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黑茶。
下面是茶经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专家聚雅安实地考察 领略茶马古道风情”精彩内容，帮助大家了解茶文化知识，欢迎大家进行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参加完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22日，专家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市区某藏茶茶厂实地考察，后又奔赴茶马古道重镇荥经县，参观开善寺、姜家大院、新添古镇和茶马古道新文段。
专家里有“藏茶行家”一大早，专家一行来到位于多营镇的某藏茶茶厂参观。一进大门，工作人员给每人奉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藏茶。专家们一边品茶，一边听工作人员解说藏茶的故事和企业的理念。
“味道不错，汤色也不错。”已经80高龄的原大州博物馆馆长、云南省研究会副会长张楠神采奕奕。他说，藏茶的滋味、汤色和云南普洱茶很相似。随后，他饶有兴趣地给记者讲述了普洱茶的特点，以及他和普洱茶的渊源。
站在解说员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参观着玻璃陈列柜里的古老物件。“我本来就喜欢这些古老的东西。”在参观通道的另一边，竹篾包装的藏茶条整齐地摆放着，冯明珠说，她以前就见到过背夫的物品，比如汗刮子、背夹子等，但是她觉得把这些物件陈放在橱窗里，显得很系统。
“藏区地处高原、氧气不足，而藏茶经过发酵，在体内消化时不会再消耗过多的氧气。”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勤晋对藏茶也有一定研究，考察过程中，他不断向身边的同伴介绍藏茶的相关知识。
藏茶技艺传习所里的古老物件和各式藏茶，引发了专家们的兴致，闪光灯闪个不停。最后，一行人在厂区内的茶马古道第一站的碑前拍照留念。
赞叹遗存保留完好一行人乘车到达荥经县，来到了开善寺。
据了解，开善寺原是朝拜瓦屋山佛教圣地辟支佛道场的第一殿，即由此起香进山。开善寺正殿落成于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整座建筑庄重气派，阑额饰(古典柱式结构的三大构件之一，位于柱顶，支撑壁缘和檐口)深浮雕，是抬梁结构过渡到穿逗结构难得的实例，对研究早期的建筑风格和佛教的演变具有较高价值。
随后，专家一行又来到姜家大院(公兴茶号)。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的姜家大院，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其建筑布局是典型的“七星抱月式”布局。
《姜家大院：“边茶”巨子的兴衰沉浮》一文中曾经这样叙述：年纪稍大的藏族人都会记得“仁真杜吉”这个砖茶品牌，由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生产的这个品牌在很长时期内曾是西藏高僧贵族乃至达赖、班禅的主要饮品。
专家们走进姜家大院，和居住在此的姜家后人姜琳聊天拍照。姜琳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刘勤晋回忆，自己七年前探访姜家大院时，姜琳75岁。
四川大学教授、非遗专家江玉祥看着保存完好的姜家大院，颇有感触地说，自己小时候也住过这样的老房子，像姜家大院这样保存下来的古老建筑已经很少了。他觉得，姜家大院无论对于荥经县，还是对于茶马古道，都是见证历史的珍贵遗存。
茶马古道是一个整体参观完姜家大院，车行驶在一条依山傍水的路上，到茶马古道新文段时，车停了。
解说员介绍，这条道路是茶马古道的一段，目前残存了1200米。专家们看着坚硬的石块上分布着深深浅浅的拐子窝，想象当年背夫们一级一级攀登阶梯的艰辛。专家们不顾雨后道路滑溜，纷纷登上了石头砌成的台阶。
刘勤晋见一个拐子窝里填满了泥沙，细心地用手把泥沙掏干净，和身边的同伴说，背夫们累了，就把拐子架在这里歇息，这么深的窝子得有多少背夫停歇才能形成。
接着，一行人又来到新添古镇，参观这里保存完整的供背夫休息的幺店子——兴福店和中和店。云南大学教授、茶马古道专家木霁弘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仔细地观摩。
周重林说，幺店子保存得很完好。云南的马店也是茶马古道特有的遗存，不过马店较大，有服务马匹的空间，而且一般为两层，人住上层，马匹拴在下层。而雅安的幺店子相对较小，看到的只有一层。
木霁弘认为，认识茶马古道，不能分解来看，它是打破了行政区划和区域性限制的，所以，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整体。
接着，专家们又拜访了新添古镇仅存的背夫——78岁的彭举文。专家们的到来，让平静的新添古镇热闹起来。一位大娘还热情地搬出家里的古旧牌匾，展示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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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从普洱出发 - 五房·茶马古道考察记六
深陷的马蹄印，记录着古道的兴衰
９０岁的方淑珍（左一）还清楚的记得驿站的往昔
茶庵鸟道
孔雀屏驿站新建元（江）磨（黑）高速公路尽头不远的地方就是普洱了。千百年前建筑在茶叶经济上的普洱，今天仍有很多遗迹深藏在城外的青山和村落之中。为了寻找普洱茶家乡往日繁华的记忆，我们撞开了尘封的历史之门。当越野车从平坦的高速路上驶下来，进入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时，我们的考察也真正开始了。
从历史出发，去寻找真正的普洱茶。
官马大道今何在茶的味道是品出来的，可茶的历史又该如何去触摸？
普洱城北１０公里处，就是“普阳八景”之一的“茶庵鸟道”，从此向北行走，驿道盘山而上，古木参天蔽日，鸟鸣虫吟。此处旧时有驿站、茶站、庙房，故名茶庵塘，景名“茶庵鸟道”。
我们在普洱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定华、副部长吕宗业的陪同下来到茶庵鸟道时已近黄昏。一路上坡的茶庵鸟道显得十分宽阔，并没有鸟道模样。宽阔的路面是“五尺”官道的标准尺寸，全部用青石板修建而成，有的地段高出地面，有的地方还能看出当年修的排水沟，这与我们在其它地方看到的茶马古道完全不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就是茶马官道，从普洱通往昆明。进京的贡茶和销往内地的茶，必经此道。沾上皇宫贵族和国家税收，原来的幽幽民间商道，立即改变了鸟道模样，成为一条茶马“高速公路”。如今，这官马大道上深浅不一的马蹄窝，记录着当年的繁忙景象。
据县里的同志介绍，清代道光年以前，茶庵鸟道只是民间商道。从普洱出发的马帮越过这山垭口，就踏上遥遥无期的旅程，马帮的家眷常常在此地送别他们的亲人。天长日久，这里便有了与茶事相关的茶庵。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为了方便普洱茶进京，开始修建这两米宽的“官马大道”。到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官马大道才得以完工。今天，驿站、茶站已经不见了踪影，庙房只剩下两个巨大的柱础了，“官马大道”显出了鸟道的沧桑。
云南农业大学周红杰教授在多次考查的研究结果上提出：明清时以普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在考察中，我们把当地学者与我们实际了解到的驿站结合，得出了五条茶马古道的位置，由普洱出发茶马古道有东北路、南路、西北路、东南路、西南路５条。东北路从县城出发至石桥寨、头酒房、茶庵塘、磨黑、四堂庙、孔雀坪、把边街、魁阁塘、把边江渡口（过铁索桥）、哨牌、通关、墨江、元江、玉溪到达昆明，全长５８０．７公里，行程１７天，也叫“官马大道”。普洱贡茶从这条路送到昆明，直至北京。客商以及官员来往、运送茶盐等土特产，都走这条路，所以特别重要，明清两代，沿途设立了若干“营”、“哨”、“汛”、“塘”，严密防守。南路从县城出发，经头塘、大新寨、南门口、猴子山、石膏井、那柯里、思茅、普藤坝、车里、佛海、打洛通往缅甸，全长３１１公里，步行单程８天。西北路从县城出发，经四更桥、五里坡、气山丫口、硝井、谦岗、西萨、景谷、景东、弥渡至下关（今大理市），也叫“茶马大道”。从普洱驮去的茶叶经下关，丽江中转，或是藏族马帮直接把普洱茶从普洱驮到西藏，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贸易通道。东南路由县城东南方向经勐先、黎明至江城到越南莱州、海防，直至欧洲。西南路由县城出发，经德化、那迁、六顺、糯扎渡口至澜沧、孟连，驮普洱茶、磨黑盐、普洱大布到缅甸。
如今，普洱境内现存的“茶马古道”有茶庵塘段、磨黑孔雀屏段、同心那柯里段等。
普洱茶盛于普洱
中国古人的记叙方法总是那么精要。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１７６５年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发展为一个涉及地理、历史、文化的一个普洱茶文化课题了。
普洱地名的正式命名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此前，“普洱在商周时期属古‘产里’地；西汉时期属益州郡哀牢地；东汉至南朝时期隶属永昌郡；唐南诏时期设为‘步日睑’（后改为‘步日部’；‘日’的读音与‘洱’相近），属银生节度；元朝时期改设为‘普日思么甸司’；明朝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４年）改称‘普耳’，至万历年间定名为‘普洱’。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在普洱设置元江分府，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设置普洱府。此后至民国时期，先后设普洱镇总兵署、迤南兵备道署、普洱道尹公署、云南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普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普洱为中共宁洱（后改称“普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驻地。１９５５年５月，地委、行署迁驻思茅，“普洱”自此至今为县名。”
清代普洱管辖范围广大，包括了人们习惯上说的“思普地区”。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普洱府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勐养、思茅、普滕、整董、勐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勐暖、勐棒、勐葛、整歇、勐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那时流官管土官，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
普洱茶因地得名，普洱又因茶闻名四方，这是明清以后普洱茶叶商贸繁荣的结果。作为思普地区政治中心的普洱，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商贸的中心。清雍正年间，普洱府在其土城外建砖墙，使当时的普洱城真正成为一座商业城市。整座城市气势不凡，有朝阳门、宣武门等，城墙高大坚实。各地商人云集普洱，普洱因茶而成为文化荟萃之地。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秦晋会馆、徽州会馆、两广会馆、石屏会馆、建水会馆、玉溪会馆等，带来不同的地区特色，四川会馆供奉的神是李冰，晋秦会馆是关公，徽州会馆是王安石……如今，大多数会馆已不见当年雍容，只有残墙一二。现在，为发展普洱茶文化、建设普洱，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规划，其中包括恢复建设会馆建筑。
