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报质期。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下面是茶经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述说茶叶改良期的民国茶”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茶友们了解“述说茶叶改良期的民国茶”相关知识！
十九世纪末，南亚诸国茶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茶采取打击、排斥的策略，使我国茶叶生产每况愈下，产量下降，出口减少。民国以后，茶界以吴觉农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积极引进现代科技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良改革，初步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总体来说并无大的进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通阻隔，茶区沦陷，茶叶生产陷于极度衰败的境地。（正宗安溪：中国茶叶网吴觉农是我国近代茶叶事业的奠基人，在茶叶的生产、贸易、科研、教育等方面实行和提倡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为中华茶业的振兴兢兢业业奋斗达七十余年，被人们誉为当代茶圣。
1932年，吴觉农先生组织和参加了在东南各主要茶区的调查工作，并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进行了改良与研究、示范、推广，为振兴华茶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造就茶叶专业人员，在吴觉农先生的努力下，1940年复旦大学设立了茶学系。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茶叶专业系科，其中大多数人都成为我国现代茶叶专业事业的骨干。
茶叶从中国西南的莽莽丛林进入到五彩缤纷的世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曲折。自茶与人类结合开始，茶就以其优良的品质体现出与人类自然亲和的关系，浸润着中华民族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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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说红茶前世今生
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也是人们日常起居的必需品。我国是茶的故乡，生产和饮用茶贯穿了五千年的文明史。公元758年左右，茶圣陆羽撰写的世界上最早茶叶专着《茶经》中，这样讲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在很久以前，就成为先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闽东是福建与全国的重点茶区，产茶历史悠久，福建三大工夫红茶之首坦洋工夫，久已闻名于国内外茶叶市场，在名茶之乡福安，至今仍传承着茶香传奇坦洋，位于福安市北部，属社口镇辖下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名最早见于公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的《福宁府志》。坦洋村前清流如练，村后桂树飘香，隔岸松杉苍翠，远近茶园碧绿，坦洋形如长块木板，又称板洋，是一个有着悠久种茶和制茶历史的村庄。
名茶历史相传在明朝初年，坦洋村有个叫胡有才的村民，在自家地里培植出优良品种坦洋菜茶。它可从清明采到白露，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当地广大茶农普遍种植菜茶，用坦洋菜茶加工成的烘青绿茶，条索紧结匀直，色泽绿润，香气清高纯正。
到了公元1851年(清咸丰初年)，一位从崇安来的建宁茶客将红茶制法带到了坦洋村，这才把坦洋菜茶的优良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坦洋村人胡福四(又名胡进四)创办的万兴隆茶庄，试制成功工夫红茶，以坦洋工夫作商标，经广州运销西欧，倍受西方市场青睐。此后茶商络绎不绝，入村求市，当地茶商和接踵而来的外地茶贩竞相在坦洋开设茶行，毗连的寿宁、周宁、柘荣、霞浦及浙江泰顺等县的茶叶，亦纷纷改制红茶或将毛茶运抵坦洋加工，均标以坦洋工夫销往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坦洋工夫不胫而走，声名远扬。
