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黑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古道20年，从学术概念到流行文化符号”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概念的提出
早在1980年代末,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等人在中甸地区做方言调查时，在一个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带领下，了解到中甸的金沙江附近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马帮走过的石路，石路上当时还残留着十多个寸许的马蹄印。虽然此时几位年轻人最初的动机是做方言调查，但当他们将这条古道和铁索桥、藏族的饮茶习俗等因素联系起来后，却有了一个极为有意义的发现，并由此孕育了一个后来影响云南、中国乃至世界的概念。
1990年7～9月，木霁弘倡导对滇川藏大三角做一次文化田野考察，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六位青年学者（即后来所谓茶马古道六君子）随后加入，他们在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以及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返回中甸，在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步行100多天，进行了一次当时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
考察的学术成果获得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文勋的首肯，六人联名的文章《茶马古道文化论》其后被收录在张文勋主编的《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该书编辑时间是1991年，出版时间为1993年。），这是茶马古道首次公开出现，其后，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的《论茶马的历史地位》发表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战线》；同期时间，几经波折，忠实记录此次考察经历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描述出来。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重申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当时无论在史学界、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做了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大众之前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了明确的区分，自此，茶马古道成为研究中国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为滇川藏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觉。四川学者刘弘发现，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在中国西南区域，以茶马古道为主体的研究，全面超过了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研究。
概念的升温
但受前期南方丝绸之路热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产生后的前十年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间作为学术概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2000年后，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普洱茶的热销，尤其是旅游业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的推出，它才逐渐深入千家万户，并最终成为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
茶马古道这一逐步升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茶马古道逐步由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覆盖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最终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学者及其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乎与六君子的著作同时，王明达、张锡禄合著的《马帮文化》，以云南马帮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马帮这一特有的贸易形式，以及马帮在商贸往来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文化特征。然而因此时茶马古道概念并未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或仅仅被部分学者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也就是从云南西北通往西藏地区的通道。
或许正是鉴于此前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引起的人们的误解，2001年，木霁弘出版了《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一书，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徙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并明确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不适合于作为研究滇川藏区域的视觉，第一次为茶马古道正名。
次年，木霁弘、陈保亚、王士元、丁辉等人开始考察茶马古道上的语言与文化，倡导并出版了系统研究茶马古道的丛书--茶马古道文化丛书。而今这套丛书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等书已顺利出版，其余著作还在持续编著出版中。而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时间里，出版的与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相关书刊，高达上百种。
