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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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木油盐酱醋茶，足见茶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虽然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产茶叶，也有饮茶的传统，但最初都源自于中国。中国是茶叶的故乡，陆羽(733804)《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在今天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中，还能看到一些树龄2000多年的野生茶树，这里就是茶叶最初的源头。今天，除西南地区还生存着一些高大的乔木茶树外，其他地方的茶树均已灌木化，这种变化显然是自然与人工共同选择的结果。
中国古代人工植茶始于何时，曾经众说纷纭。陆羽《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民间也有传说，认为是上古神农氏遍尝百草时发现了茶叶。事实上，茶叶起源不会如此之早。《华阳国志巴志》中提到古代巴蜀曾经将茶作为贡品进献给当时的天子周武王。由此可见，茶叶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西汉王褒(生卒年代不详)《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的文字，这里所说的荼就是茶，西汉初期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了用于随葬的茶叶。这些都说明，至迟在西汉时期，茶叶就已经较为普及，并已逐渐自巴蜀向东部传播。
在茶叶传播和流行过程中，佛教禅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世纪时，禅宗祖师达摩来到中国，从此佛教禅宗在中国逐渐兴起。禅宗修行时要求静坐参禅，经常为了修行而彻夜不寐。因为晚间不食不睡，故而能提神醒脑的茶叶就大受欢迎。茶叶首先在中原地区的僧人间流行开来，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饮茶习俗亦自佛门传入世间。唐代时，饮茶习俗已遍及大江南北，上至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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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茶文化与佛教历史渊源
浅析茶与佛教文化之渊源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
从荼到茶有关茶起源的故事
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武则天茶喻祸福
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她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茶百戏”刘禹锡诗中的茶文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道：“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描绘了自清代以来已失传数百年的古茶道——茶百戏。佛教信徒饮茶历史
《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叫R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佛教与中国浅论
1、佛教与茶文化传播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的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佛教的传播，佛教促进了茶文化 的发展，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客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溶为一体，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安谧。叁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叁禅的前奏，叁茶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从而开辟茶文化的新途径。
2、佛教与饮茶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个刹古寺教设有“茶堂”、“茶寥”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要谈佛经，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教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祥僧早起的第一件事，从林还立下规矩，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
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佛教与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带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茶叶之路 中国茶叶向全球的传播
原产于中国的茶叶，漂洋过海后，演变为日本的抹茶、英国的红茶，并且重新进入中国。在当今中国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抹茶糕点、抹茶饮料、英式红茶等饮料及食品。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茶叶制品，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个道理：文化只有经过交流，才会更加丰富多彩。茶叶与日本国粹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到了唐朝，饮茶之风已经兴起，茶叶成为生活日用品。在此基础上，唐代名士陆羽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茶叶的著作《茶经》。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原先既无茶树，也无饮茶的习惯。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并把中国文化带回到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籽也就传到了日本。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
但弘仁茶风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而没有扎根到社会底层，所以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荣西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
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
茶叶与英国习俗
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出现饮茶之风的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日本的一位职员，写信给澳门的一位同事，请他代购“一罐上等好茶”。这可能是最早提到茶叶的英国人。17世纪中期，茶叶已通过各种途径输入英国。1657年，英国伦敦的一家咖啡店打出这样的招牌：在英国，由于茶叶“非常稀罕，十分珍贵，每磅售价高达6—10英镑，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高贵奢华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从现在起，本店首次向公众出售茶叶及茶叶饮品”，“价格仅为每磅16—50先令”。
