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溪茶文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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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茶业生产和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安溪茶业也有较大发展，产茶区域不断扩大，生产技术不断成熟，茶叶产业已具雏形；清水、圣泉等名岩已产名茶，其味尤香，其功益大，声誉远扬。
著名人类学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在《安溪县的发展历史》一文中说：安溪到了宋朝的时候，已有很大的发展，潘田的铁矿和仙苑的乌龙种，就在这个时候生产的。当宋朝时，有个黄夷简，他做五代钱俶的部下20年。后来北宋统一的时候，他称疾于安溪别业，曾作小居诗：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见《福建续志》卷九十）。可知安溪在五代末宋初时，已有焙茗的手工业。安溪的矿冶业，始自唐五代，特别是宋代，安溪的矿冶业居全省首位，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北宋年间，潘田铁矿就有开采的记录。庄为玑教授把潘田的铁矿和仙苑茶联系在一起，可见仙苑的茶叶在宋初的发展已非一般。
明万历《安溪县志》载，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始修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清乾隆廿六年（1761年）重修的《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鬼空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在安溪驷马山左侧（今官桥镇）的圣泉岩，始建于唐天祐年间（约905年）。清乾隆《安溪县志》载：岩最高，登巅远眺，可望郡中清源山。岩产茶甚佳岩后有泉出石中，清甘不竭以上史料说明，宋元时期安溪的民间和寺庙中已普遍产茶，而制茶手工业的出现，则表明安溪茶叶的发展已具产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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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的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
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
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缶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
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点茶道茶艺：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①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茶礼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茶境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修道《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日：“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日：“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品性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历时约600年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宋明时期的点茶道茶艺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着《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着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着《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缾、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包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不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日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汗，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活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日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进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熁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蔡襄、赵佶、朱权、钱椿年、顾元庆、屠隆、张谦德而外，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林通、苏轼、黄诞坚、陆游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迕职官命名茶县，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侍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问，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付。