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y316.com - 宋帝御赐第一茶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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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市民经济繁荣的宋代，正如南宋诗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说“盖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成为风靡全国的国饮。
茶事之盛，除了市民经济的发展，在茶文化专家沈冬梅看来，更多得益于从皇帝到文人士大夫的整体投入。自北宋太宗初年初步建立起北苑（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境内）官焙茶园起，宋代贡茶体系到徽宗年间逐步发展到精雕细琢、登峰造极的程度。徽宗皇帝所写的《大观茶论》，更成为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书。
与此同时，在贡茶体系影响下，宋人一改唐人的煎煮法，形成以点茶法为主的饮茶方式。唐人煎煮法的基本流程是，根据喝茶人数，先将适量的茶饼碾成茶末，待锅中的水烧到第二滚时，先舀出一碗，然后将茶末从锅心放入，同时用竹荚在锅中搅动，加入调味之盐，等水再开时，将之前舀出的水再倒回锅中。这种所谓“育华救沸”的方法，类似于今人煮饺子时的多次加水。茶水煮好后，分入茶盏供人享用。而点茶法则要将研磨好的茶末，事先在茶碗中以少量开水调成均匀的茶膏，之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匙（茶筅）击拂。
这种原本源自福建建安民间的冲茶方式，逐步流行于全国。向来追求精细生活的宋人，又将在点茶基础上形成的分茶技艺，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陆游诗中所描绘的“晴窗细乳戏分茶”，代表士大夫雅致闲情的一项日常活动。而最能体现这种生活方式精致之处的活动，便是在多幅宋画中所描绘的、宋代风靡一时的斗茶活动。
风靡一时的斗茶
较早以斗茶为题材的画作，主要有南宋刘松年所创作的《茗园赌市图》与《斗茶图》。据《南宋院画录》的记载，刘松年为钱塘人，居住在清波门（又名暗门）外，人称“暗门刘”。这位历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擅长山水，精通人物画，被后人将他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为“南宋四家”。
《茗园赌市图》一般被视为中国茶画史上最早反映民间斗茶的作品。在画卷描绘的集市左侧，有四个提着汤瓶的男子在斗茶，一位端着茶盏刚刚喝完似乎正在品茶，一位正要举盏喝茶，一位拿着汤瓶正在冲点茶汤，一位喝完茶正在用袖子擦拭嘴角。而在画面右边，一位男子站在茶担旁一手搭着茶担一手掩嘴似在吆喝卖茶，茶担里摆放着很多汤瓶与茶盏，茶担一头还贴着“上等江茶”的招贴。画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手拿汤瓶、茶盏等茶具的男女，边往前走，便回头看四位正在斗茶的人。画面中人物生动，器物细腻，俨然一派南宋市民卖茶、饮茶的生活图景。在刘松年的另外一幅《斗茶图》中，四位身背雨具、提着汤瓶、挑着茶担的卖茶者在市郊相遇，遂在松树下架炉煮水，品茶斗茶。
刘松年创作此画时，北宋风靡一时的斗茶在南渡之后已渐消歇，因此画中所绘的斗茶图景，已然不是北宋蔡襄以来受建安当地风气影响所形成的“茶尚白、盏宜黑、斗色斗浮”的斗茶活动。画面中斗茶的核心显然更偏于对茶汤的品位，沈冬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斗茶的重心在宋代不同时期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斗茶的重心不一贯，在时间跨度上的表现却不是连续的，在更多的时候，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行的状态，即在两宋大部分的时间里，既有尚白色斗浮斗色的斗茶，也有不计茶汤色白色绿而注重茶之香、味品鉴的斗茶。”
如果所品评茶香的斗茶更易为今人理解，那么斗浮斗色的斗茶又是何种状态呢？一切还得回到早在唐末五代初时就在福建地区流行的斗茶风俗，也就是唐冯贽在《记事珠》中所说的“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入宋之后，流行福建当地的民间斗茶，借助贡茶之名，也因而很快流布全国，尤其在宫廷士大夫等上层社会中受到推崇。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蔡襄就任福建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之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督造的北苑贡茶大龙凤团饼茶，早已成为誉满京华的精品。一生好茶的蔡襄到了建安之后，不但改进制茶工艺，用更为细嫩的原料，添创精美细巧的小龙团，还写成《茶录》两篇上进仁宗，论述北苑贡茶的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
