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利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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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初，就废除了一切禁令，茶叶被允许自由种植。然而进入封建来世的清代，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就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式微之路。受此大格局影响，饮茶虽然更加平民化、普及化，然而在清代的260多年间，茶的著作仅有10余种，其中的一些还下落不明，这和明代的盛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究其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多次大兴“文字狱”，汉族文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禁锢，吟咏品茶的积极性大大受挫。虽然如此，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也并没有完全自甘禁锢，而是发挥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力将一些关于茶的真知灼见融入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著述当中。
其中《清稗类钞》丰富地载录了清代的茶事。此书为清末民初的徐珂集录数百种清人的笔记，并参考了报章的记载编辑而成，主要内容是反映清人的思想与日常生活。在此书中关于清代茶事的记载比比皆是，有“京师饮水”、“烹茶须先验水”、“吴我鸥喜雪水茶”、“顾石公好茗饮”、“杨道士善煮茶”、“以花点茶”、“邱子明嗜功夫茶”、“祝斗岩咏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明泉饮普洱茶”、“叶仰之嗜茶酒”、“茶肆品茶”、“李客山与客啜茗”、“茶癖”、“宋燕生饮猴茶”、“某富翁嗜功夫茶”、“静叁品茶”、“茗饮时食肴”等，是清代茶道和清人“茶癖”的全景写照。
到了清末，自鸦片战争以来，民心士气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伤。因此终清一代，民间饮茶的风气反不如明代盛行，而关于茶的书册在坊间很少见到。在上流的达官贵人间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端茶送客”的陋规，即宾主之间交谈不融洽时，主人就令仆人献茶，意味下逐客令，访客如果知趣就会尽快告辞离去。这与以前的“客来烹茶”、“敲冰煮茗”、“以茶待客”的情况已是天壤之别。
民国成立之后，饮茶之风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混合在了一起。各地出现了很多有特色的茶肆，如福州茶馆还做浴池生意，贵州茶馆里面提供说书服务，江西茶馆前有道情等，都颇具地方色彩和独特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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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习俗的发展与传播
中国饮茶历史最早，所以，最懂得饮茶的真趣。客来时，饮杯茶，能增进情谊;口干时，饮杯茶，能润喉生津;疲劳时，饮杯茶，能舒筋消累;空暇时，饮杯茶，能耳鼻生香;心烦时，饮杯茶，能静心清神;滞食时，饮杯茶，能消食去腻。以茶待客，用茶代酒，历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礼俗。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兄弟民族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有别，生活风俗各异，因此，饮茶习俗也各有千秋，方法多种多样，不过，把饮茶看作是一种养性健身的手段和促进人际关系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饮茶始于我国，并以其超凡的生命力，发展、传播、普及于全世界。
唐代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相传，远在四五千年前的神农时期，我们的祖先在从事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已经发现茶及其药用价值，嗣后由药用逐渐演变为日常生活的饮料。
茶，不仅满足人体的生理与健康、健美的需要，而且还成为人们进行社交的媒介及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美好享受。我国历来对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以及品尝方法等都颇为讲究，因而逐渐形成了丰富多采、雅俗共赏的饮茶习俗、品茶技艺等茶文化体系。
