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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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巳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CY316.com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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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政策之榷茶
榷茶[Teamonopoly]古代茶的专营制度。
唐大和九年(835)王涯献榷茶之利，文宗以王涯为榷茶使，命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积旧，茶叶生产、买卖悉由官府经营。初推行便天下大怨，王涯因涉他案被诛，榷茶随之中止。入宋后，由于社会经济、军事的需要，亦实施榷制。
太平兴国二年(977)，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和蕲州之蕲口设立六榷货务，并在淮南蕲、黄、庐等六州设置十三个官办茶场，尽榷其利。商人买茶，必先到榷货务交纳钱帛，由榷务发给票券(茶引)，再到指定的山场兑茶。早期行榷的除淮南外，还有荆湖、两浙和福建，后来推行到川陕和其他重要茶叶产地。元代不推行以茶易马，但沿用宋代榷制。
世祖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七年(1280)，设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茶税。明洪武初年，议定茶法、引由、征课和易马之例，榷茶制度较前更为完备。《明会典茶课》载：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日酬劳。
明代榷制订立以后较稳定，清代榷制沿袭明制，顺治七年(1650)，规定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商领引票，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经商发卖，此诏即脱胎明制。嘉庆以后，茶之外销益盛，遂罢榷改收厘金，自此榷茶渐为苛征捐税替代。
茶业政策之贡茶
贡茶[Tributetea]古代进奉给皇室饮用的茶叶。
始见于晋。宋代寇宗爽《本草衍义》载：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唐时不但各地名茶人贡，而且还设立专门采制供王室御用的贡焙。唐大历五年(770)，在湖州长兴及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交界处顾渚山设贡焙，起初仅供五百串，后加至两千串、一万串，至会昌中，贡额增加到一万八千四百斤。
《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及唐代贡茶的地方，达十七州之多;其中以阳羡、紫笋和雅州的蒙顶茶最为有名。五代贡茶数量更多，《旧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乾化五年(915)，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载，马殷岁贡后梁茶二十五万斤;《宋史钱俶传》载，吴越一次向宋太宗贡浙茶十万斤，建茶万斤。更有甚者，《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五年(958)春，江南李景，遣宰相一次献茶达五十万斤。
宋代贡茶更盛。入宋以后，宋太祖首先易贡焙于建州北苑。《宋史食货志茶下》：建宁蜡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日社前，次曰火前，又日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元代御茶园由建瓯移焙邻近的武夷山。袭唐宋贡制，仍以采造团饼为主。
明洪武初，太祖朱元璋罢团茶改贡芽茶，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茶生产和用开水冲泡饮茶方式的发展。据明代谈迁《枣林杂俎》载：明代有四十四州县贡茶，虽主要改贡芽茶，但数量仍达四千斤。清代贡茶与明制同，除田赋性质的土贡外，各地名茶均在其列。
贡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名茶开发及茶叶栽培、采造技术的提高，并促进了包装、贮存技术的进步。有不容置疑的影响。
茶业法规之通商法
通商法[Tradedecree]宋代茶法之一。
嘉祐四年(1059)至崇宁元年(1102)实行于东南地区。四十余年间，东南茶除福建蜡茶仍禁榷外，其余六路并行通商，其核心内容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即将通商前岁课六十八万缗，减半约三十四万缗均赋茶农;因其相当于农业税，故称茶租。