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曰：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曰：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蕴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朝前期，亡于明朝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唐、宋、元、明、清的茶叶专卖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国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元、明、清都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尤以北宋茶叶专卖法律厘定的最为细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唐朝后期的茶叶专卖
据《唐会要杂税》记载：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但被驳回。四年后，赵赞又以军需迫蹙，常平利不集时，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而再次请求行税茶之法。793年，德宗历史性的决定向茶叶征税，史称初税茶。据《旧唐书食货志下》：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史张滂启奏说：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有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次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字次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前拯赡。由此我们发现，茶叶税的开征，不论是赵赞还是张滂都打着为民的旗子，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救济灾民，而多用于国家的财政开销和被官吏贪污和挥霍。
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据说，后汉国君派将军路昌祚购买茶叶，适逢南唐灭楚。路昌祚被俘后被送往金陵，被李景释放赐茶叶18000斤，路昌祚一时激动竟跪呼万岁。陆游《南唐书契丹传》多次提到契丹王遣使到南唐以羊、马换取罗、茶、药。据《资治通鉴》记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坊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茶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
北宋时期的茶叶专卖
根据《宋史食货志茶上》的记载，宋代榷茶制度，选择交通要道，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等六地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征收榷茶。开始的时候，在京城、建安、襄州、复州等地也委派专门的官员进行茶叶管理。在淮南的蕲、黄、舒、光、寿等六州，官府成立了自己的茶场，由官府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这里的茶农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茶场，不允许茶叶私下买卖。自真宗赵恒乾兴元年（1022年）置榷茶务，诸州民有茶，除折税钱外，官悉市之。许民以东京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也就是说，茶农可以将一部分茶叶折纳两税银，其余的则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官府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商人在京城用金银钱帛购买茶叶，由政府发给交引，然后商人拿着引券到官府设置的任一茶场领茶。后来，由于西北战事吃紧，就号召商人们把粮食运送到边境，在那里领取的交引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茶场领取茶叶。而且，官府对往边境的茶商还给予粮草价值五倍的茶叶作为奖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五倍茶利。有一些商人不知道政府的具体规定，承办官员就适当地加一些利，就把茶商给打发了，剩余的部分就由这些官员私吞。更有一些人，和官员狼狈为奸地相互勾结在一起，利用交引，搞起投机生意，买卖茶引。
与此同时，宋朝的法律还规定：商人向官府交纳的是茶的价格，领取的茶叶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销售，不得在其他的州、军销售。商人在运送茶叶的过程中，还应当依照规定照章缴纳过、往商税。
由于太宗赵炅雍熙年间战乱频繁，朝廷为筹集粮草，鼓励商人入中（类似于现代的中介组织或者经纪人），于是，一部分商人就加大对官府的贿赂，有的地方把茶叶的销售权低价卖给商人而从商人那里拿取好处，还有的地方把茶叶的价格压得很低且又向茶商多发茶叶而损公肥私。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使官府蒙受严重的损失。为了改变商利益博，国用日耗的状况，早在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赵恒就命盐铁副使林特和李溥等，详审旧制，召茶商议论
