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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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二、唐宋时期的茶业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相对来说，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人民生活较宽裕。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布衣百姓，饮茶蔚然成风。正如陆羽所说：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这就是说，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家家户户饮茶。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茶价不断上涨，农民见利乐趋，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植茶面积的扩大，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脱颖而出。
唐代，鄂西荆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陆羽云：茶树，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峡州上，生远安、宜都、宜陵三县山谷。襄州、荆州次。襄州，生南漳县山谷。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圻州，生黄梅县山谷。黄州，生麻城县山谷。品与荆州，梁州同。李肇《唐国史补》载：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门团黄。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门者一种。按：陆羽《茶经》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黄州者下，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这说明，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制作精良，堪为上品。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还远销至西藏，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膳夫经手录》载。唐建中时期，江夏已东，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处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陈(河南淮阳)、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处，悉皆味短而韵卑，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寮字上部换竹]矣。圻水团黄、团饼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观国《学林新编》言：圻门团黄，有一旗一枪之号。言一叶一芽也，为茶之极品。
唐，佛教兴起，寺僧以饮茶清思。打坐入静，修身养性。并于寺周围植茶，增加收入。据《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云：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另为仙人掌茶，盖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者见]者，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生态环境，采摘制造、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至今为人们所传诵。
五代之世，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今崇阳)，产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可治头痛。五代十国，吴杨隆演武义(919921年)中，隶羊山镇时，吴元年，定拟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钱五分，茶叶一两七钱。这说明鄂南阳新、大冶、通山等时已产茶。《新五代史》谓：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茶务以卖茶，其利十倍。此可证当时襄阳、随州、江陵、钟祥、天门等，已出产茶叶。故《元和志》、《唐书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归州土贡白茶。由此可见，当时出茶之饶。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产茶，兴国军土产茶。淮南道：圻州土产茶，出圻春、圻水二县北山。圻水县，茶山在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安州土产茶，荆州土产，松滋县出碧涧茶。沈子日：茶饼、茶芽今贡。按：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峡州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按《大观茶论》云：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致。《图经本草》云：巴川峡山，茶树有两人合抱者，所产乃野生之茶。《文献通考》载，宋制，榷货务六，其中有江陵府、汉阳军，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汉阳军、圻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复州增置务。淳化四年(993年)，废襄州、复州务。恐当时襄州、复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因而罢之。又有场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1005年)废。又买茶之处，湖南则江陵府、鄂州、归州、峡州、荆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圻口务受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片茶和散茶。片茶，荆湖旧贡新茶芽，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上悯其苦，诏罢之。片茶有进宝、双宝、宝山两府出兴国军，大拓枕出陵。散茶，龙溪、雨前、雨后出荆湖末茶，清口出归州。高宗建炎初，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大冶、通山三县。《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元年(1102年)，定诸路措置茶事官，复置司于荆南。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房县土产茶，宋陈造《江湖长翁集》云：底消山峡三分瘴，争课卢仝七碗茶。京山县多宝寺产茶，阳新县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号桃花绝品。崇阳县，山民畲粟种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谈录》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轻炙，杂而烹之，气味自复，在襄阳试作甚佳。时襄阳已产茶。罗田县，唐宋产茶极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桥茶场，买卖归官，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应入岁赋。