正当饮茶之风在英国盛行起来的时候，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凯瑟琳是英国第一位喜好饮茶的王后，她使饮茶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特地精选了一批茶叶进献给英国国王。在凯瑟琳的倡导下，英国女子也以饮茶为时尚。这样，饮茶之风以更快的速度风靡英国。
18世纪前期，茶叶已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饮茶成了英国人的日常习惯，英国因此而成为“饮茶王国”。19世纪中期，饮用下午茶的风尚在英国蔓延，最终发展成英国人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过，由于自然及文化的原因，英国人更偏爱经过发酵的红茶。他们还喜欢在茶中添加糖和牛奶，从而调制出别具英伦风味的茶饮。
茶叶与美国革命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法国人、荷兰人等纷纷横渡大西洋，踏上北美洲，建立起殖民地。英国人是从17世纪开始大规模移居北美洲的。到了18世纪前半期，形成了13个英属殖民地。来自英国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母国的饮茶习惯，而且开始经营茶叶贸易。由于茶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英国政府因此而将茶叶视为重要的税源。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汤姆逊税法》，决定在北美各港口对众多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进行征税，其中包括茶叶。该税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激烈反抗。1770年，英国议会被迫废除《汤姆逊税法》，但保留对进口茶叶征税。结果导致茶叶走私的猖獗，大量茶叶从荷兰被偷运到北美殖民地。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先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然后由英国或北美的中间商转运到北美殖民地，并向政府交纳高额税收。而在全球茶叶贸易的竞争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劲敌是荷兰人。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库存的茶叶大量积压。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允许东印度公司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销售茶叶，并对每磅茶叶仅征收3便士的进口税。《茶叶法》出台的目的，是要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销售价格，从而击败来自荷兰的茶叶。按理说，《茶叶法》可以使北美殖民地人民享受到更加便宜的茶叶。但北美殖民地人民却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茶叶销售为开端，进而逐步垄断其他商品在北美的销售；更加重要的是，英国议会通过诱使殖民地人民接受《茶叶法》，进而接受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和征税权。
这样，《茶叶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1773年12月16日夜，一群波士顿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所载茶叶全部倾入海中，使波士顿港成了“茶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这样，在太平洋的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来自太平洋西海岸的茶叶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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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饮茶历史溯源
茶与中国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徒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叫R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
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
《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
饮茶习俗的发展与传播
中国饮茶历史最早，所以，最懂得饮茶的真趣。客来时，饮杯茶，能增进情谊;口干时，饮杯茶，能润喉生津;疲劳时，饮杯茶，能舒筋消累;空暇时，饮杯茶，能耳鼻生香;心烦时，饮杯茶，能静心清神;滞食时，饮杯茶，能消食去腻。以茶待客，用茶代酒，历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礼俗。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兄弟民族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有别，生活风俗各异，因此，饮茶习俗也各有千秋，方法多种多样，不过，把饮茶看作是一种养性健身的手段和促进人际关系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饮茶始于我国，并以其超凡的生命力，发展、传播、普及于全世界。
唐代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相传，远在四五千年前的神农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从事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已经发现茶及其药用价值，嗣后由药用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的饮料。
茶，不仅满足人体的生理与健康、健美的需要，而且还成为人们进行社交的媒介及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美好享受。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等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了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品茶技艺等茶文化体系。
早在原始社会，茶已进入人类生活。古代茶的发现，是起因于它对人体的解毒治病作用引起人们关注而作为药用的。茶的药用又是人类从直接含嚼茶树新鲜枝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的快感开始的。久之，潜移默化，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所以，在追溯饮茶习俗的发展与传播历史时，茶的含嚼阶段，应该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人们逐渐改变生嚼茶叶的习惯，进而将茶叶盛放在陶罐中加水生煮羹饮或烤饮。这种茶，虽然苦涩，然而滋味浓郁，令人陶醉、回味，比起早期的含嚼来，风味与功效都胜过几筹，日久，人们自然地养成了煮煎品饮的习俗。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在我国西南部茶的原产地，茶叶不仅作药用、食用、品饮，而且还被上流社会奉为珍贵的贡品、礼品和祭品，茶叶的用途开始多样化。
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之事。巴蜀一带是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秦取蜀后，推动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交流，也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饮茶风习的向东延伸。
西汉时，饮茶之风兴起。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之家的一种高雅的消遣。王褒《僮约》烹茶尽具之句，生动地反映了茶叶为社会上贵族豪绅和士大夫所享用的情景。
