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黑茶。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湖北茶史（下）”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湖北茶史（下）”相关知识！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转自《农业考古》
茶经网扩展阅读
湖北茶史（明清）
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湖北茶史（上）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二、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茶史纵横（下）
元代
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宋代茶艺，到了元代，又回归真朴，追求简约，重返自然。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着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茶书撰写巅峰时期。
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选茗艺茶，是品茶的第一要素。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即：虎丘茶、天池茶、罗、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其中又最崇尚罗、茶。罗、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介於山中谓之、，罗氏隐焉故名罗(许次纾《茶疏》)；罗、去宜兴而南逾八九十里，浙宜分界，只一山冈，冈南即长兴山，两峰相阻，介就夷旷者，人呼、云。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人的特色之一。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即茶之一节，唐宋间研膏、蜡面、京铤、龙团，或至把握纤微，直钱数十万，亦珍重哉、而碾造愈工，茶性愈失，矧杂以香物乎？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不损本真。故桑、《茶经》第可想其风致，奉为开山，其舂、碾、罗、则诸法，殊不足仿。批评到茶圣陆羽的头上，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那麽，如何才能精於炒焙，不损本真呢？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更臻完美的炒青法。
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但到明代时，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放花的比例是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因为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用竹叶或纸扎牢，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流行的还有橙茶，将橙皮切作细丝，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入橙丝间和。用密麻布衬垫火箱，置茶於上烘热，净棉被罨之。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仍以被罨焙干收用。另有一种莲花茶，於日未出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一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絷，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烘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水质评鉴，是品茶的又一要素，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明代也有专着，如田艺蘅撰的《煮泉小品》(1554年)，全书5000余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十类，议论夹杂考据，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虽然不乏可议之处，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
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於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清代
清代伊始，就废弃一切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於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虽然有过康乾盛世，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
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叁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湖北茶史（魏晋南北朝）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简单介绍一下茶艺形成史
想了解《简单介绍一下茶艺形成史》知识吗，丰富的《简单介绍一下茶艺形成史》内容等你来看！
茶艺是一种文化。茶艺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其它艺术形式，并扩展到文学、艺术等领域，形成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中国茶文化。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茶艺形成史。
茶艺萌芽于唐，发扬于宋，改革于明，极盛于清，可谓有相当的历史渊源，自成一系统。传统的茶艺，是用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和人的自身体验，从灵与肉的交互感受中来辨别有关问题，所以在技艺当中，即包含着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又包含了人们主观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寄托。
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
茶艺背景广义上是指整个茶文化背景，狭义上指的是品茶场所的布景和衬托主体事物的景物。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
品茗作为一门艺术，要求品茶技艺、礼节、环境等讲究协调，不同的品茶方法和环境都要有和谐的美学意境。闹市中吟咏自斟，不显风雅;书斋中焚香啜饮，唱些俚俗之曲更不相宜。茶艺与茶艺背景风格的统一，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所以在茶艺背景的选择创造中，应根据不同的茶艺风格，设计出适合要求的背景来。
茶艺是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
就形式而言，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品茶、先要择，讲究壶与杯的古朴雅致，或是豪华庄贵。另外，品茶还要讲究人品，环境的协调，文人雅士讲求清幽静雅，达官贵族追求豪华高贵等。一般传统的品茶，环境要求多是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总之，茶艺是形式和精神的完美结合，其中包含着美学观点和人的精神寄托。
茶艺是茶人把人们日常饮茶的习惯，通过艺术加工，向饮茶人和宾客展现茶的冲、泡、饮的技巧，把日常的饮茶引向艺术化，提升了品饮的境界，赋予茶以更强的灵性和美感。
本文《简单介绍一下茶艺形成史》不知道是否有帮助到您呢，更多相关精彩内容可以查看网站其他栏目！
茶叶对世界近代史的影响（下）
在工业化初期，矿物能源和机器的作用远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工人的体力劳动在工厂或矿山生产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作极为繁重。只有让工人集中精力且保持充沛的体力，才能提高产量，保证安全。这时就需要一种提神解乏、价廉物美的食品，茶叶加面包恰恰符合这一需要。英国着名经济史学家威廉逊就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麦克法兰认为，中国茶叶的适时到来，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麦克法兰思考问题的视角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总之，把茶叶的引进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甚至与文明的进步联系起来，能够加深我们理解茶叶文化及其传播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够更好地反思中国茶叶文化怎样发扬光大。
茶叶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是一面镜子。
