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形成。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形成”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形成”相关知识！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达到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达到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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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商帮开创新茶路贸易通道
云南商帮开创新茶路贸易通道的传奇故事。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是丽江商人杨守其。当传统的马帮线路因历史原因被阻断，这位大胆的丽江商人集合云南其他商人，大胆开创了一条运输茶叶的新线，从云南出发，经过缅甸，到达印度，再绕回到西藏。因此，杨守其也被一些研究者誉为茶马古道上滇、缅、印、藏一线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
从传统马帮运输，到陆运、航运的结合。从带着茶香风雨兼程而去，到满载英国的手表、钢笔，印度的牛黄、羊毛，斯里兰卡的藏红花而归。正是这样一条极具开拓创新的商道，开拓了云南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
追溯茶道与商道，历史早已见证了云南商帮的智慧与胸襟。
“云南有太多的历史被堙没了。”说这话时，周智生扶了一下眼镜，思绪一下回到了上世纪。
周智生是丽江纳西族，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年轻的他在云南大学获得了由美籍华人杨丹桂女士创办的纳西历史文化奖学金。上世纪初，杨丹桂的父亲杨守其先生开辟了由中国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从印度到中国西藏的新茶路。
周智生说，传统的滇藏贸易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完成。但到了上世纪初，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这条传统道路已经走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爱国使命感的丽江商人杨守其、马铸材等首创了这条新茶路。
云南商帮开辟新茶路2005年，杨丹桂女士回丽江市一中，参加母校百年庆典后，决定资助丽江部分家庭困难的学子。2008年10月，她选择了母校10名家庭困难的优秀学生，以自己所创办的全球保扬纳西文化学会的名义出资，正式开始资助。
丽江就是杨丹桂父亲杨守其先生的故乡。
杨以知，字守其，生于1892年，纳西族。1895年到1911年间，丽江很多纳西族商人到西藏做生意，杨聚兴就是其中知名的一个。他创立的“永聚兴”商号，当时在西藏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是本家，杨守其的父亲就被杨聚兴请到西藏桑南做分号经理，杨守其很早就跟随父亲到了西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西藏的“永聚兴”商号分号受到了很大影响，川藏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被阻断，杨守其他们也受到很大冲击，又回不了丽江，便流落到印度噶伦堡，又一度到了加尔各答。
迫于生计，杨守其在印度各地游历的同时也开始做一些生意。起初，他把西藏人当时喜欢的绿松石和其他宝石，从印度运到西藏卖；也把西藏的羊毛、羊皮带到印度贩卖。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杨守其对整个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交通都渐渐熟悉，并积累了商业贸易所需的人脉资源。
在印度的时候，杨守其还去过缅甸仰光一段时间。后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杨守其娶了一个缅甸妻子。其实，那位小姐也是云南人的后代，其父亲姓黄，是云南腾冲人，曾是缅甸最后的国王锡波朝中一个很亲民的重臣。锡波国王曾率领自己的军队与英国殖民军作战，抵抗英国殖民者的侵略，不幸被英国人俘虏，被押送到印度的孟买监禁。其父亲也在那场失败的战事中逃脱出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
那时的杨守其，正在加尔各答负责做生意，正值青年。就这样遇到了落难的云南老乡，也顺理成章地娶到了这位缅甸新娘，名叫黄映泰。
随后，因黄映泰的父亲很熟悉缅甸和云南的情况，他就建议杨守其做经由缅甸到云南勐海贩运茶叶的生意。翁婿俩就这样合作起来，准备探察这条线路，但当时在这一地区很乱，路根本走不通，他们只好又返回加尔各答。
后来，滇缅印边境一带情况好转，相对比较安定一些后，杨守其才联合大理鹤庆张家的恒盛公，中甸马铸材家的铸记，一起在滇缅印这条线上做起了茶叶生意，他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今西双版纳勐海，与当地茶叶巨商李拂一合伙制造贩运原山茶，打通了由云南普洱经缅甸到印度再进入西藏的道路。
于是，杨守其就成了茶马古道上新茶路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
新茶路绕道南亚更加便利马铸材的后人在《回忆先父马铸材经营中印贸易》一文中，是这样描述新茶路的日程安排的：先从佛海（今勐海）至缅甸景栋8天，换汽车至洞己2天，洞己装火车至仰光2天，仰光换轮船至加尔各答3~4天，加尔各答装火车至西里古里2天，再换汽车至噶伦堡半天，从噶伦堡用骡马驮至西藏拉萨20天，全程共40多天。
杨守其先生是个商人，然而，他开辟新茶路，维持滇茶在西藏的销路，钱财并不是追求的目标。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妄图把滇茶、川茶排挤出西藏，以切断内地与西藏最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分裂西藏铺平道路。长期在藏区生活的杨守其当时就看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阴谋。
