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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其他地区还不知道茶为何物时，茶已成为我国从朱门到柴户的比屋之饮。在三四千年以前，人们是把茶作为药材来服用的，“茶”的名称也有10余种之多，我们不妨寻根溯源，从“荼”字说起。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
上古时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神话时代”，人们口耳相传，结绳记事。有了文字才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书籍，在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就记载了茶的起源。关于神农，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与茶有关：“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传说中的神农“牛头人身”，禀赋异于常人，他勤劳勇敢，又特别关爱百姓疾苦，为了给百姓寻药治病，不辞辛苦，翻山越岭，亲自遍尝百草，以配制治病救人的草药。据说神农在茫茫大山中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有一天，他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抬头看到眼前的一种树叶，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不仅解渴，还口感清新，神农又迫不及待地扯了几把咀嚼着，他感觉肚子像透明一样看得见，吞下去的叶片竟然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神农行走的这片林海就是现在川、鄂、陕交界的“神农架”地区，他在这片神秘之地发现了“荼”的神奇解毒药效，于是便向百姓推广，这就是我们后来广泛饮用的“茶”。
神农尝百草而得“荼”的故事固然动人心弦，但毕竟太遥远了，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有关茶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常璩是四川人，东晋时期的史学大家，他撰写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把自己的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天子上贡，贡品中即有“丹漆茶蜜”出现，既然是贡品，当然都是珍稀之物，至于周武王接纳了“茶茗”是饮用还是药用就不得而知。周代非常重视岁时祭祀，在《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掌荼”一职，称其“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可见那时茶又多出了一个用途，就是作为神圣的祭品。
陆羽将荼改为茶
关于“茶”字的来源，一般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荼”字，正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荼”字最早见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的“荼”是作名词，而成语“如火如荼”中的“荼”字也并不包含“茶”的意思。开始以“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的意义，始见于我国最早一部辞典《尔雅》，其中有：“木贾，苦荼”。
后来《尔雅》有多种注本，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郭璞花了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释《尔雅》，用当时的方言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的《尔雅注》中对“木贾”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明确指出木贾就是茶树，已为历代研究者所认可。由于“荼”是形声字，从草余声，代表它是草本植物。
那么，“荼”字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茶”字呢?到汉朝，人们对“荼”和“茶”的关系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东汉许慎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也说：“荼，苦荼也”，这里的“荼”字，宋朝徐铉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很明确地指出：“此即今之茶字”。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饮茶日益深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饮用植物的“荼”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由于“荼”是一个多义字，人们担心同“荼”字的其他含义相混淆，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笔，成为今天常见的“茶”字了。据说，这个关键性的改变与《茶经》有关。
陆羽(公元733-804年)是唐代的茶学专家，他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被后世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一经问世，即风行天下，为时人学习和珍藏，并跨越千年，完整保存至今。《茶经·一之源》考证茶的起源详解其意：“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这其间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开元文字音义》为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御撰，学者们认为这便是“茶”字最早出处。与此同时，陆羽能在“荼”字仍为人们习惯沿用的状况下，在《茶经》一书中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陆羽独具卓识的创举，也是他对“茶史”的重大贡献。“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身后，经过大约不到百年的时间，“茶”字的形、音、义被逐步确定下来，为人们所公认并采用至今。
茶的古名流传最多在蜀
纵观中国饮茶的起源和发展，茶在古代还有若干别称，诸如荈、蔎、诧、苦荼、葭萌、檟、选、游、爪芦、茗、皋芦等等，有的是因各地方言不同所产生的异名，有的则是在它生长的不同阶段所得到的不同名称。《茶经》中列举了唐代以前人们对茶的多种称呼，“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辑录了中唐以前几乎全部的茶资料，经统计，荼(含苦荼)25则，荼茗3则，荼荈4则，茗11则，槚2则，荈诧3则，蔎1则。荼、苦荼、荼茗、荼荈共32则，约占总茶事的70%。
唐代以前，饮茶比较普遍的地方是蜀，这里有关茶的古名流传也最多。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方言》一书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个“蔎”就是当时川、滇一带称茶叶的地方语。晋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的弟弟名叫葭萌，他住的城邑也叫葭萌，可见“葭萌”曾作过人名，也作过地名。“葭萌”这个蜀王的分封之地在汉中地区，位于四川省剑阁的东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
明代大文学家杨慎在他的《郡国外夷考》中说：“蜀人谓茶曰葭萌”。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蜀王的名号往往和他的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养野蚕为家蚕的能干的君主。又比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人。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会不会是第一位把蜀茶带入秦地的人呢?
