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黑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界泰斗张天福百岁再结良缘 400茶人见证”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界泰斗张天福百岁再结良缘 400茶人见证”相关知识！
海峡茶业交流协会会长张家坤致词
张天福先生与张晓红女士向来宾致谢
茶企代表向茶界泰斗张天福的“世纪婚礼”献礼
2月23日上午，“2010年福建省茶界新春联谊会暨张天福先生与张小红女士结婚庆典”在福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400名茶人茶友一起见证了年逾百岁的张天福先生与张小红女士的“旷世奇缘”。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李永安，海峡茶业交流协会会长张家坤，中科院院士谢华安等有关领导与专家莅临祝贺，向张天福老先生与张晓红女士致以深深的祝福。
2010年是世博年，福建茶界乃至全国茶人喜事连连，茶界泰斗、百岁茶人张天福老先生以茶为媒，与南京的张小红女士相恋成佳偶。张天福先生是“茶界泰斗”，一生事茶，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所列当代十大茶叶专家中唯一的健在者，为振兴我国的茶叶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中国近代茶叶事业的先驱。新娘张晓红女士，是国家杂技一级演员。两位老人相识、相知，在几位茶人茶友的撮合之下，终于携手相伴，这是以茶为媒的奇缘，也是茶界的世纪福音。另一方面，福建茶业在茶园面积、茶叶总产（总产量26万吨）、单产、平均单价、品种数量、良种数量、良种普及率等十四项指标居全国第一。（刘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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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堡"茶马互市"见证张库商道兴衰
张库商道是张家口通往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贸易之路，全长1400多公里，作为贸易往来之路在汉唐时就已开通，宋辽时期契丹人和吴越人进行茶叶贸易频繁，至明朝时，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民国后渐渐衰落，前后延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这条北方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如今，张库商道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HB12YS045）。
张家口堡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在这片众多有据可考的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山西八大皇商之一范永斗后裔经营的茶楼——康熙茶楼，以及山西商人常万达的商号旧址。康熙茶楼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张家口誉满海内外的四大茶庄之一。范永斗的世祖、太仆寺郞范毓髌为二品官，直供军需，包括马匹、粮草和茶叶等，属清代朝廷随军商家。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势力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井的名门望族。其时，范氏家族在福建武夷山拥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五座，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财权均非同一般。
从乾隆年间始，山西商人常万达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又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再设独慎玉商号，包括原来的大德玉，形成了常氏“玉”字五连号共同进军恰克图的格局。在众多贸易项目中，茶叶是支柱项目，常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奠定了山西常家的家业与声名。
契丹族是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漠、往来长城南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日常饮食以牛羊肉、奶等食物为主，因为饮茶在溶解脂肪的同时，也补充了游牧民族所缺少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所以自从茶传入游牧民族区域后迅速被他们接受，视茶如同粮食和盐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对茶的依赖更甚于产茶地的汉族人。南方同契丹族的贸易关系中，茶叶是最主要的交易之物。辽的疆域面积辽阔，几乎包括了黄河以北的全部，还有今天俄罗斯的少数地区。据研究东方茶叶贸易的美国学者艾梅霞考证，最早将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的就是契丹人。
据考古史料证实，契丹族在欧亚与中东早期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契丹族与欧亚、中东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与贸易联系。契丹人把茶叶传播到欧亚和中东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它为此后沿袭千年的北方茶叶之路播下了种子。据史料记载，公元978年吴越归入宋朝后，契丹族的茶叶主要来自宋朝并开设了多处交易场所，这一时期，契丹人大多数是通过榷茶这种专卖制度经买卖得到茶叶。
