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历史上茶税那点事”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历史上茶税那点事”相关知识！
唐朝以前已有饮茶的历史
茶，是发源中国的著名自然保健饮料。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百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今四川东部)就已经纳贡特产的茶叶了。在东汉、西汉均有食用茶的文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文人无以匡世，清淡渐盛，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刘伶、阮藉那样的酒量和不怕喝死的决心，要是喝多了胡言乱语，还伤感情，到后期，茶的饮料功能被进一步开发出来，清谈活动中，更多地用品茗来代替饮酒，茶逐渐变成奢侈饮料。这期间茶的饮用方法，是将茶进行初加工，制成茶饼或茶团，干燥后存放，饮用时注入沸水，并加盐、桔皮或姜葱调味烹煮，这一饮用法,一直沿用至唐代，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饮茶时中还会加盐，而在尼泊尔、锡兰等国家饮用红茶时还有加入小豆蔻、丁香和肉桂等香料的习惯，这都依稀保留着当年饮茶的影子。不过，饮茶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上层，较小众，老百姓是喝不起的，茶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贸易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轻，各地只是以纳贡的形式向朝廷提供茶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
唐朝饮茶逐渐盛行，唐中期开征茶税
唐王朝经贞观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农业生产能力和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种植就能够发展成为农业上一个独立的分工。在交通方面，隋朝时就贯通的大运河又勾通了南北水道，航运业发达，商贸活跃，这些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茶的消费、生产和贸易。唐朝从经济上、文化上、科学上和军事上都足够强大，唐朝在当时的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统治者拥有有足够的自信，因此对宗教比较宽松，特别是道教和佛教都得到了较大发展，道家相信长期饮茶，可以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作为中原佛教主流的禅宗，根据地就在江南一带，这里是主要产茶区，禅宗在修行中提倡禅茶一味，寺院精通于对茶叶栽培、焙制，讲究饮茶之道，很多人都知道茶圣陆羽，实际上陆羽小时就生活在寺院中，掌握了种茶制茶各个环节的技术。寺院为茶叶饮用的起到了推介作用，茶叶也为寺院创造了高附加值，随着宗教在各个地区、阶层、领域的渗入，茶的饮用习惯也走向底层。后来唐中期又禁酒，许多人不得不找寻替代的饮料，茶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公元758年左右，陆羽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茶经》的诞生，对以后茶文化和茶生产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随着饮茶蔚然成风，茶叶已成为受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种茶、制茶和贩茶的积极性，南方逐渐有农民专门种茶为生，茶叶种植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元和郡县志》记载：蒙山在县西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以是蒙山先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见当时茶叶种植和贸易规模。另外，唐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茶叶因可解油腻,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很好的补充饮食,受到他们广泛欢迎，到唐玄宗时期，开设了用于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的茶马互市，即用茶叶去换回北方的马匹以及纺织品等商品,开启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之门，也使中原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跟少数民族进行利益交换与控制的商品――茶叶。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从中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籽，种在滋贺县日吉神社的旁边，茶叶从此在日本扎下了根，茶道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成为日本传统美学之精髓，以到于现在很多老外都把茶道当成了日本的东西，而不知道本源在哪，这真是一件让中国人非常郁闷的事情。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库日渐空虚，随着茶叶经济在经济总量的比例日益扩大，对茶叶交易的税收问题开始重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茶税，《唐会要》第八十四卷记载：侍郎赵赞建议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长平仓相当于现在的储备粮库)。兴元二年(公元785年)罢茶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奏立税茶法，复茶税，以代水旱田租，化为常税，产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商人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这是茶叶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被征税，《唐会要》上记载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税率为10%，茶税收入为一年约四十万贯。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茶税率增为15%，至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一方面规范了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另一方面打击偷税行为，还对茶农的生产制定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使茶商、园户都满意，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税率未增，却实现了税收倍增。
