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腊县普洱茶的史料

发布时间 : 20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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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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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茶山

勐腊,傣语为产茶之地。勐腊植茶历史悠久,是大叶种茶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8世纪唐朝人樊绰在《蛮书》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银生城”指的是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银生城界诸山”指景东,景谷,普洱及其以南的西双版纳诸茶山在内的广大茶山。明万历末年(约1620年),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第一次提到“普洱茶”:“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洱是当时茶叶的集散市场,“银生城界诸山”均系普洱府辖地,故名“普洱茶”。清朝中叶,普洱茶远销国内外誉满天下。“普洱茶”的确切种植产地,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已有准确记载:“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奔枝,五曰曼端,六曰曼撒,周八百里。”清阮福《普洱茶考》也有相同的记载。《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六物产篇茶》又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六茶山除攸乐今景洪县外,其他五茶山均在勐腊县象明、易武一带。1957年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蒋铨在《六大茶山访问记》中所写“六茶山”—曼洒,易武,曼砖,倚帮,革登和攸乐,定位更加确切。史料文献中,因茶叶兴衰演变,地名记述有异,而六茶山是名重于天下的“普洱茶”的生产地是无疑的。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且大力扶持集体和个人在坝区和半山区开辟了新茶园,古茶山换了新面貌。

1、曼洒茶山

曼洒茶山位于中老边界中国一侧,包括今曼腊乡的曼洒,曼腊,曼乃村公所和易武乡的麻黑村公所。曼洒村公所是古曼洒茶山的中心地带。南起茶王树寨,西至曼洒村,北到曼乃寨,东迄黑水梁子都是茶山。原属该村的弯弓大寨,白茶园,曼边新寨,丫口寨,水沟头,黄萝卜地,茶王树寨等均植产茶叶,以弯弓大寨产茶最多,仅一季即可采茶400多老担(一老担为今99.75公斤)。茶王树寨有一茶王树,民国七年(1918)前,一次可采茶一担一只(一担为150老斤,一只为75斤)。民国十五年(1926)茶王树主干枯死,据测量老树桩直径为120厘米,根围377厘米。后从老树桩根部发出3叉新枝。直径分别为36、43、26厘米。茶王树周围的茶树群平均茎粗不低于勐海南糯山半坡寨茶王树周围的茶树群。由此测算,这片茶林的树龄应在55代以上。

2、易武茶山

易武茶山包括今易武乡政府所在地的易武、易田、曼洛村公所辖区。清道光年间(1821~1850)莽枝(勐芝)、架布,嶍崆山逐渐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国民经济研究所《云南经济·滇茶概述》说:“镇越县即六大茶山的易武山,茶质优良,远较佛海(勐海)为胜,年产茶约4000担……”清乾隆(1736年)以前已有汉族在易武制团茶(砣茶)。乾隆年间(1736~1795),许多石屏汉人纷纷迁居易武大种茶树。同治年间(1862~1874)茶叶产量大增,到光绪初年(1877),仅易武就制茶5000多老担。民国初年,易武除种些玉米外,民众以采茶揉茶为生。茶叶盛产时,一般每户产茶十来担,多的有15、16担。易武乡的黑水梁子现存一大茶树,根围208厘米,直径66.2厘米,高11米。另落水洞有一大茶树根围124厘米,直径48厘米,高11.72米。

3、曼砖茶山

曼砖(今曼庄)茶山包括今象明乡的曼庄,曼林村公所辖区。曼砖茶山的形成早在清乾隆六年(1741)以前,由石屏汉人或早居曼庄的其他民族栽植。当时茶叶产量在1000担以上。据曼庄关帝庙(已倒塌)碑文载:“曼庄为六大茶山之一。”

4、倚邦茶山

倚邦茶山包括今象明乡的倚邦,曼拱,河边3个村公所辖区。倚邦街曾系象明县府所在地。倚邦汉族多系宁洱、石屏一带迁来,清雍正年间(1723~1735)建石屏会馆。早在石屏人未来之前就有四川人和楚雄人在倚邦落户营茶,曾建盖过四川会馆和楚雄会馆。倚邦茶叶历史上以园茶畅销省内外,后又扩销到越南、香港,年产茶1000担左右。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味最好,被定为“贡茶”,曼松曾“年解贡茶20担”。有“吃曼松看倚邦”之说。民国24年(1935)后,法国人禁止茶叶销往越、老、缅三国,茶叶滞销,茶园荒芜。