早在原始社会，茶已进入人类生活。古代茶的发现，是起因于它对人体的解毒治病作用引起人们关注而作为药用的。茶的药用又是人类从直接含嚼茶树新鲜枝叶汲取茶汁而感到芬芳、清口并富有收敛性的快感开始的。久之，潜移默化，茶的含嚼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所以，在追溯饮茶习俗的发展与传播历史时，茶的含嚼阶段，应该说是茶之为饮的前奏。
随着人类生活的进化，人们逐渐改变生嚼茶叶的习惯，进而将茶叶盛放在陶罐中加水生煮羹饮或烤饮。这种茶，虽然苦涩，然而滋味浓郁，令人陶醉、回味，比起早期的含嚼来，风味与功效都胜过几筹，日久，人们自然地养成了煮煎品饮的习俗。这是茶作为饮料的开端。
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在我国西南部茶的原产地，茶叶不仅作药用、食用、品饮，而且还被上流社会奉为珍贵的贡品、礼品和祭品，茶叶的用途开始多样化。
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之事。巴蜀一带是我国较早传播饮茶的地区。秦取蜀后，推动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交流，也促进了饮茶知识与饮茶风习的向东延伸。
西汉时，饮茶之风兴起。茶已是宫廷及官宦之家的一种高雅的消遣。王褒《僮约》烹茶尽具之句，生动地反映了茶叶为社会上贵族豪绅和士大夫所享用的情景。
三国时，崇茶之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茶代酒的风习，并开始注意到茶的烹煮方法。张揖《广雅》中就有我国最早探索烹茶的记载。茶在煮饮过程中添加佐料，酿成了含芳蓄精的风味，提高了茶的吸引力。这是茶之为饮的又一拓展。
到了两晋、南北朝，饮茶相效成风。茶叶从原来珍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通饮料。尚茶品饮习以为常，坐席竞下饮，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以茶遣兴，已成为社交上的待客礼仪，并为一些文人士大夫视为象征养廉、雅志、修身的美德。
到了唐朝，茶事兴旺，饮茶蔚为风尚。茶圣陆羽的卓越贡献，更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普及和茶叶品饮艺术的提高，迎来了比屋皆饮、投钱取饮的饮茶的黄金时代。犹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品茶成为人们风雅的文化生活之一。
文成公主嫁藏，带去了饮茶之风，茶与佛教进一步融合，布道弘法，同时成为西藏喇嘛寺中空前规模的茶的盛会。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到了宋朝，饮茶之风大盛，正如李觏所说：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茶叶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茶还进入了琴棋书画烟酒茶的行列。社会上的斗茶、茗饮及茶馆文化崛起，被誉为盛世之清尚。同时，煮茶开始向泡茶演变。
元、明、清至今，饮茶之风，久兴不衰。不仅饮茶区域、人口日益扩大，而且烹茶与品茶方法日臻完善。
随着茶品的日益丰富与品茶的日益考究，加速了烹茶方法由原来的煮煎为主逐步向沸水冲泡为主的发展。茶叶冲以开水，然后细品缓啜，清正、袭人的茶香，甘洌、酽醇的茶味以及清澈、诱人的茶汤，令人尽情地领略茶的天然的色香味品性的真谛。
历代社会名流、文人墨客以及僧道佛教界人士，烹泉煮茗，品茗议文，讴歌吟诗作画，以崇茶为荣，对饮茶风尚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人吕温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一文中，对茶推崇备至，称：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
茶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把茶对人体的生理与健康效果作了极其生动的概括与描述，并认为饮茶后可使人进入通仙灵的奇妙境地。
明人顾元庆在《茶谱》中指出：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疾、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深刻地揭示了茶对人体的功效与魅力，以及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清代乾隆皇帝是位品茗行家，嗜茶如命。他曾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一语道出了茶在皇室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代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对品茶有独到的功夫与见解。他认为，饮茶是一门学问，有功夫、茶感的人，才能真正品尝、享受到高尚的茶风与意蕴。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在谈到饮茶时说：我爱喝茶，茶是我每日必备的饮料。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我从早到晚，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茶。倘若我得挥笔对茶赞颂一番，我要说，茶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化身;我还要说，如果没有杯茶在手，我就无法感受生活。人不可无食，但我尤爱饮茶。
