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都德的红茶是什么茶。
高昂的房租、大规模的装修以及众多的人力开支，传统茶馆还在继承着重资产运营的模式，从而也导致大部分的茶馆根本无法实现盈利，仅凭熙熙攘攘的客户维持运营。
茶为国饮。
随着时代发展，与“茶”相关的一系列商业模式正在不断发生变革，而茶馆，作为饮茶的一个很好的空间“载体”，在推动茶饮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共享经济”盛行，共享汽车、共享民宿、共享单车等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共享经济从出行、住宿以及娱乐等方方面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之一的茶，也紧跟时代潮流的发展，出现了“共享茶馆”——通过自主研发的软硬件技术，首先为茶馆接入自主研发的无人售货柜、智能灯控系统，成功实现茶馆无人值守，客户自主消费；再通过接入智能锁、软件以及管理平台，从而使得茶馆实现共享。
比如北京“友密茶空间”，一家以私密空间为主打，主打15-25平左右的迷你型私密茶馆，其房租、装修仅为传统茶馆的1/10，摆脱传统茶馆的重资产投入；再嫁接无人售货柜、自主泡茶机以及智能灯控系统，采用完全无人值守的模式，人力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让友密茶空间实现轻资产运营，从而盈利。
“共享茶馆”的出现，对传统茶馆，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最近，杭州街头更是首现移动式无人值守茶馆——“未来茶馆”，这是一款由华茶智动(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全新打造的“未来茶馆”，亮相杭州街头后引起了消费者，尤其是青年消费群体的强势关注。
浙江是产茶大省，也是茶叶消费的重要区域，古往今来，在浙江大地衍生出分布在都市、集镇、农村的千千万万各式茶馆，茶馆文化极为浓郁。中茶智动无人茶馆为移动式智能无人茶馆，颠覆了传统茶馆和茶楼的消费模式。以原生态健康茶叶原叶为特点，开启用户“先享后付”的人工智能茶饮新时代。
移动式无人值守智能茶馆，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运用物联网性能达到的共享空间智能智动等无限想象服务。据中茶智动首席执行官郑建国介绍，无人茶馆未来将一个个分布于城市的景区、商务区、社区等，时刻等待顾客的扫码开门，目标是让科技成果成功提升品茶的体验舒适度。
移动式无人值守智能茶馆的亮相兴许意味着智能茶饮新时代的到来，从而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茶并爱上喝茶，对此，您怎么看，欢迎留言分享？
Cy316.com延伸阅读
茶馆的文化介绍
室内庭院式茶馆以江南园林建筑为蓝本，结合茶艺及品茗环境的要求，设有亭台楼阁、曲径花丛、拱门回廊、小桥流水等，给人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心理感受。室内多陈列字画、文物、陶瓷等各种艺术品，让现代都市人在繁忙的生活中去寻找回归自我、心清神宁的感觉，进入“庭有山林趣，胸无尘俗思”的境界。这一类在现代茶馆中为数较多，如郑州的一壶缘茶馆、上海的青藤阁茶馆等。
走进上海青藤阁茶馆，首先映人眼帘的是3棵大榕树，枝干沧桑，叶若华盖，坐在大厅，宛如置身林木之间，环顾四周，卵石覆地，木栅花窗，阁楼回廊，加上藤制桌椅，古乐雅音，无不渗透出古朴典雅的江南庭院风韵。另有各类包间，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一树浓荫，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这对久居都市的人们来说，是悠然安逸的休闲场所。
传统茶馆以传统饮茶习俗为经营主导，突出浓郁的茶文化氛围，消费对象瞄准经济收入、文化层次都较高的群体，对员工素质要求高，尤其要精通茶艺、茶道。不需要太大的经营场所，茶馆以小而精致为上策，管理也较轻松，利润率较高，总投资量也较小。此类茶馆，客户群单一而且客户总量较少，利润率虽高，但客流量却很难把握，要靠经营者的社会公关能力来拓展客户群，对经营者自身素质要求也高，所处城市消费群体的文化水平以及消费观念，对此类茶馆影响较大。
露天茶园也属于此类，南派茶馆有很多露天经营的，泡茶馆纯粹是休闲，鸟儿叫、狗儿跳，麻将扑克图热闹。喝茶只是由头。
什么是新零售茶馆？天猫开设新零售茶馆
有好玩的且互动性很强的采茶互动游戏，在货架上拿起货品就可以显示产品的原产地、价格信息，且还能在贩卖机上实现支付宝扫码开门能自助选购商品，关门后就能自动结算的体验。这就是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平台在杭州清河坊街上开设了“新零售茶馆”。
天猫食品新零售小二河沐介绍，“这家茶馆的改造，从选址到落地仅花了25天时间，25日当日门店营业额同比增长256%，新增会员同比增长190%。”
早在2015年，西湖茶叶就成为天猫茶叶类目整个行业的top10品牌，在聚划算春茶季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得到广大消费者认可与好评；2017年，西湖茶叶全年电商销售额破亿，其中超过70%是在天猫完成。
西湖茶叶电商运营经理陈剑介绍称，“线下门店的旺季集中在3-4月，其它季节店铺客人非常少，年销售几百万元，而在天猫的年销售过亿，店铺往新零售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
据了解，现在正值西湖龙井上市期， 25日天猫聚划算春茶季上线第一天，高端定制禅茶499礼盒（6000元/斤的茶）售罄，仅茶类目首天销量近800万，5家店铺聚划算销量单天破100万，同比去年春茶季首天销量增长翻番。
