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宣传策略研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上）”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略评（上）”相关知识！
丁以寿
(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安徽合肥)
摘要：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创办了一批茶文化类杂志，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有利条件。20多年来，发表各类有关中国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出版各类茶文化书籍600多种，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此外，各种茶学类杂志以及一些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类杂志、大学学报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全国数十家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初步统计，近30年来全国刊发的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共出版的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一、茶文化总论
(一)茶文化概念的确立
尽管中国茶文化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出现却是在当代的事。
在20世纪70年代末，吴智和撰着《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78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椽在《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列茶与文化专章。其后，茶的文化、茶与文化、茶叶文化、茶艺文化、饮茶文化等频见文着，茶文化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茶文化新名词在中国海峡两岸先后出现。1984年，庄晚芳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中，最早使用茶文化一词。1987年，张宏庸在《茶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一书中使用中国茶文化。1988年，范增平等发起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研究发展茶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中华茶文化。[1]尽管如此，茶文化一词在当时还未被普遍接受。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大型茶文化展示活动仍称茶与中国文化。1990年6月，孔宪乐主编《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还是称茶与文化。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新名词的茶文化已成潮流，势不可挡。1990年8月，安徽省茶文化学会在合肥成立。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王泽农等向研讨会共提交了50多篇论文，后来出版了《茶的历史与文化九0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着手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计划编辑《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茶文化译丛》。到1990年，茶文化作为新名词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1991年，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着的《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同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在第1辑上，发表了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纲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1992年，《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由台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同年，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概念明晰、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简明扼要的力作;而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简明实用辞典。
可以说，到1992年，茶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而被确立。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如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农业出版社，2000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如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韩金科《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茶文化：自然与人文精神的综合体》(《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及《茶文化与中国人生哲学(论纲)》(《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周渝《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陈香白《茶文化通义》(《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施由民《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和《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鲁明《试论中国茶文化新世纪走向》(《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余悦《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和《中国茶文化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及《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朱红缨《基于专业教育的茶文化学体系研究》(《茶叶科学》，2006年第1期)、丁以寿《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试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与科学发展》(《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关剑平《从文化理论看茶文化研究属性-兼论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茶叶科学》，2008年第5期)等论文，进一步阐明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系和精神。
(二)茶文化学科的确立
茶文化学科是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科。