当时，英国人为了把云南、四川的茶叶排挤出西藏市场，拼命地在印度北部大吉岭大肆种植茶叶，用低廉的价格进入西藏，以排挤滇茶。
此外，1912年以后，传统的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一些冲突，造成了整个四川、云南和西藏之间传统的通道基本中断。雪上加霜的是，当时从云南到成都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绿营兵进行防守。但1912年以后绿营兵都跑了，要么被杀，要么逃亡，商人行走赖以生存的运输通道中断。另外，他们也感觉到要使整个滇南地区的茶叶贸易有更好地发展，也必须要进一步打开西藏市场。
基于这些因素，所以当同乡马铸材、大理鹤庆县的张家恒盛公和杨守其碰到一起聊起生意怎么做时，具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杨守其就出了个点子，把云南的普洱茶由勐海运到仰光，再用船运到加尔各答，最后再转进西藏。
因为之前与岳父探过这条线路，杨守其为此非常熟悉藏印之间的交通，包括藏印之间要打通关系的人脉。此外，张家恒盛公在此路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创始人张泽万（张乃骞的爷爷）1902年就曾探过此路。就这样，几个人一拍即合，觉得必须维系滇茶藏销，维系西藏和整个云南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
最后大家做了分工：张家弟兄多，就由老六张相尧去到勐海，在那里负责采买茶叶；张相臣就住在加尔各答，负责缅甸到印度这一段；然后再由马铸材负责进西藏。马铸材这时加入了恒盛公，成为商号的一个股东。由于这条商贸运输线太长，跨越的地区太大，就由马铸材的三弟春泽（是个出家喇嘛）住在帕里，而拉萨就由张相臣请了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张筱舟，从鹤庆到拉萨驻扎。这样，这条跨国跨地区的远距离商业交通线就形成了。
虽然新茶路绕道国外，但比起国内从下关至丽江，丽江至拉萨须三四个月，新茶路要快捷得多，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运输，不受气候制约。比较起来，不但缩短时间，还大大节省了运费。
穿藏服说藏话和英国人周旋
如今，杨守其家族在丽江大研镇五一街的老宅依然保存完好。这是一座典型的纳西四合院，为两层楼建筑，灰色瓦砖配以茶红色的木头屋檐。与四周的老屋相比，杨家老宅并不突出，唯独可以识别出“身份”的，是墙壁上挂着的一小块木质牌匾，上书——印度华侨杨守其故宅。据说，当时盖这幢四合院的钱，还是杨守其从缅甸寄回的。
在滇缅印藏线做生意，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英国人规定，藏人作印藏之间的贸易，可以自由出入西藏和印度，而汉人（包括纳西族、白族等）则必须持有护照。
对此，当时走茶马古道的云南商人、赶马人想了一个办法。马铸材本来就是藏族，杨守其是纳西族。但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很好，杨守其自身语言能力很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融入进去，藏话也讲得很好。他们到了噶伦堡以后就换上藏族人的衣服，讲藏话，得以在这条商路上出入。
此时，滇茶的价格虽略高于印度茶。却因滇茶销往藏区的茶是特制的老树的茶，经过压制，所以被称为紧茶。而用打碎的紧茶才能做出酥油茶特殊的香味。整个西藏中上层人士基本上还是保持喝滇茶的习惯，觉得滇茶好。而当时只有中下层会喝印度茶，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把滇茶拿出来待客。当然，如果还是走传统茶马古道的话，成本就很高，且量小不容易。
到商路打通以后，马帮们渐渐也有了回头货。一开始是英国人把西藏的羊毛运到印度，在印度拣、洗、分类，然后打成大包运到美国的费城加工制造羊毛制品。但羊毛的买卖市场却是在英国的利物浦，西藏羊毛的卖价是根据利物浦的行市来定的，从利物浦定期有电报传到噶伦堡来，通告羊毛的市价，云南马帮将茶叶拉到拉萨，卖了以后，就用那笔钱买羊毛，再将羊毛作为回头货驮到印度。恒盛公买羊毛专由张筱舟来做，他买羊毛很有两手。
从1917年到1942年，这条新茶路是整个云南茶叶进入到西藏的国际贸易通道，也使得英国殖民政府妄图运茶驱逐滇茶的阴谋破产了。
新茶路拉动滇印贸易生意只要周转得起来，就好做多了，而且有了长期的客户，生意就会动起来。到后来，参与做新茶路藏茶叶生意和其他生意的人都发达起来，中甸马铸材离开了恒盛公，自己开起了“铸记”，独资经营。在拉萨的张筱舟也自己开设了“中和号”。杨守其则把他的“丽丰商号”开到了丽江等地。
生意一做起来，就有很多的商家加入，也就有很多的竞争。
云南商人里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号，想把小资本的商家挤垮，就积极在勐海、思茅一带成立茶庄（一时间仅勐海的茶商就发展到大小20多家），并将茶叶大量销往印度和西藏，像最大规模的腾冲董家“洪盛祥”，就将茶叶卖给拉萨有名的藏族商号“邦达昌”。
不仅如此，连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插进来做这项生意，龙云曾派人从云南发了一大批茶叶到噶伦堡，据恒盛公后人张乃骞先生回忆，负责那批茶叶的好像是聂耳家兄弟。在1938年时，他带着25000包茶叶到了噶伦堡。
当时的云南普洱茶以包计量，一包是50市斤。西藏当时每年消费云南茶叶大约15000包~20000包，大约合100万斤，需要大约10000匹骡马的运力。再说那位据说是聂耳兄弟的龙云手下将大批茶叶运到噶伦堡，西藏一下子根本消化不了，他就急匆匆将茶叶倒给了一个叫能都拉姆的印度商人。由于那人眼睛特别大，云南人都把他叫做“大眼睛”，而西藏人则把他叫“迷车”，也是大眼睛的意思。这个大眼睛其实并没有多少钱，但他却找了银行，贷款买下了那一大批茶叶，结果聂耳的兄弟只赚了一点点钱，而这个“大眼睛”却因此发了大财。
从此，云南商人和马帮才懂得找银行贷款做生意。尽管有这些十分不利的竞争，张家恒盛公并没有被挤垮。当然，也有一些小商号、小商人马帮熬不住而垮了。
