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历史渊源。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武夷岩茶与台湾乌龙茶的历史渊源”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武夷岩茶与台湾乌龙茶的历史渊源”相关知识！
武夷岩茶与台湾乌龙茶的历史渊源
武夷岩茶生长在风景秀丽、挺拔奇伟的闽北武夷山，这里海拔大都在几百米，有的达2000多米，山中云雾缭绕，日照短，地质属丹霞地貌，土系沙质，给奇茗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岩茶加工非常精致，要经采、晒、捻、焙、剔等繁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允许有丝毫马虎。
武夷山茶历史悠久。据记载，早在唐朝元和年间，就有采制武夷茶之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古代许多方士游臣、文人墨客都把品尝武夷岩茶作为一件赏心乐事，不少文人还吟诗作赋。明朝万历年间，荷兰人就运输武夷岩茶经爪哇转销欧洲各地。不久，美国人也到福州、厦门采购武夷茶。此后，武夷茶便在美国、北非等国际市场上销售。
自古以来武夷岩茶就作为佳品，深受朝野的珍重。元朝皇家宫廷对它十分赏识，列为御茶，并在武夷九曲溪畔的四曲建造御茶园，设了焙局。民间对武夷茶更是视若珍宝，至今在武夷山茶区流传下许多名茶的摩崖石刻如：大红袍、半天腰等。据史料记载，武夷岩茶的品种多达360多种，福建闽南、广东等地及港澳台同胞，都把品尝武夷茶作为一种雅兴和享受，不少老华侨谈起武夷岩茶更是津津乐道。
饮品武夷茶对茶具很讲究，泡茶用的茶壶一般都小如香椽，茶杯如胡桃。壶小泡出茶汤来，既浓又少，把杯上口，不忍一饮而尽，只好细细品尝，芳味扑鼻，舌有余甘，这样才能品尝出武夷茶的韵味。武夷岩茶品种甚多，经茶师开导和反复品尝才能略辨不同味道。初入口时，虽觉苦涩，但亦有清浊之分，浓淡之别。奇种茶苦涩，较清淡、柔和，随之而来的甘甜也较清淡;水仙茶却浓烈，而后亦倍觉爽口;肉桂茶则介于两者之间，似乎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武夷山的茶农说，奇种茶略带草香，水仙茶香味馥郁，肉桂茶则清芬绵缠。不过奇种的草香，不是仲夏原野上那种浓郁的草香，而是暮秋草籽清香，香中隐杂着一股淡的艾蒿香味。水仙浓烈馥郁的香味里，总感到透出一股兰花扑鼻的芬芳。相比之下，肉桂则显得清幽极了。这清芬的香味让人难以捉摸，有时觉得清淡，淡若兰花样的幽香;有时觉得浓郁，浓似一掬盛开的玉兰。肉桂之上的大红袍，更是身价百倍。宋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用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的诗句来推崇大红袍的身份。他品尝了大红袍后两袖清风起，我欲上蓬莱，简直飘飘欲仙了。由于大红袍不同凡品，为数甚少，在国际市场上一两大红袍的价格比十斤普通武夷岩茶还要高，享有极高的声誉。
美味芳香的武夷岩茶，曾陶醉过每位走访武夷的游人。1985年日本女小说家左能典代小姐首次观光武夷山，发觉武夷山美、水美，武夷岩茶味更美，回国后经过两年多的酝酿筹备，于1998年1月15日在日本东京都创办了日中文化交流沙龙棗岩茶房。顾名思义，透过灵草之岩茶，来致力于学习中国文化，加深民族互相信赖和理解。身为小说家的左能小姐自从与武夷岩茶结下不解之缘后，写作之余还一门心思钻研岩茶。为了让日本人品尝到新鲜的岩茶，她曾不辞劳苦，多次远涉重洋，来到武夷山采购武夷岩茶，一箱箱运回日本。她刻苦学习有关武夷岩茶的知识，成了日本的中国茶通。1989年开始，她连续三次组织带领日本茶道旅游团，专程造访武夷茶观并交流两国茶文化，在武夷山品岩茶、论茶道，交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早就存在的茶谊。
福建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是台湾茶叶的故乡。早在清朝嘉庆年间，随着大陆汉族同胞向台湾移民的增长，种茶技术、制作技术也从福建传到了台湾。在台北县文山种植后，又随移民向南发展而逐渐扩大，分布至桃园、新竹、苗栗、南投一带。最盛的1960年，台湾茶叶栽培面积达48432公顷，全省茶农约2.7万余户，亩产约65公斤，70?/FONT》80%外销。其中乌龙茶最著名的是冻顶乌龙茶，被视为茗中极品。