早在1991年，余悦就撰文呼吁建立中国茶文化学，[1]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王玲也同时提出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的构想。[2]两位在当时就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难能可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统为主体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为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王玲《中国茶文化》、于观亭《茶文化漫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等为茶文化学科建设添砖加瓦;浩耕、梅重主编《中国茶文化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中华茶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览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人在草木中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多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本的专题性茶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12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直属机构学术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规划，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库，组织全国茶文化专家进行课题攻关，目前已经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2005年8月，江西社会科学院在婺源县晓起村主办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次年8月，又主办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发展研讨会，标志着茶文化学科建设的自觉。
更为关键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高校中，不仅有茶艺、茶文化专科专业和茶学本科茶艺、茶文化专业方向，而且在茶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有茶文化方向，事实上已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一个子学科，尽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本世纪初，不约而同，全国许多省市教育、科研人员都在致力于茶文化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终于使得茶文化学科地位初步确立。
二、茶史研究
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中国茶史研究起步最早，目前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热门。
茶史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茶业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作了全面论述，是一部体大思精之着，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着。其后，陈椽又着《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从茶的发展史、饮用史等来论证茶的发源地，并着重论述了茶的栽制技术的演变以及茶叶科学研究的进展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茶之纪原、茶文化的摇篮、秦汉和六朝茶业、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我国传统茶业的由盛转衰、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为茶史学科建设作了重要贡献。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选择中国茶史研究薄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迄初唐时期入手，从文化史角度阐明当时饮茶习俗的发展状况以及饮茶习俗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饮茶习俗产生的原因、茶文化在中国酝酿的过程，对汉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按本书的实际内容应该取名为《长江流域茶文化史》;[1]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作了细致的研究。
夏涛主编的《中华茶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茶史，对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各个时期的中华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和茶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茶界大事记载尤详;沈汉、朱自振的《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这是第一部中国茶文化史;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陶德臣等的《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论述中国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
断代茶史或专门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国唐宋茶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还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贾大泉和陈一石着《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阮浩耕主编《浙江省茶叶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谢文柏着《顾渚山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王旭烽的《茶者圣吴觉农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茶人的传记。一些综合性茶着，如《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也涉及到中国茶史的内容。
此外，各种杂志上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茶史的研究论文。
关于茶叶科技史研究，有陈文怀《茶树起源与原产地》(《茶业通报》，1981年第3期)、王潮生《古代茶树栽培技术初探》(《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史念书(朱自振)《略论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和《我国古代茶树栽培史略》(《茶业通报》，1986年第3期)、陈以义《绿乌龙、红乌龙和青乌龙的发展史》(《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程启坤和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第4期，1998年第2期、第4期)、王赛时《略论唐代的茶叶产地与制作》(《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