1942年后，由于缅甸沦陷，杨守其首创的新茶路基本没有起到作用。1957年，他在印度去世，享年65岁。杨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呆在印度。她的女儿杨丹桂后来去了中国香港，开办进出口贸易公司，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杨丹桂在云南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在美国的时候，仍不忘家乡，经常为云南和美国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在改革开放后她经常回中国，在云南大学设立纳西学子奖学金，并将杨守其的骨灰从印度搬回丽江祖茔安葬。
丽江到处是南亚诸国商品从拉萨运回丽江的货物中，有大量的英国卡叽布、灯芯绒、毛呢、毡帽以及各种日用百货，如毛巾、牙膏、牙刷等。除此之外，还有手表和钢笔，数量不多，相比之下更多的是鱼翅、海参等干海珍，进价很便宜。还有更便宜的印度牛黄、斯里兰卡藏红花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和西藏拉萨以及云南丽江之间，已有电报通讯，在拉萨和印度之间，还能够通信，信件10天左右能收到。但在1942年，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茶叶商路也就断了，只能由丽江至拉萨一线将茶叶运到西藏，西藏和欧美之间的羊毛生意也冷了下来，因为二战战火越烧越旺，就没人再做这个生意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有许多商人从昆明、重庆等地来到印度，有的是用马帮从丽江往返拉萨、印度，有的就用飞机运货，像有名的孔家就用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倒运各种紧俏的物资。像铸记、恒盛公等就只有走丽江至拉萨的老路，用马帮把茶叶运到西藏，将布匹毛料山货等运到云南。这样做了3年时间（1942年~1945年），这一段生意也不错，但马帮的运力毕竟有限。张乃骞认为，以西藏亚东为终点，在拉萨至印度一线，所有骡马全部动员起来不到2000匹，这些马帮拒绝走西康和云南，因为道路实在太遥远太危险。而从云南到拉萨一线，全部运力加起来不超过5000匹，最多时顶多有10000匹骡马。当然，中间还有数以万计的牦牛放短脚。但就是这些马帮和牦牛，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商业运输奇迹了。
那时的丽江店铺里，到处是各种同盟国商品和南亚各国的商品。当时在丽江执行国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工作的俄国人顾彼得先生，在他《被遗忘的王国》中描述过丽江的商店：“商店相当黑暗而简陋，他们没有厚玻璃窗子，只有当街的木制柜台，下面货架上陈列着货物。要是考虑到是战争时期，商店里各种商品算是充足的。藏族马帮从加尔各答源源不断运来货物，既为了本地消费，也为了以惊人的价格转销到昆明，可以买到英国和美国制造的高级香烟和各种纺织品。甚至可以买到新的歌手牌缝纫机。当然价格是相当高的，因为马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输形式。”
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茶马古道研究专家李旭，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智生对本文的采访支持。另本文参考了李旭所著《遥远的地平线》、王明达、张锡禄所著《马帮文化》以及《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之云南进出口贸易》。
广州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
茶叶作为我国的商品出口，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我国与南洋诸国通商，是从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开始的，广州当时称为番禺，是国际贸易都会。我国的商船由此出发，曾到达现在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南部等地，带去黄金、茶叶等物，换回奇珍异品。
1640年荷兰商人首次将我国茶叶从广州运销欧洲，嗣后又于1673年(清康熙年间)将我国茶叶陆续运销伦敦，从此，我国茶叶成为世界商品。
到了公元1720年，中外贸易正式开始，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民主主义》中所说的：中国出口货物除了丝之外，第二宗便是茶。
英国先以银两购买中国茶叶。到了18世纪后期发现鸦惩能赚取高额利润，于是运来鸦片并换走大量茶叶和丝。当时广州有十三行(公元1702年，英国派遣皇商办理贸易，1704年特许增用若干华商助理商务，以应付其对中国贸易日益扩大的需要，助理华人从未超过十三人，故称为十三行)主要经营丝、茶销售。
当时广州设公行，名义上是料理清朝政府与英商间的贸易，实际上受英人利用，那时英商不明白我国习惯和法律，请求公行代纳租税，代办交涉，清朝官吏也因语言不通的缘故，利用公行代收租税，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在茶市有专利的特权，可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
广州公行既有专利，收入又很高。除开支纳税外，还有二成五到三成的利息。行商进公行的时候，需纳重价，有时付款六万磅才得做公行的行商。
公行收茶时资本分21股摊派。大商每人四股，中商有四人各三股，余各二股半，公行代英商雇用买办、账房、书记、挑夫等人。
茶市专利机构在中国方面是公行，在英国方面是东印度代理公司，即俗称洋行。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瑞典、西班牙也曾设驻广州代理公司，但英商和公行来往独多，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代理公司在洋行中势力最大。
当时售外商的茶叶均在广州查验，不够标准的茶需酌量减价。英商拒绝不要的茶，公行再转卖给其他商人。茶到伦敦时再查验一次，在英国查验的报告送回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下年收茶的参考。
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的统计，虽不十分明确，但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密尔本(Milburm)著的《东方商业》载有东印度公司17年的详细统计，从这些统计看来，广州运到伦敦的货价，茶占全数的95%，可见中、英两国最初通商，始于茶叶，且为我国大宗出口货。