据文献记载，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福安县出口茶叶7万箱4.2万担;光绪七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881至1900年)，平均年出口茶叶万余担;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坦洋工夫红茶获名誉奖。1937年福建省政府统计：1934年，福安县有茶园面积6万亩，占当时全省茶园面积的10.3%，茶叶产量5.1万担，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1.7%，居全省首位;茶叶产值为大洋1787元(按福安县当时的农业人口平均，人均茶叶收入10元)，其中每担茶叶的最高价为大洋40元，最低30元，而这些出口茶叶大部分为坦洋村加工生产的坦洋工夫红茶。
工夫红茶今年71岁的李宗雄，是福安市老茶工茶行的首席顾问，也是坦洋工夫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之一。工夫茶这个名称的涵义，就是精心极致。说到坦洋工夫的起源和工艺，李宗雄娓娓道来，坦洋工夫是倾心力作之上品红茶，论工艺，十分精微繁细，历经分青、萎凋、揉捻、发酵、初焙、拼配、筛分、捡剔、复火提香、再次拼配、归类匀堆工序逾十余关，才有享誉百年的成色艳香、浓鲜醇清甘坦洋工夫红茶。
坦洋工夫红茶制作工艺流程分为：采青，春茶一般在谷雨后开采至立夏后七天左右结束，夏茶在夏至前后，秋茶在立秋采摘。采茶最佳时间是中午，这个时候茶叶上的露水刚被蒸发。标准采法是采摘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鲜叶要求芽叶肥壮、不带鱼叶和鳞片，无病虫伤害、无异杂、无损伤，严格实行分批、分品种、及时付制，保持鲜叶的新鲜度。萎凋，有日光萎凋和加温萎凋(雨天则用加温萎凋)它是形成茶香味的基础，萎凋的过程是鲜叶生理失水的过程。以室内自然萎凋较佳，有利于提高萎凋质量。揉捻，其目的一是将青叶揉捻成条索，二是通过揉挤出茶汁，使之凝于叶表，有利于内含物的混合接触和一定程度的转化。解块，主要目的是解散茶团，降低叶温，使叶内某些有效成份不致因受热剧变，干燥后可减少团块。发酵，是工夫红茶加工的独特阶段，也是茶叶品质形成的关键环节，它使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充分氧化，形成红茶色、香、味的品质特征。干燥，目的是在热能作用下，终止继续发酵，蒸发多余水份，散发青气提高香气，使茶叶形状固定下来，达到毛茶成品要求烘焙干燥，分水焙、复焙、炖火。精制，毛茶通过复火、滚圆筛、抖筛、平圆筛、风选、撩筛、紧门、拣剔等精制工序，根据茶条粗细、长短将茶叶分为本身、圆身、轻身及片茶、碎茶、末茶等4路或5路，然后分路加工，形成条索紧细、外形匀齐美观，净度良好的外形特征。
繁荣坦洋坦洋工夫的畅销带来了坦洋村的空前繁荣。当年社溪两岸新屋林立，三座拱桥临河崛起，两条平行的街道上有各类店铺一百四十多家。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福建省在坦洋设立茶税局，福安茶类税课独辟一门，坦洋村也成为闽东最大的茶叶加工厂和销售市场。鼎盛时不足一公里长的坦洋街就开设茶行(庄)36家，茶市之繁荣由此可见。清咸丰元年坦洋举人郭尚宾着《桂香山记》中写道：邑九都有桂香山，山下为坦洋。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是也。当年在坦洋工夫香靡环宇的日子里，从国外写来的信件，无须冠以省、府、县之名，而直书中国坦洋，即可准确无误地安抵收信人手中，可见其知名度之高。
从坦洋走出来的作家刘松年，在《从民居古宅看当年坦洋茶行街》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当年坦洋茶村轶事的：街头第一家是元记茶行，行主吴赓俞。这家茶行由三座房屋组成，共有铺面三十六间，雇上百余人，拣茶工二百余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约二千余件(合2000多担)，年可获利润银元五万块。以白云山下的岭下村为根据地，收购初制干茶，每年发放茶银时需要七十多人，挑着一百四十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一路长蛇阵，从坦洋挑到岭下村，发给当地农民。
品牌坦洋新中国成立后，茶叶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传统工艺的改进，坦洋工夫红茶品质得到改善，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坦洋菜茶品种，还先后输送种子到马里、肯尼亚等国家试种成功，并获得大面积栽培推广。
1990年福安坦洋茶场出口的坦洋工夫红茶，被列为福建省农垦系统的出口创汇之最。近年坦洋工夫红茶先后在北京中国茶文化国际研讨会暨展示会上荣获金奖。首次参加竞拍，100克坦洋工夫红茶，拍出了2.5万元的价格。目前坦洋工夫红茶年均出口俄罗斯、西欧等国家和地区1000多吨。2007年11月1日，由中国海峡大茶都、天香茶叶有限公司、天湖农业有限公司等14家茶业企业与福安市政府联手成立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外贸科研为一体的旗舰式企业福建坦洋工夫茶业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重振坦洋工夫品牌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
浙江省茶叶改良场
