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晋商是明清商帮中重要的一支，其中的茶商以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鸦片战争前，他们不仅控制了西北的茶叶市场，而且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主要承担者，甚至将商业触角伸向俄国及欧洲的其他国家。其跨越区域之广，经营时间之久，实属罕见。本文以清代晋帮茶商的有关资料为例，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其经营环节及盈利状况加以估算，并以交易费用为标准从内在制度中分析其缺陷。
晋帮茶商从事茶叶贸易活动，采用的是从茶叶采购、加工包装到运输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方式。尽管茶商一般不参与茶叶生产，但其经过销售实现了茶叶的价值，而且经其加工、包装给茶叶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值，因而这种经营方式有别于传统长途贩运中贱买贵卖、赚取差价的商品流通方式。通过产、供、运、销的“产业链”运作方式使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是晋帮茶商经营中的一大特色。现对晋帮茶商业茶中采购、加工、运输、销售四个环节分别予以分析。
（一）茶叶的采购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山西茶商与茶农、茶行的关系甚为密切。其收购茶叶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茶商到当地购茶，先投至当地茶行，由茶行派人同茶商一起看茶定价，茶行负有引导评价之责，并分别向茶农、茶商收取佣金；二是茶商在茶叶产地开设分庄（或称子庄），由茶号派人进山直接购茶，议定价格后，送毛茶回茶号，经加工精制后制成砖茶或其他成茶出售。湖南安化以黑茶、红茶闻名，晋帮茶商在安化办茶方式略有不同：采办黑茶，是由茶商到茶户家中收买，之后送回本号加工后制成砖茶或花卷，转销口外；采办红茶，则由茶号在当地开设子庄收购毛茶，随后送回茶号加工打包，运往汉口售于洋庄。在《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中记载了祁县茶商在安化办茶过程：其一，在进山办茶前作好准备工作：“先要择点应用什物家倨器皿以及蔑器、木器，再要择选（茶）行内先生、管楼、管厂、管行人等”；其二，要从色、味、形等方面辨别茶的真伪，“重条紧、色顺、纹直、沉重、味佳、外乌油色，内朱干色，必是安化正路茶”其三，注重茶叶质量，绝不以次充好，申明“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晋帮茶商不仅在各茶区办茶，而且注重开拓新的茶区，为其采购开辟茶源。咸丰年间，因红茶需求旺盛，“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现湖北蒲圻县、崇阳县与湖南省临湘县交界的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地区）为必经之路，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方法。”很快，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形成著名茶区，并成为晋帮茶商的定点采购基地。仅山西茶号王玉川、巨盛川到鄂南羊楼洞设庄制砖茶，每年就可生产砖茶近八十万公斤，其后祁县乔氏设立的大德兴茶庄榆次车辋村常氏开设的茶庄也纷纷在此地开发不毛，买山植茶，并鼓励和指导当地山民种茶当地农民也因之温饱。至“光绪初年，茶叶贸易极盛，经营茶庄者，年有七八十家，当时尚用土法制造，有砖茶厂十余家，统由山西帮经营。”
（二）茶叶的加工环节。由明至清，制造茶叶，习俗相沿。一般是由茶农随采随制，经过简单加工后，售于茶行或茶贩，再转运各地。俟至五口通商，茶叶出口大增，国际市场对茶叶的品质要求不一，茶商遂购得毛茶后再加以重制，经过精制包装之后再行销售，不仅使茶商获利，且市场需求旺盛，故此种茶叶加工方式在各茶区广为流行。茶叶加工工序十分繁复。近年在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发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广州画家庭呱所绘制的线描作品，其中有18幅是当时制作茶叶的绘画，依次为：筛茶、踩茶、搓茶、晒茶、猴子采茶、斩茶、渡茶、装茶、舂茶、拣茶、试茶、托茶、分茶、整茶饼、号茶箱、装茶、炒茶、洒水。尽管上述制茶过程似有颠倒，但当时手工制茶工序之繁、耗费之多，可见一斑。晋帮茶商多雇佣当地人在其所办茶场（为手工工场）中制茶，进行连续性生产：从毛茶到产出成品，一般要经过踹、拣、焙、筛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茶叶出号前，还要对成茶进行包装。洋箱茶用锡罐或铅桶，外裱以板箱，平均每箱可装茶70斤不等，口庄茶由篓袋盛贮或“带蔑包箱”。据《祁县大德诚茶商文献》记述，祁县茶商在安化设场制茶，场中以茶工人数最多，有拣工、筛工、踹工等区别，且工钱不等，“黑茶每帮踹手八人，掌冲打吊二人，踹手每工钱一百六十文，打吊每工钱一百文。帮踹人八名，每人工钱六十文，（筛工）每日大工钱一百二十文，有一百四十文者，不一。此外还有蔑工、裱工、铅匠、锡匠等。可见当时茶场规模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在湖北省之羊楼洞，山西茶商每年常设立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厂房率多宽敞，公事房、制造室、打包间应有尽有，最大者能容二千人。茶场的繁荣促进了茶市的兴盛，湖南平江“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街，寅集酉散，喧嚣拥挤。”可见，茶商雇工制茶，一方面带动了当地茶叶生产的发展，给当地农民带来生计，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相关手工业的发展。[page_break]
（三）茶叶的运输环节。清代晋帮茶商经营茶叶主要是将茶叶运至恰克图与俄商贸易为主，同时兼营与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他们从茶产地始，水陆兼程，贯穿数省，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奔波数千里方能抵晋，再行万里经恰克图输入俄国及欧洲腹地。晋商茶叶贸易按区域不同分为：对库伦、恰克图的“北路”贸易，赴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的“西路”贸易，赴东北边陲与俄贸易及越界赴伊尔库茨克、涅尔琴斯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贸易。概括而言，其贸易路线为：北路由东西两口经库伦（大同至张家口经库伦，或从右玉入内蒙归化至库伦）再至恰克图；西路由归化出发经百灵庙至漠北赛尔乌苏、布彦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分别至塔尔巴哈台、古城及乌鲁木齐；东路（进入东北边陲）由张家口经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漠北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
