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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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51年闽茶首度在世博会亮相后，闽茶便频频出现在世博会上，为中国展区添彩。事实上，闽茶屡屡亮相世博，也是希望借世博会的人气来拓宽中国茶叶的销量。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闽茶的销路却越走越窄，清末国力的衰弱自然是最重要的背景原因。
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是第一次有中国官员参加的世博会。在浙江海关文书李奎所著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闽茶的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了。这届世博会中国参展的商品共计有720箱、6801种，以工艺品居多，其中丝、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在各国产品中被推为第一。中国茶叶虽然仍被叫好，却因为掺杂过多，采用大箱散装，同时缺乏严格的质量等级区分，不便零售，造成了销路不理想的窘况。
1878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举行时，中国愈发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而那一年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境况也更为萧条窘迫，与会的马建忠不仅沉痛地感慨：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产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
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茶的评价已然大不如前，印度茶、锡兰茶则成为福建红茶的强劲竞争对手，试图将中国茶挤出国际市场。福州海关《1889年福州贸易报告》的资料显示，1886年至1889年间，福建红茶每年出口量分别为9811万磅、7927万磅、7563万磅、5816万磅。其后，这一衰弱的趋势继续蔓延。以福州茶埠为例，最盛时茶每年出口70多万担，1890年减少为39万担，1901年只有29万担。1906年的红茶出口比1903年狂泻270%，绿茶下降50%。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茶的评价直至民国时期才开始重拾升势。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中国茶叶被誉为品质优美，甲于全球，闽茶也因其表现出色，获得了多项殊荣。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茶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茶叶已然失去了独当一面的霸主地位，如何在竞争中取得更好的优势，是百年来中国茶叶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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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洪传香》的闽僧与闽茶
《宝洪传香》摆在书案，空闲时读上几章节，总能引发无限感慨。云南宝洪禅寺、昆明、浙江皎然、福建开元寺……仿佛是一副长卷，引人入胜。全书章节蕴含着浓郁浑厚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宝洪传香》是作者多年来对云南宝洪禅寺历史特性研究的总结。经过深入研究，解读了福建禅茶一脉的传播。
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一带，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便成为普遍的待客礼仪。唐朝，它更发展为全国性的礼俗。如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李咸用《访友人不遇》记：“短棒应棒杖;稚女学擎茶”;以及杜荀鹤《山居寄同志》所说：“垂钓石台依竹垒，待宾茶灶就岩泥”，等等。
以茶叶相馈赠，在我国也出现得很早，唐朝以前的文献记述不多，而在《全唐诗》中，馈赠茶叶则成为常见的题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来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等等，粗略查点，《全唐诗》关于答谢馈赠茶叶的诗篇，达30余首，可见茶在当时受人重视之一斑。
《宝洪传香》围绕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的历史，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新的风尚，茶会即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除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一诗外，还有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中“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篇和诗句。可能由于茶会在当时刚刚兴起，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和“茶集”等。如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钱起《与赵莒茶宴》等即是。这些不同的称法，表明当时社会对茶会或许未形成一致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都与寺庙僧人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茶会或许是由寺庙闽僧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品，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素业”。这也给《宝洪传香》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
福建的禅茶博大精深，历史久远。据可考的文字记载，率先与佛教结缘的茶叶来自福建。福建佛教寺院培植的名茶，最早见于南安县莲花峰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莲花峰位于丰州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早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莲花荼襟”意思是说，在莲花峰上向四周俯视，只见茶园如襟如带，层层叠叠，尽是绿油油的茶园。摩崖石刻没有署名，只有落款“太元丙子”4字。莲花峰上“莲花荼襟”的摩崖石刻，比问世于唐建中元年(780年)陆羽撰的《茶经》还早404年，可算是福建最早的一处有关茶文化的摩崖石刻。莲花自古是佛教的象征，莲花峰上莲花岩寺的“莲花茶襟”摩崖石刻，记载了福建茶叶与佛教自古不分家的历史事实。《宝洪传香》在文中予以阐述，为点睛之笔。