但林特和李溥等人制定新的茶法，茶商们十分不满意，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赵恒又命翰林学士李迪等人与三司同议条制。时以茶多不精给，商人罕有饶益，行商利薄。由此，林特和李溥等人的新法告终。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年）在三司使李谘的主持下废止了三说法、在淮南十三山场改用贴射法、六榷货务的茶和边地入中的茶则各采用现钱法。李谘茶法的施行使所省及增收缗钱650余万，边储较充足，国家的茶叶亦无积滞之弊，效果很是明显。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也出现了一些利病，茶商们更渴望自由经商，有更大的自主权，朝廷的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上书请求开放园户与商人贸易。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淮南转运副使沈立集茶法利害十卷，陈通商之利，富弼、韩琪、曾文亮等也鼎力支持。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赵祯下诏茶户缴纳均摊的茶叶租后可以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向官府预支本钱，承受官府的低价抑卖。这对茶农来说多少有了点自由，有利于提高茶农们的积极性。在这里商人们可以直接向茶农们收购茶叶，只是要向当地官府交纳茶税、通过税等税赋。渐渐地，官府经营的茶山、茶场也逐渐地荒芜或者由临近的茶农们承租了。
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年）太师蔡京当权，他提出恢复茶榷：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民科。也就是说，在产茶的州郡根据需要设置茶场，告知茶商、茶农不得私下进行违法交易。在设有茶场的地方，茶农可以租耕，缴茶折税依照原来的规定，看茶叶销售距离远近把茶引分为长引、短引，以方便管理。同时，还明文规定茶叶的商税在销售地一次性交清，运输途中不得再重复收税和苛留。
南宋初年继续推行蔡京的茶法，只是在实践中作了相对性的创新而已。例如：印制了食茶小引、兴建榷场，严格管理宋金之间的茶叶贸易，但后来因向金贩茶利润丰厚，茶商们就想方设法贿赂地方官，于是只要茶商们缴了翻引钱和通货侩息钱这种特殊的税金就可以到金国倒卖销售茶叶。
金以后的茶叶专卖
历史上的金国位于我国的北方，史书上有金为实行茶叶专卖，禁止私贩和限制民间饮茶而厘定香茶罪赏格，规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的记载。
元朝对茶叶的生产与销售也加以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只是对销售管理的更加严格，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榷茶马司，以提举茶事兼理马务。明朝则在秦、洮、河等州设专职机构负责茶务。清初在陕甘两省设茶马御史专理其事，只是清末茶引之制逐渐废止，但是西藏、陕、甘等处茶引直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征收茶类统税时才彻底废弃。
茶叶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虽然历朝历代的做法可能千差万别，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官府对茶叶垄断经营的本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客观地说，实行茶叶专卖制度对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那种没有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相制衡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难免会恶性膨胀，最终导致了在茶叶专卖制度下极度腐化的现象。
宋元时朝代的茶业发展
从历史气候的角度看，唐朝是我国古代对茶业发展最为有利的一个时期，而宋朝的自然条件，较唐朝要严峻得多。据研究，唐朝常年平均气温，比宋时一般要高2～3oC。宋代虽然天气转冷，但茶业和其他社会生产或历史事物一样，通常是不会逆转的。所以，宋朝时尽管茶叶生产北限有所南移，但仍如有的史籍所称，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朝茶业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类生产的转制和城镇茶馆的风靡各地这样三个方面。在这三者中间，关于茶类生产的转制，即从传统的紧压茶类，逐步改为生产末茶、散茶，对我国后世茶业的发展，尤有深远的影响。
1.茶业重心由东南移宋朝茶业重心的南移，主要表现在贡焙从顾渚改置建安和闽南、岭南茶业的兴起这两点上。唐朝贡焙之所以设在顾渚，主要是其时气候温暖，茶叶萌芽较早，另是宜兴、长兴离运河和国道较近，采办的贡茶，能赶上天子的清明郊祭和分享王室近臣。唐都长安，宋京洛阳，相距并不遥远，宋朝的贡焙为什么舍近求远，取址交通不便的建安呢？过去史书都称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认为主要取决于茶的质量。其实，建茶的内质虽然不差，但改易贡焙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气候的变化。宜兴、长兴早春茶树因气温降低，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沐京。而建安的茶叶，如欧阳修诗句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说明还与其地产茶较早，能三月贡到京师有关。
以建茶为贡，并非始自宋代，最早是五代闽和南唐时就开始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记载，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这是建茶入贡的最早记载。公元945年，闽为南唐所亡，《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纪》载，保大四年（公元946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里贡阳羡茶。南唐建都金陵，唐朝顾渚贡焙近在咫尺，其灭闽后，罢贡阳羡茶，命贡建州京挺的乳茶，显然其时已受气候的影响，顾渚作为贡焙，已不如建茶作贡为佳了。所以，宋朝罢顾渚紫笋改贡建安腊面茶之说，确切地讲，是肇始于南唐李jǐng，宋承南唐旧制。