晋帮茶商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运输茶叶，遇水路，雇船装之，遇旱路，则赖马、牛或驼载之。若雇船，须船行至岸后再付讫运费，并另付运货上船及下船的小费；若雇车马，则“脚价涨吊不等”，有每千斤四五十两及十三四两不等之行情。晋帮茶商在分别估算运费、比较高低后再行运输。陆路运输中晋商多采取“托运”方式，其特点为：运输费用一般分两次付清，雇车驼时，先预付大部分费用，余者在到埠后再行给付；若延误货物到埠，车驼帮负责赔偿；凡途中所遇关卡，由茶商自行纳税。据文献记载，祁县茶商运茶须经过赊旗镇，当时赊为陆路转运码头，“百货皆聚”，为确保按期到货，与当地运商建立了“回票”制度。“（光绪二十三年）合行公议发货日期新定章程：郭、汜汝州、禹州马车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会镇马车限十六天送到，三十天见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汝州、禹州牛车每辆欠银三钱，限十二天送到，误期每车罚银二千。
上述运输方式较随行随雇安全方便，且有保障，因而极大地促进了陆路运输。
（四）茶叶的销售环节。晋商在经营茶叶的各环节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主要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运输成本、货物保管成本及途中货物损失带来的成本等，即“一分贸易，四倍资本”。这些大量的先期投入和经营利润的实现都需要在茶叶销售这一阶段实现，因而销售环节尤为重要。晋帮茶商销茶共分两大类，即外销茶和内销茶。外销茶主要有红茶、砖茶、帽合茶等，“中国红茶、砖茶、帽合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湘鄂产居多，闵赣较少，向为晋商所运。”此外，安徽建德所产之“千两朱兰茶，专由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
俄人不习此茶，再由俄商输往欧洲及其他国家。内销茶为砖茶、花卷、皮包茶等多个品种。汉口在清中晚期，一直是繁华的商业重镇，有“九省通衢”之称，也是砖茶制造、出口和红茶外销中心。晋帮茶商在汉口分为红茶、盒茶和卷茶三帮，经营着红茶、三九砖茶、三六砖茶、二四砖茶、天尖贡茶、千两卷茶、合茶、皮包茶等名目的茶货。
晋商在茶叶销售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垄断西北及对俄陆路茶叶贸易的茶叶卖方市场阶段和五口通商后外茶充斥茶市的茶叶买方市场阶段。在恰克图市场开通后，由于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使晋商盈利空前。晋帮茶商从陆路运至恰克图的茶叶销售额由280万卢布增至1843年的1240万卢布，增长了近五倍。俟至七八十年代，茶叶出口区域扩大，茶埠增多，“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麋集焉。”
由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所产外茶的冲击，使茶叶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洋商对华茶的品质便提出更高的要求，因外茶与华茶相比具有价廉质优的优点，从而迫使华茶不得不降价销售，导致业茶者利微。晋帮茶商由于失去垄断恰克图贸易的优势，且陆路运输成本颇高，其茶叶贸易开始陷于低谷。1871年输出茶叶184担，降到1893年的541担，此后数年，经晋帮输出之茶，徘徊于三五万担之间，至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开通后，晋帮茶商销路维艰，趋于衰败的边缘。
上述四个环节表明晋帮茶商经营茶叶贸易，从采购原料加工包装，一直到长途运输批发零售，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这四个环节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四者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构成了茶叶贸易活动的整体。晋商由到茶产地购茶向到茶区设厂制茶的转变，表明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移，经历了从间接控制到直接经营的发展过程，反映出商业资本对茶叶生产的控制、支配的进一步深化。然而由于其所处时代的限制及其经营中的缺陷，使晋商在与外商竞争中不可避免的处于不利地位。[page_break]
二、晋帮茶商经营利润分析
经营利润是指在某一经营周期内，通过对投入资金的使用所获得的收益。晋帮茶商的经营利润就是指销售茶叶所得收入抵付从购茶、制茶到运茶、销茶各环节中的全部支出后的余额。为便于核算，将茶商支出分为成本、费用两类，其中成本类主要包括：采购成本、制茶人工费、包装材料及包装费、运输费用、仓储保管费等，费用类主要包括在茶叶运销中所交纳的茶税、厘金、关税、落地税及各项捐税等诸多支出。因而其利润可由下述公式计算：
茶商经营利润=销茶收入--(采购成本+制茶人工费+包装支出+运费+货物保管费+茶税=厘金+关税+落地税+各种捐税支出)
现将晋帮茶商支出各项分别加以介绍：
(1)采购成本：即晋帮茶商采购毛茶所需资金。茶商采购毛茶一般采取通过茶行购买或直接向茶农购买两种方式。茶商如通过茶行买茶需向茶行支付佣金，此外，茶商向茶行租借竹、蔑器具的支出也计入此项。由于茶叶产地不同，茶叶品质各有高下，茶叶（毛茶）收购价格相差悬殊。一般而言，粗茶或次茶的收购价为每担三两上下，若上等茶或精品茶则其收购价为每担十余两。在《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中，虽无确切记载，但在《桃源买黑茶规估迭安化价码》一节对安化黑茶却有估价：“假如安化时价本三堆每包实银一两六钱零七厘四”，而一包茶约为二十六斤。因三堆茶为中等茶，由“上二堆、正二堆、次二堆、正三堆、三堆、次三堆”各相差四钱五厘推算，每担（一担为一百斤）上等茶收购价约为11.37两，中等茶约为6.18两，劣等茶约为2.72两。
(2)制茶人工费：即毛茶进号加工为成品茶所支付给茶工的工钱，还包括伙食费、茶师工费、路费、点心费等开支。
(3)包装费：茶叶制成后需打包包装后再行销售，因而所需箱桶罐篓均计入此项，此外，请工匠制箱篓费用及包装用纸张竹木也列入此项。
(4)运输费：从茶叶产地运至销地分水旱两路，故运费主要包括雇船费用和雇车费用两项。此外，茶叶上船、车的搬运费也计入此项。
(5)货物保管费：也称栈力费。即运茶途中停歇向客栈支付保管货物的费用。