福建禅茶文化对云南禅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响中国乃至整个西南文化圈数百年，促进了闽滇两地的人文进程。千百年来，与《宝洪传香》描写的闽籍僧人玄尘一样，人们在茶叶种植、制作、品饮的开发中，引茶入佛，以茶参禅，创造了烛照千古、影响世界的禅茶文化，为禅茶文化作出了贡献。
该书作者林建、吴世界，得之于福建灵性山水的孕育，得之于闽越文化丰厚底蕴的培植，得之于知书达理的家族风范。因此，更能把握时代的契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广阔的时空交错中，将本土文化和独立人格熔铸于民族和时代的交汇点上，放射出璀璨夺目的精神礼花，在绚烂的历史添加了厚重的一笔。
《宝洪传香》是一部关于闽滇禅茶交流的长篇传奇故事。作者有感于闽滇两地禅茶渊源，搜集资料，巧借虚构的手法，演绎出闽人陈闽生悟禅品茶、开辟茶路、发扬禅茶文化的传奇故事。作品中厚重时代背景、丰富的禅茶文化，增加了作品的底蕴。主人翁遁入佛门并非避世，而是为了修身与弘法，值得敬仰。他身体力行，促进闽滇两地文化交流，令人钦佩。
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下）
在茶馆进行的讲茶中，并非单纯的争执和辩论，从内容来说，讲茶的当事者为原告和被告，茶客为傍听者，具有法律审判的性质。在中国，本来就有盗窃事件等无须经过官宪之手，而由村庄、街道的有权势者为中心的民众审判的法庭进行处理的强烈倾向（注：今崛诚二：《中国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3年版，第115页。）。在茶馆普及的清末江浙地区，茶馆作为这种审判的法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注：天野元之助前揭书，第206页，介绍了无锡荣巷镇的事例。）。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的上海，船篙被盗的渡船船夫，以自己的力量捕捉住犯人，并未将之诉于官宪，而是在求得同业支持之后，将犯人带到茶馆，经过讲茶了结此事。在这种时候，茶馆显然成了民众审判的法庭。这种讲茶，被害者为原告，犯人被置于被告席，傍听的茶客，则以公众调解的形式进行促使原告与被告之间和解的调停工作。其内容简单说来包括：(1)被告将盗窃的竹篙返还给原告；(2)被告负担全部参加这一讲茶者的茶水钱。由此，茶馆也就可以确保得到许多茶水费，从而实现营业上的目的（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九日，《窃篙送还》。）。
这样，在清末江浙地区，每一家茶馆，出于招徕茶客的目的，都欢迎作为调解争执和辩论的场所，从而被利用为民众审判的法庭。其结果，众多的茶馆就成为无需麻烦的手续、而能期待比较公平处理纷争的场所为民众所利用（尽管这是在有权有势者、或曰乡绅阶层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从而也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茶客，越发变得热闹起来。讲茶之风，据说原为苏杭之陋习（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由此想来，当初不过只是在苏州、杭州一带流行，到清末，上海、常州、南通、温州等处也都变得盛行起来。凡有茶馆之所，就有讲茶之事。官宪尽管经常加以禁止，但民间无视禁令，呈现出随禁随犯，肆无忌惮（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的状况。讲茶作为简单的仲裁、裁判的好处受到民众的喜爱，官宪屡次三番的禁令也就落得个无人闻问的结果。
四为了确保收入，茶馆会时时卷入种种非法的营利活动之中。比如暗中推销淫书、淫画（注：《民立报》庚戌十一月廿一日，《茶馆里面之春宫》；《民立报》辛亥一月三日，《茶馆内漏泄春光》。），附设烟窟吸食鸦片（注：中村作治郎前揭书。），并且连官宪所严厉禁止的妇女入馆之事也加以默认（注：严禁妇女出入茶馆的布告，在苏州由巡抚裕谦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江苏禁陋习各条示》）。其后，同治七年五月，巡抚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六八，《禁妇女上茶馆》），光绪三年布政使谭钧培（《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廿三日，《苏垣近事》），光绪十七年布政使登华熙（《江苏省例四编》，藩例《示禁妇女入馆吃茶》）等等，都揭出了相同趣旨的布告。至于茶馆默认妇女入馆之事，参见《申报》光绪五年二月廿五日《茶坊违禁》。）。
也有些茶馆在馆内开设赌场，引诱茶客入内赌博，从中抽取头钱。
茶馆提供赌博用具，将之贷与茶客，抽取头钱的情况，在江苏省苏州府属下各县最为盛行。苏州府下的元和、吴、长洲三县，如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巡抚的布告所说：有茶馆酒肆，设置台桌，无论掷骰、抹牌，诱人入局，藉以抽头图利（注：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七，江苏《禁开场聚赌示》。）。鸦片战争以前，在城厢市镇中，已经是茶馆抽头普遍盛行了，其后，从事赌博的茶馆，在苏州府下各县与鸦片窟一起不断增多，到同治末年，更发展到由市镇沿及各乡村（注：《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每逢一村，必有烟灯、茶馆聚赌（注：《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日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
茶馆兼设赌场的情况，浙江省也很多见。在宁波，近来，不特仅在郡庙内逐日摆摊，即各茶馆亦无不如是（注：《申报》光绪七年七月廿一日，《认真拿贴》。）。在湖丝的主产地南浔镇，茶坊彻夜局人丛聚，争赌竞博（注：《同治南浔镇志》卷二三，《风俗》。），可见清末茶馆内赌博之盛。
茶馆为确保收入而展开的赌博等业务，几乎都是为清朝官宪所禁止的。因此，茶馆的经营，自然带有与非法社会相结合的倾向。茶馆购入鸦片、赌博用具、淫书、淫画、招徕演唱淫戏的剧团等等，这些都必须秘密地借助于无赖、流氓、游民之手。此外，由于茶馆所兼营的种种不合法业务时常遭受官宪的弹压，为在事前察知而加以逃避，与无赖、流氓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其结果，造成了清末无赖、流氓、游民、游棍、游闲无业之人频繁出入茶馆，流氓、游手好闲之徒，多以茶馆为藏身之地（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诈良懦》。）的状况。
茶馆之中，为确保至关重要的茶水费收入，也不得不依靠无赖、流氓。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布的江苏署按察使司朱之榛的告示，这样说道：
