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引起的战争。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相关知识！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叶生产贸易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不仅从战略上牵制、抗击、削弱了日军，支援了苏、美等盟国，而且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抗日基地，为盟军提供了许多物资，比如茶叶、桐油，同时，通过出口换来了宝贵的外汇、军火等战略物资，以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
茶叶在抗战前均为大宗出口产业，浙江太湖平原蚕丝产地沦陷后，受日寇统制，影响出口，但茶叶因为产区多在中西部地区，因此还能保持大量的出口，为抗战作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茶叶出产地带，如祁红茶产于安徽的祁门，宁红茶产于江西的宁州（修水县），温红茶产于浙江的温州、平阳、青田、泰顺、瑞安，湖红茶产于湖南、湖北，建红茶产于福建，徽州茶产于婺源、歙县、休宁、绩溪等地，平水茶产于浙江的绍兴、上虞、新昌、嵊县等地，湖州茶产于浙江的安吉、长兴、吴兴、孝丰等地，以上统称“洋庄茶”（即外销茶，又名厂箱茶）。武夷山的红茶、杭州的龙井茶、洞庭的碧螺春茶、黄山的云雾茶、新安的松萝茶、云南的普洱茶、六安的瓜片茶等统称为“店庄茶”（内地茶叶店所售的内销茶叶），产地分别为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公司，专门负责茶叶的进出口业务，先由该会评定市价，而后将全国茶产全部收购，集中于香港，以便分配输出。此制度设施后收效很大，因此虽然在战争时期，交通时有阻碍，而茶叶的输出反而比1938年和1937年有一定的增加。如1939年，茶叶总输出额为33054085元，1938年同期为30787274元，1937年同期为30661711元。1938年8月份的输出，竟达6823434元之多。同时，1939年，浙江、江西、安徽国统区的茶叶获得大丰收，突破往年的纪录。据贸易委员会统计，仅休宁、婺源、歙县三处，1939年产量就达16万箱，出口11万箱，不仅产量比往年有增加，输出数量以地区而论，也超过了往年的数目。
苏联本是茶叶主要销售区，在1939年的销售量比往年更多。抗战爆发后，货物出口都在香港，国际茶叶贸易也集中在那里。因为广州沦陷了，转口业已经转道到温州、广州湾等地。据统计，1939年转往苏联的茶叶，共值1500万元之巨，比往年增加了2至3倍。
为了扩充植茶，改进茶技，增加生产，国民政府经济部任命中国茶叶公司负责此事，并制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4省为茶区。经该公司分派技术员实施调查后，决定先在云南划一茶叶实验区，成立“云南茶叶改进所”，在愿宁（今宁洱县）设立制茶检验厂，将云南的普洱茶改为生产红茶和绿茶，向海外各地区推销。
云南茶叶改进所成立以后，富滇、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合组成立贷款团，1939年暂定国币100万元，实施各项改进计划。至于运输交通，政府开始修理愿保支路，以接通滇缅路而利运输。茶技人员，由各战区的茶农、茶工调往，此事不但有利于增大华茶出口，且寓救济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等地难民于生产事业中，为此，赈委会也拨款10万元协助其进行。
福建、江西、安徽、浙江4省，为管理本省茶业生产起见，均设立了茶产管理处，分别对本省的茶叶生产销售进行改进，并作通盘的计划，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废除了中介商人的盘剥；二是办理各茶号的贷款业务；三是派人监督制茶；四是管理茶叶的运输；五是办理茶叶出口；六是统筹茶件运输。
对于各省茶叶，如符合外销的，各省茶产管理处均指定区域集中，装外轮运送到香港，交富华公司销售。富华公司则特设浙茶、闽茶、皖茶、赣茶等部门，专门负责运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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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茶叶生产的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茶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唐宋茶业的辉煌，主要是表现在茶学的深入及茶叶加工，特别是贡茶，加工技术技术的精深。而明清时期，这种传统的茶学、茶业及至茶文化，因为经过宋元的社会动荡，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茶类的新发展
宋元时期，除贡茶仍然采用团饼茶外，散茶在民间俗饮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但明朝初期，贡茶仍然采用福建的团饼，后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进贡团饼茶太重劳民力，决意改制，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明太祖的诏令，在客观上，对进一步破除团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明朝茶业在技术革新、各种茶类的全面发展以及名茶的繁多上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据有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茶叶生产加工技术。有如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到种以多子，稍长即移。说明在明朝，有的地方除了直播以外，还采用了育苗移栽的方法。到康熙年间的《连阳八排风土记》中，已有茶树插枝繁殖技术。此外，在清代闽北一带，对一些名贵的优良茶树品种，还开始采用了压条繁殖的方法。
在茶园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在耕作施肥，种植要求上更加精细，在抑制杂草生长上和茶园间种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掌握茶树生物学特性和茶叶采摘等方面，在明清时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发展。从制茶技术看，元代《王祯农书》所载的蒸青技术，虽已完整，但尚粗略，明代时，制茶炒青技术发展逐渐超过了蒸青方法。
品类的多样化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各地名茶的发展也很快，品类日见繁多。宋代时的知名散茶寥寥无几，文献中提及的只有日注、双井、顾渚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茶名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属散茶。
明清两朝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包括黑茶、花茶、青茶和红茶等。