到了宋辽时期，本来是双方贸易通道的“燕云十六州”，战马声嘶鸣了几十年，严重阻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但在当时，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惜如黄金。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双方才签订了“澶渊之盟”，就“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达成了共识，辽人以牲畜、谷物、织品换取宋朝的茶叶。“澶渊之盟”让两族交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汉人向契丹人进贡，茶为贡项之一。茶贸、茶贡使茶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后不久，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宋又废榷茶改行通商法。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茶法既通”，至此，茶叶终于可以在各地随便买卖了。应该说“澶渊之盟”既使宋辽两国得到了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机遇，从此也使中原和北方的茶叶贸易真正地兴盛起来。
宋辽之后，南北茶叶贸易在经历了金、元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以后，又一次出现了危机，南北通畅的茶叶贸易通道因蒙汉相争再次燃起烽火。明朝建立之初，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控制和制约蒙古等民族，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宋两朝实行茶叶垄断体制的基础上，提出用茶叶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以茶驭蕃”、“以茶治边”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明朝采用以茶“赏蕃”和垄断贸易式的“茶马互市”，以期达到固边富国的目的。明朝郎瑛就曾说：“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蕃不敢扰我边境矣”。
明朝在“茶马互市”中推行“贱马贵茶”的不平等交换，以垄断马的价格来获取大额利润。在宋代，一匹良马可换名山茶350斤：《明太祖实录》载，到明洪武时期“上马给茶80斤，中马60斤，下马40斤”。不仅如此，明朝还时常借战事或其他理由来关闭茶市想控制北方各族，却因此加重了双方矛盾。明嘉靖以来，蒙古俺答汗父子多次向明朝申请增开茶市，广开双边贸易，但均遭明朝拒绝。据《张家口明代纪事》统计，从嘉靖元年到隆庆五年的43年间，蒙古俺答等部犯扰大同、宣府、怀安、蔚州和赤诚就达70余次之多。
这一时期，宣府、张家口一带人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政权统治，开启互市、稳定边关已是迫在眉睫。而最终改变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问题引发矛盾，愤然带十几名亲信投降明朝。在政治、经济、社会、亲情重重压力下，俺答致书明朝请求封贡言和，同时请开互市，不久又派遣使者请求封号。第二年，明朝下诏书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特派专使答谢，发誓从此永不犯边。同年，明朝终于同意在张家口开设互市，互通有无。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设立，标志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张库商道诞生，它在中外贸易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张家口堡这个最初为长城屯兵而建的军堡（公元1429年），从十六世纪开始，渐渐发展成为欧亚贸易的货运中枢及中原进入草原的起点。张家口这个名字蒙语叫（Kalgan），再早还被叫作（ChuulaltHaalga），意思是“聚集的门”。自此，张家口这座“聚集的门”，依托欧亚贸易中枢的地位而带来繁荣，迅速从普通的边关小堡变成了中国北方一座新兴的贸易之城。
张家口堡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了来自山西、京津等地的汉族、满族、蒙族客商，以及来自欧亚、中东各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客商，这些因素成就了张家口堡中外通商贸易的历史地位，也造就了张家口堡四方杂处、民风多样的特点，这种看似没有特点而又各具风格的元素重合在一起，经过岁月的沉积，反而形成了张家口堡特有的文化现象，这恰恰是张家口堡地理和历史独特的展现。
站在国际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张库商道的兴衰史是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经济互相促进、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张库商道的历史，就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与对外贸易史，而研究张家口堡的历史，则可以深入发掘与探讨千年商道的众多价值，无疑，这是史学界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艺术学院）
宁夏贺兰山，见证丝茶息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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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秋，我背起行囊西行，沿黄河到宁夏走一走。在贺兰山下，寻觅丝茶息干戈的那段历史。汽车与贺兰山脉相伴而行两个多小时，贺兰山的苍郁雄浑，让我想起了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抒发报国志、痛斥卖国贼的豪言壮语，曾经感染过我。眼前的贺兰山更让我触景生情，仿佛那些峥嵘的山石，都浸染着岳飞词句洋溢出的血气方刚。