五、革登茶山革登茶山包括今象明乡的安乐和新发两个村公所辖区。历史上的革登原在阿卡村公所菜园边,后全寨搬迁。革登为古产茶较闻名的地方,茶叶年产量均在500担以上。茶叶属大叶种型。清嘉庆年间(1796~1820)革登八角树附近有株茶王树,春茶一季可产干茶一担,已枯死,另在阿卡村附近的山梁上曾有年产一担干茶的两棵大茶树,后被野火烧死。

茶文化精选阅读

勐腊县象明乡倚邦古镇


倚邦古镇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乡境内,现为象明乡倚邦村委会所在地,距象明乡政府10多公里,距景洪市180多公里。倚邦街就建在一座山脊之上,地势险要而风光秀美。

早在唐宋时期,倚邦就已出产茶叶。明清时期,先后有四川人、楚雄人和石屏人到倚邦经营茶叶,并在倚邦街建盖了四川会馆、楚雄会馆和石屏会馆。倚邦街的石屏会馆建于清雍正年间,早于易武。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倚邦街也是西双版纳普洱茶产销的中心,并因此而日渐繁荣。清雍正年间设立倚邦土千总(后将为土把总),管理倚邦、曼庄、革登等茶山。“普思逆夷叛,曹当斋率练从征,以功授土千总世职。……当斋死,子秀降等承袭土把总”,倚邦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版纳,其辖区与现在的象明乡基本一致,辖区内有古六大茶山中的倚邦、曼庄、革登三大茶山(一说有三山半)。民国时期,倚邦街曾为第六区行政分局治所和象明县治所。

明代末期,清代初期、中期是倚邦街的繁荣时期。倚邦末代土司儿子曹仲益先生(文革前为西双版纳建设科副科长)在《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录》中写到:“这里(指倚邦土司辖区,包括倚邦、曼庄、革登等茶山)在历史上繁盛的时期,是明末清初,直到道光年间,户口不少万数,人口亦有八九万之多。特别在乾隆初期,在倚邦三山半中,就有四个集镇:即倚邦街、曼拱老街、曼专(庄)街、牛滚塘街。这里各种建筑均仿照内地一样建设,当然倚邦街是一切的中心,比之要好。建筑物均是建于高山顶上,道路全用石块砌成,因而宽狭不一。倚邦街居民亦不下数千人至万人之多。所以街道建筑规模与思茅旧街相似,原有三条街道,约长三公里,宽亦四至六公尺不等。因在山顶上,条件有所限制。那时各种庙宇也随之拔地而起,佛教、道教也相应传入。在建筑物中,有石屏会馆、孔明庙、川主庙、城隍、土地、观音、药王、子孙等庙宇。街道房屋瓦房均占多数,学校虽然不多,也还是楼房。各方面虽不全如思茅,但也有他的突出地方。易武比倚邦要次之。可惜于民国三十一年被焚,仅存残迹,但也可说明历史上的繁荣景象。”

清代中后期,倚邦虽然逐渐衰落,但直到民国初期,倚邦街仍有居民130多户,庙宇、茶庄和住宅等各种建筑也还基本保存完好,茶马古镇的重要地位也未改变。只可惜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的一场战争,三天三夜的大火将倚邦街烧成瓦砾,300多年的成就毁于一旦,仅有少量遗迹可寻。战火后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疾病,更是使倚邦雪上加霜,人口死亡及外逃者不计其数。至1949年底,倚邦街住户只剩下50多户,人口仅有数百人。20世纪70年代又有部分居民外迁,现在的倚邦村仅有30多户、100多人了,且交通不便,经济也较为落后。

现在,倚邦街及其附近剩下的文物古迹有:倚邦街石板路遗迹;曹家大院遗址;宋云号、杨聘号、鸿昌号等茶庄遗址;清乾隆、道光、光绪时期立的记载有茶山管理、茶叶生产等重大茶事的三块“永远遵守”石碑;一块“福庇西南”的大木牌匾,乃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普洱府思茅同知赐予倚邦土司,说明倚邦土司管辖的茶山在西南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倚邦土千总曹当斋的龙头功德碑,碑上镌刻有乾隆玉玺及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敕封的诏书,内容主要是表彰曹当斋及其夫人管理茶山的功绩。

