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回味发苦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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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安，古称弄栋、姚州，地处滇中腹地，在古时具有重要地理、军事、交通意义，民间甚至有“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的说法。古姚安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兴盛，以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姚州都是见证者与参与者，这条古道上，有惊心动魄的王朝兴亡，有帝王将相的生死成败，也有远行者踯躅独行的风雨兼程。
我的高中是在县城读的，每次去学校，都要经过县城北边的乡镇府，政府斜对面的稻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碑上写着“周小卜将军墓”几个字。周小卜是庄蹻的部将，正德《云南志·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府城（姚安府）西北。昔楚庄蹻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祀之，土人有祷辄应。”《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记载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庄蹻入滇，派部将小卜继续率兵远征滇西诸蛮，兵至古姚州，与乌蛮民族发生激战，战殁于姚，南诏蒙氏立祠祀之。从各种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是有小卜祠堂的，但自我记事之初起，就只有墓而没有祠堂了。
“庄蹻入滇”是云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从那时起，中原势力开始对云南施加影响。那时的云南，在很多人眼中也还是“南荒之地”，但山水的阻隔，已经无法割裂两种文化的交流。
在《大观楼长联》中，孙髯翁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四句短语概括云南从汉代到元朝的标志性历史事件，用词虽然简略，但信息量却十分巨大，而这四个事件对云南古代历史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更触及了云南历史、社会、交通的方方面面。
“汉习楼船”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云南最早的古道之一——“身毒（音yuándú，印度的音译）道”的开辟。公元前122年（汉武元狩元年），博望候张骞从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奇特发现，“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这个发现引起汉武帝的注意。
当时，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事正出于胶着状态，交战双方都急于为这场关乎国运的战争寻找突破口，“身毒道”的发现让汉武帝产生了从这条道路绕道进攻匈奴的想法，汉武帝派使臣前往“西南夷”去寻求道路，使臣兵分几路进入四川、云南地区。其中一部分翻过横断山脉，在云南地区被强悍的“昆明族”所杀。汉武帝勃然大怒，决定发兵征讨云南地区的西南夷，下令在长安开凿一个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并修造大型战船（因其高大，称为楼船），专供士兵操练水战使用。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武帝派将军郭昌入滇，先征服滇池东北方面劳浸、靡莫等部落，然后大兵临滇。滇人见大势已去，降服于汉朝。
“身毒道”，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甸、印度，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家古老的国际通道。南方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出发，在大理汇合之前，有东西两条路线，东边的一条经四川宜宾，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通往大理，西边的一条则由四川汉源、西昌南下，越过金沙江，经云南姚安、祥云，直抵大理。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西边的这条线路要近得多。
第一次“天宝战争”期间，唐朝从北方进入云南的两支军队，其行军路线也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的东西两条线路进入云南的，东路军由鲜于仲通率领，由越蒿一带沿清溪关道南下，从滇东北地区进入云南；西路军由大将军李晖率领，从会同路进攻，进入姚州地区，迫近洱海地区。
郭昌入滇同年，即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在姚安地区置弄栋县，直至唐朝，县名都未变。唐朝时期，随着唐与吐蕃、南诏三者间势力的此消彼长，姚州的军事和地理意义更加重大，唐武德四年（621年），置姚州都督府，南诏时，置弄栋节度。之后就发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唐标铁柱”事件。