又，有一等茶馆专藉流氓为生财之计。凡欲敲诈，必将其人圈至茶馆，名为吃讲茶，实则勾串吓逼，恣意勒索，必致满其欲壑而后己。开茶馆者，又故昂其值，浮其数，甚有吃一讲茶，至数十余金者。盖揣其人之肥瘠为增减。然后，各流氓按成瓜分。虽曰茶馆，实为陷阱，败坏风俗，莫此为甚。此风不独常郡一处为然。查此等棍徒，横行乡里，见人懦弱可欺，即遇事作风，圈入茶馆，以吃讲茶为名，鱼肉乡愚，勾串折捎吓诈。甚有一等无赖生监，日坐茶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最为扰累良民之举。至到处皆有，而常郡通海一带尤甚。（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吓良懦》。）这一告示，揭示了茶馆经营中与流氓、棍徒完全结托，此辈故意寻找借口，以到某茶馆去有话说为由，强迫性地把良民拉入茶馆，以讲茶的形式恶意恐吓，进行敲诈的情况。在这样的场合，对于流氓、棍徒、游手好闲者来说，在茶馆内实行的讲茶习惯，只不过是借助威势恐吓良民的手段；而对于结托流氓、棍徒等的茶馆老板来说，讲茶则只不过是招徕茶客，特意获取非法茶水费的机会罢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告示还指出了无赖生监每日聚于茶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的情况。可以说，出入茶馆的生员、监生、本来是被期待作为讲茶之际的公平仲裁者而行事的地方上有权势者和领导阶层，但这一告示表现了他们当中亦有与流氓、棍徒交相结托，把不利的仲裁强加于良民头上的情况。尽管尚未象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那样以直接的暴力或凭藉威势来维持经营，但以官宪再三再四发布禁令的赌博、淫戏、讲茶等手法来作为诱引茶客的有力措施的茶馆是极多的，因此，茶馆的经营，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无赖、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由于清末茶馆的经营，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无赖性与投机性，由于茶馆的经营者出身于无赖的甚多（注：熊谷康：《支那乡镇杂话》，大连日日新闻社1943年版，第30页。），于是可以说，茶馆的经营，是以无赖、流氓、游民、棍徒等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是通过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才得以维持的。
结语在民众暴动、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接连不断，世情动荡不安的辛亥革命前夜，茶馆发挥了如置邮送电（注：中野孤山：《游蜀杂俎》，1913年版，第171页。）一般迅速传播与革命相关的种种消息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入茶馆的人们的话题，往往集中在与革命有关的问题上。清朝官宪对比甚为警戒，命令无论哪家茶馆都要在馆内贴出写着勿谈国事的招贴，强制茶客保持沉默。但是那些每天聚集在茶馆的人们，有时低声议论，有时则公然大谈国事（注：在郁达夫前揭书（304页）中可以看到，每日聚于茶馆之人，头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热心地谈论国事的情况。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559页）中可以看到在茶馆内公然谈论革命的情况。老舍创作的戏剧《茶馆》（《老舍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幕幕启时，有茶馆内张贴莫谈国事招贴的场景。）。
茶馆中亦有成为哥老会、青帮、红帮等秘密结社和同盟会的地下指挥部的。在光复上海时甚为活跃的张承槱，在与红帮势力共同组成革命军敢死队的过程中，就曾借法租界内的万安茶楼作为连络集会的场所（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辑，《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在光复上海中大显身手的陈其美，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帮，在上海的茶馆中拥有众多党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106页。四川省的情况，可参照西川正夫《辛亥革命与民众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与哥老会》，《讲座中国近现代史》卷3，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哥老会员以混堂子的隐语称呼茶馆（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及秘密结社》，复刻版1980年版，第63页。），以之与烟馆、赌场、小押（小型当铺）一起作为其重要据点，茶馆老板身为哥老会员的例子随处可见（注：陈锦：《勤余文牍》卷一，《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4页。关于四川的事例，陶奈恰可夫所着《邓惜华》一书（一条重美译，生活社1942年版）实乃有力的证据。）。
秘密会社与茶馆的这种结合，是茶馆经营由无赖、流氓、游手好闲等的存在而得以维持的情况所必然产生的。哥老会、青红帮等，时常捏造谣言以攻击地方当局，此时，秘密会社势力藉以散布谣言，使之口耳传播的场所，就是茶馆。
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上）
所谓茶馆，为以茶供客的店铺，也被称作茶肆、茶室、茶坊、茶铺、茶棚、茶社、茶居等，在中国特别发达。茶馆、茶肆在中国的出现，是饮茶日渐普及的唐、宋时代以后之事。这种茶馆，与酒肆、酒坊同样深受中国民众的喜爱。在清末，主要对于中下层的人们来说，茶馆作为休息和社交的场所、集会的场所、交易的场所等得到了广泛的利用。（注：竹内实：《茶馆》，大修馆书店1974年版，第4～7页。）关于茶馆的风俗及其所起的作用，仅就其系中国特有之物这一点，很久以来就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关心。对于上海、苏州、成都这样的大城市里的茶馆，以前有井上红梅氏（注：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中），日本堂书店1920年版，第248～257页。）和后藤朝太郎氏（注：后藤朝太郎：《支那风土记》，章华社1935年版，第74～78页。），最近有竹内实氏（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页。），都作了这样那样趣味盎然的介绍。此外，对于江浙地区和四川农村地带的镇、市、场中的茶馆，天野元之助氏（注：天野元之助：《支那农村杂记》，生活社1942年版，第204～208页。）、福武直氏（注：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福武直着作集》第九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11～212页。）