青茶，也称乌龙茶，是明清时首先创立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类。红茶创始年代和青茶一样，也无从查考，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其名最先见之于明代中叶的《多能鄙事》一书。到了清代以后，随茶叶外贸发展的需要，红茶由福建很快传到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云南和四川等省。在福建地区，还形成了工夫小种、白毫、紫毫、选芽、漳芽、兰香和清香等许多名品。
茶叶战争
茶叶，最古老的国际化非酒精饮料；茶叶，与丝绸一样，在最早的东西方贸易中炙手可热；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和血腥的战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茶叶，曾经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也导致了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鸦片战争的爆发。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元年。从朱元璋攻陷元大都算起，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5年。这一年登基的万历皇帝，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入晚的阳光，照耀着紫禁城，一骑快马，带着明王朝第14世子孙的诏书，在血色黄昏中，从山海关急驰而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诏书的颁布，让北方边境顿时铁骑成群、风云突变。蒙古图们札萨克图汗集结蒙古各部，并联合女真族建州部，同举大兵逼向明朝辽东的清河关。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原来，这是一封下令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与明王朝的边贸，对于山海关外的蒙古和女真部落非常重要，有一样东西尤其攸关生死，他们不惜用自己视若生命的宝马良驹、珍贵的毛皮和人参来交换。这就是茶叶！
在中国，茶主要产自江淮之南。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茶叶与丝绸、瓷器同为远销西域的大宗商品。可以说，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丝茶之路。通过饮食文化交流，北方游牧部族形成了自己的饮茶特色以奶与茶调配，茶乳交融，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最佳典范。
牧民的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而茶叶里面含生物碱和茶多酚，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对游牧人来说，茶，不是饮料，是生存的必需品，是生命之泉。中原王朝也意识到茶叶是可以用来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茶叶贸易、茶马互市，自唐代开始。这一茶制，也是宋代乃至明清的重要国策。
在某些历史时期，茶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茶马贸易，也因此成为边陲要政。
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作为和平制衡手段，以茶制戎的边疆政策运用得当，非常有效。然而，王朝愈是走向衰落，就愈是将这一政策推到极致，也就愈加起到相反的作用。茶的高价和垄断，刻意压低马价的种种行为，让北方部落非常不满。在辽东等边境地带，茶叶贸易屡屡引起争端。此外，官方的垄断，使得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数量多，质量也更好，私商往往越境贩卖。
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常常会关闭茶马互市，这样的决策，本是为了保护政府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保护高额的垄断利润，但在茶叶私商遭到打击的同时，贸易另一方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其实是最终的受害者。官方茶叶停止供应，私商途径的茶叶被断绝，那么，战争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
公元1573年，明王朝一纸关闭边境贸易的诏书，本意是严查贩茶私商，严办违法官员，然而，茶马互市的关闭使得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绝望之下，蒙古各部联合女真，共同起兵，向明朝辽东重镇清河关发起了进攻。以武力胁迫明王朝开放边境贸易，继续向关外供给茶叶。
5月间，图们札萨克图汗率蒙古大军协同女真各部，将整个清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清河守将裴成祖拼死抵抗。最终，清河城堡保住了，然而，明军主将裴成祖却被建州女真部落长王杲一举击杀。
双方僵持两年后，明王朝终于恢复了清河的茶马互市。明政权把茶马互市作为战略利器，本来以为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但是，它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根本。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倾轧、守边官兵贪腐羸弱，茶马互市的利益天平正在向着关外倾斜。
原本，女真人是原始的渔猎民族，而仅在清河堡战事之后不到11年，1584年3月的17次马匹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29次黄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这意味着，女真人已经进入农业经济时代。
茶马互市，不再是游牧部落换取生活资料的交易场所，更成了女真人获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提升整个民族生产力的资源渠道。
女真人在山海关外悄然崛起，成为威胁中原的强大力量。明王朝为自己挑选了掘墓人，而且培养着自己的掘墓者由弱变强。
1644年，清王朝正式取代大明，定都北京。这个兴起的王朝在茶叶国策上重蹈覆辙。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近代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也是一场茶叶战争。
早在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茶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时散播到西亚。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开来。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红茶之路。各国商队翻越帕米儿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红茶输往各个国家。
