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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饮茶之风极为盛行，从皇宫、官府的欢宴到亲朋之间的聚会;从各种场合的迎来送往、交际应酬到人生喜庆的礼俗，无处没有茶之清风洋溢、香气飘拂，斗茶、茗战更是情趣盎然、格韵高雅。民间有茶农、百姓的世俗斗茶，寺院有佛教僧侣的禅门斗茶，官宦有诗人墨客的文士斗茶。茶文化渗透到宋朝上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贡茶的精致、水平的高超，已经消失在普通百姓眼前，而真正传承下来的却是散茶。到了宋代中期，团茶生产虽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散茶的生产已经逐渐取得优势。饮茶之风开始在市井之间风靡，价格低廉的散茶在民间大受欢迎，茶肆开始在城镇大规模普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都描述有当时汴河两岸茶坊生意兴隆的繁荣景象。王东说，当时的开封城内遍布茶庄、茶肆、茶馆。
在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既有挂着招牌的茶肆，也有边喝茶边看杂技表演的市民。这些市井百态的记录，真实表达出北宋时期民间茶肆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宋朝除了一般的茶肆之外，还出现了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肆。
茶肆的人气之盛也使很多其他行业纷纷以开茶肆的名义拉拢生意。《梦粱录》中记载：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伎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吵闹，非君子驻足之地。茶肆之盛，是饮茶之风民间盛行的见证，宋代的饮茶之风可谓渗透到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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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1）煎茶道形成与流行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茶道首见于陆羽的至交、诗人、茶人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煎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朝，广泛流行于九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2）茶文学兴盛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造成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3）茶书的创着
茶书的撰着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六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一个前年文明古国的茶文化中国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饮茶始于中国。茶叶冲以煮沸的清水，顺乎自然，清饮雅尝，寻求茶叶的固有之味，重在意境，这是茶的中式品茶的特点。同样质量的茶叶，如用水不同、茶具不同或冲泡技术不一，泡出的茶汤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茶的冲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泡好茶，要了解各类茶叶的特点，掌握科学的冲泡技术，使茶叶的固有品质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有神思遐想和领略饮茶情趣之意。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品茶的环境一般由建筑物、园林、摆设、茶具等因素组成。饮茶要求安静、清新、舒适、干净。中国园林世界闻名，山水风景更是不可胜数。利用园林或自然山水间，搭设茶室，让人们小憩，意趣盎然。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很重礼节。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茶叶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以后，对它的利用方式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化，才进展到如今天这种“开水冲泡散茶”的饮用方式。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仅仅是把茶叶当作药物。这与《神农本草》记载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是相吻合的。茶叶具有清热解毒、提神、醒脑等功能，至今仍被某些地区的群众当作药用。那时人们从野生的茶树上砍下枝条、采下芽叶，放在水中烧煮，然后饮其汁水，这就是原始的“粥茶法”。这样煮出的茶水，滋味苦涩，因此那时称茶为
