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宋代诗赋里的瀑布仙茗”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宋代诗赋里的瀑布仙茗”相关知识！
浙江余姚历史名茶瀑布仙茗历史悠久，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转引今已失传的《神异记》关于西晋虞洪获大茗的记载，先后在四之器、七之事、八之出中三处写到瀑布仙茗。此后记载瀑布仙茗最着名的文献，就是明代余姚乡贤、着名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的两首茶诗《余姚瀑布茶》、《寄新茶与第四女》，而宋、元、清文献似乎少有提及。最近，笔者在宋代诗人华镇、王十朋的两篇诗赋中查到瀑布仙茗的记载。
华镇(1051？)，北宋着名诗人，字安仁，号云溪居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军事。平生好读书，工诗文。有《扬子法言训解》及《云溪居士集》100卷、《会稽录》等，大多散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云溪居士集》30卷，其中诗12卷。
他在刊于《嘉泰会稽志》的茶诗《剡溪瀑布岭仙茶》并序中，对瀑布仙茗作有热情赞美：
在嵊县西六十里，福善所集，蔚有灵气，昔产仙茗。
春日云崖晴杳杳，东风山溜晓泠泠。
烟霞密迩神仙府，草木微滋亦有灵。
诗人描绘了瀑布岭烟霞密迩、云雾氤氲、草木有灵的独特环境，令人神往。瀑布岭茶、仙茗、神仙府等特定名词，指的应该即是今余姚四明山道士山白水冲的瀑布仙茗，因为嵊县（今嵊州）并无产瀑布仙茗的记载。四明山、剡溪流域横跨余姚、奉化、嵊县（今嵊州）、新昌等市县，诗题中的剡溪瀑布岭茶可以泛指，但诗人在小序中写到在嵊县西六十里令人费解，因为瀑布岭应该在嵊县东面，并不在西面，不知是诗人笔误还是其他原因。
该诗在《全宋诗》中诗题被改为《瀑布岭》，题下注《嘉泰会稽志》卷四作《剡溪瀑布岭仙茶》，去掉了小序。这一改法混淆了主题，容易让读者误认为此诗咏的是瀑布岭，因此一直未被收入茶诗之中，而实际上此诗是咏瀑布岭仙茶的一首茶诗。因此改编者并不高明，违背了诗人的本意。
另一篇记载瀑布仙茗的是宋代状元、诗人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历任绍兴府佥判、秘书郎、王府教授、着作郎、大宗正丞，得请主管台州崇道观。孝宗即位，除司封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累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改兼侍讲、诗御史。历知饶州、夔州、湖州、泉州。除太子詹事，以龙图阁学士致仕。7月卒，年60。为官清正廉明，有惠政。谥忠文。有《梅溪前后集》及奏议等54卷。
王十朋在绍兴写下了代表绍兴地方特色的着名文献《会稽三赋》，其中《会稽风俗赋》第四节物产中提到瀑布仙茗（余姚在清代之前一直隶属绍兴或越州）：
日铸雪芽，卧龙瑞草。
瀑岭称仙，茗山斗好。
顾渚争先，建溪同蚤。
碾尘飞玉，瓯涛翻皓。
生两腋之清风，兴飘飘于蓬岛。
赋中写到绍兴日铸、余姚瀑布仙茗两种本地名茶，还有长兴顾渚、福建建溪两种外地名茶。说明瀑布仙茗在宋代还是相当着名的。
由于余姚在清代之前一直隶属绍兴或越州，相关历史文献也大多保存于绍兴的史籍之中。目前余姚及宁波对瀑布仙茗历史文献的发掘与研究还相当有限，也许应该从绍兴的文献资料或名家诗文中发掘这方面的史料，以便使这一不可多得的历史名茶散发出更加引人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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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宋代茶事
《水浒传》是研究宋朝历史的一幅风俗画卷，水浒中所描写到的茶坊有十多处，其中对阳谷县王婆茶坊的描写最典型、最精彩。
潘金莲在不经意中打了西门庆的脑袋，西门庆被潘金莲迷住了，接连到潘金莲隔壁的王婆茶坊搜寻信息，一天多的时间里，就五次进出王婆茶坊，王婆趁机给西门庆推荐了四种茶:
梅汤(茶中放几粒乌梅煎制而成)
合汤(用果仁、蜜饯之类的甜食调和烹制的一种甜茶)
姜茶(姜片加一些糖同茶叶放在一起用沸水冲泡)和宽煎叶儿茶。
水浒中还有一个喝茶习惯饭后喝茶。
施恩为利用武松夺回快活林，每天安排人给监狱中的武松送饭，武松吃罢饭，便是一盏茶，而为武松换牢房的理由是: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搬茶搬饭却便当。因为一只公鸡，时迁被祝家庄擒去，杨雄、石秀到李家庄求救，主人李应就具早膳相待。饭罢，吃了茶。
风流茶说合
茶能成事，也能坏事。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这一句谚语在《水浒传》中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王婆贪贿说风情，作者详尽地描写了阳谷县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过程中，茶和酒所起到的作用。第二次是郓城县的张文远与阎婆惜，虽然是因宋江带张文远到家中喝酒而结识，但此后宋江不在时，这张三便去那里，假意来寻宋江，那婆娘留住吃茶，言来语去，成了此事，吃茶，成了他们二人的好事。
最让人感慨的是郓城县县衙对门的茶坊，在这里宋江稳住何涛，给晁盖报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宋江是这茶坊的常客，何涛到郓城县捉拿抢夺生辰纲的晁盖等人，来到县衙时却值知县退了早衙，县前静悄悄的，何涛也只能到对门一个茶坊里坐下吃茶相等，恰好遇到了宋江，宋江为了所谓的忠义，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把何涛稳在茶馆，乘机去给晁盖送信，让晁盖等人逃上梁山，成为大宋王朝的大患，同时也把宋江自己逼上梁山，对抗朝廷，耗费了国家大量战略物资，客观上帮助金国灭掉了宋朝，这也算是茶惹的祸吧。