在古书中记载的唐以前人们饮茶的事迹中，“茗”字是最常见到的，它算是茶之异名中被用最多的一个。“茗”字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事。《说文解字》中原本无此字，现在见到《说文》中的“茗”字是北宋初徐铉为此书作注时加上去的。关于“茗”的含意，唐、宋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解释说：“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那么，迟摘的茶叶，就是较大较老的叶片，在唐以前人们的“茗饮”，就是用一般的大叶茶煮汁饮用的，那是一种解渴式的粗放饮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意义恰好相反。茶成为一种普遍的称呼之后，“茗”反而成了一种较为文雅的称谓。在茶的众多别称中，茗是唯一保存至今而又为人所熟知理解的一种。
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还把迟摘的茶叶叫做“荈”，也是指迟摘的大叶茶。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记载了二十多种药名，其中就有“荈诧”，这是四川地区在西汉初期产茶最早的文字证明。东晋大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也曾用了“荈”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镬”，这也许是最早的茶诗。除了有用“茶荈”连称表示茶的，也有“茶茗”连称的，如《茶经》引南朝人著作《宋录》记载，和尚昙济曾在八公山上设“茶茗”招待客人。这不过是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叫法相异，又经后人合用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茶的使用价值经历了药用、食用和饮用的过程，也在不同时代作为贡品、祭品和商品，从史料记载来看，茶作为饮品的功能是在唐朝广泛使用起来，并最终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茶的源头在中国，茶的故乡在西南，它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田。(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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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精选阅读
由荼到茶的演变
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着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苦荼；《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着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着作，作者都是着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不论周公、孔子比盂轲早几百年，孔子门人子夏也比孟轲早得多。孟轲所说，当然是指《尔雅》的，苦荼也，并不是朱熹、李炳英注解梓。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所说的应该是尔雅)中的粳。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所说舍其梧，则为贱场师也。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粳字，从《方言》的字，从《凡将篇》的芬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着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着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陈椽：从荼到茶，六大茶类的起源研究
一、从荼到茶
荼字首见于《六经》，西周初期著作《诗经》的《豳风七月篇》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初次表示茶的含义。《尔雅》说：槚，苦荼也;《广雅》说：荆巴间炙粳苦荼之叶，加入菽、姜、橘子等为茗而饮之。茶的含义明确了。
《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以疗疾，一日遇七十二毒，(另文解释)，得荼而解之。茶的含义和用途完全明白了。神农是仰韶文化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大约距今六七千年)的帝王之一，是部落首领，教民种植，为群众造福，群众称为天神。
《神农本草》是战国时代杂家的著作，西汉增补为《神农本经》，东汉再增广为《神农本草》。这三本药物书是三个朝代的著作，作者都是著名医药家。历代《本草》中的荼字就是指茶。
《尔雅》说：槚，苦荼。西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尔雅》、《经典释文》以《释诂》一篇为周公所作，其它或说是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东汉郑玄说是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后人说是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增益于汉儒。
东汉郑玄、宋邢呙《尔雅疏》、清郝懿行《尔雅注疏》、邵晋涵《尔雅正义》都没有与郭璞《尔雅注》的相反注释，可见郭璞注释是正确的，朱熹、李炳英的注释是错误的。
孟轲宗孔子之学，共称为孔孟之道。《孟子告子章句上》：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孟子生于以荼为治病良药的战国，当然知道是贵重药物之一，孟轲所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中的槚应该是指《尔雅》的槚，苦荼也。