故《元丰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货志》支江陵府贡碧涧茶芽。从上述可见，唐宋时期，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茶税，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宋代，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侵民渔利，时有过取，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时有发生。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崇阳县拔茶种桑。政和初，李[谬右旁换王]知房州时官榷茶，复强民输旧额，贫无所出，被系者数百人。李[谬右旁换王]至，即日释之。绍兴十二年(1142年)，洪适知荆门军，时官榷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数，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洪适轻茶额钱。人咸颂之。嘉定十年(1217年)，郑清之调峡州，时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间，钱冶知圻水，麻城茶场，岁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黄州府志》)。刘立灾害，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诏许宽一年。(《欧阳修集》)。淳熙间，孟涣知荆门军，蠲免无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苏晓，出为淮南转运使，建议榷圻、黄、寿等州茶，置十四场，规其利，岁入八百万缗。由上观之，宋代茶业生产，在挫折中有所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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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茶史（明清）
明清时期的茶业
明清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茶书的增多。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认识到牧民之职，兴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则民难以安枕，利不兴，则又无以资生。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陆羽《茶经》之例，著《茶约》一卷，明王启茂著《茶铛》一卷，清瞿文灿著《种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劝农小识》、王庭桢著《树桑植茶说》、曹南英著《制茶条议》等，皆对茶树的生境、载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详述备至。茶书的增多，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用以谋生致富。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不断公诸于世，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指导茶叶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湖北茶史（下）
元代，光国军所属的通山、大冶、阳新等，俱产茶。元盛时，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有园户、商户。以茶株纳税，每十引为一据，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其所用袋装茶引纸，俱以江州请用，关防装袋打角，仍运司领给，由富池口批验称盘，然后出江发卖。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
明季，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太祖谓参政张昶日：茶之所产，多在江西、湖广、所以前朝茶运司，在江州专任茶课，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数起科作额，以资国用。《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北以弄昌为首，惟兴国最著。崇阳县西南龙泉山产茶，味甘美，号龙泉茶。兴国(今阳新)大坡山产茶，号坡山凤髓。《群芳谱》云：太和山(今武当山)出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明一统志》谓骞林叶，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异者，有骞林树，芽茁如阳羡，能涤烦热，道流所珍。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复贡骞林叶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阳新县，桃花尖山出茶，号桃花绝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兴国州，贡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讲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两五钱，中采二两，末采一两三钱，其焙干五两重。嘉靖年间，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岁贡茶芽六十斤，则务虽废，而其制犹存也。嘉鱼南阳山产茶。明李教有殷勤烧茶夜煎茶之句。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明末废去茶园大半，至今每岁不下提余。荆州海会寺产茶。建始产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利川县忠路雾洞坡，土人遍种茶树，经久耐泡，清香持久，谓之雾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树桑柘。为衙茶茗。茶业生产，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认识到生齿繁而遗利少，若持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为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兴利除弊，进行茶业改良，兴办机器制茶，开拓茶叶销路，劝民广植茶树，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时期，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有的地区以茶为业，赖以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发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红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复末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蒸晒，乘热复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黑茶则晒而复蒸，蒸而复晒。亦有炒热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间，蒲圻细民女红，自县南以西，崇山峻岭，挖山采葛，树桑培茶，衣食丰足。嘉庆年间，山民多种茶，藉以资生。