至迟到秦汉时，人们创造了“半茶半饮”的制茶和用茶方法，即不直接烧煮鲜叶，而将制好的茶饼在火上灸烤，然后捣碎研成细末，冲入开水，再加葱、姜、橘子等调和。这种在茶中加入调料的饮法，在我国的部分民族和地区中沿习至今，如傣族饮的“烤茶”，就是在铛罐中冲泡茶叶后，加入椒、姜、桂、盐、香糯竹等调和而成。
到唐宋时期，饮茶之风大盛，当时人们最推崇福建的建溪茶，这种压成团饼形的茶，制作十分精巧，茶饼的表面上分别压有龙凤图案，称为“龙团凤饼”。饮茶时先将团茶敲碎，碾细，细筛，置于盏杯之中，然后冲入沸水，这就是所谓的“研膏团茶点茶法”。当时皇宫、寺院以及文人雅士之间还盛行茶宴，茶宴的气氛庄重，环境雅致，礼节严格，且必用贡茶或高级茶叶，取水于名泉、清泉，选用名贵茶具。茶宴的内容大致先由主持人亲自调茶或亲自指挥、监督调茶，以示对客人的敬意，然后献茶，接茶，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茶过三巡之后，便评论茶的品第，称颂主人道德，以及赏景叙情、行文做诗等等。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有感于制作龙团凤饼劳民伤财，于是亲自下诏：“罢造龙团，惟芽茶以进。”这里所说的芽茶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散茶叶了。从此以后人们不必将茶先压成饼，再碾成末，而是直接在壶或盏中沏泡条形散茶，使饮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样的饮茶方式使人们对茶的利用简单而方便了。人们把盏玩壶品茶，也使盏、壶的制作更加精美，使茶具成为艺术。这种饮茶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目前，除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一部分人饮用即冲即饮的速溶茶，或为了治病保健的需要，饮用含茶或不含茶的保健茶外，饮茶的方式、方法自明朝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健康，其抗衰延老作用，这一作用中国的古人通过观察和实践很早就有知晓，并早已有记述。《神农食经》曾记载“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杂录》也曾记载“苦茶轻身换骨”。
现代研究证实茶叶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化学成分，含有对某些疾病确具有疗效的物质。每天饮茶摄入量虽少，但经常补充这些物质，对人体能起到营养和保健作用。故茶叶称之为天然保健饮料是名符其实的。
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的解释，茶叶性味甘苦，微寒无毒。入心肺胃经。有驱散疲劳，清思明目；生津止渴，利尿止泻；治咳站喘，清热解毒，消食减肥等作用。用于防治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症，冠心病，治疗食积不化、泻痢；精神不振，思维迟钝；水肿尿少，水便不利；痰喘咳嗽等等。现代茶也被认为有预防与抵抗放射性伤害的作用。
茶叶中微量元素锰、锌、硒，维生素及茶多酚类物质，能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因而经常饮茶确有一定延年益寿之功。茶叶中的茶单宁物质，能维持细胞正常代谢，抑制细胞突变和癌细胞分化，因而饮茶有一定抗癌作用。茶叶中的脂多糖能防辐射损害，改善造血功能和保护血管。能增强微血管韧性，防上破裂；降低血脂，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安徽省：
红茶有祁门的祁红，绿茶有休宁、歙县的屯绿，黄山的黄山毛峰、黄山银钩，六安的瓜片、齐山名片，太平的太平猴魁，休宁的休宁松萝，泾县的涌溪火青、泾县特尖，青阳的黄石溪毛峰，歙县的老竹大方、绿牡丹，宣城的敬亭绿雪、天湖凤片、高峰云雾茶，金寨的齐山翠眉、齐山毛尖，舒城的兰花茶，桐城的天鹅香茗、桐城小花，九华山的闵园毛峰，绩溪的金山时茶，休宁的白岳黄芽、茗洲茶，潜山的天柱剑毫，岳西的翠兰，宁国的黄花云尖，霍山的翠芽，庐江的白云春毫等；黄茶有皖西黄大茶等。
浙江省：
绿茶有杭州的西湖龙井、莲芯、雀舌、莫干黄芽，天台的华顶云雾，嵊县的前岗煇白、平水珠茶，兰溪的毛峰，建德的苞茶，长兴的顾渚紫笋，景宁的金奖惠明茶，乐清的雁荡毛峰，天目山的天目青顶，普沱的佛茶，淳安的大方、千岛玉叶、鸠坑毛尖，象山的珠山茶，东阳的东白春芽、太白顶芽，桐庐的天尊贡芽，余姚的瀑布茶、仙茗，绍兴的日铸雪芽，安吉的白片，金华的双龙银针、婺州举岩、翠峰，开化的龙顶，嘉兴的家园香茗，临海的云峰、蟠毫，余杭的径山茶，遂昌的银猴，盘安的云峰，江山的绿牡丹，松阳的银猴，仙居的碧绿，泰顺的香菇寮白毫，富阳的岩顶，浦江的春毫，宁海的望府银毫，诸暨的西施银芽等。黄茶有温州黄汤。红茶有杭州的九曲红梅。