在《茶录》中，蔡襄便写到了建安民间斗茶的具体品评标准。如其在上篇《色》中所说“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清白者受水详明，故建安人斗试，以清白胜黄白”，便点出了宋人“茶色尚白”的品评标准，不过到了宋徽宗那里，这一标准被进一步细分为“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而《茶录》上篇《点茶》的记载：“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可见，斗茶的最终标准在于在茶末中注入开水，击拂之后产生的泡沫在茶盏内壁贴附的时间，时间越长，水痕出现越晚者，则获胜，这也正是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一诗中所谓“水脚一线争谁先”。茶沫吸附茶盏的专用术语叫“咬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其亦有明确解释：“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斗茶所用的煎泡方式正是点茶，二者的技术要求与评判标准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于斗茶要在水脚生出的时间早晚上比较高低。而在宋人诗词中大量出现的“分茶”，实则是在点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高超技艺。这种源自五代时期的技艺，名曰“汤戏”或“茶百戏”，要求在分茶阶段的注汤过程中，用茶匙（茶筅）击拂拨弄，使茶汤表面幻化出各种文字乃至花鸟鱼虫的图案。这种神乎其技的茶艺表演，在注重审美享受的宋代备受推崇，甚至与书法、弹琴等技艺并举。
斗茶形成的标准，影响到了宋人点茶、斗茶的饮用茶具。由于宋代茶色尚白，为了取得较大的反差显示茶色，之前流行的白瓷青瓷便不太合适，福建当地建窑出产的黑色建盏，便更为适宜。由于建盏内壁有玉白色毫发状的细密条纹，一直从盏口延伸到盏底，类似兔毛，也叫兔毫盏。在蔡襄与徽宗的推重下，兔毫盏成为宋代点茶、斗茶的必备器物，也成了宋代点茶茶艺的代表茶具。在沈冬梅看来，白茶黑盏所带来的具有强烈反差对比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独具时代特色。饮茶方式与器物之间相互成就，也正是这个原因，学者扬之水发现，斗气风气的衰歇与建窑烧制御用兔毫盏的时间，亦大致相当。
四大闲事之点茶
刘松年的另一幅茶画《撵茶图》，则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人雅集中品茶观书作画的典型场景，还有点茶茶艺的整个过程。画面左侧的两人正忙于茶事，其中一人坐在矮几上，转动茶碾的转柄正在碾茶，一人手拿汤瓶正在桌边点茶。备茶的桌子上，井井有条地放置着茶盏、汤瓶、茶盒、竹筅、茶罗、盏托等茶具。画面右侧的一个僧人正在执笔作书，周围两人则坐在一旁欣赏。
点茶法，本是福建民间斗茶时冲点茶汤之法，其逐步成为宋代主流茶艺的原因，在沈冬梅看来，至少包含几个方面：“在蔡襄写成《茶录》并通过坊肆广为流传之后，由于皇帝如仁宗对北苑茶及其煎点方式的眷顾，由于龙凤茶等贡茶作为赐茶的身家日增，也由于文人雅士如蔡襄者流对建安茶及其点试方法的推重，也由于在大观年间徽宗赵佶亲自写成《大观茶论》再度介绍末茶点饮的方方面面。”
点茶法流行开后，上层人士形成的观念是，好茶一定要用点茶法来喝，不好的茶或者粗老茶以及某些地方保留的传统贡茶才会煎煮来喝。南宋诗人王观国在《学林》卷八“茶诗”条便写道：“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芽孽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吸之；其煎吸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档。’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档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吸之也。煎茶吸之者，非佳品矣。”而苏轼在《和姜夔寄茶》中的诗句“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更嗔责家人不懂得建安好茶的点茶方法，而按四川传统习俗在茶中加入姜、盐煮饮。
扬之水考究两宋茶诗，发现在宋代的煎茶与点茶之间，还隐然有着清、俗之别。比如陈与义所写“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阮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玉楼春·青镇僧舍作》），陆游所写“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雪后煎茶》），都隐然暗含着一种清雅的诗情。来自器物层面的支持则在于煎茶一般用风炉与铫子，点茶则多用爎炉与汤瓶，而“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橙，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档雪花沸。阮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之雅韵”。可在沈冬梅看来，诗词之中的典故多有滞后的现象，古人惯用原来的意象和典故，描写业已发生变化的所指，仅凭煎烹等字眼难以判断实际饮茶方式。此外，当点茶法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后，社会已然形成好茶当用点茶法的观念，很难说传统的煎茶法更为清雅。
无论如何，让仆人携带点茶所需用具的差燎担子，已成为宋代上层士大夫外出游玩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的一幅南宋佚名画作《春游晚归图》，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内容。画面右上方一座高柳掩映的城楼，对着城楼的林荫大道入口处是两道拒马杈子。大路上骑马的主人一副达官贵人的装扮，二名仆从作为前导，一人牵马，另外两名则在马侧扶镫，马后一众仆从负大帽、捧笏袋，肩茶床，扛交椅。又有一名仆从手提编笼，编笼中的东西为“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最后一个荷担者，担子一端挑了食匮，另一端是燃着炭火的爎炉，炭火上坐着两个汤瓶。显然，爎炉汤瓶，再加上其他用具，正是点茶必需的一套器物。