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展开了第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来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茶叶对西方的海上贸易就此展开，荷兰人紧随其后。为了在贸易战中击败葡萄牙，1602年，荷兰组建东印度公司，抢夺茶叶贸易垄断权，而葡萄牙则占据了要冲马六甲，荷兰东印度公司击溃葡萄牙人之后，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企图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欧洲，茶叶最初被当作医治昏迷、虚弱、胃肠疼的药品。后来，茶叶被作为时尚的奢侈品推荐给英国皇室。整个皇宫以饮茶为荣耀，贵族们也纷纷效仿。
英法之间为了茶叶，甚至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间谍战。1662年，英国皇室为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妃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举办了一场传统欧洲宫廷婚礼。在这场豪华的婚宴上，凯瑟琳公主婉拒了宾客奉上的各种名酒，举起一杯红色的汁液向全场致意。这个举动引起了法国皇后的好奇，她派出特工潜入英国皇宫，查明这种红色汁液实际是由一种来自中国的植物冲泡，而这种植物被称为cha。不幸的是，这名特工想盗取一些红茶的时候被英国皇家侍卫擒获，并很快被处死，成为当时重要的外交纷争。
作为产茶地，中原帝国曾在茶马互市中占尽先机；面对新兴的海上茶叶贸易，中国人也开始主动出击。中西方的茶叶贸易战打响了。
1683年，大清王朝解除海禁，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的贸易。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中国人已经失去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从1690到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闭关锁国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茶叶的贸易。中国茶商只能到达雅加达，却无法远赴欧洲。手中的上好茶叶，除了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别无选择。而荷兰人，则开始肆意压低雅加达的茶叶收购价，中国商人损失惨重。
18世纪以后，英国对荷兰海上霸权进行挑战。五年战争，使荷兰遭到沉重打击，1795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属东印度公司则开始主控全球的茶叶贸易权。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更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的富产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往中国汇聚。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额的九成以上，而欧洲输入中国的洋布、
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出口商品的十分之一。巨额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
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英国决定向中国大量输入一种美丽花卉的提取物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鸦片从产地孟加拉，沿海路运往广州湾，在伶仃岛卸货并换成硬通货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铜钱贬值。19世纪初一两银子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钱兑换率竟达到1600文每两。英帝国在输入鸦片换取茶叶的贸易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
清香的茶叶换取的是鸦片的乌烟瘴气。鸦片非法输入到中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初期的30年间，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染上鸦片嗜好，一刻也不可离身，中等人家纷纷破产。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为英属印度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清朝廷的禁烟举措明显是断其财路，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大为恼怒，决心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1840年，大清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香港。大清则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5处通商口岸，都是清帝国向外输出茶叶的主要港口。
之后，出口的不仅是茶叶，茶苗也开始流失。
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被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寻找最优良的茶叶品种。福钧这趟旅行的成果，就是从中国最好的茶区挑选了2000多株上等茶苗、8个一流的制茶师和大量的制茶工具，并把他们安全地运送到了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种植园，这就为后来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在西方市场取代中国茶叶做好了准备。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况。英国则在它的南亚殖民地大力发展茶业种植。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的惟一供应国。极盛一时的中国茶，再也没有挽回颓势。
茶，本来是安神定气的饮料，但是围绕它，却有过无数的纷乱与战争。今天，茶叶，回归了它和平、和睦与和谐的象征本意。茶叶，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植物，它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明朝的茶叶战争
曾经是政治性商品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茶叶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公元1575年，明万历三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13岁的孩子，朝廷的政务由首辅大臣张居正主持。这一年明朝终于结束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清河堡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攻击中原边境军事要塞的战争。进攻方是蒙古汗图们札萨克图率领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战争没有胜利者，蒙古各部死伤惨重，明军虽然最后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将裴成祖战死，军民伤亡不计其数。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限饮，就是扼制生理需求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连这个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恰好能弥补了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茶，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都没法生活。卡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用茶税挽救国民经济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困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年初,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茶马交易下的战略物资
