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经营:上海出现“主管茶师”

发布时间 : 202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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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称之为“主管茶师”的承包责任制时下正在申城悄然出现,并被越来越多的个体茶馆经营者所效仿和接受。

所谓“主管茶师”,就是比较熟悉海派茶馆经营和略晓海派茶文化的承包者。具体操作是:一些茶馆经营者和受聘的“主管茶师”签订协议,每月上交多少承包费。至于茶馆里其他人员如何配备、工资如何分配、经营哪些茶品等均由“主管茶师”自作主张说了算,茶馆经营者原则上不作干涉。

前不久,浦东沪南路上有一家个体茶馆隆重开张,在庆贺典礼上,老板郑重其事地与聘请来的“主管茶师”签订了茶馆承包的协议。协议书上大概意思是,从即日起,甲方将茶馆承包给乙方,乙方在承包后的第一年始,不管是盈是亏,在每月底必须上交月承包费给甲方1万元人民币;第二年是否再继续承包,甲乙双方再作商定;茶馆经营在不违反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均由乙方决定,甲方原则上不作干涉。但在必要时有权进行审计等。当然,还有一些老板的做法不那么相同,在茶馆开业前的一段时间里,还会请“主管茶师”前来帮助做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以使双方能事半功倍地掌握相关情况。如果开业后生意红火,超过了预定的营业额指标,超过的那部分还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分成。这样大大激励了“主管茶师”的承包积极性,但也会出现某些负面的效应:“主管茶师”与“伙计”的收入差距太大,会影响茶馆服务人员整体水平的发挥,导致茶品质量的“上下波动”,缺乏茶文化的创新,使消费者不满;还有,一些“主管茶师”承包后则见异思迁,上任后没有多长时间就违约不辞而别,致使茶馆老板怨怒不已,嗟叹“奈之不何”。

沪上有关人士对“主管茶师”现象褒贬不一:赞同方认为,这是茶馆行业的又一次改革尝试,将会给茶馆行业的经营理念注入新的内容成分;反对方认为,这样的二次承包,得益的是那些茶馆的老板和他聘请来的“主管茶师”,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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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文化潜力 茶馆经营的传承与创新


“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之事”(顾炎武《日知录》),经唐代“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封演《封氏闻见记》),从茶叶到茶铺,经过漫长的岁月,最终演变成茶寮、茶坊、茶肆、茶园、茶楼、茶馆、茶室、茶艺馆,乃至发展到现代的茶文化会馆、茶会所等等。

如今,但凡开茶馆之初,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茶馆的建筑装饰结构、所处商圈位置和交通状况、同业经营者情况、政策环境、投资预算和效益分析等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外在因素不是茶馆经营成败的关键,而内在的经营理念和定位才是茶馆经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今茶馆经营类型通常可分文化型、商业型、特色型和混合型。在这四个类型中,现代茶馆、茶楼不断经历着开张与倒闭的阵痛过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循环不断。一边是茶馆经营难以维系,一边是砸下大笔资金装饰茶馆,构成一幅当下中国茶馆经营的复杂图像。“中国茶馆能可持续发展吗?”常常有人这样问我。仅仅以清茶馆作为主营的茶馆到底在全国要占多大比重?而各种类型的茶馆,当其茶类经营比重逐年下降的情况下,还是否能称得上为真正意义上的茶馆?对此,目前在中国茶文化界的务实派与质疑派仍在各执一词。

在中国千万家茶馆中,经营利润持平抑或是达到不亏损的占大多数,而像北京老舍茶馆、上海湖心亭茶馆、杭州湖畔居茶楼等有较为可观利润可言的只在少数,与业主当初开茶馆的预期愿望明显存在差异。预期目标太高,得到回报太少,于是就会出现一家家茶馆关闭;可是再看看一些经营利润回报率较好的茶馆门前客流不断,于是又出现了一家家茶馆不断地开张。实际上,开茶馆要讲究一种地域文化、环境和地理位置,以及创新思维。当我们逆向思维,假如老舍茶馆远离北京,离开了京味文化和前门大碗茶的历史情思,还是老舍茶馆吗?假如湖心亭茶馆离开了豫园、离开了城隍庙、离开了九曲桥,还是湖心亭吗?假如湖畔居茶楼离开了西湖十景,离开了雷峰夕照、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的映照,还称其为湖畔居吗?由此可见,茶馆以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经营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其实并未否认茶馆经营功能的消费期待,与酒吧、咖啡吧相比,茶馆数量同样存在差距。只不过,业内专家不忘提醒茶馆业主注意经营项目积极信号,即“茶馆经营总体稳定”。喝茶人正在逐年提高,至少不会比过去更差。反之,消费群体则偏重于茶馆有待改进的一面,也就是茶馆的创新经营。那么,茶馆如何通过自身潜力来挖掘自身经营“金矿”,突破茶馆经营“瓶颈”呢?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

茶馆经营仍在“爬坡”,积极创新不松“油门”

——探究中国茶馆经营不确定的根源

探讨茶馆的多种经营问题始终是茶馆行业所关注特性。譬如把棋牌融进茶馆经营,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成都是“中国茶楼之都”,据初步统计,直接经营的茶馆有二万多家,创下中国城市经营茶馆之最。但对外界印象而言,成都茶馆似乎与“麻将”画上了等号,当然,全国其它城市同样也有类似这种情况。但我以为,成都大多茶馆多以棋牌休闲为主,作为全民健身活动之一的“麻将”有其一定的市场,民情、民风、民俗所至,也就成为成都茶馆经营的主流。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中国茶馆是否可能变成“麻将”的代名词,或者出现“足疗”、“卡拉OK”变得离茶太远的更糟局面呢?