另一方面，点茶也逐渐成为文人家居之中不可缺失的生活享受。在一幅宋代佚名的《人物图》中，便表现了当时典型的文人书斋生活图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也是最能代表宋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四般闲事”。
只是，这套为宋人习用数百年的末茶茶艺，在明初太祖朱元璋下诏罢贡团茶之后正式消亡，除流传日本发展为其极具特色的抹茶茶道之外，在国内仅成为少数文人玩习的雅事。沈冬梅将其消亡的原因总结为四点：与自然物性相违；高制造成本阻碍普及；掺假制假影响上品抹茶的品质和声誉；点茶茶艺的泛化。从茶艺本身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宋人独一无二地认为榨尽茶叶汁液才能保持好的茶色与茶味，其背后精雕细琢的美学、不计成本的享受不难想象。然而，正如明人田艺蘅所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既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此后，散茶的时代来了。
原标题：宋画背后的茶饮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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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史概述 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
茶税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茶经》），这一时期，茶叶制作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对品饮艺术的探索。
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斗茶与日本茶道有着显著的承袭关系。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
斗茶对于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茶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
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于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
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
宋朝的茶业，政府采取的是国营方式经营管理和控制，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于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外贸特权，为军队的供给做出了贡献。
茶的历史 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与宋代
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茶的历史
茶，是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与宋代。
中国茶融合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芬芳而甘醇。
1、发于神农
相传，神农氏有一次，先后尝了72种毒草，五脏若焚，四肢麻木，便躺在一棵树下休息。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掉下一片树叶落入口中，清香甜醇，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便将树上嫩叶采下再尝，咀嚼后毒气顿时退去，全身舒适轻松。
神农后来多次品茗，反复检查，于是他认定此树种为治病良药，并称“茶”。从此“茶”就在世间代代相传。
2、闻于鲁周公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著乎尚书······丹、漆、茶、眯······皆为贡品”。这说明在三千多年前，茶已作为贡品为世人所知。
3、兴于唐朝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这是唐代诗人卢仝所做的《七碗茶诗》，描述的正是唐朝饮茶的生活。
唐朝时期，经济繁荣，皇家重视茶业，佛教崇茶，文人写茶，为饮茶的风尚形成奠定了基础，留下的茶诗便有数百首。
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提倡饮茶，认为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由此，茶的地位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4、盛于宋代
宋代是饮茶的鼎盛时期，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嗜茶成风。宋朝成为饮茶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
