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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古代茶事隋唐五代茶业的兴起”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唐代茶叶的产地
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来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期。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的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程度呢？
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至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
山南： 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 州；
剑南： 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沪州，眉州，汉州；
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黔中：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
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
岭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
《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它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
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确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是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有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把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地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三州”中，也不是每一个道的各州、每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如斯西的苏州届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2.唐代茶叶生产和贸易
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现据《膳夫经手录》的记载，将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的情况，列如下表：
唐宣宗年间茶叶产销
《膳夫经手录》中，还录述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上表所列是当时全国茶叶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这些情况，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数如蒙顶茶的兴起一样，“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厅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主要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
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但是，如《封氏闻见记》所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包额甚多”，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具体来说，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道鄂岳观察使、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就尤有巨大发展。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白居易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对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诗句，往往印象特别深刻。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这里虽未明确指出，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这一点，也一正好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说法相一致。对于《琵琶行》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上述情况，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唐代时如此兴盛，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和上面《膳夫经手录》所说的“百倍于蜀茶”的性质一样，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这一点，从刘津《举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多少也可得到一点证明。其载：“大和中，以举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贸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乎、千越，悉出厥利，总而完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这条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销售的茶叶，就是后来为课征茶税而设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隶彼四邑”；茶货和税利，来自附近的四面八方。看了上述资料，如果说前面还有人对陆羽《茶经》“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还是茶区有怀疑的话，那么，通过上面所说的在茶叶贸易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区域，对陆羽能够提出茶区的观点，也就应该不再怀疑了。
如果再深造一步，唐代浮梁一带的茶叶生产又盛到什么程度呢？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02年）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门澳记》的内容来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侍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浮梁和宣歙观察使所生产的茶叶，陆羽《茶经》将其列入浙西茶区。或许有人认为，这一带产茶虽多，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荆汉。应该承认，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细，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从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因此，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关于茶业中心的东移，还可举唐代贡焙的选定来说明。唐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吟：“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我国贡茶的历史甚早，但专门设立采造宫廷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祖前贡到，还是唐代中期开始的。其实在湖州设立贡焙，并非湖州贡茶之始，据嘉泰《吴兴志》和宜兴有关方志记载，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设立贡焙，始于李栖筠刺常州时。是李栖筠接受陆羽“可荐于上”的建议，试贡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为定制的。