天猫快消全链路营销总监陈炳潮称，“天猫希望通过更多的茶叶品牌智慧门店的改造计划，帮助线下门店进行整体的改良，让他们更具有品牌的一致性，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数据打通，不断对产品进行调整，帮助品牌进一步提升形象。”
同时，天猫与八马、大益等在内的近20家国内茶叶知名品牌宣布展开深度合作，超过数百家的门店将接入新零售智慧门店系统。根据此前中国农科院数据显示：全国茶消费者约为4.7亿人，其中城市2.6亿人；农村2.1亿人。
天猫希望通过更多的智慧门店的改造计划，帮助线下门店进行整体的改良，将让茶企品牌更具一致性，并通过线上+线下的数据打通，帮助品牌进一步提升形象，传承茶文化。新零售茶馆的出现，标志着新零售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皖北茶馆的“大与土”
茶馆在中国各地都有，但是像安徽濉溪临涣茶馆这么有特色的却不多。它的特色在于“大土”。没有精致的紫砂和漂亮的桌椅，有些“茶馆”甚至没有一块平整的地坪，但这里的人就是喜欢它这种平淡与真实。
茶壶
花上几块钱要上一壶地道的棒棒茶(当地特有的茶)，用一副牌或象棋在这里度过悠闲的一天。对于临涣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所要的慢生活。
茶馆
临涣古镇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独具特色的皖北茶文化，印证着历史。
茶馆下棋
临涣茶馆，蕴涵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鲜明特点：以家为店。临涣集镇坐落在浍河北岸，老茶馆大都近水临街，多依家舍而设。
茶馆
“茶好不如水好”。在天水、井水、江水、湖水、泉水中，茶对泉水情有独钟，而临涣的泉水又最宜沏茶。临涣城下四大古泉各具特色，它们是回龙泉、金珠泉、饮马泉和龙须泉，四泉沿浍河之水“┗”形排开。得天独厚的古泉资源，是临涣茶馆名扬四方的一大优势。
天下茶馆在四川 四川茶馆在成都
有一种说法：“天下茶馆在四川，四川茶馆在成都。”——自从蜀中太守李冰天才地修筑都江堰后，成都平原顿成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在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四川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更容易。一旦生存容易，人性中那份对悠闲与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这就使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繁星。于是，泡茶馆便成为四川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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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黎明。时值农历岁尾，川西平原深睡在一团又黏又冷的夜雾中。如果说，作为西部重镇的成都，它那纵横交错的街道上，众多的霓虹和路灯使人难以察觉新的一天是如何到来的话，那么在距它仅仅三十公里的这座小镇，隆冬的凌晨是从一座年久失修的老建筑开始的。
这座小镇叫彭镇，属成都市双流县辖地。窄窄的杨柳河从镇中缓缓流过，河的两岸，新旧各异、高低不齐的民居如同巨型补丁，错落在寂静的平原上。仅有的几盏路灯和绝大多数还漆黑一片的楼院，都显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破败与冷清。独有靠近杨柳河的一座青瓦立料的老房子里，此刻已经人声鼎沸，烟雾袅绕。长方形的老虎灶年代久远，上面坐着几只热气腾腾的水壶。胡乱摆放的色泽黝暗的桌子上，一只只四川人称为盖碗茶的茶碗，正散发出茶叶独有的清香。几十个操当地口音的中老年人，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有的高声聊天，说天气，说收成，说张家的狗李家的猫；有的闭目养神，似乎还没从残存的睡梦中完全清醒；有的用力吸着叶子烟，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
这是一家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当地人称为观音阁。据老人们口耳相传，多年以前，彭镇曾遭遇过一场大火，全镇建筑几乎悉数化为焦土，独有这座建筑硕果仅存。人们坚信，那是由于观音菩萨的保佑，是故，人们把这里改造成了一座小型的观音庙。大概从民国初年起，观音庙变身茶馆，并延续至今——当上百载漫漫岁月如同杨柳河水那样静静流过，几代彭镇人就在这片肥沃的平原上，从出生到成长，从成长到衰老，从衰老到死亡。而观音阁老茶馆，既是他们短暂或漫长一生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作为一个彭镇男人，没有到观音阁老茶馆喝过茶的，恐怕比凤毛麟角还罕见。现任茶馆老板李强说，当地老人们已经在这里喝了一辈子茶，有的老人走了，家人在出殡那天还要来给他买碗茶，送上最后一程。