日本茶道起源史料


茶宴发展逐渐形成文人茶宴、宫廷茶宴、寺院茶宴三种形式。茶宴的仪式,依环境条件和规模而有区别。宫廷茶宴通常在金碧辉煌的皇宫进行,气氛肃穆庄严,礼节也相当严格;所用茶叶为明前贡品,茶具为名贵瓷皿,用水为清泉玉液;茶宴举行时,首先由近侍布茶施礼,在皇帝的带领下,群臣举杯闻香品味,赞茶施恩,并相互庆贺。自始至终,均以品茗贯穿。整个茶宴过程,有迎送、庆贺、叙谊、观景等仪式。

寺院茶宴以“径山茶宴”为最为盛。径山万寿禅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肇建于中唐,兴盛于宋元,是佛教禅宗临济宗著名寺院,南宋时为皇家功德院,雄居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 作为中国禅门清规和茶会礼仪结合的典范,径山茶宴包括了张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谢茶退堂等10多道仪式程序,宾主或师徒之间用“参话头”的形式问答交谈,机锋偈语,慧光灵现,是我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径山寺禅茶文化可追溯至唐。僧人举行茶宴,礼佛参禅,并制定了独特礼仪,到了宋朝,其影响覆盖江南,被誉为“东南第一禅林”,并成为中日禅茶交流中心。“茶圣”陆羽也曾隐居径山脚下,写下著名的《茶经》。

径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径山茶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也是日本茶道的渊源。日本《类聚名物考》四卷中记载:“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日本僧人南浦绍明于1259年将径山茶宴传入日本。这一发现为实证径山茶宴为日本茶道之源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

中国古代史料中的茶字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公元前2世纪,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提到的“荈诧”就是茶;西汉末年,在扬雄的《方言》中,称茶为“蔎”;《神农本草经》(约成于汉朝)中,称之为“荼草”或“选”;东汉的《桐君录》(撰人不详)中谓之“瓜芦木”;南北朝宋·山谦之的《吴兴记》中称为“荈”;东晋裴渊的《广州记》中称之谓“皋芦”;此外,还有“诧”、“奼”、“茗”等称谓,均认为是茶之异名同义字。唐陆羽在《茶经》中,也提到茶的五种称谓。

总之,在陆羽撰写《茶经》前,对茶的提法不下10余种,其中用得最多、最普遍是的荼。由于茶事的发展,指茶的“荼”字使用越来越多,有了区别的必要,于是从多义的“荼”字中,衍生出“茶”字。陆羽在写《茶经》(公元758年左右)时,将“荼”字减少一划,改写为“茶”。从此,在古今茶学书中,茶字的形、音、义也就固定下来了。

在中国茶学史上,一般认为在唐代中期(约公元8世纪)前,“茶”写成“荼”,读作“tu”。据查,荼字最早见之于《诗经》,在《诗·邶风·谷风》中记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邶风·七月》中记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但对《诗经》中的荼,有人认为指的是茶,也有人认为指的是“苦荼”,至今看法难以统一。

开始以荼字明确表明有茶字意义的是在《尔雅》(约公元前2世纪秦汉间成书)一书中,其中记有:“檟,苦荼”。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认为指的就是常见的普通茶树,它“树小如枙子。冬生(意为常绿)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

北宋徐铉等在同书的注中也认为:“此即今之茶字”。而将“荼”字改写成“茶”字的,按南宋魏了翁在《邛州先茶记》所述,乃是受了唐代陆羽《茶经》和卢仝《茶歌》的影响所致。明代杨慎的《丹铅杂录》和清代顾炎武的《唐韵正》也持相同看法。但这种看法,显然有悖于陆羽所撰《茶经》的说法。

陆羽提出:茶字,“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接着,陆羽在注中指出:“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明确表示,茶字出自唐玄宗(公元712~755年)时期所撰的《开元文字音义》。

不过,从今人看来,一个新文字刚出现之际,免不了有一个新老交替使用的时期。有鉴于此,清代学者顾炎武考证后认为,茶字的形、音、义的确立,应在中唐以后。而陆羽在撰写世界上第一部茶著《茶经》时,在流传着茶的众多称呼的情况下,统一写成茶字,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的一个重大贡献。从此,茶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一直沿用至今,为炎黄子孙所接受。