公元707年（唐中宗景龙元年），唐朝派遣唐九征为讨击使，征战对唐朝政权存在巨大威胁的吐蕃。为纪念这次征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唐九征立铁柱记功。据史料记载，柱上刻了姚州地图和地界标记，铁柱除了记功，还有界标的作用。
唐朝政府十分注重处理与吐蕃、大南诏之间的关系，因此，唐标铁柱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意义。唐九征立铁柱为界碑，控制了该地区的交通，把漾濞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直接纳入唐朝统治管辖范围，更好地遏制了吐蕃与南诏，随着三方实力的此消彼长，三个政权间的关系也随之调整。
唐标铁柱后的几十年，云南地区爆发了“天宝战争”，这场战争之后，唐朝、吐蕃、南诏的关系再一次出现重大转变，而这场战争，以及之后的“安史之乱”，直接导致唐朝由盛转衰，为唐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天宝战争”对后世的影响甚至在宋朝都还在持续。公元965年（赵匡胤即位的第五年），宋王朝派遣王全斌进入四川，灭掉了后蜀国，统一了四川。当时，刚取得胜利的宋朝大军集结在大渡河边，有人向赵皇帝提议，跨过大渡河，一举南下，统一云南地区。赵匡胤也蠢蠢欲动，但想到唐朝正是因为“天宝战争”导致了灭亡，唯恐重蹈唐王朝的覆辙，顾忌重重的赵匡胤用书房宝器玉斧在地图上的大渡河上一划，悲伤而无奈地说：“此外非吾所有也”。
谪滇状元杨升庵的《临江仙》中有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王朝兴亡与帝王将相的生死荣辱，都可以这句词一语概之。生活中，让我心生敬仰与暖意的，都不是大起大落的历史事件，而是个人的精神气度。出于阅读爱好，案边常置一册《徐霞客游记》，游记里写姚安的部分是读熟了的，每每翻阅，神思一定会随着徐霞客的足迹和笔触在姚州神游。徐先生进入云南，基本路线也是沿袭南方丝绸之路，他于崇祯十一年由曲靖、昆明一线进入姚安，后经祥云进入大理。徐先生笔下的姚安地名，与几百年后的今天相比差别并不大，他写到的“龙冈卫”，即我的出生地，这个地名至今还保留着。他笔下的“阳片水库”，就是今天的洋派水库，生活在水库周围的人提到这一区域，至今还是发“阳片”的音，而不是官方拟定的“洋派”。
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写道“白塔尚在寺（龙华寺）东南后支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与息夷村共五海子。”这五个水库，至今还在。
这正是徐霞客让我感动的地方，漫游，只为了自己喜欢，而每一段记录下来的旅途，即使过了几百年，仍然精准得让人热泪盈眶。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某一天，关掉手机，揣着一册《徐霞客游记》独自上路，乘车到与姚安相邻的大姚县，然后下车，沿着徐霞客当年在姚安的旅行路线步行一遍。计划了很久，但一直未能成行，我知道，缺的并不是时间或者其他，而是上路的勇气，世俗生活对一个人意志的消磨与摧毁，往往是从内心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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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的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
以茶待客是我国各民族的普遍礼仪，各族敬茶礼仪也丰富多彩，互不相同。知礼好客的白族同胞待客茶礼是“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这是他们迎客的传统茶道礼仪。
所谓三道茶是这样的，一道茶选取较粗、较苦的茶叶，用小土罐在温火上边烤边抖，待茶发出香气时，便冲人滚烫的开水，其味清苦而幽香，给客人斟上一小盅，让其一口饮完，称之为“清苦之茶”；第二道茶加入红糖、芝麻、核桃仁，其味香甜可口，称之为“甜茶”；第三道茶，用蜂蜜和花椒调拌，再用较浓的苦茶水冲制而成，使之甜中带苦、苦中有甜，还夹有丝丝的麻辣昧，称之为“回味茶”。在品饮每道茶时，主人和客人还吃些瓜子、松子或糕点以助兴，三道茶的烤茶、斟茶多由家族中年长有威望的人承担，以示对客人的尊敬。
白族三道茶的来历还有着一个动人的传说，一位木匠为了教徒弟学会手艺与做人的道理，出师前带他去山上伐木。劳动了一天，徒弟口渴难耐，便随手摘了树叶放人口中咀嚼，徒弟感到苦涩难言。伐木结束，师傅便给他一块糖，告诉他：“这叫先苦后甜！”徒弟出师离别师傅时，接过师傅一碗茶，是放了蜂蜜与花椒的，徒弟边喝边品味道：“茶中有苦有甜，还有辣味。”老木匠说：“你回味得对，一苦二甜，三回味，学艺、做人一个道理。你要牢。”从此，白族便兴开了“三道茶”，并成为传统的迎客茶礼。并成为传统的迎客茶礼。
佛山老人的中式小家 禅意在茶香回味无穷(图)
泡一壶香浓的普洱老茶，让茶香在居室内肆意蔓延，于绿竹青翠间回味一整个午后，也许这就是最中式的中国优雅。泡茶讲究手艺和心境的相结合，在那细腻的动作间蕴含着不能说清的禅意。于家中的中式角落，品味宁静致远的情怀。
三两知己围聚四方桌，泡上一壶芳香四溢的清茶，谈天说地直抒胸怀，那一抹青竹翠翠，那一道泼墨写意，成为了与茶香最应景的美丽。
俩人于榻上谈笑风生，偶尔来一盘围棋对弈，舒适写意人生，那沉实的实木小桌仿佛承载了的历史，让生活增加了一点厚度。
古典线条让红木长椅自成一道风景
竹影斑驳，映衬得中式椅子格外清雅
“小桥流水人家”，一座旧时的石磨成为小花园里最诗情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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