宜统二年，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授以茶树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饶，年额茶税银四十两，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物华、桦华、精华、月华、春华、天华、天专馨、夺魁、赛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栀、永芳、宝蕙、二五、龙须、凤尾、奇峰、乌龙、华宝、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崇阳县志》云：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楼叶，入锅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搂者，入甑蒸软，取梢细叶，洒面压作砖，竹箱贮这，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履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阴雨则以炭焙干，收时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贮内裹薄锡，住外洋卖之，名红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来汉经营茶叶，为减少中间环节，牟取暴利，前往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开设茶庄，利用毛茶，制成茶砖出口。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黄龙山，山顶常年云雾，产云雾茶及佳。茶之属者，邑人多种于隙地，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至次年倾生，烈日用树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诸名。土人为嫩为贵，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县之茗同产茶。《大冶志》云：茶出天台、汪家崖、吴家岭诸山。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其顶平旷，云雾缭绕，产云雾苛。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旧产云雾茶，人贡。清末时，蔸茶不生。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甲于全省。
嘉鱼县之阴山产茶。年额茶税银二十两。
咸宁县，乡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茶芽初发，乡间况事红茶，摘茶、踩茶、焙茶，民无暇刻。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县，邑属水[氵尽]、石梁、白溢等处，值产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节采者，为雨前细茶，谷雨节采者，为谷雨细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为粗茶。顾彩去：王峰渚山产茶，利最薄，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去则给引。顾彩在《采茶歌》中，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
远安县，茶以鹿苑为绝品，每赖所产，不足一斤。鹿苑，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然凤山亦无茶，外间所卖才，皆出董家坂、马家坂等处。以地近凤山故名。凤山即鸣凤山。按：陆羽《茶经》云：茶出山南者，以峡州为上，生远安山谷，盖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
鹤峰县，神仙园、陶溪二处，茶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鹤峰州志》云：容美贡茶。茶树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驱火除瘴，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现生产极饶。咸丰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清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有食其利者，而财源渐开矣。自丙子年(1876年)，广商林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休，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其顶平旷，有僧人植茶，号紫云茶。
圻水县，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见，通称产茶。故《清一统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贡茶。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县，请领所有茶引，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坐销者征税银一两，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课银二两二钱五分。行茶到关，仍行报税，又均州、荆州、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搂茶，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旧行茶十八引，随带湖北，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共六两七钱五分。十三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这些历史载，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
从湖北历史上看，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由于朝代之兴废，人事之代谢，历朝历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保护茶树资源，发展茶业生产，或张或驰，或得或失，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荆楚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断总结生产经验，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
转自《农业考古》
茶史纵横（上）
茶叶本为偶中得
古代有一位神农氏，立誓遍尝百草，用来制药，以解除百姓疾病之苦，因此数次中毒，但都凭借丰富的自救经验而死里逃生。
有一天，神农氏又进山采药，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到了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天上照着，不觉有些口干舌噪起来，便寻找就近的水源，以解口渴之苦。忽然一片树叶飘到眼前，拾起一看，竟不知何物。
神农氏本就有遍尝百草之誓，这次当然也不会错过。但由于几次教训，也不由得慎重起来，看看叶子，颜色清绿可爱，还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凭着丰富的经验，神农氏知道它应该属于无毒的一种，便伸出舌头舔了舔，竟是苦涩异常。神农氏马上断定它是一种止渴提神的药，就是这种药，衍生出后来品类繁多的茶叶家族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这肯定是神农氏所始料未及的。
西汉
虽然，在唐代以前对茶字有多种说法，但我们由古书上的记载，可确信中国人最早发现了茶。