建茶名冠全国，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卓着，主要还是宋代的事情。唐陆羽《茶经》中对福州建州一带出产茶叶的质量，称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唐朝中期，建茶产量不多，在社会上影响也不大。五代末年虽然开始入贡和建立贡焙，但其时社会动荡不定，加之时间不长，所以也未出名。来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后，天下一统，君王又恢复到一个极其神圣的地位，贡焙因进御所享，其茶叶采制，精益求精，建茶名声愈来愈大，以至后来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
建安贡茶，以北苑、壑源所产最佳，佛岭、沙溪次之，东宫、西溪又次。其贡起初数量不多，哲宗元符（公元1098～1100年）时增加到18000斤，至徽宗宣和（公元1119～1125年）时，每年更增至47100多斤。而且贡茶的名目、制形，开始也比较简单，后来追新求异，愈来愈加繁费。如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时，贡品主要为龙凤茶；到至道初（公元995年），主贡石乳、的乳、白乳等品；咸平（公元998～1003年）中，丁谓造龙凤团（即大团茶）以进，八饼一斤；庆历（公元1041～1048年）时，蔡襄又造小龙团输贡，二十余饼一斤；元丰（公元1078～1085年）间造密云龙，绍圣（公元1094～1097年）间造瑞云翔龙，大观（公元1107～1110年）初造白茶，后又造三色细芽及试新、贡新等，到了宣和庚子（公元1120年），郑可简又造银xin水（一作冰）芽及方寸新（一称龙团胜雪），等等。总之，宋朝北苑贡茶，名目繁多，时时在变，新制一出，旧茶即被压倒和淘汰。因此，一些媚上者，也挖空心思专以更新贡品为务。有些贡茶，费工费钱，法殊名雅，实质中看不中尝。如一度为徽宗赵佶《公元1101～1125年）所尚的冰芽或水芽，就是一例。据南宋时庄季花写的《鸡肋编》（公元1139年或稍后）记载：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进出白芽，肥大长半寸许，采之浸水中，埃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针细，仅可蒸研以成一，故谓之水芽。初进止二十，谓之贡新，一岁如此者，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而已。其剥下者，杂用于龙团之中，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旧米价残，水芽一，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一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岁费常万缗。
北苑贡茶采制的讲究，对焙外乃至建安周围制茶技术的促进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1148～1167年）称：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麻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讫事。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耳。表明了宋朝建安的贡焙或官培虽只北苑一地，但其相邻的外焙和周围的私焙，已形成为一个生产和技术的有机整体，不只官焙在技术上对周围有示范、普及的作用，周围私焙对官焙也有品质上的竞争和促进作用。
宋朝建安在全国茶叶生产技术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茶书上得到反映。据统计，从现存的文献中，可查到的宋代的茶书目录共25种，其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书，就有丁谓《北苑茶录》（佚）三卷，周维《补茶经》（佚）一卷，刘异《北苑拾遗》（佚）一卷，蔡襄《茶录》二卷，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一卷，黄儒《品茶要录》一卷，吕惠卿《建安茶记》（佚）一卷，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曾伉《茶宛总录》（佚）十二卷，《北苑煎茶法〉（佚）一卷，赵汝砺《北宛别录》，章炳文《壑源茶录》（佚）一卷，《茶苑杂录》（佚）一卷，共14种。其中有些茶书，如《大观茶论》，严格说不属地方性茶书，但其内容以建茶为主，所以不妨也列作建茶着作一类。茶书是茶叶科技和文化的集中反映，以上论述建安茶的地方性茶书占了宋代整个茶书的一半以上，从而不难看出建安在当时茶叶生产技术上所享有的突出地位。
与宋朝茶叶生产技术中心南移相伴随，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举例来说，在陆羽《茶经》中，我国南方南部各地的产茶情况，只提到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象十一州，陆羽对这些州茶叶质量的情况还不怎样清楚，仅称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至于这些州邻近或更南的其他州的情况，无论是《茶经》还是其他史籍，都没有或很少提到了。
但是，入宋以后，情况就明显两样了，如《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就较唐朝要详细和丰富得多。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原注略，下同），建安县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军土产同建州；漳州土产蜡茶；汀州土产茶。江南西道有：袁州土产茶；吉州土产茶；抚州立产茶；江州土产茶；鄂州土产茶；岳州王朝场，本巴陵县地，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潭州节度使析巴陵县置王朝场，以便人户输纳，出茶；兴国军土产茶；潭州土产茶；衡州土产茶，衡阳县茶溪，《括地图》云，临蒸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涪州宾化县，按：《新图经》云：此县民并是夷僚，露顶跃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夷州土产茶；播州土产生黄茶；思州土产茶。岭南道的记载是：封州立产春紫笋茶，夏紫笋茶；邑州上林县都茗山在县西六十里，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容州土产竹茶。