有许多茶馆、茶楼、茶艺馆等,看似“茶”字在先,实际上许多已出现无茶可言的局面,起初由点茶为主,餐饮为辅,由于经营利润获取太慢,逐步转变成点餐为主,饮茶为辅。其70﹪以上利润来自于餐饮、酒水、饮料,这类茶馆与专业性“以茶入肴”的茶宴、茶餐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茶馆如何进行多种经营期待的变化。

茶馆在多种经营方面应该讲究“君臣佐使”的主次经营模式,经营项目犹如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以“君臣佐使”表述上、中、下的药方配置关系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如今“君臣佐使”出现在“香道”和“香艺”的香方上,则用在调和香料上的“主料”与多种“辅料”关系的方法论。拿到茶馆经营上论之,茶或茶文化应该是茶馆经营的的“上药”,为“君”,是茶馆经营的“立命”之本,所谓“主养命”;而与之相合的精英文化乃为“中药”,为“臣”,是茶馆经营的辅助方式,此得修身养性之趣;其它文化项目则为“下药”,为“佐使”,茶馆经营,尤其在文化项目经营选择上应该讲究主次关联。

人们对茶馆现实的观感与评价,总是与消费者心理期待紧密相连,当茶馆经营酒类、经营餐饮、经营麻将、经营足疗的消费期待值很高的时候怎么办?还叫不叫茶馆?为了茶馆生计,原来难以忍受的项目却变得可以忍受的缺憾,经营内容的改善也觉得是理所当然了。从这个角度看,茶文化界不断对茶馆这类经营项目口诛笔伐,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即更多的人认为,我们中国茶馆已经到了较高发展水平,理应讲究品茶、讲究雅致。茶文化就是茶文化,否则就不能被人接受。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曲高和寡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中国茶文化界孜孜以求的目标。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处在一个复兴时期,人们对于茶馆多种经营方面,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诉求,都在水涨船高,但问题的关键是,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项目结合本地域的消费需求呢?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茶文化复兴时期或刚刚兴起时的茶艺馆一直凭借“茶艺”的魅力来吸引消费,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但当人们把从茶艺馆学到的“茶艺”纷纷带回了公司和家庭时,发展到了今天的茶艺馆,业主们必须回过头来,细致修补各种各样的茶馆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以及茶馆发展过程中无暇顾及的问题。许多茶艺馆的业主,当茶艺文化审美疲劳来袭时,往往会拉动对传统文化审美敬畏的失却,继而对过去那种诱惑的想法归咎于一种热情冲动,乃至最终所谓的茶艺馆“艺”不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是茶馆经营中取之不竭的宝藏,虽然目前有许多茶馆在经营的窘境中不断“爬坡”,甚至经营很吃力,所以,茶馆“创新经营”已然迫在眉睫,到了该踩“油门”向前迈步的时候了。

一个扫射了无用的子弹,一个打了关键的几枪

——寻求茶馆经营的变革与转型

如今的茶馆,除了茶叶本身经营以外,还包括餐饮、书画、雅石、紫砂、香艺、文艺演出、旅游等文化品位高雅项目,主题定位明确。而与此同时,它也需要面对茶馆发展起来后高消费期待值,这是中国茶馆面对的难题所在。它凸显出茶馆业主的治理能力需要快马加鞭,赶上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水平与消费期待。

茶馆业主有时会出现浮躁情绪,人们对各种各样问题抱怨:现在光做茶叶要赔本,光做文化也赔本,由于地域和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自助式茶馆经营模式又不适合北方和南方消费模式,而所谓的茶艺馆仅靠“茶艺表演”这块牌子也不能维系生计,不像过去经营顺当了,茶馆似乎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经营窘境,业主也似乎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茶消得人憔悴”的尴尬,公平地说,这是假象,只不过,面对当前的消费者,我们再谈大跨度的今昔之比也意义有限,现实是人们的要求已经变化,时代也回不去了。茶馆业主对自己的要求,是否与消费者同步,也就是说,茶馆经营项目与消费期待配套了吗?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这几年一哄而起的什么“杭派茶楼”、“粤派茶楼”、“京派茶楼”、“苏式茶楼”以及“自助式茶馆”,“棋牌式茶馆”,“保健式茶馆”,“餐饮式茶馆”,“景观式茶馆”,“古典式茶馆”,“西洋式茶馆”等等,使人眼花缭乱。经营者的原本动机大概总是想以此弄出个“名堂”来,其实到头来,没有丝毫的创新经营可言。尤其是那些附庸风雅、不伦不类、非今非古的茶馆,名头搞得很响,不去喝这一杯茶有些遗憾,去喝了这杯茶又着实遗憾;还有一些茶馆不管南北地方消费主流,完全“拷贝”照搬设计风格和经营模式,一旦运作下来,却发现“水土不服”,本地消费者并不需要茶馆里出现这类“集大成”的经营模式。于是,改头换面,另起炉灶,又玩出了另类像“监狱茶馆”经营模式,结果是,茶馆的生意真的很难做,不得不关门歇业。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扫射了无用的子弹”。没有把有限的“子弹”射准,实际上就是你的资金投入——你的“子弹”离开了经营的“靶心”。

