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的线路。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马古道促进了那些地域的贸易往来”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马古道促进了那些地域的贸易往来”相关知识！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根据现有的古文物及历史文献资料，早在汉唐时，这条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的古道就发挥作用了。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大地上一条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国际通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编推荐
茶马古道起因于茶叶贸易
普洱茶的名号来自地名，即过去的云南普洱府，现在的思茅地区普洱县，历来是云南茶出产和加工集散的主要地方。
以滇南普洱出产的散茶为原料，蒸压加工成便于运输的紧压茶，就是非常受藏民欢迎的云南普洱茶。藏民饮用云南普洱茶的历史久远，在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就记载着康藏地区的藏民饮用普茶，也就是现今的普洱茶。事实上茶叶贸易从唐朝就开始了，是无数商旅穿行在藏区汉地，走出了茶马古道。
现在丽江古城里还能找到曾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他们回忆说：当时运往西藏的主要是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入藏的茶叶中，就以普洱茶打出的酥油茶香醇色好，最受藏人喜欢。普洱茶经过长途贩运和更长时间的存贮后品质会愈加地好，这也是藏人偏爱普洱茶的一个原因。
由四川供往康藏地区的茶叶称为边茶。四川边茶的生产历史同样非常久远，宋代在四川雅安、名山等地设立茶马司，由官方控管茶叶进入边区的买卖，以茶换取康藏地区的良马。茶马互市对于汉地同样重要，既为官府带来税利，同时交换所得的马匹也是军务之必需。茶马互市的贸易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才逐步放开到民间。
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论宋代茶马贸易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
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
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那些早已消失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
50年代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风靡了几代人，其少数民族的风情加上激烈的剿匪战斗场面，长时间地存留在观众的记忆中。可见，艺术的生命并不在于一味求新和求怪上。
据《三国志》记载，早在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唐、宋时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更加频繁，《云南志·蛮书》中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记载；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到了元明和清初时期，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来的马帮和在本地做生意的“古劳本欣”以及赶马帮走四方的“阮当吨欣”。
这个状况持续到了半个世纪前，至少在一千多年时间内，云南的交通状况可以这样概括：直到1937年开始为抗日在滇西修筑滇缅公路，山大沟深的云南，货物运输主要靠马帮，而人的走动，也靠马帮开辟的小道。马帮，就是西南高原货郎，只不过是把挑担子改成了用马匹。在人迹罕至的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横断山脉深处，一代又一代的马帮，在寂寞的铃铛伴奏下，曾踩踏出了一条著名的道路——茶马古道。
但何谓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者，通向茶和马之路也。茶马古道是滇西北北通西藏、南连博南古道的唯一通道。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马帮是西南高原地区唯一的运输使者，运送的东西，涉及生活、生产以及军事。送货的时机，必须选定在夏秋季节，冬春时大雪封山，想都别想。进一次山，至少要花费一月左右的时间。
职业马帮过去在云南很多是一个大商号，商号专门雇一批人，专门养一批马，就像我们今天的汽车公司，某一个私营企业这种，有什么货谈好了，马帮就大批的从漓江运到拉萨，从拉萨运到印度，有一点半镖局的味道，所以大家对马帮有一种遐想，但是这个马帮，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因为山高路险，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细心处理，比如说马生病了，人生病了，或者丢失了。
在上路之前，领头的叫“马锅头”，他有整个的一套仪式。出发那天，一早起来，哪些人做饭，哪些人备货，哪些人把马拉回来，均有马锅头的安排。马锅头把货谈好，费用什么都走好，他开始做他的一个祈祷，一个法式，非常详细。念经，他烧的灰要放在每个马的前蹄底下，整个一套仪式，旁人可以看出一种凝重的氛围。在马队中，只有马锅头是骑马的，这匹马往往非常漂亮。
早起的马帮上路了，几十匹骡马逶迤而行，驮着货物，马铃叮当。前面开路是匹老马，马脖子上没有通常的马铃，而是在马头上挂一面小镜子，亮晃晃的，问有什么说法没有？脚夫回答镜子能避邪。一般走到下午三四点就要安营扎寨，这是因为马匹要吃草，也需要休息。