据台湾《联合报》1984年9月17日报道，台湾知名人士谢东闵在探望邱创焕时，曾畅谈台湾的茶叶史。谢说：台湾闻名的冻顶乌龙茶及文山包种茶，都是从大陆跨海移植台湾的。一部台湾的茶叶史，也就是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见证。谢又说当时读书人、秀才在台北应试，举人则赴福建福州应考。有人自福州考试回来，便顺手携回名闻天下的武夷茶，这是台湾茶叶的根，也是民族的根。
冻顶山在台湾南投县鹿谷乡东面，为凤凰山的分脉，蜿蜒数十公里，目前所称的冻顶乌龙茶产地，包括属于鹿谷乡的彰雅村、永隆村、凤凰村、广兴村等。
冻顶山虽名冻顶却四季如春，年平均温度为摄氏二十度，常年多雾，日照较短，土质为红土，最宜茶树生长，其天然环境与福建武夷山可相媲美。
冻顶茶是100多年前从福建武夷山移植去的。据记载，清咸丰乙卯年(公元1855年)，鹿谷乡有一位林凤池先生，自幼聪慧，勤学不倦，由当地父老资助，来福建省考试，中了举人。当他衣锦还乡时，闽省林氏宗亲设宴庆贺，并邀请其到武夷山游览。林凤池看到这里碧水丹山，风景秀丽，武夷山的乌龙茶驰名中外，便乘兴来到武夷天心永乐禅寺小憩，拜访该寺方丈，说明自己是台湾鹿谷乡人，想购买武夷茶苗返乡赠于乡亲，以报故乡父老养育之恩。林凤池诚挚的话语，感动老方丈，随之赠送武夷青心乌龙茶种茶苗36株。嘱咐说：此为夷陵乌龙茶佳种，希细心照顾，如能分栽广植则子孙享用不尽。回乡之后，林将携回的茶苗24株分送给竹林村等地种植，均未成功。另12株送给冻顶山的林三显先生种植成功，其后逐渐繁植成园。因其品种优良，加之精心栽培，附近农民均向林先生移苗广植，成为今日冻顶名茶产区。后来，林凤池奉旨晋京，将加工好的乌龙茶带去献给道光皇帝，皇帝一尝，感到十分清香可口，连声称赞说好茶、好茶，并问这茶是哪里来的。林凤池奏明来自祖家福建武夷山，移植在台湾冻顶山上。道光皇帝说：好吧，这茶就叫冻顶茶。从此台湾乌龙茶也叫冻顶茶。这一民间传说，至今仍在台湾广为传颂。
cy316.com延伸阅读
普洱与清朝的历史渊源
普洱茶进贡朝廷，至迟起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应已岁贡。3年后设置"普洱府治",控制普洱茶购销权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朝廷，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并曾得到皇帝多次赐匾，"朝天贡端"就是当时所赐。
清朝廷喜爱普洱茶，就像末代皇帝溥仪对作家老舍所言："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显贵标志",还说：皇室成员的饮茶习惯一般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在进贡京师的茶叶资讯普洱茶中，极品名叫"金瓜…
普洱茶作为茶中珍品，上贡朝廷，还曾作为礼品馈赠他国。清朝廷由于特别喜爱普洱茶，规定每年需上缴贡茶6万6千斤。在普洱府治所在地宁洱镇，官府专门设有茶厂、茶局，统管茶叶的精工制作和上贡朝廷。普洱茶上贡朝廷，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组织的。在进贡清宫茶叶中，来自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叶种茶与各地进贡的小叶种茶相比，茶叶、茶性大不相同。其茶味特别浓厚，助消化能力特别强，性温味香，有医疗保健作用，这些特点，特别适合游牧出身、肉食为主的满清朝廷皇亲国戚的需要。于是，普洱茶系列中的"女儿茶"、"团日本茶道茶"、茶膏等，深得帝王、皇族、将相的钟爱，一时间，宫中以饮普洱茶为时尚，有的泡饮，有的熬煮奶茶，朝廷所重，民间仿效，普洱茶在清朝时声誉人震。《红楼梦》有贾宝玉喝女儿茶助消化的描写。《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羚着)也提到慈禧太后喜喝普洱茶："老太后进屋坐在条山坑的东边。敬茶的先进上一盏普洱茶，图它又暖以能解油腻".在西双版纳，无论是爱尼人的土锅茶、蒸茶、傣族的竹筒香茶;还是布朗族的青竹茶，拉祜族的烤茶以及基诺族的凉拌茶，彝族(香堂)的火焯茶等土风茶艺，都毫无例外地有着治病养生的诸多功能。