宋代的斗茶
宋代斗茶，其法如下：先用瓶煎水，接着调膏。所谓调膏，视茶盏大小，用勺挑上一定量的加工好的茶末放入茶盏，再注入瓶中的沸水，调和茶末如浓膏油，以粘稠为度。调膏之前，还须温盏。蔡襄《茶录》：盏气热，冷则茶不浮。再注入沸水。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程度；一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汤花面要求色泽鲜白，淳淳光泽，民间称其为冷粥面，意即汤花像白米粥冷后稍有凝结时的形状；汤花均匀适中，叫做粥面粟纹，像白色粟纹一样细碎均匀。汤花保持一段时间后就要散退，此时盏内沿就会出现一圈水痕，以先出现水痕者为负。正如祝穆《方舆胜览》中所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在中国的茶文化中，宋代的“玩茶”最为出名。斗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所谓斗茶，即比茶、赛茶、评比茶的优劣。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曰：“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大观茶论》序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唐庚和《大观茶论》所说的是文人雅士的闲情斗茶，而斗茶最初来源于民间。据《茶录》记载，斗茶之风起源于贡茶之地建安(今福建)，是茶民为了评比茶的高低而生成的。
斗茶在宋代最为流行。由于流行，更加丰富了中国的茶文化。在中国的斗茶文化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与《茗园赌市图》。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是宋代范仲淹所作：“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蝾，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冥。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在此斗茶歌中，范仲淹把斗茶的原因、斗茶的情形、斗茶的意韵等等，都描绘得淋漓尽致。“胜若登仙”“输同降将”，斗茶何以这般？原来胜者可成为贡茶。敬奉贡茶有功者，升官发财也。据《高齐诗话》记载，宋代的郑可简就因贡茶有功，官升福建路转运使。
宋代的斗茶，从茶民制茶者到茶商，从民间到皇宫，从百姓到文人雅士，几乎是各个阶层都爱玩斗茶。茶民制茶者玩斗茶，是为了自己的茶得个好名次；商家玩斗茶，是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茶饼；百姓与文人雅士及皇宫玩斗茶，则是闲情之趣。流行的宋代斗茶，使宋代茶文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茶文化从诗文发展到茶画。宋代创作了不少茶画。著名画家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就是一幅描绘市井斗茶的情景。
《茗园赌市图》斗茶图(此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以人物为主，画面上人物不少，画中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茶杯品茶的。右前边有一挑茶担卖茶小贩，停肩观看，还有一妇人一手拎壶另一手携小孩，边走边看斗茶。此画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壮年、儿童，人人有特色表情，眼光集于茶贩们的“斗茶”，个个形象生动逼真，把宋代街头民间斗茶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在世人面前。
中外历史上有“斗鸡”、“斗牛”，可在中国古时还有“斗茶”之事。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撕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中国宋代的兴盛
宋朝时期的茶区在不断扩大，种植、采制、烹茶技艺等日趋精湛。茶业重心开始南移，建茶（广义的武夷茶区）崛起，贡茶院南迁至福建建安北苑，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建安北苑出产的龙凤茶名冠天下，这种模压成龙形或凤形的专用贡茶又称龙团风饼。
宋代市井问茶馆林立，饮茶方法在唐代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盛行典雅精致的点茶法。点茶法和唐代烹茶法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不再将筛过的茶末放到锅里去煮，而是放在茶盏里，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添加开水，边添加边用一种竹制的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宋代茶人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点茶不添加食盐，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南宋末期，日本僧人南浦昭明到我国求学取经，首次将中国的点茶法传到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后经日本茶道创始人千利休改造而成日本茶道。现在El本茶道中的抹茶道采用的就是点茶法。