马帮最珍贵的东西并不是带的各种物器，而是马匹。马匹在途中病毙，什么都完了。可见对马匹的选择非常重要。马帮使用的马匹一般是川马和云南马，身材矮小，但其吃苦耐劳的韧性、脚力与负重能力，远不是高头大马可以企及的，因而备受关爱。
以前，马帮奉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原则，把山林和藏区的毛皮、药材、金银珠宝、装饰品、刀具等带到内地出售，赚取其中的差价。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15公斤)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内地生产的）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内地的杆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马帮有很多规矩，比如每天吃两顿饭，早起一顿，晚上宿营再造饭，白天无论走多远你都得忍着饿。马夫认为，偷吃东西的人不配做赶马人，他会被逐出马帮。
俗话说，马邦有“三绝”——古桥、马道、马店，因为马帮而逐渐形成的集镇在云南有不少。抗日战争期间，滇藏茶马古道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许多国外援华物资，以及内地运往滇西前线的抗战物资，都要通过这条古道由马帮运送。据说当时在滇缅边境，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达16万多人，还有各种抗日游击队，总数达20万以上。当时这些人的供给绝大部分都是由滇西各族马帮经过茶马古道运送的。同时还要送枪支弹药。而茶马古道又地处三江并流地区，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有的地区甚至连骡马都不能通行,完全依靠人力挑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抗日战争时期，茶马古道上的支前马帮成千上万，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出了大力。人们说：“滇西的抗战胜利，是滇西马帮用马驮出来的。”这是对滇西马帮最高，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马帮而形成的丽江古城，以往在西藏到云贵的贸易中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跳板作用：怕热的西藏马帮下到丽江为止，怕高山的低地马帮上到丽江为止。丽江马帮又上又下，成为经济的二传手，这种作用在抗战期间分外突出。
如今，汽车和飞机的普及，使高原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交通面貌，马帮就退缩在气候更恶劣的崇山峻岭中，另辟线路。只有在少数公路无法到达的山区，还存在着短途的马帮运输。他们依旧带着帐篷、锣锅和藏刀，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跨过高山，走过河谷，从一个村寨走向另一个村寨。如果你去高原腹地旅游，偶尔，还能听到他们悠悠的歌声，在苍穹下，与鹰翅一起飞翔……
失落的古道—茶马古道
从前茶叶比丝绸或瓷器更贵重的时候，背夫和负重的牲畜便沿着茶马古道，步伐缓慢地顺着之字形路线攀上西藏海拔4600米的扎尔加玛（音）垭口。如今的旅行者乘坐汽车越过这一曲折爬升的路段。
4月，四川省名山生态茶园，小心翼翼的手指采摘着当年茶树冒出的第一轮新芽，这是成色最好的茶叶。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种植茶叶便是在四川和云南湿润的丘陵地带。
在四川省的协庆寺，喇嘛们把茶混进糌粑（炒熟的青稞粉）里开饭。这里的茶要佐以盐巴和酥油，茶叶则来自买来的茶砖。
置身于四川西部的深山，我在一片竹林中砍开前路，想要找到那条传说中的小径。就在60年前，当亚洲许多地区还依靠人力和牲畜运输的时候，茶马古道仍是连接中国汉地和西藏的主要贸易通道。但我的一番搜索却可能是徒劳。几天前，我见到一名当年在茶马古道上背沉重茶包的老人，他跟我说，天长日久，日晒雨淋，植物蔓生，茶马古道说不定已消失殆尽了。
接着，我的斧头一挥，竹子倒下，面前出现了一条卵石铺砌的小路，只有一米来宽，弯弯曲曲地穿过竹林，路面上覆盖着一层长得异常茂盛、滑溜溜的绿色苔藓。有的石头上坑坑洼洼的，坑里积着雨水，长出了野草，那是一千多年来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成千上万名背夫们，把木拐包铁的那一头支在地上歇脚所留下的痕迹。
这段残留的卵石小径只延伸了15米长，攀上几级破烂的台阶之后便再度消失无踪，被多年来的季风豪雨冲刷得一干二净。我继续向前，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山壁陡峭又湿滑，我只能用手抓着树，免得掉到下面乱石嶙峋的溪水里。我指望走上一阵之后，能翻越雅安和康定之间高峻的马鞍山垭口。
那天夜里，我在溪流之上的高处宿营，但木头太潮，生不了火。雨水沉重地打在帐顶。第二天一早，我又往前探索了500米，直到密不透风的树丛死死地阻断了我的去路。我无奈地承认，至少在这儿，茶马古道是消失了。
事实上，原来的茶马古道大部分都无影无踪了。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冲向现代化，用沥青马路飞快地抹煞着自己的过去。在这条古道被推土机摧毁或彻底磨灭之前，我要来探一探它曾经辉煌一时、而今却近乎被忘却的残存路线。
茶马古道曾经延伸将近2250公里，横越中国的腹地，从四川的产茶区雅安通往海拔3650米的西藏首府拉萨。它是亚洲最高、最险峻的一条道路，自中国翠绿的山谷地带伸出，横穿风雪肆虐的西藏高原，涉过冰冷的长江、澜沧江和怒江，切入神秘的念青唐古拉山，四度攀越海拔5000米的致命垭口，最终才下行至藏地的圣城。
暴风雪屡屡掩埋茶马古道的西段，滂沱大雨则蹂躏它的东段，土匪的威胁从未消停。然而在几个世纪里，这条路是重要的通商干道，即便两端的不同文化时常发生抵触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古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双方通商的欲望，不像同样具有传奇性的北方丝绸之路总叫人想起浪漫的思想、伦理、文化和创造力的交流。汉地有藏地渴望的东西：茶；藏地有中原急需的宝物：马。