清代，为加强对普洱茶的管理，清朝廷还在普洱设茶局，专办营运茶叶的许可证“茶引”，并收取茶税。据载，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普洱就在于么放“茶引”三千引（每引可以运输一担茶叶）。清朝廷还在普洱办茶厂，选上好原料加工为团茶、散茶和茶膏专门贡献朝廷。清代的普洱府可以说是官办茶业和民间茶业共同繁荣的时期。据《普洱县志》记载，咸丰年间有２０几万人从事茶业。道光同治年间，普洱府普宁城内城外有商家三百余，茶庄有六七十家，每年茶的销量为５７０吨。普洱的茶有普青、普红、普尖等，有的直接运出，有的加工成茶饼或团茶、茶膏运走。普洱有名的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福美祥、元盛号、荣和昌、广兴隆等等。其中“猛景茶庄”十分有名，其紧压茶上都印有中英两种文字。
寻找古道遗风在磨黑、孔雀屏、那柯里，为寻找古道旧时的样子，我们在山间和村镇穿梭，像猎狗一样兴奋。
磨黑因盐而得名，但普洱的历史上，盐与茶是商道上最常见的货物。马帮时常是把茶驮出去，又把盐、药材等日用品又驮回来。盐茶相伴的运输方式也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今天的磨黑是安静的，在玩八哥的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磨黑当年的悠闲。从磨黑往东就到了现在普洱保存马店最多的古代驿站———孔雀屏。孔雀屏因处于扇形的孔雀屏山上而得名。孔雀屏有一条约４米宽的石板路贯穿全村。路边除少数的砖房外多数是旧时留下的土房，其中不少就是当年的马店。一位叫方淑珍的老人告诉我们，当年的孔雀屏有３４家马店。老宋家、老三家、老柴家、老张家……都是开马店的大户，有的一家还经营数个马店。当时她家的马店可以住得下四把马（五匹驮马为一把），直到磨黑通公路时孔雀屏都还一直有马帮。
从普洱往南，同心那柯里的茶马古道是普洱现存最长的一段茶马古道，断断续续约有３０公里，由人工磨制的条石和砾石铺成，一直通向思茅。茶马古道一般是６０里为一个马站，３０里为一个腰站。那柯里就是其间的腰站，马帮在此地打尖歇梢。
看着茶马古道斑驳的石板和石板上深陷的一个个马蹄窝，就像在看一本书。这本引人入胜的书，记录着茶马古道兴衰的历史。
与“秦开五尺道”相比，茶马古道的历史不算悠久；与公元前张骞出使西域时看到的从巴蜀经云南到印度、阿富汗等地的“蜀身毒道”相比，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也不能同日而语。但茶马古道鲜明的历史、文化特色，往往覆盖了“五尺道”，覆盖了“蜀身毒道”，也覆盖了云南的其它商旅道。
这并不奇怪。茶马古道与云南境内外的商旅道相重合，也是历史事实。虽然，茶马古道因历史的变迁沉寂了，但茶马古道从普洱出发的历史依然清晰可辨。
茶马古道与雅安边茶
宋代的茶马交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和宋代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但茶马交易并不是从宋代才有的。唐代时期，茶传入西藏并逐渐得到普及，茶马交易就已经开始了。
茶叶传入西藏是上层统治者才能享用的稀罕之物。以后，随着吐蕃社会的几次大的变迁，饮茶之风大约在九世纪初，才在吐蕃开始逐渐流行开来。至于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的茶风，是在以后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明清时期，茶马交易多承袭宋代。清乾隆时期，停止了茶马交易，但对茶叶仍然严加管制，改茶引制为引岸制。所谓引岸，就是不仅要有特别通行证，而且还要定点生产和销售。乾隆时期将四川生产的茶叶定为三个口岸。其一，是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加上邛崃，五县所产茶叶，专销康藏地区，称为南路边茶；其二，是把灌县、崇州、大邑等地所产的茶叶，通过灌县输入松潘、理县等地，称为西路边茶。其三，是将其余所产者行销于内地，称为腹引。雅安所产南路边茶主要以贸易的形式，通过打箭炉，源源不断的输入藏区。
打箭炉是现在的康定的原名。打箭炉在明代以前是一片不毛之地。元明时期，也不过是一个小山村。那时的打箭炉还只有跑马溜溜的山。康熙时平定了那里的土司之乱，派官治理，雍正时设打箭炉厅，隶属雅州。之后，边茶输入才渐渐将这里变成了康定溜溜的城，商业日益繁盛。
据有关资料显示，清初时打箭炉只有四家锅庄。所谓锅庄，就是当地供客商往来，既可堆货又可住宿的客栈。到清代中叶，那里的锅庄已经发展到四十八家，边茶的贸易进入极盛时期，南路边茶的运销量超过十万引，对促进藏区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川当代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在西藏采风时，发现了当地传唱了三百多年，用藏族古乐谱成的歌曲《汉之茶》。歌词唱到：乌黑的汉茶，乌黑的茶垛，高过江边绿色的山坡。雅安姑娘深深的情意，赛过蓝色的江河
三百多年以前，雅安的茶叶在藏区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藏族同胞对雅安已是一往情深。
茶马古道是从茶马交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实它的内涵更多的是指边茶贸易之道。一般所谓的茶马古道实际上有两条，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的原产地，即今天的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西行经大理、丽江等地进入西藏，再延伸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就是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等地进入西藏。在由两条古道构成的川、滇、藏大三角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马帮、牦牛、背夫，一千多年以来编织了西南地区与外界沟通的神秘古道。直至解放以前乃至解放初期，从雅安出发的茶包子（也包括一些其它生活物质），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步一挪，踯躅在通往藏区的蜿蜒小道中。背夫们沉重的脚步，丈量着横断山区千百年的艰苦卓绝。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古道是所有的茶马古道中最为著名的一条，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条。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雅安的边茶品质好，在藏区很有名气，深受欢迎。之所以艰辛，是因为路途遥远，骡马难行，运价高，主要靠人力背运。
从雅安出发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路是从雅安出发，向南经过荥经，在花滩分左进入凰仪，然后草鞋坪垭口，翻越海拔2900米的大相岭到清溪。清溪古属黎州，是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然后西向经宜东，翻跃2800多米的飞越岭垭口进入泸定，经磨西到打箭炉。因为此路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质的官道，所以称为大路。
另一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夹岸高山，遮天蔽日，要翻越海拔2987米、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山高沟深，道路险峻，气候恶劣，主要是背运货物的背夫们来往的羊肠小道，被称之为小路。大路沿途有脚店、客店，脚店主要用来宿骡马，客店用来歇背子，就是背夫。小路因为骡马难行，所以一般只有客店而少有脚店。
背夫是最苦最苦的谋生方式，人们都把他们称作背子。这样的苦力活儿，要有人组织，有人担保，防止背夫们中途撂包子。背夫们一般是农闲时间，背背子以谋生。他们八个一群、十个一伙，在雅安的孚和、永昌恒等茶庄里领茶包。茶包用篾条包装，20斤一包。中等力气者背十包到十二包，力气大的背十五、十六包，重量达到300多斤。还有生活极为艰难的妇女和儿童，也加入到这些背运队伍中。她们背得少，挣得也少，景况更为悲惨。
背夫们出发时，随身携带一点玉米面或者馍馍，带一点盐巴。走到幺店子，烤热自带的玉米馍，弄一碗盐水，就是路上的伙食。如果能够买上一碗豆泡子（豆浆、豆渣合着素菜煮成的一种食物），那就是一顿奢侈的伙食了。至于住宿，一般的客店、脚店里，备有哨凳，用来歇茶背子。地下铺一些草帘子、玉米叶子、干谷草，就是背夫们的床铺，疲惫的背夫们横七竖八躺一屋子，待天麻麻亮，又踏上漫漫长途。
背夫们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俗称拐子，用来撑着茶包歇气。因为负荷重，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路上歇下背子。还要弄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胸前，用来刮汗。另外，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歇下背子，站着小便时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翻山越岭，吊桥栈道，日晒雨淋，风霜严寒。有时，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后面半天没人答话，回头一看，人没了，掉到崖下去了。其艰难困苦，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
至五十年代修通川藏公路，茶马古道上的背子才逐渐从川藏间的沟谷坡岭间淡出。但他们用拐子拄出的一个个石窝，却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永远铭刻在茶马古道的崇山峻岭间。
茶马古道上的雅安藏茶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祛疾。蒙山，自古便与青城、峨眉并称为蜀中三大名山，以茶而闻名于天下。蒙山茶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入贡皇室，直至清末，贡茶历史达1169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有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佳句。
雅州，即今天的雅安。境内的蒙顶山脉年降雨量2200毫米，全年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清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为雅安成为世界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传说2000多年前，有位叫吴理真的道士在蒙山种下七株茶树，取甘露井水熬煮，创造了茶这个流芳百世的饮品。
