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在哪里。
1932年冬，上海商检局技师吴觉农，一袭布衣，一只皮箱，孤身前往地处安徽祁门平里村的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后改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场）接任场长。一路上，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吴觉农吃尽了苦头，还遭遇了土匪打劫、野兽出没等危险。
真正让他痛心的是沿途祁门茶区的荒芜。曾经让欧洲王室贵族趋之若鹜、奉为奢侈之物的祁门红茶，成了当地农民眼中不值得重视的事物，也就是房前屋后种上几株，有贩子上门，就摘些叶子做成半干的茶胎换几个铜板。
这其实也在意料之中。1930年，吴觉农曾比较过中日茶园收入，数据显示，每亩收益能相差十倍！
仿若山河破碎下中国社会的缩影，自英国、日本加入国际茶业版图，开始机械化制茶后，华茶处境便江河日下。
有志之士为复兴中国茶业奔走呼告，要改良，要培养人才。1930年吴觉农在《改良中国茶叶刍议》中呼喊道：“吾人宜从速设法补救，以利国利民。……俾茶商日臻兴旺，与他国竞争，占为首席，谋国际上贸易之发展，愿国人共勉之！”
怀抱着同样的理想，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等一批茶界泰斗式专家学者从五湖四海汇聚于祁门茶业改良场。在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的阴霾下，他们苦守着崇山峻岭中的“试验田”，发轫无数巅峰之举，为中国茶叶机械化生产趟路，同时为中国茶叶科技培养了大量人才。
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前身是“国字头”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安徽模范种茶场。筹建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的茶叶研究机构。首任场长是曾在光绪年间考察了南洋诸国茶业的陆溁。
陆溁在1905年时就曾提醒过：“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当时，世界各大产茶国为了提高茶叶竞争力，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对茶叶进行了大量改革，采用了现代的机器生产和规模性茶叶生产机制。而中国却仍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制茶，不仅单产低、生产效率低、成本高，而且产品品质不稳定。
尤其是祁门红茶，因为工序复杂精细，手工制作更使得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奢侈的消费品，销售逐渐陷入困境。
不过，到了1915年，祁门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大奖章”一枚和“金质奖章”两枚后，人们心中复兴华茶的希望重新被点燃，也坚定了农商部改良茶叶的决心。
农商部模范种茶场的地址最后定在安徽祁门平里。这里有个小插曲，事实上，最早使农商部注意到祁门的是英国人，他们首先提出要在祁门设茶场的要求。
英国与中国红茶有着奇妙而深切的渊源。英国人在18世纪后半期就饮茶成风，为此大量白银哗啦啦往中国流。而后他们通过不懈地“努力”，盗取中国茶种，偷学制茶技术，在印度成功开发出大吉岭和阿萨姆两大红茶产地。到1903年，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由4%来自印度增加到59%，而中国茶在世界销售量的比率却下降到10%。一消一涨间，是中国外汇收入的大幅减少。
有两大茶园傍身，英国竟然还要在中国设茶场，不得不让人起疑心了。
英国人看中的祁门，就是祁门红茶的原产区安徽省祁门县，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茶区，祁门80%的茶园分布在海拔100-350米的森林茂密的丘陵盆谷之中，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早晚温差大，常有云雾缭绕，是茶树生长天然独特的好环境。
虽然当时还没有茶叶“小产区”的概念，不过英国人定是看中了祁门好山好水的与众不同。好在当时虽然时局不稳，但农商部的官员到底不是傻子，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并决定由陆溁到祁门设场。
1916年初，模范种茶场正式开启，陆溁紧锣密鼓组织人收新茶，用机器直接精制输出茶叶，代替传统的手工制作，并称其为“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
彼时的吴觉农还是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对茶叶兴趣浓厚的他，在2年前，17岁时刚把自己名字“荣堂”改为了“觉农”，立下振兴中国农业的大志。