和施坚雅氏（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构造》，今井清一等译，法律文化社1979年版，第50～69页。）等，也从农业经济及农村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作过极有意思的介绍。这些先行的研究，对于我辈后学来说是颇具指导意义的。本稿，就是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引导下，对清末江浙两省的茶馆作若干考察。具体来说，本稿的中心课题在于说明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是如何经营的，又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势力的中介而得以维持的。在研究清末茶馆时以江浙地区作为对象，这是因为考虑到该地的茶馆数量最多，故而茶馆所起的作用也极大。
一在清末中国，只要是可称为人烟稠密之所，就会开设各种大小茶馆。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宁波、武昌、汉口、长沙、成都、福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有难以计数的茶馆，直到深夜仍茶客云集，喧嚷热闹。在这些大都市之外，府城、县城一类的地方中心城市，镇、市之类的农村商业场所，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茶馆。在大城市中，据说达到平均起来约一条街道就有茶馆一家（注：李劼人前揭书，第337页。），显示了茶馆的普及程度。
以地区来看，在清末这一时期茶馆开设得特别多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江苏和浙江。在浙江省，大都市杭州、宁波，还有湖州、嘉兴、绍兴等，都有着为数众多的茶馆。杭州西湖畔风景胜地等处，带有精致日用家具和装饰的高级茶馆鳞次栉比（注：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冈崎俊夫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卷5，平凡社1962年版，第296页。）；通商口岸的宁波，也是上下三层，装饰尽善尽美的宏大美丽的茶馆林立（注：东亚同文书院第九期《孤帆双蹄》，东亚同文书院1912年版，第258～259页。）。时值蚕熟期，热闹非凡的湖州和嘉兴等地的各县城，各个大小市镇中，也是茶馆连着茶馆。在湖丝主要产地的乌程县南浔镇，据《同治南浔镇志》记载：农人每入市，则茶寮、酒肆杂坐喧阗（注：《同治南浔镇志》卷二三，《风俗》。）；《民国南志》也说：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注：《民国南浔镇志》卷三一，《风俗》。）由此可知，对于来自周围村庄的农民来说，茶馆是生丝及农产品交易不可或缺的场所。
江苏省茶馆特多的地方，是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编者）、苏州、扬州等地。在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已经出现了能够容纳千余名茶客的大型茶馆（注：蒋寅生：《寅生目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33页。），到上海一跃而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兼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的19世纪末，其繁华街道的四马路、五马路等处，高达三、四层宏伟华丽的茶馆青莲阁、一壶阁并肩而立（注：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版，第68～70页。由于本书对清末上海茶馆的风俗作了详细记载，为作参考，引录如下：上海的繁华街道，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其中又以四马路为最繁华。去四马路，就会见到茶馆。这些茶馆，约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层、四层的楼房。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到晚上十二时左右，连三楼、四楼都坐满了茶客。大约一家茶馆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时候会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谈。进入茶馆，首先就会拿来茶壶和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谈话交游。如想吃点心的话，其处各种茶点应有尽有，可买来吃，若不想吃的话，不买亦可。此外，茶馆中又有吃烟室，此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在这里抽烟一小时需付一定的钱，抽烟二小时付的钱亦相应增加。无论何时，入室抽烟之人或为30人，或为50人，总是一边吸烟，一边交谈。每个茶馆这样的场所约有几处。日暮之后，是茶馆营业最盛之时，馆中客满，各自一边饮茶一边喧闹交谈。其中亦有女子盛妆打扮来此，这是为的吸引茶客。茶馆中附设卧处，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边品茶，一边听艺妓弹奏琵琶，哼唱小曲，弹奏木琴，演奏音乐。这可由五人或七人轮流来作。这种艺妓如果色艺不精，花上一元钱，就可使其立刻来到茶客旁边递烟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这样，支那人都愿前往茶馆，饮茶，说无聊的话，以相互消遣。通常往来四马路者，多乘坐马车、人力车，艺者则或乘轿前往）。
到19世纪中叶为止，以工商业而闻名的苏州，作为淮盐的大集散地扬州，茶馆的数量也很多。扬州直到清末，仍是名士麇集、赋诗垂钓、嗜茶赏花，因拥有众多高级茶馆而为时人所称道（扬州北门外丰乐街的茶馆就很出名（注：《申报》光绪二年五月一日，《茶客还金》；《申报》光绪二年六月一日，《开肆逃债》。）。如同吴中通衢僻壤，茗肆分开（注：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六八，《禁妇女上茶馆》。）所说的那样，苏州显然是江苏省的茶馆众多之处。此外，南京和新兴蚕业地带的无锡、新兴棉业城市的南通一带，也有很多茶馆（注：《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之九，《复孙莲舫》，转引自名古屋商工会议所（高柳丰三郎）《清国新开场视察报告》，第77页。），连被作为清末茶馆丛生地代表的浙江省，与江苏省比较起来，也不过只落得个尚属不多（注：《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六日，《书劝捐米以济直省工赈启后》。）的评价。清末的江苏省，无论贵贱贫富，类以论茗清谈为事，或有晨夕两次者，或有每日一次者，甚有甫游此间，倦而欲返，出门又遇他友，重入茶园者（注：《申报》光绪六年七月六日，《书劝捐米以济直省工赈启后》。），出入茶馆几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