一个太阳苍白无力的下午，当我赶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时，我的眼前是一座青瓦覆顶的老房子，房前有几棵落尽了叶子的老梧桐，入其室，则地面坑洼，桌椅破旧，墙壁上，“文革”时期留下的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画像，如同历史的胎记，依然清晰可辨。我知道，像观音阁这样的老茶馆，在四川和成都曾经并不鲜见，比如我的老家富顺县赵化镇，至少就有四五家这种风格和面目都大同小异的老茶馆。只不过，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数字时代，绝大多数老茶馆已经寿终正寝，渐渐消失殆尽。因而，观音阁老茶馆才像一具历史的活标本那样，吸引了外界关注的目光——当我要了一碗盖碗茶坐在观音阁一角时，我发现，好几个歪戴牛仔帽、斜穿摄影背心的人正捏着单反来来回回地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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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茶馆，曾经是成都血脉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泡茶馆，则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即使走遍全世界，你也难以找到第二座城市，拥有成都这么多茶馆。一个历史数据表明，早在1919年，华洋杂处的大都市上海只有茶馆164家，成都则有600家；1949年，成都人口只有60万，茶馆却多达656家，平均数百名成都人就拥有一家凌晨开门、半夜打烊的老茶馆。
作家黄裳先生年轻时曾有过蜀中之游，当他从北面的广元入川后，开始惊讶于四川茶馆之多之大：“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并不觉得怎么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区别。”比黄裳要长一辈的成都本土作家李劼人先生，则对民国年间成都茶馆的盛况回忆道：“茶铺……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成都茶馆，使得成都茶馆之多之密之深入人心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四川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唐人陆羽被视为我国茶文化研究的鼻祖，他的《茶经》是第一部论茶专著。在《茶经》中，陆羽开篇就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也就是说，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而中国南方则是茶的发源地。至于这有些模糊的“南方”到底是指哪里？云南？两广？贵州？专家学者们经过周密的考证之后告诉我们：这个产嘉木的“南方”，这个茶的发祥之地“南方”，就是四川。此外，比陆羽还要早上好几百年的汉代文人王褒在《童约》里，留下了世界上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在这份类似于雇佣协议的应用文里，王褒规定他的家童必须完成的工作包括“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四川茶叶最辉煌的时代是唐代和宋代。鼎盛时期，川茶的年产量高达一千五百万斤，高居全国榜首。大量川茶的生产和外销，曾经是巴蜀之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唐代开始，政府把茶叶生产和销售纳入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建立了榷茶制度，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卖。宋代，茶叶的生产比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四川各地共有二十个州、军（宋代的地市一级政府）生产茶叶，其中成都府的产量居全国之首。北宋彭州知州吕陶给朝廷的一份奏章中说：茶园户人多者，年可以出产三五万斤，少者一二百斤。
得天独厚的茶叶产地，仅仅是茶馆遍及成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则和都江堰息息相关。成都平原原本地势低洼，洪涝时有发生，人民常有化为鱼鳖之患。幸运者乃是，自从蜀守李冰天才地修筑了“低淘滩，深作堰”的都江堰后，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成都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都更容易。生存一旦变得更容易，人性中那份对悠闲和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因而，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在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河汉，泡茶馆便成为成都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方式。这种过分的闲适和写意，甚至引来一些侧目，比如那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俗谚，便表明成都是一个温柔之乡，容易让年轻人失去斗志。一首《竹枝词》更煞有介事地警告说：“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群莫作锦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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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不论是街宽路阔的城区，还是竹树绕舍的村镇，茶馆都是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存在。这些茶馆，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它们与荡漾着民间呼吸的居民区和威严矜持的政府衙门，以及熙来攘往的商业场所相生共处，就像构成一支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必须有起承转合才能和谐动听。