“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可能即是描写这一时期贡焙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义兴“岁造数多”，始设焙顾渚，“命长兴均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宜兴、长兴的贡茶，到贞元以后，单长兴一地，每年来造就要“投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应该指出，贡茶正如袁高《茶山》诗句所形容的：“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心争造化功”，“所献愈艰勤”，从茶农山民来说，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但另一方面，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换言之，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关于唐代茶叶贸易，在上面引录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中，有的已提到了。总起来说，唐代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那么，反过来，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我国南方产茶，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因此，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的那样，唐代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津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南方茶区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这里不妨举几首唐诗为例：
杜牧有一首《八条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吟道：“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棋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水口是顾清江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请求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顾清山区，还有如释皎然《顾诸行寄裴方舟》“芜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诗句中提到的“尧市”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以上讲的是菜区收购茶叶的情况，沿途运输茶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也可用许浑《送人归吴兴》中的这样几句诗来反映：“绿水体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慢，夜栅集茶槁。”所谓“茶槁”也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这里的“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其后二句，就是运河两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兴盛起来的集镇或码头。此外，茶叶贸易运输的兴起，对沿途一些城镇的繁荣兴旺，也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中不难看到，这个江口城市，本是军镇所在，唐朝茶叶生产、运输兴盛起来后，茶樯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荣了起来。通过上面几例，不仅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叶贸易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叶贸易对沿途和所到之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显著影响。
关于唐代南北茶叶贸易，还可从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得到一些有趣的补证。所谓“江贼”，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他们一股股多的有两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三二十人，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旅，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这些江贼，都是一些私茶贩子，他们把抢得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各种赃物要带到山里去换茶呢？杜牧接着说：“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雅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最后杜牧在谈到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时又说，“豪、毫、徐、泅、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当然，这些江赋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不过，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僻壤的山区，大力发展种茶以后，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泅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由扬州转运河运往长安和燕幽各地；其实它和江东一样，并未转运，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可能由来已久，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最早还是始于唐。据《唐国史补》载，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新门者，此昌明者，此着湖者。”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只能是赞普一类的少数上层统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这一点，也如《封氏闻见记》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
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由筹措常平仓本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见，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世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税茶，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接，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莲为相，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强令各地“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增加税率，一时天下大怨，不久，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昙花一现，未曾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设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案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据《新唐书．食发志》记载，裴体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房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摆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块》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廙《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条谱》等共十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李疵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吸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菜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放在一起，这时的茶碗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来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沙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上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在《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赋》所描述：“水则方之注，据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蔑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如皮日休《茶鼎》诗有待：“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徽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窑和越窑。