(6)茶税：清代茶政实行茶引法，茶商领引办茶，按引纳课。引课在茶价中扣除。清初茶引课额不等，有征一钱之余，也有征一两之余，俱按产地不同而异。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由于财政需要扩大，除仍征茶正税之外，还增加了茶厘、茶捐等项，加重了茶商的负担。其中茶厘为厘金的一种，为清后期开征税种，分为坐厘、行厘两种。晋帮茶商主要交纳行厘，即通过地厘金，从茶产地到张家口，一路经过厘卡约计数十处，且重复征收，使晋帮茶商深为所累。
(7)关税：包括常关税、海关税两部分。常关税即清政府在水陆交通要道、关隘等处，设立关卡，向通过货物课税。关税税率据《户部则例》规定为从价5%计征，但清后期各关自定税率，随意课征，在正税之外又有附加，如盖印费、单费、验货费等等。1840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清廷始有海关之设置。清代海关税包括进口正税、出口正税、洋药税等项。晋商出口茶叶须交纳出口税。如道光年间，出口茶税银由每担课银2两5钱，增为每担课银7两8钱晋帮茶商运茶销往恰克图，须持票运销，从张家口到恰克图，不论粗茶细茶，俱按每票一张，缴纳规费银50两待出口交易，还需按每担4两之余交纳出口茶税。
(8)落地税：清前期将该税并入关税杂课，同关税一同管理，清后期，该税为厘金一种，是在出产地和销售地交纳的一项税费。
现根据《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有关资料计算茶商利润。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成本、费用的全部或单项由于资料的欠缺，核算较为困难，只能根据估算而得。另外由于当时物价波动，使资料数据难免失真，故以祁县茶商从安化办茶运至汉口，以汉口茶价估算这一阶段晋帮茶商的盈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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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茶商和茶叶贸易
茶叶是饮料，茶农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决定流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出售茶叶在当时是一种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流通。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的丘陵和山地，平原和湖泽地带的人们以及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和边疆高原一带的住户，都需要从江淮以南运茶，可以推想，唐以前已是这样。唐代舟车相继，所在山积的茶，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所在的西藏地区不产茶，但在那里却有产于淮南（寿州、舒州）、湖州、岳州、绵州、蕲州等地的名茶，那一定是由商人贩运去的。杜牧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91】在祁门，贾客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因为祁茶质地优良，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92】所以商人们蜂涌而至，争加选购，肩挑、车运、水运，兼而有之，繁忙已极。这些专门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当然是为了营利。天宝中，刘清真等二十余人在寿州买茶，人致一驮，然后北去。【93】这些从淮南贩茶北去的人自然是去北国境内销售。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94】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95】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也以卖茶为生，来往于淮淛间。【96】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97】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一派兴旺。剑南产茶，北商也多来贩易，直至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98】四川地区的茶利，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由此可见，当地产茶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唐代曾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很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
马克思说的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99】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封建专制主义强迫全国各地将优质茶进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不能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对于在各地贸迁有无的茶商，封建政府一方面准敕条例，免户内差役。【100】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征收商税，通过税和榷茶，使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严格地为其封建制度服务。这不仅束缚了茶农的生产，而且使茶商的贸易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唐文宗说，榷茶本率商旅。【101】榷税多了，商人为了保持其高额利润，必然要高价出售茶叶，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当时已有人指出，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贫弱。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榷茶加税，颇失人情。【102】然而，这种不景气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10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措施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人们喝茶的嗜好已经形成便不易去掉，而从事茶叶贸易既是有利可图，社会上便一定有人为此奋斗。大批私茶商贩冒禁深入茶区，贩卖私茶。官府惊呼，兴贩私茶，群党颇众。【104】在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105】对于众多的私茶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私茶贩中有很多是一般商人，统治阶级称之为贩茶奸党，【106】这些商人为了对抗官府的迫害，往往结党成群，武装自卫。史书说，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107】他们买到了茶叶，北归本州货卖。【108】这些茶叶，没有向官府交税，又因集体武装自卫，沿途没有交纳各种横税，所以。茶叶出售价格较低，深受饮茶人们的欢迎。于是，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109】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