宋代风行评比调茶技术和茶质优劣的斗茶，也称茗战。斗茶时采用点茶法。斗茶实际上就是茶艺比赛，通常是三五知己聚在一起，煎水点茶，互相评审，看谁的点茶技艺更高明。决定胜负的因素有二：一是汤色，二是汤花，最后综合评定味、香、色。汤呈乳白色，汤面泛“汤花”能较长时间凝住杯盏内壁不动，这样才算点泡出一杯好茶。点茶追求茶的真香、本味，并十分注重点茶动作的优美协调。斗茶时所使用的茶盏是黑色的，它更容易衬托出茶汤的白色，茶盏上是否附有水痕也更容易看出来。因此，当时福建建安生产的黑釉茶盏最受欢迎。
宋代茶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除了茶诗词、茶题材书画外，涌现出一批有关茶的著作，如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
忙碌的煮饭仙
旧时，武夷山岩茶厂中的做饭人，既没有享堂馆里厨师的尊称，也不会遭行伍中伙夫的鄙视，他们有个很奇特的雅号煮饭仙。人在厂中，厂在山中，仙者，山中人也。
据传，此种称法来自武夷山水帘洞小和尚王广。小王广心地善良，从小在武夷山云窝石堂寺出家，干的是煮饭等杂活。寺中和尚饱食终日后，逐渐心生邪念，以观音送子为幌，糟蹋良家女子，王广见了气在心中，却又无力制止他们。文殊、普贤菩萨知情后，于是设计引开王广，劈下山岩砸死寺中99个野和尚，并填没了石堂寺。
王广得救出走，来到山北的水帘洞茶厂仍操本行做饭。工人们看他个子矮小，为人又老实，所以，常常欺负他。饭送少了要骂，送多了也要骂；菜咸了要骂，淡了也要骂王广逆来顺受。一天王广送饭到水帘洞（俗名走马楼）的峰顶，茶工们又拿他来开玩笑，一不小心，把王广推下了几十丈深的崖下。人命关天，大家转神后，订立了个共守同盟，说王广是不小心跌下去的。谁知晚上到茶厂，仍见他在煮饭做事，秋毫无损。大家非常惊奇，慢慢地都把他看成仙家。王广死后，身躯不腐，善男信女出资将他塑以金身供奉。后来武夷山人便把岩茶厂中做饭的人叫作煮饭仙。不过，这个煮饭仙大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也许更合理，就是说煮饭的人觉睡得少，如仙人似的。
凡走过头春(做茶之意)的人，都知道煮饭仙干的事情很多、很杂。如煮饭之外还要挑茶青(个别大厂有专门挑青人)、担柴、洗扫地茶、扫地、添灯油等。
茶厂中做饭虽然简单，但几十号人，一日三餐，事情也不少。煮饭仙每天三更一过就得起床洗米、捞饭。把捞出的米饭放入木制的大饭甑蒸熟，至少要蒸二三甑。刚刚应敷了早饭，紧接着又得蒸午饭。
茶工们总是埋怨饭太硬了，吃不下。这也难怪煮饭仙。首先是米太糙，二是把米煮太烂了，放入饭甑后，由于没空隙，难以上气，饭蒸得时间长，往往还不透心。赶不出来饭给茶工们吃，会被包工头骂死。至于菜倒还简单，平时清一色的炒咸菜。善良点的包工头，会叫煮上米汤，也算碗好菜。如遇墟日加菜，忙不过来，包头会叫捡茶女帮忙一阵子。
旧时，岩茶如金，做青、炒青、揉茶等丢在地上的茶叶，都由煮饭仙第二天早扫起装入茶篓，放到小沟和水窟中清洗干净，再晾干，晚上交由炒揉。茶工最怕这种扫地茶：味呛难闻，不均匀难炒难揉。至时总要骂煮饭仙几句，以解气，但包工头、老板却如视宝贝，照样卖出。
说到挑柴薪，现在人多半都不懂了，那时炒青用的柴火分两种：炒水仙时，用树木、小灌木，火力较大；炒菜茶、名丛，用鸡芒(学名：芒其骨)火势旺起来得快，灭下去得也快。这些柴薪，大都存放在上突下嵌的岩壁下，不会被淋湿。没有此天然场地的，就要另搭个草房堆放，不占地盘，且防火患。煮饭仙每天问过做青人后，再挑柴入炒青间，只准有余，不敢不够，否则会遭骂，还要起床再挑。
煮饭仙的琐事很多，比如还要给过道、炒青间的灯盏添油、扫地等，忙忙碌碌，起早摸黑。大家晚饭后，就得抓紧洗碗，然后才能去睡觉。手脚慢者，一天睡不到两个时辰。
采茶工也常会玩弄煮饭仙，待他挑青时在茶篮中放入石头，让他挑回厂，名曰担猪仔。在行的，将两只青篮放在一起，以便察看，不让采茶工放石头得手，马大哈者包挨。
不过，煮饭仙也属厂中的高薪阶层，工钱与头等采工看齐。
煮饭仙多为江西蛤蟆，也有当地的福建老牙（当地方言爷音牙，此为当地贬江西人和自诩的说唱）。
煮饭仙最要紧的是讲究卫生。那时，星村街方氏口碑最佳，当仙时间也最长。
煮饭仙都是身强力壮者，否则不敢端这个饭碗。
光阴似箭，往事并不如烟。当年在三仰峰碧霄洞茶厂当过煮饭仙的孙太生，如今已享米寿(88岁)。银发红颜，思绪清晰，真乃不虚武夷山中煮饭仙。
宋代点茶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上至王公大臣、文人僧侣，下至商贾绅士、黎民百姓，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法以点茶为主。宋代点茶比唐代煎茶法更为讲究，包括将团饼炙、碾、罗，以及侯汤、点茶等一整套规范的程序。
宋代的点茶形式是将团饼经炙茶后将茶碾磨成粉末状，然后再用筛罗分筛出最细腻的茶粉投入茶盏中，即用沸水冲点，随即用茶筅快速击打，使茶与水充分交融并使茶盏中出现大量白色茶沫为止。
宋代点茶时强调水沸的程度，谓之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只有掌握好水沸的程序，才能冲点出茶的色、香、味。宋代点茶，煮水改用肚圆颈细高的汤瓶，因为很难用眼辨认煮水的程度，因此只能依靠水沸的声音来判断煮水。南宋罗大经在《茶瓶汤侯》中详细记载了煮水的要领：近世瀹[1]茶，鲜以鼎镬[2]，用瓶煮水，难以侯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他认为：水初沸时，如砌虫声卿卿万蝉鸣；忽有千车稛载[3]而至，则是二沸；听得松风并涧水，即为三沸，此时，便应及时提起汤瓶，将开水注入已放有茶粉的茶盏中，随即用茶筅击打茶汤，直至水与茶充分交融，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色茶沫为止。罗大经还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宜老，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