关于茶叶经济史研究，有唐耕耦和张秉伦《唐代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和《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吕维新《唐代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宋代的茶马贸易》(《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辽、西夏、金时期茶叶贸易史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茶叶商品化程度的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宋代茶商集团势力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充》(《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孙洪升《明清时期的茶叶生产形态探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刘淼《战前祁门红茶的海外销售和市场价格分析》(《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关于茶文化史研究，有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与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韩金科《试论大唐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王赛时《论唐代的饮茶风习》(《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唐代茶文化与茶杂着述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胡长春《从明代茶书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等》(《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关于地方茶史研究，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姜世碧《四川茶史述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巩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赵大川《徽茶考》(《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吴旭霞《宋代江西的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施由民和文士丹《元明清时期的江西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陶德臣《近代浙江茶业述论》(《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杨载田和王鹏《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及其发展探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邵宛芳和沈柏华《云南普洱茶发展简史及其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黄桂枢《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陶德臣《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等。
当前对中国茶史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对20世纪中国茶史的研究则非常不够。然而20世纪是中国茶学、茶叶科技发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个世纪，理应得到重视和加强。
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1]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三、茶艺和茶道研究
茶艺是茶文化的基础，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虽然中华茶艺、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茶道研究和实践的人。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蔡荣章着有《现代茶艺》(台北：中视文化出版，1989年)、《茶道教室》(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门三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等，林瑞萱着有《中日韩英茶道》(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等，夫妇合着有《现代茶思想集》(台北：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茶艺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修订版)、《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中对中国茶道概念进行阐述，此外，对茶席设计也有所探索。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成就的则有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乔木森、马守仁、周文棠、陈香白、丁文、朱红缨、袁勤迹、刘菂等。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生活茶艺》(北京：金盾出版社，2000年)、《影像中国茶道》(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长江流域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学》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论当前茶艺表演的一些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并指出当前茶艺编创和表演中所存在的一些误区。
余悦在《中国茶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并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华茶艺集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凯亚的系列论文《中国茶道的自然之美》(《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淡泊之美》(《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中国茶道的风度之美》(《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虚静之美》(《福建茶叶》，2005年第2期)、《中国茶道的人情之美》(《福建茶叶》，2006年第1期)、《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阐释了中国茶道美学精神。
马守仁(马嘉善)出版《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通过《茶艺美学漫谈》(《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和《中国茶道美学初探》(《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揭示茶艺美学的形式美、动作美、结构美、环境美、神韵美五个特征和茶道美学的大雅、大美、大悲、大用四个特征。
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周文棠在《茶道》(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对茶道的类型、形式进行探究。
陈香白在(《论中国茶道的义理与核心》(《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茶道即人道》(《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义理和思想的论述，丁文在《我的茶道观》(《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里对茶道观的阐述，朱红缨在《茶文化学体系下的茶艺界定研究》(《茶叶》，2006年第3期)中对茶艺的思想性、艺术性、制度性、技能性等内容所进行的论述，都有一定的新见。
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刘菂的《普洱茶艺》(北京出版社，2004年)对当代普洱茶艺进行了探索。
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华茶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并以《中国茶艺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中国茶道概念诠释》(《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新世纪中华茶艺发展问题的思考》(《茶苑》，2005年第2期)等论文，对茶道和茶艺的概念、构成要素、分类及两者的关系，中国茶艺发展的原则等作了深入探讨。又在《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中国饮茶法源流考》(《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国饮茶法流变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中对中国茶道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茶艺的类型及其演变作了梳理。