就笔者所知，目前出版的茶马古道的专著或相关的著作已有《茶马古道考察纪事》、《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九行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藏客》《又见茶马古道》《丽江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亲历记》《古道苍茫：亲历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行走在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史》《马帮文化》《茶马古道亲历记》《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茶马古道茶意浓》《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等等，加上其他专论茶马古道上不同地区的著作、涉及到茶马古道的普洱茶专著、涉及到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著作和各种涉及茶马古道的旅行交通指导手册，共计有300余部。除此以外，还有系列集中反映了茶马古道沿线的风情或者茶马古道故事的影视和音乐作品，也相继在最近十年内面世。
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5月22日，在中国知网刊登的论文中，题名包含茶马古道的文章共计657篇，其中：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22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215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有197篇关键词中包含有茶马古道的总计有1682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便有859篇（不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的801篇）其实，早在2001年，茶马古道便显示出其在旅游方面的独特魅力。如西藏昌都当年开始以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作为城市名片，主打茶马古道旅游。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当年10月讲云南剑川沙溪寺登街列入2002年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而其列入的理由正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2002年6月，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香格里拉联合主办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与会专家会后联名发表了《昌都宣言》，力图开拓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促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
从2002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业进入读图时代，这在旅游图书类体现尤为明显。在经历了非典压抑后的2004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便出版了50多种。《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茶马古道》《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可谓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就是融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茶马古道、中国西南的神秘文化与独特的风景于一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者的倾向和精神诉求。
2007年，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茶马古道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所长便是茶马古道的命名人木霁弘。
2009年6月6日，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在丽江成立。
2009年，普洱市旅游局采纳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的旅游规划，确定普洱市旅游主打道可道，大茶马古道。
影视方面，早在1997年，郝跃骏深入独龙江，拍摄了《最后的马帮》，该片2001放映后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马帮的极大关注，并因此荣获多项大奖。1999～2003年，导演田壮壮、作家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历时四年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云南怒江到西藏沿线的茶马古道，此片后获得华表奖，而木霁弘也获得了《春城晚报》评选的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然而，这两部影视作品还是茶马古道上的初期作品，影响范围还不算很广。2004年，王红波、何真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开播，滇西马帮的往事再次通过大众媒介引发关注。2005年7～8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虽然这只是一部由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虚构作品，但却借助中央一套的收视率而深入了千家万户，同时使茶马古道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名词。四年后，日本NHK电视台和韩国KBS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茶马古道》也分别上映，从而使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一条享誉世界的线路。
其实，2004年后的茶马古道热还与云南普洱茶的热销有很大关系。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进一步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传统上普洱茶的运销均是由马帮进行，而古道正是马帮曾经的艰辛和普洱茶文化悠长的见证。而今马帮行将消失，古道行将衰落，唯有普洱茶依旧在焕发着活力。
茶马古道此时已成为了普洱茶商家促销宣传的有效手段，从而使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如2005年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4吨茶，直奔北京城而去，吸引了全国媒体记者和观众、读者的眼球。