斗茶是宋代茶事活动主要内容之一。当时流行于上流社会、文人雅士之中的斗茶形式，主要是猜测茶叶的产地、辨别茶叶的采摘时间、说出当下喝的是春茶还是秋茶，以及辨明点茶之水的来源和品质，这种带有强烈赌博色彩和游戏乐趣的斗茶方法，通过日本僧人传到了日本，经日本几代茶人的共同努力，同时受浙江余杭径山寺《禅院清规》的影响，在不断融入日本本国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集日本品茗文化艺术为一体的茶道。而流行于民间的主要斗茶形式，是以评出点茶技术和茶品的优劣为主，斗茶又称茗战，这种斗茶形式促进了当时茶叶品质和点汤技艺的提高。
宋代当时还流行一种点茶游戏称为分茶，分茶又称茶百戏。分茶的方法是将茶粉放入茶盏中注入沸水，然后用茶筅击打茶汤，使茶汤表面形成白色茶沫。与此同时，白色茶沫会幻化出各种图案或文字，但这些奇特的现象又会转瞬间消失殆尽。这种技法高超的分茶法早已失传，于是我们也只能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去感受当时奇妙的现象。
宋代茶中的名品
宋代制茶基本都是蒸青茶叶，最常见的分法是依据外形分成两种：一种是团茶(饼茶)，一种是散茶(草茶、叶茶)
散茶通常是将茶叶蒸青散形条茶，与现代通用的散条形茶类似。将蒸过的草茶捣碎而制成的茶末，就是末茶了。将末茶继续加工，压缩制成的饼茶就是团茶。
宋代草茶
草茶就是将采下的茶叶蒸青后以芽茶的形式焙干。当时，草茶主要盛行于两浙地区，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比较有名的茶，比如“瀑岭仙茶”、“五龙茶”、“大昆茶”、“小昆茶”、“双井茶”以及被评为两浙第一的“日注”等。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和大诗人欧阳修一生都嗜好喝茶，草茶之中尤其喜欢江西修水的双井茶，欧阳修更是在他所著的《归田录》中，认为此茶是“草茶第一”。
宋代贡茶
宋代贡茶制度是建立在唐代基础之上的，只是把贡茶生产基地由浙江顾渚迁到了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宋代恰值中国历史上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顾渚的新茶赶不到清明节前送到汴梁，而建安新茶走水运可以让东京的皇帝及时喝上节前茶，“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因此皇家贡茶的生产基地就搬到了福建建安的北苑。
北苑贡茶
北苑地名始于后唐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王审知在福州建立闽国，当时建州吉苑里茶焙地主张廷晖在凤凰山拥有数十里茶园，所产茶品质上好。相传当时闽王好茶，而且特别喜欢张廷晖的凤凰山茶，于是不断来索取，当时建州屡遭兵灾战祸，民不聊生，茶业难以维持。闽龙启元年(933)张廷晖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的茶山献给闽国，得到闽王封赐“阁门使”官职，并把凤凰山办成闽国的苑囿(闽国御茶园)。因凤凰山在闽都北部，故名北苑。
蜡面茶
蜡面茶也有称为腊面茶。在唐代早些时期，研膏茶是一种不加香料的自然茶，逐渐随后由于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茗规格，在茶中渗入沉香木、麝香等名贵的香料，把自然茶发展成为香料茶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由于茶质特佳，芬香扑鼻，冲泡后有乳状物泛于茶汤之上，与溶蜡相似，所以定名为蜡面茶。
大龙凤团
中国茶史上空前绝后的“龙茶盛世”正是始于大龙凤团。太宗兴国二年(996)，特置龙凤模，第二年始造(997)，龙凤茶盖始于此。北苑龙凤茶是一种饼状茶团，属蒸青片类，龙凤茶团面上印龙凤花纹，龙纹称龙团、凤纹称凤团、合称龙团凤饼。每八饼为一斤。
小龙凤团
庆历年间(1041-1048)，蔡襄取上品龙茶，所造的小龙团茶不仅是制作精细，产量极少，每二十饼为一斤。据记载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经历二十余年，方才获得一饼小龙团，茶盖其贵重如此。欧阳修称其茶为：“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以至当时王公将相都有“黄金可得，龙团难求”之感叹。
密云龙与瑞云祥龙
宋熙宁四年(1071)，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始制密云龙，二十饼重一斤，双袋装的叫双角团茶，“绯”色包装为赏赐大臣，“黄盖”包装为御用“玉食”。当时宣仁皇帝因被丐赐密云龙闹得不得安宁，感叹道：“叫建州今后不要造密云龙算了”，然而密云龙茶的名声却更大了。
以二十饼为一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茶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龙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哲宗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
龙园胜雪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用“银丝水芽”制了旷世绝品的龙园胜雪。龙园胜雪又有文献称龙团胜雪，其原料“银丝水芽”把已经拣过的熟茶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浸泡，光明莹洁，芽头细如银线。