另一类私茶盐贩是地主富豪。唐文宗说：江淮富豪大户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110】这些人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又和封建官僚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111】更有甚者，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原因在于将茶赊卖与人。【112】封建官僚机构将茶赊卖的对象无疑是富豪大户。这些富豪兴贩茶盐乃是乘人之危，凶狠地向人民榨取钱财。
唐政府为了制止方兴未艾的大量私茶贩，武宗即位后，制订了园户私卖茶和贩私茶的处理办法。它规定园户私自卖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罚钱一百文，并决脊杖二十。私卖茶在一百斤以一L的处罚更要加重。如果犯法三次以上便由地方官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凡贩私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茶商，是决脊杖十五，其茶及随身物并没纳，还将本人押交当地州县收管，使别营生。【113】武宗的这一禁令影响深远，直到宋代还被模仿实行，《国史食货志》说，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人之。【114】不过，禁令虽严，买卖私茶之风并未停息。唐宣宗即位，实施了更严厉的禁令。凡是私自卖茶三次，数目在三百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刑。如果是结伙、长途贩运，不论茶叶多少，一律处死，那些被茶商雇用的车夫，运载私茶，连犯三次，达五百斤的，也一律处死。那些旅店主人和经纪牙人介绍进行了四次私茶买卖，贸易额达千斤以上的也都要处死。园户私卖茶百斤以上杖背，先后三次私卖茶便加重徭。如果茶农气愤，砍伐了茶树，地方官必须及时进行阻止，否则也要受到惩处。封建国家还派人在各地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进行侦察，号召私商自首，量加半税。【115】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出茶地区基本上是在江南九国境内。各国统治者竞相垄断本国的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116】这是把四川的茶叶输入陕西出卖。马殷在湖南抑买民茶，在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117】他每年向中原王朝贡茶由几万斤以至二十五万斤，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买卖，史称他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118】与之相类似，两浙的钱镠向中原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是大方茶二万斤，【119】有时还差使押茶货往青州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120】淮南杨行密也派部下运茶去后梁汴宋地区进行贸易。【121】吴和南唐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细茶，少则几百斤，多达五十万斤。【122】后来，南唐与赵宋南北对立，也常向宋政府贡纳茶和瓷器。【123】
南北对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茶商贸易自然也还是有的。南唐境内的茶叶常常被运到契丹出卖，【124】河北的富商也往往到淮南买茶叶，【125】湖南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126】据说是岁人万计，由是地大力完。【127】后汉也曾派人往湘潭买茶，【128】不过，这些商贸往来常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掠夺.后晋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积货数百万，在他死后，其子房彦儒以之进献于目家，其中便有茶叶一千五百斤。【129】襄阳是南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的枢纽地，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曾在一年内两次向北方王朝进献茶，每次都有一万斤。【130】安州的李金全也一次进茶三千斤。没有疑问，这些进献的茶叶都是来自茶商的，官吏们的暴力掠夺行为必然损害正常商贸关系的发展。
注释：
【91】《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92】《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93】《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
【94】《全唐诗》卷435白居易《琵琶行》。
【95】《唐阙史》卷下《崔尚书雪冤狱》；《太平广记》卷172《崔碣》。
【96】《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97】《全唐诗》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98】《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参看《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99】《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133页。
【100】《文苑英华》卷423《会昌二年4月23日上尊号赦文》。
【10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02】《唐会要》卷84《杂税》。
【103】《新唐书》卷182《裴休传》信.