商人与园户可自由交易，只需交纳茶税。沈括曾将通商后的茶利与禁榷时相比，茶租虽比茶课减少一半，但商税增加了一倍。政府可不再出维持六榷务十三山场等茶政机构的费用，边籴与茶彻底脱钩，再无虚估之扰。简政省刑，缓和了因走私贩茶引起的种种冲突和武装对抗，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对园户而言，虽增加了一笔茶租支出，但每丁不过三十九文，免除了支付茶本的利息和折税茶，实际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商人付钱后，可以买到好茶，避免粗恶官茶摊派之苦。通商调动了园户和中小茶商的积极性，使这一地区茶叶生产、制茶技术和茶叶的商品经济、茶叶文化等等，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通商法唯一受到打击的是以大茶商、交引商为代表的豪商富贾，引起他们及其朝中代理人的强烈不满，向徽宗邀媚取宠的蔡京，借茶租、茶税钱的流失影响财政收入为由，于崇宁元年(1102)罢通商复行禁榷。
茶业政策之茶政
茶政[Teapolicy]中唐以后历代政府对茶的种植、加工、收储、运输、销售、榷税、缉私等各项管理工作之总称。
内容包括：茶业政策的制定，茶事体制的调研，各级茶事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茶官的任免、考查、赏罚，茶政法规的制定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调整，名茶、贡茶的开发上供，茶马贸易机构、数额、比价的确定调整等。茶政与历代的财政、国防、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茶政较完备、严密者，首推宋代。
宋代茶叶行榷之时，仍行通商之法。或商或榷，一切以增加财政收入、安边和军需为前提。在垄断茶利方面，原中原市场所售末茶，均由茶商自行加工。元丰中，在汴河等京周河岸，修置水磨，禁在京茶户擅磨末茶，唯许赴官请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兼管水磨茶事。
雍熙后，北方边境连连用兵，粮饷匮缺，便将榷货务原收金帛，多改令商人人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付给茶叶，推行所谓交引制。这些措施和改革，对缓解当时宋政权财政和国防危机，起到一定作用。元、明、清三代制定和改革财政，也均以敛财、强兵、安边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为基点。
茶业法规之茶法
茶法[TeadecreeinancientChina]古代政府管理茶叶生产、运销、税收的法规。
唐建中元年(780)，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分取一，以为常平本钱。由盐铁转运使主持茶务。贞元九年(793)复税茶。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为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始改税茶为榷茶专卖。此后，茶叶税便成为历代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
五代时，南方诸国仍因唐制实行茶叶专卖。至宋代，茶法越来越严密，各种条规甚多。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茶法成典，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由三司盐铁副使林特等主编的《茶法条贯》，选集宋初以来有关诏令二百九十七道，编为二十三册。其后，仅著录的茶法汇编就有二十余部。既有适用于全国范围的，也有适用于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乃至某一茶场库务的，既有行之全国的茶法大典，也有专题性的法规、条例、律令。
其中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政和茶法》，又称合同场法，终南宋之世，一直奉行。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刑部侍郎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更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全文汇编公文约三千五百件，凡一百零五卷。宋之茶法分通商和榷禁两种。通商和榷禁都有严格的行茶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通商，即征收茶园户租税和商人的商税，允许自由贸易。榷禁，又称专卖。即将种茶户专置户籍，称园户，输租纳税，用茶折算，官定课额，预支本钱，额茶和额外余茶，全部按官价收买，不得私卖。官府把由此垄断收买来的茶叶转卖给商人，获取高额利润。金代茶叶由官府专卖，按各路户口摊派，造卖私茶有罪。
元代茶叶也实行专卖，在江州(今江西九江)设立榷茶都转运使司，管辖江西、湖广、河南、江浙四省茶叶产销。都转运使司下设榷茶提举司，分布各产茶地区，规定茶户每年的产茶额，发给商人买茶的公据和贩茶的茶引。天历二年(1329)废茶司，茶的产销全归地方官府管理。
元统元年(1333)，重新设立茶司。元代另在浙西设有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在福建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管理当地茶户，所产茶专供皇室享用。四川所出之茶，主要供给西南民族。至元六年(1340)，设立西蜀四川榷茶场使司，统一收购民间茶叶，置局增价发卖。后改为商人买引运茶，自行贸易。明代茶法分商茶和官茶，商茶由商人贩卖，官茶则用以贮边买马。