三国时，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茶代酒的风习，并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张揖《广雅》中就有我国最早探索烹茶的记载。茶在煮饮过程中添加佐料，酿成了含芳蓄精的风味，提高了茶的吸引力。这是茶之为饮的又一拓展。
到了两晋、南北朝，饮茶相效成风。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通饮料。尚茶品饮习以为常，坐席竞下饮，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以茶遣兴，已成为社交上的待客礼仪，并为一些文人士大夫视为象征养廉、雅志、修身的美德。
到了唐朝，茶事兴旺，饮茶蔚为风尚。茶圣陆羽的卓越贡献，更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普及和茶叶品饮艺术的提高，迎来了比屋皆饮、投钱取饮的饮茶的黄金时代。犹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品茶成为人们风雅的文化生活之一。
文成公主嫁藏，带去了饮茶之风，茶与佛教进一步融合，布道弘法，同时成为西藏喇嘛寺中空前规模的茶的盛会。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到了宋朝，饮茶之风大盛，正如李觏所说：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茶叶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茶还进入了琴棋书画烟酒茶的行列。社会上的斗茶、茗饮及茶馆文化崛起，被誉为盛世之清尚。同时，煮茶开始向泡茶演变。
元、明、清至今，饮茶之风，久兴不衰。不仅饮茶区域、人口日益扩大，而且烹茶与品茶方法日臻完善。
随着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加速了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煮煎为主逐步向沸水冲泡为主的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洌、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诱人的茶汤，令人尽情地领略茶的天然的色香味品性的真谛。
历代社会名流、文人墨客以及僧道佛教界人士，烹泉煮茗，品茗议文，讴歌吟诗作画，以崇茶为荣，对饮茶风尚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人吕温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一文中，对茶推崇备至，称：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
茶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把茶对人体的生理与健康效果作了极其生动的概括与描述，并认为饮茶后可使人进入通仙灵的奇妙境地。
明人顾元庆在《茶谱》中指出：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疾、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深刻地揭示了茶对人体的功效与魅力，以及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清代乾隆皇帝是位品茗行家，嗜茶如命。他曾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一语道出了茶在皇室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代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对品茶有独到的功夫与见解。他认为，饮茶是一门学问，有功夫、茶感的人，才能真正品尝、享受到高尚的茶风与意蕴。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谈到饮茶时说：我爱喝茶，茶是我每日必备的饮料。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我从早到晚，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茶。倘若我得挥笔对茶赞颂一番，我要说，茶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化身;我还要说，如果没有杯茶在手，我就无法感受生活。人不可无食，但我尤爱饮茶。
饮茶是人类美好的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随着社会文明和饮茶文化的发展，饮茶之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层次、角落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茶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
茶，以其特有的魅力，还与世界各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茶叶作为饮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已很久远。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饮茶之风，已通过种种途径，传播到中亚、西亚和南亚一带，并逐渐延伸和发展。
隋唐以后中日佛教往来频繁，形成了茶禅一味及饮茶哲学与禅道文化，并从中演化出以和、敬、清、寂为内核的烹茶与品茶的神圣礼仪。
16世纪以后，我国饮茶之风引起了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17世纪，嗜茶的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皇查理二世以后，成为英国第一位饮茶皇后。从此，饮茶风靡英国，并波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西北非、中东非。
茶的神玄功效，被国外人士视为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稀罕而高贵的奢侈品，成为人们追求、向往的饮料。令饮茶之风，步入了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维妙境界。至今，饮茶风行全球，并成为我国人民奉献给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几亿人口的最实惠、最益健康、最大众化的文明饮料。
佛教徒饮茶史溯源
茶与中国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徒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叫R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泽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中国佛教与茶文化
我们经常说禅茶，禅茶的由来就是佛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茶文化的修身养性与佛教文化的清心静心如出一辙，所以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今天我们常说的禅茶。虽然说着简单，其实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才成了如今的模样。
一、茶叶与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通常坐禅达九十天之久。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具有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们最理想的饮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作为茶叶的故乡，中国的佛教，在茶叶种植、茶文化发展、茶叶外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天的禅茶，更是佛教与茶结合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