学术社会团体方面，除原有的云南省茶叶协会外，云南省茶叶商会（2005年3月成立）、茶马古道研究会（2005年8月成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成立（2005年9月成立）、云南普洱茶协会（2006年4月成立）相继，茶商有了自己的会所，学者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场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各种茶叶交易会、博览会。
政府方面，在普洱茶热带来的经济效益促动下，也纷纷支持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研究与宣传。2006年，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树立，专门介绍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普洱》杂志创刊；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
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茶马古道这条千年古道此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2007年，普洱茶与房奴、基金一道成为CCTV年度经济的三个关键词。
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话语的力量。其实，早在1997年，极为敏锐的文化商人聂荣庆便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20个商标和商号，早早将茶马古道的话语权攥在了手中。
虽然茶马古道当初只是六君子根据云南和西藏交界地带马帮驮运茶叶的路线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旅游业对新兴事物的不断追索和普洱茶的热销，它又在概念的基础上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云南的资源符号的色彩。
然而，茶马古道还远不止于此。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由单霁翔、刘庆柱等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第3040号提案，即关于重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下简称《提案》）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手丰碑。她千载不息，孕育了多姿的地域文化，丰富了不朽的中华文明。茶马古道能够表现我国西南地区、一段时期内社会商品的互惠交换，以及思想的相互交流。随着茶马古道上所发生的宗教、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意义十分重大。
2009年，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云南大学茶马古道和云南省文物局到澳门举办茶马古道文物风情展，展览的半年时间里，造访人数超过六十万。
鉴于此，2009年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南省文物局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对茶马古道的线路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对茶马古道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在自身多年的研究的基础上，实地考察了中国西北、西南等茶马古道现状，撰写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报告》，在此背景下，云南、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对茶马古道的保护和研究也充分重视了起来，茶马古道沿线文物的普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2010年6月2～4日，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局）、普洱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以茶马古道遗产保护为主题，在普洱茶的集散地普洱市召开，期间发表《普洱共识》以及研究论文集，这也是茶马古道保护国家级行动的开始。同期，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茶马古道申报为中国第七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也在云、贵、川三省展开。
2010年7月6～8日，2010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在丽江大研古城召开。与会的三百多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茶马古道文化及其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进展，会后专家学者们还在会务组的安排下实地探访了丽江茶马古道。
2011年3月，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云、贵、川三省茶马古道成为国保单位的评审工作在北京展开，与会专家对茶马古道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许多区域茶马古道从零保护状态一举升格为国家保护，这是中国西南区第一条受国家保护的大型文化线路，为茶马古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经历近20年的发展和演变之后，今天的茶马古道已经由原来一个单纯的概念，便成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妇孺皆知的符号资源和文化遗产。恐怕这也是当初归纳出这一概念的六君子所始料不及的。
茶马古道的未来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文/周重林凌文锋）
（云南大学特约研究员张楠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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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20年 从学术概念到流行文化符号（上）
概念的提出
早在1980年代末,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等人在中甸地区做方言调查时，在一个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带领下，了解到中甸的金沙江附近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马帮走过的石路，石路上当时还残留着十多个寸许的马蹄印。虽然此时几位年轻人最初的动机是做方言调查，但当他们将这条古道和铁索桥、藏族的饮茶习俗等因素联系起来后，却有了一个极为有意义的发现，并由此孕育了一个后来影响云南、中国乃至世界的概念。