江西省：
绿茶有庐山的庐山云雾，遂川的狗牯脑茶，婺源的茗眉、大鄣山云雾茶、珊厚香茶、灵岩剑峰、梨园茶、天舍奇峰，井岗山的井岗翠绿，上饶的仙台大白、白眉，南城的麻姑茶，修水的双井绿、眉峰云雾、凤凰舌茶，临川的竹叶青，宁都的小布岩茶、翠微金精茶、太沽白毫，安远的和雾茶，兴国的均福云雾茶，南昌的梁渡银针、白虎银毫、前岭银毫，吉安的龙舞茶，上犹的梅岭毛尖，永新的崖雾茶，铅山的苦甘香茗，遂川的羽绒茶、圣绿，定南的天花茶，丰城的罗峰茶、周打铁茶，高安的瑞州黄檗茶，永修的攒林茶，金溪的云林茶，安远的九龙茶，宜丰的黄檗茶，泰和的蜀口茶，南康的窝坑茶，石城的通天岩茶，吉水的黄狮茶，玉山的三清云雾等。红茶有修水的宁红。
绿茶有名山的蒙顶茶、蒙山甘露、蒙山春露、万春银叶、玉叶长春，雅安的峨眉毛峰、金尖茶、雨城银芽、雨城云雾、雨城露芽，灌县的青城雪芽，永川的秀芽，邛崃的文君绿茶，峨眉山的峨芯、竹叶青，雷波的黄郎毛尖，达县的三清碧兰，乐山的沫若香茗、重庆的巴山银芽、缙云毛蜂、大足松茗等。红茶有宜宾的早白尖工夫红茶，南川的大叶红碎茶。紧压茶有重庆沱茶。
江苏省：
绿茶有宜兴的阳羡雪芽、荆溪云片，南京的雨花茶，无锡的二泉银毫、无锡毫茶，溧阳的南山寿眉、前峰雪莲，江宁的翠螺、梅花茶，苏州的碧螺春，金坛的雀舌、茅麓翠峰、茅山青峰，连云港的花果山云雾茶，镇江的金山翠芽等。
湖北省：
绿茶有思施的玉露，宜昌的邓村绿茶、峡州碧峰、金岗银针，随州的车云山毛尖、棋盘山毛尖、云雾毛尖，当阳的仙人掌茶，大梧的双桥毛尖，红安的天台翠峰，竹溪的毛峰，宜都的熊洞云雾，鹤蜂的容美茶，武昌的龙泉茶、剑毫，咸宁的剑春茶、莲台龙井、白云银毫、翠蕊，保康的九皇云雾，蒲圻的松峰茶，隆中的隆中茶，英山的长冲茶；麻城的龟山岩绿，松滋的碧涧茶，兴山的高岗毛尖，保康的银芽等。
湖南省：
绿茶有长沙的高桥银峰、湘波绿、河西园茶、东湖银毫、岳麓毛尖，郴县的五盖山米茶、郴州碧云
我国宋朝时期的茶文化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茶文化高度发展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宋代茶是以工艺精湛的贡茶--龙凤团茶和讲究技艺的斗茶，分茶艺术为其主要特征的。
宋代的饮法，已从唐人的煎茶法(烹煮法)过渡到点茶法。所谓点茶，就是将碾细的茶末直接投入茶碗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工具在碗中加以调和。
龙凤团茶即龙团凤饼之合称，为宋北苑贡茶之统称。北苑为如今福建建瓯凤凰山一带。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已造龙凤团茶。咸平间(998-1003)丁谓造大龙团以进。庆历时蔡襄造小龙团，较大龙团更胜一筹。
龙凤团茶是中国古代饼茶生产的最高成就。
宋徽宗(1082-1135)赵佶于1107-1108年著《大观茶论》一书。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介入，使得宋代茶和茶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深的社会政治背景。
《清明上河图》为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该画以汴河为中心，通过对北宋晚期的都城世俗生活的细致描写，反映了北宋汴梁承平时期的社会繁荣景象，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民情风俗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
茶馆，作为当时世俗生活的典型场景，作为一种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的产物，在画中有了反映。宋人饮茶风气之盛，以此可见。宋人在《梦梁录》中对此有详尽的描写。
《紫云坪植茗灵园记》摩崖石刻于北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镌于大巴山崇山峻岭之中(今四川省万源县石窝乡社坪)。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完好的也是时代最早的记载民间茶园经营活动的石刻文字资料。
宋人对茶文化的最大发展与贡献，乃体现于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使品饮过程进入化境的文士茶。文士品茗是宋代十分普遍的现象。宋代第一流的文士如王?称、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等等都置身其中。苏东坡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从饮到品的发展，是中国茶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
对我国历代文人僧侣来说，品茶主要是以精神享受为目的。为此，他们写下了大量品茶诗文，倡导了茶宴、茶礼、茶会等多种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茶是一种品格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享受，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是一种具有艺术氛围的境界。僧齐已：石鼎秋涛静，禅回有岳茶正是这种境界的描写。