【104】《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05】《文苑英华》卷916路岩《义吕军节度使浑公（侃）神道碑》；《全唐文》卷792。
【106】《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107】《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08】《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109】《全唐文》卷743裴休《请革横税私贩奏》。
【110】《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参看《新唐书》卷55《食货志》；《册府元龟》卷507《俸禄》。
【11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2】《文苑英华》卷422《大中二年册尊号赦书》。
【113】《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954年）八月辛酉条引。
【115】《新唐书》卷5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8《征榷》。参看《唐会要》卷84《杂税》；《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16】《鉴戒录》卷4。
【117】《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参看《新五代史》卷39《王锫传》。
【118】《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资治通鉴》卷266。
【119】《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
【120】《册府元龟》卷484《经费》。
【121】《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参看《册府元龟》卷484《残酷》，记燕人在淮南买茶。
【122】《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又卷118《周世宗纪》；《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3】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景祐元年（1034年）条；《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124】陆游《南唐书》卷]8《契丹传》。
【125】《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126】《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27】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
【128】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保大十二年（954年）条；《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9】《新五代史》卷46《房知温传》；《册府元龟》卷485《输财》。
【130】《册府元龟》卷485》济军》。
二国两晋时期茶叶的饮用和生产
二国和两晋时期，茶已经从汉代的仅限于荆楚或长江中游地区扩展到了我国东部地区的江南和浙江沿海一代，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普及开来。
《三国志·吴书》写道：“孙皓每飨宴，无不竞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以当酒”。这个记载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东吴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开始流行。另外《秦子》中也有“顾彦先日，有味如膳，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这些材料一方面是三国时江南饮茶的佐证，另一方面表明西晋统一促进南北交流，促进了中原地区的饮茶。虽然北方饮茶并不一定就是从晋开始的。不过中原最早饮茶的可靠记载还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暂……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枥”。
三国吴与东晋都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集结、移居于此。受其影响，江东一带（今苏南和浙江）成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的发展速度在此阶段中较之我国其他地区要快很多。
在茶的饮用上，相对于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间，东晋时的茶已经成为江东地区的平常待客之物。这期间茶饮的发展必然带动茶树种植的发展，可惜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只可根据有些材料推测湖州包括江苏宜兴一代的茶叶生产在两晋期间有一定的发展，而宜兴的某些山岭茶树种植已经十分繁盛了。虽然如此，这一时期茶叶的生产和技术中心仍然是荆巴和西蜀。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三国两晋时期儒释道三教在传播巾开始融合，受其影响孕育出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茶文化，可以说是我周茶文化的形成阶段。
清代官窑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岑岭。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肯定的惯例，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搪瓷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均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顺治官窑器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团体布局不甚规整。
民窑款较为多样，有篆书堂名款，如玉堂佳器、继善堂、梓桑轩等，有各式花押款、伪托款。祭器多用干支纪年款。