最初英商在东亚的势力不及葡商，葡商在澳门早有口岸，作他们商业根据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英商才能进入广州，并将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后两年班塔木(今巴达维亚)的英商被荷驱逐，英人更不能不和中国直接通商。1669年(康熙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运华茶入英，其量仅65公斤，以后日增，1780年由广州输出上等茶8吨，砖茶500箱，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绿茶初次出口的时候，广州的中英茶市方完全成立，1730年由广州、澳门和厦门等地运往印尼巴达维亚的华茶共1250吨。大部分转运到欧洲市场，这期间，法国、荷兰、丹麦等过商船亦由广州购茶甚多，整个华茶贸易几乎全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仅该公司，1740年即有700多吨茶叶运往伦敦，1784年由东印度公司从广州等地输入英伦本土的茶叶进口减低税率。后50年的运英茶叶增加了4倍。
在美洲大陆，华茶最早是1711年(康熙三十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运入美国的，美国独立战争后，中美最先通商之货物概为茶叶。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翌年即满载茶叶而归。以后美国商船来华日增，1800年从广州运往美国的茶叶已达1781吨，1830年增为2700吨，1840年上升到7670吨，茶叶已成为中国输美的大宗商品。
鸦片战争前，我国茶叶出口约22500吨，全是从广州出口。在鸦片战争的一段时间内，经广州出口的茶叶仍占多数，如1845年，广州出口茶叶为34500吨，占华茶出口总数的95.3%，1850年仍占60%以上。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来，我国茶叶贸易兴衰演变中，广州常是茶叶外贸的主要口岸。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州成为我国红茶和特种茶出口的主要口岸，近年经广州出口的红茶占全国红茶总数的40%左右。
最近有人撰文认为：澳门贩茶为广东茶叶直销欧洲最早记录以偏概全，缺乏史料考证。有人说澳门开埠始于葡萄牙人进踞澳门之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明朝政府与1535年(嘉靖十四年)将广州市舶司迁移到澳门，才是澳门开埠的起源，自此，澳门10多年后成为广州的外港。在当时，即使有点茶叶从广州(中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集散地)流向外港(澳门某地)也不能改变广州茶叶远销欧洲最早纪律，印证以后的史实，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广州是我国最早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这已是古今中外茶史的共识。
上海的茶叶贸易历史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欧洲茶叶贸易之旅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
我国茶叶最早的出口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大量的茶叶出口到全球各国，茶叶成为全球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自2005年以来，我国茶叶出口量在30万吨以内，2009年首次突破30万吨，2010年出口量达到30.24万吨，出口金额达7.84亿美元。那么，我国的茶叶，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商品出口的呢？
根据史料记载，最早的茶叶出口是在汉代，相传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通过专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兴起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当年主要是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出口的主要商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这也表明茶叶已经开始做出口商品，这是我国茶叶作为商品出口最早的记载了。随后，在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随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虽然我国茶叶的出口历史悠久，出口量巨大，但总的来看，仍然缺乏在国际上具有著名品牌的企业，茶叶的种植、加工、包装等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认可的标准；出口的茶叶商品也是粗加工，获取的利润微薄，甚至不及国外负责销售的品牌企业赚取利润多；国内茶叶种植及加工企业，自主创新不强，深加工不发达，文化含量不够等，这都制约了我国茶叶产业的发展，总之，我国茶叶相关产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对于国人来说，几乎男女老幼都喜欢饮茶，特别是成功人士，喜欢边品茶边思考问题，思考茶叶发展以外的各种问题，而很少对茶叶本身的发展问题思考；每当我们慢慢品尝各种茶叶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应该抽一些时间来思考：如何让中国的茶文化发扬光大，如何把我国的茶产业做得更大，如何增加茶叶种植和加工的科技含量，让其有更大的发展，惠及更多民众，要实现这些，还需要更多人的思路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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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茶叶产自中国