谁也想不到，在往后的十多年里，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断绝，种茶场工作时断时续，还被降格为省立茶叶改良场，陆溁的成果付之流水。吴觉农却成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茶叶技术专家。
1932年的冬天，奉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之命，吴觉农前来祁门救场。他带领团队，整老茶棵，辟新茶园，组织茶农搞运销合作社；又通过多方争取，获得了数万元科研经费，购置了一大批设施和机械，将之前口口相传的手工制茶改变为工业化的机械制茶。
到1934年，吴觉农因出国考察离开改良场时，茶叶复兴正在成为现实的美好图景：制茶机械成功投入生产；合作社大受欢迎，并推广到全国；改良场也复归国家队，当年7月改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安徽省政府合立，更名为祁门茶业改良场。
1934年9月，吴觉农离开前，力邀他的老搭档、上海商检局茶检室技士胡浩川接任改良场场长。
也许是日本留学生涯的影响，胡浩川做事情认真而执着。据说他与人道别时还是行日本之礼：大弯腰，双臂低垂，仰面微笑。
他对制茶尤其是制功夫红茶也是认真琢磨，每个步骤都一连串地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与应用推广，后人时常传唱的《天下的红茶数祁门》就是胡浩川编写的。
上任后，胡浩川首先果断将改良场总部迁至县城，而后一直致力于从种植到制作祁门红茶的规范化、科学化、工业化，并将这些工艺上的改革向茶农推广。
《祁红怎样做法》《祁红毛茶怎样复制》《红茶怎么看法》等关于祁门红茶的基础知识读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推广到茶农手里的。
更大的改变从1936年开始，改良场引进制茶机器，开始实验机械制茶，以前无古人的胆识向近百年的制茶方式挑战。
当时国内对制茶机械化尚存在分歧，许多人心存疑虑，甚至有反对声说：“机器制茶一定要沾染铁锈和机油气味，高温快速机烘的红茶得不到祁红特有的芳香。”
但胡浩川认为机械化才是大势所趋，坚持从国外引进了机器设备，开始着手祁红的机械制作实验。
当年的技术员冯绍裘回忆此事时，感慨万千：
“1936至1937年，我调任祁门茶叶改良场任技术员，专搞祁红初精制实验工作。该场先后由日德购进大型红茶初制揉茶机和烘干机两种，以供机制红茶实验示范推广之用，提高祁红质量。”
一开始，机器的脾性让人很难掌握。在1936年春，改良场第一次使用台湾大成式揉捻机时，因为配备散块筛分机，需要两三人来散团筛分，竟手忙脚乱。而在第一次使用烘茶的时候，竟把红茶烘焦了，造成了很大损失事故。
然而经过不断地坚持实验，最终收获了令人惊喜的结果。1936年春，改良场成功试制出红毛茶四五千斤，精制装箱运往上海试销，经中外茶师品评，认为其做工、叶底、水味、香气等在祁红中均称上乘，比当年祁红的最高售价还高出了110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令全国茶叶复兴人士大受鼓舞的事情。吴觉农特意在《国际贸易导报》上撰文称，“祁门茶业改良场今年开始大量生产红茶问世，形式整齐，色味俱绝，叶底明净，茶身清洁，售价之高，开最高纪录。计头批售价达275元，二批达240元，三批90元，甚至夏茶售价达170元之谱。”
1937年春，改良场精制的祁红在上海又大受欢迎，有外商甚至表示：“这样的祁红，有多少要多少！”
对于祁门来说，用工业化的方式制茶，意义不仅仅是工艺规范，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上，对于祁门红茶降低成本和增加产量有巨大的帮助。祁门红茶以往流失的那些海外销售，只有大规模的机械生产方能弥补回来，而海外巨大的需求量，也只有机械生产才能满足。
正因为有了机械生产，抗战期间，祁门红茶的一度繁荣，成为国民政府“用外汇换武器”的重要助力。
1936年，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在上海登报公开招考茶叶产地检验技术人员训练班学院，考生录取后，立即赶在茶季，送去祁门茶叶改良场学习。
从那以后，几乎全国各种茶叶技术专业人员培训班，都以祁门茶业改良场作为训练实习的基地。
祁门茶场有时也与政府合作，在农闲时，举办制茶训练班，招收祁门附近茶农，施以浅简训练。
改良场自己也有训练班，都是“名师”亲自上阵授课。1936年10月的一次训练班，胡浩川主讲红茶精制技术，冯绍裘主讲红茶初制和茶叶审评，庄晚芳主讲茶树栽培技术。他们所讲，不但精辟、科学，而且有独到之处。在实际工作上，既有许多同志现场示范，又有专家亲临辅导。因此学习进度快、扎实、质量高。
随着改良场名声大噪，各地茶人无不以出身改良场为荣，乃至改良场成为一种品牌。连外国专家也来此参观考察，仅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有日本著名茶叶专家山本亮博士、中英茶叶公司英籍顾问韦纯，以及苏联驻香港的茶叶专家等到过改良场。