如今，茶马古道仍活在像罗永福（音）这样的老人的记忆中。92岁高龄的他，眼睛总是湿润润的。我在长河坝村遇到了他。对当年运茶的背夫来说，从雅安往西走到长河坝是十日的脚程。刚到四川的时候，人们告诉我，当年的运茶背夫已经没有在世的了。但在我穿越古道的残存路段时，我不光遇到了罗永福，还遇到了其他五名老背夫，全都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虽说背有些驼了，罗永福仍健壮得惊人，他带着顶黑色前进帽，身着中山装，兜里插着烟斗。1935年到1949年间，他在茶马古道上当背夫，运茶去西藏。他背的茶包总在60公斤以上，而在当时，他的体重才不过50公斤。
“太艰苦，太难走了，”罗永福说，“那碗饭可真不好吃。”
他从马鞍山上走过许多个来回，我之前正是希望到达那里。冬天，大雪积了有一米深，巨石上挂着两米多长的冰柱。他说，最后一次有人穿过那个山口是1966年的事了，所以，他觉得我恐怕过不去。
但当年走那条路是怎样一番情况，我多少得以窥见一斑。新开店是背夫们从雅安到康定20天行程的第一站，在那儿我遇见了脸刮得光光的甘绍雨（音），87岁，还有胡子拉茬的李文亮（音），78岁，他们坚持要给我表演一下当年做背夫时是怎么干活的。
背深深地弯着，驮起想象中的茶包，青筋毕露的手捉住丁字形的木拐，头埋下，眼睛盯着往外斜分的脚，两位老人向我演示他们当年排成一排，步履蹒跚地顺着湿滑的卵石小道前行。照旧日的规矩，甘绍雨走了七步后停下来，把木拐往地上顿了三下。接着，两人将拐杖绕到背后，架住加了木框的驮包，用无形的竹掸子擦去额头的汗水。依他们讲，当年的背夫号子里说得很清楚，上山时七步一停，下山时八步一停，而平地走上十一步也要停，否则不可能走得长久。
运茶的背夫有男有女，一般负重70到90公斤，最壮的男人能背135公斤。背得越多，薪饷拿得也越多：回家的时候，每公斤茶值一公斤大米。背夫们衣衫褴褛，脚上穿的是草鞋，若遇到山顶的垭口积雪，就安上简陋的铁鞋钉。唯一的食物是一小包窝头，偶尔能吃上一碗豆花。
“我们路上当然有人死，”甘绍雨正色说道，眼皮半合起来，“遇上暴风雪，或者跌下山崖，小命就没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修了公路，人力运茶的历史很快结束了。新政权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将背夫从繁重的劳役中解放出来。“那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一天，”罗永福说。分到土地后，他开始自己种稻子，“那段惨痛的日子过去了”。
传说，茶叶是在公元641年，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时候，第一次被带入西藏。西藏不论贵族还是牧民都喜欢喝茶，其中大有原因。在寒冷的天气里，茶是一种热饮，若不喝茶，便只能喝融化的雪水，牦牛奶或羊奶，要不就是青稞酒了。在寒风凛冽的高原腹地，牧民们围着牛粪火堆取暖，一碗酥油茶带着独有的咸味、些许油腻又强烈的口感，相当于一小顿饭了。
沿着茶马古道运到西藏的茶叶，有着最粗糙的形式。茶叶都是亚热带常绿灌木山茶树上长出来的，只不过，绿茶是未经发酵的嫩芽和树叶制成，而专供西藏的砖茶，直到今天都是用茶树长大了的老叶子、茎和细枝制成。各种茶中以它味道最苦、最涩。经过多道蒸晒工序之后，茶里便掺入粘稠的米汤，压进模具，再次晾干。黑色的茶砖重半公斤到三公斤，至今仍行销于整个西藏地区。
到11世纪，砖茶成了藏地的通货。宋代用它从西藏购买强健的战马，以迎战北方彪悍的游牧部落——成吉思汗的先辈。砖茶成为中原与藏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物资。
用120斤的砖茶，汉人能换回一匹马。这一兑换率是四川茶马司在1074年定下的。背夫从雅安附近的茶厂茶园跋涉到康定，一路海拔升高了2500多米。之后，茶被封装进防水的牦牛皮箱子，用骡子和牦牛的商队运到拉萨，这段行程为期3个月。
到13世纪，汉地每年要以数百万公斤茶换回25000多万匹马。可所有这些马匹都没能挽救宋朝，1279年，它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灭。
不过，以茶易马的做法却贯穿整个明朝（1368～1644），并持续到清朝（1645～1912）中期。18世纪内地对马的需求开始下跌，茶又被用来交换其他商品：高原兽皮，羊毛，黄金，白银，还有最重要的——只盛产于西藏的中药材。像罗、甘、李这些最后一代的运茶背夫，把砖茶包卸在康定之后，返程时便背的是这些商品。
正如中央皇权控制着四川的茶叶买卖，在神权统治的西藏，喇嘛们也会影响贸易。茶马古道连接着藏地的各大重要寺庙。数百年来，藏地和汉地各自的势力角逐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路线。主干路线有三条：一条始自云南南部的普洱茶之乡，一条来自北方，还有一条从东边切入西藏腹地。作为中线的后者路径最短，大部分茶叶都经它运输。
如今，古道的北线变成了柏油铺就的317国道。在拉萨附近，它跟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并行。南线变成了318国道，也是柏油路。这两条公路是今日的贸易干线，大卡车川流不息，装载着各色货物——从茶到课桌，从太阳能电池板到塑料盘子，从电脑到手机，凡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几乎所有货物都是单向流动的——向西，进藏，满足那里飞速膨胀的人口的物质需求。
古道中线的西段从未被修成公路。这段路蜿蜒穿过藏地僻远的念青唐古拉山，那里条件极其恶劣，所以几十年前就被废弃了，整个地区不向游客开放。
我已经看过了汉地残存的古道，要想在西藏达到同样目的，必须想办法进入这些封闭的深山。我打电话给妻子苏?伊巴拉，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我要她8月份跟我在拉萨碰头。
我们的行程是从位于茶马古道西端的哲蚌寺开始的——要是骑马的话，这儿离拉萨不到一天的路程。哲蚌寺建于1416年，有一间巨大的煮茶房，七口直径两三米的铁锅架在烧柴火的硕大石灶台上。
彭措卓巴站在一口大锅旁，切下厚得像百科全书般一大块一大块的酥油，放进沸腾的茶里。“从前，这儿一度有7700名喇嘛，每天要喝两顿茶，”他说，“当时这间煮茶房里有一百多名喇嘛干活。”他套着件栗色无袖的藏袍，在寺里当掌茶师傅已经有14年了。“对西藏的喇嘛来说，茶就是生命。”
