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茶史漫谈——清代”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茶史漫谈——清代”相关知识！
清代
清代伊始，就废弃一切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於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虽然有过康乾盛世，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Cy316.CoM
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叁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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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漫谈——元代
元代
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宋代茶艺，到了元代，又回归真朴，追求简约，重返自然。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着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茶书撰写巅峰时期。
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选茗艺茶，是品茶的第一要素。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即：虎丘茶、天池茶、罗、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其中又最崇尚罗、茶。罗、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介於山中谓之、，罗氏隐焉故名罗(许次纾《茶疏》)；罗、去宜兴而南逾八九十里，浙宜分界，只一山冈，冈南即长兴山，两峰相阻，介就夷旷者，人呼、云。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人的特色之一。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即茶之一节，唐宋间研膏、蜡面、京铤、龙团，或至把握纤微，直钱数十万，亦珍重哉、而碾造愈工，茶性愈失，矧杂以香物乎？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不损本真。故桑、《茶经》第可想其风致，奉为开山，其舂、碾、罗、则诸法，殊不足仿。批评到茶圣陆羽的头上，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那麽，如何才能精於炒焙，不损本真呢？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更臻完美的炒青法。
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但到明代时，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放花的比例是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因为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用竹叶或纸扎牢，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流行的还有橙茶，将橙皮切作细丝，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入橙丝间和。用密麻布衬垫火箱，置茶於上烘热，净棉被罨之。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仍以被罨焙干收用。另有一种莲花茶，於日未出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一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絷，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烘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水质评鉴，是品茶的又一要素，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明代也有专着，如田艺蘅撰的《煮泉小品》(1554年)，全书5000余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十类，议论夹杂考据，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虽然不乏可议之处，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
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於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茶史漫谈——唐朝
唐朝
唐代，茶叶已经很普及；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於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嗣後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於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
此外，杜阳杂编载有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正如陆羽茶经六之饮上有一段：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着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後，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後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茶史漫谈——宋朝
宋朝
茶税是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份。宋史.食货志云：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又宋史记载：程之邵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纸
自从陆羽生人世,人间相学事新茶。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大观茶论茶叶着作也是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茶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
由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宋代文化转型，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面对历史提供的大好机遇，宋代茶业和茶文化自由伸展，形成昌盛的局面。
饮茶之风始於唐,盛於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麽，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
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茶史漫话》)。
宋朝的茶，朝廷已想国营，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於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特权。这种作法以后却成为重要的问题。
清代茶史概述
清代开始，就废弃了一切茶叶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于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中国茶道在“康乾盛世”再度辉煌，但是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欺压，中国经济不可挽回地走上了衰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受到影响，但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著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著述之中。
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于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参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于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
茶史漫谈：茶与魏晋风度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