这样详尽地占有资料，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那么就可以推断我国茶叶生产的历史最少也有4000多年了。
茶字多名，古人所见不同，命名也不同，混乱不一。到了唐朝陆羽(公元733-804年)从《诗经》、《神农本草》历代《本草》的荼(荼字从禾，代表草本植物)，从《桐君录》、《晏子春秋》的茗字，从《尔雅》的槚字，从《方言》的蔎字，从《凡将篇》的荈字，概括茶为五名。
唐初发明蒸青团茶，饮茶很普遍，广大群众，对茶的认识显著提高，茶是木本植物，就把禾(代表草本植物)改为木，从荼字去掉一划而为茶字。
茶字首见于苏恭的《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李诒永徽中(公元650至655年)李劫等修编，显庆中(公元656至661年)苏恭、长孙无忌等22人重加详注。自后不再写荼字，而都是写茶字。
唐代宗李豫前至德宗李适年间，所有写在唐碑上的茶字都写为荼。如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圣善寺沙门某写灵运禅师碑上的荼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徐浩写不空和尚碑的荼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吴通微写楚金禅师碑上的的荼毗等，都是写荼字。至文宗李昂(公元827至840年)、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宣宗李忱(公元847年至859年)时所立的唐碑上，荼字都变为茶字。如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柳公权玄秘塔碑，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裴休写来峰慧禅师及令狐楚撰文、郑纲写的百岩太师怀晖碑的茶毗，都是改变的显著明证。改荼为茶的原因，则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的影响有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为茶字。同时废用所有的别名、代名，统一为茶字。除茗字至今偶然沿用外，其它所有代用字都已不用。
二、茶字演生
古时的茶字很笼统，包括一切。近代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根据实践和事物的发展，划分为茶树、茶鲜叶和茶叶的区别。
茶树是生物，人人都知道的。时时刻刻不断地呼吸作用和新陈代谢;鲜叶是从茶树采下来制茶而离开茶树，是停止呼吸作用，时时刻刻不断地氧化作用。呼吸作用和氧化作用，同是吸氧吐碳，两者现象错觉相似，其实本质有很大殊异，一生一死。
茶叶概念是指制好的成品而可饮用的，包括六大茶类数百个花色，各种制茶法，无数不同的外形内质，不能与茶树划等号。自从1940年复旦大学设立茶业专业的教学计划，都设有茶树栽培学、茶叶制造学和茶叶化学的专业课。国内外都用很新的物理化学方法，分析茶叶本质，在杂志上发表无数的新资料。
茶叶、茶业、茶学各有涵义不同，要研究分别性质运用。
三、从茶到六大茶类
从茶字到六大茶类，历史悠久，可分为三个时期。最早是：茶鲜叶先到干叶再后而到蒸青团茶;其次从蒸青团茶到炒青绿茶;最后从炒青绿茶到六大茶类。
1、茶鲜叶到干叶时期：
这个时期很长，有史可查。周朝茶为祭品，以供丧事之用。茶树生长有季节性不可能随采随祭，必须晴天晒干或雨天阴干收藏，以便随时取用。但与活人无关就无人研究其本质。到了春秋，荼鲜叶为食用。，炙三弋五卵茗菜，喝用为菜汤;西晋郭璞《尔雅注》说：冬生叶，可煮乍羹饮。又说：早采为荼，晚采为茗，一名茹，蜀人名之苦菜。古时茶亦称苦菜。
到了战国扩大为药用，就需要晒干或阴干，如中草药。由于光热的作用，品质起了很大变化，晒干比阴干本质变化大。田艺蘅于公元1554年写的《煮泉小品》说：芽茶以火作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阴干如现时制白茶，品质特有风味，与其它茶类不同。可以说是制茶起源时期。
到了魏朝(公元220至264年)才制造饼茶烘干，饮用时碾碎冲泡。通过制造饼茶的实践，认识饼茶青草气味很浓。由物质变精神，经过产生了去掉青草气味的认识，再实践，发明蒸青制法，把鲜叶蒸后碎制饼茶穿孔，贯串烘干，茶味有了改进。
由制造饼茶去掉青气的实践，又产生了茶汁苦涩味的认识，再通过实践，鲜叶先洗涤而后蒸青。蒸后压榨除去茶汁，然后制饼，降低苦涩味。
2、蒸青团茶到炒青散茶时期：
这个时期也分为两阶段。从公元961年至1368年，蒸青团茶到炒青散茶。这个阶段自宋至元约三百多年。先是蒸青团茶改为蒸青散茶，后由蒸青散茶改进为炒青散茶。通过制造蒸青团茶的实践，得到苦味未能完全去掉，茶香不正的认识，再实践改革。蒸后不揉不压，直接烘干;蒸青团茶改为散茶，保持茶的香味。当时著名散茶，有顾渚紫笋、毗陵阳羡、绍兴日铸、兴隆双井，等等。蒸青团茶的制法至此而终结。
经过无数循环往复的实践和认识，到十二世纪末叶，由蒸青散茶改进为炒青散茶，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改掉蒸青香气不高，滋味不浓的大缺点。
3、炒青到六大茶类时期：
公元1368至1700年前后，自明朝到清朝。这个阶段，虽然也只有三百多年，但发展很快。自炒青绿茶发展到六大茶类，无所不有。由于炒制烘青绿茶的实践，要求高香的品质，认识到烘干香气不如炒干。通过炒干的实践，发明了炒绿茶的制法。
通过实践，认识是无数往复的循环，制茶技术逐步变革，新的发明创造也随之不断推陈出新。制茶花色就越来越多。如松萝、珠茶、龙井、瓜片、毛峰等等名茶先后出现，都屑于炒青绿茶，各有特点，丰富多彩。由此推进又发明黄茶、黑茶、白茶、青茶、红茶等五大茶类。
从量变到质变，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按照制法系统性和品质系统性，排列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红茶等次序，分别叙述起源。其起源历史则错综复杂交叉，不能分先后。
四、六大茶类的起源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了高一级的程度。我国最先发明绿茶制法。劳动人民通过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体会，逐步加深认识，提高了制茶技术，制法和品质都有提高。炒青香味比蒸青好;炒青制法比蒸青容易掌握;炒青比蒸青省工，价廉物美，深受大众欢迎。因此，炒青技术大发展并取代蒸青。
