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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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完全保留了宋朝以前饮用团茶、饼茶的习俗。进入明代，饮茶习俗由团茶、饼茶改为散茶。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皇帝朱元璋下诏，罢贡龙团凤饼，改为进贡御茶芽(茶芽即散茶)。从此武夷茶遂改制探春、先春等蒸青或炒青绿茶，以散茶的形式进贡朝廷。这是茶叶制作技术的一次大改革。散茶技术的发展、流行与明太祖罢黜团茶有直接的关系。在他称帝前的所接触的基本是流行与社会底层的散茶。因此他对散茶有着天然的亲近。再者朱元璋秉性简朴，皇帝的喜好往往可以左右一个时代的风尚，散茶由此成为汉族的饮茶主流。而团饼茶这退出了汉族的饮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这固有的地位，这一格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明代著名的“茶博士”田艺衡在《煮泉小品》中曾经大胆指责唐宋时煎茶多用姜盐等调料。“皆水厄也”。意即破坏了茶水的清甘。田艺衡在书中嘉誉茶芽“盖天真自胜耳!”据他辨悉：“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佳。”由于制茶工艺的简化，大大降低了茶叶成本，推动了茶业的发展，饮茶者增多，饮茶之风迅速普及。“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张岱《陶庵梦忆》)茶室、茶馆、茶铺出现于市井街巷，从前只能由达官显贵、文人学士等有闲阶层所专享的茗趣，很快地传向民间，传向庶士、平民，“飞入寻常百姓家”。
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崇安县也开始出现了茶铺。明代擅长于写散曲并有“乐王”之称的文人陈铎，曾在散曲《茶铺》中写道：“武夷和雨采春丛，嫩叶蒙茸，佳名千古重。卢仝曾称颂，七碗自清风……”人们不难想象，当年陈铎就在山间的茶铺里，一边偕友品尝武夷佳茗，一边度曲抒情。清茶七碗品啜已毕，新曲一首即随韵而发。
明代改制散茶，品茗艺术随之进步，贵人文士弃旧迎新，崇尚品饮真味;庶民农人则对旧饮团茶加以改进，雅俗共赏，新旧并存。例如宋、元时饮团茶的基本方式则传入民间，并进一步演化普及成为独具特色的擂茶。明朝刘基所撰的《多能鄙事》中，关于擂茶记述颇详：“擂茶，茶芽用汤浸软，脂(芝)麻炒熟去皮，用擂极细，入川椒末、酥、盐、油饼，再擂，如干，旋添入浸茶汤。”至今武夷山区还流传着擂茶的习俗，保留了唐、宋饮团茶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民俗价值。
朱元璋的推广，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朱元璋改革后人们更加喜欢把盏玩壶品茶，也使盏、壶的制作更加精美，使茶具成为艺术，从而推动茶艺茶道的发展。
散茶突出保留了茶叶原有的色、香、形、味，因而提高了饮茶的情趣，推动了品茗艺术的发展明代品茗艺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使品茗不仅仅只是文人、权贵们所独享的雅事，饮茶趋于大众化，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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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宠的兴起
很早之前，我还不懂茶，但是偶尔会看到别人品茶。那时候找工作，不论去哪里面试，或是哪个老板家里都会摆着一套整齐的茶具，而茶具之外，还...
很早之前，我还不懂茶，但是偶尔会看到别人品茶。那时候找工作，不论去哪里面试，或是哪个老板家里都会摆着一套整齐的茶具，而茶具之外，还会放有一只形象，富有灵气的不知是什么材料雕制的动物，后来接触的多了才知道，这是有名堂的。专业上称此为茶宠，是有寓意的。大多是金蟾、大象、乌龟、童子等，材质有紫砂、澄泥、石头等。
茶宠的兴起，与茶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近年来茶道盛行，人们泡茶的时候，都少不了洗茶的环节，洗茶水用于滋养紫砂茶具，效果极佳，于是紫砂茶宠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一种以茶为媒的玩赏艺术。
最为常见的紫砂或澄泥烧制的陶土茶宠，大者如拳，小者盈盈一握，姿态栩栩如生，朴厚可爱。人们在品茶论道的同时，用毛刷蘸了茶汤，细细涂刷滋养，也是别有一番情趣。由于茶宠多为中空，具有很好的蓄水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滋养，会呈现出温润柔美的光泽，并有芬芳茶香萦绕其上。所以茶宠也和紫砂壶一样，能够经过长久滋养而实现增值。
茶礼史记 茶会兴起
我国素来有以茶待客的礼仪。那究竟这以茶待客从何而来，你是否好奇?