如今寺里只住着400名喇嘛，所以只用了两口小锅。“一口锅要下25块茶砖，70公斤的酥油，3公斤的盐巴。”彭措卓巴一边说，一边用一人高的木勺在锅里搅动着供200人饮用的茶。“最大那口锅的容量是这个的七倍。”
苏和我从寺里出发，前往离拉萨有五小时车程的那曲市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我们想看看令茶马古道得名的传奇马匹。赛马节要持续一周，原本是在开阔的平地上举行的，但十年前修起了一座混凝土体育场，好让官员们可以坐着观瞻。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藏族群众就挤满了看台：妇女的颧骨高高的，穿着高跟鞋，长辫子上沉甸甸地挂着白银和琥珀的饰品；男人们头戴毡皮高边帽，身着袖子长长的藏袍；孩子们光脚穿着便宜的运动鞋。小贩们叫卖辣土豆和听装的百威啤酒。刺耳的扩音器用汉语和藏语播报每一场赛事。这里弥漫着赛马盛事的氛围，只是看台边上每隔10米就站着警察，赛场周围有人列队巡逻，人群中还混着便衣。
一入赛场，马和骑手们似乎便打破了地球引力的规律。一名藏族骑手飞驰得如同失控，像杂技演员那样左右翻身下马，拾起地上的哈达。泥块高高溅起，迸入湛蓝的天空。骑手高高扬起哈达，掉转马头，迎接人群爆发的欢呼。
那曲赛马节弘扬的是早年藏民生活于马背上的文化遗产，这一类的庆典能延续至今的已经很少了。通过几百年的选择育种，藏人培养出一种特异的良马。这种马身高不过13.5掌（相当于1.4米左右，比大多数美国马的个头要小），四肢精悍，面孔英俊，肺部很大，适于西藏高原海拔4500米的缺氧环境。藏人把它培育出来，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冰雪皑皑的山口不知疲倦且步伐沉稳地行进。几百年前，汉人最想要的便是藏马。
而今，那曲坐落在国道317上，从前贸易路线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只要从这里再朝东南方驱车一天——近得诱人——就是念青唐古拉山脉，那是古道原先途经的地方。我被一个念头给迷住了：兴许，在深深的山谷里，还有藏族人在古道上骑着那不知疲倦的马儿呢。说不定，在西藏高原不为人知的广大腹地，古道沿途仍有贸易存在？不过，古道也有可能早就像四川境内那样没了影，被呼啸的寒风和翻卷的大雪给抹掉了。
赛马节过了一半，一个阴沉的雨天上午，苏和我钻进一辆“陆地巡洋舰”，悄悄动身去寻找藏区茶马古道而今的容颜。我们在土路上开了一整天，颠簸地翻过一个个垭口，差点滚下陡峭的山坡。傍晚时分，我们到了两座巨大垭口之间的嘉黎县，这里从前是茶马古道上商队的歇脚之地。我们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马匹能带我们爬上5412米高的怒岗（音）垭口，但一匹马也没找到，村民指点我们去镇子边上的一家酒吧。藏族牧民在里面喝啤酒，打台球，摇骰子打赌。听说我们要马，他们全笑了。早就没人骑马了。
出了酒吧，泥地里没看见筋肉健硕的马匹，倒见到了铁马——结实的国产摩托，打扮得和它们血肉之躯的前辈一样，盖着红蓝相间的藏族羊毛坐垫，车把手上缠着流苏。给钱的话，两名牧民小伙愿意带我们到山脚下，之后的路，我们就只能步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背包像马鞍袋那样横捆在摩托上。牧民小伙开摩托极为娴熟，跟他们的祖先在马背上没什么两样。我们磕磕绊绊骑过了泥巴足有半米深的黑色泥潭，水花飞溅地渡过了蓝汪汪的溪流，摩托的排气管在水里汩汩喷发。
沿山谷驰去，我们经过了藏族牧民的黑色帐篷。好些帐篷前都停着硕大的国产卡车或陆地巡洋舰。牧民们哪儿来的钱买车呢？肯定不是靠传统的牦牛肉和酥油生意吧。
到怒岗垭口脚下的萨楚卡牧民营寨只有30公里，却走了整整五个小时。道路颠簸得把我们的脊骨都给抖散了。牧民小伙燃起了一小堆蒿草营火，吃罢牦牛肉干配酥油茶的午餐之后，苏和我徒步走向垭口。
叫我们惊喜的是，古道非常明显，就像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石路，在牧场上蜿蜒向前，途中不时点缀着几头犄角高大的黑牦牛。我们艰难地往山上走了两个小时，穿过了两处泛着蓝色微光的冰斗湖。可一过了这两座湖泊，所有的绿色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石头和蓝天。半个世纪前，运茶的骡队已不再走过这山口，可古道在此前的上千年里曾受到不断的修缮。古人把大石头搬开，修起石阶，这工程至今完好。苏和我走着之字形路线上坡，顺着石头小道直上垭口。
马鞍形的怒岗垭口显然是没人走了。尚在飘动的零零落落的经幡越见稀疏，玛尼石堆上白骨森然。四下里是一片唯有了无人迹才能带来的寂静。苏眺望着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巅，它们如同天然的金字塔一般。几百年来，曾站在此地的西方人寥寥无几。我顺着苏的目光，看到存留下来的古道伸向了下一个山谷。
“你看见了吗？”她问。我看见了。在我的想象里，上百头骡子组成的商队步子沉重地向我们走来，蹄子周围扬起尘土，身躯两侧一左一右地驮着茶包，押运的藏民神色警觉，提防着埋伏在垭口的土匪。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垭口返回的时候，摩托骑手已经在等着了。我们坐上后座，开始返回，在冰蚀山谷里颠来簸去。
半路上，我们停在两顶黑色的牧民帐篷前，牦牛粪整整齐齐地码在它们周围。每顶帐篷都挂着阔大的太阳能电池板，草场上停着一辆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两辆摩托。牧民邀请我们进帐，端上了滚热的酥油茶。
帐篷里面，一位老妇正摇着转经筒默念经文，一名青年在从帐外透射进来的光柱中做饭，还有几个中年男子坐在厚厚的藏毯上。靠着比划手势和一本袖珍字典，我问他们怎么买得起那么多车。他们笑容灿烂，谈话却东拉西扯。等我们把盛得冒尖的大碗米饭就着蔬菜和牦牛肉吃个底朝天，主人拖出一只蓝色的金属箱子，开了锁，掀开盖子，示意我们过来看。里面是几百条死掉的肉虫。
“这是虫草，”主人骄傲地说。他解释说，每一条干虫子都能卖4到10美元。他上了锁的蓝色箱子里大概便装着一万美元的虫子了。虫草是一种感染了寄生真菌的幼虫，只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场。真菌最后会杀死虫子，以它的身体为养料。
每年春天，藏族牧民就在草场上游走，用一种小而弯的铲子寻找虫草。虫草的茎干露出地面不超过3厘米，略带紫色，呈牙签状，极难辨认——但这些虫子比藏民所有的牦牛加起来还值钱。