配合茶税的征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榷(qu)茶，即茶的专营专卖。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王涯奏请榷茶，自已担任榷茶使，命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实行统制统销，同时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法令只保护政府的利益，无视茶农茶商的利益，一颁布，就立即遭到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茶，十一月甘露之变就被宦官仇士良在杀死。后来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
为管理好茶税，唐代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到唐宣宗时(公元846-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茶税年收入达80万贯，已成与盐、铁等税并列的主要性税种，这距茶税的开征还不到百年。
宋代完善了榷茶制度，茶税征管加强
茶兴于唐盛于宋，到北宋，煎茶法已不流行，改之的是点茶法。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容器中用沸水冲点，在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煮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茶末上浮，形成粥面。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晚为佳。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主要的工具茶筅，就是中国民间刷把和西洋打蛋器的结合体。为配合点茶，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制成细末的茶砖，称末茶，现在日本茶道所称抹茶，名称就是从此而来。在中原各地，都有专业的茶楼，流行斗茶，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俱备上乘者为胜。在上层社会中，开始出现不加佐料和盐的清饮法。宋朝茶文化非常丰富，许多文人都在诗词中以开始用茶为主题赋咏，陆游就曾写过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红戏分茶，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宋徽宗还著《大观茶论》介绍茶文化。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有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之说。茶，已完全深入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周边西夏、辽、金、吐蕃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由于茶可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在游牧中，共同饮茶已成为重要的社交活动和饮食生活习惯，南宋时有文献记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可见这些少数民族对茶的刚性需求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茶叶植区扩大，有专家考证南宋时茶叶的年产量到5000万斤，并且茶业的各项分工越来越细，除了茶楼，还催生出专门制作茶末的磨房，茶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宋代陶瓷业发展，茶叶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宋代时，中国处于分裂的局面，宋朝北方先后有西夏、契丹、辽、金等国的侵扰，北方的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南方相对要更稳定，战争的开支巨大，需要用茶叶与游牧民族交换马匹，主产于南方的茶叶，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战略物资，在税收和流通管理上都进一步受到重视。在唐朝昙花一现的榷茶制度，在宋代得到了恢复和完善。
宋江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在开封、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公元967年)在全国开始禁卖私茶，茶农只能把茶卖给山场，再由山场卖给政府。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y)，主要是卖到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茶叶，普通老百姓不能染指。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由于规定茶叶只能在一定地区贩卖，在贩卖过程中每过一地，还要向名地关卡交纳相应的商品过境税收，甚至有时过境税收比运费还高，加上交纳茶税的过程和方式上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茶农茶商的利益，严重打击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茶叶走私情况日增，榷场收到的茶数量和质量上都普遍下降。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为完善榷禁，蔡京推出《政和茶法》。该茶法废除政府垄断收购的制度，改为通过控制专卖凭证茶引，实现专卖控制。茶农登记在册，商人贩茶，须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相当于税收源泉控管证明单，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茶引上明确规定茶叶的购处、购量和销处、销期，应纳税收，沿途的纳税情况。通过茶引，茶农和商人受到严格监控，产茶到贩茶的全过程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把茶叶产销完全纳入榷茶制的轨道。同时，这一政策给予园户和商人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能够调动积极性。《宋史食货志》载：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贯，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余斤，可见其作用之大。茶引这一专卖方式，一直沿用到清朝。