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窑相互斗奇比异，连巩县一类的普通窑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赴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地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搞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婉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茶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间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唐以前，茶的诗文很少，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茶待和提到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告，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待，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和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若爱传花饮，诗着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桔《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间仙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复就是为欢送阎伯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花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是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明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面茶，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椅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增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欠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条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汉《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茗粥”或“瀹蔬而啜”，到斐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4.唐代茶业发展的主在原因
唐代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是盛唐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六朝以前，我国饮茶还很不普遍，《膳夫经手录》称，“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那么，为什么茶业是在开元天宝以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直接相联系的。
讲到唐朝的强盛，会很自然地会想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在富国强兵、扩大版图、巩固统治等许多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它只是为新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繁荣富强的顶点，还是在开元、天宝期间。唐玄宗李隆基在执政前期，还是一个有抱负和创业精神的君主，他任用了姚崇、宋理应张九龄等一批有才干的贤能，扫除积弊，改善庶政，使初唐以来的上升景象，最后织成“开元全盛”的画面。诗人杜甫在《忆昔》这首诗中，对开元盛况有这样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当然，这私人仓廪，只是地主的仓廪，但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无疑是其社会经济最为殷实的一个时期。茶叶是社会消费品，茶叶的消费，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如所周知，北方饮茶的普及，就与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活动有关。禅教在南北朝时，流传到我国南朝的南京北朝的洛阳，但禅教和饮茶在其时都没有多大发展。所以，开元时北方禅教和饮茶的兴起，决不是与社会经济无关的一种孤立发展。
另外，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南北朝禅教和茶在北方之所以没有发展，与经济固然有重要关系，但其时南北的分裂、交通的阻塞，也不无影响。隋朝修凿的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虽然只是为杨广巡游扬州和江南开道，但是，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中，对沟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经济、文化，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从交通的角度来说，要是没有大运河这条水路国道，就不可能有开元那样鼎盛的局面；纵然有开元那样的盛世和禅教的风起，假如没有运河国道，运输茶叶受到限制，北方禅教和茶业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期内风行起来。
第二，陆羽的倡导。北宋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吟“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这是对陆羽一生在茶业上的贡献所作的非常公允的评价。茶的发现和饮用，古已有之，非陆羽之功；但是唐代茶业的兴盛，则确实是与陆羽的倡导分不开的。陆羽对茶业的倡导，首先也主要反映在《茶经》的影响上。《茶经》一书，包括陆羽这个茶学专家的形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也就是说，“茶圣陆羽”及其《茶经》，是唐代茶业大发展中产生的。但是，反过来，陆羽《茶经》的提倡，又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茶业的更大发展。这一点，《新唐书·陆羽传》说得很贴切。“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中关于茶的历史、制茶饮茶的方法、器具，不是从陆羽才有的，而是他把它们总结、提高得更加完备，自此“天下益知饮茶”；他的作用，主要是在“益知”上。怎样“益知”呢？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中称：“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复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也即是说，陆羽及其《茶经》的功德，影响非常深远，实际触及了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唐代茶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与唐代佛教、道教兴盛的关联上。我国佛、道二教，自汉朝起，经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也达到了极其兴盛的阶段。如武则天时、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就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时在长安造的“明堂”，高达294尺。后来又造了一个“天堂”，存放大佛，其建筑比明堂还要高大。武则天很迷信，她甚至颁令天下，在全国断屠、禁渔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统治者的支持，所以唐朝不仅产生了最富足的寺院经济，而且也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脱离劳动的僧道队伍。唐朝憎道不仅成为茶的主要消费者，也成为茶道、茶艺的重要倡导者。佛教讲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主张修行悟性，以求得道成佛。道教注重醮祷，以求长寿多福，或修炼成仙。所以无论是佛教抑或道教，其枯燥孤寂的修养祈祷活动，都有赖于茶，有茶则舒，因此，茶叶不仅为众多僧道所好，也广泛吸收在寺院生活之中。如杜荀鹤《题德玄上人院》诗：“刳得心来忙处闹，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至于佛教坐禅，茶的功用就更大。如《封氏闻见记》所记，开元时，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由自人怀挟，到处煮饮，相效成俗，不但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也直接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发展。据统计，在《全唐诗》中，凡提及茶事的诗词，僧道写作或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唐朝寺院增道吟诵茶叶的诗词不仅特别多，而且寺院往往也就是种茶较多、制茶较精的制茶技术中心。如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的序文中说的“清香滑熟”能使人增寿还重的“仙人掌茶”，就是荆州玉泉寺所种和加工制成的。所以，唐朝的专院和增徒道众，不单是嗜茶的一批茶叶鼓吹者，也是茶艺、茶道的一些实践家和创造者。