由此，我想到了11世纪至13世纪这两个百年之间，西夏人与辽国发生在贺兰山的战事。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作为首领，建立西夏国。他们对外称“大夏国”，对内叫“大白高国”。“大白高国”的意思，就是祖先居住在白河上游地区的民族建立的国家。西夏王国(1032-1227)，它是一个传承着党项民族血液的政权，历经了十二代皇帝。这个以贺兰山和黄河为屏障的新政权，与宋王朝既抗衡又并行了近两百年。
以丝茶易马的历史由来已久
宋朝缺乏战马。为了得到战马，宋朝与西夏国之间经贸往来频繁。西蕃与宋共抗西夏，因为茶马贸易中断，西夏人民一度迫使首领与宋议和。宋夏间的贸易主要有三种形式：贡使贸易、榷场贸易、民间商贩贸易。贡使贸易是通过西夏使臣向宋进贡物品，而宋则优厚赏赐回报。榷场贸易是通过设于边地的官办贸易场所，双方进行贸易。民间商贩贸易则是未经官方允许的民间私下交易。
西夏人十分尚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在西夏的榷场贸易中，“唯茶最为所欲之物”，宋朝商人经常将茶运到西北与西夏贸易，政府也以茶叶换取西夏的马匹。
西夏法典《贞观玉镜将》和《天盛律令》中就有明确规定，以丝绸、银两、茶叶奖励战功显赫的将士，也奖励履职出色的文臣。此外，西夏国的商贾，也悄悄垄断了从大宋国输入的丝绸和茶叶，再向西贩运。西夏因转手丝绸贸易，获利很多，成为充实国力的重要手段，也助推了丝绸之路向西域之外的拓展。
以丝茶易马的历史，由来已久。据《宋史》卷一八四《食货·下篇》记载：“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为市。”西夏民族以骁勇著称，游牧生活让他们迷上了茶叶。更何况茶叶是饮乳吃肉的游牧民族的必需品。西夏每年从北宋获得大量茶叶，茶成了一种通用货币，可以与羊直接交易。《续资治通鉴》就记载了这一事实：“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唐朝曾规定：可以江南丝绢易(买)西北之马。北宋以银、绢、盐、茶等物博西北的马匹。可见丝、绢、盐、茶都是西夏少数民族人民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
宋初，朝廷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的，党项族发现了这些铜，正好是铸造刀枪的金属。于是把所得的大量铜币熔化，打造成锐不可挡的兵器。宋朝皇帝得知党项族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慌了手脚，这不等于送兵器给西夏么?为保江山稳定，983年，大宋朝的另一种物华天宝，把党项人迷住了!——长于江南各地的柔软茶叶!党项族于是坚守承诺：不用铜钱铸兵器，但与宋朝的茶叶交易不能停。茶叶仍在为宋朝换来许多骠悍的战马，大宋朝廷以江南一叶弱化了西夏的军事威胁。
宋朝给西夏赐银赐绢，也赐茶。据悉，宋朝赐赠西夏茶叶，一次赐赠多达数千斤。到了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可谓丝绸断矣，香茶远去，民族间的割裂又得从头修和。元昊后来反思己过，作了退步，向宋称臣，不再军事打击。宋朝又感谢这位西部兄弟的靖绥之德，再次决定送给西夏岁币——茶叶。所赠茶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甚至数十万斤之多。看来，江南的茶，还真能消释和冷却马背民族英雄们心胸里涌动的好战热血啊!
由此，我强烈地想起了丝与茶的魅力。它不仅具有贵重的商品价值，而且是磁性很强的德之礼。贡使的如簧巧舌和斑皜的奇珍异宝，让刀光剑影消遁了，让马蹄溅血的悲壮场面不在了!这就是丝与茶及诸多寄托着中华汉民族礼义的异珍物产，足以起到的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
西夏王陵是其辉煌的最后一个句号
打破西夏国平静的，是成吉思汗。1205年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攻破了西夏在贺兰山西边的军事防线。成吉思汗先后5次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其中有4次将目标指向贺兰山，直接攻打驻防贺兰山的西夏军队，贺兰山成了蒙元、西夏两个政权多次交锋的见证。1226年春，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出兵助战和不纳贡为由，分兵两路，东西并进，再次攻击西夏。西夏王陵也未能幸免，所有的华丽堂皇都随着入侵者燃起的大火化为乌有。1227年8月，蒙古骑兵彻底攻占了中兴府，西夏国就此灭亡。
西夏陵，为西夏国的辉煌最后画了一个句号!当向导领着我们赶到西夏陵时，时已傍晚，秋阳斜射在西夏陵上。黄昏下，西夏陵的景物都沉寂在静默中，被风雨蚀过的高大的黄土堆以及布满孔洞的断壁残垣，告诉人们它们就是王陵!西夏王陵仍保留着党项民族的粗犷和李元昊一代枭雄的王者气象。渐弱的秋阳洒在王陵上，在荒草萋萋的土地上，投射着长长短短的斑驳阴影，那曾经的王朝基业和辉煌，一切都在金戈铁马搅起的血雨腥风中消逝。
贺兰山之行，我寻访到了丝茶之路上厚重的历史基石。我寻觅到了沉睡在这条丝茶之路上的许多悲壮历史，它一直朝西亚周边国家延伸，漫无尽头处，有绸的梦，有茶的香。在黄河滔滔的浪声里，我听到了来自江南茶船连舸的唱和。