当然,这只是说,从先秦开始到唐代以前,茶字的字音、字形和字义的尚未定型而已,其实,早在汉代就出现了茶字字形。此后,三国时张辑撰的《广雅》、西晋陈寿撰的《三国志·韦曜传》、晋代张华撰的《博物志》等,也都出现过“茶”字的字形。

可见,汉时荼与茶为一字。再从读音来看,也有将荼字读成与茶字音相近似的。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荼陵侯刘沂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十三个属县之一,称荼陵县。

但从古代和现代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大都认为中唐以前表示“茶”的是“荼”字,虽然,在那时已在个别场合,或见有茶字的字形,或读有茶字的字音,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茶字,字形、字音和字义三者同时被确定下来,乃是中唐及以后的事。

茶字虽从唐开始被普遍采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地域辽阔,方言各异,因此,同样一个茶字,发音亦有差异,如广州发音为“cha”,福州发音为“ta”,厦门、汕头等地发音为“te”,长江流域及华北各地发音为“chai”,“zhou”或“cha”。至于兄弟民族,发音差别更大,如云南傣族发音为“la”,贵州苗族发音为“chu ta”,等等。

由于茶叶最先是由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所以,时至今日,各国对茶的称谓,大多是由中国人,特别是由中国茶叶输出地区人民对茶的称谓直译过去的,如日语的“cha”,印度语的“cha”都为茶字原音。俄文的“yau”,与中国北方对茶叶的发音相近似。英文的“tea”、法文“the”、德文的“thee”、拉丁文的“thea”,都是照中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

此外,如澳大利亚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的茶字的发音,也都是中国汉语茶字的音译。大致说来,各国对茶的发音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茶叶由中国海路传播去的西欧等国,茶的语音大多似中国福建等沿海地区的“te”音和“ti”音,如英国的tea、法国的the、荷兰的thee、意大利的te、德意的tee、南印度的tey、斯里兰卡的they等;茶叶由中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去的国家,茶的语音近似中国华北的“cha”音,如苏联的“yau”、土耳其的chay、蒙古的chai、伊朗的chay、波兰的chai、阿尔巴尼亚的chi等,还有朝鲜的sa、希腊的tsai、阿拉伯的chay等,也与中国华北的茶语音相近。

通过茶字的演变与确立,它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茶”字的形、音、义,最早是由中国确立的,至今已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对茶的称谓,只是按各国语种变其字形而已;它还告诉人们:茶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中国是茶的原产地。

还值得一提的是,自唐以来,特别是现代,茶是普遍的称呼,较文雅点的才称其为“茗”,但在本草文献,如《新修本草》、《千金翼方·本草篇》、《本草纲目》、《植物史实图考·长编》等,以及诗词、书画中,却多以茗为正名。可见,茗是茶之主要异名,常为文人学士所引用。

古代史料里茶的雅号别称


在古代史料里,人们把茶称做蔎、茗、荈等,陆羽在《茶经》一书中,把对茶的众多称呼统一为茶。

荼,指茶的假解字或古体字。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中记载:诸书说茶处,其字仍作荼,至唐陆羽作《茶经》始减一画作茶。

蔎,是指茶的别称,古蜀西南方言,陆羽《茶经一之源》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又《茶经七之事》引杨雄《方言》:西蜀南人谓茶曰蔎。

荈,指茶的别称,常与茶和茗合称,唐代陆德明《经典释义尔雅音韵》:荈,尺兖反,荈、茗其实一也。张辑杂子云:茗之别名也。指老的茶叶。《太平御览》引魏王花木志:茶,叶似栀子,可煮可饮,其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

茗,是指茶芽。《说文解字艸部》中记载:茗,茶牙也。从草名声,莫迥切。指晚收的茶叶。

涤烦子,茶的别称。因为茶有去疲劳,除烦恼之效而得名。唐代施肩吾诗:茶为涤烦子,就为忘忧君。

甘露,茶的赞称,唐代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指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嘉木,茶树的赞称,陆羽《茶经一之源:》茶者,南方之嘉木,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其中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着,伐而之。