浙江省茶叶改良场是浙江省第一个茶叶改良场。因地址在嵊县三界，又称三界茶场。1936年正式建立。场长是当代茶圣吴觉农。浙江以产珠茶闻名，俗称平水茶。三界是平水区产茶中心，有龙藏寺房屋及茶园可以利用，所以选择三界龙藏寺作业为场址，由吕允福负责筹备将寺舍改建为茶场办公室，将附近的茶园作为试验基地，并在舜皇山设立高山茶试验点，洪了省内外茶界知名人士：徐方斡研究红茶，傅宏镇研究绿茶，吴昌济研究病虫害，吕允福研究栽培，并担任场长的的代理人，刘河洲协助筹备及培训工作等。浙江省农业推广人员养成所首届毕业生厉菊仪、蒋季雄、周士祥，王松筹等，经过培训，成了骨干力量。建场后当年春，举办了第一期茶叶技术人训练班(简称茶训班)，招收初中毕业生20人，边上课、边实习，学用结合，二年毕业培养出了首批茶叶技术人员。
同年，成立了实业部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吴觉农先生兼处长，在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分设办事处，负责茶叶产地检验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茶叶不能从这里出口，检验工作暂告停顿。吴先生将各地茶检人员集中在三界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邢子陶同志曾多次到茶场指导工作。茶场成了抗日救亡活动的据点，张朴君(骆宾基)经胡愈之介绍，担任该场抗日活动领导，并出了一种《茶人》的油印宣传品。嵊县沦陷后，茶场一度迁至新昌澄潭。
1937年底，吴先生率部分茶检人员经武汉去重庆，浙江省茶叶改良场暂时结束。茶叶产地检验工作亦告停顿。
1938年，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在松阳成立，三界茶场和茶叶产地检验工作统归农业改进所领导。茶场改名为嵊县农业推广区。1941年又改名为浙江省茶场。茶叶检验办事处改名为宁绍台、金衢严、温处茶叶检验处，除担任茶叶研究试验及推广工作外，继续举办了三期茶训班。茶识破班学员现已成为茶叶界的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嵊县三界茶场改成三界茶厂，部分职工及一些图书转到后来成立的余杭茶叶试验场。
信息来源：《茶博览》
清与民国茶叶发展及饮茶的风气
清代之初，就废除了一切禁令，茶叶被允许自由种植。然而进入封建来世的清代，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就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式微之路。受此大格局影响，饮茶虽然更加平民化、普及化，然而在清代的260多年间，茶的著作仅有10余种，其中的一些还下落不明，这和明代的盛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究其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多次大兴“文字狱”，汉族文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禁锢，吟咏品茶的积极性大大受挫。虽然如此，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也并没有完全自甘禁锢，而是发挥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力将一些关于茶的真知灼见融入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著述当中。
其中《清稗类钞》丰富地载录了清代的茶事。此书为清末民初的徐珂集录数百种清人的笔记，并参考了报章的记载编辑而成，主要内容是反映清人的思想与日常生活。在此书中关于清代茶事的记载比比皆是，有“京师饮水”、“烹茶须先验水”、“吴我鸥喜雪水茶”、“顾石公好茗饮”、“杨道士善煮茶”、“以花点茶”、“邱子明嗜功夫茶”、“祝斗岩咏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明泉饮普洱茶”、“叶仰之嗜茶酒”、“茶肆品茶”、“李客山与客啜茗”、“茶癖”、“宋燕生饮猴茶”、“某富翁嗜功夫茶”、“静叁品茶”、“茗饮时食肴”等，是清代茶道和清人“茶癖”的全景写照。
到了清末，自鸦片战争以来，民心士气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伤。因此终清一代，民间饮茶的风气反不如明代盛行，而关于茶的书册在坊间很少见到。在上流的达官贵人间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端茶送客”的陋规，即宾主之间交谈不融洽时，主人就令仆人献茶，意味下逐客令，访客如果知趣就会尽快告辞离去。这与以前的“客来烹茶”、“敲冰煮茗”、“以茶待客”的情况已是天壤之别。
民国成立之后，饮茶之风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混合在了一起。各地出现了很多有特色的茶肆，如福州茶馆还做浴池生意，贵州茶馆里面提供说书服务，江西茶馆前有道情等，都颇具地方色彩和独特风味。
民国范儿的云南茶事
因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西迁，最后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大批学者、教授来到昆明，很多文学大家都在昆明留下过足迹与记忆，甚至是生命，比如闻一多。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昆明的生活状态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着最生动细致的描写。