康熙朝历时61年，款识较多。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搪瓷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特立，顿捺显明。后期字体秀气，在详细写法上也有渺小区别，如：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康熙民窑款识更为多种多样，有图记款，如秋叶、角、爵、方胜、杂宝，还有寓意性图案，如一枝笔、银锭、如意组合为必（笔）、定（锭）、如意等。私家款如杏林春宴、北庆堂、良朋堂、若深收藏等。有光画双圈，不写字的双圈款。还有文章山斗之类的闲章款。仿前朝的依靠款，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官窑款重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雷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重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搪瓷彩瓷。
雍正细路民窑器大多数落各种堂名款，如正谊书屋、百一山房、澹宁堂、望吟阁等，一样平常民窑器款则复杂多样，如用灵芝、香炉、团花款、方块款、豆腐干款、四朵花款等。
乾隆朝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样平常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别器物上每每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爱茶经网收集资料。
乾隆民窑款情势也极雄厚，堂名款和花押款多大体与正朝雷同，故鉴准时有肯定的难度。乾隆朝首次出现草记款。
乾隆朝款，字体最多，书写排列情势也最多，且官民窑款字体易混淆。一样平常来讲，官款比民款精、秀、细、润，而民窑款大都较为粗糙、草率，亦有仿宣德、成化款。
嘉庆官窑器一样平常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重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堂名款以行有恒堂、嘉荫堂制、植本堂等为多见。花押款除部分相沿乾隆时期的之外，新出现蝙蝠、桃子等款识。
道光官窑器一样平常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此信息由爱茶经网收集资料。
民窑款器亦多有六字或四字纪年款，一样平常均不太规整，开始出现百结图记款。
咸丰及厥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再次鼓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秀气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情势。这临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寰宇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细腻。
民窑款则多无定制，情势较多，同治时多有同治年制四字篆书戳记印款及抹红款。光绪时多伪托款，一样平常是康熙年制或若深收藏。
清代名茶
在清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中，除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外，还发展产生了乌龙茶。在这些茶类中有不少品质超群的茶叶品目，逐步形成了我国至今还继续保留着的传统名茶。
武夷岩茶
产于福建祟安武夷山，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四大名丛，产品统称奇种，是有名的乌龙茶。
黄山毛峰
产于安徽歙县黄山，属烘青绿茶。
徽州松罗
又名琅源松罗，产于安徽休宁，属细嫩绿茶。
西湖龙井
产于浙江杭州，属扁形炒青绿茶。
普洱茶
产于云南西双版纳，集散地在普洱县。有普洱散茶与团茶、饼茶等，前者居绿茶，后者属后发酵黑茶。
闽红工夫红茶
产于福建省。
祁门红茶
产于安徽祁门一带，属工夫红茶。
婺源绿茶
产于江西婺源，属炒青眉茶。
洞庭碧螺春
产于江苏苏州太湖洞庭山，属炒青细嫩绿茶。
石亭豆绿
产于福建南安石亭，属炒青细嫩绿茶。
敬亭绿雪
产于安徽宣城，属细嫩绿茶。
涌溪火青
产于安徽泾县，属圆螺形细嫩绿茶。
六安瓜片
产于安徽六安，属单片形细嫩绿茶。
太平猴魁
产于安徽太平，属细嫩绿茶。
信阳毛尖
产于河南信阳，属针形细嫩绿茶。
紫阳毛尖
产于陕西紫阳，属针形细嫩绿茶。
舒城兰花
产于安徽舒城，属舒展芽叶型细嫩绿茶。
老竹大方
产于安徽歙县，属扁芽形炒青细嫩绿茶。
泉岗辉白
产于浙江嵊县，属圆形炒青细嫩绿茶。
庐山云雾
产于江西庐山，属细嫩绿茶。
君山银针
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属针形黄芽茶。
安溪铁观音
产于福建安溪一带，属著名乌龙茶。
苍梧六堡茶
产于广酉苍梧六堡乡，属著名黑茶。
屯溪绿茶
产于安徽休宁一带，属优质炒青眉茶。
桂平西山茶
产于广西桂平西山，属细嫩绿茶。
南山白毛茶
产于广西横县南山，属炒青细嫩绿茶。
思施玉露
产于湖北恩施，属细嫩蒸青绿茶。
天尖
产于湖南安化，属细嫩芽茶。
政和白毫银针
产于福建政和，属白芽茶。
凤凰水仙
产于广东潮安，属乌龙茶。
闽北水仙
产于福建建阳和建瓯，属乌龙茶。
鹿苑茶
产于湖北远安，属细嫩黄茶。
青城山茶
沙坪条
以上产于四川灌县，属细嫩绿茶。
名山茶
雾钟茶
以上又名蒙顶茶，产于四川雅安、名山，属细嫩绿茶。
蛾眉白芽茶
产于四川娥眉山，属细嫩绿茶。
务川高树茶
产于贵州铜仁，属细嫩绿茶。
贵定云雾茶
产于贵州贵定，属细嫩绿茶。
湄潭眉尖茶
产于贵州湄潭，属细嫩绿茶。
严州苞茶
产于浙江建德，属细嫩绿茶。
莫干黄芽
产于浙江余杭，属细嫩绿茶。
富田岩顶
产于浙江富阳，属细嫩绿茶。
九曲红梅
产于浙江杭州，属细嫩工夫红茶。
温州黄汤
产于浙江温州平阳，属黄茶。
秦汉以前和三国两晋茶具的发展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三国两晋：长江中游成为茶具事业发展壮大
秦汉时期，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而传播。首先向东部、南部传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佐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的一个县，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三国时，孙吴据有东南半壁江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还可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佐证。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说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南渡西晋之后，北方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崇茶之风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如此，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着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清朝的茶商
