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贸易。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茶马贸易”竟成军国大政？明朝西南的茶叶贸易有怎样的重要地位？”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叶的起源地，在唐代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产茶区而受到《茶经》的赞誉。及至南宋，仅四川一地的产茶已高达二十多万斤，整个西南地区的产茶已经超过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半。随着茶叶在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风行，其经济利润和战略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茶叶贸易的监管——唐文宗首行“榷茶法”，实行茶叶专卖，此后政府茶叶专卖制度基本在其后历代沿用。据史籍分析，西南茶主要用于茶马贸易，即与青藏、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互市马匹，在明朝“茶马交易”更成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
茶马古道路线图
茶马古道是明代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涉及西南地区的路线包括康藏茶马古道及滇川茶马古道(均开通于明代)。前者由雅州(今四川雅安)出发至康定、此后分三路入藏;后者分为两道，上行道由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景谷、下关至拉萨，下行道由普洱经黎明、江城至越南莱州、海防。这两条茶马古道与陕甘茶马古道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贸易网络。
朱元璋像
为保证西南茶的供应，明代对西南茶叶种植、贸易的重视程度较前代进一步加强。明初，政府在重要的茶叶产区专门设立茶仓，同时实行金牌信符制，茶叶贸易需由专门官员持有信符以便核对，如无信符则判以重刑;针对私茶贸易未彻底杜绝的情况，弘治年间明政府实行“招茶中引”制度，即推行官商合营，商业因素被引入西南茶的供应与行销中。Cy316.Com
明孝宗弘治皇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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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起因于茶叶贸易
普洱茶的名号来自地名，即过去的云南普洱府，现在的思茅地区普洱县，历来是云南茶出产和加工集散的主要地方。
以滇南普洱出产的散茶为原料，蒸压加工成便于运输的紧压茶，就是非常受藏民欢迎的云南普洱茶。藏民饮用云南普洱茶的历史久远，在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中就记载着康藏地区的藏民饮用普茶，也就是现今的普洱茶。事实上茶叶贸易从唐朝就开始了，是无数商旅穿行在藏区汉地，走出了茶马古道。
现在丽江古城里还能找到曾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他们回忆说：当时运往西藏的主要是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入藏的茶叶中，就以普洱茶打出的酥油茶香醇色好，最受藏人喜欢。普洱茶经过长途贩运和更长时间的存贮后品质会愈加地好，这也是藏人偏爱普洱茶的一个原因。
由四川供往康藏地区的茶叶称为边茶。四川边茶的生产历史同样非常久远，宋代在四川雅安、名山等地设立茶马司，由官方控管茶叶进入边区的买卖，以茶换取康藏地区的良马。茶马互市对于汉地同样重要，既为官府带来税利，同时交换所得的马匹也是军务之必需。茶马互市的贸易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才逐步放开到民间。
茶马古道 我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通道
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我国西北到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起源于我国南方，经过海路到达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两条“丝绸之路”，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商品包括茶叶，但不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专用通道，而早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我国还有一条专门的茶的运输和贸易的通道滇藏茶马古道，又被称为“南方的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唐宋至民国时期，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茶叶与西藏的马匹交易，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西非红海岸。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和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抗日战争中，当沿海沦陷和滇缅公路被日寇截断之后，“茶马古道”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
亚洲大陆历史上是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它不仅是西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茶马古道的形成，首先是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大力发展，宋代东南、西南的四川、云南地区茶叶产量巨大，西南地区又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茶马古道的行程，并不仅仅是茶叶运输和贸易的需求。茶是商品，但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古道异常艰险，其作用不仅仅是茶叶运输与贸易，通过茶叶的贸易，更是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经济。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在未来我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如何做“茶”文章，让茶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类似茶马古道的更大作用。