明朝研究绿茶制法者越来越多，有很多新的发明。如由烘青到晒青和炒青，是有目的要求发展绿茶以外的茶类。通过炒制绿茶的实践而认识发展到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等等制法。
1、炒青绿茶起源：
十二世纪末，发明炒青杀青制法，明朝很多茶书有具体记述。如顾元庆在公元1541年写的《茶谱》、许次纾在公元1591年写的《茶疏》，不仅详述了炒青制法，而且说明提高香气的技术措施。
闻龙在公元1630年写的《茶笺》说：茶初摘时，须拣除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现时大多数特级绿茶的炒制都是效法于此。
《茶笺》又说：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干入焙。盖揉则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现时炒青制法都以此为规范。杀青抖炒，散去水气，杀青后摊放，散失热水蒸汽，就是扇的转变。通过揉捻，香味容易泡出来。揉捻后炭火炒干或烘干，炒干者为炒青，烘干者为烘青。先炒后烘或先烘后炒的为半烘炒绿茶，种类很多。
2、黄茶起源：
黄茶有两类型：一是，茶树品种的芽叶自然发黄，叫黄茶。唐朝盛产寿州黄芽是自然发黄的茶芽，蒸制为团茶，不象现时霍山大化坪出产自然发黄的黄芽。如从品种说起，远在七世纪就有了。二是，炒制过程中闷黄;从炒青绿茶演变而来的说起，则在公元1570年前后，由于炒青绿茶的实践，发觉杀青后或揉捻后，不及时干燥或于燥程度不足，叶质变黄，产生新的认识，再去实践，就创造了黄茶。如黄芽是杀青后闷黄的;黄汤是揉捻后闷堆二三小时;黄大茶是初干后堆放20多天变黄的。
许次纾的《茶疏》说：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南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县名，其实产霍山之大蜀山也。顾此山中不善制造，就食铛薪炒焙，未及出釜，业已焦枯。兼以竹造巨笥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萎黄，仅供下食，奚堪品斗。这是批评制茶技术不好，绿茶变成黄茶，因此，发现黄茶的制法。现时霍山黄大茶制法，正是如此。
黄大茶的制法是在十六世纪前，从绿茶发展而来的。如《明会典》说：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令买茶中马事宜，收买真细好茶，毋分黑黄，一例蒸晒，每篦重不过七斤。这是四川晒青绿茶做色蒸压为边茶。做色重的变褐黑色，轻的变黄茶。
3、黑茶起源：
黑茶有两个类型;一是起源于十一世纪前后。四川绿茶运销西北，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必须压缩体积，蒸制为边销团块茶，便于长期远运。因此，边销茶品质更加醇厚，边区人民更加喜爱饮用边销茶，使边销茶成为西北边区唯一重要商品，等于一日不可少的粮食。
四川绿毛茶要加工为蒸压团块茶的半成品，要经过20多天的湿堆才能变黑。通过这样实践，有了变色的认识，就采取新的技术措施，发明为黑毛茶的制法。二是如湖南安化黑毛茶揉捻后渥堆20多小时，使叶色变成褐绿带黑，而后烘干为黑毛茶，是起源于十六世纪以后的。
渥堆作用与四川绿毛茶堆积凹多天做色工序相似，变色过程大大缩短、技术有很大革新。这种黑毛茶经过各种蒸压技术措施，造成各种各样的黑砖茶。如安化的黑砖茶、茯砖茶、花持(现改为花砖茶);散装黑茶有天尖、贡尖(现改为湘尖1号、2号)。
历史上记载的黑茶，十六世纪以前，是指四川由绿毛茶经过做色工序变为的黑茶成品，远在宋神宗赵顼熙宁(公元1068至1077年)年间就有。十六世纪以后，是指安化的黑毛茶加工后的各种黑茶。
绿色变黑色四川称做色，湖南称握堆，湖北青砖茶称沤堆云南称转色，名称虽不同，其实则一，都湿堆或半干长久堆积之故也。
4、白茶起源：
古时的白茶是蒸压团茶屑绿茶类。现代的白茶是散装的，自成一类。宋子安于公元1064年前后写的《东溪试茶录》，是指茶树品种芽叶都是白色，叫白叶茶，现泾县春茶期间，主要产茶山区，如汀溪、爱民、南客、太元、潘村乡等地均已陆续发现有白茶树。
熊蕃于公元1121年至1125年写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说：至大观初(公元1107年)，今上(指宋徽宗赵佶)亲制《茶论》二十篇，以白茶者，与常茶不同，偶然出，非人力所致，于是白茶遂为第一。
福建福鼎的白毫银针，起源于公元1796年。白牡丹是继白毫银针之后，最早创制于建阳水吉，后传人政和、福鼎。公元1922年，政和开始创制白牡丹。
5、青茶起源：
据福建安溪县人民政府查档案资料，青茶是清朝世宗胤桢雍正三年至十三年间劳动人民发明的。太平天国时期闽南近海居民，纷纷逃难，安溪居民有的内迁到沙县集居;有的过海入台湾省。青茶制法就随之传人沙县和台湾，沙县和台湾很早就出产青茶。
有的从沙县往北前进就到了崇安。就在荒地武夷山开发茶业。武夷山种茶制茶的居民都是安溪人，至今仍如是。台湾开始种茶制茶者也是安溪人。从此证明青茶发源于安漠是无可怀疑的。
武夷山土地少不能容纳很多移民为生，有一部分游民流人江西上饶附近各地农村，到茶季时来武夷山为采茶制茶雇工，茶季结束即回江西，至今亦仍如是。
清朝文宗奕订咸丰(公元1855年前后)年间，当时福建红茶生产过剩，品质下降，销路不畅，茶价下跌，影响广大人民生活，促使茶业劳动者在制茶实践过程中加深认识，改进制茶技术措施，提高品质。武夷岩茶就于茶业危机时，在安溪青茶的基础上大力改进技术，提高技术而兴起的，扬名国内外。制法和品质都胜过其它茶类。是时，台湾省台北包种，政和白毫莲心的青茶相继出世，以扩大销路。(另一说：青茶起源于武夷山僧人)
青茶制法是在绿、红茶之间。由于黑茶的实践。启示了黑茶品质在绿、红茶之间，先是绿茶制法，后是红茶制法，就认识了先红后绿的制法，可以创新茶类，认识再实践，就发明了青茶制法。青茶具有红、绿茶的优点，既有红茶的色香优美，又有绿茶的爽快刺激味感，但无绿茶苦味和红茶涩味的缺点。在制绿茶、黑茶、红茶的基础上，无数的实践与认识往复循环，才发明青茶制法。六大茶类的技术措施，以青茶为最精巧。品质也以青茶为最好。
6、红茶起源：
红茶制法是在绿茶的晒青做色和黑茶及白茶《芽茶》的基础上发展的。先是小种红茶起源于16世纪，亦称正山小种;正山是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桐木关生产的小种。从小种红茶流传到闽东各县简化制法的工夫红茶，则起源于公元1650年前后。小种红茶是鲜叶，加工复杂，毛茶加工简单;工夫红茶刚相反，简化鲜叶加工，毛茶加工大下工夫，所以叫工夫红茶。