白茶
白茶始见于宋仁宗庆历(1041-1048)。宋时所说的白茶，并不是现代六大茶类中的白茶，而实际上是指茶树的白化现象，清明前期茶园中会出现少量的变异茶树，其株叶面呈乳白色，但随气温升高，乳白色的叶片会逐渐转为绿色。而在宋徽宗大观年间，由于白叶茶产量极少，徽宗个人崇尚白色，又在《大观茶论》中为白茶专门列传，而使其名扬天下。
宋代的饮茶风尚
说明：论及中原地区的茶文化，从地域上讲，当然要属地处豫南的信阳，信阳毛尖历史悠久，近代以来更大放异彩;就时代而言，恐怕要属宋代最具特色了，宋朝定都东京(今开封)，经济发展，文化昌明，茶文化堪称精绝。所以李伟兄筹备中原茶文化论坛时，希望我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中原茶文化。
一、饮茶风气之盛
继晚唐五代饮茶普及之后，宋代的饮茶风习更进一步深入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下层平民之中，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皇宫、官府的欢宴到亲朋之间的聚会，甚而至于街市之中茶肆的品谈憩息，从各种场合的送往迎来、交际应酬到人生喜庆的礼俗，无处没有茶之清风洋溢、香气飘拂;至于士人中斗茶、茗战更是情趣盎然，格韵高雅，以至于不仅普通士人甚至皇帝、大臣也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倾身事茶不知劳，从而使得宋代饮茶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人蔡攸的《铁围山丛谈》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尤盛。而本朝又至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
关于饮茶的普及，北宋李觏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议茶法》亦云：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我们今天常说的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七种日常饮食必需品，一般都说源于元曲《玉壶春》等剧的唱词，但其实在宋代已经出现了。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专记都城临安的风俗掌故，其中就记载有：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只是多了酒。从中已可见宋代茶与民生的关系了。刘龠《龙云集》记载：百年以来，极于嗜好，略于饮食埒者。当时人们每串门拜访亲友邻里、聚会清谈或公务之暇，皆煮茗品饮，蔚然成风，并仿效沿袭，形成风俗。《南窗纪谈》记载：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梦粱录》记载杭州百姓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一些在衙门充当杂役的人还常常提着茶瓶当商店坊铺中请人吃茶，乞贾钱物，形同讹诈，时人称为龌茶。而一帮和尚、道士更是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作为借口，以求人们多多施舍钱物。周密《齐东野语》还记载当时有一种凡居丧者，举茶不用托的习俗，大约是因为托必用朱，故有所嫌而然。可见茶俗已经深入到了人生礼仪。另据朱《萍洲可谈》记载：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乡里消息。可见饮茶不仅成了人们联络感情、美化生活之物，而且茶会也成了沟通交流信息的方式。
宋代茶风炽盛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茶馆的兴起。唐代城市中已有茶铺，至宋代更为普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饮食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流动也显著增加，而茶坊酒肆适应人民购买现成饮食、品饮聚谈、休息的需要，应运而兴。两宋京都以至外郡市镇，茶楼林立，时称茶坊、茶肆、茶房、茶屋、茗坊等，其名称也十分别致，如八才子、宛家室、纯乐、八仙、清乐、珠子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以及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都描述了东京汴河两岸茶坊酒肆生意兴隆的繁荣景象。而《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所记南宋都城临安的茶坊更为典型。当时，城中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茶坊根据顾客和档次不同分作几类：士大夫阶层经常聚会的茶坊称车儿茶肆、将检阅茶肆等，商人谈交易的场所叫市头，还有妓院所开的茶坊，叫花茶坊、水茶坊，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另外，在酒、面食店等饮食店铺还普遍设茶，故大凡面食店，亦谓之分茶店。在酒店里，顾客登门，便有人提瓶献茶，称作点花茶。这部分开支叫做分茶钱。当时茶坊经营出于竞争需要，灵活多样，十分繁荣：如延长营业时间;重视内外环竟的装潢设计，店门彩画，绯绿帘幕，悬贴彩灯，陈设豪华，饮具精致，列花架，安顿奇松异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服务周到细致，茶博士敲打响盏，高唱叫卖，以招徕顾客;随着季节不同随时变换营业品种，力求一年四季都卖奇茶异汤，如冬月添卖七宝擂茶、撒子、葱茶，或卖盐豉弹;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有的茶坊还请乐师鼓乐伴唱，以招徕生意，如同今天的音乐茶座，可算是茶馆文化的滥觞。总之，茶坊的兴起不仅是商品经济的表征，而且作为民间重要的社交场所，大众传播的渠道，具有日益显著的社会作用。茶坊而外，还有茶担、浮铺，或担挑或车推，流动煮卖，出入小巷深院，集墟闹市，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从而发挥着茶坊所起不到的作用。