其四，这时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茶业的发展。据竺可桢先生对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在近五千年，大约经历过这年几次冷暖交替过程；第一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1000年，约当仰韶文化和河南殷墟时代，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直至山东半岛，都有竹类分布，安阳殷墟还有麈和竹鼠、狨、水牛等热带、亚热带动物遗骨。第一寒冷期，为公元前1000～850年，约当西周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这一时期汉水曾两次结冰。第二温暖期，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约当春秋至西汉这个阶段，据《诗经》和《史记》等文献记载，梅、竹、橘、漆等亚热带植物分布，比寒期推北。第二个寒冷期，由公元初～600年，约当东汉至南北朝这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尤以3世纪后半期的气温更低，其时每年阴历四月还常降霜。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约当我国隋唐五代时期。8世纪初，梅树种于长安，公元751年，长安种的柑桔结果。第三个寒冷期，公元 1000～1200年，大抵相当我国两宋阶段。这一时期，太湖曾给冰，厚可行车，洞庭东西山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每年的终雪日一般都要推迟至暮春。当然，这是我国自原始末期至末代大的气候变化周期，在这每个温暖和寒冷期之中，也都包含有一些小的有规律的冷暖变化。
通过上述历史气候的回顾，可对唐以前我国茶业发轫虽早，但发展缓慢，而至唐朝一下子兴旺起来的自然原因，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近五千年中，唐代是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明白了这点，对唐朝贡焙为什么设在较北的江浙宜兴和长兴，在唐代那样的技术条件下，栽培茶树的北限，何以能扩展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唐朝茶业的发展，除掉众多社会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天时”条件，是有一定关系的。
茶文化精选阅读
隋唐五代时期的巴蜀文化
隋唐五代一共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其中隋代三十八年，唐代二百九十年，五代五十四年。在这近四百年间，巴蜀相对于中原来说，战争较少，社会安定，这个时期是巴蜀的繁荣期。
隋统一天下后，隋文帝命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封蜀王，镇守巴蜀二十余年。隋灭亡后，新兴的李渊父子集团在群雄角逐中抢先占领大兴(即长安)，接着派李孝恭攻占巴蜀，当时天下饥乱，唯蜀中平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整一)，李孝恭及李靖正是依靠蜀中的人力物力，助李渊扫平群雄，实现了唐的统一。《旧唐书李孝恭列传》记载，孝恭既破辅公柘，江淮及南岭南都由他统管。隋炀帝末年，群雄竞起，都被李世民平定;谋臣猛将皆在李世民麾下，少有单独另立功勋的。唯有李孝恭独当一面而立大功，声名很盛。这正是对李孝恭依托巴蜀人力财力为大唐统一建立不朽功勋的客观评价。
唐统一后实行道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划分全国为十道，巴蜀之地分属剑南道、山南道、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调整十道为十五道，巴蜀之地分属剑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黔中道。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另分剑南方镇为东西川两区。大致剑南西川拥有成都平原及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地区，包括成都府及彭、蜀、汉、眉、嘉、戎、邛、简、资、茂、黎、雅及经西诸州，治所在成都。剑南东川约有今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以东诸州，包括梓、绵、遂、普、陵、泸、荣、剑、龙、昌等州，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山南西道约有今嘉陵江、巴水(渠水)流域地区，包括秦陇南土及巴蜀之利、阆、果、蓬、合、渝、涪、集、壁、通、巴、渠、开诸州，治所在梁州(今陕西汉中)。山南东道大约拥有河南伏牛山以南、湖北潢水以西、长江以北、山南西道以东地面，属于巴蜀的有夔州、万州、忠州，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黔中道包括今贵州及川鄂桂与毗邻部分，属于巴蜀的仅有南州、黔州，治所在黔州(今重庆彭水)。唐代宗时，宰相杜鸿渐镇蜀，兼领剑南东西川及山南西道节度使，实际上控制了巴蜀的主体，于是此后有剑南三川之名。道的设置，先为监察区，犹如汉之州部，后来成为行政区，再变为地理区划之名。
唐代是中国的强盛时期，生产及经济比前朝都有很大的发展.文化也很活跃。巴蜀地处长江上游，地形如盆，山川险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加上进入巴蜀的外地人带人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巴蜀农业得到了大发展。蜀中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运剑南关以实速京师，唐高宗咸彦元年(670年)运剑南包米百万石救饥人。李渊曾说：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墦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曩者储蓄，征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府元龟》卷四八六)由于农业上的发展，巴蜀的手工业、商业也十分发达，这一带人口密布，商贾云集，市贸繁荣。一个叫田澄的人在一首《成都为客作》的诗里写道：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旅游唯得洒，今日过明朝。安史之乱，玄宗逃蜀，亦因其岁首稔民安，储供无缺(《旧唐书玄宗纪》)，因升成都为南京。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之二曰：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可见当时成都是多么的繁荣。到晚唐时，黄巢攻人憧关，僖宗逃奔兴元(治南郑，今汉中市)，因其储待不丰，群臣表谏，请奔成都。到成都后，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这说明成都平原在唐时期始终保持着殷富的局面。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当时整个巴蜀也并非富得很平衡，成都平原周边高山丘陵地带自然条件差，人口稀少，耕作落后，经济则比较萧条。巴蜀也时有战争，如段子璋之乱，徐知道之乱，郭英乂、崔旰之乱，杨子琳之乱，张础之乱，刘辟之叛，阡能、韩秀升之乱等，但都为时甚短，比之中原，安定多了，所以每当天下大乱，蜀中便成了避乱之乡。
隋唐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茶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更加普遍，饮茶风习也更加普及。晚唐杨华《膳夫经录》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际，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这段记载反映了茶从巴蜀传到北方的饮茶情况。随着茶道大兴，有了茶业活动的经济立法，即所谓的茶法，也在唐代应运而生，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平生致力于茶道的陆羽所著《茶经》问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茶文化著作。