工夫茶是中国茶艺、茶道的代表，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如曾楚楠《潮州工夫茶刍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丁以寿《工夫茶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郭雅玲《工夫茶的由来与延伸的若干问题探讨》(《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陈香白《工夫茶与潮州朱泥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潮州工夫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等。
当代中国茶艺、茶道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四、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陆羽《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茶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研究，是中国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一)《茶经》的辑校、注评
台湾最早从事《茶经》研究者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即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中国当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
张宏庸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陆羽茶经丛刊》、《陆羽茶经译丛》、《陆羽书录》、《陆羽图录》、《陆羽研究资料汇编》，均由茶学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可惜后来并未继续。
大陆对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湖北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其中以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沈冬梅《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最为精审。肖毛网络版的《茶经集注》，时有新见。
(二)《茶经》研究
在围绕《茶经》的研究中，有对《茶经》总体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如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唐代茶文化与陆羽茶经》(《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徐荣铨《陆羽茶经和唐代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傅铁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及影响初探》(《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的揭示，都有新见。
此外就是关于《茶经》某个方面的研究，如钱时霖《我对茶经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说的异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再论陆羽在湖州写茶经》(《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对《茶经》成书时间、写作地点的研究考证，游修龄《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晏子春秋》中茗菜的质疑，丁以寿《茶经七之事广雅云考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茶经》所引《广雅》云的考辨，都有一定的创见。
在《茶经》研究中，除了对《茶经》的成书时间分歧较大外，对《茶经》的成书地点、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基本达成共识。在当代这些《茶经》的注译和研究著作中，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无疑是《茶经》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陆羽生平和思想研究
陆羽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作者，被后世奉为茶神、茶仙，尊为茶圣，享有崇高的声誉，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关于陆羽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大陆。
史念书(朱自振)《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从《全唐诗》中钩沉陆羽的行迹资料。
傅树勤《茶神陆羽》(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则是最早的关于陆羽的传着。
欧阳勋研究陆羽及其《茶经》30年，发表论文《茶圣陆羽》(《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等，出版专着《陆羽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显示出深厚的积淀。
寇丹10多年来发表一系列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陆羽和〈茶经〉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一书。他关于陆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论述，关于陆羽西江水的阐释等，别具慧眼，成一家之言。
丁文《茶魂》(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是一部关于陆羽的评传，分身世、游历、隐居、友情、茶具、茶艺、品水、事业、结论共9章，末附陆羽年谱，颇具系统、实用。
周志刚《陆羽与怀素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陆羽与李季兰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对陆羽与李冶、怀素交往的考论切实，而他的《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史料，言必有据，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陆羽生平年表、年谱最可靠的一种。
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农业考古》，2000第2期)对《陆文学自传》真伪的辨析，朱乃良《试析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再谈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对陆羽研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考辨，王郁风《陆羽的一桩茶事冤案》(《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罗家庆《再说毁茶论和品水之疑》(《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陆羽《毁茶论》的质疑，吕维新《陆羽在江西的行迹考》(《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对陆羽在江西的行迹考察，都有独立见解。
尽管陆羽的出生是个迷，生平有许多空白和疑团，性格、思想也复杂，但经过近30年的研究，陆羽的形象渐渐清晰、丰满起来。
五、茶文化工具书编纂
(一)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是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茶文化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当代最早出版的是由陈祖椝、朱自振辑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书58种和少量杂着、艺文。虽然仅40余万字，但重要的茶书和资料基本收录。