史料上记载的浙江东阳茶叶


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唐代陆羽的《茶经》有婺州东阳县东白山与荆州同之述。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中,将婺州东白与蒙顶石花、睦州鸠坑、顾渚紫笋等15处茶叶列为唐代名茶。明隆庆《东阳县志》载:茶产东白山者佳,今充贡,岁进新芽茶肆斤。

东白春芽鲜味原料是东阳木禾种,为浙江省三群体良种之一,内含物质丰富,持嫩性强,品质极佳。清《康熙志》载,茶以东白、大盘两山为最用少许撒茶饼中,谓之撒花,价常数倍。说明在同样采制标准条件下,东白茶的品质明显高于其他茶。

史料说明,东白山自晋末以来即开始事茶。唐建禅林院后,香火鼎盛,当地僧民和各地游客都需饮茶,从而加速了东白山茶叶的开发,栽培采制也精益求精,四方游客频繁来往,促进了东白山茶的广泛传播,使之名扬四海。

翻看《东阳市农业志》,载有东阳市出现过的9类花色茶叶品种。

珠茶:也称平炒青,初制分杀青、揉捻、炒二青、炒小锅、炒对锅、併大锅6道工序。历史上沿用手工制茶,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了珠茶炒干机,逐步发展制茶机械化。1984年,东阳产的精制珠茶,荣获第二十三届世界优质食品金质奖。

烘青:以其芽叶肥壮、汁浓味醇闻名杭州市场,蟠松茶曾列入杭州市开头盘茶叶名单,制作工序分杀青、揉捻、烘焙三阶段。

红茶:解放前曾大批量生产,解放初已无红茶生产(现和品红品牌红茶又打开了发展红茶新局面)。分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工序。

乌龙茶:介于红绿茶之间的半发酵茶,有摇青、炒青、揉捻、烘干等工序。

眉茶:初制产品称长炒青,形似眉毛,制作工艺为杀青、揉捻、炒干,主要外销。

东白名茶:在清明谷雨间,按一芽一叶至二叶初展标准采摘,先经摊青,再进行杀青轻揉、炒二青、复火等工序制作而成,滋味甘醇鲜爽,回味持久。东白春芽和太白顶芽在省地历届名茶评比中多次获奖,1985年双双通过部级鉴定。

龙井茶:1985年聘请西湖梅家坞技师,当年在东白山茶场试制的部分龙井茶销往北京,获好评。以当地木禾茶良种茶树芽叶作原料,采摘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初展的标准芽叶,摊青、青锅、辉锅等工序炒制而成,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等特色。

毛峰:一芽二叶初展,有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保持成茶色泽翠绿,白毫显露,香味芳郁带板栗香,冲泡后芽叶成朵、汤色嫩绿、滋味鲜醇。

茉莉花茶:用烘青加工精制成花茶茶坯,再用茉莉花窨制而成。

勐腊象明倚邦古茶山的历史


倚邦古茶山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区,海拔1350米以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白雾常绕,土地肥沃,是一个小叶种杂大叶种的生态型古茶园。由攸乐经莽枝、革登;由蛮砖经架布;由易武经曼撒和曼松;由思茅分别经曼拱或麻粟树的5条茶马石板古道,都在倚邦古茶山龙脊背状的青石板街道上交汇。在这里,到处是刻有文字或古朴图案的古碑或其断垣,几乎每个角落都透射着古色古香。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被众多古籍所记载、曾是古六大茶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的倚邦古茶山,在历史被遗忘、被湮没多年后,在当下普洱茶热潮中,似乎又重现往昔的盛名了。但古茶山久远、厚重的历史,至今仍鲜为人知。

倚邦及其周围各古寨出土的经过精心打磨的原始石器,表明大约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居住于此。《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中旧传武侯孔明遍历六茶山置木梆于倚邦之记载,表明它兴起年代不晚于蜀汉。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六大茶山具体位置的记栽中有倚邦,证明它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自称本人)长年依靠采取野生植物充饥,由此认识了茶及其功效而被普遍利用。蜀汉时期,孔明实施南抚夷越政策,派使者深入西南边疆安抚各少数民族,并向他们传授农耕、饲养、医药、制作等技术时,因地制宜地动员人们发展该地的茶业。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内地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后来的该地由南诏设置在今西双版纳的银生节度使管辖,到唐代建中年间,其茶业初具规模,并已由茶商贩卖到西藏等地。那成群结队的尖鼻子,大眼睛,毛胡子,头戴毡帽,身挎长刀者等众人的间断性往来的马帮牛队,不仅运出该地上好的香茶和莽枝银洞梁子与黑山银洞丫口等地的白银,还运进针线、布匹、花带等杂货。