饮茶是人类美好的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随着社会文明和饮茶文化的发展，饮茶之风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层次、角落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茶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
茶，以其特有的魅力，还与世界各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茶叶作为饮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已很久远。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饮茶之风，已通过种种途径，传播到中亚、西亚和南亚一带，并逐渐延伸和发展。
隋唐以后中日佛教往来频繁，形成了茶禅一味及饮茶哲学与禅道文化，并从中演化出以和、敬、清、寂为内核的烹茶与品茶的神圣礼仪。
16世纪以后，我国饮茶之风引起了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17世纪，嗜茶的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皇查理二世以后，成为英国第一位饮茶皇后。从此，饮茶风靡英国，并波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西北非、中东非。
茶的神玄功效，被国外人士视为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稀罕而高贵的奢侈品，成为人们追求、向往的饮料。令饮茶之风，步入了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维妙境界。至今，饮茶风行全球，并成为我国人民奉献给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几亿人口的最实惠、最益健康、最大众化的文明饮料。
安溪茶叶的起源及发展
自古高山出好茶。安溪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的戴云山东南坡，戴云山支脉从漳平市延伸境内，地表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多山，有千米以上高山2461座，以位于福田乡与漳平交界的太华山为最高山峰，海拨1600米。安溪群山环抱，峰峦叠翠，甘泉潺流，河谷盆地串珠般分布在西溪、蓝溪沿岸，草木繁茂，古有龙凤名区的美誉。县境按地形地貌的差异，历史以来有内外安溪之分，以湖头盆地西缘的五阆山至龙门跌死虎岭西缘为天然分界线，线以东称外安溪，线以西称内安溪。全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外安溪地势较低，平均海拨在300～400米，年降水量纸1600～2000毫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9.5～21.3摄氏度，年日照数2000小时，无霜期350天；内安溪地势较为高峻，平均海拨在600～700米，年降水量1800毫米，年平均气温17～18摄氏度，年日照数约1850小时，无霜期约260天，季节性变化明显。更妙的是，安溪与沿海有崇山之隔，不受海风侵扰。加上境内高山上，终年云雾缭绕，空气清新，绝少污染，早晚冷，昼夜温差大，相对湿度78%以上，有四季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之谚。此外，安溪高山植被良好，枯枝落叶，形成一层厚厚地地表覆盖层，土壤质地疏松，结构良好，养分齐全，特别适宜农作物和茶树、果树生长。
一、安溪的野生茶树
安溪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演化和自然选择生存下来的野生茶树屡被发现。1957年，在蓝田乡福顶山等地发现两个野生茶树。一是蓝田在茶树，也称苦茶，因味苦面得名，为小乔木型，分布在蓝田乡福顶山森林之中。据1978年有关部门的观测，最大棵树高6.3米，树干挺直，树幅2.7米，胸围18厘米，叶形有长椭圆、倒披针形等，叶长11.5～17.3厘米，叶宽4.5～6厘米，最低分枝离地2米，历史以来当地群众有少量采制。二是企山野生茶，零星散布在企山顶观音坑一带海拨千米以上高山，树冠呈伞状，为小乔木型，其中被观测的一棵野生茶树，树高3.2米，树2.7米，胸围6.9厘米，叶片椭圆形，叶面平，叶尖突尖，叶脉10对，花径3.8厘米，花瓣7片。1961年，在安溪县剑斗镇的水头拔山发现了许多野生茶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野生茶树高6.5米，胸围58厘米，树冠3.2米。经考证，这些野生茶树讫今已有1000～1200年的生长历史，是深入研究安溪茶树起源和演化的活化石。此后，西坪、福前等地也陆续发现野生茶树。就在2000年冬，笔者到外安溪的官桥镇益林村采风时，在该村的犀山原始森林中也意外地发现了野生茶树的踪迹。犀山野生茶树群生长在壁立千仞的白岩峰下将军岩北侧，集中生长着数株野生茶树，其中最大的一棵树高3.8米左右，树冠12厘米，当地群众曾采制饮用，单季可采茶青10余斤。这些野生茶树树群的发现，充分地表明安溪具有十分丰富的茶树资源，为安溪茶叶起源提供了佐证。
二、北方人口南迁