虽然这些文字大多是八九十年代写的，但是展现出的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很有民国风范。如他在《寻常茶话》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
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到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关于昆明的茶馆，汪曾祺在散文《泡茶馆》中表现得更为细致入微，我的大学就是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起的云南师范大学读的，联大学生泡茶馆的凤翥街、龙翔街、文林街、钱局街，也是我们学生时代常常游荡的地方，只是过去了70多年，那些茶馆早已灰飞烟灭、踪迹全无，现在充斥那些小街的全是些餐馆、冷饮店、服装饰品店。还是文艺青年时，读了汪曾祺的散文后，也曾激动地跑到学校附近那些小街上去追忆凤翥街上张罗茶馆的那个强壮而勤劳的女人；喜欢看小帅哥的花生西施；乐意借钱给学生买电影票的绍兴老板；文林街茶馆里美国明星的照片和摩登的同学；钱局街上各种奇怪的小吃；广发茶社里的学会风波那时的昆明竟然有那么多茶馆，茶馆里可以洞见万千世界，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成了小说家。
茶香中的民国精神
民国的空气中充斥着长衫马褂与西装革履撞击与摩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精神的呼唤与宣扬。这个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凝结了独特的民国精神。即便是一杯寻常之茶，在民国大家的笔下也变得生动多姿、况味悠长。
提到民国的茶文，周作人的《喝茶》当属典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延续千年的茶文化早已被唐宋明清的文人和茶人演绎得至雅了，而到了日本衍生出的茶道更是发展到了崇高的美学境界。知堂老人用白话文寥寥几笔便勾画出雅人之茶应当有的身与心的状态。而他所认为不适宜的喝茶的时候多吃瓜子，左一碗又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则是到了雅的另一边俗了。他这一形象比喻，倒是弄得不少后人喝茶时拘谨起来了，因为怕被嘲笑为沙漠人啊！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喝的自然也是雅人之茶，他在《茶和交友》中说：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的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林语堂笔下的茶有了提升人格和地位的功能。
文人品茶贵在精细、贵在高雅、贵在感觉，但这些在鲁迅的笔下却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同样名为《喝茶》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文风迥异，常有人拿这两篇文章做比较，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命轨迹在这一杯茶里各自分离。
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在细腻敏感中的人满胸愤懑，无独有偶，阿英也对吃茶文学充满了讽刺：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哪一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民国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茶香中的民国精神里有生活的情怀与况味，也有现实的愤懑与批判，我们无从评判孰优孰劣，一杯茶里可以看到乱世中民国范儿的澄明心境，归于三个字便是真性情。
民国时期 他们眼中的普洱茶
民国时期，普洱茶还多为边销茶和侨销茶，后因战乱茶市大都荒废，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很多人对普洱茶都不胜了解，甚至有人把普洱归为红茶，吴秋山便在《谈茶》一文中出了这样的谬误，这是情有可原的。即便是民国大家，面对普洱茶也是充满着好奇与陌生的眼神的。
唐鲁孙第一次喝到普洱茶是在藏园居士傅增湘那里：傅老已拿出核桃大小颜色元黑的茶焦一块，据说这是他家藏的一块普洱茶，原先有海碗大小，现在仅仅胜下一多半了。这是他先世在云南做官，一位上司送的，大概茶龄已在百岁开外。据傅沅老说，西南出产的茗茶，沱茶、普洱都能久藏，可是沱茶存过五十年就风化，只有普洱，如果不受潮气，反而可以久存，愈久愈香。等到沏好倒在杯子里，颜色紫红，艳潋可爱，闻闻并没有香味，可是喝到嘴里不涩不苦，有一股醇正的茶香，久久不散，喝了这次好茶。才知道什么是香留舌本，这算第一次喝到的好茶。（唐鲁孙《喝茶》）
而在梁实秋眼中：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脝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冻顶？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梁实秋《喝茶》）梁实秋能在北京的茶馆里见到黑不溜秋的普洱茶，大抵与普洱茶曾为贡茶的历史脱不了干系吧！
