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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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
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尝邻左国史。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无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孙皓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收韦昭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不通婚姻。《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禇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禇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禇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禇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禇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过江南渡，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神明可爱。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之一。可是，他自过一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可见王导历仕元、明、成三帝，廿多年间，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自有过人之处。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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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漫谈——清代
清代
清代伊始，就废弃一切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於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虽然有过康乾盛世，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
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叁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茶史漫谈——西汉
茶叶本为偶中得
古代有一位神农氏，立誓遍尝百草，用来制药，以解除百姓疾病之苦，因此数次中毒，但都凭借丰富的自救经验而死里逃生。
有一天，神农氏又进山采药，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到了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天上照着，不觉有些口干舌噪起来，便寻找就近的水源，以解口渴之苦。忽然一片树叶飘到眼前，拾起一看，竟不知何物。
神农氏本就有遍尝百草之誓，这次当然也不会错过。但由于几次教训，也不由得慎重起来，看看叶子，颜色清绿可爱，还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凭着丰富的经验，神农氏知道它应该属于无毒的一种，便伸出舌头舔了舔，竟是苦涩异常。神农氏马上断定它是一种止渴提神的药，就是这种药，衍生出后来品类繁多的茶叶家族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这肯定是神农氏所始料未及的。
西汉
虽然，在唐代以前对茶字有多种说法，但我们由古书上的记载，可确信中国人最早发现了茶。
由种种史料显示，在西汉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喝茶了。如汉宣帝时代，王褒写过一篇僮约(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的押韵文字，其中谈到他从寡妇杨惠家中买进一位仆役叫便了，规定便了应该服务的几件事：除了炒菜、煮饭之外，还须烹、武阳买荼等。当然，在汉代是没有茶字的;但是武阳买荼的武阳，今为四川省成才市西南的彭山县，於唐时属於剑南道，而剑南就是茶的着名出产地。我们可以推测：王褒派仆役从驻守的益州到老远的武阳去买当地的物产茶，来待客或自享，是说得通的。
由王褒在僮约所提到的烹荼、武阳买荼等事，可知汉代已经有人喝茶了。
茶史漫谈——元代
元代
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宋代茶艺，到了元代，又回归真朴，追求简约，重返自然。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着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茶书撰写巅峰时期。
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选茗艺茶，是品茶的第一要素。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即：虎丘茶、天池茶、罗、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其中又最崇尚罗、茶。罗、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介於山中谓之、，罗氏隐焉故名罗(许次纾《茶疏》)；罗、去宜兴而南逾八九十里，浙宜分界，只一山冈，冈南即长兴山，两峰相阻，介就夷旷者，人呼、云。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人的特色之一。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即茶之一节，唐宋间研膏、蜡面、京铤、龙团，或至把握纤微，直钱数十万，亦珍重哉、而碾造愈工，茶性愈失，矧杂以香物乎？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不损本真。故桑、《茶经》第可想其风致，奉为开山，其舂、碾、罗、则诸法，殊不足仿。批评到茶圣陆羽的头上，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那麽，如何才能精於炒焙，不损本真呢？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更臻完美的炒青法。
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但到明代时，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放花的比例是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因为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用竹叶或纸扎牢，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流行的还有橙茶，将橙皮切作细丝，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入橙丝间和。用密麻布衬垫火箱，置茶於上烘热，净棉被罨之。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仍以被罨焙干收用。另有一种莲花茶，於日未出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一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絷，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烘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水质评鉴，是品茶的又一要素，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明代也有专着，如田艺蘅撰的《煮泉小品》(1554年)，全书5000余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十类，议论夹杂考据，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虽然不乏可议之处，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
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於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茶史漫谈——唐朝
唐朝
唐代，茶叶已经很普及；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於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嗣後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於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
此外，杜阳杂编载有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正如陆羽茶经六之饮上有一段：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着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後，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後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茶史漫谈——宋朝