茶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当成了战略物资。在宋代，茶叶跟战马息息相关，这时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北方草原和河套地区等养马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战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与产马地区的民族各取所需。
那么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兴趣呢？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贸易的桥梁，在丝路上运输的主要货品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都是中原地区的特产。
并不是每样特产都能从草原地区交换到足够的战马，首先，对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文明而言，瓷器的易碎性决定了这只是少数贵族的玩意儿。棉布和丝绸曾经是唐代后期交换马匹的主要产品。但是，布匹和棉布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皮制品和羊毛制品足以替代布匹使用。如果丝绸棉布的价格过于昂贵，边疆民族可以减少交换数量或者干脆停止进口。
茶叶，无疑更适合承担这个功能，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出产茶叶的地方往往是丘陵地区，这些地方并不适合种植其他农作物。也就是说，中原文明要想扩大茶叶产量，根本不会挤占原有的粮食、棉花等作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茶叶是中原文明独有的作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不合适茶叶的生长。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城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在明王朝灭亡的同时，一个新兴的世界霸主正在欧洲渐渐崛起。
普洱茶计划生产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全区迅速恢复了茶叶生产。1952年，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普洱支公司在全区建立茶叶收购站。勐海县在原制茶厂的基础上，建立佛海茶厂，年加工2750吨。1963年后，普洱区先后建成思茅县三家村茶厂、景东茶厂、思茅曼昔茶厂、景东文华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等，在传统的手工制茶基础上进行机械制茶。1980年至1981年后，又建成江城农场茶厂，景东定安茶厂、普洱茶厂、镇沅茶厂。1984年建精制茶厂24个，年加工茶叶1.1万吨，出口茶叶1581吨。
建国后普洱茶生产进入计划生产时期，如果说建国前各私营商号所生产的普洱茶称作古董茶的话，那么建国后各国营茶厂生产的普洱茶就是大家所说的印级茶了。建国后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主要有五大茶厂，即业内人士所谓的五朵金花：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和澜沧茶厂，它们按中茶公司的指令计划生产边销茶或内销茶。
1973年4月，云南省召开茶叶加工会议，率先安排昆明茶厂试验人工发酵普洱茶。昆明茶厂研制成功普洱茶原料的泼水渥堆技术，以此为基础制成普洱茶熟茶。1974年后，省茶叶公司安排在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和宜良茶厂等国营生产厂家推行此技术。1976年，熟普散茶压制的沱茶7663、茶砖7581面市，从此之后，各种普洱茶熟茶产品风起云涌，普洱茶熟茶时代开启了大幕。
相对于晒青紧压茶自然发酵成熟前的生，普洱茶熟茶制成之初，它的原料经渥堆已是熟的，有了熟茶特有的陈香与醇和，故被俗称为熟茶。熟茶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主要工序是渥堆。渥堆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普洱茶色香味品质的形成。渥堆首先要将晒青毛茶茶叶匀堆，再泼水使茶叶受潮，然后把茶叶堆成一定厚度，盖麻袋或塑料袋保温，让其发酵。发酵期间的温度控制极其重要，温度低发酵不了，温度高会烧堆。视温度变化及时翻堆调节，才能够保证发酵正常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堆积发酵，茶叶色泽变为褐红色。渥堆达到适度以后，扒堆晾茶，解散团块，散发水分，自然风干。待茶叶干燥，再进行筛分分档，制成普洱散茶。
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1820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总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正如《茶叶之路》作者邓九刚所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
开路维艰
据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记载，茶树的最初学名定为Tea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国家茶的读音，都是从中国转译而来。由此可见茶的称谓最早是在中国确立的。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事实上，在中俄边境最大的边贸市场、茶叶之路的终点恰克图的交易史上，茶叶并非最为传统的交易品类。当时贩卖粮食、铁器到蒙古、俄罗斯的晋商发现，对于这些肉食民族来说，促进消化的茶叶的市场空间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累积的晋商，开始将茶叶纳入了自己的经营范畴，作为后起之秀的茶叶贸易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
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就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