工夫红茶是从白茶晒制的实践，而认识到制红茶的日光萎凋;由绿茶揉捻后来不及干燥变红的实践;由黑茶渥堆变褐黑的实践，而认识到制红茶渥红的技术措施，开始发明小种红茶制法。
桐木关属星村镇，亦称星村小种。星村小种是最早远销国外的名茶，产地在武夷山范围内，称武夷茶。1762年植物分类学家林奈的《植物种类》就误以武夷茶代表红茶种。由绿茶而黄茶而黑茶而青茶到红茶，由量到质变。内质的变化，按照这个顺序，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制法与品质，一个靠近一个。绿茶、黄茶、黑茶都从杀青开始，黄茶、黑茶品质靠近绿茶;白茶、青茶、红茶都从萎凋开始，制法和品质虽各有不同，但是有系统联系。六大茶类的制法与品质都有发展，演变无数花色，各有特点，而相互联系，制茶分类就以这方面为根据。
茶，从平凡到不平凡
在茶叶成为茶之前，不过是天地间平凡的叶子，经过一番加工之后，便可以成为文人雅士案头不可或缺的物事。从平凡到不平凡，茶实现华丽变身。而我们的人生，同样需要这样的变身。
一般意义上说，多数人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才华，没有显赫的背景，但人人都有梦想，都想要更加鲜亮的人生舞台。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的是更加沉稳的心态，慢慢积累经验，慢慢夯实基础，就好像阳光下的茶叶一样，在阳光照耀下，安安静静的增加自己的底蕴，只有底蕴丰富了，香气才会浓烈。
茶叶要成茶，需要耐心，我们要成才，同样需要耐心，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多是厚积薄发。
耐心发展自己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有诸多不顺心的事，就好像大自然中的茶叶，也会遭遇到似火的骄阳，也会遭受雨露风霜，有狂躁的大风会经过，有冰雹也会砸下，天地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各种意外，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做一件事，或许百般筹谋，因为一个不小心，一个小小意外，最终功亏一篑，在创业节目中我们总会看到类似的情节，可是那些创业者之所以会成功，便是因为平凡的他们选择了迎难而上，于是平凡的他们变的不平凡。没有被风吹落的茶叶，没有被阳光烤焦的茶叶，最终都成为了不平凡的珍贵茶品。
从“茶马互市”到“茶叶之路”
蒙古人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依旧以游牧为业，居无定所，日常衣食及生产工具均十分缺乏，不时南下侵扰以武力获取所需。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强北方边防，但屡次战争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朝廷改用怀柔政策，在山西大同等边镇开设“马市”，官方定价收购蒙古良马作为军马，同时除禁止兵器铜铁交易之外，允许内地商民以绸缎、布匹等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与牧民交换马驼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蒙古牧民以牛羊肉、乳酪为主食，要经常喝茶以解油腻，明朝政府又实行“茶马互市”，鼓励商人以茶易马。因此盛产于南方的茶叶，逐渐成为北方边贸的大宗商品。晋商得地利之便，在此项贸易中占得先机。
入清以后，蒙古归入中国版图，清廷放宽商贾赴大漠南北草原做生意的限制。康熙年间，部分晋商作为皇商，还随清廷大军征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叛乱，深入漠北各地，供应军需有功。此后，蒙古成为驾轻就熟的晋商发迹和积累财富的宝地。榆次常家的第一桶金，即来自于此。
17世纪中期前后，俄罗斯已东扩至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直逼蒙古边境。俄人像蒙古人一样好吃肉，因此也嗜茶如命，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据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正是俄方急切盼望扩大茶叶贸易的结果。后人考证，恰克图的蒙语发音，与“茶”相近，在俄语中意思则为“有茶的地方”。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收缩边境贸易，限制“夷人”入境，将原来三个中俄商埠口岸统归为恰克图一处。在此前后，早已独当一面的“北常”始祖常万达，携巨资来到恰克图，专营对俄茶叶贸易。
常万达的生意一开始并不顺利。乾隆年间（1736~1795年），恰克图口岸先后四次因各种原因闭市，有一次甚至长达五年之久，数十家晋商被迫退走，但常万达眼光远大，决意坚守。他尽可能筹集资金，稳定下属人心，并将总号“大德玉”改组为茶庄，主营茶叶，兼营丝织品、瓷器和手工艺品等，换回俄国的银锭、粗制银器、玻璃器皿及牛羊皮毛制品，运返内地销售。
以南北常家为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及渠家等一众山西商人，合力开辟了万里茶路。每年茶期，“内茶商”雇佣成千上万脚夫，从生产、加工茶叶的重地福建武夷山，车载肩挑，将茶叶转运至江西鄱阳湖，先由船帮接力溯长江上行到汉口，经汉水北上辗转到河南赊店（后称社旗镇）登岸，再用马帮驮运，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到达晋商大本营晋中祁县一带，在此换畜力大车继续北上太原、代州、大同，直抵张家口。
坐镇张家口的“外茶商”接货后，以驼帮和牛车起运，穿越坝上草原和戈壁沙漠，经库伦到恰克图。自南至北，整条茶路全长4200余公里，总行程需时约4个月，难怪后人称“茶叶之路”可与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媲美。
茶：从水厄到平常事
晋代的王濛，尤其喜欢喝茶，不仅自己喝，一旦有客人来，也会请客人喝。当时士大夫有很多人不习惯喝茶，因此每回要去王濛家的时候，就会开玩笑说今天会有“水厄”。