倚邦初具雏形的市场上,不仅杂货成摊,还有曼松的铸锅河畔被当地人称为众多唐洞的矿石炼铸的铜锅、铁锅和面铺河、盐井河畔多口盐井的锅盐。冶炼厂、打造厂、烧制厂和造纸厂也相继在古茶山上建造。这期间,这里还建盖了山神兼土地和财神3种庙宇,铺建了部分石板街道。唐朝贞元年间,闻名于大理南诏国。至宋代,大理国购买倚邦所产的茶到广西换马,使其茶业得以继续发展。从倚邦当地人从祖上传下,却已被外地人买去的刻有南诏国字样的五角星奖章和所出土的众多的唐宋古器,验证了它的上述历史。

元代南方疆域扩大,使倚邦成为内地通往边疆的中转站。各类客人熙来攘往,又使它兴起了专业性的客栈与餐馆。统治者蒙古族对茶叶的嗜好,更使倚邦茶林倍增。

明代约成化年间朝廷对倚邦叶氏的司职位的任命,使倚邦重修并改建了各种庙宇,率先推出了细茶与茶膏。约嘉靖年间,倚邦范围那神奇的曼松茶被宫廷优先确定为专用贡茶,继而率先推出人头团茶。约于隆庆四年,倚邦成为车里宣尉使司所划的茶山版纳的行政区驻地,将长约400米的主街道铺成象征封建王朝行政机构驻地的龙脊街。清乾隆年间,增铺曼松贡茶岔街和曼拱岔街,扩建为总长近3000米的3条青石板街道,形成了包括周边村寨居民上千户,总人口上万人的繁华集镇,推动古六大茶山进入逐步辉煌的阶段。

清初,倚邦古茶山上的曼松茶被正式确定为宫廷专用贡茶。清代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阮福的《普洱茶记》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众多史籍中,都有对倚邦茶的记载。至今,杭州茶叶协会还保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遗留的倚邦所产小叶种人头贡茶。

据倚邦茶山老人陈述,在倚邦加工贡茶有及其严格制度。清代倪蜕公元1737年《滇云历年志》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其茶令茶户尽数迁至总店领给价值的记载。在此之前,倚邦是普洱人头贡茶最初的加工厂设置地,当时倚邦古茶山村村皆茶农,山山是茶林,大寨连小村,漫山遍野都是茶林的壮观场景,吸引众多茶商先后在倚邦街等地创建了众多的茶号。

与此相应,倚邦叶氏的土司职位于清初传给其女婿曹氏,统管古六大茶山。约于清康熙年间到其第三代曹当斋时,他和儿子曹秀拜师苦练文韬武略。雍正六年前后,他平定莽枝茶山的麻布朋等暴动有功而升任土千总职。清雍正十年至乾隆初年,曹当斋父子及其师傅先后奉命率军平定刀兴国暴动、广西等地民众的暴动,受乾隆皇帝的嘉奖。倚邦成为清王朝扼守西南越国边关的军事重镇。乾隆三十一年前后,曹当斋父子奉命出征包括两乌在内的西双版纳全境抗击缅甸侵略军有功而升任土守备,连其子曹秀都随后升任土把总。由此起,其家族一直承袭土司十六代到清末,始终至少都统管五大茶山。

从明代约嘉靖年间至清光绪末年,倚邦土司几乎都主办贡茶。至今,在倚邦街东面约6000米,曼贵山村以西约3000米的官坟梁子和野象山北坡上,分别还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曹氏十六代土司墓遗址。遗址上刻有乾隆二年和乾隆四十二年,由清乾隆皇帝嘉奖曹当斋夫妇和曹秀夫妇而立下的《安人碑》和《贞节女牌坊碑》,详细记载着曹守备与曹千总的赫赫功绩,刻在上面的乾隆皇帝大印,印证了朝庭对曹氏莫大的信任与恩宠。

