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茶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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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不如美器”历来是中国人的器用之道，从粗放式羹饮发展到细啜慢品式饮用，人类的饮茶经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品饮方式，自然产生了相应的茶具，茶具是茶文化历史发展长河中最重要的载体，为我们解读古人的饮茶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古人饮茶之前，先要将茶叶放在火炉上煎煮。在唐代以前的饮茶方法，是先将茶叶碾成细未，加上油膏、米粉等，制成茶团或茶饼，饮时捣碎，放上调料煎煮。煎煮茶叶起于何时，唐代以来诸家就有过争论。如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于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后人看到魏时的《收勘书图》中有“煎茶者”。所以认为煎茶始于魏晋。据《南窗记谈》“饮茶始于梁天监(公元502年)中事。”而据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之语，说明煎煮茶叶需要一套器具。可见西汉已有烹茶茶具。时至唐代，随着饮茶文化的蓬勃发展，蒸焙、煎煮等技术更是成熟起来。据《画谩录》记载：“贞元(公元785)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故谓之一串。”茶饼、茶串必须要用煮茶茶具煎煮后才能饮用。这样无疑促进茶具的改革，而进入一个新型茶具的时代。
从中世纪后期来看，宋、元、明三代，煮茶器具是使用一种铜制的“茶罏”。据《长物志》记载：宋元以来，煮茶器具叫“茶罏”，亦称“风罏”。陆游《过憎庵诗》日：“茶罏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依此说，宋陆游年间就有“茶罏”一名，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遵生八笺》说：“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这二家铸法主要精干罏面的拔蜡，使之光滑美观，又在茶罏上有细巧如锦的花纹。“制法仿古，式样可观，”还说“炼铜亦净……或作。”实指镀金。由此可见，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其中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我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茶用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淮南子·说山训》载：“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高诱注：“有足日鼎，无足日镬”。(明清时期，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把“镬”叫锅。)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中世纪后期，用鼎、镬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渐被“汤瓶”取而代之。过去一些作家认为，我国约在元代出现“泡茶”(即“点茶”)方法，因此元代煮水器具为之一变(指改制用汤瓶)。但据笔者所收集的史料来看，煮水用瓶在南宋就存在了。这里顺便摘引两条史料为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记载说：“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指南宋)沦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依罗大经之意，过去(南宋以前)用上口开放的鼎、镬煮水，便于观察水沸的程度，而改用瓶煮水，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鹤林玉露》又说：“陆氏(陆羽)之法，以末(指碾碎的茶末)就茶，故以第二沸为合量下末。”陆羽是唐朝人，是《茶经》的作者，被认为是我国唐代茶文化兴起的奠基人。这样一个茶家煮水都使用“镬”，足可说明唐代还未曾使用“汤瓶”。又据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煎茶歌》中谈到煮水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银瓶泻汤誇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轼的这段诗词可以作为宋以来煮水用“汤瓶”的又一很好的例证。
明朝，沦茶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说，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所以实际上，明代日常生活中是不用瓷茶瓶的。明朝“茶瓶”中还有奇形怪状的作品。见《颂古联珠通集》“一口吸尽江南水，庞老不曾明自己，烂碎如泥瞻似天，巩县茶瓶三只嘴。”明朝竟有三只嘴的茶瓶，稀奇到了脱离生活实际的地步。无疑，这种怪异茶瓶只能作为收藏装饰物，仅此而已。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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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明、清的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茶叶专卖
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茶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茶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茶叶专卖