《史记周本纪》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输入西藏，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雅州出产的茶叶源源不断地通过西南边陲运往西藏，形成初具规模的南路边茶。当时的政府曾用茶来换取西藏的战马，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由于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实行高度垄断，在茶马古道上有朝廷设立的茶马司、买马场、验茶关等机构，目前雅安境内遗留的古茶马司遗址就有六个。
宋朝在榷茶制、茶马互市和以茶治边等茶政的实施上，达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官榷茶叶不仅为了买到更多的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茶叶的垄断，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据《天全县志》载：宋朝熙宁年间，天全茶马比价为一匹马换茶一驮。崇宁年间一匹四尺四寸大马，换茶120斤。到了明代，改为上等马一匹易茶百斤，中等马一匹易茶80斤，下等马一匹易茶60斤。随着互市规模不断扩大，朝廷换得马匹增多，雅安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宋代已达到近200万斤，明代增至400万斤以上。
由于历朝历代的茶马互市，就产生了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川藏道，由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马塘、昌都至拉萨，再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缅甸、印度，史称川藏茶马古道；另一条路线从云南省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至拉萨。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背夫之路。
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必经之路，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海螺，那些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尊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藏茶自有记录以来，就是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按历史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茶、黑茶、粗茶、南路边茶、砖茶、条茶、紧压茶、团茶、边茶等。千百年来，藏茶成为生活在青藏高原藏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族同胞一直有着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销往藏区的边茶生产。2008年，南路边茶（雅安藏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雅安藏茶企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雅安市还建立了南路边茶(雅安藏茶)技艺传习所，成立雅安藏茶研究中心，不断挖掘和弘扬藏茶文化。雅安市现在共有茶园65万亩，其中藏茶年产量近3万吨，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藏茶之乡。
伊朗“浴室”品茗 领略伊斯兰风情
伊朗人不可一日无茶，这大概是到过这个西亚神秘国度的游客们的共同感受。在广场的一隅、公园的凉亭，甚至旅途的驿站里，未必能找到一瓶矿泉水，却一定有一杯暖香的浓茶在等着你。
茶叶消费量惊人伊朗人称茶为茶依(Chayi)，这种与汉语的巧合似乎暗示出古老的丝绸之路所维系的不解情缘。不过，让今天的伊朗人爱不释口的早已不是中国的绿茶，而是柔润浓郁、色如琥珀的红茶。这里的男女老少都爱饮茶，而茶又不像酒类或咖啡不能过量，所以伊朗人只要有空就会喝茶，一天十几杯茶对他们来说很正常。在伊朗这样一个人口近7000万的国家，茶的消费量是惊人的。有数据显示，伊朗每年的茶叶消耗量是4万吨，国产的茶叶只能满足国内2/3的需求，其余的则要从印度或斯里兰卡进口。
伊朗人喝茶讲究的是见水不见茶，也就是说，端到你面前的只能是一杯泡制好的纯茶水，杯底不能出现红茶颗粒。这些颗粒状散茶是放在茶壶中的，这只茶壶则安放在一个巨型水壶的顶部。这样水壶里产生的湿热蒸汽就会源源不断地向上升腾，既把茶香尽数熏发出来，又使茶温历久不散。传统的茶杯则是与茶色相映成趣的红玻璃杯，杯身布满了雕刻细密、花纹精巧的金属镶嵌，俨然勾连成一个隔热护手的杯套，只不过这个杯套精致得近乎奢华了。
独特的伊朗茶道
新沏出的红茶略苦微涩，所以伊朗人饮茶时，方糖必不可少，却从不添加牛奶，为的就是感受那一份纯纯的茶香。方糖的用法也相当特别，并不投入杯里，而是直接放入口中，然后就着糖啜茶。如此一来，糖块的大小融化的快慢就可以决定茶水的甜度，这种由饮者自由控制甜味程度的饮茶法与一杯茶一个味儿的普通饮法大异其趣。旁观者仅凭观察是无法体会到这种茶道的精髓的，只有当你也捧杯含饴，感受丝丝甘甜在唇齿间蔓延，由涩转柔的茶香直袭心扉时，你才不得不承认这种饮茶法真的自有其妙。
如果把茶与糖称作一对伴侣，那么茶和水烟则堪称另一种绝配。伊朗人喝茶时，旁边常有一个五色斑斓、宛如工艺品的长颈壶，这就是别具一格的水烟。比起普通香烟，水烟可谓是绿色环保烟。经过过滤的烟叶少了呛鼻的烟味，却添加了宜人的水果味，橙子、香蕉、草莓，不一而足。水烟可以是一个人守着一个烟壶独品，也可以是几个人围坐一壶共享，丰俭由人，并无定法。一杯茶，一壶烟，各有其香，又兼具其润，是馥郁与清新的完美融合。
浴室也可以改为茶室说到茶，就不能不提茶室。伊朗的茶室可奢可俭，可大可小，全看店家如何安排布局，没有一定的风格。伊朗人喜欢亲近自然，愿意在品茗的同时与山水树木相依相偎，所以传统的室外茶室占了很大的比例。在里海边上的小镇，常可见到山间的茶室。说是茶室，其实泡茶的是在室内，喝茶的却是在室外的木榻上。每个木榻大概可供三四个人踞坐，上面铺着颇具波斯风情的地毯。杯盏端到榻上，客人自取自饮，杯中是香茶水影，眼前是青山白云，那派闲适与恬淡自不待言。
除了自然天成的室外茶室，旅游胜地也是伊朗人置店的上选之所。到过波斯名城伊斯法罕的游人肯定不会忘记在三十三孔桥桥洞里的茶室。店主沿着狭长的桥洞摆放桌子，桥洞与桥洞之间用石板连接，脚下就是流水潺潺，客人仿佛荡舟江上。在这座别无分号的茶廊里，你能享受到的不仅是杯盏之酣，还有观景之乐、会友之欢。古桥、红茶、流水、烟壶，悠悠茶韵里流溢出的正是他们那舒缓和谐的生活节奏。
伊朗旧时的传统浴室经过改装，办起茶室的例子也很多。这种浴室由几间宽敞的大堂组成，每个大堂中央是一方清泉，周围则分出若干区域，每个小区自成一体，挂上布帘就成了一个包间。这些传统建筑大多雕梁画栋，装饰繁复的天花板和图案华丽的四壁令人目不暇接。就像老外到北京的四合院寻幽访古一样，只有来这里品茗，领略到的才是真正古色古香的伊斯兰风情。
雅安边茶与川藏茶马古道
从四川西部重镇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茶贸易线被称为南边茶之路。
边茶指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边茶之乡。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爱的饮用品，藏族人民为得到茶叶，不惧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马匹、皮毛、麝香、药材等土特产品和汉族进行交换。雅安是茶的故乡，与藏区接壤，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最初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简单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来，后来便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随着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藏汉贸易的发展，雅安边茶每年以800万到1000万斤的数量输入西藏，供应广大藏族同胞。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为当年在这条古道上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雅安的南路边茶，所以又称川藏茶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乡
雅安古称青衣羌国，秦时立严道县，汉改称汉嘉，魏周时期一度改称始阳县，到隋朝文帝仁寿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内有雅安山而得名)。从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袭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乡。据《雅安县志》记载：历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树为一县之专利。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雅安地质属古生代岩层，除西北挨岷山山脉地区片麻岩层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为页岩、沙砾岩、石灰岩，故其土壤多为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砂砾质粘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树生长。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年降雨量多达1700毫米以上，日照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雾，空气特别清新，是雅安气候最显著的特点。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特征，为雅安成为茶的故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显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则说明茶当时只能药用。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于神农，闻于周鲁公。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灭纣后，西南巴蜀小国曾以所产之茶作为珍贵礼物去进贡。青衣羌国乃巴蜀小国之一，这说明雅安茶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远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约》称茶在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并通过武阳买茶指出，当时蜀中已有茶叶销售。茶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说明当时蜀人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地步。武阳指今新津、彭山一带，新津、彭山皆是平坝为主，茶树并不很多，而当时茶市已颇具规模。市上的茶叶来自何处?《晋书》记载：蒙山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唐代李肇《国史补》也有记载：剑南(指雅州)有蒙顶石茶，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新津、彭山与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红火的茶叶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边市上的茶叶这不例外。
