民族兴衰的古道，如一位迟暮的美人，沉默地面对着世界的万千变化。
茶若君子 感受辉煌
无数次遭遇渡江的艰难，尤其深夜在裕溪口或二坝下火车之后，步履艰难的我从来没赶上过当班的轮渡，几次在凄风苦雨中面对长江等候到黎明。当长江大桥建设的喜讯传来，我认为这是理所当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为它捐赠了自己两百本书的销售款，以寄托对它早日建成的企盼。
2000年5月2日，作协组织我们采写《世纪金桥》的纪实文学，分配我5万字的任务，写芜湖的人文地理到开工前期的准备工作，大可以找点资料来“编辑”一下就可交差。一接触材料，才发现开工不是简单的必然，百年一座九曲桥，是多少人前仆后继的争取，争取其中有汗水也有泪水。于是开始了业余时间的采访，走近大桥才理解，事业的辉煌，蹦是因为有了那些艰难的铺垫。
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时任市水电局副局长的朱诚，在滔滔不绝的三个小时介绍中，只字不提他任职大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所作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大桥人的谦虚谨慎与精明干练。把时，没想到大桥指挥部寒酸得只有3排平房，我亲眼看到王名轸副市长疲惫不堪而焦头烂额地应付着方方面面的矛盾，听说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5个小时以上。亲眼看到了北京及芜湖人都称之为丁大桥的原大桥办主任丁庆龙，那开膛破肚的手术遗留的伤疤下从胸口拐弯到腹侧，酷暑天背后也垫着个大垫子，为跑立项而摔断的腿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就连黄世巧副主任在女儿考大学期间也没时间照顾她，这也未必不是他们为大桥建设所作的另一种牺牲。
前任老市长刘健农更是功臣，30多岁时就参与了筹建芜湖大桥的建设工作，年过古稀时任芜湖政协主席，又担任了大桥筹备小组组长。他却说工作都是别人做的，头天采访后，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严谨地纠正了一些口误。
原市委书记金庭柏同志风采依旧，专程从安庆来芜接受我们的采访，他回忆了一波九折的大桥立项过程，他为此没能赶上老母亲临终的最后见面。他深感内疚的却是：在芜湖任职的8年中，没有加快大桥建设的立项，退休前夕才了却这一心愿。
鸠江区委书记章传几终于接受了采访，还派车让我们参观了安置拆迁农民的乡镇企业和农民住宅区，看到了为大桥作出牺牲的农民崭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还有：当年全市第一个组织小学生为大桥捐款的大队辅导员邬丽娜；以身作则带头拆迁的广福村晋书记，面对通车后即将减员分流却仍然顾全大局从容不迫的轮渡所凤副所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匆忙的采访中，让我震撼的不仅仅是长虹卧波的世纪金桥，比大桥更辉煌的是芜湖人创造的事业，比事业更辉煌的是大开放中的芜湖人。因为巍峨大桥的立体诗篇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书写的，他们就是构建大桥的钢筋铁骨。受到这一精神的感昭，三个月中我白天上班，星期天采访，夜里写作，写下了6万多字的文章还言犹未尽，在即将出版的书中留下许多遗憾。当我们可以悠闲地“走过长江”时，还要为我的拙笔向大桥人深表歉意。
中俄茶贸易串演的角色
悲情岁月
1862年(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罗斯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直接结果是，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
茶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奏折经裕瑞呈恭亲王，又转呈同治。
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帝国腹地。驼帮动处，沿途汉、满、蒙、回官员民众谆谆嘱托，殷殷祈福，夹道送行。“至西伯利亚之塞地，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中国人之足迹。……胡服辫发，姗姗而来。”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了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1877年起中国连续三年大旱，华北死人700万，商业遭重创。1878年，俄商在汉口开办了6个装备蒸汽机的茶叶加工厂。随着俄国敖德萨港口的开辟，加上旧有的海参崴水路，俄商从中国内地获取茶叶超过60万担。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商战。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草原茶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路。
茶在近代史上串演的角色与中俄草原茶路存在的同期，茶的贸易还串演着别的故事。不少学者认为，就像对华贸易滋养了西伯利亚的繁荣和俄国纺织业的兴盛一样，当整个英国的工人普遍每天下午饮茶来恢复体力时，对华茶贸易就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
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
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作为茶叶原产国和传统输出大国的中国，其茶叶贸易完全崩溃。
邓九刚研究中俄草原茶路的著作最后就叫《茶叶之路》。他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正经历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2000年，邓的《茶叶之路》出版。与此前后，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开拍。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久远时代的普洱茶贸易
中国最开始打造的丝绸之路就是为了能与他国进行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也是一种贸易形式的体现，那嫁接到茶文化上面来说，其实最开始的普洱茶贸易是最值得一提的。
普洱茶是交易延续千年的古老贸易，略读普洱茶的交易史即可证实普洱茶的价值。时间的检验胜过任何言辞渲染。
宋朝，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圆饼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圆”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外，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
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圆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等数家。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抗战初期，佛海的普洱茶也是畅销无阻，国外至缅甸、印度、暹罗、南洋、香港一带，内地则遍及云南、贵州、康藏等地的商业市镇。日军南进时，由于战祸侵袭佛海一带，国内外交通受阻，因而产销不如前。
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西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茶价总体低廉，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销量都不高。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品种，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其实熊很多文献里面体现的资料的来说，中国人民真的是从古至今的智慧都是无限的，传统模式下的人尚有如此大的智慧，那就更别提现代的人们咯。
普洱茶历史之普洱贡茶的辉煌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