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茶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茶场，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也就是说，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茶场领茶。后来，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场领取茶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茶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茶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茶引。
与此同时，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商人向官府交纳的是茶的价格，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销售，不得在其他的州、军销售。商人在运送茶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规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由于太宗赵炅雍熙年间战乱频繁，朝廷为筹集粮草，鼓励商人入中（类似于现代的中介组织或者经纪人），于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对官府的贿赂，有的地方把茶叶的销售权低价卖给商人而从商人那里拿取好处，还有的地方把茶叶的价格压得很低且又向茶商多发茶叶而损公肥私。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使官府蒙受严重的损失。为了改变商利益博，国用日耗的状况，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赵恒就命盐铁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详审旧制，召茶商议论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茶法，茶商们十分不满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赵恒又命翰林学士李迪等人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终。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谘的主持下废止了三说法、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各采用现钱法。李谘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650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利病，茶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赵祯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官府的低价抑卖。这对茶农来说多少有了点自由，有利于提高茶农们的积极性。在这里商人们可以直接向茶农们收购茶叶，只是要向当地官府交纳茶税、通过税等税赋。渐渐地，官府经营的茶山、茶场也逐渐地荒芜或者由临近的茶农们承租了。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茶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茶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茶场，告知茶商、茶农不得私下进行违法交易。在设有茶场的地方，茶农可以租耕，缴茶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看茶叶销售距离远近把茶引分为长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时，还明文规定茶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交清，运输途中不得再重复收税和苛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茶法，只是在实践中作了相对性的创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茶小引、兴建榷场，严格管理宋金之间的茶叶贸易，但后来因向金贩茶利润丰厚，茶商们就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于是只要茶商们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这种特殊的税金就可以到金国倒卖销售茶叶。
金以后的茶叶专卖
历史上的金国位于我国的北方，史书上有金为实行茶叶专卖，禁止私贩和限制民间饮茶而厘定香茶罪赏格，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的记载。
元朝对茶叶的生产与销售也加以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只是对销售管理的更加严格，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榷茶马司，以提举茶事兼理马务。明朝则在秦、洮、河等州设专职机构负责茶务。清初在陕甘两省设茶马御史专理其事，只是清末茶引之制逐渐废止，但是西藏、陕、甘等处茶引直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征收茶类统税时才彻底废弃。