新中国成立前，华阳县中兴镇的一家茶馆，柱子上有一副对联，再好不过地道出了茶馆在川人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质：邂逅相逢，坐片刻不分你我；彳亍而来，品一盏漫话古今。
众所周知，许多公众场所，都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相当于没有明文规定却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五星级宾馆，绝少打工者问津；街头小馆子，也不是大领导出没之地。但茶馆——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四川的茶馆——却是个例外：同样一座普通的茶馆，大人物可以来，小角色也可以坐，大家相安无事，各喝各的茶，各说各的话，谁也不会引以为意。这一点，黄裳先生也注意到了，他感叹道：“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或简朴，或考究，或宽敞，或狭窄，却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四川人日常出没的重要场所。伴随着茶馆所出现的，则是包括评书、川剧等诸多艺术品种在内的娱乐文化。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成都下辖区县的一些老茶馆里，仍有冲州撞府的艺人辗转卖艺。他们通过和茶馆分成的方式，艰难地挣得属于自己的稀饭钱。如今已经颇有名气的巴蜀笑星李伯清，当年就是在茶馆里说书从而迈出艺术生涯第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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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何小竹写过一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书的名字就叫《成都茶馆》。我还记得，我和何小竹最初的几次见面，其中有至少那么两三次，都是在一座老茶馆里不期而遇。那座老茶馆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在一个叫大慈寺的古老庙宇里。外面是肃穆的红墙和森严的大门，但只要穿过那几间面容严谨的大殿，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春夏时分，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葡萄叶，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是石头的方桌，间或还有几棵开着黄色小花的桂树。方桌四面，随意排放着最多只值十块钱一把的竹椅子，屁股刚挪上去，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地唱歌。茶是花茶，全都用流行于四川民间已经几百年的茶碗盛装，送茶的伙计一盏接一盏地甩到桌子上。茶客们就坐在随时可能飘落下一片葡萄叶、一阵蝉鸣声或是一朵鸟粪蛋的园子里，消磨着似乎永远也消磨不完的光阴。
对成都人而言，很多时候，茶馆不仅是休闲之地，更是社交场所。朋友，甚至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见面，首选一般都是茶馆。成都人似乎特别喜欢茶馆的那种喧哗与热闹——一个例证是，生意越是火爆的茶馆，它的客人往往也越多，而那些冷清的茶馆，生意会更加冷清。
让人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到底是成都的悠闲生活催生了遍地茶馆，还是遍地茶馆催生了成都的悠闲生活？
学者王笛出版过一本通过分析成都的茶馆来剖析成都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著作，书名就叫《茶馆》。王笛从理论的高度总结道，“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
在老一辈茶客那里，作为社交场所或者说公共领域的茶馆，其例证不胜枚举。比如作家何满子就曾回忆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都有其特定的茶馆以供不时相聚。当时，何满子是一家杂志的编辑，约稿、取稿都和作者相约于茶馆，既省时间又省邮资，顺便还可以和作者有一番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一盏清茶，花费十分微薄，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历史资料表明，民国时期，成都不少茶馆都是行帮社团或袍哥组织的会所，比如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清和茶楼是丝绸业的，大科甲巷的观澜阁是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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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既然是成都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那就相当于生活为芸芸众生搭建了一座舞台，粉墨登场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茶客，他们在老茶馆热气腾腾的茶水与袅袅上升的烟雾之间，演出了一幕幕人间喜剧。