由种种史料显示，在西汉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喝茶了。如汉宣帝时代，王褒写过一篇僮约(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的押韵文字，其中谈到他从寡妇杨惠家中买进一位仆役叫便了，规定便了应该服务的几件事：除了炒菜、煮饭之外，还须烹、武阳买荼等。当然，在汉代是没有茶字的；但是武阳买荼的武阳，今为四川省成才市西南的彭山县，於唐时属於剑南道，而剑南就是茶的着名出产地。我们可以推测：王褒派仆役从驻守的益州到老远的武阳去买当地的物产茶，来待客或自享，是说得通的。
由王褒在僮约所提到的烹荼、武阳买荼等事，可知汉代已经有人喝茶了。
三国两晋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北朝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
唐代，茶叶已经很普及；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於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嗣後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於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
此外，杜阳杂编载有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正如陆羽茶经六之饮上有一段：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着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後，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後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
茶税是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份。宋史.食货志云：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又宋史记载：程之邵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纸
自从陆羽生人世,人间相学事新茶。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大观茶论茶叶着作也是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茶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
由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宋代文化转型，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面对历史提供的大好机遇，宋代茶业和茶文化自由伸展，形成昌盛的局面。
饮茶之风始於唐,盛於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麽，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茶史漫话》)。
宋朝的茶，朝廷已想国营，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於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特权。这种作法以后却成为重要的问题。
恋上武夷茶史
“来，再拍一张。”17日上午，在武夷山茶博园“茶魂广场”，姚国坤教授用相机拍下“茶圣”陆羽的雕像后，又和朋友一起合影留念。
“茶魂广场”是茶博园中华茶历史文化展的一部分。整个广场是武夷大红袍茶叶的造型，周边站列着17位历史名人的雕像，有神农氏、武夷君等民间传说人物，也有陆羽、徐夤、苏轼、朱熹等人。
已过七旬的姚国坤是我国著名的茶学学者，对“茶魂广场”很是赞赏。雕像神农氏的头上为何长有两个牛角？姚教授娓娓道来，神农氏是传授人类播种五谷的农业祖先，也是最早发现茶叶的人，老百姓称他像老黄牛一样为人类做事，所以塑像的头上长着牛角。
解说员施爱红是武夷学院的大一学生，认真地记下了姚教授的每句话。她说：“姚教授的一席话解了谜。武夷茶史真的很迷人。”
9岁的郑佳静与伙伴们一起逐个看雕像的名字。在唐代诗人徐夤雕像前，她们相互询问“夤”字的读音。她说，“看了这些名人的雕像，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长廊。”
湖北茶史（魏晋南北朝）
茶树，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西起东经10838，东至东经11610，南起北纬2838，北至北纬3320。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垂直高差显著，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年平均温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黄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黄壤等。以砂质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应。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神农架、荆山、齐岳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老茶溪，建始县有茶河，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坝，兴山县有大茶垭、小茶垭，麻城县东南九峰寺山门外多茶树，古屈婆娑等。由此说明，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现根据有关的资料，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东汉末期，军阀混战，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无暇顾及经营茶业。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认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艹毛]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一制茶方法，与现今鄂西咸丰、宣恩、巴东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阴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葱、蒜等调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汤，实颇相同。可以这样说，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此可证咸丰、宣恩、巴东等地，饮茶历史固为悠久。
两晋之际，茶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负茗而归。晋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安州，包括现今的安陆、应山、大悟、孝感、云梦、应城等。由此说明，晋时安州已产茶，并自给有余，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南北朝时期，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当时的西阳，包括现今黄冈、麻城、红安、罗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现今的江夏、咸宁、蒲圻、阳新、大冶、通山等。《述异记》亦云：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按：《巴东县志》言：真香茶旧名。又言：海内自变乱以来，荒为榛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长丰所产尤胜，惜难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图经》云：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据考，黄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称黄牛峡。荆门山，在宜昌县东五十里，与虎牙袤迤相对，即楚之西塞。女观山，在宜都县西北。望州山，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县交界处。此可证鄂东、鄂西、鄂南俱产茶。安州干东真香茗、时已著称。