1990年7～9月，木霁弘倡导对滇川藏大三角做一次文化田野考察，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六位青年学者（即后来所谓茶马古道六君子）随后加入，他们在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以及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返回中甸，在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步行100多天，进行了一次当时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
考察的学术成果获得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文勋的首肯，六人联名的文章《茶马古道文化论》其后被收录在张文勋主编的《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该书编辑时间是1991年，出版时间为1993年。），这是茶马古道首次公开出现，其后，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的《论茶马的历史地位》发表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战线》；同期时间，几经波折，忠实记录此次考察经历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描述出来。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重申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当时无论在史学界、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做了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大众之前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了明确的区分，自此，茶马古道成为研究中国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为滇川藏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觉。四川学者刘弘发现，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在中国西南区域，以茶马古道为主体的研究，全面超过了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研究。
从茶马古道文化说起
茶马古道是指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延至民国。
湖南也有自己的茶马古道，只是许多已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中了。
唐朝时，益阳安化享有唯茶甲于诸州之誉；明清时，安化资江两岸呈现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盛况。安化茶多经陆路、水路销往北方边疆地区或国外。从益阳城区至桃江、安化沿线，存留有众多茶行、茶亭、茶书、茶碑等遗迹。近年来，这条古道在多方努力下，已成为了湖南旅游新热点。
如安化一般的茶马古道，湖南还有不少。比如衡永古道，从衡州经永州到全州再往云南至越南，秦筑驰道，汉开峤道，经捷岭南。唐、宋、元、明驿传邮递，代有兴废。这也是一条有名的古茶道，只是现在知道的人少了。衡州茶盛于唐宋，陆羽《茶经》多次提到衡州茶。宋《膳夫经手录》也称：衡州衡山茶，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之人，亦常食之。祁阳浯溪碑林有安南（越南）人阮辉莹《题石镜诗》和宋元广西、云南文人书家碑文可佐证之。
茶马古道的繁盛，说明了湖南古代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达。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就发生在茶陵境内，故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另外，中国茶道的四字真诀茶禅一味也出自湖南石门的夹山寺。
与一些兄弟省市比较起来，湖南近年来茶产业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历史名茶产量少，市场占有率低，茶树良种普及率低等。
要让湘茶品牌更响亮，除了加强规划、整合资源、提升品质外，更重要的是要打好文化牌。茶被发现、发展、应用的历史，并不等于茶文化的历史。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茶文化也是这样。作为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产茶大省，湖南还没有一个品牌能真正代表湖南茶叶的形象；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茶叶交易市场；没有一家如湘茶博物馆的去处，让人来了解、挖掘、研究、推介湘茶文化；目前为止，湖南还没有一个茶馆业行业协会，茶馆，作为茶叶和茶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易和交融的场所，明显处于一种零散无序的状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湖南茶文化建设的滞后。
安化成功开发茶马古道，把茶文化和茶叶产业建设相结合，借文化扬名、靠旅游造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了已知和未知的茶马古道外，湖南还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遗产，亟待挖掘和整理；还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宣传推广形式，亟待开发和利用。
茶马古道是一个独特的称谓，是自然风光壮观、文化内涵丰富的商贸通道，希望我们的湘茶文化也能被打造成一条新的特殊的茶马古道，把我们的湘茶带到更远的地方，传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里。（曾衡林）
茶马古道：领略千年黑茶文化
说起安化的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黑茶文化。而说起安化的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也必然只有一个地方－－茶马古道。
茶马一词，一是源于唐朝开始的茶马交易机制。古代中原政权为加强军事力量，以茶叶等商品与边疆游牧民族换取战马，并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二是山区茶农以茶叶换取生活物资，由于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多用马匹作为驮运工具，因此，茶和马联系在一起。由此引申出了茶马之路，即留存至今所谓的茶马古道。
茶能清解脂肪，祛除油腻，补充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对于地处边陲的游牧民族，以牛羊肉为主，不得茶，则困以病，喝茶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习惯，而因常年迁徙的生活特性，游牧民族的喝茶种类以紧压茶为主，主要是因为紧压茶方便携带，易于储存且耐冲泡。安化黑茶的品质特征正符合西北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因此，从明代被朝廷定为官茶开始，安化黑茶逐步取代其他茶类，成为了西北少数民族饮用的主要茶类，经陕西、甘肃等地茶商销往内蒙、青海、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民国年间政局动荡，交通阻塞才逐步衰落。
