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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
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
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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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业政策之宋代茶马政策
宋代茶马政策[TeaandhorsepolicyinSongDynasty]宋代茶马互市，系由宋初向少数民族赐茶，少数民族向宋王朝献马发展而来。
宋太宗、真宗时，为交好和羁縻西北少数民族，常有遣使赐茶之举。少数民族为了表示友好和臣服，也时有驱马至京以献，宋王朝均按值回赐茶叶和其他货币，献马遂演变成少数民族与中原以马易物的代名。初始几年一次，后渐成为一年一次或一年多次。
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设估马司，以专门负责接受献马和回赐货币的估价，有关以茶易马或茶马互市的政策，广义泛指宋代的茶政和马政。宋代完全实行以茶易马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蒲宗闵等人蜀，经画榷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自此茶马贸易，成为终赵宋之世的不易之典。初榷茶、买马犹为二司，后来曾以买茶兼提举买马，或以买马兼提举买茶，未能解决一些具体矛盾。崇宁元年(1002)，茶事、买马二司合并，成立都大提举茶马司。
北宋买马年额约在一万五千至两万匹左右，最初的茶马比价为一驮茶（一百斤）易马一匹；后马源锐减，比价骤升，最多时年用博马茶一千万斤，占蜀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宋代茶马贸易，开以茶易马之先河，对于补充战马，满足军需，增强国防，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推动和促进边境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积极作用。
陕西茶商的茶马贸易传奇
翻开历史的画卷，陕西茶商在中国的边茶贸易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以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赢家，这种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后才逐渐消亡。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四川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许多陕西茶商的后人，他们依然记得祖辈的故事。而在三秦大地，茶商后人也大有人在，他们的往事有待挖掘。
强大的秦商集团明清时期，秦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掌控中国商业数百年之久。秦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外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秦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秦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秦商垄断，川人只占是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秦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秦商的会馆和店铺。秦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秦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也就是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4000驮，每驮四包，每包60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300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40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150多人，流动资金有100万现银元。
茶马爱情故事秦商的贸易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垄断了茶马贸易，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就连四川本地人也不是对手。据民国《西康纪要》一书所载:“西康汉商贸易，多操陕人之手。在康定城，茶号陕商居其大半。除户县人外，在雅安茶商中，泾阳县的商号多达6户，陕西商人占据了茶马贸易总量的大半。早在明代，关中地区就不断有人到川西藏区经商，户县当地把这些人叫做“炉客”，清末民初户县的“炉客”已达3000余人。到建国前，甘孜州陕西人最多时达7000余人，汉藏所生子女达万余人。
豪放质朴关中汉子特招藏族姑娘喜欢，唐蕃一家亲嘛，和藏家的结合，让老陕完全融入当地，搞起边贸那叫顺风顺水，垄断那是理所当然。那会儿的咱的老先人可比咱们现在浪漫的多，阳光的多，出差之余，还尝试了异地恋，闪婚、走婚更是特长。有藏族美女陪着，喝着青稞酒，跳着锅庄，谈着生意，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现在走婚习俗只限于泸沽湖，而当年在茶马古道沿途非常普遍。马帮行走天下，豪放彪悍，见多识广，又不缺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富帅”，即便是土司千金有时都难逃其魅力吸引。陕西灶客和藏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传唱至今，在康定，人们说《康定情歌》里张家溜溜的大哥就是个陕西楞娃，李家溜溜的大姐是个藏族美女。为了便于和藏民打交道，老陕学会了藏语，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如今，炉客的后人已经融入藏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陕西话，也没去过陕西。他们既拥有藏族名字，也拥有汉族名字，依然清晰的记得老家在户县、泾阳的某乡某村。他们的先辈将陕西的风俗留在了康巴，边城的人们至今喜欢吃陕西的锅盔和擀面，他们依然把父亲和长辈叫“达”。炉客带来的锅盔流传深远。有一次，我在丽江的市场，清晰听到了这种熟悉的叫法“锅盔”，在如此遥远的边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我在雅安也时常看到锅盔的身影，我才真正了解灶客影响有多深远。锅盔其实就是陕西的“馕”，便于储存携带，饿了就啃一口，是陕西人在茶马古道上必备的干粮。