商茶沿前代制度实行茶引法，令茶商纳粟、钞、银领取茶引、茶由，凭引、由赴茶园买茶，运往指定地点行销，官抽十之三五，谓之开中。官茶则行茶马法，贮官茶(或商茶)于茶仓，令少数民族赴茶马司以马易茶，所得茶课银用以接济边饷，所得马匹以备军需。
明之茶法与马政、边计相辅而行。清沿明制，仍分官茶和商茶，其管理制度与明代相近。官茶行于陕、甘，储边易马，仍设茶马司管理。商茶则行于南方各省，由户部颁茶引，分发产茶州、县发卖。产茶较少地方亦有不设引，而由茶园户向官府纳课行销本地之处。
清后期，外国来华采购茶叶者日益增多，形成汉口、上海、福州三大茶叶市场，清朝廷遂在各口岸征收厘金。至清末，为简化手续，逐渐以茶票代替茶引，各省凡纳税商人皆可领票运销。
茶业法规之茶引法
茶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亦称卖引法、长短引法，或简称引法。宋代茶法之一。蔡京于崇宁四年(1105年)创立。
商人于京师都茶场购买茶引(官方颁发的购茶执照)，自买茶于园户，至设在产茶州军的合同场秤发、验视、封印，装入笼筇，官给券为验，然后再运往指定地点销售。长引限一年，可行销外路;短引限一季，只能行销本路。路为宋代行政区划，略小于今之省。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五》对此法的评价是：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于祖宗时耳。此说未尽确，实则仍是官方专卖体制下有限的通商法。
政和二年颁行的合同场法中，蔡京又专设条款对引法进行规范：凡请长引者，交钱一百缗，如欲往陕西，加收二十缗，均付给一百二十缗的茶;短引输钱二十缗，付给二十五缗的茶。南宋建炎二年(1128)，赵开参照卖引法进一步完善，于成都置合同场买引所，就近卖引，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必由市;以茶百斤为一大引，茶与引必相随。
凡买茶引，每斤春茶七十文，夏茶五十文，仍旧加收市例、头子钱(手续费)。此法为元代钞引法所继承，后明代商茶引法也有较多的采纳和参考。参见茶引、合同场法。
卖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长短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引法[Teacertificatedecree]即茶引法。
茶业政策之茶民起义
茶民起义[Teafarmeruprising]茶商和茶农反对封建统治者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自唐朝中期开征茶税以后，给茶民带来沉重负担。国家垄断茶利，制定严刑峻法，设关置卡，对茶叶走私严加查缉。一旦捉获，处罚极重，茶商和园户在结伙贩私中，往往与官兵发生对抗，导致武装暴动。
宋代梅尧臣《宛陵集闻进士贩茶》，揭露榷茶制下的社会矛盾云：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司直惜儒衣裳。是时，茶法败坏，连进士也加入武装贩茶行列。
淳化四年(993)至至道元年(997)，四川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其领袖王小波，茶贩出身，因贩茶失职，生计无着，揭竿而起。南宋建炎二年(1128)，建州卒叶浓率领园丁起义。绍兴二年(1132)，建州又爆发茶贩范汝为领导的起义。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湖北茶贩赖文政起义，转战湖南、广东、江西数省，引起统治者极大惊恐。宋代以茶商和园户为主体的茶民起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为历朝所罕见。
茶业政策之唐代贡茶
唐代贡茶[TributeteainTangDynasty]唐代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茶叶。
唐代杜佑《通典》记载，唐代贡茶其初仅安康郡贡茶芽一斤，夷陵郡(治今湖北宜昌)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治今湖南龙山县)贡茶芽二百斤。官置贡焙始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据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大历五年，因宜兴难以完成贡额，命湖州长兴均贡，置贡茶院于顾渚，由大历至贞元十七年(770～798)，经历任湖州刺史袁高、于颇、李吉甫、李词等相继督办，湖州紫笋贡茶名噪全国，贡额由五百串增为一万八千四百斤。定时每年于清明前急程递送长安。
唐代后期，随王室对茶叶需求的增加，唐代贡茶地区增加.数量上升。唐代裴汶《茶述》称：今宇内为土贡者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最上;其次则寿州、阳羡(一作义兴)、碧涧、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新唐书地理志》记及的贡茶地点由三处增加为五道十七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