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茶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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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的故乡，茶的历史源远流长，朋友相逢、人来客往，总会沏茶而待之。茶不仅仅只是一种解渴饮料，它也有着深深的文化底蕴，已经形成了一种茶文化。
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从品茗斗茶开始的。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早在唐宋时代之前，茶已成为文人学者的描写对象，诸如借茶写人事，抒发胸怀，感悟人生。今天我们不仅可以读到茶圣陆羽的名著《茶经》，而且还可以读到如唐代杜甫、宋代苏东坡、元代耶律楚材、明代徐渭等著名诗词宗师们的咏茶佳句。仔细翻阅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茶还是绘画家、音乐舞蹈家，乃至宗教文化中的永盛不衰的重要题材。
喝茶的雅名叫品茗。文人好茶，以为喝茶是淡雅而悠远的。品茗斗茶又是文人生活中一大雅事。古代文人多情而善感，喝茶喝到得意处，难免诗兴大发，留下许多佳句。宋代范仲淹《和章珉从事斗茶歌》曰：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诗人对武夷茶推崇备至，把武夷茶比作仙茶，评为天下第一。斗茶味兮轻醍，斗茶香兮薄兰芷。他夸赞武夷茶的滋味，胜过甘美无比的醍醐，香气胜过清幽高雅的兰芷。寓意深长，倍增茶韵。
文人学者中多品茗行家。清代著名学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有一段谈到武夷岩茶的韵味：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拭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拭一二杯，令人释燥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袁枚在浅酌慢饮中，把武夷岩茶比作美玉，把龙井和阳羡茶比作水晶，说明它们的韵味各有独到之处。
茶文化精选阅读
中国文化精髓——茶文化
中国文化精髓茶文化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淡淡的茶汤中去品味人生？如何在茶事活动中明心见性？如何通过茶道的修习来澡雪精神，锻炼人格，超越自我？答案只有一个静。
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伏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
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实践。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徐祯卿《秋夜试茶》诗云：
静院凉生冷烛花，风吹翠竹月光华。
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笋茶。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课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
中国文人好以茶明志
品茶自古是中国的喜好，品茶不仅带来无限的情趣，而且常能满足自己需要的超脱感与心理精神上的愉悦，借茶言志、发抒情怀，也是品茶艺术借以表现自己的重要形式之一。
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文人好以茶明志，以茶言志，借茶之品性阐述自己的理念。如着名诗人白居易就常以诗来明志，在《食后》茶诗中，充分表露了他的淡泊情趣和他的处世哲学，诗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而苏东坡的《试院煎茶》诗中，则是于茶中求超脱。诗云：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扭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相行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起(时)。