户县一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目前康定巴塘一带至少有几千名灶客的后人，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户县牛东乡草庙村，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格桑曲批大叔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3个儿子回过户县，最后爷爷把格桑曲批的三叔留在了户县。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茶马古道的起点
说起茶马贸易，起源很早，盛于明清，是中国边贸和对外贸的一大方式。茶叶也是自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项长盛不衰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讲，茶马贸易涵盖古代中国边贸的全部内容。陕西人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从事边贸生意，在茶马古道上活动极为频繁，大唐西市就是边贸互市场所。
茶马贸易的最初涵义是茶马互市，就是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边疆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其意义并非某些人望文生义所指的马帮运茶。边疆牧民以食肉为主，缺乏蔬菜，加之高寒缺氧，喝茶能够增进饮食消化和增加维生素，还能降低血脂，牧民日常饮食离不开饮茶，而内地的军队缺少优良马匹，骑兵对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样，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力下，茶马贸易应运而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陕西制造泾阳茯砖茶是边疆牧民的最爱，至今在新疆的超市里，维族人还瞪着大大的眼睛寻找茯砖茶。牧民喝上了好茶，心情就不一样，从这一点上边茶贸易功不可没。而茶马贸易又通过边疆延伸到周边国家并远及欧美，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难以估量。中国的茶叶远销到中亚、西伯利亚俄国属地，也出现在印度市场，境外的产品也随之来到中国。茶马古道最终演进成如同章鱼触角一样的多的国际贸易线和如同蜘蛛网一样密的国际贸易网。经营商品也不断扩大，小到烟酒糖茶，大到欧洲奢侈品、珠宝玉器，也包括虫草、藏药、水烟等地方特产。精明的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将内地产品运到边区，总不会空手而归，他们顺手牵羊，将边疆特色又驮回来再大捞一笔。
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我看到了百年前中国茶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留影，茶叶将在这南亚最大的港口驶向欧洲。商人也会顺道带回一些奇货和新潮玩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在边城或藏家见到劳力士表这样的宝贝，都是由茶马古道运回来的。茶马贸易带来的新潮玩意多着呢，如果你去仔细寻找，就会有惊奇发现。你要是在边城遇到一位老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您也别奇怪，茶马贸易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年不少人都去过国外，边疆并不封闭。雄峻喜马拉雅山无法阻止茶马古道延伸，这真的非常神奇，充满了活力，贸易带来的文化融合，增添了边区的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无论大理、丽江，还是康定、西昌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中转站，这里是多民族和各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喇嘛教、小乘佛教、大成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和谐共生，共同组成了香巴拉独特的风景线。
西藏昌都的陕西寺里，原籍陕西的穆斯林在虔诚礼拜，他们随着商队落籍于此，历届掌教都是陕西泾阳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老城，一座藏族民居里，一个建筑构件上清晰的刻着：明崇祯柒年陕西焦氏。崇祯七年是1634年，距今已经378年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老陕在此从事边贸生意。80岁的房主说，过去香格里拉陕西人多，起码有上百户，还有陕西会馆。焦氏的后人焦学仁依然生活在当地，他的藏族名字叫阿布，他还能说出陕西先辈的故事。
茶马古道伸向无尽远方，要问其终点难以查询，因为商业的欲望是无穷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伸向遥不可知的城镇和人群。要说其起点，那就是老陕的故乡关中，其核心起点就在秦商云集的泾阳三原一带。多少个世纪以来，泾阳的街道上，高门大户商号的黑漆大门徐徐推开，马队和骆驼在黎明前集合，整装待发，载满砖茶、土布、丝绸，东家一声悠长的吆喝：走咧！
黎明的寒气有些逼人，呼吸的热气在空中聚散，他们无所畏惧，将满载信心出发，也将满载收获回归。前路漫长而无际，他们将前往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民勤、夏河、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归化、奇台、伊犁、雅安、康定、巴塘、松潘、昆明、大理、保山，那里的分号和贸易伙伴再将货品运至库伦、恰克图、加尔各答、密支那等英属、俄属领地，沿线依然保存的陕西会馆证明了这一点。在最艰险的无人区，背茶伙计背着两百斤的茶叶翻过雪山和峡谷，有人可能会因此丢失性命。但是没关系，为了追求幸福美好，没人能阻止老陕的脚步，就这样陕西人用双脚和驮队踏出了一条茶马古道。
天下第一砖说起陕茶叶，就不得不提泾阳茯砖茶，人称天下第一砖，这是陕西人发明创造的专利，是边疆牧民一日可或缺的美妙饮品，也秦商纵横茶马古道、控制茶马贸易的独门武器和秘笈所在。精明的秦商在边贸活动发现新鲜茶叶难以长期储存运输，茶叶经过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运输中转，抵达边区或境外时味道已经散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茶马古道起因于茶叶贸易
普洱茶的名号来自地名，即过去的云南普洱府，现在的思茅地区普洱县，历来是云南茶出产和加工集散的主要地方。
以滇南普洱出产的散茶为原料，蒸压加工成便于运输的紧压茶，就是非常受藏民欢迎的云南普洱茶。藏民饮用云南普洱茶的历史久远，在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就记载着康藏地区的藏民饮用普茶，也就是现今的普洱茶。事实上茶叶贸易从唐朝就开始了，是无数商旅穿行在藏区汉地，走出了茶马古道。
现在丽江古城里还能找到曾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他们回忆说：当时运往西藏的主要是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入藏的茶叶中，就以普洱茶打出的酥油茶香醇色好，最受藏人喜欢。普洱茶经过长途贩运和更长时间的存贮后品质会愈加地好，这也是藏人偏爱普洱茶的一个原因。