饮茶的普及使英国的文明程度显着提升，甚至改变了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英国人在知道饮茶之前，少数上层人家可以享用咖啡、可可等饮料，多数人主要饮用杜松子酒、啤酒等，经常饮用这些带酒精的饮料，使许多男人养成了一种好斗的性格，举止粗鲁（欧洲的决斗传统可能与酒精作用有关）；习惯饮茶之后，英国人的性格气质逐渐从好战、寻衅转变为较为温和、较少的暴力倾向，养成彬彬君子之风，即我们经常所说的绅士风度。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国人较为温和的性格与长期饮茶也可能有直接的关系。饮茶还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节奏和饮食结构。原来中上等人家早餐要吃很多的肉和啤酒，而今改变为吃少量的肉，伴之以面包、糕点和热饮，尤其是茶；以前晚餐较早，而今加入了富有诗意和民族特色的下午茶（下午四五点钟），晚饭一般推迟到了七八点钟。深入人心的饮茶习俗以及颇具特色的茶文化，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此的不同，是一件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麦克法兰认为，对茶叶的礼赞怎么高都不过分，他甚至说：茶叶改变了一切。（Teachangedeverything）如上文所说，这一评价对英国而言尤其贴切。英国历史上的许多新鲜事物都与茶叶有关，比如广告，在伦敦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上出现的第一个广告就是关于茶叶的广告，此后广告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可以这样说，茶叶改变了英国，就像茶叶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那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发生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向以城市为基础的文明转变之时，茶叶作为人们最喜爱的饮料传遍全世界。想一想吧，在1650年代时除亚洲以外还很少被人知道的茶叶，一百年后成为英国人最受欢迎的饮料，而恰恰在这个时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人类学家SidneyMintz感叹说：英国工人饮用热茶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变以及经济与社会基础的重建。在Mintz看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类的命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其中茶叶无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茶叶，已然的历史进程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有人说，为了一壶小小的茶叶，中国文化几近毁灭；也有人说，茶叶在英国的作用如同蒸汽机一样重要，它帮助英国人度过危机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对上述两种说法，麦克法兰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茶叶对英国的意义的确非同小可。饮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已如上述，对战争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在1720年代英国人广泛饮茶之前，英国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对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殖民地不仅囊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而且还拥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期间，茶叶代替酒类成为英军重要的必需品，因为人们已经确信，饮茶能保证战士的身体健康，增强其战斗力。当时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茶叶，英国人就根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正是因为茶叶能给人们带来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文化，因而茶叶随着大英帝国的铁蹄而迅速传遍全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饮料，除英国本土外，加拿大人、美国人喜欢饮茶，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
喜欢饮茶。正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在扩张殖民地的过程中提供他们的饮料－－葡萄酒和咖啡－－一样，英国人在扩张过程中则推广并依赖茶叶。
麦克法兰在书中多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没有茶叶，就可能没有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的出现。看了作者的论证，我们大概就不再会简单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了。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切记，即不能把茶叶与中国划等号，夸大英国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正如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指南针，但真正发现其价值、使之发挥巨大作用的却是别人。在这里，发明者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仅仅骄傲于某些发明创造，而不深刻反思这些发明创造为何于己无用、于人有大用这样奇特的历史现象，那我们永远只能处于为人所用的地位而自己无所作为。对于茶叶及其影响，我们尤其应当作如是观。
(GreenGold:theEmpireofTea,AlanMacfarlaneandIrisMacfarlane,EburyPress,200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殖民地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赢得了国家独立。新生的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振兴文化教育的艰巨任务。马里是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之一，独立后立即与我国建交。我国政府将马里作为援助的重点国家，在农业方面，首先帮助马里人民扩大水稻生产，兴修水利，同时，试种茶叶和甘蔗。马里气候炎热，高温天气让马里人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我不知道茶叶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样高的荣誉，但我们可以确认一点，即茶叶在东西方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在西方工业社会蓬勃发展的早期，人们想方设法寻找一切可以致富的手段及可利用的能源和动力。一想到能源，我们自然首先想到煤、铁、水等等这些可以转化为机械动力的能源，这当然不错。然而，怎样使人自身产生更多的能量则较少为人关注。当然有人注意到了饮食结构的改变，如摄入的肉、蛋、奶类食品增多对人身体机能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但茶叶对提高和改变人的身体素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人们的估计和评价显然不足。对英国人而言，茶叶的作用尤其无可替代。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恰恰在工业革命初期这段关键的历史时期，茶叶忽然普及为英国的全民饮料。我想，这样一种客观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东印度公司垄断远东贸易等原因来解释，而一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近代历史上，茶叶带给英国人的是健康和财富，带给中国人的却是耻辱和灾难。英国政府为满足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不得不采取非法手段，即如上文所说通过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种卑劣丑陋的鸦片贸易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虽然中国人最早吸食鸦片可能与英国人没有直接关系，但导致如此多的中国人迷上此种毒品的却是英国人，为此英国人罪责难逃，他们应该为自己祖先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道歉。茶叶贸易不但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而且英国人通过饮茶身体素质大为提高，传染病(主要是痢疾、血吸虫病、鼠疫等)大幅度减少。很多学者指出，在十七八世纪生活和医疗水平提高有限的情况下，英国人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因传染病死亡人数的减少，与养成了良好的饮茶习惯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鸦片贸易日益遭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英国人开始试验在其他地方种植茶叶，尽管开始时并不是很成功，但巨大的利润诱使更多的英国人投资于此并终于取得成功，后来英属印度和斯里兰卡成为茶叶出口大国，竟超过了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茶叶之不振，首要的因素当然是由于战乱、规模经营小、加工技术落后、质量无保证等，但印、斯茶叶的竞争优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下）
100多年来，祁红多次获世界金奖、国家金奖，被誉为茶中英豪有王子茶、茶中英豪、群芳最之美称。
祁门茶叶条索紧细秀长，外表色泽乌润，锋杪秀丽，汤色红艳明亮，最具魅力的是香气，特别是其香气酷似果香，又带兰花香，清鲜而且持久，既可单独泡饮，也可加入牛奶调饮。祁门茶区的江西浮梁工夫红茶是祁红中的佼佼者，向以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驰名于世。
英国是世界上饮红茶最多的国家之一，而饮下午茶更是一种高雅的社交活动。在英国，人们在进下午茶点时，茶要点点润饮;点心要细细品尝;着装要典雅入时，人们将饮茶视为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而当时的祁门红茶是下午茶中的极品。
多年来祁红一直被列为我国的国事礼茶招待各国贵宾。历史的摄像机则永久地珍藏着这样的镜头：刘少奇主席、江总书记出国访问时都曾带过祁门香馈赠外国元首。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时曾赞誉你们祁红世界有名!