隋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燦的明珠。此时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海内外千百年来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唐代，巴蜀所产的文学家不多，但外游的、人蜀作歌的却不少，安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巴蜀文学的繁荣。
到了懿、僖、昭、哀之际，唐王朝久已酿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已达到极点，而百姓的苦难也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黄巢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唐王朝的残暴统治，军阀朱温取代了唐室政权，而另一个军阀王建占领了巴蜀，建立了割据政权，这就是前蜀。王建在位十二年而亡，传位于其幼子王衍。王衍骄奢贪暴，荒淫无度，此时(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魏王李继芨、宰相郭崇韬挥师南下，攻占成都，王衍投降，前蜀亡。前蜀两主，在位共十八年。后唐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兼两川节度使。孟知祥节度两川后，见府库丰盈，乃思自立，此后，在打败了后唐的武力征讨后，又兼并了东川，封为蜀王。次年，即后唐闵帝李从厚彦顺元年(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为蜀，史称后蜀。孟知祥登位当年就病亡，其子孟昶继位，在位三十年。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派王全斌、王仁瞻由北路攻蜀，刘光义、曹彬由三峡入蜀，蜀军无法抵抗。次年，孟昶请降，至此后蜀灭亡，后蜀两主，在位共三十一年。宋取蜀后，置西川路，从此巴蜀一直为两宋所属。
从王建跟蜀直到后蜀灭亡，先后七八十年，巴蜀基本上处于割据封闭状态，虽然蜀中也有战争，但毕竟有限，加之王建、孟艇在位时，存宽恤，礼士好文，故社会较为安定。如与中原相比，可称洞天福地。于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花间词。
中国古代茶业的终结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这以后，由于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之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使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了近代的发展。不过，如上所见，由于茶业和茶叶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性，中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期，不是同步的。“它的古代和近代分界，不是1840，而当以19世纪末出现的中国茶业改革或振兴运动为标志”，聚祥春茗茶相关人士如是表示。
因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和世界茶业的性质、技术和面貌，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不但没有变化，而且对中国传统茶业来说，在此后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的传统茶业和传统茶叶科技，是到1887年也即中国茶叶出口由历史的最高记录开始逐年递减以后，才感到和提出要向近代转化的。
其实如前所说，中国传统茶业明清的发展，从茶学和技术的角度来说，主要是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这样一个阶段。清朝中期和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因西方茶叶特别是红茶消费的持续跃增，中国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呈显著上升的势头，但这时中国传统茶学和茶叶技术，则已进入了萎蔫和不再有生气的阶段。所以，对清朝咸同年间我国茶业的较大发展，我们曾形象地称之为是我国古代或传统茶业的“回光返照”。因为这一发展本身，即是我国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受国际茶市影响、决定和与国际茶市联系的反映。这一时期，也正好是英国、荷兰在南亚积极发展种茶，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传统茶叶科技全面接受、全面改造，也即形成、建立和发展近代茶业与近代茶叶科技的时期。我国咸同茶业，是和即将要超过、替代它的西方近代茶业和近代茶叶科学技术，一同发展的;一旦哪天它的同伴超过了它，它就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
因为这样，所以当1886年前我国茶叶出口和茶叶生产飞跃发展，英国一次次派人来我国搜集茶种、学习茶叶生产、引进茶工在印度和锡兰大力发展茶业时，我国对于我国的传统茶业和传统茶叶科学技术，是只会踌躇满志，而不会怀疑其保守、落后的。因此，当1887年以后我国茶叶出口连年递减，茶叶市场一天天被印度、锡兰挤占，我国茶业日趋衰落时，我国的茶商、茶农和有关官绅，开始又只会是感到突兀、茫然和有点不知所措;但情感的接着变化，必然是从陶醉回到现实，从失落中寻找原因，痛定思痛，最后确定奋起走改革和重整我国茶业之路。所以，我国古代茶业和茶叶科学技术，不是自然和自发走上向近代发展，而是在与西方近代茶业和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相比较败北以后，才被迫和被动走上革新和振兴之路的。如果这一分析还比较接近事实，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1886年，是我国古代或传统茶业发展最后所达到的一个巅峰，这个巅峰，同时也是其发展的终端;自此之后，我国古代茶业就一天天衰退和朝着近代的方向转化了。
中国古代茶典故
1、孙皓赐茶代酒
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他便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2、陆纳杖侄
晋人陆纳，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有恪勤贞固，始终勿渝，的口碑，是一个以俭德著称的人。有一次，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陆纳，陆纳的侄子陆俶对叔父招待之品仅仅为茶果而不满。陆纳便自作主张，暗暗备下丰盛的菜肴。待谢安来了，陆俶便献上了这桌丰筵。客人走后，陆纳愤责陆俶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并打了侄子四十大板，狠狠教训了一顿。事见陆羽《茶经》转引晋《中兴书》。
3、单道开饮茶苏
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人。好隐栖，修行辟谷，七年后，他逐渐达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一日可行七百余里。后来移居河南临漳县昭德寺，设禅室坐禅，以饮茶驱睡。后入广东罗浮山百余岁而卒。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剂的饮料。
4、王濛与水厄
王濛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不仅自己一日数次地喝茶，而且，有客人来，便一定要客同饮。当时，士大夫中还多不习惯于饮茶。因此，去王濛家时，大家总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事见《世说新语》: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5、王肃与酪奴
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肃，即王肃，字恭懿，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因父亲王奂被齐国所杀，便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投奔魏国(今山西大同，是其国都)。魏孝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
王肃在南朝时，喜欢饮茶，到了北魏后，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嗜好，但同时也很会吃羊肉奶酪之类的北方食品。当人问茗饮何如酪浆时，他则认为茶是不能给酪浆做奴隶的。意思是茶的品位并不在奶酪之下。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茶茗称作酪奴，将王肃的本意完全弄反了。