径山座落在今浙江余杭、临安两县交界处，属天目山北麓。唐时，即以僧法钦所建之径山禅寺而闻名于世，蔚为江南禅林之冠。
径山历代多产佳茗，相传法钦曾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手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后世僧人常以本寺香茗待客。久而久之，便形成一套行茶的礼仪，后人称之为茶宴。
宋时，日本僧人南浦昭明和圣一先后至径山留学。宋代两度来我国学习佛经的日本高僧荣西，归国时带去茶籽和饮茶法，并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
从宋朝笔记故事看赐茶文化
宋朝笔记里有许多宋朝皇帝向臣工赐茶的生动故事，而且赐茶讲究颇多。这些珍贵的史料梳理出来甚为有趣，以供品味评鉴。
一是宴席赐茶。在宴会上饮茶宋朝有两种：一种是“茶酒班”侍奉。如周密《南渡典仪》载:“车驾幸学，讲书官讲讫，御药传旨宣坐赐茶。凡驾出，仪卫有茶酒班殿侍两行，各三十一人。”可见，皇上外出视察和出巡时还带上几十人的“茶酒班”。
另一种是皇帝亲自“布茶”。如徽宗曾亲自为大臣和学士煮茶。蔡京《延福宫曲宴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指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
二是殿试赐茶。科举考试是宋朝的一件大事，皇帝或皇后都会向考官和进士赐茶。如哲宗向考官张舜民赐茶饼，张舜民《画墁录》：“予元祐中详定殿试，是年分为制举考第，各蒙赐三饼，然亲知分遗，殆将不胜。”“殆将不胜”是说分给亲友都不够，可见赐茶的珍贵和量少。
再如仁宗的光献皇后向进士赐茶。王巩《甲申杂记》：“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梅尧臣有《七宝茶》诗：“七物甘香杂蕊茶，浮花泛绿乱於霞。”即说此事。
三是慰问赐茶。这有些类似现在的见面礼物或问候礼物，如朝贺时赐茶，《宋史·礼志》载：“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中兴仍旧制”是说南宋建立后仍遵从北宋的赐茶和酒的旧制。
还有一种是臣子在京外，这时皇帝会让人捎带茶叶以示慰问，如哲宗秘密让人向苏轼赐茶问候。王巩《随手杂录》：“中使至，密谓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
我们发现，这些宋朝皇帝赐茶的故事形象生动，耐人寻味。宋朝皇帝向臣工赐茶，加深了君臣感情，提升了文化情操。臣子对于皇上的赐茶也深怀感恩，比如周必大曾作感恩诗《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再如《画墁录》中欧阳修对仁宗感恩的情形：“以侈非常之赐，亲知瞻玩，赓唱以诗，故欧阳永叔有《龙茶小录》。”
这使我们不禁想到我国正在推进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制定《国家勋章法》，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提出“抓紧设立国家级文化荣誉称号”。深入研究宋朝皇帝赐茶给我们启示：
1、赐茶讲究多种奖励手段并举。宋朝的赐茶作为一种奖励制度，还把它与其他奖励手段综合运用以形成合力。如《宋朝纪事》：“洪迈选成《唐诗万首绝句》，表进，寿皇宣谕：‘阁学选择甚精，备见博洽，赐茶一百銙，清馥香一十贴，董香二十贴，金器一百两。’”“寿皇”是指60岁以上的皇帝，此处是孝宗皇帝。我们目前正在制定《行政奖励法》，也一定要考虑多种奖励手段并举，以达到最佳效果。
2、赐茶讲究法制化和规范化。宋朝赐茶非常规范，并且很有定制，宋朝就专门制作了赏赐大臣的“京挺”，而皇家则有“龙凤饰”。如《宋史·后妃传》载：“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真宗之母）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对于勋章进行立法的必要性。
3、赐茶措施细致并且很有操作性。如蔡启《蔡宽夫诗话》载：“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这里详细规定了清明赐茶的来源、程序和范围，细致合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见，我们在制定荣誉、奖励和勋章制度时一定要认真细致、操作方便。
总之，宋朝皇帝的赐茶制度和模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思想。作为当今世界的茶文化大国，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探讨和总结。
功夫茶源流文化把中国民间茶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原标题：功夫茶源流