佳人伴茶，举杯共饮，也是文人喜欢歌咏的题材。崔珏的《美人尝茶行》诗中，把美人春睡慵懒、品茗小坐的闺房情态，描绘得唯妙维肖，令人赞叹：云鬓枕落困春泥，玉郎为碾瑟瑟尘。闲教鹦鹉啄窗响，和娇扶起浓睡人。银瓶贮泉水一掬，松雨声来乳花熟。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红玉。明眸渐开横秋水，手拨丝篁醉心起。台时却坐推金筝，不语思量梦中事。
以茶明志，借茶喻志，是中国文人的喜好。这些诗句，歌颂茶的艺术美给人带来的身心享受，读来真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而又赞叹不已。
文人笔下的茶典故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文人笔下的“茶典故”
有些茶的典故可能不全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文人之手或经过文人加工，但听起来仍是饶有趣味。如看人上茶的故事便很有意思。
相传清代大书画家、号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镇江读书。一天他来到金山寺，到方丈室看别人字画，老方丈势力眼，见郑板桥衣着简朴，不屑一顾，仅勉强地招呼坐。又对小和尚说：茶!交谈中得知郑是同乡，于是又说：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而当老方丈得知来者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时，大喜，于是忙说：请上坐!又急忙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茶罢，郑板桥起身，老和尚请求赐书联墨宝，郑板桥乃挥手而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这副对联对得极妙，不仅文字对仗甚工，而且讽刺味道极浓。
还有一则朱元璋赐茶博士冠带的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一次晚宴后视察国子监，厨人献上一杯香茶，朱正在口渴，愈喝愈觉香甜，心血来潮，乘兴赐给这厨人一付冠带。院里有位贡生不服气，乃高吟道：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盏茶。众人看这贡生敢忤皇上，大惊，朱元璋却笑着对了个下联：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这个故事，一方面是说明朱元璋好茶，同时也较符合历史，朱氏出身低微，比较能体谅劳动者，自己又没读过多少书，重实务而轻书生，或许是真有的。
至于众说周知的敦煌变文茶酒论的故事，其本身很明显自民间故事脱胎而来。这个故事以赋的形式出现，说明已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有人考证其为五代到宋初的作品，那么在民间流传则应更早。而到明代又出现同样母题的茶酒争高的故事。同时，在藏族俗文学中也发现这个题材的作品。由此说明，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而在中国人心目中，向来把茶看得比酒要重一些。
历代茶具中看中国茶文化
历代茶具中看中国茶文化
近日，广州博物馆与镇江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杯盏事品茶趣——中国历代茶具精品展》在广州博物馆惜今阁开展，展览共分“质朴无华——先秦两汉六朝时期茶具”、“冰清玉质——隋唐五代时期茶具”、“雅俗清适——宋元明时期茶具”、“兼容中外——清代民初时期茶具”、“粤人品茗——闽粤沿海工夫茶”五个部分，遴选两馆所藏170余件(套)先秦至现代极具代表性的茶具精品，冀望今天的我们能从历代茶具中一窥当时的饮茶文化和社会风尚。展览将延续至10月下旬。
中国是茶的故乡，更是诗的国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茶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借咏茶以抒情写意论世明理的诗词作品不胜枚举，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数量丰富体裁多样韵味独特的宝贵遗产。这在茶具上也有反映。本次展览中展示有两件清乾隆三清茶诗瓷碗，皆为清宫旧藏。“三清茶”是以江南早春时节的梅花、佛手、松实和紫禁城中采集的瑞雪调制而成，是乾隆皇帝一生中最为喜爱的茶品。三清茶具是清代皇室定制的茶具，多为矾红、青花品种，用于茶宴，宴会毕常赏赐臣子。这两件三清茶诗瓷碗，碗外白底上书乾隆御制《三清茶》诗一首，题诗后为乾隆丙寅小春御题乾隆篆体章。内底绘松树、梅花、佛手，名曰“三清图”，碗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官窑款。盖碗胎体轻薄、质地细腻，为乾隆御窑创新佳作。