这个“水厄”，就是指喝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早在千年以前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汉代起，饮茶之风就逐渐流行开来，但在这渐渐流行的期间，起初许多人是不习惯饮茶的，所以有“水厄”之说。
到了盛唐，饮茶的风气推广至全国，也出现了陆羽和他的《茶经》。《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介绍茶的专著，对于当时茶事的记载非常丰富，将饮茶的风气推向了高潮。陆羽对茶所做出的功绩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被誉为“茶圣”、“茶神”。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事学春茶。”陆羽之后，饮茶的风气更是风靡全国。当如今我们去看饮茶品茗这一件事，首先必然注意到它在中国人心里的独特审美意味。
在人们看来，茶是可以反映人的精神品质的。徐渭的《煎茶七类》第一就说人品，认为“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徐渭爱茶，他不仅写过很多与茶有关的诗，也写过一卷《茶经》。《煎茶七类》是他的书法作品，用书法的形式展现他对煎茶的认识。徐渭在《煎茶七类》一开始，就提出茶品与人品是相通的，煎茶一事虽然小，但是也算一则雅事，煎茶之人也应该有着与茶一样的品质。
煎茶，是古人烹茶的一种方法，陆羽《茶经》中的煎茶法，是“先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俟水微沸，量出茶末往釜心投下，随即用竹荚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碗中饮用。”(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古人做起这事来，有一种诗意。如孟贯用松木枝起火，“石泉春酿酒，松火夜煎茶。”(《赠栖隐洞谭先生》)白居易用山泉煎茶，“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山泉煎茶有怀》)在这之中，体现出一种如茶的恬淡闲适。
而这种恬淡闲适，包含着人格的平淡清和。杨万里把茶的清淡透彻与友人相比，“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风骨茶样明。”(《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苏轼写茶如写人，赋予茶君子品德，“有如刚耿性，不受纤芥触。又若廉夫心，难将微秽渎。”(《寄周安孺茶》)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徐渭所说的“其人与茶品相得”了。
当然了，煎茶饮茶并不独属于文人。在古代，文人士子在茶寮中享受茶中意趣，百姓们也在茶馆里消费散心。《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诸多茶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描写了茶馆、茶肆，《儒林外史》写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则有一千余处。茶馆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人们在闲暇时刻，去茶馆坐坐，聊聊天，也是忙碌日子里的闲适。
饮茶是一件雅事，更是一件平常事。看到它的雅，更要看到它的俗。古人早就有这样的论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的“水厄”，到如今的平常，茶在中国走过的路，悠远而贴近人心。
从品牌文化到消费文化
茶和酒都具有文化属性，所以不少茶叶品牌或零售商多以文化为外衣包装茶叶产品，实现产品增值。以文化实现品牌增值本不为过，但将茶文化讲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就有点过了。这样做前期可能会吸引好奇的消费者，但他们对产品熟悉之后，就会产生疑问，很难产生品牌忠诚度。这种茶文化是不能长久的，是茶商一相情愿的茶文化，是生产者导向的茶文化。
我们认为，茶文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养生文化，是一种绿色文化。就像我们未来将要建立的一个自营专卖店叫新派茶生活的生活馆，有别于现在的茶馆和茶叶店，它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再比如我们现在正发展的茶园生态旅游，还有未来我们茶工业公司将要生产的与茶相关的如茶能、茶枕等产品，都是为了塑造健康生活方式这一消费文化。
茶企销售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是，茶叶消费者有局限，可能只有两种人会买：一种是有送礼需求的人，另一种就是老年人买来自己喝。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喝茶，怎样才能让他们爱上喝茶。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快捷、方便，讲究得是时尚。因此，我们公司在产品的形态和包装及饮用方式上，以及在专卖店装修和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都在谋求转型。
最重要的是，我们计划在未来探索出一条真正传播茶文化的道路追求健康，追求环保，让生活慢下来，追求一种精致生活。这种精致生活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追求茶叶的品质，如原生态、口味等;二是精神层面，就是让生活慢下来，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释放出来，在一种非常好的环境当中去感受茶的美好，去仔细品味茶内在的东西，而不是虚拟地脱离茶文化。这就是我们对茶文化的理解。
在过去，中国茶产业存在两个极端现象：第一个是做最贵的茶叶，做礼品茶，这种茶是进入不了寻常百姓家，大众也因此感受不到真正的茶文化。第二个就是做出口茶，而这些茶都是一些品质低劣的茶叶，不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国茶的质量和茶的美好，这也影响中国的茶文化走向世界。我们认为，中国拥有这么好的茶叶，就应该跟更多的人分享，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国的茶文化，让高品质、健康的中国茶叶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向全世界。