写文章提到闽南功夫茶，拿不定主意到底用“功夫茶”还是“工夫茶”，顺便查证一下两个词语的区别。原来，网上也是一片混乱。依《辞海》，二者可以通用。习惯上，潮州地区多用工夫茶，闽台地区多用功夫茶。
文献里最早出现的工夫茶，并非品茶方法，而是茶叶品种。清人陆廷灿自称茶圣陆羽之后，于1717年授知崇安县令，退休后编了本《续茶经》于1734年刊印，书中引《随见录》云：“武夷茶……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可知，工夫茶原是武夷茶里的一种名茶。
但是不久后，名叫工夫茶的茶叶不流行了，很少人提及。人们逐渐把用小壶小杯泡乌龙茶的品尝方法称为工夫茶，或功夫茶。茶种演变为茶艺。“工夫”有耗时间的意思，“功夫”多指本领高强。偏偏闽粤两地人泡茶，既消磨时光，又精益求精，其耐心和手艺都让外人惊叹，也闹不懂他们到底更佩服哪一点。在古籍里，这两个词语乱成一团。我个人更愿意称功夫茶。
从记载看，漳州人最早沉溺于小壶小杯喝乌龙茶。1762年编修的乾隆《龙溪县志》云：“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有其癖者不能自已，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大彬罐，指明末时大彬所制的宜兴紫砂壶，以小为尚。又，明末宜兴制壶名家惠孟臣的小紫砂壶也很有名气，称孟臣壶。若琛杯，指景德镇名家若琛所制的细瓷小杯。孟臣壶与若琛杯，后来成为功夫茶的典型茶具。
据彭光斗《闽琐记》，1766年他路过龙溪，一位当地老人招待他喝茶：“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
袁枚《随园食单》谈他在武夷山喝茶的经历：“丙午（1786）秋，余游武夷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
上述三则史料，根据描述，为功夫茶无疑。最早明确提到“工夫茶”艺的，是1793年至1800年任广东兴宁典史的俞蛟，他在《梦厂杂著·潮嘉风月记》中说：“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他详细描述了潮州喝功夫茶的方法，称要用紫砂壶，小杯，崇尚武夷茶等等。风习一如漳州和武夷山。
厦门的史料出现较迟。1832年编修的《厦门志·风俗记》云：“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彼夸此竟，遂有斗茶之举。有其癖者，不能自已。甚有士子终岁课读，所入不足以供茶费。”喝茶让人破产，在中国只有功夫茶有这般功夫。身居厦门，我也经常感叹喝茶大不易。
施鸿保完稿于1858年的《闽杂记》也说：“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圆者。”
从早期的史料看，武夷山、漳州、潮州于18世纪后期开始流行功夫茶。民国初年徐珂汇编的《清稗类钞》提到功夫茶流行区域：“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亦有之。盖闽之汀、漳、泉，粤之潮，凡四府也。”其实，受闽粤影响，台湾也流行功夫茶。连横《雅堂先生文集》云：“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洲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
功夫茶的流行，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乌龙茶的发明。绿茶不是这样品尝的。茶史专家多认为，乌龙茶制作工艺于清初发明于武夷山。很可能，品尝乌龙茶的功夫茶艺也起源于武夷山，然后传播到闽南、潮汕和台湾。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武夷岩茶是各地功夫茶艺的首选茶叶。清末民初，各地都在本土发展出了替代茶叶，闽南人喝安溪铁观音，潮汕人喝凤凰单枞茶、台湾人喝冻顶乌龙。
功夫茶以精细讲究著称，把中国民间茶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最奇怪的是，始作俑者武夷山倒不以功夫茶知名。10年前，我去武夷山采访，所至村落，人们都用粗糙的大瓷壶和大碗喝茶，毫不讲究。难怪闽南与潮汕地区都不大承认武夷山为功夫茶祖地。
中国茶文化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的结果
中国的茶文化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一基础，茶无以形成文化。本文探讨的是，儒释道三教特别是禅宗是如何作用于茶文化并使中国茶文化形成盛大气象的。尽管儒是否成为“教”仍属争论之列，但儒所具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性的道德功能则是无可争辨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指出儒是“道德性与宗教性之存在”。因而本文将儒列入三教之中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离开了儒来谈宗教与中国茶文化是不够公平的。