从西汉吴理真在蒙山植茶开始，茶就成为农事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式作为一项种植业走进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当时雅安的茶叶种植已相当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叶产区。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县两级制，雅州领严道、芦山、名山、百丈四县。到唐玄宗开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荥经一县，雅州共辖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五县。对当时各县茶叶种植情况，陆羽的《茶经》记载：唐朝四十三州郡产茶，雅安、芦山郡上列贡茶。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雅安芦山郡灵关一寨一茶场，名山百丈二茶场，荥经一茶场。《天全州志英烈侯碑》记载：唐贞观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为英烈侯的将军，带领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间遍种之，并教其以茶艺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现九峰之民皆种茶的景象。诸县之中，仍以雅安茶叶种植为最。茶市经营也具相当规模，故有茶树被列为一县之专利的说法。据《四川简史》记载：中唐以后，茶叶勃兴，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其中绵州(今绵阳)、汉州(今广汉)、蜀州(今崇庆)、邛州(今邛崃)、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条产茶地带，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区，蜀茶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到清康乾时代，种植规模更加扩大。《四川古代史稿》记载：当时蜀山素产茶，每岁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户，俱籍采茶为业。
雅安茶叶悠悠远古的历史，有力的证明了雅安就是我国茶叶发源地，蒙顶山更是一座闻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叶最早传入西藏
自古以来，雅安就有滇藏门户之称。向南经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过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与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连，两地毗邻接壤，自然容易发生接触和来往。当雅安茶叶日趋发展，成为大宗农副产品，并作为商品进入贸易市场后，同时传入藏区亦是必然的。当然要有文字记载，这就得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一行从长安出发，一路跋涉进入青海，翻过日月山，走到青海湖边。这时随行汉人中好些人都出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感觉不适的症状，随行医生把脉之后，也找不到准确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贴身随从，从宫中带出来的贡品中，取出蜀中贡品蒙山茶来，从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来净水，煮开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缓缓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适感觉全无。随行大惊，问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说：你我自离了长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饮食的变化和干燥寒冷气候是引起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神农本草记》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称荼)而饮之。茶叶具有药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腻。随行听罢，恍然大悟，一个个无不惊叹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聪明和智慧。传说都是有戏化了的成分，不过这个传说中有两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一是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之茶正是雅安贡品蒙山茶。
史学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二)中记载：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汉族地区的茶叶传入吐蕃。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来是785年左右，这是一种说法;《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种说法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记载：茶叶输入藏区之始，正是藏文创字之时。藏文创字大约在632年左右，这种说法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尽管这三种说法在时间上或早或迟有些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认定了的，那就是茶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始于唐。
三、雅安边茶悠悠远古的历史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著名的边茶之乡。雅安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字、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族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明代以前的边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于是从边茶的焙制入手，逐渐有所改进。《中国茶业大事简记》记载：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黑茶指的就是边茶。当时四川生产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产的数量已经很大，技术也相当成熟。当时生产黑茶就是将立夏后采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进了一大步。清代，雅安边茶的制作曾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易混，各编画天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这一改进很快得到推广，雅荥邛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颇便运输，遂相仿造，设架筑包。具体办法就是把蒸熟茶叶通过紧压，使其成形，这是南路边茶紧压成砖形的最早开始。当时所设之架称为架子，一副架子设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间有一硬质杂木作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头为铁制的重达30多斤的樁棒，不停对茶进行筑压，名曰冲包。冲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难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阵，樁上几包下来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马上换人。这一技术竟沿袭几代，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雅安茶厂工人经过技术革新，将樁棒从32斤改成18斤，但冲包工人劳动强度仍然很大，非身强力壮者，决不能胜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厂茶叶工程技术人员王德华根据人工冲包原理，设计造出一种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冲包机，以机械化生产代替繁重的人工冲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茶生产基地，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中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由于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一个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现最显重要。这种作坊最早始于农村，后来发展到城里。作坊雇请工人常年生产，从原料购进、加工焙制一直到销售均由作坊一体完成。到明以后，这种作坊统一被称为茶号(商号的意思)。茶号增加，行业扩大，附生产业应运而生。官府重税，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雅安边茶业的兴旺，吸引了中国北方的许多富商大贾，使他们把目光纷纷投向雅安。特别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陕合省而治，为陕西商旅大开了方便之门。大批陕西富商大贾纷纷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跻身于雅安边茶行业。在当时中国商业活动中，陕西商旅与山西商旅并驾齐名，他们实力雄厚，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他们陆续在雅安兴办多家茶号，并很快发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垄断雅安边茶的势头。