茶叶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虽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可能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官府对茶叶垄断经营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客观地说，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那种没有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相制衡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难免会恶性膨胀，最终导致了在茶叶专卖制度下极度腐化的现象。
三国时期以茶代酒的故事
快过年了，亲友相聚，酒就成了个好东西，宴席上喝点，气氛很快就会上来，但是不能过量，过了量，好的气氛又会让它给破坏了，于是就有人提出来以茶代酒。这样既能营造出气氛，又不至于气氛过了头。不过，这可不是现代人的创举，在《茶经》里陆羽就收录了一段以茶代酒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国中吴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孙皓和他的大臣韦曜。《茶经》从《吴志韦曜传》中摘录了一段，是这样写的：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就是说，孙皓办的宴席，常常是要搞一整天的，赴宴的不管能不能喝，至少都得喝上七升酒，有本事能从嘴丫漏掉，不把它咽下去也可以，但是七升的酒是必须见底的。而韦曜酒量不过两升，就是再有本事漏，要他干掉七升的酒，也都太勉为其难了。于是，起初，在孙皓对韦曜的印象还不错的时候，见到韦曜快喝不动了，就允许他少喝点，或者偷偷给他换上茶，让他以茶代酒。帝王对大臣有这般的关怀，对于大臣来说，韦曜该是何等的荣幸啊。不过这还只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陆羽没有收录到《茶经》里，我们不妨把后半部分也抽出来看看：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先前孙皓对韦曜好，多半是因为韦曜曾给孙皓的老爹做过德育老师，陆羽在介绍韦曜时称他为韦太傅曜，这个太傅就是太子的德育老师。可惜，韦曜可能以为他给太子孙和当过老师，受到器重，对孙和的儿子孙皓当然也要严厉，要规劝他向善向上，没想到以茶代酒还没有传为佳话，孙皓对他的宠就已经衰了，动不动就会烦他不够忠尽，到了凤皇二年（公元273年）干脆把他扔进了大牢，当年孙亮在位时跟他一起编撰《吴书》的同事华核连连上疏救曜，孙皓也毫不理睬，终究还是把韦曜给杀了。
看来，茶在孙皓韦曜君臣之间的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尤其是跟酒相比起来。孙皓赐茶给韦曜喝，那也不是因为谁对茶情有独钟，而是不想韦曜喝不了酒扫了大家的兴。至于孙皓自己，他爱不爱喝茶虽然没人知道，但是，估计对茶的兴趣也不会太大，对于一个酒鬼来说，茶在麻醉神经方面的功效显然比不上酒。而他生活的年代酒文化的氛围也是要远比茶文化浓得多的。不说别人，他爷爷孙权就是个对酒贪得不得了的人，而且喜欢闹酒疯，喜欢召集一帮人来喝，喝得大家都烂醉不醒。或许孙皓身上就带着来自他爷爷身上嗜酒的基因，即使没有这个基因，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又有多少可能会近朱者不赤，近墨者不黑呢？
不过爷爷好酒，还不至于耽误工作，孙皓好酒那可是连工作都不顾了，谁不顺他的意，就离倒霉不太远了。在孙皓做皇帝之前，是他叔叔孙休干这份工作。孙休临终时让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顾命，辅佐自己的儿子。这二位却嫌孙休儿子太小，改立了23岁的长君孙皓，没想到孙皓上台不到3个月就要了这两个顾命的命，因为，他听说这二位见他性情粗暴又好酒色，流露出了一些后悔立他为君的意思。《三国志》还说：皓每于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韦曜认为这样下来，外相毁伤，内长尤恨，这样的酒文化还是不要的好，可惜，孙皓只在早期对韦曜有过以茶代酒的礼遇，并没有将这个好的制度推广到群众至少是群官中去。
有这样一个只顾喝酒，不惜因为酒要去羞辱甚至诛杀大臣的皇帝，国家还能保存多久？因酒而起的种种祸端最终葬送了老孙家在东吴营建的王朝。顺便提一下，曹魏元帝曹奂禅位后受封的爵位是陈刘王，蜀汉后主刘阿斗投降后得到的爵位是安乐公，不如曹奂的高，而西晋司马炎的军队攻下东吴，孙皓被遣送到了洛阳，受封的爵位是归命侯，比阿斗的爵位还要低！其实，打下孙皓的那位司马炎除了有点度量外，身上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甚至可以说也纯粹是个荒唐不及格的皇帝，且不说西晋王朝让他弄得多糟，单看孙皓这个残暴无能的家伙在蜀汉灭亡后还能扛上16年，就知道他有多无能了，相比之下孙皓的无能不是更胜一筹吗？
说了这么多孙皓，不妨再说说在《茶经》里跟他演对手戏的韦曜。韦曜字弘嗣，本名昭，因为《三国志》是晋代的陈寿所作，当然要避司马昭的讳，所以就改叫曜了。前面已经说了，他曾经在孙皓老爹太子办公室东宫做太子中庶子，算是孙和的老师。孙和曾经让他写一篇稿子劝戒东宫的人不要赌博而要好好学习，他写得就很有文采。孙休做皇帝的时候也曾想过请他讲课，如果不是张布心虚要从中作梗，他很可能也会做孙休的老师的。
当然，因酒废事的还不只皇帝孙皓一个，修建酒池肉林纣王、北齐的皇帝高洋、五代十国闽越国皇帝王曦，细细去数的话，如此这般荒唐透顶的还真不少，而那些荒唐但不透顶的就更不可枚举了。至于，要在历史上找个皇帝因为品茶品得国破家亡的还真找不到。
因此，我们要说酒喜欢跟力结合，茶则喜欢跟礼结合。力可以曲人，礼则可以服人。酒能够让掌权者，在意念和行为中无限放大手中的权力，以至没有约束，以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茶则要谦逊得多，它跟礼结合后在我们身上形成一种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力量，以茶为镜，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人。
宋明时期的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
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
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缶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