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告诉记者。
无茶的茶商
在茶叶之路兴盛的两百年间，能在茶叶市场与晋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时期，晋、徽两大商帮同样依靠长距离贩运、突破了区域界限。然而，与徽商所具有的丰富的茶叶资源相比，晋商却身处本身并不产茶的山西。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
成艳萍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一个区域的贸易结构，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贸志》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质资源大致分为四大类：矿产类资源、药物类资源、畜产类资源、土产类资源。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纪中叶，俄国人只知道茶叶是又苦又涩的树叶，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对俄贸易仍以丝绸为主，茶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刘建生看来，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的过程。
一开始山西商人运到恰克图的是布匹之类的货物，当发现了欧洲市场的特点后，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引导消费。刘建生说。
蒙、俄地区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会有消化问题，而茶叶之中，红茶暖胃，绿茶帮助消化。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的引导这一市场的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在成艳萍看来，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砖茶，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不但易于运输存放，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写有晋商监制字样，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据了解，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其时，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据统计，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事实上，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然而，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终于走向了尾声。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双方约定，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根据高春平的统计，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17家华商，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当时，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可见一斑。
覆巢之下无完卵，输在弱国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说。
二国两晋时期茶叶的饮用和生产
二国和两晋时期，茶已经从汉代的仅限于荆楚或长江中游地区扩展到了我国东部地区的江南和浙江沿海一代，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普及开来。
《三国志·吴书》写道：“孙皓每飨宴，无不竞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以当酒”。这个记载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东吴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开始流行。另外《秦子》中也有“顾彦先日，有味如膳，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这些材料一方面是三国时江南饮茶的佐证，另一方面表明西晋统一促进南北交流，促进了中原地区的饮茶。虽然北方饮茶并不一定就是从晋开始的。不过中原最早饮茶的可靠记载还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暂……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枥”。
三国吴与东晋都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集结、移居于此。受其影响，江东一带（今苏南和浙江）成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的发展速度在此阶段中较之我国其他地区要快很多。
在茶的饮用上，相对于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间，东晋时的茶已经成为江东地区的平常待客之物。这期间茶饮的发展必然带动茶树种植的发展，可惜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只可根据有些材料推测湖州包括江苏宜兴一代的茶叶生产在两晋期间有一定的发展，而宜兴的某些山岭茶树种植已经十分繁盛了。虽然如此，这一时期茶叶的生产和技术中心仍然是荆巴和西蜀。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三国两晋时期儒释道三教在传播巾开始融合，受其影响孕育出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茶文化，可以说是我周茶文化的形成阶段。
唐代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当时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开创了历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认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出名茶。除满足自身供佛、坐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累资金，所以他们为饮茶习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开发。在垦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为俭朴典雅的茶宴、茶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淫声欢饮。茶自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宝。凡此种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果。有利的气候因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茶经》所列产茶州只有４３个，未能全面反映事实。笔者根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茶叶种类：根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经简易制作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理解，因为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种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成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提倡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根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