20世纪90年代初，吴觉农辑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将南宋嘉年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编撰的16个省、区的1226种省志和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数收录;朱自振辑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录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的资料。
20世纪90年代末，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释注点校的《中国茶叶全书》收录现存茶书64种，其中辑佚7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加以点校和注释，并附作者简介，考定版本源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陈彬藩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收集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全面的资料汇编，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余悦总编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目光关注当代茶文化资料，从收录的茶事诗词(古体)、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来看，虽非各类资料的全编，也颇有价值。
郑培凯、朱自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收录古代茶书114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5种，是搜集中国古代茶书最多的一本汇编。汇编校注本对所收茶书重新予以标点，考定版本源流，并附以作者简介、书的简评、注释和校记，是一部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方便实用的中国古代茶书总汇。
此外，王河对古典茶叶文献的搜集、整理、辑校，方健对中国古代茶书的搜集、整理、校正，也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二)辞典及其它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相当部分茶文化的内容;朱世英、王镇恒、詹罗九主编的《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全书144万字，收入词条近万，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国茶文化辞典。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中国名茶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它们虽然是茶学著作，但其中也有部分茶叶历史文化资料。
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虽说是一部编年体茶史著作，但也可视之为茶史资料集，该书收录的近现代中国茶叶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对外交流等资料，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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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之当代名茶
白茶和青茶
白茶是茶树长出白叶子，非常难得的，少见的，它本来应该长绿叶，它长出了白叶子，人们把这种叶子采摘下来，做成了茶，叫做白茶，当然它就一开始芽的时候白，后来长大了叶子还是绿的，就把这种芽采下来做成了茶，叫做白茶。那么后来人们就选择了一种叶子表面绒毛比较多的，这种茶来做成茶，它就满披白薅，很漂亮，但是白茶的量现在也是很少。
还有一种最神奇的青茶，青茶是一个茶类，一般的我们就叫做乌龙茶，乌龙茶的这个加工方式更奇怪了，它有晒青，晾青，摇青，纱青，揉碾等等，六道工序，你怎么能想到采摘回来以后先放到地里边去晒，晒完了再放到屋子里去晾一晾，晾完了再拿出去晒，晒完了再晾，这谁想出来的，完了以后还有个摇青，摇完了以后再进行，当然很多遍了，我记得有一个老茶农告诉我，青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什么叫死去活来，你一晒它不就萎蔫了么，你再放到屋子里没有阳光的地方，空气一冷，它又挺起来了，挺起来拿出去再晒，这不死去活来了么。特别是呢，它就经过摇青的时候，这个叶子的边缘碰撞，那些汁液就流出来了，流出来以后它就发酵了，这一种茶就叫半发酵茶，更神奇的是什么呀，这种茶它没有用香花印制，而具有天然的花香。乌龙茶有的花的香味特别的清晰，它就是某一种花的香味，有些花的香味不清晰，它就是那种山花烂漫的大自然的气息，喝起来特别美。
青茶名品——铁观音
名茶的奇妙之处
如果除了人为的因素，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因为名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换了一个地方，它生长不出来，我们农业里边叫原产地产品，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凡是名茶，它产量常常都很小。你比如说，老天爷他既很仁慈，很慷慨，有时候也很吝啬。他怎么能想起来西湖这个地方能长出来这么一种茶来，完了西湖周边的茶农就能想到这么一种加工方式，做出茶来它就这么好，那你既然创造出来你就创造大一点啊，每年产生个几百万公斤，它没有，就那么几个山头，你离开了这个山头它就是不一样，你哪个炒茶师，高级的炒茶师来炒，它也炒不出来。
西湖龙井采茶园
福建安溪茶园
碧螺春的传说
碧螺春产量也很少，就太湖东山岛，西山岛那两个岛。它这个碧螺春的这个名字呢，它的民间传说是这样的，有一个叫碧螺的姑娘和一个叫阿祥的小伙子谈恋爱，这个湖里出了一条恶龙，它老上来祸害老百姓，阿祥有一天就拿了一个叉子，到湖里和恶龙搏斗，把恶龙杀死了，但是自己也受了重伤。上来以后乡亲们就说，他是为大家除害啊，谁来照顾他，碧螺说我来照顾他，这个碧螺姑娘就到处上山采药啊，就服侍他，但是这个病一直不见好，伤势一直不见好，那么后来碧螺姑娘就看到一棵茶树，这个茶树的味道特别香，她就想这个茶树是不是能治好阿祥的这个病么，但是这个茶芽刚长出来，特别嫩，天比较冷，她就怕这个茶芽冻坏，她就每天用嘴含一含这个茶芽，就滋润滋润它，给它保保温。后来长出个茶芽来，她就采下来回去熬了这个汤，给阿祥吃，阿祥吃了之后身体就康复了。但是碧螺姑娘自己的气血精华就损失没有了，她就死掉了。为了纪念她，就把这种茶叫做碧螺春。
宛若小家碧玉的碧螺春
名茶的性格
你比如说西湖龙井，更像一介书生，碧螺春呢更像小家碧玉。西湖龙井里面有一种很潇洒，一种很清新，这样一种东西在，这个碧螺春，感觉里边有一种温软，甜蜜，细腻，这么一种东西在，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喝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是绿茶，同是名茶，两个产地也不是很远，但完全不一样。
问题是这种独特的山水产生这么一种东西，关键问题是劳动人民怎么想到用这么一种方法做出来，它才是这种，你看用碧螺春的方法做西湖龙井肯定不行，你用西湖龙井的办法做碧螺春也不行，它只有这么做出来才把这一块山水，这一块自然，这一块气候，这一块地域里的所有的精华都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
名茶既是天成，也得之于人力，是人和上帝结合最好的产物，所以喝一杯名茶，喝一杯好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茶文化”之当代名茶（二）
峨眉竹叶青
竹叶青
在当代的诸多名茶如龙井、碧螺春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名茶，虽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确实也是茶中精品，比如竹叶青。竹叶青产在四川峨眉，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呢？陈毅先生。陈毅大概是六十年代出国访问回来，回来以后，就到了四川，四川是他老家，就到了峨眉山看一看，山上有个寺庙，寺庙周围的茶园是归和尚管理的，他们自己就加工茶，高山云雾出好茶么，加工了茶陈毅元帅说喝一口尝一尝，一喝，好喝，就问这什么名字，这和尚说我们自己种的茶，没名字，元帅你是诗人，你给起个名吧，他一看这个叶子非常好看，像竹叶一样的绿，竹叶青，竹叶青，以后这个茶就叫竹叶青了。
祁红之美
祁门红茶