陕西茶商的茶马贸易传奇
翻开历史的画卷，陕西茶商在中国的边茶贸易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占据了中国茶马贸易的半壁江山以上，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赢家，这种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后才逐渐消亡。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到四川康定、雅安，以至于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四川昌都，到处都是陕西的茶商以及会馆，从明清到民国，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上，他们几乎垄断了西北和西南的茶马贸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地找到许多陕西茶商的后人，他们依然记得祖辈的故事。而在三秦大地，茶商后人也大有人在，他们的往事有待挖掘。
强大的秦商集团明清时期，秦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中国三大商帮，掌控中国商业数百年之久。秦商拥有极为雄厚的财力，形成贸易垄断集团，经营涉及边茶、水烟、土布、皮毛、药材、盐业、金融等各个领域，均能雄踞一方。陕西商人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外蒙古、俄罗斯、朝鲜等邻近的国家。秦商的贸易活动，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云贵川一带为例，商贸十之八九被秦商控制，以盐都自贡为例，盐业几乎全被秦商垄断，川人只占是十之二三，雄伟气派的西秦会馆是自贡最华丽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奢华的会馆，充分代表秦商的财气。在中国各商业重镇建有许多豪华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至今都是该地区的名片。像成都、重庆等地的繁华街道，就是起源于老陕会馆的“陕西街”、“陕西路”，雅安、康定也有陕西街，在雪域高原，草原牧场，大江沿岸到处都有秦商的会馆和店铺。秦商信奉关公，所建会馆叫武圣宫或关帝庙，秦商秉承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注重品牌和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打造的都是百年老字号。
在西南地区，陕西商人把茶叶、日用百货及陕西土布、日用工业品、洋布、绸缎等输入藏区，又将藏区皮毛、土特产运入内地。他们西上拉萨，南下云南，在玉树、丽江，到处设有商号分支机构。贸易活动以打箭炉也就是现甘孜州首府康定为中转基地，从川湘收购茶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再运回四川，销往藏区。每年贩销量约4000驮，每驮四包，每包60斤，每年仅从湖南运往陕西的茶叶原料就多达300多万斤。泾阳常有甘肃的“骆驼客”往来，把砖茶运销西北各地。陕西商人同时还在藏区收购麝香、虫草、贝母、黄金、羊毛、皮草，再转运至成都、武汉、上海、西安等地出售。其中一部分又转运出国。康定泸河西岸有户县商号40多户，其中“德泰和”一家，就有店员150多人，流动资金有100万现银元。
茶马爱情故事秦商的贸易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垄断了茶马贸易，无人可以与之竞争，就连四川本地人也不是对手。据民国《西康纪要》一书所载:“西康汉商贸易，多操陕人之手。在康定城，茶号陕商居其大半。除户县人外，在雅安茶商中，泾阳县的商号多达6户，陕西商人占据了茶马贸易总量的大半。早在明代，关中地区就不断有人到川西藏区经商，户县当地把这些人叫做“炉客”，清末民初户县的“炉客”已达3000余人。到建国前，甘孜州陕西人最多时达7000余人，汉藏所生子女达万余人。
豪放质朴关中汉子特招藏族姑娘喜欢，唐蕃一家亲嘛，和藏家的结合，让老陕完全融入当地，搞起边贸那叫顺风顺水，垄断那是理所当然。那会儿的咱的老先人可比咱们现在浪漫的多，阳光的多，出差之余，还尝试了异地恋，闪婚、走婚更是特长。有藏族美女陪着，喝着青稞酒，跳着锅庄，谈着生意，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现在走婚习俗只限于泸沽湖，而当年在茶马古道沿途非常普遍。马帮行走天下，豪放彪悍，见多识广，又不缺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富帅”，即便是土司千金有时都难逃其魅力吸引。陕西灶客和藏族姑娘的爱情故事传唱至今，在康定，人们说《康定情歌》里张家溜溜的大哥就是个陕西楞娃，李家溜溜的大姐是个藏族美女。为了便于和藏民打交道，老陕学会了藏语，还编了一套顺口溜：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如今，炉客的后人已经融入藏族，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陕西话，也没去过陕西。他们既拥有藏族名字，也拥有汉族名字，依然清晰的记得老家在户县、泾阳的某乡某村。他们的先辈将陕西的风俗留在了康巴，边城的人们至今喜欢吃陕西的锅盔和擀面，他们依然把父亲和长辈叫“达”。炉客带来的锅盔流传深远。有一次，我在丽江的市场，清晰听到了这种熟悉的叫法“锅盔”，在如此遥远的边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我在雅安也时常看到锅盔的身影，我才真正了解灶客影响有多深远。锅盔其实就是陕西的“馕”，便于储存携带，饿了就啃一口，是陕西人在茶马古道上必备的干粮。
户县一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目前康定巴塘一带至少有几千名灶客的后人，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户县牛东乡草庙村，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格桑曲批大叔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3个儿子回过户县，最后爷爷把格桑曲批的三叔留在了户县。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茶马古道的起点