二清末江苏、浙江地区的茶馆，被都市、城镇的居民犹如俱乐部似地利用着。商人及其伙计、掮客、手工业者等，每日几次出入茶馆。他们既可利用茶馆进行主顾之间重要的商谈，在因私事而不得不与熟人、朋友、亲戚相会之时，也可带来茶馆进行磋商，这已成为风气（注：井上红梅前揭书。）。
同行业间协商本行业的重要事项之时，或举办摇会之时，也常利用熟悉的茶馆（注：《申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摇小会》；《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吴会琐言》。）。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各行业的商人们都在每天的一定时间会于一堂，谈笑之中达成交易。在上海的煤炭商人、棉花、棉籽商人等聚于青莲阁，杂粮商人等聚于杏花楼，颜料染料商人聚于长乐茶馆，洋杂货商人和面粉商人则聚于怡珍茶馆，诸如这般，每天各行业都于一定时间，在特定的茶馆聚集（注：井上红梅前揭书。）。
各行业将一定的茶馆用作集会场所，这在工匠、船夫、车夫等都市的下等社会成员中也同样如此。上海的船夫们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楼，小车夫们把嘉兴路上的某个茶馆，用来作为这样那样的集会场所（注：井上红梅前揭书。）。苏州丝织机房的匠人们以临顿路的新园茶馆作为早晚聚会之所，每逢罢工，终日聚集此处，气势颇盛（注：《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吴中琐事》。）。南京也是同样，临时雇佣的织锦工们，每天清晨聚集于丹凤街的三元茶馆或北门桥的顺兴茶馆，在这些茶馆处接受当日工作，这已经成为习惯（注：南京博物院民族组《清末南京丝织业的初步调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这样，连下层社会的民众也能对茶馆作日常利用，而且饮茶一次仅需费钱三、四文或五、六文。相对于茶馆来说，亦为民众所喜爱的酒肆，则需花费两倍于茶馆的钱财（注：郁达夫前揭书，第281～282页。）。
饮茶的便宜，茶馆的随处可见，使茶馆的营业形态表现出甚为鲜明的特色。以《申报》所载天津的情况为例：
茶馆内卖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叶的话，其价格亦仅增加一倍。所以虽然座上客常满，但仍生意式微，鲜有入能敷出者。以是城厢内外大小茶馆，每当春秋佳日，多有或杂剧或评书，或唱时新小曲，或说大鼓书词者。每座加价数文，或数十文不等。（注：《申报》光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馆热闹》。）如上所记，可见茶馆的经营常有与杂剧团、说唱者等形形色色的艺人相结合的倾向。无论哪家茶馆，为了确保从一定数量的顾客及从茶客处获得特别高的消费，不得不讲求各种各样的经营方法，而上演杂剧、招引说唱艺人等，就是集客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茶馆与艺人的结合，在茶馆特多的江浙地区表现尤为显着。在苏州，乾隆年间开始，评书、弹词已广为人们所喜爱（注：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329～330页，《吴县为光裕社维持公所慈喜暨学校经费以及整顿营业旧规准予备案碑》。关于苏州的弹词、评书，亦请参照未延保雄《从评弹看苏州方言》（一），《神户外国语大学论丛》23-3；波多野太郎：《道情弹词木鱼书》（下），《横浜市立大学论丛》22-2.3。），当时提供给评书、弹词艺人以最好的活动场所的，就是茶馆。苏州的评书、弹词艺人究竟从何时开始出入茶馆，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在道光年间，苏州茶馆已在馆内附设曲艺场，馆内中央设置高台，招引评书、弹词艺人，由此吸引更多的茶客光顾（注：例如江苏巡抚裕谦的布告（道光二十年二月）中所示各处茶馆弹唱文词，亦毋许男女杂坐，闹至深更。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训俗条约，道光二十年二月，江苏。）。苏州及其近郊，道光、咸丰年间以后，被称为滩簧的杂剧日渐流行，于是近来，茶坊中又有弹唱一流。男女对白，所唱者多闺房丑事，竟与滩簧戏无异（注：余治：《得一录》卷十一，翼化堂《禁止花鼓串客戏议》。）。由此可见，茶馆中既可见到酷似滩簧的某种弹词的演唱，又可见到滩簧戏的上演。茶馆招引评弹艺人以吸引顾客的情况，其后在上海等大都市中不用说，连苏州府、常州府下属各县的市镇等处也畅行无忌。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评弹、杂戏、杂艺的上演，成为江浙地区茶馆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申报》光绪三年一月十五日，《争坐构衅》；《申报》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茶馆被毁》；《申报》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论地方之害》；《申报》光绪九年四月十一日，《淫戏宜禁》，转引自中村作治郎前揭书。）。
三茶馆诱引顾客的手段，还包括利用争执和辩论。在中国，当争执产生之时，本有当事者将自己的种种主张向大众诉说的习惯。清末的江浙地区，茶馆作为人们的聚集之地，对于调解争执，辩论来说可谓最适当的场所。发生争执时，由旁观者中出现仲裁者，无须进茶馆就把问题解决的情况固然也有，但较为常见的则是当事者们约定饮茶之后，言归于好，把解决问题的场所移到茶馆（时间由双方协议而定），在那里进行更为精彩纷呈的争论以解决问题。这种将争执、辩论带进茶馆，在众多茶客的注视下，当事者双方进行更为激烈争论的做法，被称之为讲茶或吃讲茶（注：井上红梅，后藤朝太郎，竹内实前揭各书。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说《在茶馆》，尽管是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作为舞台的作品，但以写实的笔调描绘了讲茶的状况，可作参考。）。
进行讲茶的茶馆，因有众多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对于茶馆的经营者来说，讲茶在确保收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吃讲茶之际，当事者，还有各种前来援手之人，闻风来看热闹之人，正巧路过之人等等，一齐涌入，挤满茶馆，因此对于茶馆来说，讲茶是一次得以获取大量收入而不可错过的机会（注：井上红梅，后藤朝太郎，竹内实前揭各书。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说《在茶馆》，尽管是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作为舞台的作品，但以写实的笔调描绘了讲茶的状况，可作参考。）。
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在温州江西帮针店同行的讲茶，双方各纠合了数十人的援手，争论了两天，仅此一项，茶馆收入的茶费就达四千余文（注：《申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日，《温郡近闻》。）。