明清时期茶具的多元化还体现在材质的丰富上，比如，明代崇尚紫砂的茶壶，镇江博物馆藏的明代宜兴窑紫砂壶，其壶嘴与壶把钻孔塞泥而成，且在壶里有手捏痕迹，近似明代早期紫砂壶。此外，广州博物馆藏的闽粤工夫茶特色茶具，其中刻花鸟纹锡制茶叶罐，清末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锡制茶叶罐因为良好的气密性，既可有效防潮，也能长时间保持茶叶不变味，被奉为贮茶之上品。
日本武士茶道、中国文人与茶的故事
日本武士、中国文人与茶的故事
1906年5月，旅美日本艺术家冈仓天心在纽约出版了一本《茶之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茶道。这本书用流畅优美的文辞营造出一种空灵、唯美的茶道意境，十分契合西方人对东方之沉静、优雅、玄远的文化特质的想象，因而广为流传——在西方文化大举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茶之书》的出版和流行，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成功逆袭。
自此，在西方人眼中，茶道也就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精粹。甚至连有着几千年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也认同此说，羡慕不已。
1944年，《茶之书》译为中文，周作人应邀为该书作序的时候就说：
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用盖甚大，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
显然，他已经全然被冈仓天心所编织出的日本茶道所俘获了。
喝着茶的武士
周作人说茶道之所以发生于日本，大概与禅及武士相关。
“茶禅一味”我们自然熟悉，唐代泰山灵岩寺的僧人和信众们修道士就靠饮茶来清心提神，到了宋代禅宗大兴时，“吃茶去”甚至成为悟道的禅师点化信徒的习语。而武士之于茶，别说西方人闻所未闻，中国人大概也不甚了了。人心好奇求异，冈仓天心关于武士与茶的记述，大概也是该书风行一时的重要原因吧！
那么，武士如何促成了茶道的发生？
冈仓天心记述了日本丰臣秀吉时代的两件茶事：
一是侍奉在丰臣秀吉身边、与他有着 “多年的情谊”的茶道大师千利休，被人诬陷说要下毒杀害秀吉。他当然怒不可遏，不容分辨便将其处死。不过，出于对茶道的敬重，他允许千利休自尽以保持“自我的尊严”。茶可破闷、降火、令人神志清醒，秀吉却偏听谣言，盛怒之下，“多年的情谊”只换得一个“体面的”死法，看来茶的功效毕竟有限，对武人难有作用。
二是“茶道全盛之时，太合（秀吉）手下的将领，于战胜后论功受赏时，与其分封广大的领地，不如赐予一件稀有的艺术珍品，还能够令他们满意。”论功受赏时，武人以艺术品为最高赏赐，恐怕冈仓天心自己也闻所未闻吧？该书中译者所做的注中就写道：“丰臣时期，或即扩大至日本历代，确实有狂热爱好艺术或茶道的武士藩主，也的确有天皇或大名以艺术品或是茶具，来行赏的事实，但似未成为本句所描述之一般现象。”况且天皇或大名用艺术品或茶具行赏是一回事，武士是否甘心甚至宁愿要艺术品、茶具也不要广大的领地，又是一回事儿了。
如此分析，不是要抹杀日本文化对茶道的贡献，而是想廓清如下事实：第一，套用周作人的话而反其意，茶道在中国人并非“心知其意而未能行”，中国历来不乏究心茶道的幽人韵事，畅谈茶道的著作也比比皆是，就我们耳熟能详的，即有张又新的《煎茶水记》、陆羽的《茶经》、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黄儒的《茶品要录》、宋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许次纾的《茶书》、陆树声的《茶寮记》、田艺蘅的《煮泉小品》、陈继儒的《茶董》等——周作人深谙茶道，何尝没有读过这些著作？他的遗憾，大概是茶道在中国未能孕育出果敢、决绝的武士精神，以至于中华民族在19世纪以来就衰落不振了吧！
这也正是我们想澄清的第二个事实——武士固然可以饮茶、品茶，甚至精通茶道，但茶道的最终指向，乃是一种平和、冲淡、剔除了攻伐欲念的返璞归真的日常生活境界，而不是那种漠视此岸生命，追求瞬间绽放而又刹那凋零的唯美、决绝的虚幻人生。
饮茶而“洗尽尘心兴难尽”的中国文人