在亚洲各国的中药店里，虫草都是被当成万用灵药来卖的，据说能使年老者体健，所有的健康问题都不在话下：消炎去肿，提神化痰，就连癌症都能治。药店把它们摆在控温玻璃柜里，品质最高的每克能卖到80美元，两倍于现在的黄金价格。主人合上了他的宝箱，把它藏进帐篷的角落里。我们离开之前，他坚持要我们再多喝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乘摩托车在高原上奔驰的时候，忆古思今，茶马古道上新旧贸易的相似之处使我感叹不已。藏族人再不骑马了，西藏城市地区的主要饮料也不再是茶了（红牛和百威随处可见）。然而，正如茶叶仍从汉地的传统产茶区运送出来，西藏高原也仍是某种珍宝——冬虫夏草——的唯一产地。鞋子和香波，电视和烤箱，也许正顺着翻新成柏油大道的古老贸易路线源源不断地向西输入，可也有一样东西被回赠到东边。今天，为了神奇的虫草，藏区之外的国人不惜高价，正像当年他们渴求那无敌的战马一样。
云南茶马古道：普洱茶贸易运输的古代“高速公路网”
云南的历史总是与路有关，五尺道、蜀身毒道、茶庵鸟道、茶马古道，道路串联起来了当地人对于先辈历史的记忆。在崇山峻岭、地势复杂的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好比古代的“高速公路网”，将一个个古茶镇串联起来，其上“飞驰”的马帮，不仅将普洱茶运往了世界，还为云南刻下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
茶马古道源于西南地区民间自发形成的贸易互市，早期主要是以马易物。到了唐宋时期，随着茶叶饮用的盛行以及煮茶烹茶之法传入藏族地区，开始有了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自此一直到民国时期，这些古道成为了西南地区汉藏交流，甚至是与东南亚交流的重要交通商道，而“茶马古道”也因此而得名。
广泛意义上讲，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不止一条，比如有记载的陕甘茶马古道、陕康藏茶马古道，是以陕西商人为代表的内地贸易路线西行的主道。然而历史更悠久且更出名的茶马古道要数川藏、滇藏这两条。每条主道与区域内的各支线一起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西南贸易交通网。普洱茶原产地区的茶叶产销重镇就是滇藏茶马古道贸易网上一系列重要的节点，从产茶、采购到贩运都始自这里。而产自古六大茶山的普洱茶则从茶马古道这条条古代“高速公路”，或作为贡品传入清朝的宫廷，或是化作藏胞毡帐飘出的浓郁的酥油茶香……古代“高速公路网”——茶马古道
明清时期，改进制茶方式后的普洱茶不仅口感更醇厚，且更便于运输，因此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明星产品。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直到北京的官马大道。清朝时期的普洱贡茶就是经由这条路由骡马运至昆明的。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年间，这条古道向南逐渐延展，从思茅，再到车里（景洪）、佛海（勐海）辗转出国到缅甸，当时许多老字号茶庄都从这里出口普洱茶。而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佛海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为近现代普洱茶产销重地。
易武古镇自唐宋以来就是六大茶山中最大的制茶中心和运销地，尽管当时这里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民间，但市场却很繁荣。茶马古道也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而中断。据考证，易武在唐朝的南诏时期就被称为“利润城”，可见当时的贸易规模不小。到了清朝，这里被划归普洱府，而普洱府的设立以及普洱茶作为贡茶后，随着雍正朝后期汉族移民的迁入，带动了当地制茶工艺的发展与普洱茶品质的不断提升。普洱茶作为贡茶，在清朝占据了贡茶的很大比例，而这些普洱贡茶，则又以易武所产之茶为多。
示意七子饼茶
而关于易武贡茶，更是有段不得不说的故事。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汉族百姓南迁往云南移民谋生，因此也有了“穷走夷方，急走场”的说法。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劳动力，更有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勐腊县志》中就记载了雍正年间石屏等地的汉族迁居到勐腊后，对树林茶进行改造，开山种茶，建立茶园。原本以野生茶株为主的自生自灭型茶园，正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开始过渡到栽培型的茶园。
同样被改造的还有对茶叶的加工程序。后来成为贡茶的“元宝茶”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至今易武的当地人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雍正年间从石屏宝秀宝山街来的移民刘汉成，到了易武不仅开辟了上百亩的茶园，还创制了新的制茶工艺。
以往制茶，一般都是采摘茶叶后直接入锅炒制，等到变软凋萎后，再揉搓成条状，晒干或者晾干，雨天的时候微火烤焙干制成粗制的青毛茶。一般这样的散茶就直接装麻袋卖给茶商，再托运到普洱卖掉。从这个制茶过程来看就知道，这些茶叶不仅优劣难分，好茶次茶混杂，而且还难以运输，不易存放，唯一仰仗的就是这里的山水养出的野生茶叶。
刘汉成则是将这些茶叶分选、拼配、装筒、蒸茶、揉圆、紧饼、解袋、包扎，经过这八道工序，普洱茶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粗制，而是“条索紧卷，龙尾凤尖”，这些茶叶都被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垛用竹笋叶包裹，也就是流传至今的易武“七子饼茶”。乾隆年间开始运往京城的贡茶就是“七子饼茶”，乾隆曾作诗“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说的就是作为贡品的普洱茶了。