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陕商来雅设立兴办茶号，义兴隆茶号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众多茶号中，它资金雄厚，讲求诚信，经营历史最久，从明代起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可谓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边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以茶易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贸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马，以雅安边茶为内容的藏汉贸易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清康乾期间，以雅安为中心产区的川边诸县，经营边茶的茶号发展到一百多家，茶业资金居诸县工商业之首。在雅安，以经营边茶致富成为民族资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号还到康定开设分店。以茶为副业收入的农户不下10万，茶号雇请制茶工人多达五六千人，每年生产加工边茶多达1000万斤以上。《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边茶销藏引数达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计，销售藏区茶叶达104424万斤。《西藏通览》记载：清代南路边茶自川运往康定至巴塘，数量不下1000万包值约16万两。据《南路边茶调查》(手稿)记载：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运藏边茶达2000驮(从康定到拉萨的南路边茶全用牲口驮运)，每驮6包，共12000包。一户尚且如此，可窥当时全貌。到清代中叶，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茶号仍达七八十家，商人认引每年都在10万引以上。清王朝为了笼络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価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个世纪60年代，雅安边茶厂组织赴藏调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看到明朝、清朝时期皇帝赐给达赖喇嘛和其它活佛的边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光绪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侵销西藏，对南路边茶造成很大冲击。边茶市场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原料是本质问题，印茶产自热带，味道苦涩，远不如川茶芳香适口。加之藏人饮用川茶已有相当历史，认为川茶性凉，消食解腻，沁心解渴，作用较印茶明显。所以饮用时搭配使用，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这一段时间是雅安边茶的低谷时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中，名山、邛崃的茶号全部关门倒闭，雅安、荥经、天全仅存茶号48家，原料生产和茶包加工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据当时调查统计，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人口20余万，95%以上是农业人口，以茶叶收入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收入的人口占10万以上，各家茶号雇请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专业从事背运茶包背夫不下万人，边茶税收占到当时西康全省税收的50%以上。边茶业以其悠悠久远的历史，和在藏汉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业中，仍占据老大的地位。
四、历代的边茶政策和茶马互市
边茶贸易是汉族人以茶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和买卖的一种商业行为。雅安紧邻藏区，藏族人民喜爱饮茶，而雅安是茶之故乡，两地之间以茶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发生贸易往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道：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买茶(当作卖字)，武都地方，羌氏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说明边茶贸易是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的边茶贸易一是出自民间自发往来，二是规模尚小，所以还来不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据考证，在唐以前和唐初，茶叶是没有课税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认识到茶叶经营的重利，于是开始对茶叶采取和实行一系列的专门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税，而后则是实行垄断。《隋唐五代史》记载：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但仅执行两年就废止了。据《旧唐书》记载：兴元改元(784年)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两年后唐朝重又恢复了茶税，贞观九年(793年)正月，乃复税，在产茶州县和茶山还要路估值，十分取一，岁收达四十万缗。还规定各名茶产地，每岁都要挑选一部份最好的茶作为贡品进奉朝廷。从此，茶叶课税便成了朝廷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税更是一增再增。《旧唐书》记载：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开设茶税，财政增加，朝廷尝到甜头，觉得重税之外，茶叶还有重利可图，于是又出台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中国历史大事件表》记载：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郑注请榷茶，从之。《旧唐书》记载：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王朝对茶实行茶榷和官营，就是把茶叶的种植、采摘、焙制、运销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实行垄断管理，由官府自设茶园，禁止私人经营，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严格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论处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项暴政，特别是强迫私人茶树移植官园，如有不从者便焚其茶园的做法，茶农和茶商怨声载道，无不反对。朝廷有识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对，《旧唐书》记载：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唐王朝的榷茶制执行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了。
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对茶颁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叶随文成公主传入西藏，藏族饮茶很快成为风尚，西北、西南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到内地茶区，用马匹、皮毛等向汉族换取茶叶(也包括换取其它一些生活生产资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从中认识到茶叶边销不仅使朝廷能获得重利，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尚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于是茶马互市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态度的贸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来。从此，无论藏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向汉族换茶，都必须听从朝廷安排，按双方事先约定数量，在指定地方进行交换。因交换一方为茶，一方为马，故称茶马互市(又称以茶易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记载：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岭(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当时运往互市的茶叶，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互市地点一直在赤岭进行，由于彼此恪守约界，讲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顺利。茶马互市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宋明两代发展更为红火。