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点茶道茶艺：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①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茶礼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茶境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修道《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日：“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日：“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品性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历时约600年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宋明时期的点茶道茶艺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着《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着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着《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缾、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熁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曰：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曰：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元、明、清代的贡茶
元朝仍继续保留着宋朝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计有茶园120处，在武夷设焙局(制茶工场)于四曲溪，称御茶园，焙工数以千计，大造贡茶。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元顺帝至未年(公元1367年)，贡茶额达990斤，明初仍之，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建宁太守钱因本山茶枯，御茶改贡延平(福建南平)。
明朝御茶生产，茶农负担甚重，除完成摊派的贡额之外，每年还要分担喊山供祭费。清.释超全《武夷茶歌》载：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当时建宁第年惊蛰日，官史致祭御茶园边的通仙井，祈求井水满而清，用以制贡茶，祭毕鸣金击鼓，台上场声同喊曰：茶发芽!称喊山。
至明朝时，蒸青团饼茶渐渐减少，随时着炒青芽茶的出现，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椐《明大政纪》记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探春、先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因此正式改贡芽茶是自明朝始，芽茶品质优于团饼茶，官吏们趁督造贡茶之机，贪污纳贿，无恶不作。
《明食货志》载：明太祖时(公元1368―1398年)，建宁贡茶一千六百余斤，到朱载皇隆庆(公元1567―1572年)初，增到二千三百斤。明朝其他各地贡茶额也都比宋朝增加。其增加的数额中，相当一部分是督造官吏层层加码之故。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进士曹琥《请革贡共奏疏》，曾揭露了这种贡茶苛政，《疏文》说：臣查得本府(广信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有镇守太监之贡。是二贡者，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和失其业，奔走山谷，以应诛求者，相对泣。因怨而怒，殆有不可胜言者。如镇守太监之贡，岁办千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奏疏中接着陈述了贡茶的五大害处：其一，采制贡共正当春耕季节，农民男废耕，女废织，全年衣食无着;其二，早春二麦未熟，农民饿着肚子采茶制茶，困苦不堪;其三，官府收茶百般挑剔，十不中一，茶家只好忍受高价盘剥，向富户购习好茶，以充定额;其四，无法交够定额，只得买贿官校，以求幸免;其五，官校乘机买卖贡茶，敲诈勒索，整得农民倾家荡产。
天下产茶之地，岁贡都有定额，有茶必贡，无可减免。据《明旧志》载，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昔富阳鲥鱼与茶并贡，百姓苦难言。佥事韩邦奇曾写了一首《茶歌》，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罪行。
至清朝，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些贡茶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如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巡抚宋荦购朱正元独自精制的品质最好的吓杀人香茶进贡，康熙皇帝以其名不雅，即题曰碧螺春，从此碧螺春茶岁必办进贡。
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南巡时，为搜刮地方名产，诏令曰：进献贡品者，遮民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轻。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就是当时老竹庙和尚大方创制进贡的，乾隆就赐以大方为茶名，自此岁岁精制进贡。