安溪的推动追溯安溪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之源，主要来自中原文化的南移。唐朝中叶以前，安溪人口稀少，茶史无考。唐后期至五代十国年间，北方兵荒马乱，战祸不断。福建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一带，远离战乱中心，局势稳定，气候温和，物阜人稀。这个时期，我国不仅茶业重心南移，而且北方人口在量南下移居。据安溪民间族谱记载，除少部分姓氏，如邱氏始祖于西晋年间（约300年）迁居晋安郡坑园（今安溪长坑乡山格），紫云黄氏一世祖黄克纲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自武荣州（今泉州）移居安溪和陈氏始祖于唐天宝年间自漳州移居安溪外，大部分姓氏，如刘、林、周、廖、詹、王、吴、安等均于唐末及五代期间经荆楚、江淮入闽转而定居安溪，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也不乏名人墨客，如唐末诗人周朴、五代越王钱叔幕僚黄夷简、上柱国廖俨、开先县令詹敦仁等。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带来了茶叶生产技术，推动安溪茶业发展。
三、佛教道教发展的推进
唐中华大地饮茶之风的盛行，与佛道两教的推进是分不开的。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及道观多在深山云雾之中，是风景名胜圣地，又是产茶的适宜之地。特别是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是提神，使僧众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消食，使整日打坐而容易造成积食的僧众得以帮助消化；三是不发，能抑制性欲，使人不思淫欲。而僧众坐禅修行，枯燥而孤寂，且不能吃晚餐，要在半夜坐禅、静思而不困，只能通过饮茶来提神，因而不少高僧均嗜茶，且以茶延年益寿。加上僧人行遍天下，故一时在在江南北竞相仿效，遂成时俗。唐代时，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许多名茶出于寺院，据称，茶圣陆羽的师傅也是种茶高手。据此，唐时我国就有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僧，名僧植名茶，寺僧人人善品茶之说。佛教、道教传入安溪始于唐。至唐末，佛教在安溪已建有福海院、上乘院、定明院、灵像院、大成庵、隐静院、光明院以及长坑的补陀岩、城厢的阆苑岩、湖头的成道院、参内的植福堂等一大批寺院；道教在安溪已建有城隍庙、显着庙、武庙、龙津观等道观。据史料记载，唐末安溪寺院及道观已有植茶、品茶的历史，阆苑岩就其中之一。
安溪县城所在地西部阆山（今城厢镇同美村新岩山），半山有一名刹阆苑岩。阆苑岩始建于唐末。岩宇依山临壑，北侧有一峭拔石笋，天生一洞，夏至日西照，光芒穿也而出，蔚为奇观。阆苑岩历史上曾以产白茶闻名。岩宇左侧有古白茶树数株，已历数百年。现存岩宇门联阴镌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是研究安溪茶史的重要例证。为此，宁朱熹览游安溪山水时，曾品题阆岩夕照，是清溪八景之一。
四、五代时内外安溪均已产茶
五代期间，安溪茶文字记载竞与小溪场长官廖俨联系在一起，而将茶作为礼品赠送的文字记载，则最早出自于开先县令詹敦仁的茶诗，题为受龙安岩悟长老惠茶，作此简代：泼乳浮花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醒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又有与道人介庵游历佛耳，煮茶待月而归后，留下诗句：活火新烹涧底泉，与君竟日款谈玄。酒须迳醉方成饮，茶不容烹却是禅。闲扫白云眠石上，待随明月过山前。夜深归去衣衫冷，道服纶巾羽扇便。而韩屋留有诗句：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足见当时安溪民间植茶已逐渐发展。
总之，安溪茶叶起源最迟应在唐末，饮茶及人工植茶已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伴随中原文化的传播，南迁肇安的外来人口及寺僧植茶对安溪茶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五代宋初时已逐步向农家传播。
饮茶的风气在中国历史较悠久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
茶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的饮料之一，俗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被列入开门七件事之一，从中可看出喝茶的重要，以茶待客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客人进门，主人立即送上一杯香气扑鼻的茶水，边喝茶边谈话，气氛轻松愉快。
饮茶的风气在中国历史较悠久。据说，在公元280年之前，中国南方有一个小国叫吴国，国王在宴请大臣时，喜爱用酒把大臣们灌醉。其中有一个叫韦昭的大臣酒量很小，国王就让他以茶代酒。从这以后，文人便开始以茶接待宾客。
到了唐代，饮茶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在宋朝，皇帝宋徽宗用茶宴招待大臣，亲自下手煎茶；清朝皇宫内不仅宴会用茶，而且还用茶款等外国使节。现在，每逢元旦或春节等重大节日，一些机关团体也时常举办茶话会。