说起茶马贸易，起源很早，盛于明清，是中国边贸和对外贸的一大方式。茶叶也是自丝绸、瓷器之后中国又一项长盛不衰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某种意义上讲，茶马贸易涵盖古代中国边贸的全部内容。陕西人打从唐宋时期就开始从事边贸生意，在茶马古道上活动极为频繁，大唐西市就是边贸互市场所。
茶马贸易的最初涵义是茶马互市，就是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边疆的马匹，双方各取所需，其意义并非某些人望文生义所指的马帮运茶。边疆牧民以食肉为主，缺乏蔬菜，加之高寒缺氧，喝茶能够增进饮食消化和增加维生素，还能降低血脂，牧民日常饮食离不开饮茶，而内地的军队缺少优良马匹，骑兵对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这样，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力下，茶马贸易应运而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
陕西制造泾阳茯砖茶是边疆牧民的最爱，至今在新疆的超市里，维族人还瞪着大大的眼睛寻找茯砖茶。牧民喝上了好茶，心情就不一样，从这一点上边茶贸易功不可没。而茶马贸易又通过边疆延伸到周边国家并远及欧美，其政治经济影响力难以估量。中国的茶叶远销到中亚、西伯利亚俄国属地，也出现在印度市场，境外的产品也随之来到中国。茶马古道最终演进成如同章鱼触角一样的多的国际贸易线和如同蜘蛛网一样密的国际贸易网。经营商品也不断扩大，小到烟酒糖茶，大到欧洲奢侈品、珠宝玉器，也包括虫草、藏药、水烟等地方特产。精明的商人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将内地产品运到边区，总不会空手而归，他们顺手牵羊，将边疆特色又驮回来再大捞一笔。
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我看到了百年前中国茶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留影，茶叶将在这南亚最大的港口驶向欧洲。商人也会顺道带回一些奇货和新潮玩意，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在边城或藏家见到劳力士表这样的宝贝，都是由茶马古道运回来的。茶马贸易带来的新潮玩意多着呢，如果你去仔细寻找，就会有惊奇发现。你要是在边城遇到一位老人能讲流利的英语，您也别奇怪，茶马贸易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年不少人都去过国外，边疆并不封闭。雄峻喜马拉雅山无法阻止茶马古道延伸，这真的非常神奇，充满了活力，贸易带来的文化融合，增添了边区的神秘色彩和无穷魅力。无论大理、丽江，还是康定、西昌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中转站，这里是多民族和各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喇嘛教、小乘佛教、大成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在这里和谐共生，共同组成了香巴拉独特的风景线。
西藏昌都的陕西寺里，原籍陕西的穆斯林在虔诚礼拜，他们随着商队落籍于此，历届掌教都是陕西泾阳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老城，一座藏族民居里，一个建筑构件上清晰的刻着：明崇祯柒年陕西焦氏。崇祯七年是1634年，距今已经378年了，那时候就有很多老陕在此从事边贸生意。80岁的房主说，过去香格里拉陕西人多，起码有上百户，还有陕西会馆。焦氏的后人焦学仁依然生活在当地，他的藏族名字叫阿布，他还能说出陕西先辈的故事。
茶马古道伸向无尽远方，要问其终点难以查询，因为商业的欲望是无穷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伸向遥不可知的城镇和人群。要说其起点，那就是老陕的故乡关中，其核心起点就在秦商云集的泾阳三原一带。多少个世纪以来，泾阳的街道上，高门大户商号的黑漆大门徐徐推开，马队和骆驼在黎明前集合，整装待发，载满砖茶、土布、丝绸，东家一声悠长的吆喝：走咧！
黎明的寒气有些逼人，呼吸的热气在空中聚散，他们无所畏惧，将满载信心出发，也将满载收获回归。前路漫长而无际，他们将前往包头、呼和浩特、兰州、民勤、夏河、西宁、玉树、昌都、拉萨、归化、奇台、伊犁、雅安、康定、巴塘、松潘、昆明、大理、保山，那里的分号和贸易伙伴再将货品运至库伦、恰克图、加尔各答、密支那等英属、俄属领地，沿线依然保存的陕西会馆证明了这一点。在最艰险的无人区，背茶伙计背着两百斤的茶叶翻过雪山和峡谷，有人可能会因此丢失性命。但是没关系，为了追求幸福美好，没人能阻止老陕的脚步，就这样陕西人用双脚和驮队踏出了一条茶马古道。
天下第一砖说起陕茶叶，就不得不提泾阳茯砖茶，人称天下第一砖，这是陕西人发明创造的专利，是边疆牧民一日可或缺的美妙饮品，也秦商纵横茶马古道、控制茶马贸易的独门武器和秘笈所在。精明的秦商在边贸活动发现新鲜茶叶难以长期储存运输，茶叶经过长达几个月或者一年以上运输中转，抵达边区或境外时味道已经散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上海的茶叶贸易历史
一、开埠前上海茶叶对外贸易
(一)唐至明代茶叶对外贸易〈739-1643年)
上海在唐代中期，原属苏州府华亭县(今松江县)的一个江边小镇。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复邑为州时，在嘉兴县设立秀州，划华亭、海盐二县归属秀州，从此上海脱离苏州，转属秀州。
宋代时期，海上贸易已有发展。初在杭州设立两浙市舶司，管理江浙地区海港贸易。淳化二年〈991年)，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已有海舶往来，成为重要港口，正式设镇，国内外的商舶已云集此港：自福建(福州〉、漳、泉、越、温、台等州，岁两至;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景佑年间1034~1037年)，镇上已有官廨、镇学、税务、监狱、粮仓、茶场、酒坊等。
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全国为廿三路，秀州为浙西路，管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桐乡县)四县。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朝廷委派王安石的重孙王珏提举浙西茶盐，专门管理茶盐税收。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改县升府，第二年改名为松江府，属嘉兴路、浙西道、江淮行省，上海仍为松江府的一个镇，已设有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和商税局等部门。朝廷派有官船出海至琉球、日本、朝鲜、东南亚一带，从事对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藩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取，然后听其货卖。据清嘉庆《松江府志》所载，江南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番由上海出人，地方赖以富饶。元至元廿七年(1290年)，上海镇巳有住户72,502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谥、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氓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元至元廿九年〈1292年)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县。