由四川供往康藏地区的茶叶称为边茶。四川边茶的生产历史同样非常久远，宋代在四川雅安、名山等地设立茶马司，由官方控管茶叶进入边区的买卖，以茶换取康藏地区的良马。茶马互市对于汉地同样重要，既为官府带来税利，同时交换所得的马匹也是军务之必需。茶马互市的贸易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才逐步放开到民间。
论茶马古道马帮之精神（下）
四，马帮的讲信誉守信用精神
跟旧时西南那些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相比，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每次运输上路，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按步就班，井然有序地行动，该走就走，该停就停。马帮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如赶马人要绝对服从马锅头的指挥，等等，而且十分讲信誉、守信用。这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需。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尽管马帮是一种民间运输团体，但它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他们的运作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每次货物运输，他们的责任都十分明确，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马锅头要负责全局，要完好无损地保证货物运抵交接，到了目的地，一样一样由商号清点验收，管的很严；赶马人负责照看归他管理的骡马，每头骡子，每样货物，都要负责到底。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做了什么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只有好好做人做事，才有人请你。所以马帮特别看重信誉信用，真要有什么意外，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
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基础又与茶马古道沿途边远山区纯朴无欺的民风融为一体，使之得以维持。
由于并非处于法制社会，马帮的经营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十分干脆果断，而且说到做到，绝无戏言。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工作。这已成为他们的定例。
虽然马帮这样做多少还有些江湖习气，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帮向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必须对马帮群体中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生命负责，对那些珍贵的骡马和昂贵的货物负责，还包括着对远方家乡的亲人负责。
这也正是马帮在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区域口碑甚好的原因。
五，马帮的爱国精神
不能否认，马帮的兴起和运作，是为牟利发财，然而正因为此，马帮的利益就跟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国家强盛了，只有人们生活繁荣了，马帮也才有靠山，才有财源。马帮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就势必倚国重民，这就造就了马帮的爱国精神。
过去，西南有不少马帮一直走出国门，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与外国商人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时候，常常因为自己国家民族的羸弱，而在生意上吃很大的亏。在关税上，在外汇汇率上，在货物价格上，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府撑腰，就常常被动吃亏。许多马锅头对此深有感触。
从国内来说，如果政府腐败，官员横行，政局不稳，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马帮的生意和生存。因而，马帮们常常体现出一种向心力，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昌盛，具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许多赶马人就积极投鞭从军，成为保家卫国的极好战士，因为他们平时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和纪律，而且人人会打枪战斗，又熟悉地形道路。当时他们就唱出了这样的赶马调：马铃儿响叮当，马锅头气昂昂。今年生意没啥子做，背起枪来打国仗。他们中的一些人更辛勤奔波于茶马古道上，为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运输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仍有许多昔日流落在外的赶马人回到祖国报效尽力也是明证。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息叛乱的岁月里，他们也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尽了不可或缺之力。
六，马帮的创新意识
马帮经常四处游历，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思想活跃，每每非一时一地的旧风俗习惯所能束缚，所以马帮能在打破旧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促进新事物、新道德、新观念的产生方面，常有其特殊的贡献。
大西南向来因为交通不便，人们习惯于蜗居一地，这样就形成了比较保守和封闭的心态和状态，千百年来守着一些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缺乏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等等的交流，常常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司马迁夜郎自大的说法就由此而来。是来来往往走四方的马帮打破了这种状态。马帮不仅把一些新奇的商品带到各地，也把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传播开去，因为马帮在当时就是些比较有见识的人，他们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
为了寻找最直捷便当的道路，马帮必须作反复的摸索；为了鉴别货品的真伪，他们必须有十二分的精明，并且要用心学习，总结积累前人的经验教训，否则就可能血本无回；为了生意赢利，他们必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掌握各种动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变化；为了跟各少数民族做生意，他们大多学会了两三种语言，有的甚至会讲四五种语言，以至人们把马帮称作有几条舌头的人。在路上，他们不仅要经过酷热的瘴疠之地，也要过寒冷彻骨的雪山冰原，而且常常要在陌生的环境里与陌生的人交往，没有极强的生存本事，就只有送掉小命。