浙江杭州西湖龙井材至今还保存着当年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封为御茶的18棵茶树。据传，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皇帝在杭州游了天竺，览乡民采茶焙制之法以后，又微服私访至龙井狮峰，果然香味尤佳，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名声更大，岁贡更多。然而皇帝的欢心，换来的是百姓的苦难。清朝钱塘人陈章，看到朝廷贡茶强加在茶户身上的苦难，以同情之心，写了一道《采茶歌》，歌云：凤篁岭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龙井茶挺秀黄绿似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元、明、清朝贡茶的采制方法和贡茶品目，历经700多年的变革，有很大的关异性。元朝仍以蒸青团饼茶为主，明朝开始改贡芽茶，炒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采摘细嫩芽叶，炒制成形态各异的茶叶。这时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至清朝，在明朝贡茶的基础上有了扩大，以烘青茶与炒青茶为主，制工更加精细，外形千姿百态，同时创制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等，广大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
明清两代茶具演变
明代，人们已由宋时的团茶改饮散茶。明代初期，饮用的芽茶，茶汤已由宋代的白色变为黄白色，这样对茶盏的要求当然不再是黑色了，而是时尚白色。对此，明代的屠隆就认为茶盏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明代张源的《茶录》中也写道：茶瓯以白磁为上，蓝者次之。明代中期以后，瓷器茶壶和紫砂茶具兴起，茶汤与茶具色泽不再有直接的对比与衬托关系。人们饮茶注意力转移到茶汤的韵味上来了，对茶叶色、香、味、形的要求，主要侧重在香和味。这样，人们对茶具特别是对壶的色泽，并不给予较多的注意，而是追求壶的雅趣。明代冯可宾在《茶录》中写道茶壶以小为贵，每客小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强调茶具选配得体，才能尝到真正的茶香味。
明清两代茶具的民俗习惯以及品种类型都是不同的，到清代以后，茶具品种增多，形状多变，色彩多样，再配以诗、书、画、雕等艺术，从而把茶具制作推向新的高度。而多茶类的出现，又使人们对茶具的种类与色泽，质地与式样，以及茶具的轻重、厚薄、大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般说，饮用花茶，为有利于香气的保持，可用壶泡茶，然后斟入瓷杯饮用。饮用大宗红茶和绿茶，注重茶的韵味，可选用有盖的壶、杯或碗泡茶；饮用乌龙茶则重在啜，宜用紫砂茶具泡茶；饮用红碎茶与工夫红茶，可用瓷壶或紫砂壶来泡茶，然后将茶汤倒入白瓷杯中饮用。如果是品饮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君山银针、黄山毛峰等细嫩名茶，则用玻璃杯直接冲泡最为理想。至于其他细嫩名优绿茶，除选用玻璃杯冲泡外，也可选用白色瓷杯冲泡饮用。但不论冲泡何种细嫩名优绿茶，茶杯均宜小不宜大大则水量多，热量大，会将茶叶泡熟，使茶叶色泽失却绿翠，其次会使芽叶软化，不能在汤中林立，失去姿态；第三会使茶香减弱，甚至产生熟汤味。此外，冲泡红茶、绿茶、黄茶、白茶，使用盖碗，也是可取的。
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茶类和新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茶叶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茶对人们的生活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明清时期的茶文化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冲泡方法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及茶馆的普及性。
1品饮方式的艺术性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2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3茶馆的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隋唐五代时期的巴蜀文化
隋唐五代一共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其中隋代三十八年，唐代二百九十年，五代五十四年。在这近四百年间，巴蜀相对于中原来说，战争较少，社会安定，这个时期是巴蜀的繁荣期。
隋统一天下后，隋文帝命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封蜀王，镇守巴蜀二十余年。隋灭亡后，新兴的李渊父子集团在群雄角逐中抢先占领大兴(即长安)，接着派李孝恭攻占巴蜀，当时天下饥乱，唯蜀中平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整一)，李孝恭及李靖正是依靠蜀中的人力物力，助李渊扫平群雄，实现了唐的统一。《旧唐书李孝恭列传》记载，孝恭既破辅公柘，江淮及南岭南都由他统管。隋炀帝末年，群雄竞起，都被李世民平定;谋臣猛将皆在李世民麾下，少有单独另立功勋的。唯有李孝恭独当一面而立大功，声名很盛。这正是对李孝恭依托巴蜀人力财力为大唐统一建立不朽功勋的客观评价。
唐统一后实行道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划分全国为十道，巴蜀之地分属剑南道、山南道、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调整十道为十五道，巴蜀之地分属剑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黔中道。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另分剑南方镇为东西川两区。大致剑南西川拥有成都平原及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地区，包括成都府及彭、蜀、汉、眉、嘉、戎、邛、简、资、茂、黎、雅及经西诸州，治所在成都。剑南东川约有今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以东诸州，包括梓、绵、遂、普、陵、泸、荣、剑、龙、昌等州，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山南西道约有今嘉陵江、巴水(渠水)流域地区，包括秦陇南土及巴蜀之利、阆、果、蓬、合、渝、涪、集、壁、通、巴、渠、开诸州，治所在梁州(今陕西汉中)。山南东道大约拥有河南伏牛山以南、湖北潢水以西、长江以北、山南西道以东地面，属于巴蜀的有夔州、万州、忠州，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黔中道包括今贵州及川鄂桂与毗邻部分，属于巴蜀的仅有南州、黔州，治所在黔州(今重庆彭水)。唐代宗时，宰相杜鸿渐镇蜀，兼领剑南东西川及山南西道节度使，实际上控制了巴蜀的主体，于是此后有剑南三川之名。道的设置，先为监察区，犹如汉之州部，后来成为行政区，再变为地理区划之名。