明代，明太祖重视海外贸易。明元年1368年)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开展对外贸易。明永乐三年。1405年;(，决定派郑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遍行太平洋、印度洋北岸各国，直达非洲东岸，他启航港口，就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刘家港。带有中国茶叶、纺织品和陶器等，作为礼品赠送。当时海外船舶，也多来往于此，进行交易。刘家港已成为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楱而云集，谓之六国码头。后因倭寇侵扰沿海，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未能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鸦片战争前茶叶对外贸易1644~1840年)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6月，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人海，违者应置重典。这一禁令，对沿海渔民，不啻是断绝生路，对上海海上贸易，也造成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民情拮据，商贾亏折。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要求开放海上贸易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清兵攻取台湾，郑成功的后代郑克㎡投降，沿海抗清势力全部肃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下诏令开海贸易。康熙廿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设立海关，部分开放海区，准许海上贸易。上海才从清初的海禁严切，四民失调中，渐得复苏。同年七月，清廷派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熙、雍正交替之际，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船队，一年已达80余艘。这些商船几乎都是从上海、宁波港口出入的。其中被日本人称为口船或南京船的沙船，更多属于上海港的船只。从上海到日本的沙船，大的可载50万-60万斤，中等可载20万-30万斤。由上海运去的货物，有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和书籍等。从日本长崎运来的货物有铜、银、海产、漆器、珍珠等。至此，上海始见茶叶出口国外的记载。海禁初开之时，上海的沙船南来北往，每年络绎不绝，沙船承运的货物数量也随之激增。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由沙船载而北行。
乾隆时〈1757年前)，暹罗有船80~90艘，属当地华侨所有，专事商贩中国沿海各港的海船，其中有24艘，专门往来于暹罗和以产丝、布、茶着称的宁波、乍浦、上海之间。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今后外国商船只准收泊于广州一地，不得违例逾越江浙洋面，但这项禁令，实际上也只是针对西方商船而发，至于日本及南洋诸国的商船，往来于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等地，在所不禁。
嘉庆廿二年1817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十年间，棉布、丝、茶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商品，行销于欧、美、亚市场，多数也是从上海港出运的。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记载，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的商业行业巳有豆米业、土布业、竹木业、酱园糟坊业、食糖业、洋货业、丝绸业、腌腊业、染坊业、茶叶业、药材业、油麻业、南货业、北货业、煤炭业、蜡烛业、盐业、肉庄业、京货帽业、成衣业等几十个行业。其中茶叶业中，巳有茶商45家。说明当时上海已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
道光十二年〈1832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乘阿美士德号船，由澳门出发，先后到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朝鲜、琉球等地。在上海18天期间，他亲睹几百艘商船从东北、华北、福建、台湾、广东、琉球、安南、暹罗等地开来，在吴淞口装卸成千上万吨货物。上海港的繁荣景象，使林赛等人大为惊奇，认为上海将有极大的发展前途。这也成为英帝国主义动用武力，胁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前奏。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
宋代成都平原的茶叶消费与茶马贸易