清朝廷喜爱普洱茶，就像末代皇帝溥仪对作家老舍所言："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显贵标志",还说：皇室成员的饮茶习惯一般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在进贡京师的普洱茶中，极品名叫"金瓜贡茶".《普洱茶》一书记述："金瓜贡茶乃是采用西双版纳倚邦茶山之茶所制。在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还有实物，已被视为"国宝".1963年，故宫清理清宫贡茶，获两吨多，其中就有一些保存完好，最长时间达150年以上的普洱茶。有团茶(砣茶)、女儿茶、茶膏等品种，还有普洱茶精品人头茶(人头形状的茶团)1个，重约5斤，形状完整，色泽鲜明。
清朝廷收纳的普洱茶，除了供皇宫享用和分送皇亲国戚之外，还当作高级礼品馈赠外国使团。如公元1792年，英国特派前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戛尔尼爵为首的观光团一行茶起源95人来华，以向乾隆祝贺80大寿为名，要求清廷增设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允许设立租界，派驻公使，并送上大批寿礼。乾隆没有同意英方的要求。但作为礼尚往来，也回赠了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和普洱茶膏。西双版纳历代封建首领也把普茶视为珍贵之物。据《泐史》记载："明朝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车里宣慰史，刀应勐为其妻(缅王之女)回缅省亲准备的礼物中，就有普洱茶4筒，每筒5团，与金银珠宝并重。
砖茶历史渊源
砖茶内地不多见，主要是供给边疆民族饮用。《唐史》就有“嗜食乳酪，不得茶以病”的记载。由于他们肉、奶食品吃得较多，因此“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砖茶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须品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砖茶起源于唐代太和年间，是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甘肃等西北民族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也为日本、俄罗斯、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所喜爱。
由于边疆民族肉、奶食品吃得较多，蔬菜较少，而喝茶既可消食去腻，又可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故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砖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数百年来，砖茶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效，与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因此，历年来我国生产的砖茶以边销为主。
自1992年开始，国家建立了国家储备制度，规定了边销茶原料储备品种及边销茶成品储备品种。规定边销茶原料储备由产区定点生产企业代储，边销茶成品储备由销区供销社主营公司代储，储备所需资金由代储单位向当地开户银行申请贷款解决。
为有计划地组织边销茶生产，国家建立边销茶生产基地，落实定点企业组织生产。以保证边销茶的数量和质量。根据市场行情，国家适时调整边销茶原材料和成品的价格，规定边销茶的指导价格。市场开放以来，国家虽然逐步放开对边销茶的特殊管理，但边销茶销售价格20多年来变化不大，加工、包装后基本上是保本销售。
从2004年以后，砖茶的经销逐渐放开，除了供销社以外，厂家也开始在当地进行直接销售。但是，国家和各地政府对于砖茶的“照顾”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比如内蒙古政府对于负责砖茶经营的内蒙古供销社每年在仓储、进货等方面给予融资政策方面的扶持，以此来保证全区的砖茶供应
普洱茶与清廷的历史渊源
清朝廷喜爱普洱茶，就像末代皇帝溥仪对作家老舍所言："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显贵标志"，还说：皇室成员的饮茶习惯一般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在进贡京师的茶叶资讯普洱茶中，极品名叫"金瓜...