6、李德裕与惠山泉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他善于鉴水别泉。尉迟偓的《中朝故事》中记述:李德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说口(注今江苏镇江)。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急水，取置一壶来。其人忘之，舟上石头城，方忆及，汲一瓶归京献之。李饮后，叹讶非常，曰:江南水味，有异于顷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唐庚《斗茶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这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时隔不久，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说相公要饮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7、苦口师
苦口师是茶的别名。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字文通)，自幼聪慧，十岁能作诗文，颇有家风。皮光业容仪俊秀，善谈论，气质倜傥，如神仙中人。吴越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拜丞相。有一天，皮光业的中表兄弟请他品赏新柑，并设宴款待。那天，朝廷显贵云集，筵席殊丰。皮光业一进门，对新鲜甘美的橙子视而不见，急呼要茶喝。于是，侍者只好捧上一大瓯茶汤，皮光业手持茶碗，即兴吟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此后,茶就有了苦口师的雅号。
8、谦师得茶三昧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的史学家刘攽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9、贡茶得官
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里的斗茶活动非常盛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满足帝皇大臣们的欲望，贡茶的征收名目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新奇。据《苕溪渔隐丛话》等记载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即因此而受到宠幸，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10、吃茶去
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句禅林法语。
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茶饮，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吃茶去，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
中国古代茶文化
据传说，几千年前的一片茶叶据说落入了传说中的神农神农的一杯开水中。皇帝对结果非常满意，在中国诞生了丰富的饮茶传统。今天，要说茶是中国饮料的首选，将是一个巨大的轻描淡写。从医学到牙膏，茶都融入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的茶叶总产量超过160万吨。
但除了茶的简单适销性之外，茶文化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正如葡萄酒种植和消费的传统在西方看似无穷无尽，中国的茶文化也是如此。中国的富裕人士越来越多地将“鉴赏家”添加到他们的娱乐活动中。“中国正在快速变化，人们变得富裕，社会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文化交流现在更加频繁，“也许50年前，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在中国喝茶很简单，它只是一种饮料。但是现在，喝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而且它更复杂，我们有很多不同风格的茶。
普洱茶例子，它在过去并不常见，在广东省也很常见。但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国最着名的茶叶之一，它的茶饼被压成大致圆形，可能相对昂贵。总部位于纽约的茶叶供应商和茶叶教育家InPursuitofTea以260美元的价格出售一种普洱茶饼。此外，还发明了许多制备普洱茶的新方法。不仅仅是用茶壶冲泡它，而是将它煮成特制的茶具和银壶，并将普洱茶煮成汤，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
“当然，传统方式仍然非常强劲”。“但他们有更精心的考虑，就像温度，餐具，茶的质量。所有这些都有很大的改进。“给出了绿茶的例子，它是最好的准备，并在较低的温度下在精细的瓷器或玻璃中供应，使热量消散。
但在您了解器具和酿造方法的差异之前，请先了解基础知识。
所有的中国茶都来自茶树，茶树的叶子，产自中国20多个省，包括南极的海南省，北部的山东省，东部沿海的江苏省和西藏。
据伊普说，虽然有数百种中国茶，但大多数属于六种基本类别-白色，绿色，红色，乌龙茶，黑色，黄色。白茶是由未成熟的叶子制成，在芽完全打开之前采摘，以提供最大的健康益处。绿茶在加工过程中不发酵，因此保留了叶子的原始颜色。在西方被称为红茶，红茶是由氧化叶子制成的，它们的颜色较深。乌龙茶部分发酵，产生明显的红色和华丽的味道。后发酵茶，或中国已知的红茶，是一类经过露天发酵的茶，比红茶和乌龙茶更加氧化。最后，黄茶是一种与绿茶类似的特殊茶，但干燥阶段较慢，允许潮湿的茶叶静置黄色。
“我们有一个气候不同，土壤不同的大国”“每种茶都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历史。”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庆祝各种茶的独特性和历史，购买习惯也随之而来。中国茶叶市场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分享了中国茶叶协会最近的调查结果。第一部分属于人民币100元至200元人民币的价格区间，其中茶叶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受欢迎的细分市场从500到几千元不等，茶叶越来越被视为优质礼品。
中国古代茶事典故
1.苦口师
苦口师其实是茶的别名。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自幼聪慧，十岁能作诗文，颇有家风。皮光业容仪俊秀，善谈论，气质倜傥，如神仙中人。吴越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拜丞相。
有一天，皮光业的中表兄弟请他品赏新柑，并设宴款待。那天，朝廷显贵云集，筵席殊丰。皮光业一进门，对新鲜甘美的橙子视而不见，急呼要茶喝。于是，侍者只好捧上一大瓯茶汤，皮光业手持茶碗，即兴吟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
此后，茶就有了苦口师的雅号。
2.谦师得茶三昧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
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的史学家刘攽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这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3.贡茶得官
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里的斗茶活动非常盛行，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满足帝皇大臣们的欲望，贡茶的征收名目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新奇。
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即因此而受到宠幸，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后来，郑可简又命他的侄子千里到各地山谷去搜集名茶奇品，千里后来发现了一种叫做朱草的名茶，郑可简便将朱草拿来，让自己的儿子待问去进贡。于是，他的儿子也果然因贡茶有功而得了官职。当时有人讥讽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郑可简等儿子荣归故里时，便大办宴席，热闹非凡，在宴会期间，郑可简得意地说一门侥幸，此时他的侄子千里，因为朱草被夺正愤愤不平，立即对上一句千里埋怨。
4.吃茶去
吃茶去，看似普通的三个字，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句禅林法语。
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茶饮，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
据《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
5.李德裕与惠山泉
好茶需与好水相配方不辜负，用上等泉水泡茶自别有一番韵味。唐庚的《斗茶记》中有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以鉴水别泉扬名，而文中这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据说，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说相公要饮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中国古代茶叶的专卖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茶叶专卖