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夫禧年间，成都每年的三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最大。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1393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优质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叫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最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火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人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外地的茶叶也输人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㈣彭州堋口茶场一天便有6万斤的茶叶人库记录，巨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0059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羁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交子与钱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极具优势的流通货币。
欧洲茶叶贸易之旅
17世纪，以东印度为媒介，茶叶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茶叶引入欧洲。
18世纪，欧洲人只能在马塔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广东购买茶叶。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处于半封闭状态，许多中国商贩都是乘坐小艇前往爪哇的港口被迫对外开放。同一时期，英国人把中国政府割让给他们的香港建成港口，从此，欧洲船只可以直接从此进货。各国的快速帆船在大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表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茶的迷恋以及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19世纪，印度欧洲的海洋之路是商船们最不常走的路线。茶叶的海洋历史随着荷兰和英国向美洲移民而逐渐在大西洋上展开，可是不久，商人们由于无法忍受北美茶叶的沉重赋税，开始抵制进口，直到1773年12月的一天波士顿茶叶工党揭竿而起葡萄牙与中国的初期贸易往来与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恰恰相反，茶叶在欧洲的最初传播并非通过英国人。在欧洲，首先是因为航海强国葡萄牙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英国，欧洲的皇室才形成了品茶的习惯。
1517年葡萄牙的一支船队在中国广东靠航，从而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当时正是中国明朝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机构。当时的明王朝，把茶叶当作主要的出口商品。
1580年至1640年之间，葡萄牙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因葡萄牙的归属而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的殖民地位严重减弱，海外贸易活动大受影响，使得新教势力荷兰和英国得到了好处。
茶叶通过荷兰进入欧洲1640年左右，在荷兰，草药医学推荐人们喝茶，并把茶叶这种稀少昂贵的植物当作退烧药和补药。茶叶在药店出售，并被作为贵族的乐趣与朋友共品。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场真正的饮茶风潮被掀起，茶叶进入了全国的贵族家庭。渐渐地，茶叶也成为了阿姆斯特丹整个社会的饮品。
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她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茶叶通过更曲折的途径从中国、马尼拉和中国澳门运达。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
茶叶在英国的产销首次成功英国茶叶贸易的开展要晚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他们之间的差距用了一个世纪才被消除，到18世纪末期，英国成为了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最简朴的阶层包括农村的居民每天都要喝两次茶。
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大陆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马上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
在17世纪61年代，伦敦市场上的茶叶主要来自于荷兰，茶叶还没有能够直接由英国商船从亚洲引入英国。茶叶是东印度公司一种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进口商品。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茶叶可能是借1661年英国的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婚礼之际才被引入英国皇室的。到18世纪，茶叶在英国极大的成功，从1720年开始，茶叶的需求量迅猛增长，茶叶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追捧，成为全国性的新型饮品。
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茶叶进口发展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
在法国，进口的茶叶有四分之三被再出口。进口茶叶在法国只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转卖的国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于昂贵的价格，饮茶的主要求是首都或者外省大城市的精英人士。茶叶自1630年登陆法国以来，一直就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尽管茶价昂贵，但它还是在欧洲站住了脚，法国人或者荷兰人到中国的远航也促进了欧洲对茶叶的需求。
英国的进口茶叶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欧洲国家的进口茶叶中，70%到80%属布衣品种，也就是说其质量是大路货的品质:价格不贵而且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而英国正好相反，布衣茶所占比重还不到一半，大部分茶都是上等茶。这种差别明显体现出了各种消费者的需求。