到了清朝末年，光是易武一个镇就有30多个大茶号，在清末民初，单是易武普洱茶的年出口销量最多曾达到6000多担，同庆号、乾利贞号还有车顺号等茶号也都声名远播。而易武成为普洱茶区最大的加工基地。滇西和川藏的茶商都来到易武购茶，易武街上也常常是“人喧马叫，骡马塞道”，从普洱、大理、丽江来的马帮驮着易武的茶叶，送到滇西北的滇藏茶马古道上，入西藏，出印度。易武当地的茶号也有自己的马帮或者是牛帮，驮着普洱茶南下到越南、缅甸、香港，再由海上销往日本和欧洲。至今在茶马古道的许多遗址上都可以看到当年一个个过往商队留下来的马蹄印，而当地的马帮文化至今都留存在当地人对繁荣过往的回忆与描述中。如果你有时间去到易武古镇，易武老街上的青石板上，马蹄留下的印记犹在，而当年马帮结队出发之处的公家大园，会让你抚今追昔，思绪联翩。
易武古镇上的那块珍贵的“瑞贡天朝”宝匾就是道光皇帝在喝到车顺号的普洱茶，大赞后御赐车顺号主人清朝进士车顺来的，取义“意为用最好的茶叶、极至之茶、祥瑞之物贡奉给朝廷”。特允他们家世代供奉这个匾牌并置于门楣。宝匾上书四个金色大字“瑞贡天朝”，一旁则是正楷小字“例贡进士车顺来立”和“钦命头品顶戴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捷勇巴图鲁书”，在车顺号老宅存放至今“高速路”上的“老司机”——马帮
不少人都觉得茶马古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驮着茶叶或者是货物的马帮，而事实上这些贸易商路上行走的既有马帮，也有牦牛驮队，还有背夫或者是挑夫，并且西南地区主要的三条茶马古道上，商旅类型都不尽相同，川藏道上负责运输的主要还是以背夫和牦牛队为主，青藏道和滇藏道上骡马和驴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的交通工具的选择上很有限，历史上就记载过南诏是“有舟无车”，而云南独特的马帮文化也滋养于此。
云南的马帮实际上主力并非是马，而是骡子，主要以为云南马这个品种个头矮小、不堪重负，骡子逐渐成为了运输主力。而最早的马帮也分忧官帮和民帮的区别，官帮自然是由政府出资，押运的货物也是以官商的重要物资为主。而民帮中，常年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马帮”，民间组织起来运输茶叶、药材和盐巴，还有一种就是逗凑帮，这类马帮一般都是临时集结，季节性运输，规模较小。
大型的马帮往往是一个有组织性的“车队”，并不是松松散散一拨人上路经商运货那么简单。在马帮里负责对行进路线布局与指挥的头儿被叫做“马锅头”，也是马帮一干人等的头儿，他的下面往往还设置有“二锅头”“三锅头”和“管事儿”，平均每3到5匹驮马都配备一个赶马人，此外还有带着武器的“武装押运”，既是为了防范盗匪也防范野兽。头骡往往还要挂着大铃，披着彩带，还有的系着红绣球，既是标识也有吉祥的意义。
赶马人的生活却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具有浪漫色彩，深山密林中虽有鸟语花香，更多的却是崇山峻岭和风霜烈日，情感上的孤寂让赶马人将对家乡、亲人与爱人的思念都寄托于一首首高昂苍劲的赶马调中。
“阿哥心中莫怄气，妹把行装来备齐，买鞍配架妹熟悉，哥要细细搭伙计。郎约伙计吃顿饭，同心赶马走他乡；妹备公鸡高粱酒，择个吉日好架鞍。吃完鸡头看财喜，还债要走夷方地；大路小路多清吉，吃了下箸多福气……”新婚夫妇分别在即，丈夫马上要远行，赶马到德宏、西双版纳一带做生意，妻子细致地位丈夫置办赶马的装备。这段极富风情的歌来自于上个世纪初流传下来的《赶马调》，也是马帮文化流传下来的点滴
明朝末年，由于战乱以及瘴气流行的原因，普洱茶的贸易一度低落，许多的古茶园也因此而荒废，只有滇南地区的少数马帮参与茶叶运销。清朝时期社会逐渐发展稳定，雍正时期的归土改流都带动了当地的发展，改进后的普洱茶不仅在民间受欢迎，更是皇室以及王公贵族的青睐而畅销，也带动了马帮运输的发展。据记载，清末，每年到六大茶山地区运输茶叶及其他商品的马匹多达万匹，来自地区内以及省外各地的马帮络绎不绝，思普（思茅到普洱）路上也是马帮成群。
民国时期的云南马帮
据考证，当时比较有名的大马帮有腾越帮、蒙自帮、思茅帮曲靖帮等等，这些马帮在茶业贸易中得到了发展后，逐渐自立门户也成为了大商号，书写了有关云南古代商人的特殊传奇。比如说历史上玉溪马启祥的“兴顺和”商号，最初就是一个“走夷方”的小马帮，后来不断壮大发展，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不仅在省内的昆明、思茅、下关等地设立分号，还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北京、广州和香港各地。江城的“敬昌茶号”更是把茶号远销到东南亚各国。
如今再到云南，仍然可以在磨黑孔雀屏、或是那柯里的茶马古道遗迹上感受衣着各异的商队，驮着货物的马队带着茶香从百年前的历史缓缓走来……
陕西茶商的茶马贸易传奇
翻开历史的画卷，陕西茶商在中国的边茶贸易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以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赢家，这种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后才逐渐消亡。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四川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许多陕西茶商的后人，他们依然记得祖辈的故事。而在三秦大地，茶商后人也大有人在，他们的往事有待挖掘。
强大的秦商集团明清时期，秦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掌控中国商业数百年之久。秦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外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秦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秦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秦商垄断，川人只占是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秦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秦商的会馆和店铺。秦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秦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也就是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4000驮，每驮四包，每包60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300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40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150多人，流动资金有100万现银元。