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禅于悟 茶于雅
禅的精神在于悟，茶的精神在于雅。
悟的反面是迷，雅的反面是俗。由迷到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俗到雅也是一个持久修养的过程。
禅茶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心性修养形式，其目的就是在于通过强化当下之觉照，实现从迷到悟、从俗到雅的转化。
一念迷失，禅是禅，茶是茶;清者清，浊者浊;雅是雅，俗是俗。
一念觉悟，茶即禅，禅即茶;清化浊，浊变清;雅化俗，俗化雅。
禅茶文化的精神是“正·清·和·雅”，这一种精神决定了禅茶文化具有一种不同于哲学和理论学的社会化育功能。
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人生日用，离不开禅的关照与感悟，离不开茶的精清、淡洁、涤烦、致和修养功夫。
禅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在感恩、包容、分享、结缘。
感恩——用感恩的心态喝这杯茶，这杯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其中充满人文精神，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融共济、同体不二的精神，化解戾气，发扬正气，成就和气。
包容——用包容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溶化到洁净的淡水中，变成有益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分享——用分享的心态来喝这杯茶，培养我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到社会还有种种缺陷，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少一点私欲，多一分公心;少一点冷漠，多一份爱。
结缘——用结缘的心态来喝这杯茶，以茶汤的至味，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结法缘，结佛缘，让法的智慧，佛的慈悲，茶的香洁，善的和谐，净化人生，祥和社会。
将正气融入感恩中，将清气融入包容中，将和气融入分享中，将雅气融入结缘中。
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凝集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与他人关系，发挥好禅茶文化的社会价值。
明太祖朱元璋与普洱饼茶、团茶
唐宋时期，斗茶活动风行天下，以此为乐。而当时国内各地出产的茶叶绝大部分都是蒸而饼之、蒸而团之的，工艺流程很是讲究，资源投入甚大，颇为奢侈。那现在为什么只剩下普洱茶(及其他个别茶种)保留饼、团等各种形状呢?这其中的趣闻还要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了。
话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是草根出身，儿时放牛，后出家当和尚，还行过乞，生活非常穷苦，是十足的屌丝。他看着当时人们的各种奢侈生活极不顺眼，心中很是反感。其中就包括斗茶，他认为茶农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制作饼茶、团茶，而达官贵人们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斗茶玩乐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是对资源的一种挥霍。
于是朱元璋在逆袭成功，当上了皇帝之后，废团茶兴散茶的新政就出台了。公元1391年，朱元璋一旨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让当时的斗茶之风一扫而去。贡茶改革很快在各地实施，并由此带动了社会风气向平实朴素的转变。于是，国内的各种茶叶都跟着改头换面了。
在这次改革浪潮中，由于普洱茶产于云南，地处偏远，文化迥异，新政的实施鞭长莫及，普洱茶饼、团等各种形状的工艺才得以保留至今，值得庆幸。
茶礼的时代
茶会的盛起。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
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禁私茶朱元璋怒斩驸马
茶法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年)开始推行的，实行的初衷只是为了通过对茶叶的征税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到了北宋时期，茶法更加完备，还建立起r茶叶专卖制度。除此之外，因为宋朝和北方的契丹（辽）、两夏不断有战争，然而却屡遭败绩，为扭转这种积弱形势，北宋发明了以军事为主要日的的茶马法。
我国的优良马种大多出产在青海、甘肃、四川和西藏等地区，这些地区属于青藏高原，气候干燥，高寒而缺氧，在占代并没有茶叶出产。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游牧民族的食物主要是牛羊肉，而茶则可以去除牛羊肉的腥腻，帮助消化，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在藏族人中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明代有位大巨王廷相也说过：“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从宋神宗熙宁七年( 1074年)开始，宋朝推行茶马法，在四川成都设置了都大提举茶马司管理这件事情，具体内容就是用官茶和青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交换马匹，这些战马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因此茶马法是一项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