唐代诗人钱起有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茶宴”，是以茶代酒来宴请宾客。从“竹下忘言”“一树蝉声”来看，赵莒的茶宴举办在盛夏的茂林修竹之中。宴会上品的紫茶，在唐代饮茶风尚中被视为上品。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三五好友寤坐清谈，比之于“竹林七贤”的痛饮狂啸，更是另一番风味。诗中说的“羽客”指修仙的道人，“流霞”则是道教传说中神仙的饮品，据说“每饮一杯，数月不饥”。
前文中说过，南朝人饮茶就已摒弃了羽化升仙的目的，而是借茶清心降躁，这里说的“全胜羽客醉流霞”，更说明此岸凡俗生命、世俗生活的快乐，比那些美丽而又虚幻的传说更具价值——不管它是神话故事，还是脱离甚至否定生命、生活本身价值的艺术境界。
那么，如何才能让凡俗生命活泼起来，让世俗生活充满趣味？
途径自然有很多，钱起的方法就是饮茶。“尘心洗尽兴难尽”，实在是道出了千古茶道最精微、高妙的神髓——洗尽尘心，也就是把那些扰乱人的心绪、桎梏人的自由的世俗功利目的涤荡干净，剩下的，也就是关注生命、热爱生活本身之价值的赤子之心了，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兴”。有如此兴味，如此真性情，方能体验茶之美，妙悟道之境。
清代人陈金诏《观心室笔谈》中所言尤为精辟：
茶色贵白，白亦不难，泉清瓶洁，旋煮旋啜，其色自白。若极嫩之碧萝春，烹以雨水文火，贮壶长久，其色如玉。冬犹嫩绿，味甘香清，纯是一种太和元气，沁人心脾，使人之意也消。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酌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迟，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不足，稍缓已过，个中之妙，以心受者自知。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而香清味鲜，更入精微。须真赏嗜者之性情，从心肺间一一淋漓而出。
相信读过这段生动、真切的文字的人，都会蠢蠢欲动、跃跃欲试。中国茶道“洗尽尘心兴难尽”的超越境界，就融会贯通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从茶叶、茶水和茶具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握、茶汤的观察与品味、茶香的玩索，每一个步骤，都在物质性、技艺性之中融入了情感、审美和精神的体验。所谓“色香味三者俱全”，需要充分、全面调动人的知觉，才能心领神会。
茶道的精微，无须借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来强化，也很难用一句道家精神或禅宗智慧来概括，更不用说后人勉强塑造出来的“武士道”了。
它是从色、香、味等感官积极体验出发，中经身体器官的畅适，而最终实现“意消”与“心受”——“意”就是“意见”“意思”，是人的思虑、欲念；“心”则是人的情感、意志、体验的中枢，是性情的本体，“意消”“心受”合起来说，就是扫除了蒙蔽在生命本真之上的世俗尘埃，回归元气淋漓、生机无限的生命本体，也就是陈金诏说的“纯是一种太和元气”。
这是道家、儒家、禅宗哲学共同的终极旨归，如果遗其形骸、取其神髓，现代生命哲学，又何尝不是以此为旨归？
茶具，中国文化的精髓
用现在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说，则是完成一定礼仪，使饮茶至好至精的必然过程。用器的过程，也是享受制汤、造华的过程。其实，现代烹饪所用器具较陆羽二十四器更为复杂，只不过厨师作，客人吃，不知其中艰辛而已。中国古代茶人，用这样细腻的描述体味自煎自食的乐趣，也从中表现实践精神。陆羽当时便说明，所谓“二十四器必备”，是指正式茶宴，至于三五友人，偶尔以茶自娱，可据情简化。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宋代茶艺，处处体现了理学的影响，连器具亦不例外，如烘茶的焙笼叫“韦鸿胪”，自汉以来，鸿胪司掌朝廷礼仪，茶笼以此为名，礼仪的含义便在其中了。碎茶的木槌称为“木侍制”；茶碾叫作“金法曹”，罗合称作“罗枢密”，茶磨称“石转运”，连擦拭器具的手巾都起了个高雅的官衔，叫作“司职方”。且不论这些名称所表达的礼制规范是保守还是进步，其中的文化内涵则一目了然。可见，中国古代茶具不是为繁复而繁复，主要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宋代全套茶具以“茶亚圣”卢仝名字命名，叫作“大玉川先生”。足见，仅以使用价值来理解古代茶器是难得要旨的。