而有的茶馆由于定位准确,在茶馆转型过程中找准消费者的需求,在关键的“部位”上打了迎合市场的关键“几枪”,并且稳中求进、求精,使自己的“茶”与当下的消费需求配套。由于茶馆与消费者的期待对路,最终让不喝茶的人群也终于喜欢了茶,继而对茶文化产生了兴趣,并渐入佳境。这样的案例有许多,是否对每个茶馆可行,但起码可以给人不少启示。

如,杭州有一家“你我茶燕”茶馆,既有杭派茶馆的经营风格,又有自己的经营特色。若说“特色”,我看有三:一是“名气”,“你我茶燕”是杭州人最愿意去的消费场所之一(据杭州有关媒体调查杭州人最喜欢去的休闲场所数据显示,“你我茶燕”排在第五位);二是“优秀”,“你我茶燕”可以上门为顾客泡茶的服务堪称国内茶馆业一绝;三是“特色”,“你我茶燕”利用白领佳丽们对健康、对营养、对丽质的崇尚,把燕窝这样高档的营养美容食品引进到茶馆,写出一篇“特”字文章。仅此一项经营项目,就要为点心师的年薪付出10万,这在其它茶馆尚不多见,我看就不能说不可以启发他人的头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茶燕”就是为了营造“你是春天一片叶,我是西湖半泓水。茶香盈盈邀陌客,燕喃声声不思归”的经营氛围,也是茶馆在寻求茶馆经营的变革与转型中打了“名”、“优”、“特”这关键的“三枪”。

茶馆经营要变革就要有创新。所谓茶馆创新经营是围绕在弘扬茶文化的基本方针下与其它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进行“嫁接”,进行融合,进行合作。在一杯茶的作用之下,实现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只有这样,茶文化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文化经营为茶馆经营“培土”

——创新与茶馆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去茶楼喝茶已经不是为喝茶而喝茶,茶馆只是一个文化平台,茶叶只是一个载体,茶叶本身已然变得不重要(除专业性清茶馆外),而是你的文化经营在为茶馆经营“培土”,茶馆给消费者带来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的消费体验,以及文化品位,这已经变成茶馆今后经营的重点。北京老舍茶馆就是最具典型的成功案例。但它也经历着“一年大赔,二年中赔,三年小赔”创办初期的阵痛,在不断创新经营和“换血”中才发展到今天综合性经营的格局,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誉为京味文化的一张名片。老舍茶馆在发展中形成了“书茶馆”、“清茶馆”、“餐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茶馆”等六大老北京茶馆于一体的文化积淀,所以它既有文化型茶馆的特点、也有商业型茶馆的模式、更有特色型茶馆风范,还有混合型茶馆的大成。茶与多元文化内涵的结合,并以优雅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使消费者对自己所钟爱的传统文化起到日久生情的作用,同时,茶馆在培育消费群体中获得市场效应。

由于老舍茶馆所具有的京味文化特点浓厚,跨地域“复制”经营尚有难度,但这种文化经营为茶馆经营“培土”的模式,不仅仅体现在老舍茶馆身上,其它地方的一些茶馆在结合本地域文化所经营项目中,同样具有可取之处。如上海大可堂茶文化会馆把海派文化与专营普洱茶经营相结合。进入茶馆能让人回味老上海的往事(见图);石家庄三字禅茶院把“吃茶去”公案诞生地——柏林禅寺的禅茶文化与茶馆经营相结合。每年组织客人举行禅修活动或举行禅修讲座(见图)。还有一些经营定位明确的主题性茶馆,如江苏甪直镇上的“作文茶楼”(见图),茶楼经营主体就是请语文老师在茶楼叫孩子们如何写好作文,家长们定期把孩子们按时送到茶楼听老师讲课;北京禅茶书院的禅修培训课,其目标群体设定类似于柏林禅寺的“企业家禅修加油站”模式,很受一些公司业主好评;有些茶馆主营文化项目直接针对少儿茶艺培训,融入了“少儿琴道”、“少儿棋道”的培训……这些茶馆的经营模式愈发体现出在一杯茶的作用下,文化经营渐唱主角。

茶馆经营创新,是茶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除了硬件需要提升外,软件的提升是茶馆发展的重点。这其中包括茶艺师基本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营销素质的四种素质的提高。在茶馆功能不断增多的情况之下,当茶馆越来越注重文化经营的状况下,其服务细致与设施完善成为文化品位是否令人满意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服务不到位或茶馆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千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与其雾里看花,不如庭前赏花,还是应该把原有的经营项目做实、做细、做精为好。