是的，丝绸和茶叶都是江南珍贵的物产啊，为了中华江山大一统，这些丝绸和茶叶，曾随朝廷皇帝圣谕，为边疆安宁，不远数千里，辗转于高原大漠，用它们柔软和清甜，一次次阻止了中华大地上战争烽烟的蔓延，铺就了一条条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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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见证普洱茶兴衰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思茅至普洱之间，在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公尺，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那柯里茶马古道入口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公尺，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住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条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公尺，断续长约6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於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於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於春秋二季来回於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著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於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
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
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
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21年闰5月28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解放前，黑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於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茶叶特工罗伯特·福钧
中国茶叶生产机密怎样被盗取到英国？
茶叶、手杖和礼帽，现在已经成为英国名流风度的代表符号。尤其是茶，在汗青上，和英国名流发生了一种特别的接洽：160多年前，一位叫罗伯特.福钧的英国名流、植物学家，从中国盗取了茶叶的机密。
18世纪末，控制着其时天下上经济商业总量三分之一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入口把持权。而本身生产茶叶，就成了这个商业巨头的重要目的。于是，密查到中国茶叶生产机密的这一纠结的想法，使得东印度公司将眼光锁定在了罗伯特.福钧身上。此人，曾作为伦敦园艺会负责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和东方风俗，还能纯熟利用筷子，这一特点日后帮了他大忙。他曾经从中国带回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此中，包罗小巧的东方意见意义十足的盆景植物。他还让英国人知道了绿茶和红茶是同一莳植物。受东印度公司的调派，福钧于1848年到达香港。英国驻印度总督给他的下令是：“您必须规矩地学到中国茶的全部。”
1848年9月，罗伯特.福钧来到上海，并用战略混入本地大众当中。乃至，剃髯毛加长辫子，并收买了两位黄山本地人。此时的他，险些是第一位渗入中国本地的外国人，他依赖着被收买的中国人的资助，并依附着一张葡萄牙人绘制的错误百出的舆图和一位植物学家的全部知识，以及一位冒险家的调皮，乐成地在茶区隐蔽了下来。跋涉于绿茶产区的过程中，面临丰富多彩的各莳植物，尤其是面临着漫山遍野的绿色茶树，福钧高兴不已。他记载下来一起的所见所闻。在宁波地域，他相识了多雾的天气和富含银元素的地皮特殊得当莳植优质茶和药用茶。在武夷山地域，他留宿在古刹中，通过拉拢僧人，探询到了一些茶道的机密，特殊是茶叶对水质的要求。更锋利的是，他乔装成知识界名士，相识了绿茶变红茶的机密：对茶叶举行发酵处置惩罚。这一发现，破解了绿茶在远程运输的船舱中天然发酵这一令西方人想破脑壳也办理不了的题目。3年来，福钧历经无数困难，依赖脱手大方，得体体现，广博知识，他险些学习到了中国茶道的全部知识。该是打道回府的时间了。他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向您陈诉，我已弄得大量的茶苗和茶种……我还雇用到了8名中国人带返国。”1851年之后的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开始弥漫着阵阵只有在中国才气闻到的茶香。
福钧的劳绩是巨大的：东印度公司付给的近万英镑报答和滚滚而来的手记版税，爵士头衔以及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墙上永世的墓志铭———“巨大的植物学家福钧1880逝世于此。”大英帝国的劳绩是巨大的：由完全入口中国茶叶到完全自给（都是在它的殖民地莳植），再到险些霸占天下红茶市场，并靠茶叶商业等赚取的财帛反补工业大呆板生产；中国的丧失是巨大的：中国由茶叶唯一出口国到只占环球的茶叶商业量的非常之一，被迫打了并输掉了鸦片战役，近2万万人吸食鸦片，一个GDP总量在其时占环球三分之一的大国，敏捷消灭为蕞尔小国……
中国人不知道本身在一个半世纪前曾落入什么样的骗局。我要感谢英国茶道专家、法学专家威利.佩雷尔斯太因，他本日的研究，还原了福钧当年的冒险运动乃是一种经济特工运动。还要感谢福钧的《茶叶和鲜花之路》这本书，总体来说，他是老实的，固然，除了他故意隐去与他的特工任务有关的细节。各位不信？那就请翻翻福钧的这本书，也就两杯茶的工夫。
喫茶去 · 先吃再喝
喫同吃
意思和读音皆同
革命，500年前喝茶的方式经历了一场革命，皇帝一拍脑袋，革了点茶碗的命，转世给了紫砂壶
革命前，俚语讲吃茶去其实真的是吃茶叶，吃更多的是偏固态的东西，并非是什么文言或者书面用语，将炒干的茶叶碾碎了，用水冲着吃，这个环节让我常常想起我儿时的美食油炒面儿，滚开的水，直接冲到碗里，边冲边用筷子搅动，防止结块，像极了日本的抹茶
革命后，理论上就是喝茶去了，喝更多的是液态的东西，将茶叶放在容器里，冲水泡着喝，这一泡之后，可是了不得，水就不再是水，而是汤了，泡茶喝的是茶汤，汤渣自然就是汤底了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茶叶和水的关系，让我想到了这首古诗，汤，它不是茶，亦非水，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水与茶分分明明地相遇，但水已然不再是水，茶也不再是树叶
拈花不经佛手何来传法
瀹茶不经心念何以入道