在茶馆进行的争执和辩论，既有如上举温州之例那样，双方各纠集数十人的助阵者，进行激烈对决的情况，也有仅仅一方有援手，其对方则近于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发生殊死的应战（注：《申报》光绪八年三月廿五日，《苏台杂事》所记讲茶，为其一例。）。此外，一般来说，讲茶时，与当事者双方紧挨，相互瞪视相比，更多的是面向茶客，诉说对手如何不是，申述己方如何有理，直说得口沫横飞，耸动众听。讲茶的结束方法，也不一而足。如众咸以甲为理直，乙亦自悔，愿赔礼释怨（注：《申报》光绪八年三月廿五日，《苏台杂事》所记讲茶，为其一例。）所示，既有当事者的一方不得违逆傍听茶客的意向而作罢的场合，也有混杂在茶客中的有权势者及其当事人的朋友、熟人等，作为仲裁者出现，经他们说服之后才得以解决的情况（注：后藤朝太郎前揭书等。）。
清末民初时期的饮茶习俗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变革求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急速交融碰撞的时代。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个时代时，不仅要从图文典章中感受它的波澜壮阔，更要从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器皿珍玩上，品味一份历史的温暖和余香。而即将到来的各大拍卖公司的秋拍，正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皇家御制：映照时代风尚和盛衰一个时代的盛衰，从日用的小物件上就可以看出来，即使皇家御制也不例外。
晚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的风光已大不如前，在瓷器的风格气韵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晚清特点。而咸丰一朝，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在各地如火如荼，官军和起义军在瓷都景德镇交战，把咸丰帝的御窑场也给毁了，直到同治三年才恢复。而咸丰继位时，并没料到御窑场会毁于战火，也就没急着大张旗鼓地做瓷器，俩原因叠加，直接造成咸丰一朝瓷器的稀少。
在永乐秋拍预展亮相的清咸丰竹石芭蕉图玉壶春瓶，是难得的咸丰官窑青花瓷的精品，估价为150万-180万元。瓶身上疏密有致地画着修竹、山石、芭蕉和兰花，表现了一种落寞伤感的文人情怀，也暗合了那个时代的大背景。
咸丰以前的道光朝，也不是一个太平年景。不仅鸦片战争的硝烟让整个清王朝惶恐难安，其时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也已凋敝，割地赔款让国力衰微，而道光帝又以俭朴着称，对瓷器的烧造控制很严，因此道光朝出产的瓷品非常少，精品更难得一见。道光粉彩皮球花纹盖碗，一套八件，估价220万-280万元，最初装在一个木盒子中。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专家部主管戴岱介绍，其时放瓷器的木盒外形虽然普通，但和故宫放瓷器的盒子是一样的，这意味着这些盖碗很可能是宫里赏赐出来的东西。
这些盖碗是饮茶用的，只在北方地区流行，因为当时南方潮汕地区流行的是喝功夫茶的小壶，但它一直没进入北方。戴岱表示，这种盖碗在当时的宫廷和显贵中非常流行，为此还专门形成了一套喝盖碗茶的礼仪。
中国茶叶是怎样从出口把持到出口崩盘的
一、英国人窃茶的故事
1848年10月的某一天，武夷山脚下出现了一主一仆二人。
仆役年约二十岁，身段瘦小，但眼中透着夺目，脸上挂着刁滑，一看就是掮客一类的脚色。
走在背面的主人身段高大，穿着和本地的乡绅没什么两样，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剃光的胡茬透着一抹赤色。
武夷山有许多茶园，主人见到漫山遍野的茶树，眼睛里放出光来。但他险些不语言，全程都是由仆役跟茶园老板交换。
根据仆役的先容，他的主人来自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想要购买茶树和茶种。
茶园老板信以为真，热情的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商泡茶，为他先容茶叶从莳植、采摘到炒青等等一系列留意事项，乃至还带他观光了本身的茶叶生产车间。
主人全程一声不响，只是记在内心，然后趁没人的时间将统统写进了条记。
末了，他购买了两万株茶树苗以及大量茶种。
此人名叫罗伯特·福均，并非来自什么长城以北的客商，而是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潜入中国本地，伺机盗取茶叶生产秘密。
福均的冒险终极乐成了，1853年，茶树和茶种顺遂从上海运到了英国殖民地印度。
实在早在20年前，英国人就发现了印度的阿萨姆地域非常得当种茶，只是种出来的茶叶品格无法和中国茶叶相比。
如今，他们不但得到了中国的茶树和茶种，还把握了详细的工艺。颠末一番积极，可以媲美中国茶的印度茶诞生了。
英国人总算有了本身产的茶叶，不必完全依靠中国了。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控制下的红茶在全天下脱销，而中国茶叶的出口则全面萎缩，至今也没能规复。
许多人看到这个故事，难免会产生愤恨，会把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归因于英国人的盗取。
然而，我们轻微注意一下其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状态，就会发现，真实缘故原由远不是这么简朴。
二、英国人盗取茶种后，中国茶叶出口反而大增有资料统计，鸦片战役前，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约莫45万担，总代价858万两白银。出口茶价为红茶每担26两，绿茶24两。
不外此时清廷实验的是十三行制度，也就是只有十三行才被答应从事出口商业，而外商方面则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把持了茶叶入口商业。因此，利润大多为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占据。而英国当局征收茶叶税，以是税收赢利丰厚。
鸦片战役后，开五口通商。交通缘故原由，上海、福州成为两大茶叶口岸。1856年，上海就出口了44.5万担茶叶，福州则出口了30.7万担。到1881年，上海出口茶叶62.3万担，福州出口66.3万担，汉口出口26.8万担。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鸦片战役前的出口量。
而英国入口的茶叶中，印度茶凌驾中国茶是在1870年。
代价方面，1876年从前，中国茶叶的出口代价不停维持在20两以上，1881年之后大幅下跌，跌到16两。
今后，中国红茶出口每况愈下，国际市场被印度红茶占据。
1894年，也就是甲午发作之前，中国红茶出口锐减，茶商丧失惨重，茶农也放弃了茶叶莳植，大量茶园疏弃。中国茶叶陷入全面危急。