不少茶厂的早期工人和管理人员，都到祁红茶区受过培训。而不少现代著名茶学“大师”，都是从祁门走向全国的。
在祁门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走出过如此之多的茶叶大师。
吴觉农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业公司经理。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创了茶叶研究所。被誉为“当代茶圣”。
胡浩川，首创“茶艺”一词，著有《浙皖新安江流域之茶业》《天下红茶数祁门》等珍贵著作，被誉为“茶叶大师”。新中国成立，任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
庄晚芳，改良场的茶树栽培权威，留下条播密植、等高梯形、之字山路三大创举，被誉为“茶树栽培之父”。
冯绍裘在抗战爆发后，疏散去云南，创红茶成功，成为滇红之父。
此外，还有范和钧、陈兴琰、徐楚生、刘淦芝、陈观沧、钱梁、汪瑞琦等大家，不胜枚举。
不爱人间富贵花，只采平凡快活茶。
这是胡浩川的诗句，也是那一代茶人精神境界的写照。
“二战”爆发后，祁红外销受阻，形势急转直下。改良场无法开展工作，奉命进入保管时期。
在留守改良场的陈观沧的记忆中，这段日子极为艰难：“我们有事，经常由平里去祁门总场，沿途均是崇山大岭，虎豹伤人，时有所闻。有一日，我随茶场数人同往祁门城，转过几个村落，进人大山冈，在山脚边，已有多人等候结伴过冈。有人告诫，结伴过冈以午时为好，山上茅草丛中，猛虎打盹，人近虎旁，只要屏气速行，可渡险关。因此，我们效此法过关，屏气、轻步、疾行、眼亮、耳灵，一闻风吹草动，冷汗直冒，似有临生死搏斗关键时刻之感。”
这样的艰难处境下，胡浩川以“个人不离场、工厂不荒废、茶园不生荒”自励，号召职工克服种种困难，以茶养场，一面自产经营，一面与茶农联营制茶。把未来茶叶复兴的火种，顽强保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如今，改良场的时代已成历史，茶界大师们砥砺前行的故事却影响至今。培养了大量茶业人才的祁门茶业改良场，可谓是中国现代茶业界的“黄埔军校”，它的意义已经超过茶叶史范畴，而是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有识之士实业救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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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白茶产地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白茶即是茶，也是药，越是陈年白茶，那么药用价值也就更加的明显。那么，有的人问，白茶的属于产地在哪里呢？白茶是属于中国茶叶，历史悠久。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说起它的兴起，还是近些年来的事情了。下面来看看，关于中国最大的白茶产地。
在茶叶界内有句这样的老话，说：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也就是说，白茶的主要产地福建省福鼎；白茶主要产自于福建省的福鼎、政和、松溪、建阳等地；这几个都是白茶的主产区。
2016年全国白茶总产量为22491.15吨，较之去年增加2717吨，增幅为13.74%。其中，福建省的白茶产量上涨1863吨，达到185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25%；2016年，在福建省内，福鼎、政和、建阳三地的产量之和占全省的96.05%。2016年福鼎白茶总产量为11364吨，同比2014年的7800吨，增幅为45.69%；政和白茶产量为5500吨，同比2014年2080吨，增幅为164.42%；建阳白茶产量905吨，同比2014年的700余吨，增幅约为28%。
从上面的数据上来看的话，中国最大的白茶产地在福建省的福鼎市；其中福鼎白茶的产量占据了全国白茶总产量的50.5%，总产量为11364吨；根据统计，福鼎市的白茶树种植面积在21晚亩；其中大毫茶园面积为15万亩，大白茶园面积4万亩，其余为2万亩的小菜茶品种。
1、白毫银针
白毫银针，又叫银针、白毫，因为茶叶身上批满了白毫，色白如银，外形似针一样，所以得名白毫银针；银针的原料是采用了福鼎白茶茶树头春肥壮的芽头制作而成的，很嫩，香气清新，汤色淡黄，滋味鲜爽，堪称为白茶中的极品，有“茶王”、“美女”的美称。
2、白牡丹
白牡丹，因其绿叶夹银白色毫心，形似花朵，冲泡后绿叶衬托着嫩芽，宛如是含苞待放的牡丹一般，所以得名为白牡丹。白牡丹，是采自于大白树杈、水仙种的短小新梢的一芽一叶制作而成的，是白茶中的上乘佳品。
3、贡眉
贡眉，又叫做寿眉，是白茶中产量最高的一个品种，产量几乎占据了白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采用的是菜茶茶树的芽叶制作；茶梗比多，并且茶叶也比较粗糙，所以它有“粗糙茶”的名称；别看它它粗糙，但经过存放后的贡眉，有更加让人喜爱的内在，有耐冲泡的特点，所以成为茶友们喜爱的白茶品种之一。