这其中，喊茶钱和吃讲茶颇值一说。
先说喊茶钱。四川作家沙汀先生的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对此有精彩的描写，虽说是小说家言，却像白描一样真实得入木三分：“新老爷一露面……茶馆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当某个知名人物或是有地位有身份的茶客光临茶馆，一个必然出现的场景就是众多茶客都争着替他开茶钱，但哪怕有一百个人高喊“收我的、收我的”，茶博士也只能收一份茶钱。因而，收谁的不收谁的，茶博士心里十分清楚，一则，他们大多是些善于察颜观色、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儿；二则，他们对这些天天上门的老茶客早就知根知底。
在旧时的老茶馆里，最重要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茶博士。他们既有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同时几乎都有一手类似于耍杂技般的冲茶手艺。老成都车辐先生就曾经讲述过一个绰号叫周麻子的茶博士的掌故。周麻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东城根一家叫锦春楼的茶馆的茶博士，这家茶馆在当时有极大的知名度，冯玉祥、胡愈之、巴金等闻人要客都曾光顾过。锦春茶楼与众不同之处是它有三个轰动一时的绝活，其中第一个绝活就是周麻子的茶技：客人甫一落座点罢茶，只见周麻子右手提一把亮锃锃的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大摞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茶盖，含笑趋身上前；茶客只听得“哗啦”一声响，一二十只黄铜茶船已经飞快地旋至各人面前；正当茶客惊异不已时，一阵“嚓嚓”声中伴着一道道白光闪过，一二十只茶碗准确地飞入茶船；茶客还没回过神来，周麻子手里那把看不出年月的紫铜茶壶缓缓一点，滚烫的开水就从茶客的脑后、肩头、耳边刷刷射出，如一道悠长的银线，从两米开外准确无误地注入茶碗，且不会有一星半点洒到茶碗之外；末了，周麻子收起茶壶趋前一步，用小指拇把散在桌上的茶盖往上轻轻一挑，只听“当当”几声，一二十只茶盖就纷纷跳起来，严丝合缝地盖在茶碗上——这种身怀绝技的茶博士，如今茶楼里长相靓丽的女服务员们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了。
再说吃讲茶。这一点，一位老成都回忆说，“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泡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正所谓：一只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小说家李劼人的描述更为生动有趣：“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他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他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役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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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场所之外，成都茶馆也是不少人的工作场所。尽管茶馆的近亲——比如咖啡馆——在成都也渐有燎原之势，提着笔记本到咖啡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到茶馆工作的人并没有减少的势头。于我，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因此，成都本土或从成都走出去的文化人，他们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写到给他们的生活打下深重烙印的茶馆，从李劼人到巴金，从沙汀到流沙河，概莫能外。同时，茶馆也是不少人群——尤其是文化人群——定期聚会交流的类似于沙龙的首选之地。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以流沙河先生为核心的一群文化人，就有定期假座大慈寺喝茶交流的传统。我虽未能躬逢其盛，但从参加过茶聚的一些先生的随笔里，也能窥见一斑。如前所述，在大慈寺这座唐代遗留下来的著名寺庙里，曾经有两进院落是茶园，里面树影婆娑，竹制的椅子吱吱作响，文化人们围坐院子里，头顶上是密集的树枝和葡萄藤，间或有一两声标点符号般落在谈话里的鸟语。茶香水热，正话闲话，随时可来，随时可去，真正散漫到底的自由主义。在这种亲切的气氛里，流沙河先生常为茶聚的文化人指点诗文，那种写意和闲适，恐怕是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的。
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时代变迁，像彭镇观音阁那样的老茶馆已经日益稀少，只有在一些偏僻的乡镇，还硕果仅存地保留了那么一两家，好像是为了让年轻一代通过这些活标本，走近并想象与他们隔了光阴之河的另一种生活。
在成都，茶馆的数量仍然在继续增加，几年前的一个统计说，仅成都三环路之内，茶馆已有数千家之多。这些大多称作茶楼、茶府、会所的地方，它们的本质和观音阁老茶馆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供我们这些在尘世中行走的倦客停下来小憩片刻的驿站、码头。人们爱说成都是休闲之都，我以为，这其中，茶馆功不可没。设若成都没了茶馆，便如同北京没了皇城，三亚没了阳光，漓江没了水，它们都将不复是原来的自己。