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作为“贡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为贸易田茶。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马御史招专商领引纳课后,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交易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区运销各地或输往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清代、民国时期普洱和思茅的茶庄商号
(一)普洱府城茶庄商号
普洱茶最早的生产加工集散中心在昔日的清代普洱府城。普洱建城，始于8世纪中叶唐南诏时，派苏、张、周、段等姓白族官员到此镇守，建奉逸城。明代时，普洱茶生意大旺，据史志载，外地迁人的客籍户，大多与茶叶贸易有关，民居、茶庄及其与茶叶经贸相连的马栈、铁匠、鞋匠、皮匹铺等在城外集中连片，形成新的街市。
清雍正七年(1729)设普洱府后，将其土城外墙建成砖墙，并在普洱设茶局，专办茶引(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厂，选取最好的女儿茶，以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茶局管理贡茶加工、茶叶生产和运销，每年四月为花茶市，交易活动10天。雍正十三年(1735)，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收茶捐，普洱府当年发出茶引(执照)三千引(三千担)，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商业会馆，对茶叶进行加工、精制、包装、运输。清道光、同治年间，宁洱城的普洱茶经贸商务活动达到高潮，城内城外，众商云集，足有300余家堂馆店铺。
据《普洱县志》载，仅茶庄就有六七十家，每年茶销量约570吨。较大的商号协太昌、同心昌、福美祥、元盛号、荣和昌、义盛昌、国金号、广兴隆等20余家，大多经营加工茶叶。其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团饼茶、方砖茶、牛心茶、人头团茶等。民国时期，猛景茶庄压制的心脏形紧茶也很有名，内飞中部印有中文猛景茶庄，中部左右方印有猛弄二字，椭圆形圈内飞下印有英文，上端为英文猛景茶庄，下端为英文猛弄。
民国三年(1914)9月30日，普洱道时期，征集茶品参加了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陈列品中有云南宁洱县糯猛景茶庄紧茶内飞�9�934�9�9猛景茶庄紧茶一封。普洱茶因最先在普洱加工、销售、集散而得名。
(二)思茅的茶庄商号
清雍正七年(1729)设思茅通判，并设思茅总茶店，茶叶归官府管辖收售，雍正十三年设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边疆开拓，商业兴盛，那时，省外江西、湖南、四川I、贵州、广东、广西诸省，以及省内石屏、建水、通海、河西、玉溪等县商人，络绎而来，经营茶叶、棉花、各类杂货等。乾隆、嘉庆年间是思茅茶叶商业最繁盛的时期，商贾云集，各地商旅纷纷在思茅开设茶庄商号，兴建同乡会馆，有两广会馆、江西会馆(萧祠)、四川会馆(川I主庙)、贵州会馆(黑神庙)、两湖会馆(土主庙)、河西会馆(河西庙)、迤西会馆(大理、丽江会馆)、玉溪、新平、峨山会馆(大清寺)、剑川会馆(鲁班庙)、云府会馆、石屏会馆等。《思茅县志》及有关史料载，道光三十年(1850)，思茅厅外来人口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多数为商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思茅设立海关，茶叶加工出口销售繁荣。光绪年问，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裕泰丰、信和仁等几家商号，每户有揉茶灶2盘，每盘灶年加工茶叶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茶有圆茶、方茶、紧团茶、双喜茶等。
民国三年(1914)，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仅思茅城区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商业市场在城外南门正街，教场坝即是海关的报关验货之地。东门外沿城埂至南门的顺城街，都是开设人马客店，连接顺城街的新兴街，又多是与茶叶贸易有关的手工业，木匠、皮匠、铁匠等，经营马帮所需的鞍架、皮革、铜铁制品等。
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民国年间，思茅揉制茶叶出售的茶庄商号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22家，每年由产地茶山运集思茅加工的毛茶在万担以上(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当时有名的揉茶师傅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雷永丰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恒和元是当时思茅较大的茶商之一，业主陈镜若，曾任思茅第二届商会会长，民国九年(1920)，经销七子圆茶300余担、紧团茶1200余担。在产地加工茶叶，在思茅设经销门市的有倚邦恒盛公商号和乾利贞商号，勐海洪盛祥商号、同信公商号等，在易武倚邦制茶的钧义祥茶庄，总发行所在思茅。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茶叶贸易的恒盛公茶号，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号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售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上述这些茶庄商号，由制茶师傅把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4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乾利贞棠聘号内飞配揉制成紧茶、砖茶，专销藏族地区;圆茶专销省内外各地，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思茅钧义祥茶庄专制包装精美的普洱茶，除销内地外，还在石屏、蒙自、昆明、上海、香港有代售处，在缅甸仰光、、阿瓦(曼德勒)、暹罗(泰国)、曼谷、景迈(清迈)、新加坡等地有分售处。