官坟梁子之南北方向300多米处所谓旧衙门遗址,那是守备和千总当年的驻军营地。此外,其四周山上到处都还有清乾隆年至咸丰年间的各种官冢、商家或儒家等身份者的古坟。

倚邦还有乾隆二年的《禁贩私茶碑》、道光二十八年的《按茶抽收茶银碑》、咸丰元年的龙王井《功德碑》、光绪二年的正顶刻有思茅同知大印、并且刻有大清光绪二年之落款的福庇西南大匾、光绪十四年间的《工价截止碑》,和民国九年倚邦全体汉夷民众为民国普思殖边第六行政分局勤政爱民的张瑞三局长立的《遗爱碑》。其中,《工价截止碑》所载的倚邦土司曹氏的官衔为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阁府,统管五大茶山,主管贡茶等茶政事务。那福庇西南大匾,凝结着曹氏土司认真征收贡茶,勤政管理五大茶山,造福于西南百姓的业绩。这些碑和匾共同记载着倚邦的部分官史及茶史之辉煌。

从明代中期起至清末,倚邦历经乾隆三十一年瘴疠大作,道光二十五六年瘟疫甚行,采丁三殁其二,以及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其茶业随之几经兴衰,居民人口时起时落,但始终保持着万人左右。到乾隆年间,建有江西、石屏等综合会馆和川主、孔子、孔明、城隍等近20种庙宇。从清嘉庆年至民国期间,倚邦先后创建过20多家茶庄。

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连贡茶都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运往昆明途中被盗匪洗劫一空。朝庭又查无头绪而被迫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倚邦火热的商品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这使倚邦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后来,补远桥的几建几毁和由勐养分别到勐仑之道。

勐腊易武古镇与滇藏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当时滇、川地区的商人使用马车运输茶叶,到藏区交易马匹及其他物资。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其中的滇藏茶马古道,约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普洱茶主产区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古镇,经普洱市,转大理,由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再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普洱茶作为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

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易武古镇为了走商的效率,在清朝道光年间,由地方集资投劳,以易武茶区为起点,修筑3米宽、240多公里长的青石板路。每逢产茶旺季,外来客商上万人;而当地的大茶号也有自己的马帮,可谓是商贾云集、骡马塞途。易武古镇及沿途的一些小镇,现今还保留着许多斑驳的石板道,路面被马匹踏出了一道道凹陷痕迹,让人依稀看到马帮的络绎不绝和古镇茶市的兴旺。这些历史的印记,正是普洱茶友们不断发掘、弘扬茶文化的动力。

中国唯一一个以茶命名的县,建县历史超2200年!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纪录,已经无法确切地查明到底是在什么年代了。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如今,对于全国的不少地区,都形成了比较知名的茶叶,比如普洱茶、龙井茶、铁观音、黄山毛峰、武夷岩茶等。不过,说到以“茶”命名的县,中国历史上却只有一个,你知道是哪个县吗?

首先,这个县就是“茶陵县”,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茶”命名的县,茶陵县隶属于湖南省株洲市。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湖南东部。北抵长沙,南通广州,西接衡阳、东邻江西,面积2500平方公里。茶陵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公元前202,刘邦在建立西汉后,设立茶陵县,因地处“茶山之阴”,而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由此,对于该地区来说,建县历史已经超过2200年了。

三国这一历史阶段,魏蜀吴三家争霸,茶陵县先属蜀汉,后在关羽大意失荆州后,该地区属东吴。南北朝时期,该地区的归属变化较大。公元589年,也即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茶陵县并入湘潭县。公元621年,唐朝恢复茶陵县这一建制。五代十国这一历史阶段,茶陵县隶属于楚潭州长沙府。北宋建立后,茶陵县属衡州。公元1211年,从该地区康乐、霞阳、常平三乡设立酃县。元朝建立后,升县为州,也即为茶陵州。

最后,公元1372年,也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改州为县,为茶陵县。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又升县为州。清朝这一历史阶段,茶陵州属湖南省长沙府。1913年,也即清朝灭亡后,改州为县,茶陵县属湖南省湘江道。1927年,茶陵县直属于湖南省。1956年3月,株洲升为地级市,茶陵县属之。如今,作为湖南省株洲市的下辖县,茶陵县下辖16个乡镇、5个街道,总人口约为6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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