唐代是中国的强盛时期，生产及经济比前朝都有很大的发展.文化也很活跃。巴蜀地处长江上游，地形如盆，山川险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加上进入巴蜀的外地人带人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巴蜀农业得到了大发展。蜀中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运剑南关以实速京师，唐高宗咸彦元年(670年)运剑南包米百万石救饥人。李渊曾说：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墦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曩者储蓄，征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府元龟》卷四八六)由于农业上的发展，巴蜀的手工业、商业也十分发达，这一带人口密布，商贾云集，市贸繁荣。一个叫田澄的人在一首《成都为客作》的诗里写道：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旅游唯得洒，今日过明朝。安史之乱，玄宗逃蜀，亦因其岁首稔民安，储供无缺(《旧唐书玄宗纪》)，因升成都为南京。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之二曰：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可见当时成都是多么的繁荣。到晚唐时，黄巢攻人憧关，僖宗逃奔兴元(治南郑，今汉中市)，因其储待不丰，群臣表谏，请奔成都。到成都后，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这说明成都平原在唐时期始终保持着殷富的局面。成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当时整个巴蜀也并非富得很平衡，成都平原周边高山丘陵地带自然条件差，人口稀少，耕作落后，经济则比较萧条。巴蜀也时有战争，如段子璋之乱，徐知道之乱，郭英乂、崔旰之乱，杨子琳之乱，张础之乱，刘辟之叛，阡能、韩秀升之乱等，但都为时甚短，比之中原，安定多了，所以每当天下大乱，蜀中便成了避乱之乡。
隋唐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茶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更加普遍，饮茶风习也更加普及。晚唐杨华《膳夫经录》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际，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这段记载反映了茶从巴蜀传到北方的饮茶情况。随着茶道大兴，有了茶业活动的经济立法，即所谓的茶法，也在唐代应运而生，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平生致力于茶道的陆羽所著《茶经》问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茶文化著作。
隋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燦的明珠。此时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海内外千百年来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唐代，巴蜀所产的文学家不多，但外游的、人蜀作歌的却不少，安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巴蜀文学的繁荣。
到了懿、僖、昭、哀之际，唐王朝久已酿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已达到极点，而百姓的苦难也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黄巢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唐王朝的残暴统治，军阀朱温取代了唐室政权，而另一个军阀王建占领了巴蜀，建立了割据政权，这就是前蜀。王建在位十二年而亡，传位于其幼子王衍。王衍骄奢贪暴，荒淫无度，此时(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魏王李继芨、宰相郭崇韬挥师南下，攻占成都，王衍投降，前蜀亡。前蜀两主，在位共十八年。后唐以孟知祥为成都尹，兼两川节度使。孟知祥节度两川后，见府库丰盈，乃思自立，此后，在打败了后唐的武力征讨后，又兼并了东川，封为蜀王。次年，即后唐闵帝李从厚彦顺元年(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为蜀，史称后蜀。孟知祥登位当年就病亡，其子孟昶继位，在位三十年。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派王全斌、王仁瞻由北路攻蜀，刘光义、曹彬由三峡入蜀，蜀军无法抵抗。次年，孟昶请降，至此后蜀灭亡，后蜀两主，在位共三十一年。宋取蜀后，置西川路，从此巴蜀一直为两宋所属。
从王建跟蜀直到后蜀灭亡，先后七八十年，巴蜀基本上处于割据封闭状态，虽然蜀中也有战争，但毕竟有限，加之王建、孟艇在位时，存宽恤，礼士好文，故社会较为安定。如与中原相比，可称洞天福地。于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花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