放大茶馆文化魅力

——“与茶有约”精彩经营

一切传统精英文化均可以“与茶有约”,只有放大茶馆文化魅力,才能有更大的余地靠“创新突围”有所作为。上海茗约茶文化会馆,刚刚创办一年多时间,在一个不起眼的商务楼里,面积只有200平米,就是这样一个连茶馆名字都不让挂的茶馆,却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按理说,商务楼内开茶馆没有几家能够成功的。怎样才能把200多平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也就是说怎样以小茶馆的平台去创新经营呢?茗约茶文化馆颇有几招:

其一,利用茗约茶文化馆这一平台,成立“茗约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基地,对外营销茶文化产品;其二,以其自身专业的优势,把茶文化作为主线架构中外友人交流桥梁(到目前为止,已开始接了多个国外社团组织);其三,利用商务楼内现有客户优势,进行茶文化宣导工作,义务举办有关传统文化讲座,深得楼内白领人士的广泛赞誉;其四,扩展外围针对集团公司传统文化培训计划,培养潜在客户人群;其五,让茶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约会”,推出独特文化体验的消费模式。这是茗约茶文化馆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譬如,让瑜伽、香道、旗袍、古琴、书画、武术等传统文化项目,与“茶”有约,伴茶而行。根据客人对不同文化项目需求,每门课程都有一个专业老师,大都利用视频影像与实际操作进行对应培训。如今有许多白领在参加各种宴会时需要把自己打理一番,“茗约”的旗袍文化实践课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开设的。会馆请来专业旗袍设计和制作师,根据不同的身材,不同的脸型,不同的肤色,讲解在选料上、颜色上、制作上的差异,了解传统旗袍元素在现代服饰上的运用,深得白领阶层的钟爱;在学习香道过程中,会馆组织茶客一同去采香,教会他们亲自动手,从采香、晾香、碾香到制香,客人在这样的体验中感受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无比乐趣……,口碑相传,如今来茗约茶文化会馆体验的人越来越多,其它商务楼里的白领们慕名前来体验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真可谓在一杯茶的作用下把旗袍文化、香道文化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而茗约茶文化会馆由原来的一个年轻老板,发展到一个团队。现在几乎每周都有一些大公司来邀请茗约茶文化会馆进行“茶艺”、“香艺”、“瑜伽”等商业性演出。由此可见,与茶有约,在不同的文化经营上,茶可以是载体,茶也可以是主体。“茗约”的用心,也给“茗约”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茶馆开业当年,就赢得了15000套中、高档茶礼订单,而且客人要求必须在茶盒、茶罐上有“茗约茶文化会馆”标志和名称,当时“愁”的“茗约”不知所措,到处找茶,因为开业不到一年,一切还来不及准备。而馆主鲍丽丽在去年应邀走进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传授茶艺、香艺知识。去年末,应台湾佛光山邀请与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在台湾进行传统文化交流,并亲自为星云法师行茶。

今年初,上海浦东妇联举办“最·女性”评选,其中把“最美的女性”桂冠戴到了鲍丽丽头上,诚惶诚恐的鲍丽丽此时腼腆而又惊讶道:“小女子何德何能获此殊荣?”推荐人则不然:“你把茶艺之美、香道之美、旗袍之美、插花之美、琴艺之美……无声无息地传播给了大家,你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小女子啊。”做美的事情、传播美的事情,推举美的事情,鲍丽丽被美的意象浸润着,让自己的心也向着美去诗化人生、禅话人生。这其实就是“茗约茶文化会馆”的主营方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在茶馆的消费除了对物质需求外,更需要的是精神消费与“美”的消费。

“茗约”的几招,一言以蔽之当可曰“迎合市场”,个中道理,岂止关乎一个小小茶馆?推而广之,适用于其它茶馆,只是在于用心程度。

当我们回味其它地方的一些茶馆:茶馆没有消费者,老板会觉得没劲,而真正当消费者踏进门槛后却经营无方;搞一些策划销售吧,总觉得不对路,甚至于为销售方案讨论起来没完没了;参照别人的经营模式吧,总觉得不对劲、不给力……到底是何缘故?一些茶馆老板想不通,甚至于很苦恼。

其实,缘故也不可能说明白,只消问一问:你与“茶”有约了吗?