普洱茶作为茶中珍品，上贡朝廷，还曾作为礼品馈赠他国。清朝廷由于特别喜爱普洱茶，规定每年需上缴贡茶6万6千斤。在普洱府治所在地宁洱镇，官府专门设有茶厂、茶局，统管茶叶的精工制作和上贡朝廷。普洱茶上贡朝廷，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组织的。在进贡清宫茶叶中，来自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叶种茶与各地进贡的小叶种茶相比，茶叶、茶性大不相同。其茶味特别浓厚，助消化能力特别强，性温味香，有医疗保健作用，这些特点，特别适合游牧出身、肉食为主的满清朝廷皇亲国戚的需要。于是，普洱茶系列中的"女儿茶"、"团日本茶道茶"、茶膏等，深得帝王、皇族、将相的钟爱，一时间，宫中以饮普洱茶为时尚，有的泡饮，有的熬煮奶茶，朝廷所重，民间仿效，普洱茶在清朝时声誉人震。《红楼梦》有贾宝玉喝女儿茶助消化的描写。《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羚著)也提到慈禧太后喜喝普洱茶："老太后进屋坐在条山坑的东边。敬茶的先进上一盏普洱茶，图它又暖以能解油腻"。
在西双版纳，无论是爱尼人的土锅茶、蒸茶、傣族的竹筒香茶；还是布朗族的青竹茶，拉祜族的烤茶以及基诺族的凉拌茶，彝族(香堂)的火焯茶等土风茶艺，都毫无例外地有着治病养生的诸多功能。
普洱茶进贡朝廷，至迟起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应已岁贡。3年后设置"普洱府治"，控制普洱茶购销权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朝廷，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并曾得到皇帝多次赐匾，"朝天贡端"就是当时所赐。
清朝廷喜爱普洱茶，就像末代皇帝溥仪对作家老舍所言："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显贵标志"，还说：皇室成员的饮茶习惯一般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在进贡京师的普洱茶中，极品名叫"金瓜贡茶"。《普洱茶》一书记述："金瓜贡茶乃是采用西双版纳倚邦茶山之茶所制。在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还有实物，已被视为"国宝"。1963年，故宫清理清宫贡茶，获两吨多，其中就有一些保存完好，最长时间达150年以上的普洱茶。有团茶(砣茶)、女儿茶、茶膏等品种，还有普洱茶精品人头茶(人头形状的茶团)1个，重约5斤，形状完整，色泽鲜明。
清朝廷收纳的普洱茶，除了供皇宫享用和分送皇亲国戚之外，还当作高级礼品馈赠外国使团。如公元1792年，英国特派前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戛尔尼爵为首的观光团一行茶起源95人来华，以向乾隆祝贺80大寿为名，要求清廷增设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允许设立租界，派驻公使，并送上大批寿礼。乾隆没有同意英方的要求。但作为礼尚往来，也回赠了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和普洱茶膏。西双版纳历代封建首领也把普茶视为珍贵之物。据《泐史》记载："明朝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车里宣慰史，刀应勐为其妻(缅王之女)回缅省亲准备的礼物中，就有普洱茶4筒，每筒5团，与金银珠宝并重。
朝鲜与普洱茶的历史渊源
云南普洱茶在18世纪，就为朝鲜人所认识、一些史料上记载了18世纪的中国就有普洱茶造假的情况，当时界定云南以外的地方制作普洱茶就是假普洱茶普洱茶峰会上，从事中国云南普洱茶研究20余年的韩国籍专家姜育才教授透露了他所考证的中国云南普洱茶史料。
百余年前认识中国普洱茶
姜育才，韩国韩瑞大学校健康增进大学院茶学科教授，现正在进行《清代北京上流社会普洱茶海外文史稿》的课题研究。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认识、研究中国普洱茶，那时，中国云南普洱茶热潮流向韩国，当时的总统，以及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及其亲属都喝中国普洱茶。
在姜育才的研究考证中，朝鲜18世纪就有人接触中国云南普洱茶。1884年出生的一位名叫李裕元的朝鲜人，在一书中提到：中国云南普洱茶在18世纪就为朝鲜人所认识。至19世纪朝鲜还出现朝鲜人自己制作了大如巴掌，类似于中国普洱茶青饼的茶饼。
清代曾有界定真假标准
据姜育才教授考证，虽然史料没有记载清朝的上流社会怎样喝中国普洱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清代的皇宫和王公重臣都有拥有中国普洱茶的记录。在中国台北的故宫博物馆，姜育才还看到了乾隆所写的一首盛赞中国普洱茶的诗。在姜育才多年查阅考证的诸多史籍中，还记载了18世纪的中国就有普洱茶造假的情况，当时界定普洱茶造假的标准就是云南以外的地方制作的就是假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如韩国烧烤
前些年在韩国，云南普洱茶是社会高层和富裕人群的消费品，现在开始走向大众消费者中间。姜育才说，普洱茶近几年在韩国迅速升温，打个比方说，云南普洱茶如今在韩国的受欢迎程度，就如同韩国烧烤在中国。
坐在一旁的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教授丁一特别谈到：如今一家名叫韩国新境普洱茶公司的企业，已经代理了中国50多家普洱茶企业的产品。
谈到目前云南普洱茶在韩国市场的情况，姜育才教授认为，很多商家认为做普洱茶既是一个有潜力的商机，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因为韩国的质量卫生检疫十分严格，进口时只要有一个茶饼不合格，就得整批货物全部销毁。姜育才建议，如果普洱茶要大规模地打开国际市场，还得尽快制定出一套能够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质量卫生标准体系，并规范企业严格遵守。云南普洱茶在18世纪，就为朝鲜人所认识、一些史料上记载了18世纪的中国就有普洱茶造假的情况，当时界定云南以外的地方制作普洱茶就是假普洱茶云南普洱茶峰会上，从事普洱茶研究20余年的韩国籍专家姜育才教授透露了他所考证的普洱茶史料。