红茶中的祁红，它的颜色很美，你看上去干茶的颜色是发黑的，条索非常细，泡出来的那种红，美极了。欣赏茶的茶汤的颜色也是饮茶艺术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环节。问题是它这个红，红到了什么程度，就让人感到惊讶，我们都见过红色，如果这个红色比较明亮的话，它一般会显得轻浮，这个红色比较沉着的话，它会显得比较暗重。这种祁们红茶泡出来的红既是明亮的，又是鲜艳的，又是沉着的。
“面对着这样一碗融化了的红玉，融化了的晚霞，你最大的愿望是再一次登高远眺，看那滔滔的江水，流荡的云雾和淡蓝的远山，你一定能找到眼前的风景和这一碗红艳茶汤之间的深情。”
红茶还有一个优点，这个绿茶天然具有一种君子的仁，红茶天生具有包容的性格，你说你往绿
茶里边加点什么东西，老觉得不太合适，但是你要是喝红茶，你往里边加点奶，加点糖，它非常具有包容性，加进去以后它也一样好喝。所以红茶它天然就是开放的，它就具有包容性。
乌龙冲泡要诀
乌龙茶要用紫砂壶冲泡
乌龙茶名品太多了，铁观音的品饮和绿茶不一样，喝绿茶一般要用玻璃杯，不能用高温，但是喝乌龙茶不一样，喝乌龙茶相反，乌龙茶要用高温，要用紫砂壶，乌龙茶是用比较大的叶子做的，它比较耐冲泡，你没有那么高的水温，它那个香气就出不来，它那个滋味就出不来，它那种在舌头上的那种爽滑就出不来。你要用低温泡就不行。
所以茶艺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看，其实内部是你一定要符合这种茶的冲泡规律。乌龙茶就要用高温，用紫砂壶，壶还不能大，第一遍你先把壶烫热，把水倒掉，第二遍把茶投进去，注进开水，迅速把水再倒掉，把茶也烫热，完了第三遍再把水注进去，把盖盖上，在外边在壶外再浇水，这样的高温之下泡出来的茶叫铁观音。它才有那种花香，它才有那种滋味。
品鉴名茶
成都茶馆
老舍茶馆
最简单的鉴别办法，就是两种茶进行比较，两种茶同时泡，泡完了你去尝，一喝就喝出来了，你比如说我们说茶，一般认为是苦的，涩的。真正的好茶不涩，很滑，茶是滑的。真正的好茶用水泡起
来，喝起来是滑的。
另外，它的香气，滋味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也不是茶叶的鉴赏专家，可以喝出百分之几的差距来，最好的办法是到茶馆去，你说泡两杯我尝尝，一尝就知道了，你不用说清楚哪个好喝，一尝就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倒是很多地方，藏在深闺人未识的那种茶，常常更好喝。言之不清，其实我说茶的滋味微妙，既是一种概括，也是一种讨巧。
一般说喝茶为了解渴，满足一种嗜好，你怎么喝都行，你要真把它喝的觉得有点意思，喝出有点滋味。一般的说，我觉得喝茶两个条件就够了。一个是干净，一个是安静，你要再复杂一点，还有心境。
茶馆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彻底的放松，你走出了你原来生活的那个轨道，走出了这个现实世界，暂时的离开它，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你放松了，你在品味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妙的茶的滋味，它既像人生又像生活，又像你个人的内心的很多的情感，你的经历，你的感受。
中国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是指茶的制备方法，茶的制作设备以及中国茶的消费场合。中国人有一种说法，柴，米，油，盐，酱，醋和茶是生活的七大必需品。在中国古代，饮茶在人们中间很普遍。中国茶文化与西方或日本人观察到的不同。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物质和精神内涵。自唐代以来，茶的精神影响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存在，有助于塑造中国诗歌，书画，书法，宗教和医学的风格。千百年来
品种中国茶叶可分为六个品种，即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砖茶）。
绿茶绿茶是由茶树的叶子制成的，在加工过程中经历了极少的氧化。绿茶已成为各种饮料，保健食品，膳食补充剂和化妆品中使用的提取物的原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绿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和医学研究，以确定其长期声称的健康益处的程度，一些证据表明，普通绿茶饮用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较低，某些类型的癌症。龙井（杭州），碧罗春（江苏）和黄山毛峰（安徽）是中国最着名的绿茶品种之一。
红茶最早的红茶是由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地区的茶农发明的。在中国，红茶是后发酵茶的常用分类。有各种各样的红茶叶，其中，祁门红茶（安徽）和滇红（云南）享有世界闻名，远近闻名。另外两种着名的红茶叶品种，即功夫茶和小叶茶，以其香气而闻名。最初从中国引进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叶也享有盛名。
乌龙茶乌龙茶只能在中国发现，是中国主要的茶叶品种之一。乌龙茶种植的主要地方是福建，广东和台外。近年来见证了四川和湖南的乌龙茶生产。乌龙茶在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有市场，并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武夷岩茶（福建）被誉为最好的乌龙茶。饮用乌龙茶具有许多药效，如减少脂肪含量和减肥。
白茶白茶是一种轻度氧化的茶叶，主要在中国种植和收获，主要在福建和浙江省。白茶原产于福鼎县，有着大约200年的历史。喝白茶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功能，从而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黄茶黄茶通常意味着与绿茶类似地加工的特殊茶，但干燥阶段较慢，允许潮湿的茶叶静置并变黄。茶通常具有非常黄绿色的外观和与白茶和绿茶不同的气味。黄茶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对脾胃有益，有助于缓解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和肥胖。黄茶含有丰富的多酚，氨基酸，可溶性糖和维生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有效预防食道癌。此外，85％以上的天然物质可以保留在黄茶叶中，有效预防癌症，杀菌和消炎。所有这些功能都是其他品种的茶叶永远无法比拟的。
黑茶（砖茶）黑茶是中国生产的各种后发酵茶。后发酵是一种茶叶生产方式，其中茶叶在干燥和卷起后经历微生物发酵过程。黑茶主要种植在四川，云南，湖北和湖南省。用于制作黑茶的原始茶叶是粗制的，并且将基础茶卷起来，润湿并放入堆中干燥。在地理品种方面，黑茶可分为四种，即湖南黑茶，四川黑茶，云南黑茶（普洱茶）和湖北黑茶。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喝茶？在中国古代，茶是一种健康饮品，在人们中间很受欢迎。在现代，为什么中国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仍然喜欢喝茶？
当茶在中国古代首次制作时，它被视为珍贵的东西。它当时在贵族中很受欢迎。随着茶叶种植的普及，它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喝茶因此成为中国人的习惯。在古代，茶叶也被用于交流目的，用于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在中国人民的日常谈话中，他们通常会说“过来喝一杯茶”作为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
喝茶可以产生很多药效。作为一种草药，已知茶具有分解作用，有助于减少脂肪和降低血压。随着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些人喜欢收集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拍卖市场上价格过高的茶叶。收集茶作为一件艺术品代表了人们的文化追求。
中国茶文化-茶马古道普洱茶有其独特的文化方面和历史。在过去，它通过从普洱市和西双版纳义乌开始的茶马径运输，一直延伸到西藏拉萨，覆盖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等地。作为连接中国和南亚的重要贸易路线，茶马小道使茶叶从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的运输成为可能。
探究中国茶文化中的道缘（上）