作为一个资深茶客，数年前，我曾在一篇关于成都的随笔里深有感慨地说：“在家里泡一壶茶，那叫解渴；到茶馆要一杯茶，那才叫生活。成都人在说到茶馆时，爱用一个词，叫作泡茶馆。一杯茶，坐上那么几个时辰，这就叫泡，否则只是牛饮。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和生活都像美女，都是用来泡的。”
如果要问茶馆对成都人有何影响的话，我以为，神经般遍布全城的茶馆，使这座城市的人健谈、风趣、和善、好打交道，同时也带有程度不同的狡黠和浮夸。当然，更本质的可能是：这种缓慢的节奏，使他们对生活总是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通达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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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阳光短暂而珍贵，它带着若有若无的热气，穿过古旧的门窗，落在了观音阁老茶馆略显潮湿的地面。一只花猫在阳光下打盹，几个打牌的老人突然为一手牌争执起来。坐在这样的老茶馆里，我顺理成章地想起乡贤李劼人对他那个时代的老茶馆的描述：“茶铺都不很干净，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污泥，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茶碗呢，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疤万补的碎瓷。”
这样的联想让我惊讶而欣喜。
因为，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观音阁老茶馆仍然是李先生笔下的景象——简陋，破败，逼仄，却充满人世间的温情和感动：那黎明时分便已呼呼作响的老水壶和热气腾腾的盖碗茶，使得茶馆外严冬的肃杀与阴冷不再咄咄逼人。当清晨的太阳斜斜地踱进这座饱经风霜的老建筑，十来个老人泡在盆地难得的好阳光里，一些交头接耳，一些闭目养神，一些无声无息地玩纸牌。那一份宁静与淡然，使人心底一瞬间涌上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果生活让我们含辛茹苦，那么，老茶馆，它让我们有机会坐下来，静静地抚平所有的伤口；在一碗盖碗茶的清香里，我们能从最平淡最坚硬的日子里挖掘出生活的幸福与柔软。
茶馆装修需要3注意
紧张的生活节奏让很多人在繁华都市里感到生活疲惫，这时，茶馆就成了人们休息放松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上班族更青睐于在下班之后或者空闲之余选择去茶馆坐上一坐，沏上一壶茶，缓解一身疲惫。面对这个商机，想开茶馆的茶叶加盟商在茶馆装修上应该注意什么呢？小编认为以下3点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注意选址茶馆是一个修身养性，放松心情的地方，茶叶店加盟商在选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店址周围的环境和交通等，环境应以优雅、安静为主。
第二、注意分析顾客需求不同的地方，顾客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在繁华都市里，顾客追求的是一种便捷、优雅的生活，茶叶品牌店加盟商在装修设计上，就应以高雅为主。而在产品方面上，要注重分析当地顾客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习惯和口味，从而合理进货，合理定价。
第三、注意装修风格每个品牌都是有自己的品牌装修风格的，像享有“好茶源自鹭岩”的国际连锁知名茶叶品牌鹭岩茗茶，其装修风格是现代式的中国风，在现代元素中糅合传统的中国元素，装修简约大气，备受茶叶加盟商们的青睐。加盟商们在进行茶馆装修的时候，除了延续加盟总部的装修主风格外，还要根据自己的客户群进行合理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豪华。
我的茶馆是什么样子
所有开茶馆、开茶叶店的老板，在开业之前，一定要问一下自己“我的顾客在哪里”，没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先不要盲目投资。所有开茶馆、开茶叶店的老板，在面对走进你店里的每一个顾客时，你想过——顾客在想什么吗？踏入商道，要评估一下自己，生意最好能怎么样，最坏能怎么样，在面临困局时，该怎么突围。
方法有一个，就是从局中跳出来，换一种思维。我讲一个故事，国外有个测试题，说一个热气球上有三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一个是环保学家，一个是核物理学家，一个是农学家，热气球在升空过程中出了严重问题，必须要舍弃一个人，才能保证另外两个人的生命，你会舍弃谁呢？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在议论哪个科学家最重要，始终找不到最好的方法。这时候，一个孩子喊了一句：把最胖的那个人扔下去。这个答案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但它是最简单最合理的。其实，破局要诀没有多神秘，只是我们总困在局中。茶馆市场定位方法很多，不必局限于消费群体定位和产品定位，还可以在茶馆服务、价格、品牌形象等营销要素中，选择一个要素作为定位依据，从而在消费者心中占据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寻找一个竞争者意想不到的市场，目的就达到了。