三、唐代茶园所有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官茶圆顾渚贡茶院
随着李唐帝国建国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的消费欲和奢侈欲不断增长，官工业制度有所发展。皇室宫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为了实施抑商政策，我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沿袭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贡茶制度有商种：一种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顾渚贡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官也有监督之责，属双重领导性质。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每年定额上贡。
代宗大历年间，朝廷择定水陆交通便捷，茶叶品质上乘且产量集中，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湖州接壤的顾渚茶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园。宜兴原产阳羡茶，陆羽推荐为贡品，湖州产紫笋茶，同列贡品。建宫焙后两地所产的茶统称为紫笋茶。
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间，还建有仓库。采、制茶多达三万余人。唐代官工业劳动者来源有三：一是奴隶，即选择官奴隶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业从事劳动，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调民间有技能者从事无侩徭役劳动。三是和雇劳动，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誉上是两相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贡茶院召雇的劳动力即属于这一类。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上官吏开苛扣他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顾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造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801年）建成。当时贡茶，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而且贡额不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宫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春茶采制季节，湖、常两州刺史，要亲临督选。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前。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五、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
在唐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性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茶因为饮用习俗的普及，国内销售量不断增长，市场活跃，而且远销边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产的典型。因而种植逐步形成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安徽祁门县：邑之编民五干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四川蒙顶茶区，竟栽茅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出现类似情况。
茶叶种植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茶商从经营性质可分为官商（即榷茶）和私商。从经营方式可分为行商和坐商。
行商：即私人茶商从产地采购，按章纳税，从南方运往北方长途贩卖。通过行商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茶山与市场取得联系。茶叶贸易也形成了各自的路线和市场。
由于经营茶叶可获厚利，使一批商贾以起家，资本累积增多，成为富商大贾。经营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联合起来，勾通官府，相为表里，挺而走险，武装抢劫财物，作为贩运私茶的资本。晚唐杜牧任湖州刺史时曾上书朝廷云：凡千万辈，将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说明某些私商求利心切，竞到了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坑害群众的地步。
坐商：唐代的商业性质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化，城市出现了固定的市肆，商业不单是贩运而与生产有机结合，并向生产者投资、茶商在城市都开店铺或煎茶卖之。井出现了中间商人曰邸店，即如现在的茶栈，代客堆放、卖茶叶，抽取佣金。还出现了经营批发的茶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了官办或私办的原始金融组织曰飞钱或曰便换，大大方便了茶商流通资金金的汇兑。农村出现了草市和圩市，犹如当今的集市贸易。杜牧有诗篇描述了浙江长兴茶山草市的情景。
唐代的广州、闽州、扬州和明州（今宁波）是茶叶对外贸易集散地，日本、新罗、印度等国都来华贸易，所有这些新鲜事物的涌现，更加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
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
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上海的茶叶贸易历史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