除此而外,茗约茶文化会馆经营经验告诉我们:一是确定了会馆经营市场范围,考虑在甲商务楼经营影响到周围的乙、丙、丁等商务楼群;二是确定目标顾客,在此基础上准确了解他们选择文化服务项目的标准和他们的文化消费特点及要求;三是与同一地域其他茶馆、会所进行对比性分析,找出经营上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使自己在定位及经营上扬长避短;四是广泛搜集当下流行信息,根据主人的偏好来经营,为茶馆可持续发展竖立形象。

结语

现在,已有大批茶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淡出了行业的舞台,这其中有茶馆主题消费理念没能深入到经营思想中,也就是所谓的“定位不准”,有区域扩张水土不服的,有跟风冒进的。与此同时,新开张茶馆层出不穷,一些茶馆装潢讲究返璞归真、古色古香的味道作为经营模式的考核一部分,做大、做强、做精的决心可见一斑。

茶馆,能做到真正意义的“文化经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虽然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虽然茶可以与任何文化相结合,但在面对市场之大,消费者众多的环境中,你的文化项目与人性化服务与消费者的期待是否吻合。

作为一个茶楼老板,当你所在的一方土地上仅靠“一杯清茶”难以维系生计的情况下,是否考虑需要其它文化与茶“联姻”呢?倘若不开动脑筋寻找思路,就会“让消费者改造了你”。及至到头来,就只能像庄子所预料的“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你还想消费者有多少热情和积极性,岂非如同缘木求鱼,只能笑谈罢了。

茶馆在对文化项目选择上,既不可曲高和寡,也不可恶俗流布。虽然茶可以与任何事物结合,但作为弘扬茶文化的高雅窗口,惟与现实社会倡导的精英文化结合才会有希望,才会可持续发展。与之相反,如果把茶与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拿来经营,就会失人心而“失市场”。勿谓言之不预。

唐代刘贞亮有“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的《茶十德》之说,当你的茶馆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而把作为载体的茶与其它文化经营相融合之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你的文化经营,是否是属于“利礼仁”、“表敬意”、“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的范畴,是否具备了积极的励志意义和现代意义。在人们心目中,当今茶馆是精神文明形象的文化符号和传播健康生活理念的窗口,所以,茶馆经营模式,要转变一种观念:茶馆经营不是仅仅为了卖茶水而卖茶水。茶,仅仅是个载体。

事实上,正因为我国茶馆的“特色”各具,你有你的“春风拂面”、他有他的“观音入宫”、我有我的“悬壶高冲”……方才造就了茶馆业发展的无穷韵味。倘若茶馆没有了自身创新经营特点,大家千篇一律,一个模式,一个版本,那么茶,也会因此变得没有了味道!

看宋代人是怎样经营茶馆的?


唐宋饮茶之风的盛行,据《萍洲可谈》卷一记载,宋人接待客人的习俗是至则啜茶,去则啜汤,这些习俗促进了茶行与茶肆生意的兴旺。在宋代,州郡城市中普遍开设茶肆,尤其是宋代两都城,茶店林立,成为都市商贸一大特色。茶肆不仅是宋人饮茶之地,还成为交际、商谈、行业开会、学习乐器和婚姻介绍等的地方,成了城市的重要公共场所。

从外地运茶至汴京,先由茶行头接待定价批售。史书记载: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汴京市民喜欢本地所产的末茶,也购买从东南部运入京师的高价片茶(饼茶)与散茶。片茶以福建所贡的为皇亲贵戚大官所用。

汴京的茶肆始见于五代,北宋定都之后,茶坊有了迅速发展。清人徐叟辑《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传奇茶肆高风》记述了汴京矾楼旁边一家茶肆,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整,故卖茶极盛,接着还介绍了主人拾金不昧的高风亮节品德。说的是熙宁年间(1068~1077),福建邵武李氏邀其友在茶肆饮茶,畅谈久别重逢之怀,结果把数十两金遗失在肆内桌子上。三四年后,李氏又来此肆,谈及失金之事,茶肆主人立即把收藏之金全部交还,李氏一秤,分毫不差。李氏为感谢店主,想分一半给他,也被店主拒绝;李氏想请他矾楼饮酒致谢,店主也坚辞不往。当时在肆中饮茶的50余人,皆称赞说:世所罕见也。

提瓶流动卖茶小贩也不少。据《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记载,汴京居民左邻右舍常以茶交往: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相互支茶,相问动静。

南宋杭州的茶肆,在装饰方面虽然多承继了汴京风貌,数量上大大超过,在经营方式上更加灵活多样。

茶肆大者,多挂名人书画,其目的是勾引观者,留连食客,这是承袭汴京之俗。此外,还插四时花,装点门面。其经营方法有如下特色:

货售奇茶异汤。一年四季不同,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这是一种产品随天气冷暖而异的新风。

以乐曲助卖。绍兴年间(1131~1162),一些茶肆卖梅花酒,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用银盂勺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或者,门面列花架,插上奇松异桧,敲打响盏歌卖。

富室子弟、诸司(机关)下直等人会聚处,成为他们习学乐器、教练唱叫之类的场所,当时人称为挂牌儿。

城内诸行借工卖伎人行老会聚处,时人称为市头。

育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

有茶肆楼上还安置陪客人喝茶的女的,时人称为花茶坊。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这种花茶坊,杭州有5家:即市西坊南潘节干茶坊、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作者总结说: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

利用茶肆会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茶肆之外,还有固定茶摊与流动小贩卖茶,夜市尤是如此。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流动),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兵,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以此为名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茶肆与歌馆合为一体。这种茶肆一般为高档茶肆,有女的陪乐,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据《武林旧事》记载,这种茶肆大多集中于抱剑营街、清河坊、新街、太平坊、后市街等商贸繁荣的地段。