4、寿眉
寿眉，采用的是自菜茶品种的短小芽片、大白茶片叶制作而成的白茶；通常来说，贡眉是表示上品，品质高于寿眉，但一般来说，只称之为是贡眉，而不再有寿眉；寿眉的主要产区在福建省的建阳县一带；制作原料采摘标准为一芽二叶至一芽三叶，采摘时要求茶芽中含有嫩芽、壮芽。贡眉的制作工艺分为初制和精制，其制作方法与白牡丹茶的制作基本相同。
5、新工艺白茶
产自于福建省福鼎、政和、松溪、建阳一带；是按白茶加工工艺，萎凋以后，经轻揉而成。以条形较贡眉紧卷，汤味较浓，汤色较浓的特征特点，而受到茶友们的一致喜爱。
以上就是关于白茶的主要产地介绍了。其实，中国最大的白茶在福建省的福鼎市一带，此外还有政和、建阳、松溪一带也有生产；所包括的品种有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贡眉、新工艺5种；其中以福鼎所产的白茶最为优质。
中国茶业转折点，你知道是在哪一年吗？
中国茶业转折点是在哪一年？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2000，其实不是。是1886年。
在1874-1875年，美国由厦门运回的乌龙茶达34.7万千克。1858-1864年，单由厦门口岸输出的乌龙茶就有181万-317.5万千克。可以说19世纪是武夷茶（包括绿茶和乌龙茶）风靡欧美的时期。
关于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茶业因红茶出口的剧增而急剧发展起来的记载，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有关方志中随处可见。举例来说，如同治5年《崇阳县志》载：“道光季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内包锡皮，往外洋卖之，名红茶。”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国开行、开厂、设库、设栈，使中国茶叶贸易和茶叶生产，出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局面。检阅同治5年（1886）至光绪26年（1900）的有关茶叶出口数，我们可以发现，1886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和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前的统计，我国茶叶出口的数额，继续道光末年和咸丰年间的逐年跳跃式增长。1886年后，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茶叶获得成功，大批新茶园投产，他们对自己的茶业实行保护政策，致使中国茶业由持续快速发展，蜕变为连年急剧大落。
这种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构成我国茶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独特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随各国从我国输入茶叶逐年增长的需要，我国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叶生产，在同治年间，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个盲目发展的高潮。以福建为例，如《东瀛识略》所载：“茶固闽产，然只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种植殆遍。”关于福建同治年间植茶的风起，其时闽人卞宝第也有这样一段形象的记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产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与汀、广、泉、永之人，并且将山旁沃壤弃而出租者，轻本重末，大妨农业，由是客民众多，棚厂联络。”另外《光泽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同治以来，遍处种茶，生息亦广”。
因此，当1887年以后我国茶叶出口连年递减，茶叶市场一天天被印度、锡兰挤占，我国茶业日趋衰落时，我国的茶商、茶农和有关官绅，开始只会感到突兀、茫然和有点不知所措；但情感接下来的变化，必然是从陶醉回到现实，从失落中寻找原因，痛定思痛，最后确定奋起走改革和重整我国茶业之路。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1886年，是我国古代或传统茶业发展最后所达到的一个巅峰，这个巅峰，同时也是其发展的终端；自此之后，我国古代茶业就一天天衰退和朝着近代的方向转化了。
又提高了！中国茶业的国际话语权