宋朝
茶税是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份。宋史.食货志云：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又宋史记载：程之邵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纸
自从陆羽生人世,人间相学事新茶。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大观茶论茶叶着作也是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茶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
由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宋代文化转型，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面对历史提供的大好机遇，宋代茶业和茶文化自由伸展，形成昌盛的局面。
饮茶之风始於唐,盛於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麽，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茶史漫话》)。
宋朝的茶，朝廷已想国营，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於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特权。这种作法以后却成为重要的问题。
湖北茶史（魏晋南北朝）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茶史漫谈——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北朝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茶宴，从“魏晋风流”走来
在主副食观念中形成的中国宴会里，总有一个贯穿宴会始终的饮食品种，一般说来是饮料，尤其以酒为代表，以致一旦说到宴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酒宴。到了晋代，宴会的这一常识被打破，因为出现了围绕着茶而展开的宴会，即茶宴。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
清雅茶宴中国文人的情怀表达
竹下忘言对紫茶，
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
一树蝉声片影斜。
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与赵莒茶》。紫茶即紫笋茶，是唐时贡茶;羽客即道士。诗中记述了作者与友人赵莒会与林间竹下，品茶言志：默喻其意无过多言语，茶香清韵胜流霞仙酒;俗念全消而茶兴益浓，夕照入林才乘兴而散。茶即茶宴，此诗正是作者为纪念一次难忘的茶宴而作。而诗中竹林、鸣蝉等意象的渲染刻画，可以让我们明显感觉到茶宴的清幽闲雅与一般宴会笑语喧嚣的印象差异。
茶宴就是以茶为中心，搭配适合于茶的馔品的宴会，茶文化研究专家关剑平教授介绍说。茶宴肴馔以适合于茶为前提，主要由果实及其加工品、素食菜肴、谷物制品为主构成。朴实但精致茶果搭配使得茶宴形成了迥异于酒宴的俭约的风格特征。而修养贵族、风流文人的竭力提倡与润色更使茶宴自成清雅脱俗的文化特质。
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幽雅环境和优雅韵味进行了细腻入微地描绘：乃拨花砌，憩庭荫。清风逐人，月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花枝。闲莺近席而不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虎珀之色。不令人醉，唯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辞藻间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表露。文章既表达了作者对彼时彼景的美妙回味，也反映出中国文人对茶宴闲洁致静的追慕和沉醉。
茶宴诞生呼之欲出的社会环境
酒宴中的茶直接孕育了茶宴。关剑平教授在其著作《茶与中国文化》中对茶宴酝酿诞生进行了详实的考据溯源。酒宴为茶准备了完整的礼仪规范，提供了各种馔品接触的机会。于是适合于茶的馔品被逐渐挑选出来，重新组合搭配，形成新的饮食系列茶果。茶宴一词出现在唐代，但是以茶果为肴馔，以俭约为精神特质的宴会在东晋初年就相对频繁地举行，因此说茶宴这一宴会形式形成于东晋初年以前。经过充分酝酿的茶宴终于从酒宴中独立出来，形成茶宴这种新的饮食形式。茶作为新兴的饮料，被集饮食大成的酒宴所吸收。茶宴的形成可以说是饮茶习俗高度发展的结果。但是饮茶习俗也好，茶宴也罢，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姿势出现无疑与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魏晋是酗酒问题最严重的时代，魏晋风流第一阶段的竹林风流更是以酗酒为特征，酒俨然成为魏晋的时代特征。这种社会环境逼迫社会精英沉溺于酒海，进而刺激了整个社会的酗酒之风愈演愈烈。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像阮籍那样迫于无奈的酗酒已不复存在了，徒存于通达自然的幌子。以酗酒废职为荣，以勤恳工作为耻，这一社会价值尺度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外族入侵的形式给中原士人以惨烈的教训。
风流观的改变，为茶在中国历史上以酗酒而著称的晋代盛行起来制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得俭约的茶宴在以奢侈著称的晋代形成。尽管难以回答茶对于酒究竟起了多少制约作用这一质疑，从此之后酒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之后的中国，官僚若酗酒废职，势必受到弹劾。这一变化的社会基础之一是贵族制的走向终结。魏晋南北朝是贵族社会，九品中正制度，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到了唐代，尽管贵族制尚未土崩瓦解，但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受到了冲击。具体表现在科举制度逐渐确立上。国家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选拔优秀的知识人才入社会管理体系，他们必须对国家负责，对皇帝负责。
除此之外,奢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重要社会特征。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总结道：晋、南北朝贵人豪族之侈靡，实为其时风俗之大弊。这恐怕是两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共识。王恺和石崇争豪斗富的故事正是晋代奢靡之风的真实写照。东晋时期，经历过惨痛战争之后，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意识逐步得到了重视，儒家的行为规范又被重新承认了。节制禁欲同时成为了社会共识和社会需求。俭约品质的茶宴，在此时酝酿发展无疑适逢其时。
应此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饮茶习俗和新型宴会茶宴。自然被赋予相应的精神特征，由于酗酒和奢侈、无责任心的连带关系，反过来赋予饮茶以俭约的精神，同时与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相表里。在饮食生活中，茶与酒相抗衡，保证了从此之后中国人的平衡、健康的饮食结构。在社会生活中，茶的普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要求个人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强化社会责任心。酗酒之后的酩酊是自我意识膨胀，而将社会意识抛之于九霄云外，而饮茶的清醒兴奋则完全适宜于紧张严肃的工作需要。因此，在饮茶习俗逐渐形成的魏晋南北朝，茶的醒酒、少眠的功效被充分强调。
茶宴东渡日本茶道起源
茶宴发展逐渐形成文人茶宴、宫廷茶宴、寺院茶宴三种形式。茶宴的仪式，依环境条件和规模而有区别。宫廷茶宴通常在金碧辉煌的皇宫进行，气氛肃穆庄严，礼节也相当严格;所用茶叶为明前贡品，茶具为名贵瓷皿，用水为清泉玉液;茶宴举行时，首先由近侍布茶施礼，在皇帝的带领下，群臣举杯闻香品味，赞茶施恩，并相互庆贺。自始至终，均以品茗贯穿。整个茶宴过程，有迎送、庆贺、叙谊、观景等仪式。
寺院茶宴以径山茶宴为最为盛。径山万寿禅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肇建于中唐，兴盛于宋元，是佛教禅宗临济宗著名寺院，南宋时为皇家功德院，雄居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作为中国禅门清规和茶会礼仪结合的典范，径山茶宴包括了张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谢茶退堂等10多道仪式程序，宾主或师徒之间用参话头的形式问答交谈，机锋偈语，慧光灵现，是我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径山寺禅茶文化可追溯至唐。僧人举行茶宴，礼佛参禅，并制定了独特礼仪，到了宋朝，其影响覆盖江南，被誉为东南第一禅林，并成为中日禅茶交流中心。茶圣陆羽也曾隐居径山脚下，写下著名的《茶经》。
径山自古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径山茶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也是日本茶道的渊源。日本《类聚名物考》四卷中记载：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日本僧人南浦绍明于1259年将径山茶宴传入日本。这一发现为实证径山茶宴为日本茶道之源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