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茶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茶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茶叶专卖
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茶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茶场，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也就是说，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茶场领茶。后来，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场领取茶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茶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茶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茶引。
与此同时，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商人向官府交纳的是茶的价格，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销售，不得在其他的州、军销售。商人在运送茶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规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由于太宗赵炅雍熙年间战乱频繁，朝廷为筹集粮草，鼓励商人入中(类似于现代的中介组织或者经纪人)，于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对官府的贿赂，有的地方把茶叶的销售权低价卖给商人而从商人那里拿取好处，还有的地方把茶叶的价格压得很低且又向茶商多发茶叶而损公肥私。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使官府蒙受严重的损失。为了改变商利益博，国用日耗的状况，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赵恒就命盐铁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详审旧制，召茶商议论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茶法，茶商们十分不满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赵恒又命翰林学士李迪等人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终。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谘的主持下废止了三说法、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各采用现钱法。李谘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650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利病，茶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佑四年(1059年)仁宗赵祯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官府的低价抑卖。这对茶农来说多少有了点自由，有利于提高茶农们的积极性。在这里商人们可以直接向茶农们收购茶叶，只是要向当地官府交纳茶税、通过税等税赋。渐渐地，官府经营的茶山、茶场也逐渐地荒芜或者由临近的茶农们承租了。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茶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茶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茶场，告知茶商、茶农不得私下进行违法交易。在设有茶场的地方，茶农可以租耕，缴茶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看茶叶销售距离远近把茶引分为长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时，还明文规定茶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交清，运输途中不得再重复收税和苛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茶法，只是在实践中作了相对性的创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茶小引、兴建榷场，严格管理宋金之间的茶叶贸易，但后来因向金贩茶利润丰厚，茶商们就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于是只要茶商们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这种特殊的税金就可以到金国倒卖销售茶叶。
金以后的茶叶专卖
历史上的金国位于我国的北方，史书上有金为实行茶叶专卖，禁止私贩和限制民间饮茶而厘定香茶罪赏格，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的记载。
元朝对茶叶的生产与销售也加以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只是对销售管理的更加严格，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榷茶马司，以提举茶事兼理马务。明朝则在秦、洮、河等州设专职机构负责茶务。清初在陕甘两省设茶马御史专理其事，只是清末茶引之制逐渐废止，但是西藏、陕、甘等处茶引直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征收茶类统税时才彻底废弃。
茶叶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虽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可能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官府对茶叶垄断经营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客观地说，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那种没有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相制衡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难免会恶性膨胀，最终导致了在茶叶专卖制度下极度腐化的现象。
中国古代茶馆的发展历史
茶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百姓休闲消遣的大众场所，代表着我国传统地文化特色。古代称为茶寮、茶肆、茶坊、茶楼、茶房、茶店、茶社、茶铺、茶亭等名称。而茶馆这个名词，明代才见于文献记载。
六朝时期，江南品茗清谈之风盛行。当时有一种既可供人们喝茶，又可供旅客住宿的处所叫茶寮。饮茶之风到唐代盛行，《封氏见闻记》中说：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唐代的城市已有煮茶出卖的店铺。
宋代饮茶之风更盛，自京城至各州县，到处设有茶坊。北宋建都汴梁后，城内的几条繁华街巷都设有茶坊。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城就有茶坊饮茶的画面。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的茶馆装饰十分讲究，据《梦梁录》记载：今杭州城茶肆亦好之，种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宋代的茶馆经营也相当灵活，除白天营业外，还设有早茶、夜茶，同时还供应汤水茶点等。
宋代茶馆多称为茶坊，也有叫茶肆、茶楼的。元代时一般茶馆称茶房，也有叫茶坊、茶店的。明清茶馆更为发展，城市乡村，到处都有。茶馆的名称明代才出现，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中就有关于茶馆的记载。随着制茶技术的提高和饮茶方法的改进，明代城市里的茶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茶馆不仅遍布城乡，其数量之多，也是历史上少见的。据记载，清代北京有茶馆30多家，上海有茶馆60多家。清代的茶馆经营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以卖茶为主，也有的兼营点心，茶食、烟酒，还有的兼营说书和演唱。北方多见于大鼓书和评书，南方则偏重评话和讲唱兼用的弹词，一直延续到现代。
现在，我国各地的茶馆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四川人喜爱在茶馆里饮茶的风俗是全国出名的。可以说，四川茶馆甲天下，而成都茶馆又甲四川。成都的公园都有茶馆，一般都设在最佳景点，品茗观景，其乐融融。成都有一种比较高雅的茶馆，名曰文化茶馆。不仅是喝茶品茗之处，也是文化娱乐场所，人们在那里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四川清音、巴山名歌或是京剧清唱。江南，尤其是江、浙、沪一带，茶馆、茶座也相当兴盛。像扬州富春茶社、成都春兰茶社、北京老舍茶馆等，都是闻名国内外的。