可以说，马帮信息观念强，广闻博听，他们不墨守成规，而是乐观时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与时俱进。这种种优秀品德，正值得发扬光大。
如此等等，都使得马帮成为当时比较优秀的人物，他们也很好地把一些优秀的东西传到了四面八方。
七，马帮的反抗精神
在旧中国，马帮作为一种脆弱的民间社会组织，经常面临着种种压迫盘剥，随时会与各种黑暗势力发生冲突，这正养成了马帮威武不屈，见义勇为的气概。
马帮，大多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尤其是马帮中的赶马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因为没有土地，没有其它生路，才走上了赶马的道路。他们是比较道地的无产者，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在许多赶马故事和赶马调中，记录了他们抗恶反霸，打抱不平、桀傲不训的事迹。
马帮还有极强的独立性，不靠天靠地，靠的是自己。
当然，马帮也有其时代及阶层、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其中也不乏不法之徒，有的还有市侩、流民之恶习等等；有些马帮素质不高，即使在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未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形成类似企业的集团。但是，这毕竟瑕不掩瑜，马帮在大西南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在茶马古道的开通和运作中，毕竟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对他们个人来说，马帮生涯无疑是一种闪光和辉煌，一个人一生中有那样一种经历，就是他毕生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对于文化学术来说，马帮提供了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天地。
论茶马古道马帮之精神（上）
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众所周知，中国大西南区域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纯粹的恶梦，山道的险峻崎岖，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而西南地区自古又出虽矮小却极有耐力的山地马，这样，马帮的徒步运输就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马帮以俗称为锅头的为首领，他既是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有的马帮连锅头带骡马属商号所有，有的是马锅头独立经营，受雇于顾客商家。有的赶马人仅以劳力为生，有的是自带骡马入伙，他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两重身份。这样，马帮就形成了多种组织形式。
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西南马帮的存在和运作，起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他们仍在一些不通公路或交通不便的地区辛勤劳作，他们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久而久之，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就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我以为，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身上所缺乏的。马帮的存在和运作，对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所以，马帮作为大西南独有的一种经济交通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文化载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在西南历史上，乃至今天，都有其重大而特出的文化意义。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大西南的人们经常与马帮打交道，甚至可以说出门就离不了马帮，然而马帮却几乎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在所有正史中，马帮仿佛从未存在一样。人们把马帮完全当一种工具看待，忽略了其中重大的、多方面的意义，这意义既有现实方面的，也有学术上的。
历经沧桑，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而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身上所缺乏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在马帮即将消失之际，来考察马帮，研究其所有过的精神，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很有价值；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十多年来，笔者一直进行着有关马帮的考察和研究，下面，我将从七个方面（上三、下四），对马帮所具有的一些精神特征，作一个大概而粗略的阐述，以期得到有关人士的指教和帮助。
一，马帮的冒险精神
茶马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称道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为了生存，为了贸易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仍然一无所有。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运行的茶马古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
所以，干马帮就等于冒险，就等于拎着脑袋找饭碗。只要走上了马帮路，就等于立了军令状，是死是活，是找钱发财还是血本无归，全靠马帮自己的运气和能耐了。在过去，众所公认，无论在西南哪个地方，能干马帮的都是些勇敢的人，是些意志坚定、能力高超的人。
对要生存、要发展的马帮来说，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等等一系列美德。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身上正好体现了这些东西。
二，马帮的勤勉精神
马帮的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少惰性，多勤勉。他们埋头苦干，不仅劳力，而且劳心。他们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随时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糟糕的天气作卓绝的抗争，经常还要赶时间，抓机会，这当然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的农民要艰苦得多。