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所处地位的日益重要，宋代茶书的撰述也大大超过了唐人，达到二十多种，其中不少都成了流传至今的经典;有关茶的诗文、杂著、书画也空前增多，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名家都有大量的谈茶诗词文赋书画创作，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梅尧臣、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蔡襄、米芾、宋徽宗、刘松年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仅陆游一人一生就创作了茶诗300多首，堪称一绝。这些都表明，饮茶不仅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米盐一样，不可一日无之，而且进入了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之一。
二、饮茶方法之变
宋茶分为腊茶(片茶)、草茶(散茶)两大类，制作技术有很大区别，但品饮方法则都是煎茶，与唐代饮茶方法略同而有变化。
首先，是从唐人煎茶发展到宋人的煎水点茶。宋人斗茶，只煎水而不煎茶，茶瓶煎水达到一定火候，再注入盏中，称为点茶。点茶之前，先要用开水将茶盏烫热，称为盏;接着要根据茶盏大小放入一定的茶末，注入沸水，调和膏油状，称为调膏。其详细程序在下面还要介绍。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从唐代煎茶向明代以后的瀹茶过渡的滥觞，只是因为其基本程序沿袭自唐代煎茶，而且更加讲究，与明代以后的崇尚天趣的冲饮相比，无论从理念上还是操作上都有很大差别，所以仍属于煎茶系统。
其次，是一般不再炙茶。蔡襄《茶录》：茶或经年，则香色味皆陈，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刮去膏油一两重乃止。以钤箝之，微火炙干，然后碎碾。若当年新茶，则不用此说。此后散茶兴起，炙茶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了。
再次，是茶器有所变化。主要是釜变为瓶，从而引起煎茶之法的相应变化。宋代茶具艺术更加讲究，不仅外观造型更为精致，而且质地也由陶瓷发展为金、银、玉器，日趋奢侈。如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镂银合贮之，士大夫家有之，置几案间。就实用角度而言，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唐人煎茶多用鼎釜，宋人则易以茶瓶，又称汤瓶、茶吹、镣之、茶吊子。其质地以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这样从敞口的釜变为细颈的瓶，以目辨汤的三沸之法就无法进行，故曰候汤最难，于是宋人就在煎水上下功夫，探索第二种标准即辨声。罗大经《鹤林玉露》中首先记载李南金提出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即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然后罗大经又对其说法加以补正，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而茶味甘，老则过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他也有一诗为证：松风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但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复次，宋人对饮茶加佐料的看法也有不同。唐人多用盐姜，宋人对于饮用讲究的上等茶，主张用纯茶，反对加入辛辣佐料。《东坡志林》中说：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同时又补充说道：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可也，盐则不可。黄庭坚《煎茶赋》亦言茶中加盐是勾贼破家，滑窃走水，结果是汤花不能凝结，完全破坏了茶味。然而，风土嗜好，各有不同。苏轼诗中也写道：又不见，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老幼妻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可见民间饮茶中仍有饮茶加入佐料的习俗，甚至鸡苏胡麻煮同吃，不像士大夫那么讲究。
三、从斗茶看宋人的饮茶风尚
斗茶，又称茗战，是古人以战斗的姿态品评茶叶质量优劣、品饮水平高下的技艺与风俗，是我国古代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此风有说起于宋，有言始于五代，也有人认为发端于唐代。但无论如何，盛于宋代尤其是北宋则是毋庸置疑的，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容庚《斗茶记》、刘松年《斗茶图》以及大量的有关诗文，可为足证。