中国古代饮茶风俗的变迁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的原产地是滇西南，至今在我国云、贵、川一带，仍然生长着许多参天的野生大茶树，树龄最高的达2700多年，人工栽培的大茶树也有800多年树龄的。中国是最早采制和饮用茶的国家。《神农本草经》中曾记述了牛首人身的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萘解之的传说(萘即茶)。
而古巴蜀国地区是最早种植茶树和饮用茶叶的地方。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记载说，3000年前的古巴蜀国已有种植茶树，并进贡天子周武王。
早期的茶
最初、原始人将茶作为蔬菜来食用，后来人们发现茶叶具有解渴、提神和治疗某些疾病的作用，于是将茶叶单独煮成菜羹，以后又将其熬煮成茶水作为饮料。商周时期，这种饮食茶叶的习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茶叶的苦中有甜，苦后回甘，令人回味，广泛受到普通人和王公贵族的喜爱。此时，巴蜀地区茶叶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并有优良品种进贡中央朝廷。春秋战国时期，茶叶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到战国末期，黄河流域饮茶之风开始流行。
在中国古代的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如荼、诧、苦茶、茗、皋卢、茶等。用的最多的是荼字，自唐以后才，茶字成为通用名称。
两汉、魏晋、南北朝--南方饮茶成风
到汉代时，茶的保健作用已日益受到重视，已经有专门的茶市，茶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所需的商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流传到长江中下游，茶叶已成为日常饮料，宴会、待客、祭祀都会用茶。文人雅士多喜喝茶，并有诗文反映茶事。更有晋代文人杜育专门歌颂茶叶的《chuǎn赋》，涉及茶之性灵、生长情况及采摘、取水、择器、观汤色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饮茶已不仅仅是解渴、提神、保健的需要，还具有一定的文化色彩。因此，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饮茶史上又一个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逐步形成时期。
唐代--饮茶风气传播全国
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到了唐代中期，饮茶风气已普及全国。唐朝南方已有43个州、郡产茶，遍及今天南方13个产茶省区，因此，我国产茶地区的格局在唐代已基本确立。
唐代茶叶生产发达，出现很多名茶，各地制茶技术也日益提高，精益求精。中国的茶叶和饮茶方式也是在唐代才大量向国外传播，特别是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很大。因此，唐代是中国饮茶史上和茶文化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是中国茶文化的成熟时期，是茶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唐朝饮茶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佛教盛行。和尚坐禅，通夜不寐，只靠喝茶提神。佛门茶事盛行带动了善男信女争相饮茶。由于饮茶与禅宗关系密切，文人雅士又在品茶过程中追求禅的意境，因此有所谓茶禅一味之说。
唐代集茶文化之大成者是陆羽和他的名著《茶经》。《茶经》对唐代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阐述。《茶经》把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是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综合性茶学著作，对中国茶叶生产和饮用风气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陆羽首倡品饮艺术，他融儒、道、佛三教精神与饮茶活动为一体，开中国茶道之先河，为后世茶文化发展提供了典范。陆羽也因此被后人称为茶圣、茶神。
唐代是诗的朝代，许多著名诗人都与茶有缘。全唐诗中流传至今的有百余位诗人的四百多首茶诗。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名句。李白、杜牧、刘禹锡都有佳作流传。尤以卢tnɡ的七碗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名闻遐迩，诗中传神地描述了饮茶时的身心体验，成为历代传唱不衰的诗词佳作。全诗由得到贡茶阳羡茶的惊喜、饮茶过程及体验和感慨苍生三部分组成。另外与白居易世称元白的元稹，所作的宝塔形诗《一字至七字诗：茶》也颇为独特。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是茶文化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贡茶工艺的发展及皇室和上层社会的嗜茶成风，使饮茶之风更为盛行。与唐代饼茶不同，宋代贡茶--龙凤团茶是由刻有龙凤图案的模型压模而成。采制技术也更为精致讲究。宋徽宗赵佶还对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成茶叶专著《大观茶论》一书，对茶的产制、烹试及品质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论述，也推动了饮茶风气的盛行。茶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宋徽宗做作《文会图》是公认的描绘茶宴的佳作。
宋代的文人们将琴棋书画融进茶事之中，大大提高了茶事的文化品位，这也是宋代茶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许多大文豪如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都乐此不疲，并且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佳作。
明太祖朱元璋正式废除团饼茶。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蔚然成风，并将煎煮法改为冲泡法，这是饮茶方法史上的一次革命。明代茶叶生产上有许多发明创造，绿茶生产上改进了蒸青技术并产生了炒青技术。花茶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花都可以用来窨制花茶。此外还出现了乌龙茶和红茶。
明代文士茶也颇具特色，尤以吴中四杰为最。四杰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和徐祯卿都是怀才不遇的大文人，多才多艺又嗜茶，开创了文士茶的新局面。他们更加强调品茶时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和审美氛围的营造，使品茶成为一种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高雅活动。这在他们的传世佳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到了晚明，文士们对品饮之境的追求又有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全身心地融入品茶活动中，并更进一步达到超凡脱俗、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提出茶道之说并对其进行了深入探索。这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散茶被钦定为贡茶，简便自然的饮用方法广受人们喜爱。明代茶学兴起，茶著极多，促进了散茶外形与内质的改善与提高。散形叶茶中的许多名品，也渐显雏形。如龙井、碧螺春等。
茶馆，古称茶肆、茶坊、茶楼。萌发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对此有所描绘，明清茶楼发展得更为典型，尤以清代茶馆最为鼎盛，遍布城乡，数不胜数。并且逐渐发展出来各具当地地方特色的茶饮习惯和文娱活动的茶馆文化形态。茶馆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场所。茶饮已融入日常生活和民俗民风的方方面面。茶文化由茶宴、茶会、茶道向茶馆的发展，反映了茶事活动由贵族化、文人化走向大众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活动。并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形态和生活方式。足见人们对饮茶的喜爱。
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并成熟的工夫茶饮至今仍是茶艺馆里的主要泡茶方式。明清时期在茶叶品饮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工夫茶艺的完善。
工夫茶是适应茶叶撮泡的需要经过文人雅士的加工提炼而成的品茶技艺。大约明代形成于浙江一带的都市里，扩展到闽、粤等地，在清代转移到闽南、潮汕一带为中心，至今以潮汕工夫茶名称享有盛誉，已成为今天茶艺馆里的主要泡茶方式之一。
清初文人袁枚在《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中记述了工夫茶艺：工夫茶讲究茶具的艺术美，冲泡过程的程式美，品茶时的意境美，此外还追求环境美、音乐美。明清的茶人已将茶艺推进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形成了工夫茶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