百余年前认识中国云南普洱茶
姜育才，韩国韩瑞大学校健康增进大学院茶学科教授，现正在进行《清代北京上流社会普洱茶海外文史稿》的课题研究。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认识、研究中国普洱茶，那时，中国普洱茶热潮流向韩国，当时的总统，以及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及其亲属都喝中国普洱茶。
在姜育才的研究考证中，朝鲜18世纪就有人接触中国普洱茶。1884年出生的一位名叫李裕元的朝鲜人，在一书中提到：中国普洱茶在18世纪就为朝鲜人所认识。至19世纪朝鲜还出现朝鲜人自己制作了大如巴掌，类似于中国普洱茶青饼的茶饼。
清代曾有界定真假标准
据姜育才教授考证，虽然史料没有记载清朝的上流社会怎样喝中国普洱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清代的皇宫和王公重臣都有拥有普洱茶的记录。在中国台北的故宫博物馆，姜育才还看到了乾隆所写的一首盛赞普洱茶的诗。在姜育才多年查阅考证的诸多史籍中，还记载了18世纪的中国就有普洱茶造假的情况，当时界定普洱茶造假的标准就是云南以外的地方制作的就是假普洱茶。
中国普洱茶如韩国烧烤
前些年在韩国，普洱茶是社会高层和富裕人群的消费品，现在开始走向大众消费者中间。姜育才说，普洱茶近几年在韩国迅速升温，打个比方说，普洱茶如今在韩国的受欢迎程度，就如同韩国烧烤在中国。
坐在一旁的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教授丁一特别谈到：如今一家名叫韩国新境普洱茶公司的企业，已经代理了中国50多家普洱茶企业的产品。
谈到目前普洱茶在韩国市场的情况，姜育才教授认为，很多商家认为做普洱茶既是一个有潜力的商机，又具有极高的风险。因为韩国的质量卫生检疫十分严格，进口时只要有一个茶饼不合格，就得整批货物全部销毁。姜育才建议，如果普洱茶要大规模地打开国际市场，还得尽快制定出一套能够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质量卫生标准体系，并规范企业严格遵守。
茶的历史渊源考证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了茶这种植物，最先利用了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树最早出现于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地区。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茶树的原产地在印度，理由是印度有野生茶树，而中国没有。但他们不知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尔雅》中就提到有野生大茶树，而且还有茶树王。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药学专著，自战国时代写起，成书于西汉年间。这部书以传说的形式，搜集自远古以来，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药物知识，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亲而解之。据考证：这里的荼是指古代的茶，大意是说，远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氏、亲口尝过百草，以便从中发现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植物，竟然一天之内多次中毒。但由于服用茶叶而得救。这虽然是传说，带有明显的夸张成份，但也可从中得知，人类利用茶叶，可能是从药用开始的。
据考察，茶字最早出现在《百声大师碑》和《怀晖碑》中，时间大约在唐朝中期，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前后，在此之前，茶是用多义字荼表示的。
茶字的基本意义是苦菜，上古时期人们对茶还缺乏认识，仅仅根据它的味道，把它归于苦菜一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人们认识到它与一般苦菜的区别及其特殊功能时，单独表示它的新字也就产生了。
茶与粮食，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可是，由于气候等原因，当地并不产茶，官府为了增强控制少数民族的力量，对茶叶的供给采取限量，直接分配的办法，以求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与此同时，官府不仅控制茶叶的供应，俞且，以少量的茶，交换多数的战马，给兄弟民族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茶叶作为一种饮料，从唐朝开始，流传到我国西北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当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茶叶从发明到利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它之所以深受人们的欢迎，除了可作为饮料被人们饮用外，还因为它对人体能起到一定的保健和治疗的作用。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南征北战。一次，兵至云南励海，士兵因水土不服，多害眼病，诸诸亮命令士兵采茶煮水喝，不久，把眼病治好了。直到现在，当地人民还把茶树称作孔明树，把诸葛亮尊为茶祖。