今人参观日本茶道表演，看见方巾、水方、小刷子等一堆器物，而不知其义。不用说现代中国人，即便日本茶道师，使用这些器物也不一定尽知其中含义。因此只能从文化观念上，才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明清废团茶，散茶大兴，烹煮过程简单化，甚至直接用冲泡法，因而烹茶器皿亦随之简化。但简化不等于粗制滥造，尤其对壶与碗的要求，更为精美、别致，出现各种新奇造型。由于中国瓷器到明代有一个高度发展，壶具不但造型美，花色、质地、釉彩、窑品高下也更为讲究，茶器向简而精的方向发展。壶、碗历代皆出现珍品，如明代宜德宝石红、青花、成化青花、斗彩等皆为上乘茶具。壶的造型也千姿百态。有提梁式、把手式、长身、扁身等各种形状。图案则以花鸟居多。人物山水也各呈异彩。我国唐代茶碗重古朴，而宋代由于斗茶的出现，以茶花沫饽较品质高低，需要碗色与茶色和谐或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重瓷器色泽，而明清以后，茶之种类日益增多，茶汤色泽不一，壶重便利、典稚或朴拙、奇巧，碗则争妍斗彩，百花齐放。所以，仅明清壶碗组成一个大型展览亦并不费难。
清代京师，则自有独特的高雅茶具。老北京大家贵族、宫室皇廷，乃至以后许多高档茶馆，皆重盖碗茶。此种茶杯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
盖碗茶源于何时，至今无定论。茶托又称“茶船”，民间相传为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造，始为木托，后以漆制，始称茶船。但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茶托的出现肯定更早，所以崔宁之女创茶船之说也只能作故事传说来看。益碗茶具有许多花样，常绘山水花鸟，多出名人手笔。碗内又绘避火图。有的连同茶托为十二式；也有的十二碗加十二托，为二十四式，以备茶会之用。清化茶托花样繁多，有圆形、荷叶形、元宝形等等。北京气候高寒，茶具以保温为要，所以盖碗茶具一时风行，此风一起，影响各地。尤其是四川等地，大街小巷，处处茶馆皆备盖碗茶，至今特色不减。
明清以后，茶具不仅为实用，而且成为十分典雅的工艺品，许多家庭喜欢摆一套精美茶具，有客来沏一壶好茶，列杯分茗，既是亲朋情谊，又是艺术品的陈列欣赏。中国人茶艺观点可以说已深入千家万户。
中国瓷器向来知名世界，饮中国茶，又用中国茶具方为完美。茶与茶具结合，推动了中国茶文化向外扩展。自明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中茶与瓷器皆为大宗，近代更是如此。直至现代，中国茶具仍为世界各国所宝爱。今之东南亚国家，明明是自己烧制的茶具，却以“中国瓷器”相标榜，以抬高身价。小小茶具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明清文人笔下的福鼎太姥山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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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诗人、学者谢肇淛《太姥山志》记载：“太姥洋在太姥山下，西接长蛇岭，居民数十家，皆以种茶樵苏为生。白箬庵前后百亩皆茶园。”樵苏即砍柴割草之人。他在《长溪琐语》写道：“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白丁僧俗半衣食焉。”种茶收入是普通百姓和僧家衣食生活的一半来源。明代诗人陈仲溱在太姥山游记中写道：“叠石庵，缁徒颇繁，然皆养蜂卖茶，虽戒律非宜，而僧贫亦藉以聚众。”缁徒即僧人，僧人养蜂种茶卖茶虽有违佛家戒律，却可为僧人提供基本生活来源。
据以上记载，明朝时期太姥山地区茶叶种植、生产、销售已经是很普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寺院僧人都大量种茶、采茶、制茶、出售茶叶。茶叶收入成为百姓重要的经济来源，在百姓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位置。
太姥山中的太姥洋、白箬庵、叠石庵等处有大片的茶园。
清乾隆四年福鼎第一任县令傅维祖在清查太姥山寺产时登记：“南至叠石庵，外大茶园峰梁为界。”“旧管大茶园一片，在国兴寺山西首鹦哥路下。”“本庵旧管茶园一处，坐落于太姥洋宫后峰右边。本庵旧管茶园一片，坐落于石牛坞。”太姥山周边多数茶园归太姥山寺庵所有，是寺庵重要财产，也是主要经济来源。