唐代中叶，中国的茶籽被带到日本种植，茶树开始向世界传播。毫不夸张地说，各国有关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直接或间接都与我国的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西方各国语言中茶的读音，也或多或少有着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
茶树是起源于中国吗？人类最早饮茶的历史也是起源于中国吗？这些追根溯源的问题一直是热爱饮茶人士心中不解的谜。2004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出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茶树根，茶树起源之谜也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世界上最早的茶产自中国
35年前的夏天，浙江余姚的农民在建造排涝站时发现了一些深埋地下的木桩，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木桩的背后却隐藏着震撼中外的7000年原始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址。
30多年后，在距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仅有7公里的田螺山，考古专家再次发现了同属于河姆渡文化类型的一处原始聚落，距今约有6500多年的历史。虽属同一文化类型，但发掘出土的多层次的成片干栏式建筑柱坑遗迹以及有序的村落设施布局形态，为深入研究河姆渡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田螺山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较为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
我不知道这些在院落中留下的植物根是属于什么种类，但凭着考古的直觉，我觉得它们很重要，就仔细拍了下来。回想起4年前来自历史、生物、植物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发掘田螺山遗址时的场景，考古专家孙国平仍然记忆犹新，原来这些树根的确不简单，它们是茶树根，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茶树根。
在诸多与河姆渡遗址几乎一模一样的骨角牙、陶、石、玉、木类等器物中，茶树根的发现无疑又将人类文明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今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国绿茶探源暨余姚瀑布仙茗研讨会在浙江余姚举行。来自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博物馆、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及茶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一致认为，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有出土樟科植物遗存，经上世纪90年代专家学者研究考证，樟科植物叶片为最早原始茶的主要成分，是原始茶遗存，而近年来发现的茶树根为人类最早种植的茶树物种。
樟木古代称檀，上古书《桐君录》中记载：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而且根据当时河姆渡气候考证为温暖期古气候特征，暖热潮湿，河姆渡先人寿命较短，疾病较多，喝茶不仅能解渴，也具有某些药用价值，以利身体健康。从求生的本性出发，饮茶解渴尤为显得重要。与樟科植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与后来的茶壶很接近的罐形盉和圜底单把盉。罐形盉，器身呈罐形，腹上部有一侧有一管流嘴，流嘴后两侧各有一环耳供系绳，其高、口径、腹径及形状与以往农村使用的土罐茶壶几乎一样。
余姚茶文化历史悠久
余姚与茶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在余姚的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深山一老茶农家，有一只奇特的杯子，不放一叶茶叶，只要把滚烫的水往杯子里一冲，喝起来便有甘醇的茶香，客人忙问这是什么空杯，老茶农笑答是大茶（茗）树根雕凿的。
何谓大茗？又是否真有这种甘甜可口，一喝便让人陶醉的奇特植物？余姚市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陆羽在《茶经》中，引录了《神异记》关于余姚瀑布山有大茶树的记述（译文）：余姚人虞洪到了瀑布山，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这个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常想请你送给我品尝，这山里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以后你有多余的茶水，请给我一些品尝。虞洪就用茶来祭祀，后来经常叫家人进山，果然采到了大茶。
陆羽记载名茶产地的《茶经八之出》中，还有余姚产大茗的记载：越州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但由于没有其他史籍记载，余姚产大茗一事一直未能得到证实。
2008年7月，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的几位会员上梁弄镇道士山考察，发现了两棵高度超过三米的古茶树，长在坡度超过60度的近山顶处。由于受年初雨雪冰冻天气影响，古茶树虽然已倒地，但是依然鲜活，这两棵古茶树根部直径大于13厘米，主干高度达3.55米，比通常灌木类茶树高好几倍，而在古茶树左侧十余米处还有一个古茶树树根遗存，断口处抽出了新芽。据河姆渡博物馆馆长熊巨龙介绍，茶树长这么大，树龄至少在200年以上。