我国史籍所载，在未知饮茶前，古人夏则饮水，冬则饮汤，恒以温汤生水解渴。以茶为饮则改变了人们喝生水的陋习，较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至于茶在欧美一带，被认为无疑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欧洲若无茶与咖啡之传入，饮酒必定更加无度，茶给人类的好处无法估计，我确信茶是人类的救主之一，是伟大的慰藉品等等。世界各国饮茶及茶的生产和贸易，除朝鲜、日本以及中亚、西亚一带是唐朝前后就从中国传入者外，其他多是16世纪以后，特别是近200年以来才传入发展起来的。
茶司马与茶马御史的历史渊源
茶马司是古代专门负责茶叶收购进贡皇宫及管理茶马互换交易的机构。
宋有都大提举茶马司，掌以川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明初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河州（治今甘肃临夏）等州，清于陕西、甘肃皆置茶马司，有大使、副便等官，其职掌与前代同。清初又曾于陕、甘二省置御史专管茶马司，通称茶马御史。
茶马司的历史渊源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马法,茶马司以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
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收购和以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籽、苗带到边境，凡贩私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司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茶马司。
安化松针的历史渊源
安化松针的历史渊源据文献记载，是在安化境内的芙蓉山、云台山，自宋代开始，茶树已经是“山崖水畔，不种自生”了。清道光年间，原籍安化的总督陶澍所作《芙蓉江竹枝词》，“才交谷雨见旗枪，安排火坑打箱，芜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雾香”，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采制茶叶的景观。所制“芙蓉青茶”和“云台云雾”两茶，曾被列为贡品。但几经历变，采制方法业已失传。下面就详细介绍安化松针的历史渊源。
安化古称梅山，产茶历史悠久，素有“茶乡”之称。产品质好量多，早已驰名中外。安化在1072年建县以前已有产茶记载，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说：谭州茶中有(益)阳团茶和渠江薄片，曾销往湖北江陵、襄旧一带。五代毛文锡《茶谱》也说：“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渣也”，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清同治《安化县志》载：当北宋“启疆”(建县)之初，茶犹力而求诸野……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崖谷间生殖无几，惟茶甲诸州县。”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将黑茶“天尖”、“贡尖”定为官茶。
安化松针为官茶，清道光年间定为贡茶，安化黑茶自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定为官茶后，成为茶马交易的主体茶，道光年间销量约为3600～4000吨;元末明初，安化开始生产绿茶(烘青)，明洪武二十四年规定湖南贡茶140斤(合现在83.56千克)，其中独列安化“贡芽茶”22斤(现13千克)，后来称为“四保贡茶”。
讲安化茶不能不提到安化人陶澍(1778一1839)，道光年间曾任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写了多篇茶叶诗词，说安化芙蓉山有仙茶，品质佳。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四首安化茶诗，共46句，是古今咏安化茶最长诗，诗中讲到茶的缘由、安化茶采制、安化茶命运和强调安化茶品质、功效和历史地位。
清咸丰时，安化工夫红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当时全县沿资江上起渠江，下至敷溪，沿岸约100公里范围内各埠茶行盛行时多达300余家，一片茶乡的繁华景象。以上史实，说明安化境内.茶树分布繁多，自然生长茂盛，并且在9世纪时，安化茶叶已有相当的产量，能够成批外销，而且品质很好，其开始生产的时期自然更早。安化是红茶之乡、黑茶之乡、砖茶之乡和针形茶诞生之地，过去湖南省制定工夫红毛茶标准样和黑毛茶标准样必选之地，在省内和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
以上就是对安化松针的历史渊源的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安化松针的历史渊源有所帮助。
中国饮茶文化与佛教历史渊源
浅析茶与佛教文化之渊源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
从荼到茶有关茶起源的故事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武则天茶喻祸福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她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茶百戏”刘禹锡诗中的茶文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道：“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描绘了自清代以来已失传数百年的古茶道——茶百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