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尝邻左国史。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无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孙皓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收韦昭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不通婚姻。《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禇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禇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禇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禇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禇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过江南渡，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神明可爱。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之一。可是，他自过一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可见王导历仕元、明、成三帝，廿多年间，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自有过人之处。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一二。
茶趣| 茶史漫谈：茶与魏晋风度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
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史载，三国东吴的韦昭，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少好学，善文章，著有《孝经注》、《论语注》、《国语注》等书。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封高陵亭侯，迁中坊仆射，后为侍中，尝邻左国史。
也许长期生活在江南，他喜饮茶，却不善喝酒。偏偏遇上孙皓在位16年，常宴饮群臣，不醉无归。而且，还找来黄门郎10人，作为宴会监酒司过;宴罢，令各奏其过，以朝谑公卿，举发私短为欢。
酒量不过三升的韦昭，参加宴饮时，偷偷以茶代酒。结果，孙皓以不奉诏命，于凤凰二年(273年)收韦昭入狱。
不奉诏命罪，貌似因以茶代酒起;其实，祸起于当年孙皓即位，欲为其父孙和入史书作纪，而修史的韦昭却以孙和不登帝位，只有资格作传，由此触怒孙皓。积前后嫌怨，韦昭在狱中也就难逃一死。
以士风而论，韦昭一介儒学之士，并非主张任情废礼的玄学，冲击传统旧礼法;然而，只要抗君命，逆龙鳞，一桩小小的茶饮事件，也会弄掉了脑袋。
汉末到晋末，士族阶层开始形成、发展。当时，战乱频频，社会动荡，士风活跃，传统的旧礼法不足以适应已变化的社会状态。
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固然分明;就是士族与世族之间，世族与世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甚至不是门当户对，不通婚姻。《世说新语》录有二则有趣的茶饮故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太傅禇衺(字季野)初过江后，来到苏州，正巧当地的豪强大族在金阊亭(今苏州阊门)会聚饮茶。
虽然禇太傅官高名重，但乍到江南，却不为人识。于是，被人吩咐左右特别关照：多斟茶水，不断添续，尽量少给佐茶的蜜渍瓜果，让禇衺始终吃不上。明知受到轻侮，禇太傅倒也沉得住气。
直至饮罢，他才徐徐举手，对众人报上姓名：禇季野。一下子，四座大惊而散，无不狼狈。难怪人称禇季野皮里阳秋，意即外表虽不言语，而四时之气蕴备。说来令人可笑，那时连饮茶也非得分个三五九等。
另一则故事与号称仲父的王导(字茂弘)有关。王导出身士族，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任丞相。当他悉知任瞻过江南渡，便邀上先渡江的名人贤士一起，列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迎接。
说起任瞻，字育长，乐安人，与王导属山东老乡，官宦子弟。年少时，颇有美名，形象俊朗，神明可爱。当时的权贵王戎选女婿，任瞻被列入四名候选之一。可是，他自过一江，人便变糊涂了。
王导与任瞻一见面，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众人入席坐下，茶水一送上来，任瞻便问：此为茶为茗?茗，即晚采的茶叶。旁人一听，面露怪异的神色。
任瞻觉察后，又自我解释：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尽管如此，王导还是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热情相待。
这种待人之道，容人之量，可见王导历仕元、明、成三帝，廿多年间，能够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东晋在南方的统治，自有过人之处。
茶饮，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平常又普通，却可窥魏晋风度一二。(来源：羊城晚报李树政)
茶史漫谈——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北朝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清代官窑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岑岭。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肯定的惯例，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搪瓷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均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顺治官窑器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团体布局不甚规整。
民窑款较为多样，有篆书堂名款，如玉堂佳器、继善堂、梓桑轩等，有各式花押款、伪托款。祭器多用干支纪年款。
康熙朝历时61年，款识较多。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搪瓷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特立，顿捺显明。后期字体秀气，在详细写法上也有渺小区别，如：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康熙民窑款识更为多种多样，有图记款，如秋叶、角、爵、方胜、杂宝，还有寓意性图案，如一枝笔、银锭、如意组合为必（笔）、定（锭）、如意等。私家款如杏林春宴、北庆堂、良朋堂、若深收藏等。有光画双圈，不写字的双圈款。还有文章山斗之类的闲章款。仿前朝的依靠款，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官窑款重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雷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重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搪瓷彩瓷。
雍正细路民窑器大多数落各种堂名款，如正谊书屋、百一山房、澹宁堂、望吟阁等，一样平常民窑器款则复杂多样，如用灵芝、香炉、团花款、方块款、豆腐干款、四朵花款等。
乾隆朝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样平常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别器物上每每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爱茶经网收集资料。
乾隆民窑款情势也极雄厚，堂名款和花押款多大体与正朝雷同，故鉴准时有肯定的难度。乾隆朝首次出现草记款。
乾隆朝款，字体最多，书写排列情势也最多，且官民窑款字体易混淆。一样平常来讲，官款比民款精、秀、细、润，而民窑款大都较为粗糙、草率，亦有仿宣德、成化款。
嘉庆官窑器一样平常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重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堂名款以行有恒堂、嘉荫堂制、植本堂等为多见。花押款除部分相沿乾隆时期的之外，新出现蝙蝠、桃子等款识。
道光官窑器一样平常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此信息由爱茶经网收集资料。
民窑款器亦多有六字或四字纪年款，一样平常均不太规整，开始出现百结图记款。
咸丰及厥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再次鼓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秀气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情势。这临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寰宇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细腻。
民窑款则多无定制，情势较多，同治时多有同治年制四字篆书戳记印款及抹红款。光绪时多伪托款，一样平常是康熙年制或若深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