安化地处山区，山多地少，有山崖水畔，不种自生的宜茶环境，自古活家口者，唯茶一项。随着黑茶产销的兴盛，商家为了收购和运输茶叶的便利，在安化县境内集资修建茶马专道。这些道路翻山越岭，以青石板铺就，沿途建风雨廊桥、茶亭、栓马柱等供歇息之用，绵延数百里。借助资水横贯全境的地利之便，茶商在安化山区内收购茶叶后，沿茶马专道驮运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销往外地。据专家考证，古代安化黑茶的运销线路是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转运湖北沙市，经襄樊、老河口至泾阳、晋阳、祁县，然后销往西北边陲。因此，也就形成了安化茶马古道与其他地区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船舱马背式的独有特色。
直至今日，安化县内仍留存了大量的茶马古道遗迹，有的仅剩小段路基，有的绵延数里，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有黄花林场腰子界一段、江南至洞市黄花溪一段、陈王次庄至山口一段、洞市老街一段、永锡桥一段等等。茶马古道风景区内，保留了最为完整的一段茶马古道，由山下联环村至高城村绵延几公里的青石板路，由于未进行旅游开发前仍未通公路，这里依然靠马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当地人一直对茶马古道多有维护，才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每逢山下市集圩日，山里人用马匹驮着木材、山货、茶叶等去山下的市集换取生活物资，成群结队，蔚为壮观。在川岩景区内，现今仍保留了安泰廊桥、永济茶亭旧址、川岩茶叶禁碑等茶马古道遗存，仿佛在遥忆着那一片历史的风景。
安化素称茶乡，产茶历史悠久。唐宋时期，茶叶产量誉甲天下。明清时期，所产云雾茶、芙蓉茶驰名中外，成为朝廷贡品。明嘉靖年间创制黑茶远销西北诸省。到了16世纪，安化黑茶取代四川茶叶，居全国领先地位。
西域诸民族以肉食为主，偏爱云南的红茶、四川的乌茶和湖南的黑茶，将它们视为消食养胃的珍品，对安化黑茶更是情有独钟。安化黑茶名不虚传，愈陈愈香，愈陈愈奇，极品黑茶有万两黄金千两茶的骄人身价，饮家视之为玉液琼浆，医家视之为甘口良药。
茶马古道是指唐宋至民国时期，连接内地产茶区和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马交易的交通要道。历史上的益阳，驿道交通发达，并与茶马古道连接起来。千百年来，穿梭在古驿道上的辛勤马帮，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山林深谷的宁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辟了一条通往边陲的经贸之路。在茶马古道上，使益阳茶名扬天下的是黑茶，其著名的品种有茯砖茶、黑砖茶、千两茶和三尖茶。
马帮和茶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古道途经的许多水陆交汇点，慢慢自然形成了集镇、驿站，以方便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买卖商品，住宿歇足。高城峒、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唐家观、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便是随茶马古道诞生、发展而来。
茶马古道从辉煌走向沉寂
茶叶、瓷器、丝绸是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具声誉的三种商品，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和品质。伴随着这三类商品的输出，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境内三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早已久负盛名，而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网络庞大、路线复杂、覆盖6省区20多个民族的茶马古道，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公元1990年夏秋之交，一队马帮驮着睡袋、帐篷和干粮，挎着枪支，照相机和录音机，牵着猎狗，踏上了这条数千公里的神秘之道——茶马古道。”这段文字，记录的是云南大学教师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于1990年开始的为期100天，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正是这次考察，开启了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也是这次考察，木霁弘等“六君子”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茶马古道的前身是不晚于汉代便已形成的以滇、藏、川境内横断山脉为中心向外扩散的马帮盐运古道。经过唐、宋、元、明的扩张与修葺，这条古道盛极一时，清代以后，茶马政策有所松弛，官营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印度取代了中国在亚洲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茶叶输出日渐衰落，茶马古道也随之萧条。民国时期，日军占领缅甸后，茶马古道成为西南后方主要的物资供应通道，马帮携带物资频繁往来，帮助战区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
宁洱县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原马帮上京城，出缅甸、老挝的必经之路。61岁的李天林在这里土生土长，家里世代以开马店为生。在他的记忆中，他家的马店在民国初期还有生意，但“差不多1954年的时候，由于有了公路，车多了，马帮少了，我家的马店在这时候就关店了。”现代运输方式的普及使得茶马古道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如今，只有交通不便的少部分地区仍在使用茶马古道。
汉代至今，这条古道从喧嚣到沉寂，从繁华到没落，它曾承载着马帮的梦想与希望，写满数不清的风云变幻。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沿着这条道路，从中原走向吐蕃，从此与故土生死永隔。但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去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茶马古道的开通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封锁，为各民族提供了交往的便利。茶、盐、布匹和日用器皿与骡马、毛皮、药材等的频繁交换，使边疆与内地建立了持久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