2017斯里兰卡茶叶慈善拍卖会于4月23日上午在北京拉开了帷幕，本次拍卖会是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的，本次活动首次引进国际最流行的拍卖方式，将优质的斯里兰卡茶叶带进中国。活动现场展示了斯里兰卡7个主要茶叶产区的顶级红茶，斯里兰卡的绿茶、创新茶及手工茶等也首次出展。
活动现场
据了解，作为中国进口茶叶的主要贸易国，斯里兰卡每年向中国出口锡兰红茶近8000吨，占中国进口茶叶总量的35%。
本次国际茶叶拍卖会现场拍卖成交额达4万余元，拍卖所得将作为慈善援助资金捐献给斯里兰卡贫困地区。茶叶拍卖作为国际茶叶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方式之一，每年国际市场上约有70%的茶叶贸易是通过拍卖市场成交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茶业接轨国际的步伐越来越坚定，茶叶进出口量保持稳定增长。近两年，国内茶叶交易中心兴起，极需公开透明的交易方式，而我国的茶叶拍卖才刚刚起步，处于尝试阶段。为此，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特意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拍卖形式，为行业提供借鉴。
茶叶拍卖会现场
同时，拍卖会现场，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还与斯里兰卡茶业局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两国间的茶叶贸易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当前进口茶叶消费已向多元化发展，进口数量保持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了世界优质红茶的重要消费地区。作为中国进口茶叶的主要贸易国，斯里兰卡每年向中国出口锡兰红茶近8000吨，占中国进口茶叶总量的35%。
茶叶交易
据了解，此次拍卖会是为了为6月16-19日开展的“2017北京国际茶业展2017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2017遵义茶文化节”预热。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茶业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茶业社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代表中国出席国际粮农组织政府间小组茶叶会议、国际茶委会年会等国际性茶叶会议，并在国际交往中与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产茶国政府以及欧美等消费国行业组织建立了联系和交流，逐步开始树立中国茶业的国际话语权。
五大迷思对中国茶业发展成了阻碍
以下大迷思的存在，对中国茶业发展形成了严重阻碍。中国茶业的长足发展与提升，有赖于破除目前这五大迷思，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茶叶产品的核心内涵，以健康为根本出发点，以文化作为辅助动力，在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有效引导下，通过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重新构建产业标准，打造强势品牌，促进产业整合和规模扩大。迷思之一 一盘散沙
如果你想知道中国电视产业规模，你不难找到一个机构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如果你想知道中国大米产业的规模，你也不难得到相对准确的数字。但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国茶业目前规模有多大，那可不是件容易事。一盘散沙的中国茶业，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行业管理机构的散；第二，市场参与主体的散。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茶业的种植与加工、国内流通和对外出口分属于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和原外经贸部，呈现典型条块分割之势。作为目前已完全市场化的一个产业，国家主要通过脱胎于政府机构的若干协会来进行行业管理。但由于缺乏一个集中和权威的行业管理机构，中国茶业目前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必要的引导。
中国茶业目前高度分散。在最近发布的“2007年中国茶业行业百强”中，行业最大企业目前经营规模仅为11.6亿元人民币，行业前四家的累计销售额仅为30亿元人民币，行业前四十家的销售额仅为105亿元人民币。相比联合利华的LIPTON的近30亿美元销售额，差距之大毋庸赘言，市场参与主体的分散可见一斑。
迷思之二 小打小闹