民国年间，思茅公认的知名茶庄首户是雷永丰茶庄，第二代茶庄是大有庆茶庄。雷永丰茶庄的庄主雷逢春，名朗然，据族人雷波君回忆，是为石屏人氏，思茅辟为通商口岸的光绪年间(1985～1897)到思茅，初营小百货，后发展为茶庄，自制沱茶、七子圆茶和少许葫芦茶。雷氏茶庄，由于资金足、实力强，从原料配方、制作到包装，在当时都非常讲究，开茶制作季节，茶庄已按指定茶区收足了原茶，备好柴火后，按拣茶、配茶、蒸茶、揉茶、凉茶等一系列顺序展开。制七子饼圆茶由名师主持制作，成品用浸泡过的竹笋叶包裹，篾条箍扎，再在笋叶上盖上朱砂红大印，7个一捆，放人茶票，即算完工，待马帮来捆货上驮。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千担左右。大有庆茶庄的庄主高岳生，又名高峻，亦石屏人氏，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只身前往思茅雷逢春家门下，当茶庄小伙计，后成雷永丰茶庄庄主的三女婿，后来自立门户，独立主营大吉祥商号，再兴办大有庆茶庄，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生意兴隆，并在昆明开设陈永兴商号，主营茶叶，经营方式和门路超过雷永丰茶庄。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茶业下滑，揉茶量减少，大有庆茶庄因只有老茶而无新茶而逐渐衰落。
民国十五年(1926)，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有的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20世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思茅茶业衰落，商庄商号逐渐歇业。而在20世纪30年代茶庄兴盛后，能维持到40年代后期的是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在众多茶庄中，是歇业最晚(1948年歇业)的一家。
茶叶生意的经营之道
植物学家研究发现，在一次种子大丰收后的2年内，树木的木材生长量都会明显减少。经过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对于植物来说，它从外界摄取的能量无非用于两个方面：维持自身生存和繁衍后代。由于一个个体能够拥有的维持生命、生长和繁殖的各项活动所需要分享的资源是有限的
。因此，繁殖就要承担生长和存活所付出的“成本”，一个个体用于繁殖的能量过多，就会减少用于维持生存和生长的能量，结果就会使个体的生长速度减慢，甚至死亡。
巧的是，经济学家在对企业进行研究后也发现，企业能够拥有的维持生存、发展和当前盈利的各项活动所需要分享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当前盈利就要承担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成本”。一个企业用于当前盈利的资源和精力过多，就会减少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精力，企业健康成长的速度和质量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衰亡。他们在描述这一现象时，用了一个很好的词替代并拓展了单纯的企业的概念，这个词就是“生意”。和生物一样，生意也有自己的生命力，也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茶叶生意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大规律。做生意要赚钱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能赚钱的话，生意就没有了意义，甚至没有了生命力。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生意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有着如人生一般的幼年、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生命阶段。从有想法开始到实际经营茶叶生意，就意味着茶叶生意的生命开始了。经营者投入大量的经历去经营它，就是给它施加充足的养料，这些养料储存在生意上，一方面可以转变成对经营者的回报，另一方面还要用于生意自身的成长。同样做的是茶叶生意，15年前同时起步的两家茶庄，面对良好的“生活环境”（容易挣钱的市场环境），一个是把精力放在了纯粹的挣钱上，一个是在挣钱的同时，又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生意自身的成长上。15年后的今天，再去对比当年的两家茶庄，一个已经成长为朝气蓬勃的青年，另一个却是营养不良的患者，面貌与15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改良。再站在今天的角度，去比较两者的盈利能力，显然“早开的花不香，早结的果不实”。
据说，果树大小年之分，往往某一年产量会非常大，接下来的几年产量就会下降很多，果农为了保证品质和产量的均衡，在大年的时候总会主动打下一部分花来。做茶叶生意，如果遇到了所谓的大年，茶商虽然没有必要有茶不卖，但可怕的是茶商如果只卖茶，不知茶叶也是一种生意，不了解做茶生意不但是要在今天能把茶卖出去，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卖了茶的基础上，能让以后的茶更好卖，卖得量更大，挣得钱更多，让看得见的收入和看不见的成长都能增加。这就是既要关心现在的收入，也要关心未来的收入。
关于当前利益和长久利益的论述，《论语》里也有记述。“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被派到莒父去做官，临走前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单纯追求速度，反而达不到目的；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
对于生命来说，不仅是一个活动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生命的意识；对于生意来说，也不仅是要有更大的能力去获取利润，还应当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为社会进步提供服务的同时生生不息。茶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社会功能是要远远超出过它作为饮料本身的价值的。因此，不管新产品怎么层出不穷，这种最根本的文化价值基因是万万不能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