千年上城 悠悠茶史
秦汉以降，隋唐以来，杭州城池逐渐移至上城地区，凤凰山麓一带成为隋唐杭州府治、吴越王府、南宋大内。杭州历代名人白居易、钱镠、苏轼，南宋中兴高、孝、光、宁四帝，直至元代张士诚，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在这里筹划杭州建设，视察民生大计，当也品茗赋诗，历朝典籍、古老地图，彰显着千年上城悠悠往事。
上城并不产茶，但上城的翁隆盛、方正大、鼎兴多少古老茶庄、茶行将飘着特有豆花香的龙井茶推向全国，香飘万里。清代地图表明，直至同治年间，现今西湖大道西端一直为清代康、乾、嘉皇帝行宫。从那里，乾隆皇帝坐画舫到茅家埠登岸，骑马上龙井。如茵的茶园，美妙的炒制，润喉的茶水乾隆皇帝四上龙井，为杭州留下六首御茶诗。这些为龙井茶颂咏的诗歌，赋予龙井茶极深的文化内涵，大多是在上城的行宫内赋就书写的。两宋以来，直至晚清民国杭人嗜茶成风，茶楼、茶馆遍布全城。1937年统计杭城550家茶楼中，上城就有300多家。
上城地区不仅是全国著名的茶叶销售、消费地，还是全国著名的茶叶中转枢纽。钱江上游皖、赣茶，间或也有湘、闽茶，循钱江而下在闸口登陆，或售于上城茶庄，或转火车运上海，运渡重洋，销往海外;或经中河、大运河销苏、嘉，或过长江销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上江茶叶成就了上城地区的茶叶转运业、报关业、保险业、堆栈业。凡此种种，杭州的文史志书均有详载，不一一赘述。
茶叶对世界近代史的影响（上）
茶叶这一源于中国的特殊饮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普通了，它已深深地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我们对其作用和影响熟视无睹。可是关于茶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不容得忽视，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尽管很多人可能对此看法持怀疑态度。
用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句人所皆知的诗句来形容茶叶在历史上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了。首先，关于饮茶的仪式礼节在中国几乎已荡然无存，倒是东洋日本成了今天茶道的正宗，甚至成为了日本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以此而引以为自豪。即使是远在西洋的英国竟然也有了自己的茶文化－－下午茶，并成为英国近代文化的一道奇观。自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研究复兴以来，中国人曾致力于茶文化的复兴，无奈我们虽然有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却终因无成形的茶道传统或者可能曾经有过而早已丢失殆尽了，因此始终不知茶文化的魂在哪里，勉强拼凑起来的五花八门的所谓茶道，让人怎么看怎么不像，也与周围的环境及人们的心境难以融洽。此点甚像我们开口闭口笼统所说的传统文化，到底什么是传统文化的魂，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都知道它存在了几千年，可它似乎只是浑沌的存在，像一团缭绕的云雾，大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究其原因，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太缺乏仪式化程式化的内容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和程式，所谓文化的魂如何附体？其次，从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来看，这一奇异的植物本来只有中国人认识它，也只有中国人懂得怎样去栽培、管理和加工它。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是绝对的茶叶帝国，英美茶叶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后来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试种并取得成功，建起了许多大茶园，并采用先进的机器加工手段，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产量和品质方面超过了中国，导致中国的茶叶出口锐减，从此以后就徒有茶叶大国的虚名了。
茶叶对日本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然而茶叶对西方尤其是对英国的影响，我们则知之不多。从饮茶风俗及茶叶贸易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观照近几百年的中西关系史，能给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启发。
现代学者对西欧工业革命的最新研究表明，新航路的开辟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发展是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发现的大量银矿，装满了他们的腰包，而东方尤其是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及旺盛的白银需求又为这些银矿提供了出路，于是在大量的西欧工业制成品运往美洲的同时，东方大量的香料、丝绸、瓷器、大黄及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欧洲。这是一个需求拉动的市场链。起初，丝绸和瓷器等是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宗。但至晚从1717年起，茶叶逐渐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直到1890年代之前，茶叶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始终名列第一。英国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对象，把持东方贸易特权的东印度公司虽然在茶叶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可它也面临以什么回头货换取中国茶叶的问题。中国人当然欢迎白银，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购买茶叶除了用白银支付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弥补贸易赤字的手段。