《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建元不久太宗时的作品，与陆羽《茶经》有关南国的资料相比，可知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因气候由暖转寒，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宋代中国南方南部茶业的发展，还可从与茶业相关的茶具生产来得到印证。宋代风尚斗茶，如梅尧臣和苏辙诗句：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斗茶最时尚的兔毫茶面或茶盏，就以建州、吉州最为着名。另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茶具，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余以比之建宁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宁名茶所出，俗亦雅尚，无不善分茶者；雷州方啜登茶，奚以茶器为哉。至于长沙出产的茶具，则更加有名，《清波杂志》称：长沙匠者，造条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只有精于茶事，才能俗亦雅尚，讲究到茶具。由此也可看到其时我国南国茶业发展的情况。
2.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的另一特点，是这一时期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的转变。唐时虽然也有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说：目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一类的炒青和蒸青，但基本上和六朝以前的旧俗一样，主要生产团茶、饼茶。至北宋前期，仍和过去一样，生产以团饼为主的紧压茶类。而且，有些地方，如北苑贡茶，在技术上日趋精湛，不断创新，还把中国古代团茶饼茶的生产和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宋朝团、饼制作更精，可是工艺繁琐，煮饮也比较费事，在饮茶愈益普及特别是有更多的劳动人民加入饮茶行列的情况下，原先的传统生产格局，无疑会发生一些变革。
宋朝茶类生产的变革，首先是适应社会上多数饮茶者的需要。加入饮茶行列的劳动者，不仅要求茶叶价格低廉，而且希望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饼工艺的基础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青末茶，应运逐步发展了起来。如北宋葛常之在一篇论述茶叶的文章中称，唐朝的阳羡茶，由李郢的《茶山贡焙歌》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之句可以看出，其为团茶无疑，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谓之草茶而已。这就是说，宋朝一些茶叶产地，包括唐朝专门来造贡茶的宜兴、长兴一带，自不再作贡时，也自然地适应社会需要，改造团饼为生产散茶了。
在宋时的一些文献中，团、饼一类的紧压茶，称为片茶，对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未茶，称为散茶。据有关文献记载，宋朝主要生产片茶的地区有兴国军（湖北阳新）、饶州（江西鄱阳）、池州（安徽贵池）、虔州（江西赣州）、袁州（江西宜春）、临江军（江西清江）、歙州（安徽歙县）、潭州（湖南长沙）、江陵（湖北江陵）、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澧州（湖南津市）、光州（河南横川）．、鼎州（湖南常德）以及两浙和建安（福建建瓯）等地。出产散茶的地区，主要有淮南、荆湖、归州（湖北梯归）和江南一带。
宜兴和长兴等一些地方，虽然在北宋初期就由团、饼改制散茶，但在宋朝大多数时间中，片茶的生产和产地，仍一直多于散茶。换句话说，在生产格局上，仍然是团茶、饼茶略占优势。直至元朝散茶才明显超过团、饼，成为主要的生产茶类。元朝中期刊印的《王祯农书》中即反映；当时的茶叶有茗茶、末茶和腊茶三种。所谓茗茶，即有些史籍所说的芽茶或叶茶；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至于腊茶，是腊面茶的简称，即团茶、饼茶焙于以后，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实际即团茶或饼茶。这三种茶，以腊茶最贵，制作亦最不凡，所以此品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由《王祯农书》记述的实情来看，这时除贡茶仍采用紧压茶以外，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民族中，一般只采制和饮用叶茶或末茶。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撰写的《草木子》（1378年）一书中指出，元朝建宁的贡茶，虽然比宋朝的龙团风饼要简约一些，但是民间止用江西未茶、各处叶茶。
宋末和元朝由过去传统的生产团饼为主，改变为以生产散茶为主，这还可以从我国茶书和有关农书的内容中得到证明。现存的唐宋茶书和茶叶文献中，谈到茶叶的采造，只讲团饼工艺，可是至元朝以后，在《王祯农书》和《农桑撮要》一类农书中，谈到制茶，就主要介绍蒸青和蒸青末茶了，很少介绍或根本不提团茶、饼茶的采制方法。非常明显，茶书或农书中对制茶工艺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茶类生产的反映。如《王祯农书》关于茶叶的采造藏贮之法，就主要介绍蒸青一种。其称茶叶来之宜早，率以清明谷雨前者为佳。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烘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若覆之，以收火气。这也是中国有关散茶或蒸青绿茶采制工艺的最早完整记载。但是，在同一本书中，对唐、宋时重点介绍的团饼工艺，却讲得十分简略，只称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剂如法，印作饼子制样等简单几句，没有把过程讲清，表明其时团饼生产已过时而无须再详作介绍了。