除宋代两都城茶肆较繁荣之外,各地州府与县镇也有开设茶肆,生意也很兴旺。

历史回眸 话说旧上海五大茶馆


解放前,上海的茶楼、茶馆数量众多,一般大者称楼,小者称馆,统称茶馆。即使在上海沦陷期间,市区也有800余家茶馆,到了1949年,市区竟然有1200余家茶馆,那时上海市区人口才400万。

老上海的茶楼是一道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景,它既不同于旧时八旗子弟云集、政客官僚频现的京城茶馆,也不同于男女老少、家属亲朋聚会的闽粤茶楼,它是随着上海的工商业发展而兴旺的商业气氛浓郁的社交场所,它在经济发展和城市新兴过程中独具功能,市中心的大型茶楼大多成为商贾聚集洽谈生意的会所,是上海历史的一个窗口。

在现黄浦区范围内,那时有五大茶馆,分别是南京东路的仝羽春茶楼和一乐天茶楼、九江路的乐园茶楼、福州路的长乐茶楼和青莲阁茶楼。其中,仝羽春茶楼和一乐天茶楼分别地处南京东路福建中路口和浙江中路口,即现今世纪广场的东西两角,互成犄角之势。其中,历史最长的是建于1917年的一乐天茶楼和青莲阁茶楼,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规模最大的要数仝羽春茶楼。仝羽春茶楼由浙江人马文林1941年所建。此外,较大的茶楼还有豫园的春风得意楼茶楼和湖心亭茶楼等。

五大茶馆的茶客,在商务活动中自成体系,各茶楼内逐渐设立各具特色的同业茶会。据史料所载,仝羽春茶楼中,设了电料、五金、烟叶、旧货等同业公会茶会。一乐天茶楼中,设了营造、绸缎、棉麻、五金、机电、电料、建筑等同业公会茶会。乐园茶楼中,设了花布、纸盒、钟表、地产等同业公会茶会。青莲阁茶楼中,设了建筑、麻袋、米、服装、颜料等同业公会茶会。长乐茶楼中,设了钢笔、呢绒、服装、沙石、铅皮等同业公会茶会。这些同业公会包容了上海很大一部分工商行业,所以,老上海的大茶楼实际上成了交易的场所,是老上海经济发展的温床和见证。

五大茶馆的设备在当时也算比较考究,都有50张以上八仙桌,配以太师椅和靠背椅,且大多是红木桌椅。仝羽春茶楼在南京东路543号的二楼,老大房对面,在南京东路和福建中路分设两个门口进出,二楼临街处有回廊环绕,店堂和回廊间装有花格屏门,可以闹中取静。在茶楼大堂摆放了74张红木八仙桌,每桌四座。每天有数以百计的老板聚集在此,和生意对手泡上一壶茶,有时还摆上一盘棋,在看似平静的饮茶聊天中进行着博弈。茶楼内也偶有市民摇会集资活动,也有帮会间调解纠纷的吃讲茶。

沏茶品茗谈生意,一杯清茶解纷争,市场经济多么期望如此儒雅之风。解放后,随着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茶会消失,上海的茶楼大多在1958年前关门歇业,结束了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唯有豫园荷花池中央的湖心亭茶楼,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功能的缘故,继续着茶楼的历史。

茶馆在我国的出现及发展


茶馆即是专门饮茶的去处,其叫法也是五花八门:茶馆、茶楼、茶社、茶坊、茶室、茶肆、茶棚、茶圆、茶寮、茗坊等等。很多茶馆还带有其他的功能,例如打牌、听戏、零食等。只饮茶的是清茶馆,备有棋类的可叫做手谈馆,还有猜谜语的笔谈馆。在北京,兼卖茶与酒饭的又叫二荤铺。

茶坊茶馆早在两晋时我国就已出现。张载《登成都楼》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据此可以判断成都大抵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就已经有茶店。

唐朝时茶馆开始流行,到宋朝时已十分繁荣,《东京梦华录》描述北宋汴京城(今河南开封)的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成书于南宋(公元1274年)的《梦粱录》也记载了当时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

茶坊在宋代以前早已成为中国人饮茶品茶的娱乐社交场所,正如有些古书所说: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在茶馆中,除一般的茶馆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馆,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清朝是茶馆最兴盛的时代。清朝统治者统治很严,茶馆是市民们重要的市井活动场所。

上海新场古镇探访百年老茶馆


上海新场古镇探访百年老茶馆

由于电影《色戒》曾在这里取景,使得位于上海南汇的新场古镇重新浮出水面。近日,笔者从一位茶友处得知,古镇竟然还遗存了一座一百多年的老茶馆,于是萌生了“结识”老茶馆的意愿。前天,与“江南茶人茶馆”馆主有约,一起前往浦东南汇新场古镇“第一楼茶园”寻找过去生活在新场镇里人吃茶的“老味道”。