在北京朝阳门附近有一家以普洱茶为主的茶馆，主人对普洱茶情有独钟，用“痴迷”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走进这家茶馆，从摆设的普洱茶、普洱茶书到普洱茶文化活动，可以说普洱茶元素无处不在。正因为将自己的茶馆定位于高端普洱茶馆，所以从茶艺员的普洱茶知识素养、普洱茶冲泡、茶文化等方面都力求无可挑剔。经营了两年之后，这家茶馆就在北京的普洱茶圈内名声大噪。尤其是经常请一些来自台湾、香港、广东等地的普洱茶文化名人，品茗论茶，使得这里成了一个普洱茶爱好者的家。茶馆“定位”在老北京早有先例了。据了解，老北京有三种茶馆。一种是书馆，这是老北京茶馆中较有特色的茶馆。茶馆主人邀请艺人演唱，以演述评书为主。商号老板、账房先生，还有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多为这里的常客。还有一种是棋茶馆，多集中在天桥一带，茶客以普通劳动者和闲居市民为多。这类茶馆设备简陋，一般用长方形木板铺在砖垛上或木桩上，上面画棋盘格，茶客边饮边对弈，可以暂时忘却一天的劳累、生活中的艰辛。第三种就是季节性茶棚，除在定期各大庙会、集市上外，每年夏季处暑前后，什刹海北岸便形成一条茶棚长廊。
如今北京的茶馆有开在高档小区附近的，有开在中关村高档写字楼旁边的，不同的地带同样聚集着不同的顾客群，拥有不同需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茶馆定位，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我的茶馆是什么样子”就能说清楚的。定位实际上是要解决为谁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什么方式服务等问题。这需要经营者对茶馆市场进行详细调查，错位经营。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把自己的茶馆定位成什么样的场所呢？1．茶馆的类型斗胆把中国茶馆分为南派和北派，不够精准之处，望茶界前辈指正。南派茶馆指的是淮河以南地区的茶馆，南派茶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透”，甚至“露”。即使在雅室，也可倚栏望月，或者干脆露天经营，四壁透风，棚下听雨。南派茶馆更贴近百姓，甚至是民间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与南方气候适宜“透”有关。北派茶馆指的是淮河以北地区的茶馆，北派茶馆的一致性集中在“隐”，露天的茶馆很少，大多数茶馆的窗户不是玻璃墙，就是假窗，内外隔绝，靠换气扇通风，茶馆离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主要与北方气候寒冷不适宜“透”有关。
茶馆分类以及历史演变
社会场所名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也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追其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唐代开元年间，乡镇中有煎茶出卖的店铺，投钱取饮，这是“茶馆”的初级形式。
中国的茶馆由来已久，据记载两晋时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的称呼多见于长江流域；两广多称为茶楼；京津多称为茶亭。此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茶屋等称谓。
茶馆与茶摊都是专门用来喝茶的。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品茶、休闲等。茶摊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
当今茶馆分类
1、历史悠久的老茶馆，保存旧时风格；
2、六十年代新建茶室，采用现代建筑，四周辅以假山、喷泉，室内有鲜花、字画，并有瓜子、糖果等；
3、露天茶室、棋园茶座、音乐茶座等。
历史演变
（一）茶馆的萌芽
茶馆最早的雏形是茶摊，中国最早的茶摊出现于晋代，据《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日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也就是说，当时已有人将茶水作为商品到集市进行买卖了。不过这还属于流动摊贩，不能称为“茶馆”。此时茶摊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人解渴而已。
（二）茶馆的兴起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了茶馆的雏形。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种在乡镇、集市、道边“煎茶卖之”的“店铺”，当是茶馆的雏形。
《旧唐书·王涯传》记：“太和九年五月涯等仓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则唐文宗太和年间已有正式的茶馆。
大唐中期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加之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得“天下益知饮茶矣”，因而茶馆不仅在产茶的江南地区迅速普及，也流传到了北方城市。此时，茶馆除予人解渴外，还兼有予人休息，供人进食的功能。
（三）茶馆的兴盛