不过，这里也须说明，团饼生产的过时，是指汉族地区茶叶的主要生产、消费而言的。事实上，团饼作为一种传统或特种茶的生产、消费，不只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在明清的某些汉族地区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所以，宋元中国茶类生产的改制，是我国制茶和茶叶文化发展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团饼和散茶的这种变化，不是新与旧的对立替代关系，而是两个并列组分之间的数量消长关系。如散茶，在北宋团饼生产占统治地位或处于高峰的时期，其生产和技术仍然取得了许多明显发展。这可以从欧阳修的《归田录》（公元1067年）得到证明，其称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往为第一；自景佑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说明北宋初期，在建安设立贡焙，团茶、饼茶得到顺利发展的同时，浙东和浙西一带出现了向散茶转化的高潮，而且还创造出了日注这样的名茶。宋仁宗时，蔡君谟漕闽创小龙团以进，欧阳修称小团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就在建安贡茶由小龙团推向高峰的同时，散茶的区域，也由浙西推至洪州一带，并且很快创制出双井白芽这样名盖日注的第一草茶来。这些事实表明，散茶和团饼的发展，至少在技术上是不矛盾的，而且还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宋元茶类生产的改制，是顺应多数茶叶消费者简化制茶、减少烹饮手续需要的一种自然发展。
终宋一代，基本上都是处于我国茶类生产由团饼向散茶转折或过渡的阶段。这一转变，从现象上说，似乎只是制茶工艺和茶类生产上的改制，但实际上涉及到茶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国上古传统的制茶工艺和烹饮习惯，就是通过宋元茶类的改制，转入明清，走向近代发展之路的。
此外，茶馆文化的兴起，亦是宋、元茶事的一个特色。
黄茶发展的五个时期
历代茶书、茶诗对黄茶的记载极少。关于黄茶及其加工的确切记载，主要在明清时期，而较早的资料仅偶有记载。经梳理，我国黄茶的发展历史，作为六大茶类之一的黄茶，在我国的发展从萌芽到衰落经历了五个时期，这里来分时期分别详细看看黄茶的发展历史。
萌芽期：西汉至隋朝
这一时期，黄芽之名已出现，主要是出现了蒙顶黄芽、霍山黄芽这两种。蒙顶甘露早在唐贡茶之前就已名动天下，但蒙顶甘露和蒙顶黄芽具体的产生时间均不明确。霍山黄芽纯粹因芽头发黄而被称为“黄芽”，工艺上基本上仍是晒青。它的“黄”，指芽头天然发黄，仅为色素缺乏的表现，是一种低色素茶种。
发展期：唐宋时期
《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靳州有靳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书中所记“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可能是早期蒙顶黄芽的肇始。岳州“邑湖含膏”就是清朝记载的“岳州黄翎毛，含膏冷”，也就是今天的黄小茶——北港毛尖。“寿州黄牙”就是沿用唐之前的“寿州黄芽”，不过已由晒青团茶演化为蒸青团茶。“蕲门团黄”与“寿州黄芽”属于同一产地。
上述的蒙顶茶、霍山黄芽和邑湖含膏三种黄茶始祖，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唐朝贡茶。而“霍山黄芽”至宋时，开始出现向散茶的演变。
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了一段饼茶加工中的“过黄”：“茶之过黄，初人……焙之，次过沸汤烤之。凡如是者三。……八火之余六火，火数既足。”这里的“过黄”，指的是一种特俗的干燥方式，干燥中以沸水“烤”之，类似现代工艺中蒸汽，制成后的饼茶表面略微发黄。
高峰期：明朝
黄茶的闷黄技术正式出现。明代，霍山黄芽炒青口感虽好，但韵味保存不够长久。采用闷黄技术后，茶叶韵味更厚更易保存，品质更为突出，能将霍山黄芽香高味甜的特色充分挖掘出来。同时，也解决了炒青茶香味易散、陈化较快、口感较苦涩等缺点。后来，蒙顶茶也发现了黄变后口味更甘和，韵味依然出色，慢慢摸索出一种炒黄与闷黄相结合的易保存的甘和的茶品，这就是蒙顶黄芽。霍山黄芽和蒙顶黄芽沿着两条不同的演化路径，发展出不同的闷黄技术。霍山黄芽为突出低色素、氨基酸含量高的特色，朝高甜度高茶香方向演变，采用了三锅或者两锅杀青，高火烘、湿闷，延长摊放时间，缓慢氧化发酵的技术，口感接近绿茶，但内含物充分转化，茶质保存了绿茶的营养物质，提高了甜度，却无重火重发酵之弊。蒙顶黄芽则充分发挥了蒙顶茶芽紧致的芽头优势，采用了三炒三闷的技术，因而极易保存，韵味独特，甘甜平和。
此时，霍山地区出现了新的黄茶品种——霍山黄大茶。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因制作程序繁复、成本高昂，不适合平民饮用，而黄大茶采用较为简便的制作方式，可大批量生产，满足平民的需求。霍山黄大茶采用粗老原料、重发酵、高火烘、大批量制作等降低成本的方法，形成了粗枝大叶高火香的特色，是一款真正平民可饮用的黄茶。这就形成了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作为贡茶高端茶，霍山黄大茶作为平民茶的黄茶格局。
明许次纾《茶蔬》记载：“江南地暖，故独宜茶。……顾此山中不善制造，就于食……炒，未及出釜，业已焦枯，讵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笱，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黄萎，仅供下食，奚堪品斗。”由此可见，黄茶是由于“不善制造”而产生的。这段记述与现时黄大茶大致相似。焦味和闷黄，正是黄大茶的品质特征和制法特点。可见黄大茶至少有400多年历史了。
颠峰期：清朝
清朝是我国黄茶的颠峰时期，各地独自发展的黄茶技术开始成熟，很多黄茶纷纷出现，如平阳黄汤、贵州海马宫茶、广东大叶青、莫干黄芽。
清赵懿《蒙顶茶说》(此文约作于1892年)记：“名山之茶美于蒙。……岁以四月之言采，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每芽只拣取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釜……火。以纸裹叶釜中，侯半焉。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匀摊纸上。于釜底口，烘令干。……焙稍瓮，则叶背焦黄。稍嫩则暗黑。此皆剔为余茶。”文中描述的就是蒙顶黄芽的加工工艺，其闷黄阶段是分两步。一是用纸包好后，用竹叶包好放到釜中，然后揉捻;二是闷烘，放到釜中，绷紧釜口后，再烘干。