从时间来看，福均窃茶间隔中国茶叶出口全面溃败，有几十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印度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打败了中国茶。假如将中国茶的出口单纯归因于福均窃茶，显然是无法令人佩服的。更况且在这期间，中国茶叶曾经扩大了国际市场。
福均窃茶，固然是作育了中国茶叶的竞争对手，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失败，显然另有更深层的缘故原由。
三、落伍的出口商业体系是中国茶叶衰落的直接缘故原由鸦片战役后，上海开埠，把持了茶叶出口的广州十三行日益消灭，而从事出口商业的茶商开始鼓起。
有些茶商来自通商口岸，他们只是外国洋行的署理人，携带洋行给的钱，去产茶区收购茶叶。
别的有一些茶商则来自产茶区，他们在口岸设立茶栈，绕过中心人，直接将茶叶卖给洋行。茶栈一样平常都有堆栈和旅社，可以储存茶叶，也可以欢迎客商。
茶商是不直接和茶农打交道的，他们只和茶号生意业务。
茶号实在就是加工厂，他们从茶农、茶贩大概茶行手里收购粗加工的茶叶，举行精加工。由于是外销茶叶，以是必要精制加工。
茶行是设在产茶区的中介，必要从官府获取允许证才气谋划。他们重要负责先容茶号和茶农、茶贩的生意业务，从中收取佣金。
这个商业体系分成了三四个层级，也就意味着最底层的茶农要遭受好几层的盘剥，更不消说另有官府的苛捐杂税。
题目是茶商只是将茶叶卖给外国洋行，也就是说，茶商实在并不把握国际行情，对国际市场的变革无从知晓。
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中国就失去了茶叶的订价权。茶叶代价之以是还能维持一段时间，无非是由于市场需求比力强。
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革，代价出现颠簸时，不光囤货的茶商会丧失惨重，最底层的茶农也会因无利可图而扬弃茶园。
而掌控了商业权的英国，在呆板化大生产下，印度红茶不但质量更优，而且代价更低，便可以对中国红茶形成猛烈打击。
四、根本缘故原由是落伍的小农经济竞争不外工业大生产从上述出口商业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茶叶生产模式依然是落伍的小农经济。茶农生产出的茶无论是数目照旧质量均无包管，必要茶号举行烘干等精加工。而茶号的精加工也是人工操纵，质量也是不稳固的，只能择优。
除此以外，其时福均潜入本地，在武夷山观光茶叶制作过程时，发现了一件影响比力恶劣的事变。
他看到工人的手是蓝色的，扣问后得知工人在往茶叶里添加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色素，而这种色素可以让茶叶看起来更绿。工人的复兴是外国人喜好绿色的茶叶。
厥后福均回到英国，披露了这件事，而且故意贬低中国人，导致英国人不再碰绿茶。而中国绿茶在国际市场形象大跌。
日本也干了雷同的事变，他们专门拍摄了影戏，突出中国人在制茶过程中的不卫生征象，反衬日本绿茶制作中的卫生。同时日本人还宣传中国绿茶缺少维他命丙和卵白质。
国际市场上发生的这些事变，中国人其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在宣传层面，中国茶叶已经屁滚尿流。
英国在印度接纳的是莳植园制度。莳植园承包商雇佣印度本地的贫困农夫，冒死压榨。莳植园等同于人间地狱，许多劳工还没到莳植园就死在半路。幸存者也仅仅是维持生存。
在加工过程中，莳植园则大量利用呆板，低落本钱。终极，印度产的红茶在英国的售价只有中国红茶的四分之一不到。
依附低廉的代价，印度红茶以及厥后的锡兰红茶很快就抢占了英国市场极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落伍的小农经济终极败给了工业化生产。
1894年，中国红茶出口全面下滑。此时的清王朝也已经风雨飘摇，就跟出口红茶的运气一样，在随后的甲午战役中屁滚尿流，今后堕入深渊，直至死亡。
八闽茶叶文化的演变
到了宋代，福建的茶叶文化继续发展着。那时，福建以北苑贡茶和斗茶活动闻名于世，开创了一代斗茶比艺的茗饮之风，并风靡全国。可谓龙飞凤舞倾朝庭，斗茶比艺创时兴。
北宋丁谓(962-1033)《咏茶》；北宋范仲淹(989-105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宋蔡襄撰(1049-1053)《茶录》；宋宋子安撰(1064前后)《东溪试茶录》；宋黄儒撰(1075前后)《品茶要录》；宋徽宗赵佶撰(1107)《大观茶论》；宋熊蕃撰(1121-25).熊克增补(1158)《宣和北苑贡茶录》；宋赵汝砺撰(1186)《北苑别录》等详尽记载和研究了当时福建的栽茶、制茶、品茶技术及饮茶风习。据报道记载北苑茶的宋代茶书有一半以上，茶诗词达千首以上。宋代武夷茶为建茶组成的一部分，至元大德六年（1302年）创立焙局，设置御茶园于九曲溪之四曲畔，每年制龙团五千饼。从此，武夷茶大量单独入贡，元朝鼎盛，至御茶园解体长达二百六十年之久。宋、元两朝福建出现了以龙凤盛世茗战成风为特征的宫廷茶文化与文人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九曲溪孕育而成的中国皇家茶园御茶园不仅代表是武夷茶的历史辉煌，而且象征闽茶在中国茶叶的特殊地位。明清有心话工夫，咸丰无意问茉莉当斗茶之兴渐减，明清时期的福建茶进入了创新时期，创制了多种茶类。继宋代贡茶和斗茶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明末清初福建创制了乌龙茶，释超全(1625-1711)《武夷茶歌》、《安溪茶歌》；清陆廷灿(1734)《续茶经》引的《王草堂茶说》；清董天工编(1751)《武夷山志》等记载了乌龙茶的制作技术。乌龙茶问世后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出现了适于乌龙茶的独特品饮方式，俗称工夫茶。清彭光斗(1766)《闽琐记》、袁枚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或稍后亦注1786)《随园食单》、梁章钜撰(1845)《归田琐记》、施鸿保撰(1857)《闽杂记》、徐珂《清稗类钞》；连横(1878-1936)《雅堂文集》等都有记载。此间，乌龙茶也传入了台湾。福建生产工夫红茶，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在福安坦洋村试制成功，经广州运销欧洲，很受欢迎。此后大批茶商接踵而来，入山求市，开设茶行，周边茶叶云集坦洋，坦洋工夫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在福建境内，还有白琳工夫、政和工夫，通常称为福建三大工夫红茶。福建用茉莉花窨茶大约始于明朝。
到清朝，窨制方法较明朝又有发展，并开始出现大量的商品茶，清咸丰年间（1851-1861），茉莉花茶大量生产，畅销华北各地。1890年前后各地茶叶运到福州窨制花茶，福州便成为花茶窨制中心。创新茶科技，丰富茶种类，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此时茶叶贸易渐盛，在相当一段时期，武夷茶（Bohea）成了中国茶的代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乌龙茶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日本饮料市场，可谓是樱花时节念水仙（指：水仙茶等），乌龙东渡创奇迹。