宋代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之间一直频繁发生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费开支和大批马匹，因此，茶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宋代茶叶发展超过前朝各代，茶税增加已成为朝廷战争军费开支的一大支柱，茶叶增产为朝廷易马提供了充足的茶叶货源。双重利益驱动，使朝廷对茶马互市给予特别重视，视其为一项重要的、有利于战争、有利于国防的战略措施。为此，宋王朝实行了一套更严厉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办，并制定有非常严厉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订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制订出了一套非常残酷的榷茶条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对，同年，四川灌县的王小波起义，就是因为茶叶垄断过度，激起百姓不满，茶农们在茶贩王小波率领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颇多非议，结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复辙。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宋朝延续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个阶段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年)，因为北方战端又起，朝廷对熙河(今甘肃临洮、临夏地区)用兵，为博马筹饷，重又实行榷茶制。次年陕西发生马道梗阻，北方马源路断。朝廷将茶马互市的地点由西北的秦、凤、熙、洮诸州改到西南，开辟新的马源。这一改变，除有北方马源路断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带有丰富的边茶资源。熙宁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买茶博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闵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设置茶马司，确定买马场，极力对川陕之茶实行全榷。《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蒲宗闵入川，下令川陕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陕西汉中的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蜀茶尽榷，而雅安茶叶首当其冲。当时蜀中产茶区设有茶马司(负责管理的机构)、买马场(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场有雅州买马场(在今名山县新店一带，至今新店还有茶马司遗迹)、雅州灵关镇买马场(今宝兴县灵关镇)、雅州碉门卖马场(今天全县)和黎州卖马场(今汉源县清溪)。《雅安县志》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皇上特别颁诏，下令其雅州名茶，今专用博马，候马额数足，方许籴买。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马，一定要把茶价卖到位。当时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二寸大马一匹。雅州所辖各县买马场茶马交易一直红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这些买马场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边茶以其优良品质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有良好声誉;三是雅安地区与康藏高原之间，以茶为媒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高宗准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马。赵开在四川改变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项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缴纳款后，官府按茶商认引数额发给引票，茶商则凭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当于一种许可证，非有茶引不能经营茶叶。并对销售地方进行限制，不准运往他地，仅抽税钱。赵开在川变茶法，对促进茶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仅茶商纳款就达一百七十余万缗。因南宋失去西北马场，马源路断，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盘上的马场同藏族继续交易。由于马少茶多，逐渐出现茶价大贱，茶马交易日渐萎缩的局面。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颁诏文臣主茶、武臣主马，力图恢复昔日茶马交易元气，无奈南宋只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丧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现空前荒废，茶马互市已名存实亡。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盐同罪，因为元朝来自北方蒙古民族，对马匹需求无须看重，沿袭茶榷垄断的目的，仅是对边茶贸易赋税的看重。《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
明代，北方边疆亦同宋代，时有战争，对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实行以茶博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体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纳钱请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经营茶叶，不同的是明朝对茶的控制上，除了坚持强硬法令外，还在管理机制方面做了许多添设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国设置秦、洮、河、雅四个茶马司之后，又增设了碉门、黎州(今汉源县清溪)两个茶马司，专门负责与西藏交换马匹。《天全州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特诏碉门六蕃司民，免其卫役，专令蒸鸟茶易马。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下令：四川碉门、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换蕃马。在尽量增加边茶产量，扩大互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茶叶边销出镜，最初规定凡易马之茶，一律官收、官运、官卖，商民不能过问。并在重要关津要口设置批藏茶引所，严格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州所辖诸县更是强调不仅是茶叶，连茶种也不准带过二郎山。《明会典》记载，明朝为保证茶引制度的执行，规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行，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听拿向。卖茶毕，以原给引由赴任卖官司告缴该府州县。商人经过关津要口，必须出示引票，若有差异，就要逮捕拿问，卖完茶引票还要带回到认引地方核销。对于办理茶案失职的官员也有明律规定：私茶出境，关隘失查者，并凌迟处死。洪武年间(1368～1398年)就曾有一个叫欧阳伦的驸马，借出使新疆的机会，私带茶叶出境，被皇帝处以死刑。明朝对茶叶的控制到后来逐渐有所放宽，特别是对茶实行分类管理以后。《明会典》记载：内地所产之茶有官茶、商茶、贡茶三种。官茶即用以储边易马，商茶给卖，贡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课司，验茶有批发所，设于关津要害。商人认引时，必须向官府讲清楚贩茶的用途，方能领到引票，再凭引经营。允许商人除易马之外，也可以用茶叶和少数民族交换皮毛、药材等土产品。除此，明朝还规定，批藏茶引所在关津要口盘验中，如遇喇嘛随身携带少量茶叶过境，可不以私茶论罪，以示优待。
明朝270多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的边茶产区，已成为藏汉贸易的中心。雅州碉门、黎州名山是全国最重要的茶马互市地点，康巴、西藏商人频繁在这些地方出入，进行交易。最初规定，西藏马匹驱赶至雅州碉门易茶，1匹马换茶1800斤。后来改为每上马一匹换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仅洪武时期，通过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两路，岁运茶叶就达50万斤，易马13800匹。由此可见，明代雅安边茶经营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图，私茶泛滥，雅州诸县以茶易马，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四川卖马场中，松潘、理县一带(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为大邑、灌县等地的茶，由于品质不及雅安茶叶好，所以价贱。雅安茶品质好，价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将规定行销松潘、理县一带的茶，通过贿赂盘验人员转移到黎雅销售，造成蕃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马匹换不到好的茶叶，引起藏族同胞的严重不满，对茶马互市也造成损害。
清朝继续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设置茶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条律法令更加严格和完善，胜过以前各个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对于以茶为主要内容的边境贸易不再特别看重以茶易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叶的重税。为了保证这笔财政收入，朝廷煞费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许多监督管理机构，继续实施前代留下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在许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制定更严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记载，清朝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过量。茶和引携同随带，如不合就拿办治罪，茶卖出后，把原领引(票)向政府缴销，伪造引者处斩，家产充公。茶农加私卖茶者，打60棍，茶款没收充公。夹带私茶出境者，押发充军。到乾隆时代(1736～1795年)，茶马交易逐渐萎缩最后完全停止。茶马交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从唐开始，盛于宋、明两朝，经历了1000多个春秋，退出了历史舞台。茶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对四川茶叶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同盐岸一样。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份)。五县均出成都南门，地处四川南部边缘，故名南路边茶，这就是雅安边茶又称南路边茶的来由;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两地均出成都西门，地处四川西部，所以称为西路边茶;行销内地的茶称为复茶。清朝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记载：蜀山素产茶，每当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银一钱，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户，俱藉采茶为业，描述的就是这一期间的情景。到清代中叶，雅安、天全、荥经、名山专门经营边茶的茶号已发展到100多家。年加工边茶多达800～1000多万斤。每年官府发到茶商手里的茶引达10万张以上。边茶通过人背畜驮，年年岁岁，源源不断运往各地藏区，满足藏族人民的需要，这一期间也是雅安边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清末，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开放西藏亚东为商埠，规定五年之内，印藏贸易互不纳税，造成印茶大量侵销西藏，致使南路边茶在藏销售剧减，市场萎缩。形成雅安茶叶和印度茶叶激烈竞争的局面。清光绪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以督商办名义，筹资50万两百银，认引11万张，创立边茶股份公司，强迫茶商入股，力图统一经营南路边茶，结果亦无起色，三年后随着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随之解体停办。