道士山大茗的重要发现，充分证实了《茶经》中瀑布岭有仙茗，大者殊异的记载的真实性。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今，在余姚，无论是产茶区还是不产茶区，家家户户几乎都备有绿茶确是不争的事实。家里来了客人，泡一杯茶是最基本的礼仪，而自家闲时也养神品茶，独特其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制作工序也更为讲究，分为杀青、轻揉、二青理条、炒干四道工序。这四道工序原本是梁弄白水冲村保留的民间传统的制茶工艺。前不久，余姚的瀑布茶制作技艺还被列入宁波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唐代的茶商和茶叶贸易
茶叶是饮料，茶农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决定流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出售茶叶在当时是一种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流通。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的丘陵和山地，平原和湖泽地带的人们以及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和边疆高原一带的住户，都需要从江淮以南运茶，可以推想，唐以前已是这样。唐代舟车相继，所在山积的茶，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所在的西藏地区不产茶，但在那里却有产于淮南（寿州、舒州）、湖州、岳州、绵州、蕲州等地的名茶，那一定是由商人贩运去的。杜牧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91】在祁门，贾客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因为祁茶质地优良，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92】所以商人们蜂涌而至，争加选购，肩挑、车运、水运，兼而有之，繁忙已极。这些专门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当然是为了营利。天宝中，刘清真等二十余人在寿州买茶，人致一驮，然后北去。【93】这些从淮南贩茶北去的人自然是去北国境内销售。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94】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95】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也以卖茶为生，来往于淮淛间。【96】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97】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一派兴旺。剑南产茶，北商也多来贩易，直至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98】四川地区的茶利，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由此可见，当地产茶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唐代曾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很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
马克思说的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99】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封建专制主义强迫全国各地将优质茶进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不能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对于在各地贸迁有无的茶商，封建政府一方面准敕条例，免户内差役。【100】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征收商税，通过税和榷茶，使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严格地为其封建制度服务。这不仅束缚了茶农的生产，而且使茶商的贸易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唐文宗说，榷茶本率商旅。【101】榷税多了，商人为了保持其高额利润，必然要高价出售茶叶，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当时已有人指出，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贫弱。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榷茶加税，颇失人情。【102】然而，这种不景气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10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措施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人们喝茶的嗜好已经形成便不易去掉，而从事茶叶贸易既是有利可图，社会上便一定有人为此奋斗。大批私茶商贩冒禁深入茶区，贩卖私茶。官府惊呼，兴贩私茶，群党颇众。【104】在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105】对于众多的私茶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私茶贩中有很多是一般商人，统治阶级称之为贩茶奸党，【106】这些商人为了对抗官府的迫害，往往结党成群，武装自卫。史书说，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107】他们买到了茶叶，北归本州货卖。【108】这些茶叶，没有向官府交税，又因集体武装自卫，沿途没有交纳各种横税，所以。茶叶出售价格较低，深受饮茶人们的欢迎。于是，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109】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