中国茶业一直比较热闹，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试问，有多少茶叶企业具有较为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有多少茶叶企业投入了资金进行研究与开发？中国茶业出现过多少较有影响力的营销推广活动？资金实力有限、工艺设备落后和营销观念落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中国茶业很难走出国门进行较有影响力的营销推广，很难在国内进行较大力度的广告宣传，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工艺革新与新产品开发。见得多一些的，无非也就是人气不高、规模不大的各式类似业界联谊的“博览会”，近乎噱头的“茶王”拍卖和支口铁锅炒茶叶！
迷思之三 杂乱无章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茶业从出口导向型转向通过大力发展名优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这应该说是中国当代茶业发展中的拐点。从那时起，中国茶业尤其是国内市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名优茶成为国内市场的主流。但名优茶注重外形、强调手工、强调原产地的特点，使得中国茶业从此也快步进入了一个缺乏“标准”的时代，使茶叶产品长时间停滞在初级农产品层面而无法成为工业化产品。对外形差异的注重和追求，阻碍了现代化制茶机械设备的应用；对手工的依赖，导致品质一致性的保持；对“正宗”和“文化”的过度强调，导致炒作成风和弄虚作假泛滥。缺乏标准的中国国内茶叶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此时，卖茶者几乎都成了“王婆卖茶”，而买茶者则往往是面对明目繁多的各类茶叶一头雾水无从选择。最近两年的普洱茶市场无疑是对这一迷思从另一角度的最生动注解。
迷思之四 因循守旧
中国茶业是个传统产业。传统一词，表明的是世代相传的悠久历史，但这不应成为因循守旧的代名词。中国茶业在产品形态、消费方式、营销理念、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创新性都显得不足。比如，除了泡饮外，是否可以大力研究“吃”茶？除了通过批发市场、茶庄和商超等渠道销售外，是否可以大力开拓宾馆、饭店、会议和电子商务等渠道？
迷思之五 主次不分
说到茶叶起源，几乎都会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说起。虽然这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估计很多人都忽略了这句话里所传递的关于茶叶的核心价值——保健功效。实际上，茶叶从其最初被发现和利用至今，最主要是作为一种介于药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物质而存在，其各种保健功效已经和正在不断为现代科学研究所验证和揭示。也即，茶叶产品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健康，而文化则是千百年来不断附着在其上的东西。笔者无意否定茶文化对于传承文明和陶冶情操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只是认为健康作为茶叶产品的根本内涵应在消费中居于主要地位，而文化只能是补充（虽然在特定时间或场合可能被突出强调）。而即便是谈茶文化，也应更加注重其精神层面的内涵，而不应仅仅简单的茶艺表演动作或者讲述一些根本无从考证的故事。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茶业普遍存在将“文化”摆在高于“健康”之上的现象，导致中国茶叶价格居高不下、过度包装和以文化之名故弄玄虚甚至坑蒙拐骗，而鲜有企业致力于通过普及和传播茶知识、告诉消费者如何通过合理品饮促进身体健康来扩大市场。
中国茶叶行业是个比较奇特的行业。说它奇特，是因为这个行业存在着太多让人“看不明白”的现象。比如，中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发源地，却很长时间里“茶园面积世界第一，茶叶产量世界第二，茶叶出口世界第三”——虽然在2006年中国以102万吨的年产量夺回了世界头号产茶国称号；作为 茶叶名列“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国度，中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仅列全球第30位左右，远远落后于同为茶叶生产与消费大国的印度；作为茶叶生产与消费大国，中国长期以来有名茶但无名牌，茶叶企业众多但缺乏真正龙头；作为一种食品，中国茶叶长期以来游离在食品加工管理规范的边缘；作为一种具备丰富文化底蕴的商品，中国茶叶很多时候严重依赖于一些神话传说或者过度包装以体现其“内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