从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这段期间，四川军阀割据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百业萧条，南路边茶仍呈不减势头，年产量稳定在800万斤上下，茶号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发放茶引保持在8万引左右，基本维持了对西藏的供应。
1940年民国政府在西康设立货物税局，改征收税赋为对物计征，经历数百年的边茶引岸制宣告结束。
从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军阀，地方官员，纷纷倚仗各自势力挤入雅安边茶行业，成立一批新的茶号，如西康公司、利康茶号等十余家。官僚资本都是从贩卖鸦片，收刮民脂来的钱，他们财大气粗，对旧茶号冲击很大，特别是一批中小茶号，无力与他们竞争，只好关门倒闭。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仅存下30家，天全10家，荥经8家，年加工边茶17万包左右，边茶业衰落到极点。雅安边茶的盛衰演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对于边销茶所采取的政策，无论是榷茶制、茶引制还是引岸制，无不统一集中在垄断控制这个核心问题上。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看到边茶贸易能为国家财政创造可观收入，以茶易马可以装备军队，支持战争，有利国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还看到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依赖。明代巡抚严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蕃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话充分道出封建统治者的心声。他们之所以对边茶施以垄断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边茶作为制约和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达到以茶制边的目的。宋时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给茶办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归降;明时一度规定入藏之茶限百万斤而止和驸马欧易伦犯私茶出境，被处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边茶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
千百年来，南边茶之路为藏汉贸易的发展，为促进藏汉民族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时这条悠久远古的川藏茶马古道，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边茶文化。
茶马古道：领略千年黑茶文化
说起安化的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黑茶文化。而说起安化的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也必然只有一个地方－－茶马古道。
茶马一词，一是源于唐朝开始的茶马交易机制。古代中原政权为加强军事力量，以茶叶等商品与边疆游牧民族换取战马，并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二是山区茶农以茶叶换取生活物资，由于山道崎岖，交通不便，多用马匹作为驮运工具，因此，茶和马联系在一起。由此引申出了茶马之路，即留存至今所谓的茶马古道。
茶能清解脂肪，祛除油腻，补充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对于地处边陲的游牧民族，以牛羊肉为主，不得茶，则困以病，喝茶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习惯，而因常年迁徙的生活特性，游牧民族的喝茶种类以紧压茶为主，主要是因为紧压茶方便携带，易于储存且耐冲泡。安化黑茶的品质特征正符合西北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因此，从明代被朝廷定为官茶开始，安化黑茶逐步取代其他茶类，成为了西北少数民族饮用的主要茶类，经陕西、甘肃等地茶商销往内蒙、青海、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民国年间政局动荡，交通阻塞才逐步衰落。
安化地处山区，山多地少，有山崖水畔，不种自生的宜茶环境，自古活家口者，唯茶一项。随着黑茶产销的兴盛，商家为了收购和运输茶叶的便利，在安化县境内集资修建茶马专道。这些道路翻山越岭，以青石板铺就，沿途建风雨廊桥、茶亭、栓马柱等供歇息之用，绵延数百里。借助资水横贯全境的地利之便，茶商在安化山区内收购茶叶后，沿茶马专道驮运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销往外地。据专家考证，古代安化黑茶的运销线路是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转运湖北沙市，经襄樊、老河口至泾阳、晋阳、祁县，然后销往西北边陲。因此，也就形成了安化茶马古道与其他地区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船舱马背式的独有特色。
直至今日，安化县内仍留存了大量的茶马古道遗迹，有的仅剩小段路基，有的绵延数里，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有黄花林场腰子界一段、江南至洞市黄花溪一段、陈王次庄至山口一段、洞市老街一段、永锡桥一段等等。茶马古道风景区内，保留了最为完整的一段茶马古道，由山下联环村至高城村绵延几公里的青石板路，由于未进行旅游开发前仍未通公路，这里依然靠马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当地人一直对茶马古道多有维护，才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每逢山下市集圩日，山里人用马匹驮着木材、山货、茶叶等去山下的市集换取生活物资，成群结队，蔚为壮观。在川岩景区内，现今仍保留了安泰廊桥、永济茶亭旧址、川岩茶叶禁碑等茶马古道遗存，仿佛在遥忆着那一片历史的风景。
安化素称茶乡，产茶历史悠久。唐宋时期，茶叶产量誉甲天下。明清时期，所产云雾茶、芙蓉茶驰名中外，成为朝廷贡品。明嘉靖年间创制黑茶远销西北诸省。到了16世纪，安化黑茶取代四川茶叶，居全国领先地位。
西域诸民族以肉食为主，偏爱云南的红茶、四川的乌茶和湖南的黑茶，将它们视为消食养胃的珍品，对安化黑茶更是情有独钟。安化黑茶名不虚传，愈陈愈香，愈陈愈奇，极品黑茶有万两黄金千两茶的骄人身价，饮家视之为玉液琼浆，医家视之为甘口良药。
茶马古道是指唐宋至民国时期，连接内地产茶区和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马交易的交通要道。历史上的益阳，驿道交通发达，并与茶马古道连接起来。千百年来，穿梭在古驿道上的辛勤马帮，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山林深谷的宁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辟了一条通往边陲的经贸之路。在茶马古道上，使益阳茶名扬天下的是黑茶，其著名的品种有茯砖茶、黑砖茶、千两茶和三尖茶。
马帮和茶马古道凝聚和集中了物流和人流，在茶马古道途经的许多水陆交汇点，慢慢自然形成了集镇、驿站，以方便马帮和过往商贾行人买卖商品，住宿歇足。高城峒、江南古镇、永锡桥、洞市老街、唐家观、新化圳上、白溪、隆回滩头、宝庆这些老市镇，便是随茶马古道诞生、发展而来。
四川雅安 茶马古道辉煌的起点
四川雅安，以雅鱼、雅女、雅雨知名；而雅安还有一享誉中华的物产，论影响，远在前三者之上，那就是——茶。
有着传奇色彩的茶马古道出发地在哪里？——雅安是其中之一。雅安产的砖茶称为边茶，数百上千年来经人背马驮翻越二郎山或小相岭进入藏区直至印度、尼泊尔，交换马匹、药材等，既是贸易大宗，也是安定边疆的必须。
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西汉药农吴理真移栽野生茶树于今日雅安名山县的蒙顶山，开创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吴氏被尊为茶祖，雅安即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
自唐代起祭天祀祖的皇茶产自哪里？——雅安。唐天宝年间始以蒙顶山茶极品，作为祭祀天地祖宗和圣人的贡品，连皇上也没有资格享用。蒙顶山茶的皇茶身份一直沿袭到清代皇权没落之时。
古有“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之说，誉雅安蒙顶山茶为茶中极品。诗人白居易晚年忆及一生钟爱：“茶中故旧是蒙山。”虽然现在雅安茶的名气逊于东南省份的名品，但好品质自是有人识。在上海召开的茶叶博览会上，蒙顶山茶却在行家品后得到“不下于四大名茶”的评价。
雅安茶中精品历来是皇家祭祖贡品，产量极少，因此世人少有了解；加之雅安偏于西蜀，相对闭塞，因为历史原因落后于当代市场竞争。但是，论地理、气候、土壤条件，雅安都是最佳茶产地；更因少有工业污染，茶之品质纯净，虽江南佳茗也不让其先。
专家纵论：茶马古道，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茶马古道未来旅游发展模式方面，可以构架一条带着游客寻找纳西文化的线路。
20年前，丽江人木霁弘等六位学者提出一个让世人耳目一新的词——“茶马古道”，从而揭开了一段曾经延续上千年的神秘历史。随后，在影视作品与商业交流的传播下，“茶马古道”如今已成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7月6日，300多名专家学者云集丽江，参加“2010中国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暨生态绿色名优茶博览会”，共同为茶马古道未来的保护与开发出谋划策，一个全新的茶马古道即将再度引起全球的关注。