明代初期，为了聚集军事力量对已退守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进行打击，太祖朱元璋对茶马法更加重视，极力想从贸易中获得更多用于战争的马匹。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确定用陕西、四川的茶叶交换马匹，又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令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特设茶马司，专门负责茶马贸易事宜。为了对茶马交易进行垄断，从而保证获得大量战马，朝廷还对这些地区走私茶叶活动下了禁令，定期派遣官员到关隘进行巡查，防范私茶极严
然而，朝廷在茶马贸易中却对少数民族商人采取“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的政策，极力压低马的价格而抬高茶的价格。这让内地商人看到了茶马贸易存在的发财机会，于是虽然有禁令，却偷偷贩运私茶。而一些边镇官吏和军民也加入丁这一行业当中，于是走私茶叶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朝廷在茶马贸易中所获得的马匹也越来越少。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看到这种情况痛下决心，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贩茶活动。
但就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敢顶风作案，这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欧阳伦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目无法纪，多次派属下到陕西偷运私茶获取暴利。这次他仍旧去贩卖私茶，结果被查了个正着。朱元璋得知这个事情后，没有手软。六月，朱元璋下旨将驸马欧阳伦赐死，同时被处罚的还有相关责任人，所有私茶全部被没收。皇帝将皇亲国戚赐死，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然事出有因，茶马贸易关系着国家的军事战略，一旦受到损害，国家大计也就会遭到破坏。贩卖私茶之罪，直到嘉靖年间（1522- 1566年）才被减为充军。
茶兴于唐盛于宋
茶兴于唐盛于宋。宋代的茶叶生产空前发展，饮茶之风非常盛行，既形成了豪华极致的宫廷茶文化。又兴起趣味盎然的市民茶文化。宋代茶文化还继承唐人注重精神意趣的文化传统，把儒学的内省观念渗透到茶饮之中，又将品茶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由此一直到元明清各代。与唐代相比，宋代茶文化在以下三方面呈现了显著的特点。
一是形成以龙凤茶为代表的精细制茶工艺。
宋代的气候转冷，常年平均气温比唐代低2-3℃，特别是在一次寒潮袭击下，众多茶树受到冻害，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生产贡茶的任务南移。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为了取象于龙风，以别庶饮，由此人贡，派遣官员到建安北苑专门监制龙风茶。龙凤茶是用定型模具压制茶膏并刻上龙、凤、花、草图案的一种饼茶。压模成型的茶饼上有龙凤的造型。龙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吉祥之物。因而龙凤茶就不同于一般的茶，从而显示了皇帝的尊贵和皇室与贫民区别。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道：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
宋代创制的龙凤茶，把我国古代蒸青团茶的制作工艺推向一个历史高峰，拓宽了茶的审美范围，即由对色、香、味的品尝，扩展到对形的欣赏，为后代茶叶形制艺术发展，奠定了审美基础。现今云南产的圆茶、七子饼茶之类和旧中国一些茶店里还能见到的龙团凤髓的名茶招牌，就是沿袭宋代龙凤茶而遗留的一些痕迹。
二是斗茶习俗的形成和分茶技艺的出现。
斗茶又称茗战。就是品茗比赛，把茶叶质量的评比当作一场战斗来对待。由于官廷、寺庙、文人聚会中茶宴的逐步盛行，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博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范忡淹描写茗战的情况说：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斗茶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还普及到民间，唐庚《斗茶记》记其事说：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於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三五知己，各取所藏好茶，轮流品尝，决出名次，以分高下。
宋代还流行一种技巧性很高的烹茶技艺，叫做分茶。宋代陶谷《清异录百茶戏》中说：近世有下汤适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玩这种游艺时，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筅击拂，这时盏面上的汤纹就会幻变出各种图样来，犹如一幅幅水墨画，所以有水丹青之称。
斗茶和分茶在点茶技艺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就其性质而言，斗茶是一种茶俗，分茶则主要是茶艺，两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都体现了茶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
三是茶馆的兴盛。