另一类私茶盐贩是地主富豪。唐文宗说：江淮富豪大户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110】这些人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又和封建官僚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111】更有甚者，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原因在于将茶赊卖与人。【112】封建官僚机构将茶赊卖的对象无疑是富豪大户。这些富豪兴贩茶盐乃是乘人之危，凶狠地向人民榨取钱财。
唐政府为了制止方兴未艾的大量私茶贩，武宗即位后，制订了园户私卖茶和贩私茶的处理办法。它规定园户私自卖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罚钱一百文，并决脊杖二十。私卖茶在一百斤以一L的处罚更要加重。如果犯法三次以上便由地方官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凡贩私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茶商，是决脊杖十五，其茶及随身物并没纳，还将本人押交当地州县收管，使别营生。【113】武宗的这一禁令影响深远，直到宋代还被模仿实行，《国史食货志》说，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人之。【114】不过，禁令虽严，买卖私茶之风并未停息。唐宣宗即位，实施了更严厉的禁令。凡是私自卖茶三次，数目在三百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刑。如果是结伙、长途贩运，不论茶叶多少，一律处死，那些被茶商雇用的车夫，运载私茶，连犯三次，达五百斤的，也一律处死。那些旅店主人和经纪牙人介绍进行了四次私茶买卖，贸易额达千斤以上的也都要处死。园户私卖茶百斤以上杖背，先后三次私卖茶便加重徭。如果茶农气愤，砍伐了茶树，地方官必须及时进行阻止，否则也要受到惩处。封建国家还派人在各地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进行侦察，号召私商自首，量加半税。【115】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出茶地区基本上是在江南九国境内。各国统治者竞相垄断本国的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116】这是把四川的茶叶输入陕西出卖。马殷在湖南抑买民茶，在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117】他每年向中原王朝贡茶由几万斤以至二十五万斤，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买卖，史称他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118】与之相类似，两浙的钱镠向中原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是大方茶二万斤，【119】有时还差使押茶货往青州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120】淮南杨行密也派部下运茶去后梁汴宋地区进行贸易。【121】吴和南唐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细茶，少则几百斤，多达五十万斤。【122】后来，南唐与赵宋南北对立，也常向宋政府贡纳茶和瓷器。【123】
南北对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茶商贸易自然也还是有的。南唐境内的茶叶常常被运到契丹出卖，【124】河北的富商也往往到淮南买茶叶，【125】湖南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126】据说是岁人万计，由是地大力完。【127】后汉也曾派人往湘潭买茶，【128】不过，这些商贸往来常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掠夺.后晋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积货数百万，在他死后，其子房彦儒以之进献于目家，其中便有茶叶一千五百斤。【129】襄阳是南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的枢纽地，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曾在一年内两次向北方王朝进献茶，每次都有一万斤。【130】安州的李金全也一次进茶三千斤。没有疑问，这些进献的茶叶都是来自茶商的，官吏们的暴力掠夺行为必然损害正常商贸关系的发展。
注释：
【91】《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92】《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93】《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
【94】《全唐诗》卷435白居易《琵琶行》。
【95】《唐阙史》卷下《崔尚书雪冤狱》；《太平广记》卷172《崔碣》。
【96】《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97】《全唐诗》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98】《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参看《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99】《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133页。
【100】《文苑英华》卷423《会昌二年4月23日上尊号赦文》。
【10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02】《唐会要》卷84《杂税》。
【103】《新唐书》卷182《裴休传》信.