衰落期：民国以后
民国战乱频繁，加上为了用红茶绿茶出口挣外汇，很多黄茶竟然失传了。
解放后，很多茶区绿改红。计划经济时代，又有很多黄茶因为产量减少，技术也开始遗失。至上个世纪70年代后，传统黄茶除君山银针和沩山白毛尖还有霍山黄大茶，别的黄茶基本停产或遗失。到现在，能炉火纯青地掌握黄茶制作技术的师傅已屈指可数了。
解放后至今，能够见到黄茶本来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很多茶友和专业茶人都只能以大师们当初定制的标准为参考来衡量所有见过的黄茶，但标准是统一的，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就出现了不以茶的品质来衡量，而是以黄变程度来衡量黄茶，越黄越好，汤也是越黄越好，根本就抛弃了黄茶本来甘甜平和的本质特点，甚至还出现了以是否鲜爽作为黄茶标准的茶人，标准混乱的一塌糊涂，黄茶一时变得真假莫辩。
东晋时期茶叶的发展
东晋时期，茶叶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茶是人地间的灵物，它包含了大自然中洁净美好的品性，虽没有酒的浓烈与醇厚，但却有着茶的清洌与高洁。茶与东晋士族中有识之士倡导的素业精神上相通，成了这些人附庸风雅、励志清白的尚好之物，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茶养廉的茶事。
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晋初年，颇负才名的北方文士任瞻南渡过江来到石头城。丞相王导亲自率一批名流到石头城迎接他。在接风会上，没有浓烈的酒，只有清香的茶。当任瞻喝了茶水后，问道这是茶，还是茗?茶和茗其实是一回事，名流们听了这句问话颇觉可笑，不置可否。任瞻看到人们异样的目光时，他赶紧用刚才问是热的还是冷的?质疑来加以掩盖，更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当时对饮茶基本常识的把握已成为名流的一个条件，饮茶之举成为品评人物举止风度的一项手段。尽管任瞻在众人面前的表现不佳，但是王导仍然按照昔日在北方时一样，对他热情相待，反映了王导的待人之道，容人之量。
《世说新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夂东晋时王濛历任中书郎、左长史等职。他少年时放纵不羁.晚年开始克己励行，以清约见称，他也喜爱饮茶。每当有客人来访，无论是谁，必定是以茶待客。那时客人中有不少是从北方南渡过来的.还没有喝茶的习惯，难以忍受初喝茶时的涩苦。每次到王濛府上赴约.都略带苦恼地说:今天又有水厄了.以至于当时有人把水厄当成了茶的戏称.但也说明王濛已把饮茶作为提倡清廉之举，以茶招待客人了。
南朝宋代何法盛《晋中兴书》也记载了一件茶事，有一次宰相谢安要拜访吴兴太守陆纳。陆纳没有为此做特别的准备，所设唯茶果而已陆纳招待谢安的只是普通的茶果，既清雅又俭朴，可以说是君子之交。陆纳的侄子陆俶见叔叔没什么准备.怕慢待了贵客.就背着陆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馔肴，献了上来。等客人走后，陆纳对侄儿大为不满,说:你既然不能为我增光添彩也就罢了，可是为什么还要秽我素业〜说是畋坏了他的清白节操的形象。于是命家人把陆俶拖下去，打了四十大板。陆纳上承父辈陆玩的素风，仅用茶果待客，并非吝啬，也不是清高简便，而是在实践清操节俭。
《晋书.桓温列传》中也记载(桓)温性俭，每宴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桓温是东晋明帝之婿，与陆纳同时代，其政治军事才干卓著.三度北伐，威名大振。桓温当时也提倡节俭，常以俭朴示人。桓温每次设宴仅有七盘果品、茶水待客，这与酒宴上摆设山珍海味、鱼肉荤腥有着天壤之别。而他待客的茶果还有七奠拌的数量限制，充分表现了桓温节俭的品格。
陆纳自诩素业，桓温标榜节俭.他们都以个人的做法影响着当时的社交方式。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对于西晋时皇家贵族奢华风气，他们这样做，对矫正时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陆纳、桓温那里，饮茶已不仅仅是为了提神解渴，
它开始有了社会功能，成为以茶待客的一种情操手段。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是开始进人了精神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东晋是典型的门阀统治，士族的权势地位依然是封建统治的支柱。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权豪肆意鱼肉人民，兼并土地。尽管东晋政权里的有识之士提倡以茶养廉，这只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做法，改变不了门阀统治的本质。
宋元时期茶具、茶文化的发展
北宋共历九帝一百六十八年。太祖赵匡胤在位仅十余年，太宗于976年继位，年号太平兴国，茶事亦在促兴之列，因为就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即下诏要求向朝廷贡茶，并且贡茶的样式必须是取象于龙凤，以别庶饮，就是要贵贱有别，使喝茶体现天子龙威。当时有名的贡茶基地是福建建安，产地境风凤凰山一带称北苑，故又称所产之茶为北苑茶。并苑茶以龙凤团茶(即以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而成的饼茶)著称。咸平年间，丁谓研制出更精良的大龙团进贡皇室。庆历间蔡襄造小龙团又胜一筹。以后，元丰间有密云龙，绍兴间有瑞云翔龙，大观初年出白茶，宣和年又有细水芽、龙团胜雪等。宋代还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使饮茶的含义又引申开去。宋徽宗亲撰《大观茶论》，鼓吹壮举茶之妙，由此，斗茶之风盛极一时，达官显贵、平民百姓、文人墨客乐此不疲，成为宋代品茗特色。
闲茶时先要把杯盏温一下，然后是调膏，即用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放入盏中，注入一点沸水，把茶末调制成膏状。接着是关键的点茶，即将开水冲入杯、盏、碗内，须冲点，收止自如，不多不少;再用一把小帚状的茶筅搅拌、旋转，以使茶面色泽鲜白、均匀，汤花(茶汤上的泡沫)要紧贴边沿，以保持时间久者为胜。当时用的是北苑茶，其名目已多达四十余种。起初，斗茶尚有斗择优进贡之意，后成为一种娱乐和自我调养的功夫。