如果说民国时期还有广泛亲近民众的普洱茶，那便是始制于1921年的下关沱茶了。沱茶自诞生起便在巴蜀地区以及藏区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最难得的是，它几乎没有断代过。唐鲁孙在《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中不仅把北京和四川茶馆里的世像百态描绘得形象生动，更展示了作者眼中最亲民的普洱茶形象：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紧，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冯亦代，他在《品茗与饮牛》一文中也提到在重庆喝沱茶的难忘记忆：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云南茶民国时期大事记
1912年（民国元年）
3月，思茅茶商许清华、华光藻等向云南省实业司提出请求，成立普茶公司。10月大理商人杨德臣、陈伯英、郭明成、唐健彪等集资一万元设立广利茶业公司。同年，佛海（今勐海）将团茶改制成带把的心脏形，取名宝焰牌紧茶。
1913年（民国二年）
昭通大关县商人张寿昌、张明经等人在盐井渡成立兴华茶业有限公司。同年底，云南派出赴欧美、日本公费留学生139名，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熊庆来和大力整顿云南实业的著名经济学家缪云台。这批留学生中还有赴日专门学习现代茶业的朱文精、陈洪畴，他们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现代种茶、制茶之法的留学生。在他们毕业以后，1919年浙江所派遣的后来被尊称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和著名种植专家葛敬应二人才成为第二批中国茶业留学生。
1914年（民国三年）
在9月30日征集参加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陈列品中，有云南宁洱县糯茶一封，那次云南陈列品总值银元2000元，其中茶叶类值30元。
1915年（民国四年）
路南县在万户庄朝阳寺设立官办制茶厂，招学生10名，将宝洪寺（今归宜良县管辖）茶叶改良焙制。
1916年（民国五年）
云南沱茶首次定型加工为现在的碗形沱茶。碗形窝部有通风透气，防止霉变的作用，成为畅销国内外品种之一。
1917年（民国六年）
茶帮、茶号、茶行、茶铺代表齐聚昆明，向云南省都督唐继尧、云南全省商会代表祁奎、副会长王连升上书，痛陈假茶之害，要求省府打击假茶。
1919年（民国八年）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受到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农会的重视，决定为他们提供施展所学的舞台，成立茶叶实习所，所长由朱文精担任。
1920年（民国九年）
由于茶叶实习所没有实习场地，云南省府又租借场地，成立茶叶试验场，委任朱文精兼任场长。
1923年（民国十二年）
佛海县（今勐海县）南糯山设立云南省立第一茶业试验场。
1924年（民国十三年）
云南省府向军需局租借牧野山公地190余亩，建立模范茶园。此时，朱文精专任茶叶实习所所长，茶叶实验场场长由其同学陈洪畴担任。从1919年茶叶实习所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十多年的茶叶实习所和茶叶实验场似乎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也导致后来云南省地方政府制茶的重心转到了和中茶公司共同成立的云南中茶公司。
1925年（民国十四年）
周文卿在佛海（今勐海）正式成立可以兴茶庄，开始以家庭成员为主，只收购散茶，运出思茅销售。同年，柴萼《梵天庐丛录》记有，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题之。
1929年（民国十八年）
昆明设立云南茶务讲习所。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7月22日征集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土特产陈列品中有宜良宝洪茶。博览会展期是1933年6月1日至11月1日。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全省产茶19.6万担，是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出口9224公担，价值国币31.63万元。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民国政府经济部所属中国茶业公司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合资，创建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昆明威远街208号。缪云台为董事长，郑鹤春为经理。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3月8日，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顺宁（今凤庆）实验茶厂正式成立,滇红试制成功，厂长冯绍裘。