茶馆，又叫茶楼、茶亭，茶肆、茶坊、茶室、茶居等，简而言之，是以营业为目的，供客人饮茶的场所。唐代是茶馆的形成期，宋代则是茶馆的兴盛期。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茶馆、茶楼也迅速发展和繁荣。京城汴京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北方的交通要道，当时茶坊鳞次栉比，尤以闹市和居民集中地为盛。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遇迫之，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茶馆有盛无衰，处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采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梦粱录》卷十三《铺席》)。《都城纪胜)说城内的茶坊很考究，文化气氛浓郁，室内张挂名人书画，供人消遣。《梦梁录》中也说今杭城茶肆亦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茶坊里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鼓汤;暑月添卖雪泡海花酒。
大城市里茶馆兴隆，山乡集镇的茶店茶馆也遍地皆是，只是设施比较简陋。它们或设在山镇，或设于水乡，凡有人群处，必有茶馆。南宋洪迈写的《夷坚志》中，提到茶肆多达百余处，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茶馆逐渐兴盛起来，茶馆文化也日益发达。
宋代文人著诗文歌吟茶事数量也众多，茶诗文中有涉及对茶政批判的，也有对茶艺、茶道进行细腻人微描写的。宋代的茶学专著也比较多，有25部，比唐代多19部。
茶会的兴起：以茶待客
茶会。中甸藏语称“扎礼”，意为请人喝酥油茶聚会。是中旬藏族青年自发举行的赛歌晚会。旧时汉族生产风俗，流行于请人喝酥油茶聚会。为一种聚众护山茶的活动。
节日或农闲日子，几个侣伴一同出游或赶会，就常酝酿出一个茶会。途中遇到中意的集体(自然为异性青年群)就邀请。邀请形式不拘，常以嬉乐开始。邀请一方中的一人想法接近对方中的她(他)的身旁，出其不意地抢去他(她)的头巾或帽子，然后嘻笑着跑开。被枪者则作出坚决要讨还东西的样子，紧追不舍，跑离人群后，两人即可协商，约好时间和地点，到时双方就在既定时间相会，一会儿便开始唱歌，歌声起处，茶会仪式就开始了。
双方边唱边走，缓缓来到房舍。一路上借物三咏叹，直唱进家中正屋火塘边。分宾主坐定后继续唱和。火塘边备有糖茶水润喉。至午夜时分，邀请的一方献上汤元、米酒供大家吃喝。直至次日晨曦临空时，方终止而散。
甘南夏河县的藏族，每到新春佳节就举行“斗姆”，意为歌会。这种活动是由出面主办人准备茶和酒及场地，还要准备木柴，供晚间烤火用。歌会开始时，宾主各一方，成半圆形，另一边是盛装的妇女，首先主方男子起来，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帽子，慢慢地移动着脚步，唱着赞歌，边唱边选择客方的对象，然后请客方接着唱。对方也以同样的姿态和形式接唱。这样往返不已，不时还有妇女出场跳舞。
到了晚上就转为对唱情歌(当地藏语叫“拉依”)。男女分坐。首先男方起来，一手拿着帽子，另一手作某种手势，边唱边走向女方，到他选好的对象面前，用帽子盖一下女方的头，这就是请这位妇女接唱，女方不离座位就唱起来了。歌手们对歌时，在场的人们静静地听着，唱完一曲总是发出一阵吆吼声，喝彩助兴。这种歌会，给藏族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社交活动场合
茶会的礼仪
会议、茶会，由于出席人数较多，入场也较集中，一般不采用高杯端茶的方法，而是提前将放有茶叶的高杯摆在桌上，在活动开始前，由服务员用暖瓶直接在桌前往杯中倒水。采用这种方法上水的优点是快捷、便利，但要注意防止出现漏倒空杯的情况。服务员倒过水后，要逐杯加以检查。检查时，可用于触摸一下杯子的外壁，如果是热的，表明已倒过水，如果是凉的，说明漏倒水了，要及时补倒。
续水，一般在活动进行30--40分钟后进行。如果往小茶杯中续茶水，应将一把茶壶茶，经过滤倒入另一把茶壶，然后再续水。倒续水时瓶口要对准杯口，不要把瓶口提得过高，以免溅出杯外。如不小心把水洒在桌上或茶几上，要及时用小毛巾擦去。不端下茶杯，而接在桌上或茶几上往杯中倒水、续水，是不符合操作规范的。
在往高杯倒水、续水时，如果不便或没有把握一并将杯子和杯盖拿在左手上，可把杯盖翻放在桌上或茶几上，只是端起高杯来倒水。服务员在倒、续完水后要把杯盖盖上。注意，切不可把杯盖扣放在桌面或茶几上，这样既不卫生，也不礼貌。如发现宾客将杯子放在桌面或茶几上，服务员要立即斟换，用托盘至托上，将杯盖盖好。
倒水、续水都应注意按礼宾顺序和顺时针方向为宾客服务。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出现很早，但在唐朝以前的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等，经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多达30余首，这也多少说明了茶在当时受人重视的一斑。
与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茶会即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前面引及的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以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以及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等即是。
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已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到唐朝，茶会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吟：“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