将茶艺艺与书画诗文融为一体，使品茗提高到精神境界的，要数一批文化名人，如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他们品茗、赋诗、作画，留下千古名作。李清照创茶令，即一人出题考另一人，答对者饮茶，输者只能闻得茶香。
宋、元时期茶肆、茶楼兴盛。南宋临安茶馆接纳天南地北来客，成为社交场所。另外，随着茶饮推广普及，自宋代起的国家茶政开始对茶叶实行国家专营，称榷茶。而在边境地区则以茶马互市(以茶换马)形式做贸易。这两项针对茶事的国策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茶具与茶事相适应，五大名窑争奇斗艳，继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后出现了色彩缤纷的瓷艺世界。宋代民间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出名的磁州窑以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为特色，朴实淳厚的风格留下了茶史、民间工艺的珍贵资料。
五大名窑中的定窑一族，常见于文人笔墨，苏轼有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
在宋、金享有盛名的钧窑，以其天青、蓝灰、灰绿、葱绿、黑绿、月白、红紫等丰富多彩的釉色见长。它在元代渐渐形成体系。
耀州窑系是与磁州窑系几可比肩的另一著名民窑系统。它以青瓷为主，兼烧白求恩釉、黑釉、绛番等，以刻花、划花青瓷为最著名。
南方的青瓷窑场，当以浙江龙泉窑为最著名。它起自五代，在南宋为高峰，清康熙以后衰落。其北宋产品造型稳重，品种丰富，流行浮雕莲瓣纹。南宋时，烧造了粉青、梅子青等名贵釉色，品种繁多，几乎涉及日用品的大部分，与茶事有关的也不少，如渣斗、杯、盏、碗、壶等。
五大名窑中汝窑窑址发现很晚，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有关记载也有些神秘。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文献中或称其釉色卵白、鸭蛋青、汁水莹厚如堆脂然，釉面开细纹片，即蟹爪纹。
哥窑和官窑也是五大名窑成员，以哥窑的龟裂开片最著名，形成独特的美感。
宋代盛行斗茶，深颜色的茶具更能够衬托斗茶所呈现的白色茶纹和泡沫，因此与唐代的青白色调比起来，宋代更钟爱黑色的底色。所用茶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福建建窑兔毫盏。其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苏轼来试点茶三昧乎，勿惊午盏兔毛斑，黄庭坚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都是咏此茶盏的名句。
元代的制瓷也较可观，产品在器型、釉色等方面为明、清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这时江西景德镇青花瓶异峰突起，闻名于世。青花瓶不仅国内珍爱，而且远销国外，特别是日本，因茶汤之祖珠光氏特别喜爱这种茶具，后来青花茶具又定名为珠光青瓷。天目茶碗也传至日本，12世纪至14世纪，日本佛僧到我国天目山佛寺留学，曾带回天目山的茶碗，这种茶碗施有黑釉，因此在日本，人们把这种带黑釉的陶瓷通称为天目瓷。天目茶碗有黄天目、白天目、黄践、曜变、油滴鳖盏、灰潜兔毛盏等。
北宋茶业的发展史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的重要时期。当时，茶叶作为重要的商品，种植区域较前代更为扩大，制作工艺也更为严格和精细，茶叶产量不断增加，新的品种不断出现。与此同时，文人墨客在品饮之余，著书立说，写下了大量以茶为题的文章、著作。此外，由茶业引起的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使茶业成为北宋社会经济过去。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就北宋茶业的发展状况及原因，略作论述。
北宋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产茶区域的扩大。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时全国产茶州军为43个，可以认为此数字基本反映了唐代茶叶生产规模。而宋代绍兴末年仅东南十路就有60个州，242个县产茶。虽然此数字统计于南宋，不能确切代表北宋产茶区域,但反映了从唐至宋几百年间，我国产茶区域不断扩大的事实。又据《宋史》和《文献通考》记载，北宋产茶地区，江南有十州五军;两浙有十二州;荆湖有七州一府一军。其中江南的江、池、饶、信、洪、抚、筠七州和兴国、临江两军，两浙的处、温、衢三州，荆湖的鼎、澧：岳丨归、峡五州为《茶经》所未提及，此非陆羽的疏忽,而是唐代时这些地区尚未产茶的缘故。仅此，北宋产茶州宰便比唐代多了17个。《太平寰宇论，土产》也载，北宋产茶州军凡58个。故就产茶地区而言，北宋茶叶生产的规模无疑超过了唐代。
其次，北宋茶业的发展还表现为制茶工艺水平的提高。《茶经》论载唐代制茶工序为六道,但无详细操作过程。据《北苑别录》载，北宋制茶工艺有所简化，操作要求非常严格。具体如
1、蒸茶茶芽再四洗涤，取令洁净，然后人甑，俟汤沸蒸之。”
2、榨茶：“茶既熟……须淋洗数过，方人小榨去其水，又入大榨去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菜匀，复人前入榨，谓之翻榨，彻晓奋出，必至于干净而后。
3、研茶每水研之，必至于水干茶熟而后已。”
4、造茶：“凡茶之初出研盆，荡之欲其匀，操之欲其腻，然后人圈制纟夸,随过黄有方。”
5、过黄：“初人烈火焙之，次过沸汤iWS之，凡如是者三而后宿。一日，逐过烟。焙之火了欲烈，烈则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烟，烟则香尽而味焦。但取其温温而已。”
从这些记载看，北宋对制茶工艺、技术要求甚高，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和精细的操作程序。当时还将制茶过程总结为“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几个原则。通常，文献中关于生产技术如此详细的记录，不可能为前人文献的重复，《北苑别录》所载又是北宋著名茶园北苑的生产情况，故当反映了北宋制茶水平的提髙。张舜民《画墁录》也指出：“迨至本朝，建溪独盛，?采培制作，前世所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