汤，它含着茶的精华元气，蕴着泡茶人的心性德行，是人与水与茶相互交流，神情交融的一次美妙的过程，这也许就是文化吧
茶人之道
历史上有记载的茶事典故实在是太多了，三国志中的"以茶代酒"；晋人陆纳为教训其侄不节俭而打他四十大板；王安石泡茶验水，识破苏东坡取水地点上的破绽；明太祖朱元璋将私贩茶叶的女婿斩首示众；清高宗乾隆皇帝以银斗量水评等级，并创造了以水洗水之法。这些历史故事，有的耐人寻味，有的读来新奇。凡此种种，不失为增长知识，引以为戒的读物。
孙皓赐茶代酒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是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甚为器重，常常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他便"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陆纳杖侄晋人陆纳，曾任吴兴太守，累迁尚书令，有"恪勤贞固，始终勿渝"，的口碑，是一个以俭德著称的人。有一次，卫将军谢安要去拜访陆纳，陆纳的侄子陆俶对叔父招待之品仅仅为茶果而不满。陆纳便自作主张，暗暗备下丰盛的菜肴。待谢安来了，陆俶便献上了这桌丰筵。客人走后，陆纳愤责陆俶"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并打了侄子四十大板，狠狠教训了一顿。事见陆羽《茶经》转引晋《中兴书》。
单道开饮茶苏陆羽《茶经七之事》引《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单道开，姓孟，晋代人。好隐栖，修行辟谷，七年后，他逐渐达到冬能自暖，夏能自凉，昼夜不卧，一日可行七百余里。后来移居河南临漳县昭德寺，设禅室坐禅，以饮茶驱睡。后入广东罗浮山百余岁而卒。
所谓"茶苏"，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剂的饮料。
王濛与"水厄"王濛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不仅自己一日数次地喝茶，而且，有客人来，便一定要客同饮。当时，士大夫中还多不习惯于饮茶。因此，去王濛家时，大家总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
王肃与"酪奴"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肃，即王肃，字恭懿，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曾在南朝齐任秘书丞。因父亲王奂被齐国所杀，便从建康(今江苏南京)投奔魏国(今山西大同，是其国都)。魏孝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
王肃在南朝时，喜欢饮茶，到了北魏后，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嗜好，但同时也很会吃羊肉奶酪之类的北方食品。
当人问"茗饮何如酪浆?"时，他则认为茶是不能给酪浆做奴隶的。意思是茶的品位并不在奶酪之下。但是，后来人们却把茶茗称作"酪奴"，将王肃的本意完全弄反了。
李德裕与惠山泉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他善于鉴水别泉。
尉迟偓的《中朝故事》中记述:
李德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说口(注今江苏镇江)。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急水，取置一壶来"。其人忘之，舟上石头城，方忆及，汲一瓶归京献之。李饮后，叹讶非常，曰:"江南水味，有异于顷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
唐庚《斗茶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这种送水的驿站称为"水递"。时隔不久，有一位老僧拜见李德裕，说相公要饮惠泉水，不必到无锡去专递，只要取京城的昊天观后的水就行。李德裕大笑其荒唐，便暗地让人取一罐惠泉水和昊天观水一罐，做好记号，并与其他各种泉水一起送到老僧处请他品鉴，找出惠泉水来，老僧一一品赏之后，从中取出两罐。李德裕揭开记号一看，正是惠泉水和昊天观水，李德裕大为惊奇，不得不信。于是，再也不用"水递"来运输惠泉水了。
苦口师苦口师是茶的别名。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字文通)，自幼聪慧，十岁能作诗文，颇有家风。皮光业容仪俊秀，善谈论，气质倜傥，如神仙中人。吴越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拜丞相。
有一天，皮光业的中表兄弟请他品赏新柑，并设宴款待。那天，朝廷显贵云集，筵席殊丰。皮光业一进门，对新鲜甘美的橙子视而不见，急呼要茶喝。于是，侍者只好捧上一大瓯茶汤，皮光业手持茶碗，即兴吟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此后,茶就有了"苦口师"的雅号。
谦师得茶三昧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
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的史学家刘攽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贡茶得官北宋徽宗时期,宫廷里的斗茶活动非常盛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为了满足帝皇大臣们的欲望，贡茶的征收名目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新奇"。
据《苕溪渔隐丛话》等记载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即因此而受到宠幸，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后来，郑可简又命他的侄子千里到各地山谷去搜集名茶奇品，千里后来发现了一种叫做"朱草"的名茶，郑可简便将"朱草"拿来，让自己的儿子待问去进贡。于是，他的儿子待问也果然因贡茶有功而得了官职。当时有人讥讽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郑可简等儿子荣归故里时，便大办宴席，热闹非凡，在宴会期间，郑可简得意地说"一门侥幸"。此时他的侄子千里，因为"朱草"被夺正愤愤不平，立即对上一句"千里埋怨"。