在中国，茶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把煎茶、品茶作为一种艺术。自古至今，中国各地都设有不同形式的茶楼、茶馆等。人们在那里，喝茶、吃点心、欣赏文艺演出，可谓休息、娱乐一举两得。在中国南方，不但有茶楼茶馆，还有一种茶棚，这种茶棚多设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游人边喝茶边欣赏美景。
民国那些茶叶名人
抛开政治原因不谈，民国初期还是涌现出一大批历史、文学、艺术、建筑、军事等大家的!而且这些大家之中不乏对茶热衷的茶人。
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嗜茶之胡适
胡适生于茶商之家，一度曾嗜饮茶，任驻美大使时，曾多次要妻子寄茶叶到美国，他在信中对夫人江冬秀说：“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但胡适很忙，他大概没时间去品烹茶之水来自三峡哪一段。
斟细呷茶之文化
梁实秋也写有《喝茶》，他在《喝茶》开篇就为自己定位：“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
梁实秋
梁实秋《喝茶》记有亲历：“《潮嘉风月记》说工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我没嚼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澄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辄相偕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肆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娈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工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匣回家。不知是否故弄虚，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举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咖啡文化，东方文化是茶文化。梁实秋在《麻将》中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梁实秋在《喝茶》中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
苦茶庵老人说茶道
周作人既为“苦茶庵”老人，应该很讲究喝茶。但周作人也写有一篇《喝茶》，文章开篇首先提到徐志摩：“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剎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鲁迅不喜徐志摩，周作人虽为徐志摩写过悼文，但他对徐志摩的“茶道”似也并不很热情。
鲁迅在《喝茶》中说：“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鲁迅所说的收梢，可能还远。生命，思想，压抑，痛苦，该敏感的地方不敏感，不该敏感的地方，仍越来越发达。
中国民国时期的茶馆及取名
中国是茶的故乡，普洱茶，龙井茶等，茶叶种类之多，几乎每个茶馆都有买普洱茶，冠盖全球；茶馆名堂之多，绝无仅有；茶馆内涵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这些都得归功于中文汉语文字的神奇与国人的思想。现就民国时期的南京茶馆取名及茶馆概况，稍做阐述。
茶馆作为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载体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承功能是极其重要的。民国时期，既有专卖粗茶水的野茶馆，亦有卖茶又卖点心酒菜的茶酒馆(北京人称之为荤茶馆)；既有说评书唱鼓词的书茶馆，亦有供茶客品茗对弈的棋茶馆；既有供生意人集会牟利、手艺人待雇的清茶馆，亦有供高级流氓聚会议事的茶馆。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光顾的茶客亦是三教九流，上自颐指气使的达官贵人，下至打流混世的小混混，无所不有。茶馆内发生的各类故事，更是千奇百怪。
茶馆出现以后，不论其店家大小，招牌不可没有。开茶馆办茶楼自然想招财进宝，没有哪个店老板不想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因此，一般说来，茶馆的店名都不会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如意的字眼。有人曾总结出中国八句店铺：国泰民安福永昌，兴隆正利同齐群，协益长裕全美瑞，合和元亨金顺良。惠丰成聚润发久，谦德达生洪源强，恒义万宝复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56个字，虽未将店名中的吉祥文字囊括殆尽，可是开店者只要从中取出1个字或2个字，甚至3个字，都可以组成店名。比如：玉壶春茶社、兴隆轩茶楼、天福聚茶座、义顺茶馆等等。
不过，也有不少有一定文化教育修养的店主附会风雅，往往撇开传统文化中招财进宝的俗字，而选用儒雅的字、词作为店名的。例如：来今雨轩茶社、雅园茶社、松风阁、青莲阁、天香阁、宛在轩真可谓琳琅满目，争奇斗妍。