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舱货，白银经常占到2/3甚至90%以上，每年输往中国的白银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到150万两。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英国商人想尽了一切办法向中国进口所谓的新工业品，如纺织品、西餐具、钢琴，甚至煤炭等等。然而，这些商品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出路。中国人宁肯穿结实耐用的手工土布，而不买英国精细但不耐穿的机织棉布，最后英国商人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其他商品更是无人问津，西餐具、钢琴锈蚀在仓库里，煤炭则无偿送给英国人在广州的商馆。万般无奈之下，英国人背地里干起了罪恶的勾当，即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商人利用当时部分中国人逐渐养成的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印度广植鸦片，企望以此来弥补对中国贸易的亏空。这样，英国人把工业品卖给印度，印度人(其实主要是英国人)通过走私把鸦片卖给中国，中国人则把茶叶卖给英国，于是英－中－印独特的三角贸易形成了，在三角贸易中受到巨大危害的无疑是中国人。随着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增多，鸦片走私贸易日益猖獗，鸦片进口总值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茶叶、丝绸等商品出口的总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额的白银重新装进了英国人的腰包，并造成中国的银荒。在英－中－印三角贸易中，英国人得到的利益最多，他们不仅从中国得到大量白银，又把大量工业品卖给印度，而且其征收的茶叶进口税成为英国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收入平均每年达到330万磅，占国库总收入的1/10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茶叶收入也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它甚至成为东印度公司商业存在的理由。
如果我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东西方的贸易有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但是如果我要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茶叶贸易直接有关，则可能有人怀疑。其实历史的实际还远不止此，我甚至还要说，不仅英国革命的发生与茶叶贸易有关，英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重新铸造也与茶叶贸易有关。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此前我们较多注意了丝绸、瓷器、漆器等对欧洲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茶叶对欧洲的影响。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真正仍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已不是丝绸、瓷器等等，而是茶叶，所以值得我们花较多的精力去探讨它。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最近出版的专着《绿金：茶叶帝国》一书，向我们揭示了茶叶对英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文化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问题，作为茶叶原产地及茶文化发生地的中国读者，掩卷沉思，感慨良多也。
读过《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一书的读者可能已了解作者麦克法兰写作的特点和独辟蹊径的思考方式。与《玻璃的世界》相比，《绿金》更是一部有震撼力的作品，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读者。作为一位茶叶种植园主的儿子，麦克法兰在印度着名的茶叶产地阿萨姆（Assam）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茶叶的芳香一直留在了他的记忆中，特殊的经历使他日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虽然他对茶叶非常熟悉，但他对茶叶文化的真正理解却是在对日本进行了多次访问和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之后。日本的茶道文化对他震动极大，为了真正理解茶叶文化，他广泛查阅了有关茶叶的书籍，并对茶叶文化和世界饮料的发展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命题，撰成了《绿金》一书。如果他提出的这些命题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可能一点都不为过。
麦克法兰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他近年所做的研究及进行的思考都是为了探讨一个大主题：工业革命的起源。工业革命这个前所未有的、改变人类文明模式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方？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间发生？麦克法兰认为，这一切显然都与茶叶有关。他进而发问：茶叶是怎样传遍全世界的？茶叶是怎样进入英国人生活的中心位置的？茶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一个更有意味的问题是：茶叶的传播与文明的勃兴有必然联系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在18世纪几个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即中国、英国和日本，同时也是茶文化最得到宏扬发展的地区？而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至今仍是充满活力。把茶叶的传播与经济的发展甚至与新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可能有人不会同意他的见解，但这却是本书最富启发意义的创见。
在世界三大饮料茶叶、咖啡、可可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而今，在世界各地茶叶无处不在，茶叶在世界上的消费超过了咖啡、巧克力、可可、碳酸饮料和酒精饮料的总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如果没有茶，那简直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宁可一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水绝非夸张之辞。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怎样强调茶叶的重要性，都是不会过分的。
茶叶为何如此之快地成为全球性的饮料？很显然，与其他饮料相比，茶叶具有以下优点：容易种植和比较快的生长，从而能保证足够的产量；口味容易为大部分人所接受，而可可、咖啡味苦，需要加糖；有安全保证，开水冲茶或煮茶不仅达到了消毒杀菌的作用，而且长期饮用对身体有益，茶叶的诸多药效也已为今天的科学所证明，而其他饮料如牛奶在冷冻设备发明以前是非常不安全的，酒则不适宜于妇幼饮用；还有一条很重要，即价格比较便宜，相对于其他饮料，茶叶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后，价格已能为大多中下层人民所接受。总之，与咖啡、可可相比，茶叶的优点显而易见，与含酒精的饮料相比，茶叶更是具有老少咸宜的特点，因此茶叶完全有理由成为全球性的文明饮料。