5月，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宜良县城近郊的下栗者村租用村民旧房设临时制茶所，何亦鲁任所长，为省办茶叶技术人员训练班实习场所。同年10月改为茶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4月1日，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正式成立，厂址在博爱路（今保健路）,厂长范和钧。厂区占地面积40亩，有厂房2160平方米，职工80人左右。主要生产紧茶销西藏。当年，佛海实验茶厂生产红茶93担，绿茶39担，圆茶400担（委托同昌号和玉溪人陈玺加工）。另外，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佛海服务社生产紧茶1000担。
5月，改宜良茶场为茶厂，童衣云任厂长。
10月，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昆明建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厂址设在昆明金碧路478号（今342号），童衣云任厂长，主要任务是用勐库和凤山茶为原料加工名牌，复兴沱茶。
1941年（民国三十年）
3月，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康藏商人代表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订约，合出资15万元，在下关成立康藏茶厂，制造藏销紧茶、砖茶。任命周赓昌为厂长。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4月1日云南省思普企业局成立。以茶叶为主要产品。种植场设于车里之南糯山。制茶厂设于南糯山之石头寨。
同年，由于日军攻入缅甸，佛海茶叶出境通道被阻，同时，日机轰炸佛海，佛海茶厂大多数员工撤退，茶厂进入保管期，厂长范和钧离开佛海，厂方物资由佛海服务社李拂一负责接收，刀国栋、周光泽等留守。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由于太平洋战争致红茶外销路线阻断，无业务，冯绍裘返湘，辞去顺宁茶厂厂长职务。12月，云南中茶公司成立5周年纪念会在昆举行，公司总经理郑鹤春先生训话，总部员工聚餐，尽欢而散。此后，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公司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茶叶产销量不断下降。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复兴茶厂退租，李宗桂带领工人、技术员在沙沟仓库继续做茶。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李拂一将部分1942年存留的紧茶卖给马鼎臣的鼎兴号，同时生产一些白茶维持佛海茶厂的工厂和员工开支。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佛海茶厂1942年所收购的紧茶数千担被售与思茅恒盛公司，后者将这批茶全部销往西藏。
2月1日，康藏茶厂结束，于次年改为新康藏茶厂重新生产。
同年，云南各公营银行、企业并入人民企业公司，云南中茶公司、思普企业局等数十大企业均在其列。12月，郑鹤春请假返沪，次年12月委任刘云阁为云南中茶公司经理。曾叱咤风云于云南中茶公司经理一职的郑鹤春返沪后，1957年以清贫的普通中学教师身份辞世。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佛海茶厂留守的职员周光泽，利用佛海茶厂的油印机开办《佛海旬刊》，共出版10期。
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云南茶时代终结。
云南民国茶人之—朱文精
1913年，辛亥革命后两年，云南公派出122名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中就有来自会泽的朱文精。同批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庆来。不到半年时间，朱文精与来自宜良的同学陈洪畴一同考入位于静冈的日本农商省制茶部学习，成为中国最早学习种茶制茶的留学生。
其后，1919年，浙江派吴觉农和葛敬应二人赴日习茶。1919年，朱文精学成回国后，任茶叶实习所所长兼茶叶试验场场长。1923年，云南成立化学工艺厂，朱文精参与筹办，拟定《筹办云南化学工艺厂茶叶部计划书》。在该计划书中，他认为要发展茶叶出口，就要建立研究部，购置器材，征集茶样，进行近现代科学分析，研究各茶样的茶素、茶单宁、蛋白质、水分、灰分以及其他矿物质等化学、物理成分，优胜劣汰；并建议在宜良设一地制茶厂，成功后推广到景谷、缅宁（临沧）。
朱文精还认为，昆明华亭寺、归化寺、筇竹寺、十里堡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价值极高，且外运成本较低，值得推广。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朱文精的愿望难以一一实现，1933年，朱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令人嘘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