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文化，从一产生就浸滛着道教精神和道教思想，与道结下不解之缘。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陆羽《茶经》)。道教敬奉的三皇之一农业之神，最先使用茶，是作为解毒的方子。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为帮人民治病去痛，亲尝草木而多次中毒，终于寻茶得以解毒。并取名为荼，(今之茶)。除了解毒，人们又发现茶的其它药效，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壶居士《食忌》还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至明朝隐士罗廪《茶解》仍说：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说神农发现茶或是托古，能羽化轻身的茶，也许正是竭力寻找长生之药的奉道之士所发现。茶乃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被誉为草木之仙骨。《山海经?西山经》载曰：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这种长生不死的丹木，当然是想成仙得道者的追求。自庄子阐发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后，仙能飞行云中，神化轻举老而不死，就一直鼓舞着世间的执着追求者。被称为神仙道教的信奉者们，或认为饮露能身轻腾飞，或认为服食草木能飞身轻举。或食元气，或茹芝草(《神仙传?彭祖传》)，寻药食草者不计其数。玄中草木不知黄，甲子初开浩刼长，我生求羽化，云中采药蔬。采药层城远，穷遍一根莲。岩崖产灵药，等闲人顾稀。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道士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草木仙药众多，茶也应在其中了。养生是成仙的基础，李白诗神农重养生，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他还说：先服草木以救亏损。茶专家陶弘景在《茶录》记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可见远古的仙人早已服之。唐末刘贞亮在总结茶的十德中，得出以茶养生气，以茶养身体。东汉的葛玄就亲自开垦了一个茶圃，种茶饮茶以养生。道教服食至后来，越分越细，计有草木类，金石类等。
茶在养生的功效中重要是养形，人称道教饮茶讲求茶之功皆出此理。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除烦去腻，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明?顾元庆《茶谱》)，而牙齿却渐渐坚实。四川蒙顶茶功效更神奇。唐武宗宰相李德裕，乃茶道中辨水高手，烹茶一壶浇到肉上，放进银盒密封，第二天一验，肉已化了水。故明屠隆说：茶之为饮，最宜精形修德之人。道教以方仙道为首的养形派，认为神依形生，形靠神立，养命固形形神皆合方为康健。因此重视医药炼养，服食是其主要方术之一，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草木是外养之精华，茶当然为首选之药。道教始祖张道陵也曾在昌利山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
茶有上述这些功效，能成仙能药用能养身，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将茶饮献上与人共享，寓祝愿祈盼于仪礼之中，客来敬茶，遂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一种礼仪礼俗。在日本，甚至把茶道相迎，作为国宾级礼遇。茶最早为礼据说也与道教有关，一些论风俗起源的书载：献茶给客人的仪式源于涵谷关关尹喜，他在老子西出涵谷关时，奉献一杯金色的仙药。这在道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也载有：老子出涵谷关，令尹喜迎之于家首献茗，此茶之始。老子曰：食是茶者，皆汝之道徒也。所以道士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著《茶谱》道饮茶者：凡鸾俦鹤侣，圣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任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道出道教饮茶之真趣。西周时，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巴以珍茶作贡于周朝，尹喜以贵物敬贵人，成为礼茶首创。
正由于茶在当时弥足珍贵，周朝专设掌茶官达24人，其职能是：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茶又成为帮国大礼的祭品。茶是通灵达仙之物，《尚书》云：祭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祭品奠物也就顺理成章。《睽车志》记载米元章知无为军，喜神怪每得时新茶果之属，辄分以馈神。连民间小神也不例外，唐罗隐《送灶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以茶为祭祀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是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日诏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以节俭著称，以茶和茶饮作祭品实祭祀之革新，与道教守素崇俭思想为一辙，此前也当应有以茶为祭之事。晋《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到山中采茶，遇一牵着三头青牛的道士，告诉他叫丹丘子，并指给大茶树的地点，虞洪回到家后，以茶奠祀丹丘子。道教的斋醮科仪中普遍用茶，青城山十供中茶为其一，南宋《上清灵宝大法》云：上帝三宝前，列茶汤。道教香、花、水、果、灯五供中，水一般也有用茶为之。清代在祭祀真武大帝时，就用白色的瓷杯盛茶作供品。《言功设醮全集》还有献茶词：夫此茶者，蒙顶摘芽，采仙春于峰上望瑶台而献上。以天下第一蒙顶茶，献供瑶台诸神，茶真乃道教甘露灵液。茶可通达大道仙界，因此在道教的追荐科仪中也有三奠茶。
茶之形成文化，应归功于唐代陆羽。他所作《茶经》使天下益知饮茶矣。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人们景仰赞誉他：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把他奉为茶仙。诚有功于人者也，把他祀为茶神。如此功在社会功在人民，当然成神成仙，被人敬之祀之拜之。
陆羽一生刚直，卓而不群，经历坎坷，但不愿入仕为官。用心血和汗水铸成千古不朽之《茶经》。今人对《茶经》的写出，中肯地概括为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本文只阐列与道教之道缘。
陆羽生于盛唐时期，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玄妙神秘，自由大胆，风格独特的楚文化中，老庄哲学，屈宋诗歌，庄子散文等南方文化影响广被(茶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南方文化色彩)，也影响着陆羽，这从他著《茶经》、交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从他人生轨迹中清楚地看出来，可说渗透了道教(道家)的影响。
唐代李姓王朝以老子为祖先，为表奉天承运，又封其为太上老君。唐朝政治开明，政通人和。虽推行三教一风的圆融政策，但奉行的是道先佛后，玄宗后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每家必备道教之四子真经，并为文人考试内容。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帝。其后诸帝均执行扶持道教的国策。唐社会弥漫着极强的崇道氛围。故有唐一代，可说无人不受道教之影响。文士政客也经学致用，习道明志。儒道便由互黜而归宿于儒道兼综，由对立而互补。茶文化初始实为隐逸文化的缩影，而隐逸思想实为文人士大夫习老庄的结晶(隐者多为道者，道士是隐逸队伍的主干)。顺者儒逆者道，入官为儒离官为道。在庙堂之上外儒内道，以道化儒。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乃隐君子，以大智慧者不知隐于何处所终，为众多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人士所仰慕。道士们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贵己养生，甚或傲视王候，简直成了心灵自由，不为物拘，游心于淡的神仙思想的象征。连孔子都赞曰：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道教对文化人的薰染，连正统儒家诗人杜甫也写出上有蔚蓝天，重光抱琼台，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的诗句。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渴望入仕有成，一方面爱好隐居，渴求逍遥长生。与道士交往是时尚是情操，更能显示高洁不俗。而品茶清饮，正是道士们崇尚自然，和合贵生，返朴归真的人生宗趣。