至宋代，便进入了中国茶馆的兴盛时期。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繁盛的市井景象，再现了万商云集、百业兴旺的情形，其中亦有很多的茶馆。而孟元老的《东京华梦录》中的记载则更让人感受到当时茶肆的兴盛“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晚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于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的杭州，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定都临安（即今杭州），统治阶级的骄奢、享乐、安逸的生活使杭州这个产茶地的茶馆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当时的杭州不仅“处处有茶坊”，且“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都城纪胜》中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
宋时茶馆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如供人们喝茶聊天、品尝小吃、谈生意、做买卖，进行各种演艺活动、行业聚会等。
（四）茶馆的普及
到明清之时，品茗之风更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民丰物富造成了市民们对各种娱乐生活的需求，而作为一种集休闲、饮食、娱乐、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大众活动场所，茶馆成了人们的首选，因此，茶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式愈益多样，茶馆功能也愈加丰富。
（五）茶馆的衰微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战争，贫困和一些非常时期，茶馆也就一度衰微。
（六）茶馆的复兴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茶馆作为文化生活的一种形式也悄然回复，茶馆已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重要选择之一。
茶馆中的伦理生活及其展开（下）
对吸食鸦片、赌博等明显不道德的行为，大部分人看得清楚。但茶馆的消遣性质对人意志的消解作用，被很多人忽视。根据刘风云的研究，晚清以后官府腐败，然而茶馆异常兴盛，茶馆经营态势与政治的日趋衰落相反，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刘凤云在《清代的茶馆及其社会化的空间》中对整个清代的茶馆的作用做了研究，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0页。）但晚清整个社会包括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此看作异常的态势。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启蒙的进行，慢慢地人们看到消遣之于强国认为之间的紧张关系。叶绍钧（即叶圣陶先生。此处是陆合丰在《农村中之茶馆问题》一文中转述叶圣陶《倪焕之》中的一段话。）谈茶馆的影响说过：“茶馆是游手好闲者的养成所，一个还能做一点事的人，只要在茶馆里坐这么十天半个月，精力就颓唐了，神思就昏浊了。尤其难堪的，是思想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谄笑，谩骂，否定一切，批驳一切，自己却不负一点责任，说出话来，自成一种所谓‘茶馆风格’。”（陆合丰.农村中之茶馆问题[J].晨光（杭州），1933，2（28）：11）这在主张启蒙、主张力行以救国的年代背景下确实可以看作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我常看见许多好青年，都沉溺在清谈闲乐的茶碗之中，以吃茶为他的人生观，每日除吃茶外无他事，这实在是一种大损失。”（叶楚伧.江苏的政治问题：关于农村设立茶馆[J].民众周报（南京），1931（171）：2）这不但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社会的损失。上文提到重庆茶馆消费旺盛，作者经过一番计算，提出按一年计算，“人数方面足够组织八师军队，时间方面则足够完成一条公路，金钱则足够购备两团步兵用的步枪。”接着作者说：“‘假使重庆人把坐茶馆的时间，用在革命事业上，则中国革命早已成功。’蒋委员长这句话说得真对！”（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J].电声（上海），1938（76）：76）不管蒋介石是否真得说过这句话，民众在茶馆消遣娱乐的行为在特定的情景下确实显得不那么协调。
此外，有的地方茶馆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茶馆全天性营业，是有闲暇者消磨时光的地方，因而很多游手好闲的人聚集于此，黑社会组织如当地哥老会就常以茶馆为聚集地，甚至“流氓地痞，亦多假借名号，呼朋啸侣，寄迹其中，伎俩鬼蜮，奸诈百出”。（博行.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J].服务月刊，1941（6）：6）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当然不仅展示民众伦理生活中消极的方面，还可以展示积极的方面。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代人们女性观念的变化可从茶馆这一小的视角展开。茶馆里涉嫌卖淫的女性，向来为社会风俗所不容，也为政府和精英们所警惕。但茶馆里出现的女性显然不必然会与此相关。于是对女子进茶馆——包括消费者和从业者，社会呈现出从严防死守百般阻挠到不情愿承认再到规范管理的转变过程。从女子进茶馆消费来看，较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