除了技艺高超的“斗茶”、“分茶”，此外还有民间的饮茶方式丰富多彩，民间的茶肆也是十分盛行。当时的都城临安，买茶的更是络绎不绝，往来如织。
5、明清的继续发展
明朝时期，品茶方式逐渐趋于简化，采用散茶代替饼茶，由于制茶技术的改进，各个茶区的种类日渐繁多。
黑茶，红茶，乌龙茶等，还出现了功夫小种，紫毫，白毫，兰香等名优茶品，极大的推动了茶业的发展。
到了清朝，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较大提升，出现的名茶约有40种，如：武夷岩茶、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新安松罗、云南普洱、闽红工夫茶、祁门红茶、六安瓜片、紫阳毛尖、天尖、庐山云雾、闽北水仙等。
各种新的饮茶器具不断涌现，除了生产传统的青花、素三彩、釉里红、斗彩等瓷器外，还新创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
除陶、瓷、金属茶具外，竹、木、牙、角等各种材质在茶具上的运用也是清代茶具异彩纷呈的特点。
盖碗是清代茶具的一大特色。
象牙制作的茶则、翻簧的茶壶桶、黄花梨茶壶桶、银胎錾珐琅茶盏、铜胎画珐琅提梁壶等等，把清代茶具演绎得更加多姿多彩。
饮茶主体从文人逐渐到平民，茶馆的普及让茶馆发展迅速，据记载，北京有名的茶馆就有40多家。茶文化从此深入市井，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与传统的伦常礼仪结合起来，结合成一种高尚的名族情操。
惟于试茶并看画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这是宋代流行的谚语。出自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梁录》。
点茶，即品茶，重味觉之美；焚香，重嗅觉之美；挂画，重视觉之美；插花，重视觉、触觉之美；这四般闲事，是宋代文人所推崇的美学艺术生活原则，并称“生活四艺”。对这“生活四艺”，文人主张“不宜戾家”。所谓“戾家”，相对于行家里手，泛指业余爱好者。而“四般闲事，不宜戾家”，意指“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作为一种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修养，不适合委托别人打理的。只有文人们自己亲力亲为，才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风雅韵味。
有趣的是，挂画，最早是以“品茶挂画”方式出现的。唐代饮茶之风，大行朝野民间。被誉为唐代茶圣的陆羽，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为使《茶经》全书一目了然，陆羽教人用素绢写出《十之图》悬挂，把有关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制茶方法、煮茶方法、饮茶方法等内容分别写出来，张挂在座位旁边，这样随时都可以看在眼里了。陆羽的《十之图》只是张挂与饮茶知识相关的书法作品图，是饮茶挂画的前身，而饮茶挂画的流行则是从宋代茶肆里开始的，引起这一潮流的是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宋代诗人陈师道在《后山丛谈》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赵匡胤将后蜀宫中画图赐于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东门外的茶肆，认为把图画挂在茶肆能与民众一起观赏。
宋太祖赐茶肆画图，这可是绝好的名人广告效应，茶肆自然不遗余力地大肆渲染，借张挂皇帝所赐画图来招揽顾客。于是，茶馆张挂名人字画之习俗开始流行。宋人耐得翁在《都城记胜》就记述了南宋京城临安茶馆的挂画：“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北宋汴京）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这说明，当时不仅茶肆张挂字画招揽顾客装点门面，就连酒肆药铺等也效仿挂画风潮。
茶肆酒肆商铺等挂画，既可招揽生意，又可营造休闲情趣，深得文人雅士的赞赏，并写过不少诗词赞美此饮茶挂画的雅兴。比如，宋代诗人文同说“惟于试茶并看画”。在文人的推崇下，民间对挂画风潮，当然也“人竞趋之”。随之还出现了专门为高门大院提供服务的挂画之人“涉儿”（手作人），以及挂画机构“排办局”。不过，文人雅士品茶挂画，大体是用不着“手作人”，他们本身就是琴棋书画皆通者。
比之唐代纯粹悬挂与饮茶知识相关的书法作品图，宋代的挂画，不仅有书法，还有画作的滚动卷轴，而且不同的挂画，配搭也不尽相同，还要随季节配画悬挂，比如说，春夏，悬挂层峦耸翠的山水；秋冬，悬挂别有情趣的红炉萦窗素月，等等。由此可见，挂画如何挂、什么场景挂什么画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说“不宜戾家”，就算有时候自己无法亲力亲为，但对于宋代文人雅士来说，他们至少也会培养一个熟练的仆人来专门负责挂画。
宋代文人士大夫推崇清远淡泊的审美心态，而在庭院厅堂挂画，一方面方便主客欣赏，一方面也直接表达了屋主人恬淡静远的审美理想和文人情怀。诚如北宋画家郭熙所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不用走出屋外，山水本意已全部了然在心。而挂画恰好提供了这么一种恬淡静远的意境。所以，沿袭至今，在客厅卧室挂画依然是一种永不落幕的潮流风气。
中国茶道为何兴于大唐
茶道因何兴于大唐
当我们为唐代文化人创造了茶道这一崭新的文化形式所深为感动时，不禁要问，他们为何选择了茶道?抑或茶道首先选择了他们?