见证普洱茶一个历史时刻
历史的普洱，是源远流长，在昔日有其风光的一页，由文献古籍，可见一斑；本文受限于时间及文长，就以现今普洱发展始末，做切入点，以一位过来人初浅的经历，论述走在茶马古道上一步一脚印的心路旅程。
全世界普洱茶发烧、发热，约是六、七年前开始，但对一群茶疯子而言，早在公元一九八0年已开始展开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间断的追逐骨董普洱茶风。近廿多年光阴如梭，但也扎扎实实地见证普洱茶由黑翻红的传奇。
时间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台湾茶艺界就已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亦是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时刻。当时的台湾、香港及东南亚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现传统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门等主要在茶楼饮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数几家有较专业的各式普洱，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一般市场上受香港影响很大，入仓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称谓不胫而走。
追寻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约过了二、三年的蛰伏，接着是黎明前暗涛汹涌期。
先是远年的下关沱茶，接着红印、绿印甲、乙级（香港人称蓝印）、香菇头（鼎兴末代紧茶）、福元昌、同兴、同庆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让这群疯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风正在吹拂着。
此时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饼，不断地涌现，台湾茶人大部分只接触到红印、绿印、黄印及沱茶，最早应是宋聘、双狮等，其余则是一知半解。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
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
但由与会各专家学者及业界提出的论文、会中讨论的内容，加上会场四周及茶叶街逛览，发现所呈现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数商店可买到渥堆的普洱茶砖，请了李松青、张顺高、王郁凤等喝咖啡，但我们谈的是陈年普洱茶，愈陈愈香的东西，他们却完全停留在绿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鸡同鸭讲感慨，不过，邓时海带来的一颗末代紧茶，给曾经在云南做过茶，移居美国的楼杨丹桂女士相当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论文，而王郁凤的论文，亦提及清宫普洱等论证让台湾来的寻根茶人感受到异中有同的观念。
包括王郁凤的《普洱茶与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学年轻讲师温一波提出他走访的茶马古道记实，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历史中，均发挥相当大的魅力，但当时并不被大会所重视，有些论文如茶马古道即使后来出论文集仍未收录，但这也是促成我却追寻茶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讨会空档，立即驱车赶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鸟道]，走在崎岖的石板上，正值夕阳西下，一轮夕阳高挂，遥想当时普洱茶还未兴盛状况，真的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感触。
第一年的这一趟，也到了历史名城普洱府及普洱茶厂走一遭，当时普洱茶厂厂长认为他们最好的茶是普洱绿海白毫，不卖，可是也大方送每人一百公克做纪念。
当时为了争普洱茶的原乡，继思茅之后，西双版纳也在首府景洪配合每年的泼水节盛会接续举办[茶王节]活动，并展示了一些古老普洱茶照片，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都成为台湾茶人曰后寻根的主要线索之一，从点、线进而面，逐渐的串连起来，这亦是后记。
首度参与普洱茶盛会，台湾共有十五人与会，声势相当浩大，事后证明亦是推广普洱茶最有力的生力军。当时在街上买到了《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这本书，经过影印后传阅，成为来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四年进军古六大茶山之一易武重要的线索。
这本选辑可贵之处，在于集结了许多散佚的古六大茶山资料，包括易武的断案碑、老茶庄照片、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忆（是由已故倚邦最后一位土司曹仲益记录的），另外，还有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蒋铨的古六大茶山访问记，上面名列了我们手上有的老茶饼，包括同兴、同庆、同昌等，上面的资料注明是在易武街。
来年再度上路，由当时的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领军，先出席在昆明举办的国际茶文化节活动，与勐海茶厂老茶厂等亦是漏夜长谈，一阵的追问，另一重点锁定在易武，当时当地导游根本没听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可游之处，还不解的骂我们神经病，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易武实在地处偏僻，无旅馆等，第一夜选择了最近的孟仑，睡一间小旅舍，我、何健、吴芳洲摸黑进入颇具规模的植物园，发现一间宿舍亮灯，竟然不分青红皂白闯进去，没想到是找到宝了。