欧洲大陆再出口的茶叶，最终流入了英国。英国的茶叶关税一直在提高:18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为进口价格的53%，而到了1783年，涨到了114%，这导致走私的猖獗。18世纪，茶叶走私淹没了英伦群岛，数量巨大。走私成为了中国和欧洲之间茶叶贸易的一大动力。
18世纪80年代，走私活动已经威胁到了岛上的整个经济，从1783年起，茶叶的关税大幅度降低（从售价的106%降到了12.5%），同时茶叶的销售价格也在下降，这些促使茶叶销售在四年里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世纪，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是广东。当时的欧洲商人没有权力在中国到处流动，一旦进入广州，必须告知行商。行商是享有特权的中国商人，是唯一能和外国人通商的人。行商们属于十三行，负责与外国商人洽谈生意，负责为国家征收货物和船只赋税。当时对茶叶至少要征收40%的从价税。
1880年，中国的茶叶出口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数量达到了大约10万吨。茶叶需求量的升高使中国开始大面积种植茶叶，中国商人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降低了大宗交易商品的质量。因为茶叶在英国的卖价有所下降，进口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促使他们去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寻找市场更好及质量更高的茶叶，以更有效的方式与中国茶叶进行竞争。
唐代的茶商和茶叶贸易
茶叶是饮料，茶农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决定流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出售茶叶在当时是一种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流通。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的丘陵和山地，平原和湖泽地带的人们以及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和边疆高原一带的住户，都需要从江淮以南运茶，可以推想，唐以前已是这样。唐代舟车相继，所在山积的茶，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所在的西藏地区不产茶，但在那里却有产于淮南（寿州、舒州）、湖州、岳州、绵州、蕲州等地的名茶，那一定是由商人贩运去的。杜牧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91】在祁门，贾客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因为祁茶质地优良，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92】所以商人们蜂涌而至，争加选购，肩挑、车运、水运，兼而有之，繁忙已极。这些专门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当然是为了营利。天宝中，刘清真等二十余人在寿州买茶，人致一驮，然后北去。【93】这些从淮南贩茶北去的人自然是去北国境内销售。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94】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95】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也以卖茶为生，来往于淮淛间。【96】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97】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一派兴旺。剑南产茶，北商也多来贩易，直至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98】四川地区的茶利，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由此可见，当地产茶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唐代曾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很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
马克思说的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99】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封建专制主义强迫全国各地将优质茶进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不能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对于在各地贸迁有无的茶商，封建政府一方面准敕条例，免户内差役。【100】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征收商税，通过税和榷茶，使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严格地为其封建制度服务。这不仅束缚了茶农的生产，而且使茶商的贸易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唐文宗说，榷茶本率商旅。【101】榷税多了，商人为了保持其高额利润，必然要高价出售茶叶，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当时已有人指出，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贫弱。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榷茶加税，颇失人情。【102】然而，这种不景气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10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措施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人们喝茶的嗜好已经形成便不易去掉，而从事茶叶贸易既是有利可图，社会上便一定有人为此奋斗。大批私茶商贩冒禁深入茶区，贩卖私茶。官府惊呼，兴贩私茶，群党颇众。【104】在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105】对于众多的私茶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私茶贩中有很多是一般商人，统治阶级称之为贩茶奸党，【106】这些商人为了对抗官府的迫害，往往结党成群，武装自卫。史书说，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107】他们买到了茶叶，北归本州货卖。【108】这些茶叶，没有向官府交税，又因集体武装自卫，沿途没有交纳各种横税，所以。茶叶出售价格较低，深受饮茶人们的欢迎。于是，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109】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