谢肇淛在游太姥山诗中多处描写太姥山茶，《玉湖庵感怀》中写道：“采茶人去猿初下，乞食僧归鹤未归。”采茶人离开茶园时，猿猴已开始出没，说明采茶人回家时天色已暗。在春天采茶季节里，采茶百姓和僧人是非常忙碌辛苦，起早摸黑在茶园中采摘茶叶。他在《天源庵》诗中道：“借问僧家何处，采茶犹未还。”僧人都忙于采茶、制茶，寺院空无一人。《午所庵》诗：“天柱青初近，云芽绿未齐。”农历二月，茶树刚露出少许芽头，还未长成绿色一片。
与谢肇淛一起游览太姥山的诗人周千秋《游太姥山道中作》：“几处茶园分别墅，数家茅屋自成村。”在太姥山茶园周边建有几处的农家茅屋，数家农家茅屋组成一个自然村落。茅屋、绿色的茶园和四周松柏、峰峦形成一道美丽的自然风景，也道出诗人对世外桃源生活的一种理想。欧应昌是谢肇淛、周千秋的诗友，得知他俩游太姥山，写诗相送：“蜃气青窥海，茶香绿采云。”站在太姥山顶可看到海上的海市蜃楼景观，在太姥山中闻到绿的象天上云彩般的茶园飘出的阵阵茶香，诗人的想象充满着对太姥山美景和太姥山茶的向往。也是和谢肇淛一起游太姥山的宁德人崔世召《玉湖庵》诗：“古木青攒汉，新芽翠点园。”玉湖庵四周古木参天，象男子汉般排列，茶树新长出的翠绿色嫩芽，装点着茶园。
明代太姥山茶已形成自己的茶叶品牌，产生一定影响，那就是绿雪芽茶叶。明代陆应阳《广與记》：“福宁州太姥山出茶，名绿雪芽。”谢肇淛在博物学著作《五杂组》写道：“闽方山、太姥、支提俱产佳茗，而制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肯定太姥山产佳茗，又指出太姥山地区茶叶制造贮藏存在不足，影响茶叶质量和知名度。
周亮工，明未清初诗人、学者，曾任福建按察使、布政司，对福建风俗民情甚为了解，对福建茶叶更是精熟。所著《闽小记》中有闽茶曲十首，后附自注文，可视为闽茶简史。其中第八首诗是：
“太姥声高绿雪芽，洞天新泛海天搓。
茗禅过岭全平等，义酒应教伴义茶。”
注文写道：“绿雪芽，太姥山茶名。”至少在明未清初太姥山绿雪芽茶叶的名气已经很大，深得各地品茗者的好评。
清乾隆年间邱古园著《太姥指掌》云：“磨石坑三里许至平冈，居民十余家，结茅为居，种园为业，园多茶，最上者：‘太姥白’即《三山志》绿雪芽茶是也。”绿雪芽也称“太姥白”是茶叶中最上等品。
明清时期绿雪芽茶叶制法应与现在福鼎白茶中“白毫银针”制法相近。晾晒，自然萎凋，半发酵为主，所制得茶叶汤水甘醇舒爽，香气清淡。
明万历年林祖恕游太姥山至天源庵，庵内僧人碧山被称为“诗僧”。“具方袍相接。”“因箕坐于溪畔，取竹炉汲水，烹太姥茗啜之。”明代文人高僧品茗讲究优静高雅的环境。选择在大自然界幽静的山林间、溪涧畔、泉水边，以松涛，清风相伴，体现文人雅致的情趣。这种风尚至今让我们倍感神往，饮茶达到一种精神境界。品茗论禅，吟诗作文，尽得饮茶之趣。明清许多画家就是以此场景为题材绘画。
取竹炉汲水煮茗，明代文人雅士品茗，对水是很讲究。谢肇淛《五杂组》言：“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对泉水要求是：清、寒、甘、香四个特点。碧山上人用太姥山的山泉水烹太姥佳茗，饮后清爽甘甜，回味醇和，让人心神舒畅。
明代广东佥事，州人林爱民《梦游太姥》诗：“一僧辟谷可旬日，煮茗只向石底烧。”僧人辟谷修炼可十几天不进食，只饮茶水。林祖恕《天源庵访碧山上人》：“竹间风吹煮茗香，户外柑橙枫柏赤。”明代诗人郑邦祥太姥山诗：“清溪激齿松泉滑，古洞烹茶瓦鼎寒。”明代太姥山寺院饮茶还是用瓦鼎之类器皿“煮”或“烹”。谢肇淛《五杂组》言：“古时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须汤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汤投入，稍着火，即色黄而味涩，不中饮矣。乃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明代废除团饼茶，普遍使用散茶冲泡饮茶。散茶冲泡过程包括：洗器、煮水、温壶、洗茶、置茶、注水、分茶等步聚。各地饮茶方式又有所区别，太姥山地区品茗方式经过唐宋的发展，到明清形成比较成熟的饮茶方式和茶文化，盛行于文人和寺院僧人中。
明清时期茶已溶入百姓生活中，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成为当地民风民俗的组成元素。七月初七，七夕节案桌上供品有茶、新鲜水果、五子(桂园、红枣、茶生、桃仁、豆子)，焚香祭拜，乞巧、乞子、乞美好婚姻。然后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吃水果、玩乞巧游戏。老人去逝丧礼灵座供品除饭、菜外，还要一杯茶，一盏酒。盖新房上樑、压樑物品中也要有茶叶，茶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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