茶叶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对此麦克法兰有切身的体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的英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很低，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里，妇女都只是男人的陪衬。在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一般只能看到男人潇洒的身影，妇女没有表现和发泄自己的场合。英国的饮茶风气形成后则完全不一样了，家庭里的下午茶为女主人提供了一种表现自己的特殊场合。在这里，男女老少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只有这时妇女才成为了真正的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妇女无须外出工作，因此邀请女友一块儿喝茶是她们摆脱孤独的最好的办法。久而久之，英国下午茶发展成为一种类似日本茶道的仪式，并成为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英国家庭妇女地位的提高与饮茶风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麦克法兰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即饮茶不仅形塑了英国中上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饮茶对促进英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工厂或矿山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以及在其他场合工作的人们在劳累了一天后，虽然只能吃些简单的饭菜，即面包以及少量的蔬菜、奶酪、偶尔有一点肉，但如果能美美地喝上一大杯茶，则不仅有利于恢复体力，而且还不需太高的花费，更避免了饮酒可能引起的酒精中毒。对于众多的英国劳动人们来说，因为有了茶，甚至连沉闷、辛劳、艰苦都成为可以忍受的事情了。
茶为国饮史悠久，祁红茶香溢五洲（上）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的发源地，原始社会神农时代，即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之说，然而，中国在茶叶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中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把这种中国最古老草本植物采摘、炒研而成的茶叶，融水火于一体，水火相济，刚柔兼备，品饮而回味无穷，使人神清气爽从而堪称世间一绝，是所有草本植物类中最神奇、最奥妙、最富有魅力的一种，它有资格同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并列为华夏神州的第五大发明。
饮茶，做为饮食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茶水，做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早已融入社会生活的血液之中;茶，做为友谊与礼仪的史者，早已誉满天南海北五洲四海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股茶香的气息扑面而来从宫廷盛宴，乡间小酌，到送亲别朋，豪饮庆功;从婚丧嫁娶，祭祀奠祖，到祈神祷天，生儿育女，何曾离开过茶?茶，世世代代陪伴着人类的欢乐与悲哀，希望和忧虑，胜利和失败，出生与死亡;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沉浸着它那神秘的魅力，漂溢着它那永恒的香泽，滋润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神州大地，人杰地灵，历代诗人们以茶伴酒，以茶入诗，以茶抒情，茶情茶事，皆入诗中。西晋左思的《娇女》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女，因急着要品香茗，就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首咏茶诗：一首是张载的《登成都楼》，用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一首是孙楚的《孙楚歌》，用姜、桂、茶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的诗句，点明了茶的原产地。而西晋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是一举奠定了他的茶祖地位。
中华文库，千卷万牒，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水浒》哪一卷哪一丛里没有茶的风采，茶的诗韵，茶的故事，茶的力量
数千年来，茶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饮，且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为诗人所品，被剪裁融铸于诗，古谓咏茶诗、茶诗。茶有诗更高雅，诗有茶更清新。世代相传留下的茶诗、茶词，不下数千首。中国历代咏茶诗词具有数量丰富题材广泛和体裁多样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到了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更是兴盛，饮茶风尚也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开来，上至宫廷下至百姓，茶亦是煮得沸腾，处处山川茅庐飘溢茶香。文人墨客办茶会、写茶诗、品茶论道，以茶会友，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茶和诗一样，成为诗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一大乐趣，于是产生了大量有关茶的诗词，从而成就了大唐茶道。据《全唐诗》不完全统计，涉及茶事的诗作有600余首，诗人有150余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盛唐诗人，都创作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茶在许多诗人、文学家中也成了不可缺少的物品。最先咏茶入题写诗的却是善饮酒的李白。李白是以斗酒诗百篇而被誉为文坛神话，他高举酒樽长吟：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但茶怎能不获得闻惯了酒香的谪仙人的垂青?他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写得浪漫飘逸，别有韻味。诗曰：尝闻玉泉山，山涧多乳窟。仙气白如鹤，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下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纵观这首诗，虽依然有着李白惯有的从容与洒脱，但对茶的由衷称颂却也透出了他一贯的豪放与飘逸;诗圣杜甫面对人生高唱：白日放歌好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但他在《重过何氏五首》之三中描写品茶题诗的乐趣，却非同凡响：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白居易的咏茶诗多达70多首，最为后人推崇的当是《茶山境会亭欢宴》诗，把文人墨客品茶斗胜的盛况描写得淋漓尽致。诗曰：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香娥递舞应争妙，紫笋(茶名)齐尝各斗新。大诗人王维为友人送行，悲怆地唱出：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巨响;但他在《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中，公门暇日少，穷巷故人稀。偶值乘篮舆，非关避白衣。不知炊黍谷，谁解扫荆扉。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一样透出了他清新、坦然的诗意风格。
因为有茶，不少咏茶诗还赞美茶是有品味、有灵性之物。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曰：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性灵味，得与幽人言。郑板桥诗曰：只和高人入茗杯。茶品、人品相提并论，进入了天人一气，人茶交融的美妙境界。
因为有茶，陆游才倾注饮茶于笔端：嫩白半瓯尝日铸(茶名)，硬黄三卷学兰亭。他一生痴情得益于茶，寿享86岁;因为有茶，苏东坡拨弦而歌，岳飞挥剑起舞，因为有茶，陶渊明甘居田园寂寞，郭沫若纵笔描绘《女神》
从屈原、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岳飞、文天祥、陆游哪一位风流人物不曾用茶滋润过歌喉，洗濯过情感，亢奋过雄心，磨砺过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