当时的主人是一位研究员，工作之余靠搜集蝴蝶标本增加收入，在聊天中，他告诉了我们其家人是易武人，早期制饼完全是手工，有木模和石模，日后何健找到老的揉茶石，和这次的夜访偶遇有很大关联。
就在那一天，踏入易武老街的那一刹那，我被震撼住了。
或许，这一天应该是改变历史的一天，一行共计十九人，共同见证了历史的时刻。有人为文指出，这十九人当中，包括黄教添、陈炳叙及谢木池等，这是错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几个研究者外，大部分是茶艺圈的业者。
当时易武乡公所的小郑（郑军民，十多年后今天，已高升为易武乡副乡长。当时及之后几年，他对我们帮助相当大，带着我们出入落水洞等地，为人热诚，又毫无怨言，对他心中只有感激）看到一群蕃仔来到，他抱怨说，这些居民饭都吃不饱，您们是来干什么的。
就在公元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时任易武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吴正金，副乡长李家能等人被这群不速之客也惊扰到，不到百人的村民更是以相当惊讶的眼光，看着这群[猴子]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如今，这群猴子，却是孙悟空的金棒七十二变，将易武变成繁华小镇，这恐怕是当初这些居民想都没法想的，造化弄人，却也从此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普洱新市集）。
由副乡长李家能找来已退休曾任易武区区长张毅，解说易武的现况及所遗留昔日老茶庄辉煌年代景观，由于他老人家当时正在写乡志，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数据，由其一路导览，使得我们这一群虽第一次踏入被形容是蛮荒之地的小镇，却着实有入宝山而归感觉。
在老乡长解说着一世纪前名扬中外的茶庄时，又是钱利贞宋聘号、又是同兴号，又是车顺号，当时已有[众里寻他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感觉。清朝的[瑞贡天朝]匾额，就是在这一趟挖掘出来，后来在混沌年代，还有人趁机做出[朝天贡瑞]茶饼，令人啼笑皆非。
据张毅后来自己写的记录如此形容着他们边看、边问、边记，还拍照，谢谢之声不离口，连用餐时间前几分钟，都不放过，问这问那，曾至贤、陈怀远还把我向他们作的介绍材料，逐一的翻，四筒胶卷，全部拍完（当时尚未流行数字相机），带回台湾又用计算机打印出来，这成为他们这次考察最大收获。
不错，就是这份数据，光是用计算机打字，就花了我二个多星期时间，后来所有普洱茶书的资料，都是来自我搜集及不眠不休漏夜打的这份资料，可惜，均未向他们收取费用，否则应可收回一些成本，毕竟这是相当大心血，而大部分引用的人却连一声感谢都没有，让人有遗憾的感慨！
这次破冰之旅，揭开了易武三大老茶庄宋聘、同兴及同庆神秘面纱，同时也将同昌黄记的老武将房等给曝光了，更点出许多当时作饼茶的老故事，而一条茶马古道历史的传述及追寻，也逐渐被揭露及受到各界重视。
后来拍摄茶马古道影集及茶马古道进京北京，都是在这种历史冲击下成形。我为断案碑拓文，也成为重要史料，因为后来它不幸断裂成两半，十足的断案碑。
当时的易武，实在是荒凉，两条街，一条是老街，一条是让主要干道，一间小吃店，几家杂货店，几乎无外人沓至，有着茶人胸怀的吕礼臻、何健等感慨万千，他站在街头遥望着黄沙滚滚的昔日老街、茶马古道，心中许了一个愿望，那就是重新恢复传统七子饼茶的制作方式，让易武有第二春。
现在到易武逛览，犹如普洱茶风起云涌般，已是相当繁荣，但您觉得很难想象，当初易武的模样，当时落脚这个小镇，晚上是没电灯的，还要点烛火挑灯夜战，洗澡更是只是利用三更半夜，穿着短裤，躲在古井边，迅速以类似军火战斗澡方式解决，生活及交通等不方便，比起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当时小镇给我们这批南方客是热情，是坦诚相见，所看到所拍摄的都是朴实的古老村庄模样；如今，发达后，那种人情味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当初海峡两岸茶人等共同为重塑易武第二春的那种傻劲，也完全被抹煞的，有的是争谁是领导流行的？争谁是开强辟土的功臣？甚至谁做了第一块传统的元宝茶，都被扭曲掉，功利？名禄？自古以来，恐怕都是如此罢！
吕礼臻却是剑及履及，九五年带着何健、香港叶荣枝再赴易武，找张毅等商议重新恢复做元宝茶可行性，同时把张毅写的《易武乡茶叶发展概况》印制成书籍，为普洱茶历史先做扎根的动作，包括重要的历史文物断案碑（有关茶税及贡茶文献），一直躺在破旧关帝庙地上，让吕礼臻很难过，拿出一笔钱，希望能将其竖立起来做历史见证。
为恢复传统普洱茶制作，吕礼臻二年内来回奔波易武高达十一趟，对恢复传统手工饼茶更是寄予厚望，易武乡党委、乡政府也全力配合，由副乡长李家能主管，逐户寻找传统的老加工工具，并打听曾制作饼茶的加工师傅。
先后两次分别由张先民、廖文启等人派司机，从猛远农场接来曾在同庆号老茶庄包茶学徒张世勋、作茶师传张官寿、高定光等及易武会做七子饼的老茶人余世高、许丕文等，在原易武乡公所的伙房，也就是厨房，开始进行传统普洱茶的试作及传授技艺，李家能、廖文启、张毅、许寿培等人都加入加工、包装工艺学习及制作行列，由乡政府文书郑军民负责收购毛茶，先后于该年8月和次年3月，每次历时一星期，试制了二批易武普洱茶，由吕礼臻等人带往台湾、香港等地宣传销售，这也是近年来易武重新制作传统七子饼茶的先河。
试作有一定的成果后，吕礼臻正式下订单，也是近代第一块传统手工茶饼[真淳雅号]的正式问世，在公元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间，张毅等受托为吕礼臻制作了六吨饼茶。
以往的易武，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得到，更何况知道它在那里？还亲自到这个偏远的山区，但经过台湾茶人的广为宣传，日本人、韩国人、马来西亚人等陆续的前来考察，甚至远在欧洲及美国的法国专家、美国学者等，都兴致勃勃的来取经，原先一家茶庄也没有，如今是各种老号、新茶坊不断林立，比起易武早期最风光时期还多，一花引来万花开，固然已达到了当初回复第二春的效益，但在发达之余，小镇也应饮水思源，同时对茶的质量做严格的管控，应禁止仿冒、假冒品流通，否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好不容易打出来的品牌，可能再一夕之间万劫不复，这是目前值得易武思考的课题。