无论是唐代文献还是茶文化史都表明，开元到大历(712-780年)是茶道发展的重要阶段。可以说，茶道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与大唐兴盛有直接关系，这是和唐文化的宏观风貌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开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地域之间和各门类之间交流与发展;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打破魏晋以来的门阀统治，唐代文人士大夫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清新的空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充分展现了它的文明性、优越成分。贞观之治、武周新政和开元盛世使其达到极致、充分显示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充满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赞美肯定，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极度张扬和对平凡生活的诗意超越、汇纳四海的宏伟气魄、处盛世而发危言的精神成为唐代文化人的时代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精神状态下，陆羽等创立了茶道这一新的文化形式，成为一种表达情怀、阐扬思想、体悟生命意义、张扬个性特点的活动方式，表现出吸纳儒、释、道三教之相近相同之处为一体的高度智慧，以极为高雅而又十分朴素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精神境界，以可观形式反映了抽象思想，以简朴的细节涵盖了丰富内容，使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形象化、物象化。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文人对宇宙旋律与和谐精神的深切把握。茶道，使中国文化人真正领悟诗情画意的生活，茶道使他们诗意地生活着。
茶道，反映了文化士大夫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雅的艺术情调。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展示了当时中国人文化生活的挺拔高度，展示了中国人那时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杰出成就。正因如此，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很长时间内，是文人茶道的黄金时代。
禅于悟 茶于雅
禅的精神在于悟，茶的精神在于雅。
悟的反面是迷，雅的反面是俗。由迷到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俗到雅也是一个持久修养的过程。
禅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养形式，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强化当下之觉照，实现从迷到悟、从俗到雅的转化。
一念迷失，禅是禅，茶是茶;清者清，浊者浊;雅是雅，俗是俗。
一念觉悟，茶即禅，禅即茶;清化浊，浊变清;雅化俗，俗化雅。
禅茶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理论学的社会化育功能。
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
禅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包容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将正气融入感恩中，将清气融入包容中，将和气融入分享中，将雅气融入结缘中。
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与他人关系，发挥好禅茶文化的社会价值。
中国饮兴盛于隋唐
茶文化的主体是饮茶的文化，是在饮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茶文化产生于茶被用作饮品之后，兴盛于隋唐年间。
唐代中期，茶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并自南方地区迅速向中原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散，政府也开始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征收赋税。唐代之前，茶叶只被零散地记载于医药、文化著作中，自唐代开始出现茶叶专著。茶文化发展至唐代已初具规模，形成了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形态。
据唐代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在唐代，茶叶产地扩展迅速，据当时资料记载，当时茶叶生产地遍布今四川、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而其最北已达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其分布之广不亚于近代茶区，并且当时的茶叶名品已多达150多个。茶叶产地的扩大、品种的繁多，极大地推动了茶叶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唐代的茶叶还销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据《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代中期以后，饮茶开始风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边疆少数民族开始饮茶后，便与使者、商人进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从此，这种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
饮茶之风曾盛于唐代 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
原标题：饮茶之风曾盛于唐代 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
我国是种茶史、饮茶史悠长的大国，汉代已留下确凿的文字资料，其后饮茶之风盛于唐代，陆羽《茶经》的享誉不是偶然的。唐宋时期说茶记茶之作不断出现，此前此后的茶事掌故更无论矣。
我国又有最早的酿酒、饮酒的历史，远远早于品茗。
茶酒之事，两者的利弊得失可谓众所周知，却又未必都能循此而趋避之。三国时期吴国暴君孙皓嗜酒，而且又以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载见《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古人注酒以斗、升为容器计量单位，一升略似于一壶，“七升为限”不是上限，而是下限，即至少饮七升，饮不下则命人“浇灌”，群臣以此为苦。有一回却别有所为，仍见《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孙皓)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荈(chuan)谓荈诧，为茶字的切音；韦曜初得孙皓礼遇时，赐酒常得明减或暗减(暗中储茶以代酒)。但是，即便对韦曜，也大有变化，“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收曜付狱，是岁凤凰二年也。”同见《韦曜传》。曜被戮，别的臣子呢，“(孙皓常在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还不乏收缚入狱，“至于诛戮”者。
如今已有“公务活动不得吸烟、敬烟、劝烟”的规定，此亦大好事。酒为公共场所不禁，但饮否应当各行其宜；公务活动似可提倡不劝酒，劝酒容易滑向设置最低限量，而一旦设限也就有“上升空间”。
好饮的孙皓，硬逼他人不得少饮，那当然已经超越了“劝酒”，但还可以成为“劝酒”之戒。
以茶代酒如何？茶之利、酒之弊是明白的，以茶代酒亦即趋利避弊。
宋·黄庭坚《煎茶赋》
《煎茶赋》
宋·黄庭坚
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苦口利病，解涤昏，未尝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勋者也。余尝为嗣真瀹茗，因其涤烦破睡之功，为之甲乙。建溪如割，双井如挞，日铸如，其余苦则辛螫，甘则底滞。呕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与议。或曰无甚高论，敢问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沪州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贱破家，滑窍走水，又况鸡苏之与胡麻。涪翁于是酌岐雷之醪醴，参伊圣之汤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垩。去而用盐，去橘而用姜。不夺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仓而坚作强。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贺、靡芜、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前四后四，各用其一。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盖大匠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贪味隽永，速化汤饼。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温齐殊可屡歃。如六经，济三尺法，虽有除治，与人安乐。宾至则煎，去则就榻，不游轩石之华胥，则化庄周之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