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马帮都要一步步走过来，上路后，每天都要起大早，路上要生火做饭，中午和下午要上驮下驮，要搭帐篷，晚上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看看放养在山上的骡马跑远了没有，是不是安好。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人要把十多匹骡马所驮的上千斤货物抬上抬下，一天两次，甚至更多次。每天不管多苦多累，首先要服伺好骡马，一日三餐，赶马人都要先让骡马吃好，最后才轮到打发自己。
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合作，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他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天气变化，要能辨别方位道路，通晓各民族语言，而且要识骡马的性情，要会各种马帮所需的技能，诸如算帐识货，开枪打仗，支帐做饭，砍柴生火，识别野菜野果，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
马帮大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在那里他们举目无亲，有时候谁也帮不上谁，哪怕同一个马帮里的人，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生存劳作完全得靠自己，懒惰的人根本就无法在马帮里混。
需要强调的是，马帮之所以有冒险精神，之所以能够勤勉劳作，还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想过上好一些的日子。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
三，马帮的宽容、亲和精神
马帮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交道，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生意上的需要，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
马锅头与赶马人之组成马帮，多以家族、民族、宗教、乡邻、伙伴等关系为纽带，因此，赶马人与马锅头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行动容易协调，运输效率也就比较高了。马帮与各家商号之间，也存在着互利互助的关系。有的马锅头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资金，然后有了自己的商号，有了商号以后，更得力于马帮的支持。例如，在过去，云南的大多数商家都是靠赶马帮起家的。所以，马帮与商家就有着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贯穿着亲密和合的精神。在马帮自身内部，由于大家结成了一起行动的马帮，同吃一锣锅饭，同睡一顶帐篷，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马帮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而且马帮在外面闯世界，常常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遇人遇事，大家最好是宽让容忍，和气为上，否则就将处处碰壁，时时遇麻烦。所以马帮就有了难能可贵的宽容、亲和与合作的精神。
俗话说，在家靠亲人，出门靠朋友。在路上碰到其他马帮，大家都很亲切，都是出门人，遇到困难相互都会彼此帮助。遇到别的马帮的人或骡马病了，都要全力给予帮助。碰到路断了什么的，就一起合力去修。缺了粮食、草料什么的，也会相互接济一下。争抢道路，争抢草场，争抢顾客货物，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好处。那是常在路上的马帮最为忌讳的。
由于常年在外面闯荡，什么世面什么人没见过？马帮的眼界心胸也就宽阔得多，他们通情达理，体谅他人，而且路上什么情况都会碰到，别人碰到的难处很可能自己第二天就会碰上，你帮了别人，也就等于帮了自己。他们自己本身就吃过许多苦，也就特别能理解别人的难处。怨天尤人，或是只顾自己，只会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最后毫无出路。
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茶马古道促进了那些地域的贸易往来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根据现有的古文物及历史文献资料，早在汉唐时，这条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的古道就发挥作用了。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大地上一条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国际通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冒险精神
一般来说，马帮以俗称为锅头的为首领，他既是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有的马帮连锅头带骡马属商号所有，有的是马锅头独立经营，受雇于顾客商家。有的赶马人仅以劳力为生，有的是自带骡马入伙，他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两重身份。这样，马帮就形成了多种组织形式。
茶马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称道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为了生存，为了贸易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在许多地区简直形同虚设，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仍然一无所有。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运行的茶马古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死于异国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
所以，干马帮就等于冒险，就等于拎着脑袋找饭碗。只要走上了马帮路，就等于立了军令状，是死是活，是找钱发财还是血本无归，全靠马帮自己的运气和能耐了。在过去，众所公认，无论在西南哪个地方，能干马帮的都是些勇敢的人，是些意志坚定、能力高超的人。
对要生存、要发展的马帮来说，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等等一系列美德。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身上正好体现了这些东西。
历经沧桑，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而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身上所缺乏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