除商品外，这条古道也成为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茶马古道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的通道，许多原生的古老文化元素至今仍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内地来的商人甚至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千年后的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这条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沧桑、民族兴衰的古道，如一位迟暮的美人，沉默地面对着世界的万千变化。
茶马古道：从普洱出发 - 五房·茶马古道考察记六
深陷的马蹄印，记录着古道的兴衰
９０岁的方淑珍（左一）还清楚的记得驿站的往昔
茶庵鸟道
孔雀屏驿站新建元（江）磨（黑）高速公路尽头不远的地方就是普洱了。千百年前建筑在茶叶经济上的普洱，今天仍有很多遗迹深藏在城外的青山和村落之中。为了寻找普洱茶家乡往日繁华的记忆，我们撞开了尘封的历史之门。当越野车从平坦的高速路上驶下来，进入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时，我们的考察也真正开始了。
从历史出发，去寻找真正的普洱茶。
官马大道今何在茶的味道是品出来的，可茶的历史又该如何去触摸？
普洱城北１０公里处，就是“普阳八景”之一的“茶庵鸟道”，从此向北行走，驿道盘山而上，古木参天蔽日，鸟鸣虫吟。此处旧时有驿站、茶站、庙房，故名茶庵塘，景名“茶庵鸟道”。
我们在普洱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定华、副部长吕宗业的陪同下来到茶庵鸟道时已近黄昏。一路上坡的茶庵鸟道显得十分宽阔，并没有鸟道模样。宽阔的路面是“五尺”官道的标准尺寸，全部用青石板修建而成，有的地段高出地面，有的地方还能看出当年修的排水沟，这与我们在其它地方看到的茶马古道完全不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就是茶马官道，从普洱通往昆明。进京的贡茶和销往内地的茶，必经此道。沾上皇宫贵族和国家税收，原来的幽幽民间商道，立即改变了鸟道模样，成为一条茶马“高速公路”。如今，这官马大道上深浅不一的马蹄窝，记录着当年的繁忙景象。
据县里的同志介绍，清代道光年以前，茶庵鸟道只是民间商道。从普洱出发的马帮越过这山垭口，就踏上遥遥无期的旅程，马帮的家眷常常在此地送别他们的亲人。天长日久，这里便有了与茶事相关的茶庵。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为了方便普洱茶进京，开始修建这两米宽的“官马大道”。到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官马大道才得以完工。今天，驿站、茶站已经不见了踪影，庙房只剩下两个巨大的柱础了，“官马大道”显出了鸟道的沧桑。
云南农业大学周红杰教授在多次考查的研究结果上提出：明清时以普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在考察中，我们把当地学者与我们实际了解到的驿站结合，得出了五条茶马古道的位置，由普洱出发茶马古道有东北路、南路、西北路、东南路、西南路５条。东北路从县城出发至石桥寨、头酒房、茶庵塘、磨黑、四堂庙、孔雀坪、把边街、魁阁塘、把边江渡口（过铁索桥）、哨牌、通关、墨江、元江、玉溪到达昆明，全长５８０．７公里，行程１７天，也叫“官马大道”。普洱贡茶从这条路送到昆明，直至北京。客商以及官员来往、运送茶盐等土特产，都走这条路，所以特别重要，明清两代，沿途设立了若干“营”、“哨”、“汛”、“塘”，严密防守。南路从县城出发，经头塘、大新寨、南门口、猴子山、石膏井、那柯里、思茅、普藤坝、车里、佛海、打洛通往缅甸，全长３１１公里，步行单程８天。西北路从县城出发，经四更桥、五里坡、气山丫口、硝井、谦岗、西萨、景谷、景东、弥渡至下关（今大理市），也叫“茶马大道”。从普洱驮去的茶叶经下关，丽江中转，或是藏族马帮直接把普洱茶从普洱驮到西藏，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贸易通道。东南路由县城东南方向经勐先、黎明至江城到越南莱州、海防，直至欧洲。西南路由县城出发，经德化、那迁、六顺、糯扎渡口至澜沧、孟连，驮普洱茶、磨黑盐、普洱大布到缅甸。
如今，普洱境内现存的“茶马古道”有茶庵塘段、磨黑孔雀屏段、同心那柯里段等。
普洱茶盛于普洱
中国古人的记叙方法总是那么精要。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１７６５年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发展为一个涉及地理、历史、文化的一个普洱茶文化课题了。
普洱地名的正式命名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此前，“普洱在商周时期属古‘产里’地；西汉时期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至南朝时期隶属永昌郡；唐南诏时期设为‘步日睑’（后改为‘步日部’；‘日’的读音与‘洱’相近），属银生节度；元朝时期改设为‘普日思么甸司’；明朝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４年）改称‘普耳’，至万历年间定名为‘普洱’。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在普洱设置元江分府，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设置普洱府。此后至民国时期，先后设普洱镇总兵署、迤南兵备道署、普洱道尹公署、云南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普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普洱为中共宁洱（后改称“普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驻地。１９５５年５月，地委、行署迁驻思茅，“普洱”自此至今为县名。”
清代普洱管辖范围广大，包括了人们习惯上说的“思普地区”。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普洱府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勐养、思茅、普滕、整董、勐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勐暖、勐棒、勐葛、整歇、勐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那时流官管土官，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
普洱茶因地得名，普洱又因茶闻名四方，这是明清以后普洱茶叶商贸繁荣的结果。作为思普地区政治中心的普洱，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商贸的中心。清雍正年间，普洱府在其土城外建砖墙，使当时的普洱城真正成为一座商业城市。整座城市气势不凡，有朝阳门、宣武门等，城墙高大坚实。各地商人云集普洱，普洱因茶而成为文化荟萃之地。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秦晋会馆、徽州会馆、两广会馆、石屏会馆、建水会馆、玉溪会馆等，带来不同的地区特色，四川会馆供奉的神是李冰，晋秦会馆是关公，徽州会馆是王安石……如今，大多数会馆已不见当年雍容，只有残墙一二。现在，为发展普洱茶文化、建设普洱，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规划，其中包括恢复建设会馆建筑。