“举办‘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通过对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经济交流、文化交往、民族交融的研究与探讨，为丽江彰显文化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一次深入探索的机会，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必将为丽江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为经济社会和谐发挥注入新活力，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丽江市委书记王君正在开幕式上说。
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的召开，为丽江彰显文化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次深入探索的机会。
茶马古道：提到国家战略层面“据我观察，现在从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开始，已经启动了整条茶马古道的申遗保护工作，普洱的各个村落，各个民族也为申遗工作做好了准备。”
7月6日上午，2010中国丽江茶马古道文化研讨会暨生态绿色名优茶博览会在丽江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开幕，3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聚首，交流茶马古道及茶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据介绍，本次文化研讨会已经收到88篇论文，内容涉及茶马古道文化的诸多方面。
这，可以看做是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的又一动作。
1990年夏秋之交，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通过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开启了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之路，也是这次考察，木霁弘等人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紧接着在2003年，宁洱县投资400多万元，对茶庵塘至磨黑段12公里的茶马古道进行了修复，这是万里茶马古道中较早得到修复的一段古道。同时又投入450万元修复了那柯里4.4公里的茶马古道，并将那柯里建成了第一个茶马古道文化小镇。
2007年，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成员花了近一年时间，基本摸清了茶马古道纷繁复杂的线路。
2008年11月18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踏访那柯里茶马古道遗址，并对云南各级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年4月1日，由澳门民政总署主办，云南省文物局、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协办的“千年印记——茶马古道风情展”在澳门卢园茶文化馆揭幕，这是在海内外首次以茶马古道文化为主题举办的展览。
6月3日至5日在普洱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遗产保护”，首次启动了国家层面对于茶马古道的保护，同时，茶马古道沿线的各省市区在论坛上达成共识，将在未来加强交流，统一策划，共同保护这条古道，并争取将“茶马古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要求我们尽快完成申报的准备工作。目前，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已做了规范的文本，省政府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已将其列入云南省未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长远目标规划的重要内容。”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白庚胜在开幕式上说：“上个月我们普洱召开国际会议，今天是丽江市人民政府为茶马古道的申遗工作进行的届时研讨会，可以说，丽江在历史上，为茶马古道的存在、保护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白庚胜说，丽江的三项世界遗产都离不开茶马古道，丽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解放六十年，以至辛亥革命以来，我们进入近代史的每一天，每一个历史时刻，都在延续着茶马古道的精神，都在开拓着茶马古道的未来。今天这个研讨会，也会为茶马古道的申遗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据我观察，现在从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开始，已经启动了整条茶马古道的申遗保护工作，普洱的各个村落，各个民族也为申遗工作做好了准备。”白庚胜说：“昨天中午我在祥云吃饭，以前路过祥云，永远都是干旱的，寂静的祥云，现在他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产业转型。全省各地，都在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做茶马古道的保护和重建工作。”
申报世遗：保护工作是前提“曾经有人问我，说我们不停地申报世界遗产，有什么好处？我反问他，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祖国，你认为有什么意义？祖宗给我们留下这个祖国，包括了文化的传承，包括了保护的责任，包括了享受的自由。”
7月1日，国家文物局，白庚胜如坐针毡。这天，他陪同云南省副省长高峰前往国家文物局汇报工作，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肯定了云南省申报文化遗产工作的同时，对省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质疑。面对诸多的问题，白庚胜“想反驳，但只觉得自己词穷”。
“首先，国家文物局领导高度评价了我们丽江在申遗工作当中所作的努力，例如云南有四项世界遗产，丽江独得三项，而且其中两项——世界记忆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还是自己独立申报完成。”白庚胜话锋一转：“但同时，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丽江人，很不客气地提到了我们丽江古城的保护问题。”
白庚胜转述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给他讲述的故事：“有一次到古城，丽江负责陪同的同志告诉国家文物局领导，我们丽江现在可以买到全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领导立刻毫不客气地反问这位同志，这是你们的光荣吗？世界文化遗产是为了能让你们买到世界上任何东西而授予你们的吗？那是因为你们这里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遗产。”
在会谈中，国家文物局领导向白庚胜表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云南现有的四项遗产，特别是丽江的三项遗产，不同程度的受到联合国及国内外专家的质疑。他说，联合国官员对哈尼族梯田的申遗，和茶马古道的申遗都给予关注，但是，首先必须做好现有遗产的保护。以证明云南人民有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度，有管理遗产的能力，有利用遗产的水平。而并不是在利字当头的情况下，进行无限度的开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
白庚胜说：“有些地方建了很多宾馆，很多停车场，很多收费站。国内外的专家在进行考察的时候，对这种利用优先，保护在后，对以功利为目的的申遗工作，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曾经有人问我，说我们不停地申报世界遗产，有什么好处？我反问他，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祖国，你认为有什么意义？祖宗给我们留下这个祖国，包括了文化的传承，包括了保护的责任，包括了享受的自由。”白庚胜认为，我们的有些思路，和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相去甚远。但我们既然加入了这个公约，那我们的一言一行就要遵守这个公约的责任、义务。
旅游开发：纳西文化是卖点茶马古道旅游的开发可以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到丽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互动，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到丽江之所以成为一个多元文化沉淀的历史原因。
“现在所有游客都挤在丽江，感觉在丽江已经把纳西族的文化看透了，那是一种误区。游客还没有真正走进去，看到丽江对于整个周边以及在茶马古道沿途的文化辐射。在明代以来，在茶马古道沿途形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村落，这些都是丽江纳西族文化对其地区的辐射。所以在茶马古道未来旅游发展模式方面，可以构架一条带着游客寻找纳西文化的线路。”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在谈及茶马古道旅游路线的开发模式时说。“沿着茶马古道前行，你能发现更多关于纳西族的秘密。比如像芒康县的盐津，那里的制盐方式、文化多样性等都很有特色。既保留了东巴教的一些仪式，也有一些教堂。”杨福泉对记者说，在途经盐津的时候，专家组里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以盐津的文化多样性，以及独具特色的江水淘盐制盐方式都可以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再比如说整个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木氏土司在整个统治范围的对外文化输出，植物耕作技术的外延，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很好的卖点。”杨福泉说，这样就可以让游客全方位的感受到丽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互动，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到丽江之所以成为一个多元文化沉淀的历史原因。
“茶马古道文化可以展示丽江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把商贸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结合了起来。”云南大学教授、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会副会长木霁弘对记者说，“这实际上与丽江市委市政府打造‘国际精品旅游胜地’的目标是相吻合的。茶马古道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文化品位。可以让人们找到纳西族文化和茶马古道文化在历史上结合形成的一些传统，可以将其注入到‘精品旅游’的建设之中。”