范仲淹《斗茶歌》写道：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分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群雄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斗茶的讲究、斗茶的场面、斗茶的神奇功效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之所以风靡全国，成为盛世之清尚，也就不难想见了。
宋人斗茶，对于有关的用具、用料以及操作方法都非常讲究。
茶具，主要是瓶、盏和筅。茶瓶用于煎水和注汤，细颈鼓腹，单柄长流。质地宜用金银，所煎水称为富贵汤;瓷瓶煎水为压一汤，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其余铜、铁、铅、锡、陶、石为器，则不宜。茶瓶宜小，易候汤，又点茶候汤有准。注汤利害，独瓶之口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者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茶盏，以建州所出黑釉者为最著。《茶录》：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另外，造型上也很讲究，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盏口大，易于容纳汤花;盏壁斜直;沿内稍向内折。品饮时还要以汤之多少，选用茶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茶筅，用于击拂，以老竹制成，筅身要重，筅头劈竹为丝，根粗末细，如剑背之状，以便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
品水与煎水，也是斗茶的关键。《大观茶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从水质、水味两个标准衡量，不一定必须天下名泉，但取山泉之清洁者、井水之常汲者即可，江水不洁，不用。择水对斗茶胜负的作用不可忽视，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知沥水，遂能取胜。至于煎水功夫，前已述及，此不多赘。
茶的选择更为重要。宋人斗茶所用饼茶以建安北苑所出为佳，尤其以白茶为上。茶饼制造时表面往往涂上膏油，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因而蔡襄认为要辨别茶的质量，就须如相士视人气色，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以青白胜黄白。《大观茶论》专列鉴辨之法：要之，色莹彻而不驳，质缜绎而不浮，举之凝结，碾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选择上好的茶饼，先要用纸包好槌碎，然后立即上碾，碾必力而速，不欲久;碾后过罗，罗必轻而平，不厌数，这样才能使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调膏是斗茶的第一个环节。调膏之前要先盏，使盏热而茶难冷，难冷而茶味不变。在盏中调膏要掌握好茶与水的比例，视茶盏大小酌放茶末，一般一茶盏中放茶末二钱，然后注入适量沸水，均匀搅动，调成具有一定浓度和黏度的膏状，成膏后要即使点汤。
点汤是把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中，其中的节制把握关系着斗茶的成败。点汤时要注意手臂的灵活运转，落水点要准，注时水从瓶嘴中喷薄而出，形成水柱，不得断续滴沥，时有时无，形成断脉汤。茗盏量合宜，下场不过六分;适中时就要一下即收，不能零星水滴，破坏汤面;如无节制，注水盈盏，则形成大壮汤。
点汤的同时，要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茶筅的运用用视需要分轻重缓急、幅度大小，而边透上下，适时适度，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幻化出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山川风物、文字书法等种种物象，纤巧如画，而且不会出现水痕，时人称为茶百戏、汤戏、茶戏、水丹青。
点汤与击拂几乎是在同时间同步进行的，只有两相配合，操作得当，才能保证斗茶的胜利，创造出斗茶的艺术美。对此，《大观茶论》首先指出点、击不当的情况：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谓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力，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有随汤击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过，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云雾虽泛，水脚易生。而妙于此者，亦即正确的方法七汤之法：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粲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转，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然后结蔼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箸居，缓绕浮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