至于一些文化人开设的茶社，其店名招牌自然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了。上海九江路口小花园附近有一家茶楼，是民国时期书画家俞达夫开的，取名文明雅集，四壁悬挂名人字画，环境布置一洗俗尘，茶具清洁雅致，因而所来茶客都是些斯文中人。
历史学家卫聚贤，抗战时期在重庆除在大学任教，创办说文出版社外，在1943年冬还开了一家茶楼，叫聚贤楼，茶客大多是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像郭沫若就是它的常客。但就聚贤楼而言，是不能一目了然知道它就是茶社。
有的茶馆坐落在历史上文化遗址或名胜古迹之处，店名招牌也就攀龙附凤。如坐落在南京城西、被称为金陵第一名胜的莫愁湖内就有一间胜棋楼茶社。相传胜棋楼乃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第一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死后追赐中山王)下棋之处，徐达与明太祖下棋时赢了皇帝，并将棋子在棋盘布成万岁字形，朱元璋大喜，遂将此楼赐给徐达，取名胜棋楼。开在这里的茶馆即以此命名。南京夫子庙自明清以来就是著名的繁华热闹区，十里秦淮从夫子庙前潺潺流过，河中画舫荡漾，真是长留画幅天地间白茶银针白毫白牡丹茶。
从唐以来，南京就被称为之为六朝古都，坐落在夫子庙旁的一家茶社就因此得名，叫六朝居茶社。上海静安寺有一口古井，井水向上腾涌，称为涌泉，好事者把它品评为天下第六泉，坐落在此处的茶社也就取名品泉楼。北京的北海公园原为皇家花园，坐落在其中的茶社店名自然不落俗套，分别取名双虹榭、漪澜堂、道宁斋江苏镇江东郊(今梦溪广场)有个梦溪茶园，因此处原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住所梦溪园而得名。
还有把古人的姓名作为茶馆店名的。上海南京路上的仝羽春茶馆，把唐代的卢仝、陆羽两位嗜茶名家的名字合而为一作为店名，且十分贴切自然。南京路上的易安居茶馆取自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号易安居士。广州有家茶馆干脆就用古人名，称陆羽茶室。香港德辅道横街上也有一家叫陆羽茶室的茶馆。
安吉白茶南山寿眉也有借古人诗句，或取自古人书中，或直载了当取古人书名作为茶馆店名的。浙江省嘉兴南湖有家茶社叫烟雨楼，取自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诗句多少楼台烟雨中。民国前期，大资本家黄楚九(艾罗补脑汁就是他搞出来的)在上海新新舞台的屋顶开了一家茶社，名楼外楼，这取名既写实，亦是取自南宋士子林升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南京的大观园茶馆，其名取自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北京有个马思远茶馆，马思远乃是一出戏名。也有用近代人的书名为店名的，如南京虎距北路有一家茶馆兼饭店的，取名朝花夕拾茶餐厅。这朝花夕拾乃取自鲁迅的文集名。
南北朝茶叶发展及
和东晋一样，南北朝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南朝茶叶可以说是东晋茶叶发展的继续，比如说南朝和东晋一样都定都于建康（今南京），而南方茶叶生产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江淮和江浙一带的发展尤为突出。如三国两晋时期，茶叶的重要产地，差不多全都都在巴蜀和荆楚两地。但是，到了南朝时，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的本草类药书《桐君录》写道：“西阳（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这三地基本就属于江淮一代。
在礼制上，晋之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的礼俗，而到了南朝时，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也逐渐用到了茶。在《南齐书》武帝本纪中萧颐临死前的诏书中就有：“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成同此制”。根据这段材料可以分析出两点：一是当时江南饮茶已经是和饮酒、吃饭并列的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为祭，在萧颐遗诏之时在民间已经十分流行，遗诏对贵族厚葬奢靡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以茶为祭的推广作用还是较大的。
又陆羽在《茶经》引粱代刘孝绰的《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盂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朱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而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虽然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饮茶的传统并未断绝。《洛阳伽蓝记》中有“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一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这表明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不尚茶，但并没有禁断南北之间的茶叶贸易，反而在宫廷中还专门准备用来招待南方降臣、来客的茶叶。