茶马爱情故事秦商的贸易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垄断了茶马贸易，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就连四川本地人也不是对手。据民国《西康纪要》一书所载:“西康汉商贸易，多操陕人之手。在康定城，茶号陕商居其大半。除户县人外，在雅安茶商中，泾阳县的商号多达6户，陕西商人占据了茶马贸易总量的大半。早在明代，关中地区就不断有人到川西藏区经商，户县当地把这些人叫做“炉客”，清末民初户县的“炉客”已达3000余人。到建国前，甘孜州陕西人最多时达7000余人，汉藏所生子女达万余人。
豪放质朴关中汉子特招藏族姑娘喜欢，唐蕃一家亲嘛，和藏家的结合，让老陕完全融入当地，搞起边贸那叫顺风顺水，垄断那是理所当然。那会儿的咱的老先人可比咱们现在浪漫的多，阳光的多，出差之余，还尝试了异地恋，闪婚、走婚更是特长。有藏族美女陪着，喝着青稞酒，跳着锅庄，谈着生意，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现在走婚习俗只限于泸沽湖，而当年在茶马古道沿途非常普遍。马帮行走天下，豪放彪悍，见多识广，又不缺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富帅”，即便是土司千金有时都难逃其魅力吸引。陕西灶客和藏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传唱至今，在康定，人们说《康定情歌》里张家溜溜的大哥就是个陕西楞娃，李家溜溜的大姐是个藏族美女。为了便于和藏民打交道，老陕学会了藏语，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如今，炉客的后人已经融入藏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陕西话，也没去过陕西。他们既拥有藏族名字，也拥有汉族名字，依然清晰的记得老家在户县、泾阳的某乡某村。他们的先辈将陕西的风俗留在了康巴，边城的人们至今喜欢吃陕西的锅盔和擀面，他们依然把父亲和长辈叫“达”。炉客带来的锅盔流传深远。有一次，我在丽江的市场，清晰听到了这种熟悉的叫法“锅盔”，在如此遥远的边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我在雅安也时常看到锅盔的身影，我才真正了解灶客影响有多深远。锅盔其实就是陕西的“馕”，便于储存携带，饿了就啃一口，是陕西人在茶马古道上必备的干粮。
户县一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目前康定巴塘一带至少有几千名灶客的后人，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户县牛东乡草庙村，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格桑曲批大叔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3个儿子回过户县，最后爷爷把格桑曲批的三叔留在了户县。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茶马古道的起点
说起茶马贸易，起源很早，盛于明清，是中国边贸和对外贸的一大方式。茶叶也是自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项长盛不衰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讲，茶马贸易涵盖古代中国边贸的全部内容。陕西人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从事边贸生意，在茶马古道上活动极为频繁，大唐西市就是边贸互市场所。
茶马贸易的最初涵义是茶马互市，就是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边疆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其意义并非某些人望文生义所指的马帮运茶。边疆牧民以食肉为主，缺乏蔬菜，加之高寒缺氧，喝茶能够增进饮食消化和增加维生素，还能降低血脂，牧民日常饮食离不开饮茶，而内地的军队缺少优良马匹，骑兵对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样，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力下，茶马贸易应运而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陕西制造泾阳茯砖茶是边疆牧民的最爱，至今在新疆的超市里，维族人还瞪着大大的眼睛寻找茯砖茶。牧民喝上了好茶，心情就不一样，从这一点上边茶贸易功不可没。而茶马贸易又通过边疆延伸到周边国家并远及欧美，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难以估量。中国的茶叶远销到中亚、西伯利亚俄国属地，也出现在印度市场，境外的产品也随之来到中国。茶马古道最终演进成如同章鱼触角一样的多的国际贸易线和如同蜘蛛网一样密的国际贸易网。经营商品也不断扩大，小到烟酒糖茶，大到欧洲奢侈品、珠宝玉器，也包括虫草、藏药、水烟等地方特产。精明的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将内地产品运到边区，总不会空手而归，他们顺手牵羊，将边疆特色又驮回来再大捞一笔。