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固然要追溯到道教，但从发展角度看，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则应归之于儒家学说。这一核心即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和”思想。儒家讲究“以茶可行道”，是“以茶利礼仁”之道。所以这种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应用到人格思想中，这是其高明之处。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足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所以“中和”境界始终贯穿其中。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其深层根源仍具一种宗教性的道德功能。
如果说道教体现在源头，儒家体现在核心，则佛教禅宗则体现在茶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上。中国的茶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了真正的“禅风禅骨”，其次，禅佛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传播及美学境界的提升诸方面，贡献巨大。所以，没有禅宗，很难说中国能够出现真正意义的“茶文化”。“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出自禅林寺院，而禅宗之于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文化形式的建立，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它对中国茶文化的持续的推波助澜，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兴盛，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对茶文化流传国外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卓着功勋。可以说，品茗的重要性对于禅佛，早已超过儒、道二家。而“吃茶去”这一禅林法语所暗藏的丰富禅机，“茶禅-味”的哲理概括所浓缩的深刻涵意，都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思想精蕴。
真正说来，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的思想精华，融汇了三家的基本原则，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宗教境界、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
五代十国奠定宋朝茶文化的基础
后人提起宋代茶艺，必从贡茶说起，而讲贡茶又离不开建茶。然而，建茶之始并不在宋，而始于南唐。陆羽著《茶经》时，尚不知建茶情形，但明确注明：福建十二州产茶情形未详，偶而得之，其味甚佳。可能在唐代，建茶便已有相当的发展。到南唐时，福建、浙江一带已成为茶叶的重要产地。
五代时的幽州军阀和辽初的契丹人千方百计与南唐联系，南唐使者常从海陆犯险北使，都是为换取南唐的茶、锦之利。五代初幽州军阀刘仁恭残暴而好财，据说曾令军人到西北采树叶充茶出卖而禁止南方茶入境，以换取厚利。辽史专家陈述先生认为，刘仁恭让军士采的并不是树叶，而是一种确实可以饮用并治病的中药，《五代史》作者为说明刘仁恭的贪婪，故意贬抑。不论是树叶还是中药，但刘仁恭排斥南茶入境之事想是有的。这也反证了南方茶当时已大量向北方边塞出口。其中，南唐占很大比例。
南唐之茶，又以建州最为著名。这与南唐佛教发展又发生了关系。宋人沙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说，建州山水奇秀，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南唐时，日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是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关隶五十二，总共可以千数。沙氏所说寺数可能是宋代统计，但南唐寺院确实多，而且是我国佛教禅宗派最发达的地方。这便又应了名山、名刹出好茶和茶禅一体的典故。五代十国时，南唐最为富庶，宋太祖下南唐，得到南唐大片土地财富，自然也包括茶之利，从此建茶大受重视。特别是自建茶作为皇室专贡之后，其地位更高不可攀，其他地区望尘莫及。清雅源始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武夷钟毓灵秀之地，取朱子诗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之意境，承有宋一代建茶之高德，因礼而生，循礼而立。可见，宋朝茶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奠定的。
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