新场古镇“第一楼茶园”位于上海南汇区,现为浦东新区,因该区拥有世界级大港——上海洋山港自由贸易区,故在去年把南汇并入上海浦东新区。新场镇是过去南汇县的一个小镇,距离上海市中心约40公里。但这座古镇却是目前浦东地面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镇。明清院落,牌楼林立,水乡街巷,天井式民居院落,粗略统计,目前仍保存将近十五万平方米的古建筑,有百幢古宅院,还有一千多米明清时代的石驳岸,以及六十九座古仪门。仅现遗存石桥就有洪福桥、千秋桥、白虎桥、扬辉桥、玉皇阁桥、永宁桥、盛家桥等,它们与“十三牌坊”环环相扣。

古时新场镇原是南汇下沙盐场的南场,是这里的盐民晒盐场所。随着海滩东移,这里渐渐变成江南水田交融之地,盐民变成居民,小桥流水人家在此渐成端倪,人口逐渐增加,继而形成镇落。于是穿镇而过河流,雕刻精致的石拱桥,傍水而筑的民居,小船停靠的石驳岸,构成了一幅幅小桥流水人家画面。当时镇里歌楼、酒楼、茶肆陆续兴起,商贾云集,于是对于新场镇的繁华程度,也就有了“十三牌楼九环龙,小小新场赛苏州”的说法。新场古镇与周边的同里、?直、周庄、朱家角等古镇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味道。

及至宋、元时期,在这“南北街长四五里,东西各二里许”的古镇上,已成“科第两朝称盛”的文化名镇。仅“南屏书屋”这样呤诗泼墨的场所就有二十多处。到了光绪二十八年,新场古镇已经有了女子学堂,这在一般意义上的古镇是不多见的。

据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有关专家在这里调查后得出新场古镇有五大特征:海边盐民生息之地、商宦文人聚居之所、明清市井繁华之镇、宗教文化依存之乡和江南水乡民居之苑。而据南汇县志记载,历史上新场古镇有十景:溪湾石笋、书楼秋爽、雷音晓钟、横塘晚棹、仙洞丹霞、海眼原泉、高阁晴云、上方烟雨、千秋夜月、南山雪霁。如今是徒有其名,不存其貌。可惜,历史不再重温旧情,留给世人的只能是一种回忆。

冬日的寒风裹挟着零星雪花漫舞在古镇上,嘴里的哈气瞬间变成了冷雾。即便如此,与友人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欣赏街景,倒也兴致勃勃。从“三世二品”牌楼步行进去,一种老旧感觉和痕迹映入眼帘,时不时被街旁的木雕门窗和桥上的石刻所吸引驻足,仿佛置身于一个隔世年代。

由于天气寒冷,游人稀少,此时的古街倒也显得格外清宁和闲散。踏进古镇“第一楼茶园”的瞬间,一种怀旧的氛围扑面而来。茶园给人以既精致又朴实之感,很亲切。幽雅的环境辅以老式楼梯、雕梁门窗、古色牌匾、陈旧木椅,营造出一种传统茶文化生活的“标识”,颇具恍若隔世的老旧风格。即便在这里不喝茶,只是坐一坐也特别有味道。这样的清淡生活很是令人向往。

据有关资料显示,“第一楼茶园”建于清同治末年,将近一百四十多年历史。茶园位于新场古镇新场街与石拱“洪福桥”边,依河而建,在二、三楼喝茶可揽洪桥港(河名)风景。从外表看,一座三层木结构茶楼矗立桥边,尽管历经沧桑,却也是保存不错的一座老建筑。然而,兴许是这次来的不凑巧,在古朴迷人的老味道之中,也有着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滋味。

上得楼上,二、三楼空空如也,就连一张茶桌也无,给人感觉:人去楼空!唯独一楼有几张桌椅继续在唱着独角戏。想象中临窗品茗,聆听浦东说书,欣赏河面清幽,享受一壶清香的那种往日茶园繁荣景象荡然无存。茶园二楼沿洪桥港侧书写着“第一楼茶园”五个大字,而在茶园正门有“第一楼”牌匾悬挂,只是在中文字的上方标有颇具酒吧式英文“THEONETEAHOUSE”字样,颇显不伦不类,原先悬挂在外面的“清风茶楼”牌匾居然也被挂在了室内,让人难以对这座百年老茶楼产生探古访幽的感觉。

至于为何要起名“第一楼”就不得而知。笔者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茶园是古镇上唯一的三层建筑,这“第一”是由此而来;二是新场古镇在历史上曾是浦东第一大镇,后因盐场变迁以及战乱等因素,虽曾几经兴衰,但一百多年来茶园名称依旧延续下来。这座老茶楼的历史应该说与上海湖心亭茶楼在同一时期诞生,只是第一楼茶园所处地段偏僻而始终默默无闻,不被人知。

据了解,茶园过去曾以说书闻名,茶客听书,熙熙攘攘,这里也成了“莫论天下大事”的聚集地。为了再现“江南水乡古镇行,百年茶楼书场内,浓浓一杯清茶茗,听书品茶山海经”的悠闲韵味,前几年“第一楼茶园”大修开张后,这里书场复兴,吸引大批退休老人,每天人头攒动,老乡云集,为的是那杯久违的香茶,为的是听到过去的浦东说书,为了浦东忘却的纪念,重新又让茶楼书场魅力四射起来。