对此，信阳毛尖集团更关注现在年轻人喜欢怎样喝茶，老百姓喝什么茶，就是要做大家喝起来方便、能够喝得起的放心茶。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的一些营销模式需要跨界，需要转型和升级。我们要把茶文化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消费者在生活中感受茶文化，在茶文化中体验生活。
将关注点从打造品牌文化到营造消费文化，才能变营销推力为消费拉力，整个茶产业才能做大。蛋糕做大之后，各个茶企才有心思在提高产品品质、营造消费体验等层面下工夫，消费者才能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增值价值，茶产业才有可能持续地发展壮大。
茶史：从绿茶发展到其它茶类
中国制茶历史悠久，自发现野生茶树，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绿茶到多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变革。
在制茶的过程中，由于注重确保茶叶香气和滋味的探讨，通过不同加工方法，从不发酵、半发酵到全发酵一系列不同发酵程序所引起茶叶内质的变化，探索到了一些规律，从而使茶叶从鲜叶到原料，通过不同的制造工艺，制成各类色、香、味、形品质特征不同的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1)黄茶的产生
绿茶的基本工艺是杀青、揉捻、干燥，当绿茶炒制工艺掌握不当，如炒青杀青温度低，蒸青杀青时间长，或杀青后未及时摊凉及时揉捻，或揉捻后未及时烘干炒干，堆积过久，使叶子变黄，产生黄叶黄汤，类似后来出现的黄茶。因此，黄茶的产生可能是从绿茶制法不当演变而来。明代许次纾《茶疏》(1597年)记载了这种演变历史。
(2)黑茶的出现
绿茶杀青时叶量过多火温低，使叶色变为近似黑色的深褐绿色，或以绿毛茶堆积后发酵，渥成黑色，这是产生黑茶的过程。黑茶的制造始于明代中叶。明御史陈讲疏记载了黑茶的生产(1524年)：“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
(3)白茶的由来和演变
唐、宋时所谓的白茶，是指偶然发现的白叶茶树采摘而成的茶，与后来发展起来的不炒不揉而成的白茶不同。而到了明代，出现了类似现在的白茶。田艺蘅《煮泉小品》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清翠鲜明，尤为可爱”（现代类似：安吉白茶）。
(4)红茶的产生和发展
红茶起源于十六世纪。在茶叶制造发展过程中，发现日晒代替杀青，揉捻后叶色红变而产生了红茶。最早的红茶生产从福建崇安的小种红茶开始。清代刘靖《片刻余闲集》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自星村小种红茶出现后，逐渐演变产生了工夫红茶。后20世纪20年代，印度发展将茶叶切碎加工的红碎茶，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试制红碎茶。
(5)青茶的起源
青茶介于绿茶、红茶之间，先绿茶制法，再红茶制法，从而悟出了青茶制法。
青茶的起源，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推论出现在北宋，有的推定于清咸丰年间，但都认为最早在福建创制。清初王草堂《茶说》：“武夷茶...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现福建武夷岩茶的制法仍保留了这种传统工艺的特点。
(6)从素茶到花香茶
茶加香料或香花的做法已有很久的历史。宋代蔡襄《茶录》提到加香料茶“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南宋已有茉莉花焙茶的记载，施岳《步月.茉莉》词注：“茉莉岭表所产……古人用此花焙茶”。
到了明代，窨花制茶技术日益完善，且可用于制茶的花品种繁多，据《茶谱》记载，有桂花、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九种之多。现代窨制花茶，除了上述花种外，还有白兰、玳瑁、珠兰等。
由于制茶技术不断改革，各类制茶机械相继出现，先是小规模手工作业，接着出现各道工序机械化。除了少数名贵茶仍由手工加工外，绝大多数茶叶的加工均采用了机械化生产。
从南方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
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历史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条条通往印度、欧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测，在官道尚未开通之前，大汉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大夏的民间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现在的人们对于西南早期商道的开通时间已难以考证，然而从中外资料中不难查阅到相关记载。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谈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学者方国瑜据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该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季羡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谈到，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乔底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或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南方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丝绸贸易居多，因此，学界习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然而，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茶叶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民族的饮用而得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兴衰