另一类私茶盐贩是地主富豪。唐文宗说：江淮富豪大户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110】这些人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又和封建官僚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111】更有甚者，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原因在于将茶赊卖与人。【112】封建官僚机构将茶赊卖的对象无疑是富豪大户。这些富豪兴贩茶盐乃是乘人之危，凶狠地向人民榨取钱财。
唐政府为了制止方兴未艾的大量私茶贩，武宗即位后，制订了园户私卖茶和贩私茶的处理办法。它规定园户私自卖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罚钱一百文，并决脊杖二十。私卖茶在一百斤以一L的处罚更要加重。如果犯法三次以上便由地方官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凡贩私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茶商，是决脊杖十五，其茶及随身物并没纳，还将本人押交当地州县收管，使别营生。【113】武宗的这一禁令影响深远，直到宋代还被模仿实行，《国史食货志》说，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人之。【114】不过，禁令虽严，买卖私茶之风并未停息。唐宣宗即位，实施了更严厉的禁令。凡是私自卖茶三次，数目在三百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刑。如果是结伙、长途贩运，不论茶叶多少，一律处死，那些被茶商雇用的车夫，运载私茶，连犯三次，达五百斤的，也一律处死。那些旅店主人和经纪牙人介绍进行了四次私茶买卖，贸易额达千斤以上的也都要处死。园户私卖茶百斤以上杖背，先后三次私卖茶便加重徭。如果茶农气愤，砍伐了茶树，地方官必须及时进行阻止，否则也要受到惩处。封建国家还派人在各地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进行侦察，号召私商自首，量加半税。【115】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出茶地区基本上是在江南九国境内。各国统治者竞相垄断本国的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116】这是把四川的茶叶输入陕西出卖。马殷在湖南抑买民茶，在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117】他每年向中原王朝贡茶由几万斤以至二十五万斤，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买卖，史称他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118】与之相类似，两浙的钱镠向中原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是大方茶二万斤，【119】有时还差使押茶货往青州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120】淮南杨行密也派部下运茶去后梁汴宋地区进行贸易。【121】吴和南唐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细茶，少则几百斤，多达五十万斤。【122】后来，南唐与赵宋南北对立，也常向宋政府贡纳茶和瓷器。【123】
南北对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茶商贸易自然也还是有的。南唐境内的茶叶常常被运到契丹出卖，【124】河北的富商也往往到淮南买茶叶，【125】湖南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126】据说是岁人万计，由是地大力完。【127】后汉也曾派人往湘潭买茶，【128】不过，这些商贸往来常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掠夺.后晋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积货数百万，在他死后，其子房彦儒以之进献于目家，其中便有茶叶一千五百斤。【129】襄阳是南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的枢纽地，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曾在一年内两次向北方王朝进献茶，每次都有一万斤。【130】安州的李金全也一次进茶三千斤。没有疑问，这些进献的茶叶都是来自茶商的，官吏们的暴力掠夺行为必然损害正常商贸关系的发展。
注释：
【91】《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92】《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93】《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
【94】《全唐诗》卷435白居易《琵琶行》。
【95】《唐阙史》卷下《崔尚书雪冤狱》；《太平广记》卷172《崔碣》。
【96】《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97】《全唐诗》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98】《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参看《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99】《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133页。
【100】《文苑英华》卷423《会昌二年4月23日上尊号赦文》。
【10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02】《唐会要》卷84《杂税》。
【103】《新唐书》卷182《裴休传》信.