清代，为加强对普洱茶的管理，清朝廷还在普洱设茶局，专办营运茶叶的许可证“茶引”，并收取茶税。据载，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普洱就在于么放“茶引”三千引（每引可以运输一担茶叶）。清朝廷还在普洱办茶厂，选上好原料加工为团茶、散茶和茶膏专门贡献朝廷。清代的普洱府可以说是官办茶业和民间茶业共同繁荣的时期。据《普洱县志》记载，咸丰年间有２０几万人从事茶业。道光同治年间，普洱府普宁城内城外有商家三百余，茶庄有六七十家，每年茶的销量为５７０吨。普洱的茶有普青、普红、普尖等，有的直接运出，有的加工成茶饼或团茶、茶膏运走。普洱有名的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福美祥、元盛号、荣和昌、广兴隆等等。其中“猛景茶庄”十分有名，其紧压茶上都印有中英两种文字。
寻找古道遗风在磨黑、孔雀屏、那柯里，为寻找古道旧时的样子，我们在山间和村镇穿梭，像猎狗一样兴奋。
磨黑因盐而得名，但普洱的历史上，盐与茶是商道上最常见的货物。马帮时常是把茶驮出去，又把盐、药材等日用品又驮回来。盐茶相伴的运输方式也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今天的磨黑是安静的，在玩八哥的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磨黑当年的悠闲。从磨黑往东就到了现在普洱保存马店最多的古代驿站———孔雀屏。孔雀屏因处于扇形的孔雀屏山上而得名。孔雀屏有一条约４米宽的石板路贯穿全村。路边除少数的砖房外多数是旧时留下的土房，其中不少就是当年的马店。一位叫方淑珍的老人告诉我们，当年的孔雀屏有３４家马店。老宋家、老三家、老柴家、老张家……都是开马店的大户，有的一家还经营数个马店。当时她家的马店可以住得下四把马（五匹驮马为一把），直到磨黑通公路时孔雀屏都还一直有马帮。
从普洱往南，同心那柯里的茶马古道是普洱现存最长的一段茶马古道，断断续续约有３０公里，由人工磨制的条石和砾石铺成，一直通向思茅。茶马古道一般是６０里为一个马站，３０里为一个腰站。那柯里就是其间的腰站，马帮在此地打尖歇梢。
看着茶马古道斑驳的石板和石板上深陷的一个个马蹄窝，就像在看一本书。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记录着茶马古道兴衰的历史。
与“秦开五尺道”相比，茶马古道的历史不算悠久；与公元前张骞出使西域时看到的从巴蜀经云南到印度、阿富汗等地的“蜀身毒道”相比，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也不能同日而语。但茶马古道鲜明的历史、文化特色，往往覆盖了“五尺道”，覆盖了“蜀身毒道”，也覆盖了云南的其它商旅道。
这并不奇怪。茶马古道与云南境内外的商旅道相重合，也是历史事实。虽然，茶马古道因历史的变迁沉寂了，但茶马古道从普洱出发的历史依然清晰可辨。
茶马古道的文化特征
古代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分为三条。一条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一条为南方的“茶马古道”，还有一条则是“海上之道”。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条官方商道,兴于汉而盛于唐。一谈起“丝绸古道”就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大漠驼队、黄沙万里的场景。汉唐时期我国的许多精美华贵的丝绸便由此道源源不断地运至中亚与西亚各国。与茫茫沙海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之道”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另一通道，很多学者甚至称其为“海上陶瓷之路”。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绮丽多彩的名贵瓷器，就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中国也是茶的故乡，我国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饮茶的习惯。
而在众多民族里，藏族对茶的依赖可以用“嗜茶”来形容。藏族居住在高寒、缺氧、干燥的高海拔地带，常年以牛羊肉为主，没有蔬菜。恶劣的环境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使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威胁。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就这样以马、古道为载体的马帮商队穿过崇山峻岭，翻越雪域高原，不畏艰难重阻的把普洱茶带到了西藏。同时也赋予了普洱茶独特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的古道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三条通道，同丝绸之路、海上之道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古道，一条商道，更是一条民族融合与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连接汉地与藏地，云南与内地，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的国际性大通道，是云南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古代的茶马古道共有7条，它们细分为：
1、滇藏茶马道：普洱——景谷——镇沅——景东——巍山——漾濞——丽江——中甸——德钦——拉萨——尼泊尔、印度
2、滇京茶马道：易武——普洱——昆明——昭通——成都——西安——太原——北京
3、滇缅印茶马古道：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瑞丽——缅甸——印度——阿拉伯国家
4、滇川藏茶马道：成都——雅安——康定——昌都——拉萨
5、滇越茶马古道：易武——老挝丰沙里——河内——海防——南洋、香港
6、滇东南亚茶马古道：普洱——思茅——景洪——勐海——打洛——缅甸——印度——西藏
7、滇茶山古道：西双版纳——思茅——临沧
茶马古道孕育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它是：
——文明文化传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迁徙走廊
——宗教传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旅游探险通道
云南是一个拥有26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在茶马古道沿途就居住有二十多个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差异与居住区域的相对独立，形成了各个民族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与特性。而茶马古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只是经济交往那么简单。