元明清茶叶贸易一度盛况空前最终转向没落
元朝时茶叶的饮用已进一步分化，团茶只是宫廷才使用蒙古贵族在茶中加果仁、香料等饮用，而汉族知识分子的的清饮法较为流行，民间多用散茶。明朝，朱元璋推广将茶叶直接冲泡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于行，节约时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又能够体现茶叶的清香，自然成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
元明清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榷茶制度。元代时设有盐、茶转用司，专门负责茶税和茶的专卖。元代虽然一度实行过茶叶的自由买卖，但总的还是实行榷茶，用茶引来实现茶税专卖和税收管理，有专家考证，至元十三年，茶税税额才1200锭(一锭50两)，1330年达到218212锭，其增幅之大，榷茶制度功不可没。明朝对偷逃茶税处罚有十分严厉的法律规定：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明太祖时，一位附马走私茶叶，还被处以死刑。可见茶税在明朝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茶税的增长也从侧面体现了茶叶消费量的增加。元朝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不缺马匹，其统治时期边境地区取消了茶马互市，到明朝时由于对北方的战略要求，马匹用量大增，又恢复了茶马互市。万历元年，张居正整顿边境茶叶市场，打击茶叶走私，使茶叶贸易完全暂停，导致了蒙古和女真各部的不满，这真是一场茶叶，更应该说是茶税引发的战争，一打就是三年，最后明王朝重开茶市，对各部落进行分化瓦解才结束战争。
清朝的茶叶税收，很大一部份来源于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贸易。在明朝万历年间，荷兰人开始直接从中国运茶回欧洲销售。明朝末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商务机构，专门贩茶。以后，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商人也相继从中国贩茶并转卖到欧美。171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大量贩茶到欧洲销售。美国独立后，中国购买茶叶并成为当时继英国以后，向中国进口茶的第二大国。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竟高达11万吨，茶叶出口占当时外贸总量的80%左右。英国茶叶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但同时也将大量白银流向中国，造成贸易逆差。后来，英国人一方面设法将鸦片输入中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在这一大前提下，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场由茶叶引起的战争;另一方面为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通过传教士在福建桐木关一带窃取种茶和制茶技术，将茶树苗和茶工私运到在印度大吉岭一带进行试种并成功，后来又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规模种植，并试制出红茶，使这两个地区的茶叶成为世界名茶。当时，国外消费市场口味偏重于红茶，印度产茶区兴起，国际市场的茶叶竞争已经日趋激烈，清政府财政上越来越入不敷出，就不断提高茶叶的出口税率，出口成本增加，而中国茶叶从价格到质量上已无优势可言，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只能加快中国茶出口量萎缩，到十九世纪末，印度茶最终取代了中国茶的地位，在茶叶市场上中国彻底失去了话语权，中国茶叶出口在全球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足30%，2012年，全球茶叶出口总量174万吨，中国茶叶出口总量为31万吨，占总量的17.8%，当年失去的市场，到现在也没能抢回来。呜呼!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各方面都失去竞争力的大清帝国，也如它的茶产业一样，走向了没落。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一开始征收对茶征税时，称所收取的税收用于充常平仓本钱，承诺的是用于社会保障救济性支出，但唐帝国却是将这笔税收挪作他用，又所税亦随得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后来再次开征茶税，打起的旗号也是称此款项作为国家储备，并承诺灾年减免税，以丰补歉，并最终也未落到实处，《唐会要》记载：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正是唐政权后期对国民的巧取豪夺，动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造成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唐朝后期农民起义不断，终将腐朽的唐帝国推向了灭亡。清朝时期国际茶叶市场的丧城失地，清政府对茶叶产业的掠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说发展经济，培植税源才是财政增收的根本，巧取豪夺最终只能是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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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茶业重心的东移
在两汉时期，在我国的众多的古代文献中(不止《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同时也是我国亦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