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的辉煌。祁门红茶早已走红了世界。而祁门百姓以茶待客的习俗,也由绿茶改为了红茶，人们闲暇相聚，谈今论古，海阔天空，一杯杯红茶伴着多少个亲朋好友们度过一个个惬意的午后!
安徽黄山市祁眉茶旅有限公司致力于振兴祁红产业，从制作技艺上恢复古法，以茶叶初生嫩蕊制成的祁眉高级祁红甫一面世，便以其贵族气质令人耳目一新，成为国家钓鱼台国宾馆指定礼宾用茶。根据双方的约定，祁眉高级祁门红茶一经问世，只能在高端茶叶市场销售，这也确定了祁眉高级祁门红茶是中国茶叶大家族里的新贵。并荣耀进入2010上海世博会。
可以肯定的说，当代的祁门人，正在孕育着新的奇迹，新的辉煌。
我们赞叹茶叶的神奇，茶凝聚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无论是山野村夫还是文人墨客，虽然他们各用不同的方式饮茶、品茶、感悟茶，但殊途同归，都有意无意地在茶的滋养下，浸润出和敬清廉的中华茶文化。有了中华茶文化这一内涵，中国茶能超越雅俗、阶层、国界，能集解渴、怡情、社交、修政于一体，不但传统而且超俗，品茶同时品文化、品人生。茶为国饮，是因为茶的内在价值，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身体保健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品茶，吻合了人类发展的内在需求。以茶会友、以茶清政、以茶修德成为国人自觉普遍的习惯时，我们倡导茶为国饮，并不是为一种文化遗产贴上标签，而是要与倡导新生活、新保健价值观联系起来，真正把饮茶确立为一种全民的健康生活方式。通过对茶文化加以发掘，利用茶德来宏扬民族文化;要提倡以茶为礼，以茶待客，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要让茶的生产开发与新科技、新产业、新消费方式结合，树立品牌，不断创新，这样才能让茶在新世纪里焕发出生命力。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徽商的兴盛产生了徽文化，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如今，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在大力挖掘传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倡导下，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化的精华，将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徽商精神发扬光大。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之一。它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于无重塑或者超越历史辉煌，新徽商们励精图治所希望实现的愿望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品牌。
坚信当代的徽商祁门红茶人一定会在以茶修德，品味人生的追求中，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让我们弘扬民族的茶文化，用辛勤的汗水酿造最醇厚的茶香，给美好的生活再增添飘香的温馨吧!
鹿苑茶史
鹿苑茶以鹿苑寺而得名。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在距县城鸣凤镇西北七公里的鹿苑山麓建一寺庙。此地兰香幽谷，鸟鸣空山，清溪山脚转，白云山顶缠。山林中常有鹿群出没，嗷嗷而歌，故山名鹿苑山，寺名鹿苑寺，茶名鹿苑茶。可谓山因鹿名，寺随山名，茶随寺名，名山名寺名茶，天设地造，一脉相承。
乾隆年间，鹿苑茶被选为贡茶，相传乾隆皇帝饮后，顿觉清香扑鼻，精神备振，饮食大增，于是大加夸赞，并封其御名为“好淫茶”。请代光绪九年（1883年），高僧金田云游来到鹿苑寺讲经，当它品尝了鹿苑茶后遂题诗一首，称颂鹿苑茶为绝品，诗云：“山精石液品超群，一种馨香满面熏。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
制作好的鹿苑茶风格十分独特，它外形色泽金黄，白毫显露；条索呈环状，俗称”环子脚“；内质清香持久；叶底嫩黄匀称；冲泡后汤色绿黄明亮，滋味醇厚甘凉。
在80年代初商业部的一系列评优，鹿苑茶榜榜有名。可是，进入90年，至少在北方城市鹿苑茶其名不彰。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产量有限，导致外地人只知其名，难闻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