【104】《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05】《文苑英华》卷916路岩《义吕军节度使浑公（侃）神道碑》；《全唐文》卷792。
【106】《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107】《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08】《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109】《全唐文》卷743裴休《请革横税私贩奏》。
【110】《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参看《新唐书》卷55《食货志》；《册府元龟》卷507《俸禄》。
【11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2】《文苑英华》卷422《大中二年册尊号赦书》。
【113】《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954年）八月辛酉条引。
【115】《新唐书》卷5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8《征榷》。参看《唐会要》卷84《杂税》；《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16】《鉴戒录》卷4。
【117】《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参看《新五代史》卷39《王锫传》。
【118】《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资治通鉴》卷266。
【119】《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
【120】《册府元龟》卷484《经费》。
【121】《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参看《册府元龟》卷484《残酷》，记燕人在淮南买茶。
【122】《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又卷118《周世宗纪》；《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3】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景祐元年（1034年）条；《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124】陆游《南唐书》卷]8《契丹传》。
【125】《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126】《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27】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
【128】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保大十二年（954年）条；《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9】《新五代史》卷46《房知温传》；《册府元龟》卷485《输财》。
【130】《册府元龟》卷485》济军》。
明朝实行茶马贸易“以茶驭番” 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我国是茶的故乡，茶及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属于山茶科，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喜欢湿润的气候。汉魏六朝以来，茶的栽培及饮用在西南、江南地区渐渐普及，并开始传入北方。至唐时，茶树种植大兴，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开始大面积的广泛种植。唐中期陆羽《茶经》之后，人们对茶及其功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茶在社会中各阶层中被广泛普及品饮，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茶叶具有提神清心、清热解暑、消食化痰、去腻减肥、清心除烦、解毒醒酒、生津止渴、降火明目、止痢除湿等药理作用。
茶叶药理功效之多，作用之广，使得茶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由于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西北地区并不产茶，所需茶叶均需由内地中原及江南地区输入。因为茶叶的奇特功效，使得茶非常适合于从事畜牧业生产，以肉食为主食的少数民族，长期饮用还会上瘾。同时，中原王朝地域多不产马，在制御灵活机动的北方游牧民族时,马匹数量的多虞与品种的优劣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吐蕃地区拥有良好的孳牧条件，水草丰美，多出良马，所以早在唐初，吐蕃各族部就有以羊、马或其他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活动。唐末，由于中原及吐蕃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官营茶马贸易兴起，茶叶也开始大量流入吐蕃地区。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煮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至宋，由于茶叶的奇特功效及茶文化的传播，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已把茶叶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资料，以致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顾炎武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1,31吐蕃地区对茶的需求渐成规模。熙宁五年(1072),宋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后，由于与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南宋为金、蒙古)的对峙，出于博(战)马及利用吐蕃诸部所嗜为茶这一弱点而以茶为手段来羁縻吐蕃诸部的目的，纳王韶议，宋在新建的熙河路设立六个买马场,1|4)停罢其他边州买马，1151将市马贸易的重心完全转向熙河吐蕃地区，河、岷、洮三州茶马贸易由此而兴。明代元后，蒙古余部退居大漠，力量依然强大，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61，经常南下骚扰、攻掠。有明一代，蒙古鞑靼、瓦剌两部此起彼伏，为明廷北方大患(明后期蒙古诸部逐渐转向西北)，成为明王朝的头号敌人。
明因此设立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以御蒙古。同时，为巩固西北防御，防止蒙古与吐蕃联合并斩断其联系，孤立蒙古，明王朝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与蒙古为邻的西番地区采取怀柔政策，继承宋王朝羁縻诸番的传统做法，利用西番诸部嗜茶如命的特点，通过官营控制茶叶，既可达到博马的目的,又可使西番诸部受制于中原王朝，同时还可以获得大量的茶税，于是以茶驭番政策应运而生(当然这也是明王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之一)。明都御史杨一清曾言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1171明梁材《议茶马事宜疏》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
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又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1181所以，以茶驭番的核心是控制西番,离间西番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使西番成为明朝对抗蒙古的藩篱，同时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在《洮州厅志》上说的更是透彻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以为有三利。捐山泽之毛收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我不能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做我外篱，利三。由此可见，明朝政府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茶马贸易以茶驭番，是有其历史经验、现实基础及国防安全战略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