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在汉朝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转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茶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反言，困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产茶敬故名。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茶陵，这还可以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
据报道，在马王堆1号和3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其中亦有茶的记录。据载，作为陪葬品的茶叶还是成箱的。由此可见，墓主是西汉的贵族，它同时说明在那个时候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具发展。
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种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
我们已经知道在先秦时，我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当秦一统天下之后，茶业的交流日广，茶的加工、种植，由东部和南部渐渐的传播开来。如上文提到的湖南茶陵，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邻近江西、广东边界)，在唐以前写作茶陵。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茶的饮用和生产，已经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的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面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公元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茶果而已。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吸收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司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通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茶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穗主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
历史上的名茶
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贡茶院，皇室对茶的需求特别大，在今天的浙江湖州有顾，后来不够，陆羽又推荐了阳羡茶，那个时候的茶必须在清明之前送到皇宫。时间很紧，从浙江到当时的唐长安，十日皇城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四千里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类似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除了这些陆羽发现的，还有蒙顶茶--四川雅安--中国雨都，有三个有名的雅雨、雅女、雅鱼堪称雅安三绝，蒙顶山不输于这三绝，雅安是第一个种茶的地方，很多文人都非常喜欢蒙顶茶，到现在为止，蒙顶茶依然是黄茶翘楚。白居易就写过《琴茶》：
琴茶
白居易
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茶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晒青绿茶，唐朝主流是蒸青。晒青的干燥方式是晒干，蒸青是杀青的问题，用蒸汽把青涩的味道去掉。炒青和烘青就出现较晚，它们主要是干燥方式的问题，即炒干还是烘干。其它茶类出现得更晚，基本上明朝之前是绿茶。到了明朝，根据不同的茶树叶子，人们找到了很多新的加工方式，这种新的加工方式就出现了新的茶类，基本茶类有六类。
绿茶
绿茶的加工方式比较简单--杀青、揉捻、干燥，，但是每一种加工方式的杀青、揉捻、干燥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湖龙井是扁状的，碧螺春是条索状的，而且这些茶的加工方式的出现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家茶农，收集了很多茶叶，还没来得及加工，就堆在那里。来了一个军队，没地方住，就住在树叶上，结果一受热就发酵了。其实很多茶的出现都是非常偶然的，等后人记载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当时的情况很远了，所以这些传说本身，它也是茶文化的组成部分。科学的记载是茶文化，民间的传说也表现了劳动人民自己对所创造的财富所体现的一种智慧中的自我欣赏，它也是一种文化。
黑茶
黑茶也是很偶然的，代表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普洱茶。汉民族基本不喝，基本是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喝，比如老青砖。黑茶和其它茶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喝茶，和我们喝茶不一样，我们喝茶是一种生活的点缀，黑茶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肉食乳饮，他们缺少维生素，只有靠茶来补充。黑茶也发酵，但他是后发酵，先做成绿茶再发酵，据说是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几千华里，气候变化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还下雨下雪，一下子茶就受潮了，就发酵了，结果黑茶更受欢迎。在一片风景如此秀丽的地方出产的东西，却天然属于那些极寒和酷暑轮流交加的地方，属于那些举杯豪饮、纵马驰骋的人们。你能说出其中的缘由吗？这就是老青砖茶。
黄茶
黄茶也很有意思，黄茶的基本工艺流程和绿茶是一样的，但黄茶是绿茶加工不当造成的，热的茶堆在一起，闷黄了。但后来发现有的地区有的茶树做成黄茶更好喝，黄汤黄叶，有一种类似于粮食的香味，除了蒙顶黄芽，就是君山银针。但是君山银针很珍贵，它有三起三落的特点，所以一般极难获得。
历史上晋商茶叶战争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历史上的“茶痴”
历史上爱茶之士众多，但能被称为茶痴并流芳百世的却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就来数数历史上的茶痴，看他们是爱茶爱到了何种地步。