八闽山间茶，四序水中香穿过福建茶文化的历史长廊，如今的八闽山水，把如春的茶园珍藏，让清芬的茗香释放，白茶、花茶、红茶、绿茶、乌龙茶争奇斗艳，风景这边独好。政和牡丹笑春风，榕城茉莉醉夏星。永春香橼盈秋霜，诏安八仙少冬眠。坦洋等闲追红霞，太姥雪芽腾绿云。武夷山水凝岩骨，凤山灵秀育音韵。还有那闽南第一峰的大芹山麓，白芽奇兰新秀清丽；大田第一峰的大仙峰下，台湾金萱新园探春；闽西第一峰的黄连盂峰北，云顶茶园品茗新景奇观茶在福建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生态特征，以及以此为载体的区域人文特征。民间茶俗、茶情、茶艺绚丽多姿，支提、鼓山的普茶、闽东畲族宝塔茶新娘茶凤凰茶、将乐擂茶、古榕茉莉、福建工夫茶，不胜枚举；茶歌、茶谣、茶舞、茶剧遍及全省，福建茶叶品种繁多，名茶荟萃；福建茶文化源远流长，华章壮阔。走近福建茶，一个四序涌翠、天地凝芳的山水世界；走近福建茶文化，一个年代古远、日月生辉的人文世界
我国茶叶最早的出口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大量的茶叶出口到全球各国，茶叶成为全球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自2005年以来，我国茶叶出口量在30万吨以内，2009年首次突破30万吨，2010年出口量达到30.24万吨，出口金额达7.84亿美元。那么，我国的茶叶，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商品出口的呢？
根据史料记载，最早的茶叶出口是在汉代，相传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通过专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兴起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当年主要是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出口的主要商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这也表明茶叶已经开始做出口商品，这是我国茶叶作为商品出口最早的记载了。随后，在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随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虽然我国茶叶的出口历史悠久，出口量巨大，但总的来看，仍然缺乏在国际上具有著名品牌的企业，茶叶的种植、加工、包装等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认可的标准；出口的茶叶商品也是粗加工，获取的利润微薄，甚至不及国外负责销售的品牌企业赚取利润多；国内茶叶种植及加工企业，自主创新不强，深加工不发达，文化含量不够等，这都制约了我国茶叶产业的发展，总之，我国茶叶相关产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对于国人来说，几乎男女老幼都喜欢饮茶，特别是成功人士，喜欢边品茶边思考问题，思考茶叶发展以外的各种问题，而很少对茶叶本身的发展问题思考；每当我们慢慢品尝各种茶叶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应该抽一些时间来思考：如何让中国的茶文化发扬光大，如何把我国的茶产业做得更大，如何增加茶叶种植和加工的科技含量，让其有更大的发展，惠及更多民众，要实现这些，还需要更多人的思路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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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闽茶在世博会首获殊荣
历届世博会几乎都少不了中国茶叶，而中国的产茶大省福建，也历来是世博会茶叶展台的常客。闽茶作为17世纪最先流入欧洲的中国茶，它与世博会之间的故事已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
闽茶和世博会的情缘早在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召开时便已结下。在接触世博会的早期阶段，中国选送的展品包括大量的丝绸和茶叶，而闽茶则是茶叶类展品中必不可少的品种。
由伦敦威廉克罗兄弟出版社1852年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便记载了中国茶参加首届世博会并获得好评的史实，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语：里普莱先生专门为本次博览会在广东搜集的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功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1853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在评语中提到的白毫茶、功夫茶、乌龙茶等中国茶大多出自武夷山。由此可以断定，在第一届世博会上，已经出现了闽茶。
1867年的法国巴黎世博会，闽茶无疑成为备受注目的亮点。因为，在这届世博会上，人们不仅仅能够品尝到芳香可口的闽茶，更能看到由三位福建少女所表演的高超的中国茶艺。这三位靓丽的少女无疑成了中国展区的一抹亮彩。而她们也是目前所掌握的世博会史料中，关于福建人参加世博会的最早记录。
根据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的研究成果，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德理文被法国政府任命为世博会中国专门委员，他邀请了曾多次担任闽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协助，完成了中国展区的设计建造和筹展。而美理登则专程从福州找来了三名福建少女，担任这届世博会中国展区的工作人员。
在1868年巴黎出版的《1867年世界博览会全史及外国展馆》中，法国着名作家戈蒂耶发表的观后感表达了其对三位福建少女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另一本1868年巴黎出版的《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画册》中，也曾记载了两位l4-16岁福建茶女服务于中国亭一楼茶铺的史实。
尤其幸运的是，三位少女的风采也并未因时间而消逝，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用相机定格了她们的倩影，而今天，那黑白色的影像依然保存完好。
在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上，亮相了一批珍贵的世博影像。其中有一张照片正是1867年巴黎世博会三位茶艺表演女子的合影。她们穿着精致的绣花旗装，梳着整齐的发髻，戴上了考究的发簪和珠花。纵然时光过去了一百多年，那含蓄的中国古典式美丽依然能够打动人心。而在华辰2009秋季拍卖会上，同样展示了一张三位茶女中的两人的合影照片。在照片正面，简单的法文写下了她俩的名字：世界博览会，中国茶园，念亚彩和周雅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