这一时期文人所作的以歌颂和描写茶叶为内容的诗词，以及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多起来，陆羽在《茶经》中就录有《香茗赋》、《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关于茶事的记载，这些也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比前代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据推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饮和茶文化的传播地区大致相当于三国时整个吴国这样一个范围。
述说茶叶改良期的民国茶
十九世纪末，南亚诸国茶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茶采取打击、排斥的策略，使我国茶叶生产每况愈下，产量下降，出口减少。民国以后，茶界以吴觉农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积极引进现代科技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良改革，初步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总体来说并无大的进展，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通阻隔，茶区沦陷，茶叶生产陷于极度衰败的境地。（正宗安溪：中国茶叶网吴觉农是我国近代茶叶事业的奠基人，在茶叶的生产、贸易、科研、教育等方面实行和提倡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为中华茶业的振兴兢兢业业奋斗达七十余年，被人们誉为当代茶圣。
1932年，吴觉农先生组织和参加了在东南各主要茶区的调查工作，并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进行了改良与研究、示范、推广，为振兴华茶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造就茶叶专业人员，在吴觉农先生的努力下，1940年复旦大学设立了茶学系。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茶叶专业系科，其中大多数人都成为我国现代茶叶专业事业的骨干。
茶叶从中国西南的莽莽丛林进入到五彩缤纷的世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曲折。自茶与人类结合开始，茶就以其优良的品质体现出与人类自然亲和的关系，浸润着中华民族的人生理想。
印度茶叶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茶叶成为商品之前，也就是公元1830年左右，茶树大都是野生的，分布在阿萨姆的东北方的丛林之中。大约在公元1598年，一位荷兰的游客，名叫林斯柯顿（JanHuyghenvanLinschoten），曾经在他所写的书中，描写有关他的探险旅程。他说，印度把一种叶子当做蔬菜般的和咖哩、油一起煮来吃，甚至把这种叶子煮来当做一种酿制的饮料喝。
到了公元1788年，英国的植物学家板克斯（JosephBanks），曾经向英属东印度公司报告说：在印度东北的英国属地之中的气候，非常适合茶叶的种植。只是，他似乎忘记了在孟加拉就有当地的茶树，反而建议要从中国移植茶树来。不过他的意见终究没有被采纳。
到了公元1823至1831年间，布鲁斯（RobertBruce）和他那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弟弟查尔斯（Charles）一起研究出，在阿萨姆地区，确实有当地土产的茶树。他们甚至把当地的茶树种子和茶苗，以很正式的方式呈给当时在加尔各答新成立的植物园。然而，他们的努力和之前一样白费了。这可能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茶叶的贸易，不想投资在任何其它的地方。
然而到了公元1833年，一切就都改变了。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茶叶市场的垄断，而突然发现把重心转移到印度本身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因此，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查尔斯（CharlesBruce）被赋以重责培养幼苗；品牌茶叶加盟而另一方面委员会的秘书，也被派遣到中国负责收集80,000颗茶种子，因为他们对于印度本地的植物仍然不具信心，委员会的成员们仍然坚持要引进中国的茶叶树种。
那些被送到加尔各答植物园的种子孵育到相当结实后，被送1000公里之外的新茶园中栽种。同时，在阿萨姆的上方，查尔斯和其它的开拓者，也清除场地，以适合可以栽种树木，而且修剪那些已经存在的老茶树枝，并且支持那些新成长的茶树枝。
他们并且以实验的方法，引进新近采摘下来的茶叶到那些本地的树种上，来制造红茶。
布鲁斯又从中国再请了二位制茶专家，透过这两位专家的帮忙，他终于完全掌握到成功制茶的秘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