在民间，“茶马互市”雏形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规则，互市的情形也多见于史书记载。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销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时，内地商人与北方民族在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今俄罗斯及欧洲等地。
唐宋时期，喝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因康藏属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体需要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补充热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蔬菜极少，肉食的消化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且糌粑性燥热。而茶叶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茶叶既解油腻，又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俗，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并不产茶。在内地，民间生产生活和军队征战均需大量的骡马，但内陆也大多不产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却产良马。于是，物产的地域特点促使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
宋初沿边州郡“市马”成为定制，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区成为宋朝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司、买马司，后合为茶马司，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由于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马源充足，购置战马已不是其主要战略意图，对外的茶叶贸易量大为缩减，但西北少数民族、西南周边属国对茶叶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刺激，单向交易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繁荣。总体而言，元朝茶叶贸易并不兴盛。
到明代，茶马政策又得以恢复。朝廷通过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获得大量的战马，而藏人也同时得到生活的必备品茶叶。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设置茶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贸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马互市也到达了极为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清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茶马管理制度。清初，为大量扩充战马的需要和获得茶马交易带来的巨额税收，清政府推出了严苛的贸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今永胜县）设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云南产的大叶种茶得到大量推广，出现了近十万亩茶园。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开设了总茶店，由政府垄断经营。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实行“云南茶法”：朝廷准许在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而且规定交易之茶需为圆饼状，每个圆饼重七两，七个圆饼为一筒，每筒四十九两，每筒征税银一分，每张“茶引”可买三十二筒茶，上税银三钱二分，永为定制。茶法实行后，推动了茶叶的发展，收税、过关检查较为方便，统计茶的重量只用数数即可，不按规定数量做饼茶的茶商、茶农会受到严格惩处。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民国时期，除官营占较大比重外，民间交易也极为繁盛。二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马贸易再次达到了鼎盛。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地位所限，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茶马古道渐渐被荒废，只存在乡村间的短途运输。茶马贸易虽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这条繁荣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道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沿途的古遗迹成为人们记忆马帮生活、感受古代民间及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