以上是斗茶的各个环节。那么如何衡量斗茶的好坏赢输呢?《茶录》：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者为绝佳。建安斗茶，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二水。这里首先提出了双重的评判标准：汤色与汤花。汤色以茶质鲜嫩、制作精良的乳白为上，依次是青白、灰白、黄白、赤红;汤花要求均匀，而且久聚不散即咬盏，若散去较快或者随点随散，就叫做云脚涣散，汤花散后露出水痕早者即认输。当时斗茶可能不止一次定胜负，要三局二胜，所以有相去一水二水之说。
当然，这只是目测，斗茶最后还要品饮，从味、香、色几个方面综合评定优劣。色即观察汤色，已见上述。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茶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另外，如果茶枪过长，则初甘而终微涩;如果茶旗过老，初虽过苦而饮彻反甘。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这就需要从制作到煎饮的各个环节都选择精良，操作允当，器具洁净，环境优美，从而使得斗茶达到最佳效果，馨香四达，秋爽洒然，方可取得最后的胜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茶叶通过岁赐、榷场贸易等形式，大量流入边疆地区的辽、金、西夏，从而使得品饮之风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盛行开来，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市相属，甚至少数民族的上层也都以品饮相尚，金熙宗就分茶焚香，终失女真之本态。而从今内蒙古赤峰、河北宣化辽金墓葬考古发掘来看，不仅有茶具文物出土，而且大量的壁画生动再现了制茶、饮茶的场景，使我们得以真实生动地了解宋代茶文化在辽金统治区的传播情况。
此外，作为我们古代品茶艺术最高表现形式的斗茶风尚，通过入宋僧人传入了日本。其中荣西禅师贡献最大，他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称茶为养生之仙药，延年之妙术。他本人也被尊为日本之茶圣。至迟在南宋末年，中国的饮茶习俗、斗茶形式以及相关茶具已经传入日本，在禅院和上层人士中流行，几经变革，演变为日本的茶道。因此，曾任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的森本司朗在〈茶史漫话〉中指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
宋代的宫廷茶文化
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一切最好最美的东西皆献帝王享用。茶是清俭的东西，当民间开始饮用时，宫廷虽偶而为之，但还没有十分重视。
唐代已有贡茶，故卢仝诗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陆羽也谈到过王公贵族之家饮茶必二十四器皆备，而且要金玉具器的情况。从唐代出土的茶具看已相当豪华，贵族尚如此，皇室自然更胜一筹。不过，总的来说，唐代的宫廷虽有饮茶习惯，从文化意义上并未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唐朝是文人、隐士、僧人领导茶文化的时代。宋朝则不然，由于自五代起，和凝等宰辅之流即好饮茶，宋朝一建立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宋太祖赵匡胤便有饮茶癖好，因而开辟宫廷饮茶的新时期。历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还亲自作《大观茶论》。这时，茶文化已成为整个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皇帝饮茶自然要显示自己高于一切的至尊地位，于是贡茶花样翻新，频出绝品，使茶品本身成为一种特殊艺术。
宋人的龙团凤饼之类精而又精，以至每片团茶可达数十万钱。可以想见，这种茶的玩赏、心理作用早已大大超出他的实际使用价值。它虽不能看作中国茶文化的主流和方向，但上之所倡，下必效仿，遂引起茶艺本身的一系列改革，因而也不能完全否定。饮茶成为宫廷日常生活内容，考虑全国大事的皇帝、官员很自然地将之用于朝仪，自此茶在国家礼仪中被纳入规范。至于祭神灵、宗庙，更为必备之物。唐代茶人大体勾划出了茶文化的轮廓，各阶层茶文化需要各层人进一步创造。宋朝可以说是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宋代团茶历南北宋、辽、金、元几代，直到明代方废，领导茶的潮流长达四、五百年，不能说宋代宫廷对茶文化没起作用。关于宋代宫廷茶文化的具体情况。
宋代贡茶从南唐北苑开始。北苑在南唐属建州。其地山水奇秀，多寺院名胜，又产好茶，故自南唐便为造茶之地。《东溪试茶录》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所苦。我朝自建隆以来，环北苑近焙，岁取上贡，外焙具还民间而裁税之。可见，北苑原是南唐贡茶产地。唐代的饼茶较粗糙，中间作眼以穿茶饼，看起来也不太雅观。所以南唐开始制作去掉穿眼的饼茶，并附以腊面，使之光泽悦目。宋开宝年间下南唐，特别嗜茶的宋太祖一眼便看中这个地方，定为专制贡茶的地点。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年初，朝廷开始派贡茶使到北苑督造团茶。为区别于民间所用，特颁制龙凤图案的模型，自此有了龙团、凤饼。宋朝尚白茶，到太宗至道年间又制石乳、的乳、白乳等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