令人惬意的地方,或许不只为了听听浦东说书,仅仅能在茶园吃一杯茶抑或是身临其境也是一种安闲无比的享受。但问题的关键,这种经营模式能维持多久,毕竟,茶客舒舒服服地呆上一个下午听书,每人只需出资二元钱,可以看得出,这是贴钱赚吆喝的买卖。茶园的盈利点在哪里?茶馆经营要有效益,既要有保护、挖掘传统文化的信心,又能使茶园经营精益求精,稳妥地实现盈利,所以,如何把握老茶馆的保护和开发之间尺度,值得人们去思考和探讨。

据熟悉当地的人告知,新场古镇的开发定位主要是使之成为“三民文化”的展示和保护基地,即“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激活“沉睡”古镇新细胞,并与附近的迪士尼乐园实行有效对接。但愿“第一楼茶园”作为新场古镇的一张文化名片早日“抛头露面”,成为茶客追逐的知名茶馆,与古街、老宅、秀水和石桥等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一大去处。

上海之茶业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巳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塽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贵州茶馆新贵—遵义“中国藏茶馆”


茶馆业的兴起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茶馆越来越大众化、多样化、特色化。虽然有不少茶馆已经异化成为娱乐行业,但是正宗的泡茶表演、厚重的茶道论谈、名扬国际的长嘴壶茶艺展示等不能丢掉,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需要传承;文人墨客需要茶馆的高雅清幽、商家巨贾需要茶馆的静雅祥和、文人雅士需要茶馆的闲情逸致、有缘男女也需要茶馆来说爱谈情鉴于此,中国藏茶馆馆主在贵州省遵义市开了第一家独色、颇具品位的茶馆中国藏茶馆。

中国藏茶馆是黔香村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品牌茶庄,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政府行政中心区域,遵义市人民政府广场对面,紧挨市博物馆、图书馆,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遵义新锐文化区。交通便利、环境优雅、装潢独特,真是闹中取静、品茗享幽的最佳去处。

中国藏茶馆开业一年,诚信待客,已经颇具人气。这里环境清幽,格调典雅,馆内设有茶文化品鉴传播多功能大厅,上下两层共400平方米。有独具藏族风情、独特中原文化元素的雅阁、包间7间,其中有以石为基调的主题包间陋室铭、爱莲说等;有以清明上河图装饰的专为客人提供挥毫泼墨的即墨轩以及装饰高雅的回廊、水景和藏书阁等,正是一室一景一风格,品茶品味品人生的好地方,是目前遵义首家最具品位的高档茶文化庄园。

中国藏茶馆以宣传中国藏茶和十大名茶为主,馆主还精心收集保存了在黔的几乎全部精品茶叶和各种土茶的样品,除全国十大名茶外,还有别处罕见的贵州擂茶、棕叶茶、苦柚茶、竹节茶、白茶、乌茶、老鹰茶、苦丁茶、甜茶、虫茶等等,高、中、低档,一应俱全。既有茶艺、茶道、茶文化表演,又不时举办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文艺会演,茶酒文化、健康生活等讲座,以及音乐沙龙、文学沙龙、书画沙龙等活动,是贵州省内目前唯一的一家贵州茶文化综合庄园。

黔香村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针对遵义红色旅游文化的发展,积极配合旅游团队打造红军茶、遵义茶等茶文化。

中国藏茶馆的诞生,显示了藏茶文化在遵义这座革命历史名城强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馆里的茶艺师全都是大专以上毕业生,都具有茶艺师资格证书,都是经过正规茶文化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她们衣着靓丽、形象端庄、礼貌得体、素质高雅,深受茶客的好评。

中国藏茶馆的特色文化十分鲜明、独特,是目前遵义市唯一一家可以专门培训茶艺师和专业茶叶销售人员的培训中心,旨在为贵州茶业、遵义茶业的发展出力。同时也是一家以地方文化为鲜明特色的茶馆。馆内有地方文化书阁、收藏展出贵州文化、黔北文化的代表性作品;有遵义作家书屋,书画家室等等。还是遵义作家协会、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汇川区音乐家协会指定的沙龙活动场所。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中国藏茶馆秉持为心寻求着点,广交爱茶友人的诚意,热忱欢迎各类朋友来中国藏茶馆做客!泡茶可修身养性,品茶如品味人生,壶煮湘江说古论今评世事,茶乡雪域谈心交友品人生。

杭州茶馆


杭州茶馆[TeahousesinHangzhou]地方茶馆。

宋代,尤其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更是茶坊遍布,清河坊、狮子巷等地茶客盈门,生意兴隆。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茶肆》: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杉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明、清以后,杭州评话兴起,茶馆又成为献艺场所,吸引了更多茶客。民国以前,因西湖游船停泊涌金门,茶馆多集中在闹市口一带。沪杭铁路通车以后,火车站附近茶馆林立。1913年前后,延龄路(现延安路)成为杭州商业中心,茶馆增多。1949年前杭州市茶馆最多时有300多处。后一度减少,80年代逐步恢复与发展,成为新型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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