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我看到了百年前中国茶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留影，茶叶将在这南亚最大的港口驶向欧洲。商人也会顺道带回一些奇货和新潮玩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在边城或藏家见到劳力士表这样的宝贝，都是由茶马古道运回来的。茶马贸易带来的新潮玩意多着呢，如果你去仔细寻找，就会有惊奇发现。你要是在边城遇到一位老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您也别奇怪，茶马贸易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年不少人都去过国外，边疆并不封闭。雄峻喜马拉雅山无法阻止茶马古道延伸，这真的非常神奇，充满了活力，贸易带来的文化融合，增添了边区的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无论大理、丽江，还是康定、西昌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中转站，这里是多民族和各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喇嘛教、小乘佛教、大成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和谐共生，共同组成了香巴拉独特的风景线。
西藏昌都的陕西寺里，原籍陕西的穆斯林在虔诚礼拜，他们随着商队落籍于此，历届掌教都是陕西泾阳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老城，一座藏族民居里，一个建筑构件上清晰的刻着：明崇祯柒年陕西焦氏。崇祯七年是1634年，距今已经378年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老陕在此从事边贸生意。80岁的房主说，过去香格里拉陕西人多，起码有上百户，还有陕西会馆。焦氏的后人焦学仁依然生活在当地，他的藏族名字叫阿布，他还能说出陕西先辈的故事。
茶马古道伸向无尽远方，要问其终点难以查询，因为商业的欲望是无穷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伸向遥不可知的城镇和人群。要说其起点，那就是老陕的故乡关中，其核心起点就在秦商云集的泾阳三原一带。多少个世纪以来，泾阳的街道上，高门大户商号的黑漆大门徐徐推开，马队和骆驼在黎明前集合，整装待发，载满砖茶、土布、丝绸，东家一声悠长的吆喝：走咧！
黎明的寒气有些逼人，呼吸的热气在空中聚散，他们无所畏惧，将满载信心出发，也将满载收获回归。前路漫长而无际，他们将前往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民勤、夏河、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归化、奇台、伊犁、雅安、康定、巴塘、松潘、昆明、大理、保山，那里的分号和贸易伙伴再将货品运至库伦、恰克图、加尔各答、密支那等英属、俄属领地，沿线依然保存的陕西会馆证明了这一点。在最艰险的无人区，背茶伙计背着两百斤的茶叶翻过雪山和峡谷，有人可能会因此丢失性命。但是没关系，为了追求幸福美好，没人能阻止老陕的脚步，就这样陕西人用双脚和驮队踏出了一条茶马古道。
天下第一砖说起陕茶叶，就不得不提泾阳茯砖茶，人称天下第一砖，这是陕西人发明创造的专利，是边疆牧民一日可或缺的美妙饮品，也秦商纵横茶马古道、控制茶马贸易的独门武器和秘笈所在。精明的秦商在边贸活动发现新鲜茶叶难以长期储存运输，茶叶经过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运输中转，抵达边区或境外时味道已经散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茶马古道"的形成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线路
(唐)'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说：茶，南方之佳木矣。云南是茶的故乡，讲述茶文化的兴起，或谈及'茶马古道的形成，不能不谈及与云南毗连的四川、广西、西藏及东南亚诸国。
茶马古道，始于唐初的马市，宋为茶马互市。其范围应包括我国南方各主要茶产区与西北畜牧区的''茶马互市。对云南而言，这里所谈论的茶马古道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帮运茶的路线，古道沿途的马蹄印也并非都是运茶的马蹄踏出来的。茶马古道最先是借用云南古代对外文通线―蜀身毒道的路段，诸如官道(骤站)作为贞茶道，民间商贸，开始并非仅是茶叶贸易，(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蛮马之来，他货亦至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据清《光绪普洱府志》：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普洱茶出替洱的记载。因其制作和销售集中在普洱府(今普洱县),普洱茶因地而得名，名驰海内外。然而茶马古道成为马帮运输茶叶的专线，应是在云南茶叶贸易兴旺的明、.清时期。滇茶主要产于澜沧江流域，尤以思普区(今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枚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著名，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同意达赖喇嘛请求，在北胜(今永胜)设立茶马互市。规定每匹上马换茶40斤;中马换30斤;下马换20斤。一年运往藏区的注册销量达3000担。清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朝廷设思茅厅并准许征收茶捐，普洱府发出茶引3000引(担)。一地有茶，一地需茶，'茶马古道不言而喻应是以普洱为中心，在云南原有民间商道或官方骚站的基础上向南北的延伸与发展。茶马古道贯穿云南全省，分别向西藏、昆明至四川、广西到中原及东南亚的缅、泰、老、越诸国发展。普洱茶越陈越香独特的韵味就是在几百年前人背马驮穿越崇山峻岭的运输途中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