陆羽生当其时，虽曾一心学习正统儒学之道，最终却痴迷于茶的研究，人尊称为处士(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谓处士)，最终写成《茶经》流传于世，道教的影响反映在他的茶学和交往之中。陆羽的好友里面，有女道士李冶，喜琴棋书画，尤擅格律诗，称为女中诗豪，曾被玄宗召入宫中月余。陆羽与皎然、灵澈等人组织诗社，李冶为其一员。李冶多病孤居太湖小岛，陆羽专门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友谊至深。还有与之交往甚多的张志和，属著名道家人物。陆羽的好友书法大家颜真卿、曾举荐他为官。颜年轻时因病入膏肓，得遇一道士救活，并劝其要多饮茶养生。颜在茶乡湖州为官时，留下不少与茶有关的美名佳誉。陆羽在27岁就深入道教植茶圣地茅山，与茅山提倡以茶养生的陶弘景不无关系，后来在《茶经》中多次提到陶先生，28岁时就写出了《茶经》前身《茶记》。他著的《茶经》所列茶人，大部分为道教(道家)人物。著作中羽化飞升、神仙典故，精、俭、静、德等茶饮的精髓思想，无不体现道教博大深遂的文化底蕴。他所设计的茶炉，取之《易经》八卦配以五行，上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就是远古的仙人，不食烟火只以羹食。在炉身上还刻出曲水和道教三山之一一方丈。他49岁受任朝廷太子文学太常寺太祝(祭祀官)而坚决不就，淡泊名利，不为名累，奔波于大山河流，精于茶事勤奋茶业。在江西洪州玉芝道观，写出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清心道远的诗言，可谓其一生的写照。就在唐代，民间已把陆羽奉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陆羽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似盘腿，一幅道士像，特别是面部，如童稚小儿。世人解释颇多，然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戴道冠盘腿坐已成供像。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成仙得道者的像，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自陆羽后，中国的茶才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茶文化之最
在茶叶领域上，中国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古代劳动人们的智慧是我们今天该学习的地方。以下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最先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据《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可见，神农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和利用茶的第一人。茶叶为世界三大饮料（另两种为咖啡，可可）之圣品，享有东方恩物、绿色金子的美誉。举世公认中国是茶的发源地。
最大的野生茶树。云南省勐海县境内的一棵茶树，高32米多，主干粗3米，树龄约1700年，被称为世界茶树之最。
最早的茶学专着。唐代陆羽撰述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专着。《茶经》已被译成10几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最早的茶事活动。《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克殷，巴、蜀以茶等物纳贡。茶市记载的最早文献。东汉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的文字，时公元５９年。此前，成都周围的彭山、新津、仁寿、井研、眉山一带已有茶市。卖茶汤（粥）的最早记载。《汉魏六朝百三十家三家集》闻南方有蜀妪，作荼粥卖之。
最早引入中国茶叶的国家日本。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到我国浙江等地留学，把茶叶和种子带回日本。17世纪，茶叶传到欧洲，19世纪传到非洲。现在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成为传播友谊的纽带。
最早的咏茶诗。西晋左思的诗《娇女》是最早提到饮茶的诗。同代还有张载《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
最早的以茶代酒。据史书云：三国时吴国皇帝孙皓赐宴群臣必使之大醉。大臣韦曜酒量小，孙皓为照顾韦曜，便秘赐以茶代酒。后来，逐渐产生集体饮茶的茶宴，类似今天的茶话会。
最完备的茶叶科研教育体系。自《茶经》问世至今，我国十分重视茶叶的理论研究。现在我国有9所高等院校设有茶叶专业，在校学生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有两所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成为世界上茶叶科研教育体系最完备的国家。
中国茶文化概述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中国茶文化——茶道
茶对中国人来说是西方人的咖啡。在中国，茶文化不仅仅是喝茶。它实际上是制作茶，欣赏茶，闻茶，喝茶和品尝茶的组合。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的茶艺主要集中在五大要素，即茶叶，水，时间，茶具和饮用背景。对中国人来说，茶并不能满足人们口渴的欲望。这是一种为人们提供欣赏机会的艺术。中国的茶文化有一些原则可循。就像餐桌礼仪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茶礼仪。我们对新茶，纯净水，干净的茶具，新鲜空气以及有礼貌和有共同兴趣的人说“是”。我们拒绝喝茶，不是新鲜的，肮脏的空气，可怕的茶具和礼貌不好的人。很遗憾，在与不礼貌的人交往时，喝上好茶，并没有分享同样的兴趣。
茶道，茶道是茶文化的精神和灵魂，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茶道让人们有机会品尝和欣赏茶的美景。喝茶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享受，一种培养人的品德和滋养自然的艺术或手段。“一般来说，中国茶道的基本四大精神是荣誉，美丽，和谐和尊重，这意味着要尊重你周围的一切。欣赏大自然的美丽，追求和谐，尊重人与生命。这四种基本精神也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性格。
有趣的是，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应该感受和理解茶道的精神，而不是被告知。一百个人可能对茶道有一百个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价值。俗话说月亮反映在千河之中，但反射彼此不同。
事实上，定义茶道是浪费时间。定义茶道的意义是限制茶饮者的想象力和神秘感。有人认为，茶道的意义是从忙碌的生活中休息一下，在悲伤中寻求快乐。有人认为茶道是喝茶的方法和意境。你心中的茶道是什么？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最早见于中国的《神农本草》一书，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可见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很早，那么中国茶文化历史有哪些?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三国以前以及晋代、南北朝时期应属于茶文化的启蒙和萌芽阶段。大量资料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源产中心，更确切地说在云南省，但茶文化的起点却在四川，这是由于当时四川巴蜀的经济、文化要比云南发达。大约在商末周初，巴蜀人已经饮茶，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人已用所产之茶作为纳贡珍品;西汉初期(公元前53年)，蒙顶山甘露寺普慧禅师(俗名吴理真)便开始人工种植茶树。公元4世纪末以前，由于对茶叶的崇拜，巴蜀已出现以茶命人名、以茶命地名的情况。可以说我国的巴蜀地区是人类饮茶、种植茶最早的地方。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饮茶之风盛行。并且，这一时期饮茶开始进入文学和精神领域，中国最早的茶诗在这一时期出现，其代表是西晋杜育所作的《赋》。
在我国的唐朝时期，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宋朝茶文化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
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中国茶文化历史有哪些?综上所述，以上就是中国茶文化历史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中国茶文化历史还是源源不断的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