【104】《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05】《文苑英华》卷916路岩《义吕军节度使浑公（侃）神道碑》；《全唐文》卷792。
【106】《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107】《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08】《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109】《全唐文》卷743裴休《请革横税私贩奏》。
【110】《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参看《新唐书》卷55《食货志》；《册府元龟》卷507《俸禄》。
【11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2】《文苑英华》卷422《大中二年册尊号赦书》。
【113】《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954年）八月辛酉条引。
【115】《新唐书》卷5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8《征榷》。参看《唐会要》卷84《杂税》；《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16】《鉴戒录》卷4。
【117】《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参看《新五代史》卷39《王锫传》。
【118】《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资治通鉴》卷266。
【119】《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
【120】《册府元龟》卷484《经费》。
【121】《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参看《册府元龟》卷484《残酷》，记燕人在淮南买茶。
【122】《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又卷118《周世宗纪》；《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3】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景祐元年（1034年）条；《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124】陆游《南唐书》卷]8《契丹传》。
【125】《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126】《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27】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
【128】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保大十二年（954年）条；《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9】《新五代史》卷46《房知温传》；《册府元龟》卷485《输财》。
【130】《册府元龟》卷485》济军》。
世界茶叶贸易的发展历史
茶叶贸易在诸多重大事件中串演了关键角色，是人们解读世界近代文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1657年茶传入英国。不到一个世纪，英国中产家庭买茶的费用高过了买食物的费用。茶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伦敦刊登广告的商品”。当茶点成为英国工人的饮食习惯时，茶就不仅是大众的消费品，而普遍成为恢复工作体力的要素。不少学者认为，茶为英国工业化进程添加了重要助力。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于是英国商人竟以鸦片代替白银来平衡茶叶贸易，从而引发鸦片战争。
1773年11月，为反抗英国对北美税务法令，波士顿居民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在“波士顿港口今晚将成为一个茶壶”喊声中，340箱茶叶落入大海。这次倾茶事件埋下诱发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独立不久的美国以开发对外贸易为基本国策，第一艘直航中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满载回国，其中主要是茶叶。以至美国史学家休斯开玩笑说：“在美国的每一条小河上的每一个村庄，连只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准备出发到中国去装运茶叶。”
茶的产出折射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取代封建农村经济的历史必然。1792年，英国大使麦卡尼爵士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衔英国政府之命，从中国将茶株引入印度。在采用种植园管理、机械化生产和先进运输后，英产茶叶逐渐占据世界市场。18世纪初，茶叶占荷兰买入中商品的74%;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茶叶占中国商品的90%以上，其商业利润为英国国库年收入的10%。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主要商埠汉口海关再无茶叶输出，中国茶叶贸易完全崩溃，一度失去与原产国相应的传统输出大国的地位。
1693年清廷理藩院对俄使团，对开设茶路口岸的要求曾做出这样的答复：“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事应无庸议。”形象地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认世界中心、物产自足、闭关轻商、排斥国际贸易的心态。断送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机。所幸中华民族在后来200年中幡然醒悟，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世贸组织，走入国势与世界经济相互依托、和谐发展的时代。
中国茶的输出历来是和平诚信，共通互利的。1745年9月,专为承担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而打造的瑞典哥德堡号第三次返回故土时，在临近母港不足1公里处沉没。所载700吨中国商品，370吨是茶叶。1986年哥德堡人将打捞出来的200多吨茶叶中的一包送回中国，供广州博物馆展出。
茶溶于水，茶亦融入世界文明。人与茶的不解之缘决定茶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将作为永远活着的文明，伴随人类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