一边是恢复传统普洱的制作，一边则继续茶马古道的寻根，接续抵达的古茶山是倚邦、蛮砖等，当时可说是辛苦异常，道路尚未开通，车子无法到达，两人背着厚重的相机，一步一脚印的攀爬上倚邦老街，那种茅草屋、石板道，猪比人多，老人比年轻人多景象，迄今仍历历如目，犹如昔日的桃花源；而基诺更是荒凉，当时的景象连老街都找不到。
穿梭走在景迈古茶林及澜沧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村寨，是这一辈子难得的经验，住在有焢的傣寨中，吃傣族同胞为我们准备的一鸡多吃早餐，看到一大片高耸的古茶林，这些都是现今玩普洱茶的人无法亲自感受到的，因为有些古老茶树，为了利于采栽已被砍伐矮化，在利益与自然之间，形成强烈的拉锯战，这是我们而不乐见的。
一个茶山接着一个茶山，一个村落走过一个村寨，十年的光阴如梭，好不容易才建构了我的《方圆之缘～深探紧压茶世界》的架构，是走累了，但流过的汗水，却是有代价的，它的价值观，恐怕只有我最能深深体会。
一个历史的偶然，成就了普洱茶，但也来之不易，诚心的期待它再回复当初秉持的永续经营，那时历史才会再记录一笔，茶马古道也会再马铃声声慢，一直吹响永远的茶山号角。
茶马古道——民族团结进步的见证
在滇西接近川、藏大三角地带的高山峡谷和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之道茶马古道。据导游介绍，茶马古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是指在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茶马古道最初得名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后来随着交易品种的增多，各种货物的运送主要由马帮承担，运输的物资又以茶叶为大宗，因此这种交通渠道就被称之为茶马古道。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繁荣。近年来，专家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热情很高，围绕古道发源的争议也不少，但对茶马古道的主线则有比较一致的说法。中国西南的茶马古道主要分滇藏道、川藏道和青藏道（甘青道）三条主干线。
其中滇藏道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11.92,0.00,0.00%)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0.96,0.00,0.00%)道。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从唐代开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经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
茶马古道是汉、藏等各民族关系融洽的纽带，团结的象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等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在古道上由成千上万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等组成的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伴着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贸易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文化圈。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相互交融。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等各民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促进了藏汉等各族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沿边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可以说，茶马古道不仅是边疆地区物资运销之路，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其中丽江古城是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之一。今天的丽江古城是来云南旅游的必选景区，是小资白领的休闲胜地，有许多外国朋友来这里旅游、度假、做生意。狭窄的街坊开办了许多咖啡喔、酒吧、茶社、玉器古玩店、烧烤小吃店。一到夜晚，串串红灯笼倒映水中，各民族口音的叫卖声，夹杂着说各地特色普通话的游客，仿佛再现了当年古城的繁荣。使人联想到这个当年茶马古道上重要商镇，来往的商人在这里交易茶叶、布匹等物品的情景，现在丽江古镇上光滑的青石板路还保留着当年马队走过的痕迹。
茶马古道的发掘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化底蕴丰厚的旅游资源，更在于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段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而其蕴藏的意义和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积淀升华为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而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已经得到了发扬和延续，并将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熠熠生辉的丰碑。（作者系河南驻马店市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