古道跨越的地域广阔。在这一旅途中，茶马古道串起了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同时，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赋予了“茶马古道”鲜明的文化特征。
第一、茶马古道文化的血亲性。云南与东南亚，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从高黎贡山、云岭山脉到澜沧江，位置的分布都呈现出同一山水，“身处”两境的现象。因而，在自然地理上形成了血亲性，茶马古道也成为联结两地的大动脉。
云南的傣族与居住在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老挝的佬族也具有这一特征，属于血亲民族。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衣食住行都与佛教有关联、语言基本一致，都出自梵文、泼水节是他们必过的重要节日、均有纹身的习俗。这些都是血亲性在文化上的反映。至于他们的服饰、建筑与舞蹈方面就分别不同了。
第二、茶马古道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在两个高原之间来来往往，文化交流互相渗透。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认为，丽江之所以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信徒，形成滇藏、川藏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跟转经、朝圣的香客有关。
神圣和世俗有时候的确分不开。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茶马古道，同时也是转经朝圣的道路。一些虔诚的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的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神异的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今天，在茶马古道上仍处处可见难以计数的玛尼堆、转经房和大小寺庙。
茶马古道所经地域，可以说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片神奇而罕见的天地。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及历史沿革，更由于众多民族生息于此，于是造就了这一带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地方性、扩散性和融合性的特点。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高原上的二十多个民族更是“各取所信”，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等，加上各地各民族间密切的往来，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就如万花筒般缤纷杂呈，气象万千。
第三、茶马古道文化的特异性。
由于“茶马古道”文化是流动着的，其跨越的地区非常多，与不同民族的交往构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如在小中甸、乡城、盐井都还留有纳西村，这些村的风俗已接近藏族。拿小中甸村来说，村民平常都恪守藏族习俗，通用藏语交际。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藏族村寨，有“烧猪毛（刹猪后不烫毛）”、上门女婿另取“新名”的白族旧俗。乡城、盐井的藏族说他们开梯田、打渠引水、烧砖瓦的技术最初是从纳西族那儿学来的。在乡城，还能见到纳西族的城堡遗址及现存的纳西式房屋。“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丧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许多借词多来自汉语云南方言，这就说明了“茶马文化”特性——流动。
第四、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茶马古道多盘延于崇山峻岭之中，地理环境制约了大西南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在地理环境的制约中丰润着自己的文化。由于茶马古道的开拓使封闭的文化有了向外交流的机遇，使一些世居民族的文化有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外来文化也和世居民族文化产生了碰撞。“夜郎自大”“黔之驴”的故事，就是无知自大与闭塞心理的生动描述。
现在“茶马古道”的名声与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云南，借助茶马古道把普洱茶文化以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部拓展开并形成影响力，这就是茶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木霁弘（云南大学教授）彭丽丽
丽江重拾茶马古道文化
昔日马帮驮茶成就茶马重镇，今朝普洱神韵香满丽江。为期四天的2011和谐之旅－－绿色云茶惠万家活动暨第二届丽江绿色名优茶博览会于近日在丽江古城玉河广场举行。
市人大副主任和世华、杨忠义，副市长杨静全，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奚丽宏等领导出席开幕仪式。
杨静全在致辞时说，丽江是茶马古道重镇，滇藏贸易及南亚次大陆贸易的桥头堡。丽江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演绎出众多名人茶事，留下了无数茶文化胜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每年900多万的游客拉动了丽江商贸发展，目前有来至全国的近千户茶商在丽江经营。丽江茶叶市场的兴盛既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成为提升丽江旅游业，实现二次创业的重要内容。茶博会的举办，即可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又可让更多的客人了解丽江、了解丽江的茶叶市场。
据悉，本届茶博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53家，本次博览会将继续秉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茶文化，倡导茶为国饮，发展茶业经济，传承茶马古道精神，打造茶马古道文化产业发展，培育茶文化市场，引导绿色健康消费，促进云南茶叶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升丽江文化旅游内涵力争开发成旅游的又一优势产品，延长旅游产业链，增强丽江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深化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战屡，为实现丽江建设国际金品旅游胜地的目标服务。
茶马古道：传承千年文化的茶叶之路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