第一位，当然是茶圣陆羽，他一生游历多个地方，逢山采茶，遇泉辨水，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写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第二位，卢仝，这人嗜茶成癖，他的七碗茶诗被人千载传唱，还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
第三位，皮日休，他精通茶事，善写茶诗，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并写成《茶中杂咏》一书，为今人了解唐代茶事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四位，宋徽宗，他写的《大观茶论》，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
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第五位，乾隆，他一生嗜茶，在其六下江南微服私访期间，遍饮江南的名茶，可谓是无茶不欢。
时至乾隆耄耋之年，其欲退隐让位，一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晚年的乾隆帝几乎到了病茶的地步。
当然，历史上可称为茶痴的，何止这五位。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行动起来，掰一掰那些个痴人们吧。
北京历史上的茶庄
在漫长的历史上，北京市的茶庄很多，按1926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外之茶叶店大小不下三百余家。当时茶叶的消费总额为370万斤乃至400余万斤。京人习茶叶是按两计算的，当时北京不足200万人，人均消耗量相当可观。
喝茶的人多，茶叶庄铺的生意自然兴隆红火。开茶叶铺的十之九皆为安徽人，但后来又有大批福建人和浙江人介入。有趣的是，不产茶叶的山西省，也有人在京经营茶叶。晋人卖茶叶往往与海味同卖，茶叶、海味都不产于山西，晋人卖茶叶自然不会得心应手，只能让位于南方诸省的人士了。
旧时，北京茶庄的字号很有意思，不少茶庄喜欢用店主姓名为店名，如吴裕泰、汪元昌、汪正大、吴元泰、吴永和等等。在经营茶叶庄的人中，有六大茶商之说，即是六家大茶叶商，这六家姓氏为寇、张、汪、方、吴、孟。寇氏系河北冀州人，孟氏是山东人(瑞蚨祥家族人氏)，其他均为安徽人。
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每日演日夜两场评书的，名为书茶馆;此类茶馆标榜开书不卖清茶。卖茶又卖酒及酒菜小食品，叫茶酒馆;此外还有什么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等等。
大茶馆是为头等闲人开的，民国之后那些前清遗老因没有了铁杆庄稼，无闲钱再去大茶馆添补无聊，大茶馆便一个个关门大吉或转业，让位于其它类别的茶馆。
京城茶馆中还有野茶馆，野茶馆是季节性的，秋末一一关门，春末一一来业，茶客多为踏青、郊游的人。一些野茶馆设在朝外二闸及城内什刹海等游览区内。野茶馆本小利微，开此类茶馆者，大多是以茶会友，并不想从中发财。后来，因公园里设了茶棚、茶座，此类野茶馆便一一退出了舞台。
历史上辉煌的茶叶之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上的普洱茶
普洱茶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种茶叶，因为茶香比较醇厚，深受人们喜爱。普洱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据史料记载，诸葛先生“平定南中，倡兴茶事”，这里的茶指的就是普洱茶，而卧龙先生的三国时期，距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了。
在唐宋时期，普洱茶的发展十分兴盛，“茶马互市”足见其盛。在明朝的时候，甚至走出了五条专门的茶马古道，这五条茶马古道为普洱茶的对外销出提供了极大便利，被誉为南方的丝绸之路，蜚声海外。而在清朝的时候，云南专门将普洱茶上贡朝廷。
关于普洱茶还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在清朝乾隆年间，有茶庄将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普洱茶毛茶压饼，装好之后上京城上贡，可是因为天气不好，阴雨连绵，加之原本茶叶就没有干透，一路走来，诸多跋涉，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了京城之后，才发现原本绿中泛白的茶饼变成了褐色。
主事人见之大骇，感觉自己性命难保，硬着头皮将茶献上去，等着皇上发落。没想到的是这种茶冲泡起来，竟然有与众不同的芳香，且茶汤红润如琥珀，十分好看，饮之唇齿留香，竟深得皇上喜爱，所以此人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倒得到了皇上嘉奖。
普洱茶茶性温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好茶。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种茶的好处，喝出实实在在的健康。
历史上最悠久的茶杯
斗笠，源于东方古国，一种遮阳蔽雨的编结帽，具体起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早在《诗经》中就有何蓑何笠的句子。至今在山村水乡仍随处可见。
采茶要头带斗笠、腰拴竹筐，遮了阳又蔽了雨，清风偶尔吹起，解下斗笠，那一刻，似乎拥有了整个自然。
茶让我寻到了另一个斗笠斗笠杯。
斗笠杯，型如蓑翁之斗笠，口部大，底足小，杯身的线条极为简雅，大开大合的线条表达着粗放淳朴的民风。式样单一，但有青瓷、彩瓷、粗陶、紫砂等丰富的材质。
斗笠碗杯源自宋代，蕴藏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底蕴，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款茶杯。持斗笠杯品茶，犹如姜尚钓于渭水，于山水间心怀天下，于平凡中窥大智之道。每逢和挚友共饮，用那盏胭脂红的斗笠杯品茶，心里多少有些感概，怎么浑身流动着道韵的茶，到了我这里却失了灵性。读了田园诗，看了山水画，我便明了，与他们相比，我还在牙牙学语，欠的太多。
田园诗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他们，诗歌里的那些主角，早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心超然物外，或是追求早已刻骨铭心，不会彷徨不安，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各自的从容自在。而我，还在为五斗米而折腰，劳筋骨，饿体肤，可天何时才将降大任于某君也?不过，我坚信，总有一天，人在草木间，是茶，而我是那人。
山水画中，凭江垂钓的渔翁，头上总是少不得一顶斗笠。因为斗笠是田园生活的缩影，宁静，安详，流露着一股自由闲适，不由让人心安，充满向往。
千百年来，精巧的斗笠杯碗也沾了斗笠的光，被古人赋予了一种逸然世外，天高云淡的道韵。甚至很多文人雅客认为用三才盖碗泡茶、斗笠杯品茶，才能充分体会茶道的韵。如今尚存的茶道流派，都对斗笠杯用情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